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对付“贩卖儿童”：政府出钱赎回被卖儿童
奴婢贱口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
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周礼》，先秦时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场，政府设了“质人”一职，“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这里的“人民”，便指奴婢，跟“牛马、兵器、车辇、珍异”一样都是供交易的货物。
东晋时，政府还从奴婢交易中征税。《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税率为4%，其中3%由卖家承担，1%由买家承担。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奴婢贱口”制度，奴婢在法律上被划入贱民，不具备“国民”身份，而是视同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上买卖，如《唐律》便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贩卖奴婢是合法的，跟你牵头牛到市场上贩卖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历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交易，叫做“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民、将别人家的奴婢拐了贩卖（相当于侵犯别人的财产权）。这种人口买卖是法律不允许的。
入宋之后，奴婢贱口制度开始瓦解，宋代“奴婢”的涵义已不同于之前的“奴婢贱口”，不再是主家的私产，而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法律将这些奴婢称为“女使”、“人力”。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也就是说，从前那种合法的奴婢贱口买卖，在宋代已经不合法了。
当然，奴婢贱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个过程，大致而言，北宋时尚有良贱制度的残余，所以还有零零星星的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到了南宋时期，良贱制度就基本上消亡了，不再有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了。我们说，美国用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度，宋朝则靠文明的自发演进逐渐告别了奴婢贱口制。可惜这个“去奴婢化”的进程在宋亡之后又中断了，元明清时期均出现了奴婢贱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习惯上还保留着“奴婢”的说法，也经常将“雇佣”与“买卖”混用。《宋刑统》由于照抄唐律的原故，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容易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宋代还有奴婢贱口制度。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不可不察。其实，南宋人已经说明白了：“《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宋朝法律对买卖人口的严惩
尽管奴婢贱口交易已在法律上宣告不合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朝就没有贩卖人口现象。实际上，宋代的略卖人口犯罪是相当猖獗的。如北宋末，福建的“生口牙人，或无图辈巧设计幸，或以些小钱物，多端弄赚人家妇女并使女，称要聘为妻，或养为子，因而引诱出偏僻人家停藏，经日后便带往逐处，展转贩卖，深觅厚利”。又如南宋初叶，四川“多有浮浪不逞之人，规图厚利，于恭、涪、泸州与生口牙人通同，诱略良民妇女，或于江边用船津载，每船不下数十人”。这里的“生口牙人”，是当时的职业人贩子，专门干拐卖儿童、诱拐妇女的勾当。
宋朝法律对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是严惩不贷的，宋人自谓：“略人之法，最为严重。”按《宋刑统》，“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宋政府将贩卖人口的行为区分为“略卖”与“和诱”，略卖相当于拐卖，和诱相当于拐诱。和诱的罪行比略卖减一等。但对十岁以下的儿童，即使是和诱，也按略卖人口罪处置。
根据这条立法，我们可以确知，宋朝政府如果抓到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将按被拐儿童的遭遇给予不同的惩罚：凡略卖儿童为他人奴婢的，判绞刑；略卖为庄园童工的，流放三千里；略卖为他人子孙的，判徒刑三年；对被略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按强盗法处置，宋代的强盗法很严厉，为首者一般就是死刑了。
我们知道，中国现行法律对人贩子的处罚较重，对买家却几乎不处罚，因而不少法律界学者都在呼吁修订刑法，加大对买方的惩罚力度。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这孩子是被拐卖的，却掏钱买下来，那么你也要负刑事责任：“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比人贩子减一等。对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中介，法律也会给予严惩：“其知情引领牙保，若藏匿被略诱者，依藏匿犯人法。”
那些被略买的儿童、妇女，一经发现，即由政府解救出来，送回原来的家庭，如宋太宗时的一道立法规定：“验认到（被略卖）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宋仁宗时，“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岭卖为奴婢。周湛为广东提点刑狱，下令捉搦，及令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广南东路提刑官周湛破了一个大案子，解救出被拐人口2600余人，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家庭。
政府出钱赎回被卖儿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卖、和诱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奈却合法的贩卖人口行为：贫困家庭由于无力抚养未成年人口，只好将自己的孩子卖掉。如《夷坚志》讲述的一则故事：北宋末，有一漂亮少妇，“在民家生二子，荆楚岁饥，贫不能自存，其夫鬻之于田氏为侍儿。”
如果按照今日某些“奥派”公知的胡扯，这叫做“儿童抚养权的流转”，应该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因为承认儿童抚养权可以自由转让，才可以杜绝拐卖儿童的黑市。
宋朝政府当然不可能像今日“奥派”公知那样懂许多经济学名词，不过其人文关怀却可以将“奥派”公知抛出一百条街。在宋朝，因为贫穷而卖掉自己的孩子，尽管不是犯罪，却无疑是骨肉相离的人间悲剧。宋政府对此的应对举措是——动用公帑替那些贫困家庭赎回孩子。“赎买”的干预方式，也意味着宋政府默认这种人口交易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让我们来看几个事例：《宋史·太宗本纪》载，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这件事在范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记录：“臣闻淳化中，太宗皇帝以边户饥荒，多卖人口入蕃，颇悯恻之。特遣使以物货收赎，各还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
由于许多被父母卖出去的儿童都被政府赎回，导致不少人家均不愿意再掏钱收养孩子，因为收养后被政府发现，又会被赎回去，尽管经济上或无损失，却白白浪费了工夫。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议，应默许民间的人口交易：“比诏淮南民饥，有以男女雇人者，官为赎还之。今民间不敢雇佣人，而贫者或无自存，望听其便。”这里的“以男女雇人”，实际上就是将家中的孩子卖给有钱人家当奴婢，否则政府也没必要代为赎回。
宋仁宗尽管批准了这位臣僚的建议，但宋政府为贫者赎回被鬻子女的政策并未停止。庆历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宋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南宋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诏曰：“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
对于实际上被贩卖的宋朝儿童数目而言，宋政府的赎回政策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政府出于仁者爱人之念，为贫困人家赎回无奈卖掉的孩子，正是大宋文明的过人之处。我见闻有限，不知其他王朝是否也有类似的人道主义表现。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吴钩
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周礼》，先秦时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场，政府设了“质人”一职，“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这里的“人民”，便指奴婢，跟“牛马、兵器、车辇、珍异”一样都是供交易的货物。
东晋时，政府还从奴婢交易中征税。《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税率为4%，其中3%由卖家承担，1%由买家承担。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奴婢贱口”制度，奴婢在法律上被划入贱民，不具备“国民”身份，而是视同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上买卖，如《唐律》便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贩卖奴婢是合法的，跟你牵头牛到市场上贩卖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历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交易，叫做“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民、将别人家的奴婢拐了贩卖（相当于侵犯别人的财产权）。这种人口买卖是法律不允许的。
入宋之后，奴婢贱口制度开始瓦解，宋代“奴婢”的涵义已不同于之前的“奴婢贱口”，不再是主家的私产，而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法律将这些奴婢称为“女使”、“人力”。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也就是说，从前那种合法的奴婢贱口买卖，在宋代已经不合法了。
当然，奴婢贱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个过程，大致而言，北宋时尚有良贱制度的残余，所以还有零零星星的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到了南宋时期，良贱制度就基本上消亡了，不再有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了。我们说，美国用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度，宋朝则靠文明的自发演进逐渐告别了奴婢贱口制。可惜这个“去奴婢化”的进程在宋亡之后又中断了，元明清时期均出现了奴婢贱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习惯上还保留着“奴婢”的说法，也经常将“雇佣”与“买卖”混用。《宋刑统》由于照抄唐律的原故，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容易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宋代还有奴婢贱口制度。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不可不察。其实，南宋人已经说明白了：“《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宋朝法律对买卖人口的严惩
尽管奴婢贱口交易已在法律上宣告不合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朝就没有贩卖人口现象。实际上，宋代的略卖人口犯罪是相当猖獗的。如北宋末，福建的“生口牙人，或无图辈巧设计幸，或以些小钱物，多端弄赚人家妇女并使女，称要聘为妻，或养为子，因而引诱出偏僻人家停藏，经日后便带往逐处，展转贩卖，深觅厚利”。又如南宋初叶，四川“多有浮浪不逞之人，规图厚利，于恭、涪、泸州与生口牙人通同，诱略良民妇女，或于江边用船津载，每船不下数十人”。这里的“生口牙人”，是当时的职业人贩子，专门干拐卖儿童、诱拐妇女的勾当。
宋朝法律对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是严惩不贷的，宋人自谓：“略人之法，最为严重。”按《宋刑统》，“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宋政府将贩卖人口的行为区分为“略卖”与“和诱”，略卖相当于拐卖，和诱相当于拐诱。和诱的罪行比略卖减一等。但对十岁以下的儿童，即使是和诱，也按略卖人口罪处置。
根据这条立法，我们可以确知，宋朝政府如果抓到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将按被拐儿童的遭遇给予不同的惩罚：凡略卖儿童为他人奴婢的，判绞刑；略卖为庄园童工的，流放三千里；略卖为他人子孙的，判徒刑三年；对被略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按强盗法处置，宋代的强盗法很严厉，为首者一般就是死刑了。
我们知道，中国现行法律对人贩子的处罚较重，对买家却几乎不处罚，因而不少法律界学者都在呼吁修订刑法，加大对买方的惩罚力度。而按宋朝立法，如果你明知这孩子是被拐卖的，却掏钱买下来，那么你也要负刑事责任：“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比人贩子减一等。对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中介，法律也会给予严惩：“其知情引领牙保，若藏匿被略诱者，依藏匿犯人法。”
那些被略买的儿童、妇女，一经发现，即由政府解救出来，送回原来的家庭，如宋太宗时的一道立法规定：“验认到（被略卖）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宋仁宗时，“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岭卖为奴婢。周湛为广东提点刑狱，下令捉搦，及令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广南东路提刑官周湛破了一个大案子，解救出被拐人口2600余人，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家庭。
政府出钱赎回被卖儿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卖、和诱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奈却合法的贩卖人口行为：贫困家庭由于无力抚养未成年人口，只好将自己的孩子卖掉。如《夷坚志》讲述的一则故事：北宋末，有一漂亮少妇，“在民家生二子，荆楚岁饥，贫不能自存，其夫鬻之于田氏为侍儿。”
如果按照今日某些“奥派”公知的胡扯，这叫做“儿童抚养权的流转”，应该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因为承认儿童抚养权可以自由转让，才可以杜绝拐卖儿童的黑市。
宋朝政府当然不可能像今日“奥派”公知那样懂许多经济学名词，不过其人文关怀却可以将“奥派”公知抛出一百条街。在宋朝，因为贫穷而卖掉自己的孩子，尽管不是犯罪，却无疑是骨肉相离的人间悲剧。宋政府对此的应对举措是——动用公帑替那些贫困家庭赎回孩子。“赎买”的干预方式，也意味着宋政府默认这种人口交易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让我们来看几个事例：《宋史·太宗本纪》载，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这件事在范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记录：“臣闻淳化中，太宗皇帝以边户饥荒，多卖人口入蕃，颇悯恻之。特遣使以物货收赎，各还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
由于许多被父母卖出去的儿童都被政府赎回，导致不少人家均不愿意再掏钱收养孩子，因为收养后被政府发现，又会被赎回去，尽管经济上或无损失，却白白浪费了工夫。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议，应默许民间的人口交易：“比诏淮南民饥，有以男女雇人者，官为赎还之。今民间不敢雇佣人，而贫者或无自存，望听其便。”这里的“以男女雇人”，实际上就是将家中的孩子卖给有钱人家当奴婢，否则政府也没必要代为赎回。
宋仁宗尽管批准了这位臣僚的建议，但宋政府为贫者赎回被鬻子女的政策并未停止。庆历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宋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南宋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诏曰：“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
对于实际上被贩卖的宋朝儿童数目而言，宋政府的赎回政策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政府出于仁者爱人之念，为贫困人家赎回无奈卖掉的孩子，正是大宋文明的过人之处。我见闻有限，不知其他王朝是否也有类似的人道主义表现。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吴钩
[ 此帖被大米小米米米米在2016-11-22 23:1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