中国海盗为何隐而不传？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
[align=center][table=70%,#ffffff,#953734,2][tr][td][align=center][size=3][color=#d99694][font=宋体][b]中国海盗为何隐而不传？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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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与洋人对自己的祖先当过海盗这件事，态度截然不同。
北欧人的祖宗是当年驰名海上的江洋大盗，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瑞典、丹麦的博物馆中，都客观展示出自己祖先当年当海盗的雄姿，挪威甚至还有海盗博物馆。这些国家的人有时会说到自己的先人是海盗，说这话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反而还有几分得意与自豪。
国人就不同了。与朋友闲聊，我讲到商帮与海盗的关系，总有年长的朋友告诫我，在公开场合讲商帮时，一定要避开这一点。有一次我在福建讲闽商是亦盗亦商，下来就有几个年轻人责难我。在徽州，王直的墓都被愤青破坏了，更不能把他包括在徽州人引以为豪的徽商之中。甚至主流媒体亦持这种态度。陆地上造反抢劫的盗贼，古时称为绿林好汉，今天叫作农民起义。但若跑到海上，古今都称为海盗。在正统的中国史里，对国人当海盗一事，一直隐而不传，雪珥先生的《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偏偏要拿这一段历史说事。作为研究中国商帮的票友，我通过这本书，对商帮有了更多了解。
徽商在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号称第二商帮（仅次于晋商）。平时我们提到徽商，都说他们的四大产业是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其中以盐业为主。其实，徽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产业，这就是对外贸易。政府允许对外贸易时，这是一个正经的行业；政府不允许时，就变成了走私。政府用武力镇压走私活动，走私的商人奋起反抗，就被称为盗。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于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商就成了海盗。这些海盗中，最著名的是王直集团。中国人不忌恨陆上的盗，而忌恨海上的盗，所以谈起徽商，是从来不把王直及其外贸活动包括在内的。
王直是徽州歙县人，又名汪直，因为自知做海盗会连累家族，故而改名王直。他在与日本的贸易中致富，并加入了以许栋为首的海盗集团。当年浙江沿海的双屿岛成了对外贸易中心，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上海。明政府用武力消灭了许栋以后，王直率部下数千人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势力之大，到了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的地步。他们向明政府叫板，公开从事走私活动——当然，从商与为盗是兼而有之的。在他们的指挥下，日本浪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被称为“倭寇”。然而，王直的本意是从商而不是为寇，所以，他有意受招安，当一个本分的商人。他的徽州绩溪同乡胡宗宪对他实施了招安，但在他受招安以后，朝廷又背信弃义地杀了他。这不仅没有消除倭寇，反而使之蔓延开来，为祸更烈。高阳的历史小说《徐老虎与白寡妇》正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的。
与海盗关系更密切的，是闽商，因为闽商的主体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闽商的基本特征是亦盗亦商。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十七岁左右的时候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来往于澳门、日本、吕宋等地。他不仅因此开拓了眼界，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语言，经商时兼做翻译。不久，有机会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为舅舅押送货物到日本平户，遂认识了在平户经商的李旦，并加入了李旦的海盗集团。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这时，李旦集团分成了三支：以李旦为首的日本大本营，以另一头目颜思齐为首的台湾集团，以及以许心素为首的福建本土集团。
1625年，李旦去世后，其子李国继续主持日本事务。不久颜思齐去世，郑芝龙掌控了台湾分支，进而消灭了许心素集团，在福建安平（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1628年，郑芝龙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并利用官军的势力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兄弟、诸彩老、钟斌等海盗集团，军队达万余人，战舰有千余艘。他们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的五大流通体系，管辖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又建立了以金木水火土为名的五支船队，航行于东西各洋。他们颁发实为保险单的“令旗”，每年收入高达四百万两黄金，还垄断了对台贸易，控制了定价权，威胁到荷兰人的利益。1633年，荷兰人偷袭厦门，向郑芝龙进攻，并得到了郑芝龙的对头刘香海盗集团的帮助。郑芝龙靠官兵的支持击败荷兰人，并消灭了刘香集团。自此，郑芝龙垄断了东西两洋的海上贸易。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闽商的主体。郑芝龙集团还为明政府守卫南疆，被称为“南海长城”。
满清入关后，郑芝龙不顾其弟郑芝凤和其子郑成功的反对降清，后被骗入北京软禁，清军占领郑芝龙的大本营安平后，杀害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1661年，郑芝龙被清廷斩首。郑成功在福建、广东一带抗清，并仍保持了海上的垄断势力。1662年，郑成功战胜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当年，郑成功去世，郑成功之子郑经占领台湾，企图实行台独。1683年，康熙派郑家降将施琅攻占台湾，实现了“金瓯一统”。清政府继续实行海禁政策，郑芝龙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闽商并没有就此终结，不仅闽西北的商业高度发达，而且后来福建人继续从事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并向这些地区移民，其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商人。追溯他们的起源，还要感谢亦盗亦商的郑芝龙集团。
东南沿海另一个重要商帮是粤商。我们一般把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广州帮作为粤商的代表。其实粤商还包括潮汕商帮和客家商帮。但粤商中的任何一个商帮都是由海盗发展而来的。沿海各省的百姓都以海为生，捕鱼或海上贸易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方式。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后，他们就不得不做海盗了。明代时著名的海盗，潮州澄海的林道乾和饶平的林凤，就是粤商的先辈。他们都是亦盗亦商，公然与明政府对抗的。林道乾曾在今日泰国的北大年港、当年独立的小邦大泥国（渤泥国）建立定居点，但被明政府联合暹罗、柬埔寨和澳门的葡萄牙人所消灭。林凤本来有望占领马尼拉，但由于得不到国内支持而被西班牙人消灭。“林凤兵败菲律宾，明朝政府虽未参战，却等同参战，因为它在心理上极大地牵制了林凤的斗志、决策乃至兵力，而成为西班牙军队的盟军。”作者雪珥的判断，是正确的。
读到《大国海盗》中介绍的这一段历史，我不禁想到，为什么洋人的海盗在强国富民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被认为是英雄，而我们的海盗当年一点也不比洋人的差，却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强国富民的作用，反倒当时死无葬身之地，今日我们仍羞于提起？
是我们的海盗太与政府对抗了吗？并不是。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海盗都是逼上梁山，而且上山后所惦记的还是招安，想要当一个听话的商人。从王直到郑成功，从林道乾到林凤，都有受招安的历史。他们的受招安也是诚心的，再次为盗，还是政府不信任给逼出来的。
[/size][size=2] [/size][/color][/font][/align][align=left][size=2][color=#000000][font=宋体]是我们的政府不想扩张吗？也不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处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哪个国家不想侵略别人，扩充自己的版图？如今的大国，哪一个不是吞并其他小国而形成的？纵观历史上的中国，强大的时期也要外出侵略、兼并，只有弱小时才以求和为主。那个时代，扩张是人性在国家层次上的表现，也无可厚非。
是中国的航海技术太落后吗？更不是。中国人早就发明了指南针，起码在明代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郑和能远航到东非沿岸，靠的正是先进的航海技术。
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吗？是中国人缺乏航海的传统吗？是中国的内陆足够广阔，无需海外扩张吗？……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政府没有进行海外扩张，更没有利用海盗去通过海外掠夺实现强国富民，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黄土地文化。黑格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有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现在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是由其他民族把它们寻找和研究出来。”黑格尔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
曾经有种广受争议的说法，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与蔚蓝色文化相对的土黄色文化，并指出，中国的未来要走向蔚蓝色文化。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尽管难免有激进偏颇之处，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的死穴是保守与封闭，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无法全面现代化。今天的种种进步，不正是与世界接轨的结果吗？市场经济，人权与自由，科学与民主，这些都不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内容，这些年来我们学习了，接受了，不就进步了吗？
从商帮的历史来看，我们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发达的商业，明清时有在今天仍有影响的商帮。这些曾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些萌芽没有成长为参天的资本主义大树，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就迅速凋零了，其原因还不是这块保守的土黄色大地吗？在文化上，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固守自己那一套不合时宜的文化，拒绝学习外来文化，不接受全世界都承认的东西，哪能保持并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以普遍价值为指导，自己的特色才会有声有色，永葆青春。今天我们研究商帮时应该思考的是，土黄色文化如何影响商帮，又如何消灭商帮。
土黄色文化往往自闭，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制度作为最好的制度，认为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这种文化正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想在蔚蓝色文化之外，从自己的土黄色文化中寻找现代化之路，却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方向不对，找的路子也是歪路、邪路，最后仍然是远离现代文明。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此曲折，百余年而没有进步，还在于拒绝蔚蓝色文化的方向不对。
仔细想来，保守的土黄色文化也并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到汉代成为官方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直到明代之前，还不是那么保守，那么固步自封。汉唐两代的强盛，正来自于开放。尽管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陆地的开放，但已为中国吸收了从物质到精神诸多丰富的因素。宋元两代，除了陆地上的文化交流外，又有了海上交流的内容。尽管那时蔚蓝色文化还没有形成，更多是中国文化的出口，但对外来文化决不排斥。宋代的理学已经曲解了孔子的儒学，但还没有从思想变为实践，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只把它作为一种学说而已。
变化的关键是在明代之后。明初的海禁放大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为主旋律。从那时起，我们就无缘与蔚蓝色文化交流，偌大的中国成为与世隔绝之地。到了清代，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也更为固执。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国人并不是向外部学习，而是更为强烈地抵制外来文化。即使要学习，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本位文明，而不是吸收蔚蓝色文化。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仍不时浮出，仍以这种心态来看世界。
明清以来对蔚蓝色文化的模式、对海上争霸重要性的毫无认识，决定了这两代政府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也决定了民间对海盗的错误认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海上领先地位，根本不可能扶植或支持海盗集团去扩张，也不可能利用海上贸易来强国富民。从明代镇压海盗集团到清代乾隆拒绝对外贸易，再到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这是一条以土黄色文化对抗蔚蓝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屡遭失败，正是这条路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和许多图强改革的失败，正在于不想放弃土黄色文化，甚至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挽救土黄色文化。
在我读过雪珥的几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这本《大国海盗》。他讲了中国海盗的历史，讲了昔日海上中国的辉煌与苦难。我觉得他找到了中国落后的根——用土黄色文化拒绝蔚蓝色文化。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分析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前几年我们还在回忆郑和远航的意义，但有谁认识到，郑和远航实际上是中国的封闭之始呢？一次以炫耀为目的的航行，再伟大也只是展示土黄色文化的辉煌，挥霍大量的金钱，最后无非是对蔚蓝色文化发布封杀令而已。这种见解才有震撼力。读一本书，如果见不到一点能震撼人的思想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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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与洋人对自己的祖先当过海盗这件事，态度截然不同。
北欧人的祖宗是当年驰名海上的江洋大盗，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瑞典、丹麦的博物馆中，都客观展示出自己祖先当年当海盗的雄姿，挪威甚至还有海盗博物馆。这些国家的人有时会说到自己的先人是海盗，说这话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反而还有几分得意与自豪。
国人就不同了。与朋友闲聊，我讲到商帮与海盗的关系，总有年长的朋友告诫我，在公开场合讲商帮时，一定要避开这一点。有一次我在福建讲闽商是亦盗亦商，下来就有几个年轻人责难我。在徽州，王直的墓都被愤青破坏了，更不能把他包括在徽州人引以为豪的徽商之中。甚至主流媒体亦持这种态度。陆地上造反抢劫的盗贼，古时称为绿林好汉，今天叫作农民起义。但若跑到海上，古今都称为海盗。在正统的中国史里，对国人当海盗一事，一直隐而不传，雪珥先生的《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偏偏要拿这一段历史说事。作为研究中国商帮的票友，我通过这本书，对商帮有了更多了解。
徽商在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号称第二商帮（仅次于晋商）。平时我们提到徽商，都说他们的四大产业是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其中以盐业为主。其实，徽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产业，这就是对外贸易。政府允许对外贸易时，这是一个正经的行业；政府不允许时，就变成了走私。政府用武力镇压走私活动，走私的商人奋起反抗，就被称为盗。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于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商就成了海盗。这些海盗中，最著名的是王直集团。中国人不忌恨陆上的盗，而忌恨海上的盗，所以谈起徽商，是从来不把王直及其外贸活动包括在内的。
王直是徽州歙县人，又名汪直，因为自知做海盗会连累家族，故而改名王直。他在与日本的贸易中致富，并加入了以许栋为首的海盗集团。当年浙江沿海的双屿岛成了对外贸易中心，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上海。明政府用武力消灭了许栋以后，王直率部下数千人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势力之大，到了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的地步。他们向明政府叫板，公开从事走私活动——当然，从商与为盗是兼而有之的。在他们的指挥下，日本浪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被称为“倭寇”。然而，王直的本意是从商而不是为寇，所以，他有意受招安，当一个本分的商人。他的徽州绩溪同乡胡宗宪对他实施了招安，但在他受招安以后，朝廷又背信弃义地杀了他。这不仅没有消除倭寇，反而使之蔓延开来，为祸更烈。高阳的历史小说《徐老虎与白寡妇》正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的。
与海盗关系更密切的，是闽商，因为闽商的主体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闽商的基本特征是亦盗亦商。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十七岁左右的时候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来往于澳门、日本、吕宋等地。他不仅因此开拓了眼界，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语言，经商时兼做翻译。不久，有机会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为舅舅押送货物到日本平户，遂认识了在平户经商的李旦，并加入了李旦的海盗集团。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这时，李旦集团分成了三支：以李旦为首的日本大本营，以另一头目颜思齐为首的台湾集团，以及以许心素为首的福建本土集团。
1625年，李旦去世后，其子李国继续主持日本事务。不久颜思齐去世，郑芝龙掌控了台湾分支，进而消灭了许心素集团，在福建安平（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1628年，郑芝龙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并利用官军的势力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兄弟、诸彩老、钟斌等海盗集团，军队达万余人，战舰有千余艘。他们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的五大流通体系，管辖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又建立了以金木水火土为名的五支船队，航行于东西各洋。他们颁发实为保险单的“令旗”，每年收入高达四百万两黄金，还垄断了对台贸易，控制了定价权，威胁到荷兰人的利益。1633年，荷兰人偷袭厦门，向郑芝龙进攻，并得到了郑芝龙的对头刘香海盗集团的帮助。郑芝龙靠官兵的支持击败荷兰人，并消灭了刘香集团。自此，郑芝龙垄断了东西两洋的海上贸易。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闽商的主体。郑芝龙集团还为明政府守卫南疆，被称为“南海长城”。
满清入关后，郑芝龙不顾其弟郑芝凤和其子郑成功的反对降清，后被骗入北京软禁，清军占领郑芝龙的大本营安平后，杀害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1661年，郑芝龙被清廷斩首。郑成功在福建、广东一带抗清，并仍保持了海上的垄断势力。1662年，郑成功战胜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当年，郑成功去世，郑成功之子郑经占领台湾，企图实行台独。1683年，康熙派郑家降将施琅攻占台湾，实现了“金瓯一统”。清政府继续实行海禁政策，郑芝龙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闽商并没有就此终结，不仅闽西北的商业高度发达，而且后来福建人继续从事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并向这些地区移民，其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商人。追溯他们的起源，还要感谢亦盗亦商的郑芝龙集团。
东南沿海另一个重要商帮是粤商。我们一般把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广州帮作为粤商的代表。其实粤商还包括潮汕商帮和客家商帮。但粤商中的任何一个商帮都是由海盗发展而来的。沿海各省的百姓都以海为生，捕鱼或海上贸易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方式。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后，他们就不得不做海盗了。明代时著名的海盗，潮州澄海的林道乾和饶平的林凤，就是粤商的先辈。他们都是亦盗亦商，公然与明政府对抗的。林道乾曾在今日泰国的北大年港、当年独立的小邦大泥国（渤泥国）建立定居点，但被明政府联合暹罗、柬埔寨和澳门的葡萄牙人所消灭。林凤本来有望占领马尼拉，但由于得不到国内支持而被西班牙人消灭。“林凤兵败菲律宾，明朝政府虽未参战，却等同参战，因为它在心理上极大地牵制了林凤的斗志、决策乃至兵力，而成为西班牙军队的盟军。”作者雪珥的判断，是正确的。
读到《大国海盗》中介绍的这一段历史，我不禁想到，为什么洋人的海盗在强国富民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被认为是英雄，而我们的海盗当年一点也不比洋人的差，却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强国富民的作用，反倒当时死无葬身之地，今日我们仍羞于提起？
是我们的海盗太与政府对抗了吗？并不是。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海盗都是逼上梁山，而且上山后所惦记的还是招安，想要当一个听话的商人。从王直到郑成功，从林道乾到林凤，都有受招安的历史。他们的受招安也是诚心的，再次为盗，还是政府不信任给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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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航海技术太落后吗？更不是。中国人早就发明了指南针，起码在明代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郑和能远航到东非沿岸，靠的正是先进的航海技术。
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吗？是中国人缺乏航海的传统吗？是中国的内陆足够广阔，无需海外扩张吗？……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政府没有进行海外扩张，更没有利用海盗去通过海外掠夺实现强国富民，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黄土地文化。黑格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有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现在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是由其他民族把它们寻找和研究出来。”黑格尔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
曾经有种广受争议的说法，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与蔚蓝色文化相对的土黄色文化，并指出，中国的未来要走向蔚蓝色文化。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尽管难免有激进偏颇之处，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的死穴是保守与封闭，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无法全面现代化。今天的种种进步，不正是与世界接轨的结果吗？市场经济，人权与自由，科学与民主，这些都不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内容，这些年来我们学习了，接受了，不就进步了吗？
从商帮的历史来看，我们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发达的商业，明清时有在今天仍有影响的商帮。这些曾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些萌芽没有成长为参天的资本主义大树，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就迅速凋零了，其原因还不是这块保守的土黄色大地吗？在文化上，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固守自己那一套不合时宜的文化，拒绝学习外来文化，不接受全世界都承认的东西，哪能保持并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以普遍价值为指导，自己的特色才会有声有色，永葆青春。今天我们研究商帮时应该思考的是，土黄色文化如何影响商帮，又如何消灭商帮。
土黄色文化往往自闭，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制度作为最好的制度，认为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这种文化正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想在蔚蓝色文化之外，从自己的土黄色文化中寻找现代化之路，却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方向不对，找的路子也是歪路、邪路，最后仍然是远离现代文明。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此曲折，百余年而没有进步，还在于拒绝蔚蓝色文化的方向不对。
仔细想来，保守的土黄色文化也并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到汉代成为官方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直到明代之前，还不是那么保守，那么固步自封。汉唐两代的强盛，正来自于开放。尽管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陆地的开放，但已为中国吸收了从物质到精神诸多丰富的因素。宋元两代，除了陆地上的文化交流外，又有了海上交流的内容。尽管那时蔚蓝色文化还没有形成，更多是中国文化的出口，但对外来文化决不排斥。宋代的理学已经曲解了孔子的儒学，但还没有从思想变为实践，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只把它作为一种学说而已。
变化的关键是在明代之后。明初的海禁放大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为主旋律。从那时起，我们就无缘与蔚蓝色文化交流，偌大的中国成为与世隔绝之地。到了清代，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也更为固执。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国人并不是向外部学习，而是更为强烈地抵制外来文化。即使要学习，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本位文明，而不是吸收蔚蓝色文化。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仍不时浮出，仍以这种心态来看世界。
明清以来对蔚蓝色文化的模式、对海上争霸重要性的毫无认识，决定了这两代政府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也决定了民间对海盗的错误认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海上领先地位，根本不可能扶植或支持海盗集团去扩张，也不可能利用海上贸易来强国富民。从明代镇压海盗集团到清代乾隆拒绝对外贸易，再到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这是一条以土黄色文化对抗蔚蓝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屡遭失败，正是这条路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和许多图强改革的失败，正在于不想放弃土黄色文化，甚至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挽救土黄色文化。
在我读过雪珥的几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这本《大国海盗》。他讲了中国海盗的历史，讲了昔日海上中国的辉煌与苦难。我觉得他找到了中国落后的根——用土黄色文化拒绝蔚蓝色文化。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分析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前几年我们还在回忆郑和远航的意义，但有谁认识到，郑和远航实际上是中国的封闭之始呢？一次以炫耀为目的的航行，再伟大也只是展示土黄色文化的辉煌，挥霍大量的金钱，最后无非是对蔚蓝色文化发布封杀令而已。这种见解才有震撼力。读一本书，如果见不到一点能震撼人的思想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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