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武力碰撞
最近，教育部修改了“八年抗战”的说法，改为“十四年抗战”，也就是把抗日战争的起头向前延伸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日作为邻国，互相之间的竞争和战争是免不了的。如果从整个历史的尺度来看，两个国家间最早发生武力碰撞，还要上溯到1350多年前了。
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其中，北边的高句丽地跨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实力最强，隋炀帝、唐太宗多次征伐，也未能消灭它。百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罗在半岛东南部。高句丽与百济联手进攻新罗，新罗难以支撑，向唐朝求援。
三国中，新罗与唐朝关系最好。“小弟”来求援，“大哥”不能不管，好歹唐朝也是当时东亚的国际仲裁者。唐高宗于是向百济发去玺书，要求其罢兵。但是百济依仗有高句丽在北边帮它挡着，认为唐军过不来，所以并不理睬，继续猛攻新罗。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13万人，从山东渡海，进攻百济。这样一支大军，哪里是百济可以抵挡的？很快，在唐罗联军攻击下，百济王扶余义慈投降，百济灭亡。
苏定方接到唐高宗的命令，率部继续北击高句丽，包围其首都平壤，不克，就撤围归国了。在百济这边，他留下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都城泗沘，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百济民众。但是王文度不久就病死了。百济僧人道琛和大将鬼室福信见留守唐军势力薄弱，只有不到一万人，就聚众反唐，占据周留城，掀起百济复国运动。一时之间，百济全境都起来响应。
鬼室福信虽然声威大震，但是毕竟不敢自己称王，他需要找一个百济王族来做王。此时百济王族大多都已经被遣送到长安去了，于是鬼室福信想到了在倭国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史书上又作“扶余丰璋”）。九月，他遣使到倭国，请求援助，同时请求将扶余丰迎回国内做百济王。
当时日本的齐明天皇是女性（日本古代女天皇很不少），但是实际上大权掌握在她的儿子中大兄皇太子手里。这个中大兄很不简单，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他实际主持的。为了维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最高统治者决定出兵援助百济。
扶余丰回到百济之后，就和鬼室福信一起率军包围了刘仁愿。大唐朝廷得知后，派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接替死去王文度。由于兵少，寡不敌众，部下都想西归唐朝。刘仁轨说：“虽然敌人势大，但是我们如果出其不意，是可以击败他们的。如果战胜了，自然也就安全了。然后我们分兵占据险要地方，再请朝廷速派兵船前来增援，就一定可以获得成功，永清海外。如果我们放弃了熊津，那么百济就会复兴，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我们现在以一城之地，居于敌境中心，如果稍有闪失，就会成为俘虏。如果弃城跑到新罗去，又是做客人，寄人篱下，如果发生了不如意的事情，就追悔莫及。更何况鬼室福信为人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对他猜疑忌惮，上下离心。所以，我们现在最适合的策略，就是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轻举妄动。”大家见他分析得有理，就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刘仁轨发新罗兵，一起去救刘仁愿。百济军就解围而去。两支唐军会合，力量仍然不强，只能休整固守。不久鬼室福信杀了道琛，吞并了他的兵马，声势更大了。百济军以重兵守卫真岘城，这里临江高险，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刘仁轨引新罗之兵，趁着夜色登城偷袭，一举占据该城，打通了新罗运粮过来的道路。
百济那边，新国王扶余丰与迎立他的大将鬼室福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扶余丰最终杀了福信，造成内部动乱，人心涣散，严重损伤了百济的力量。扶余丰又遣使往高句丽及倭国请兵，以对抗唐军。而唐朝也终于派出了援军，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7000渡海，与刘仁轨等会合，士气大振。
唐军诸将开作战会议，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要冲，应该先进攻它。”刘仁轨说：“加林险固，如果我们急攻，就会伤损战士；如果我们围困它，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是敌人的巢穴和根本，是其主力萃集之处，如果将它拔除，则其他诸城自然会望风归降。”于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向周留城进发。而刘仁轨自己则亲自与杜爽、归降的百济王子扶于隆等，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史书中又称“白村江”，今韩国锦江），与陆军会合，一起包围了周留城。
倭国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结果老太太经不起舟车劳顿，死在路上。中大兄皇子接过最高指挥权，派倭国主力渡海前往百济。663年八月，在白江的出海口，双方主力相遇，中日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对决。
此役，唐军约13000人，而倭军则达42000人。新罗、百济参战军队各约5000人。唐军战船170艘列阵于白江口。而倭军有战船1000多艘。虽然倭军有数量优势，但是当时两国科技、造船工业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唐军的船更大更强，倭军小船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倭军仍然勇气可嘉，主动向唐军舰队发起冲击。唐军严阵以待，倭军根本无法动摇唐军阵线分毫。
碰了钉子之后，倭军将领与百济王扶余丰开会，计议说：“只要我们勇敢争先，一定可以震慑敌军，他们就会自己撤退。”这算是什么策略？毫无具体计谋和布置，只是一味蛮干罢了。于是倭将们各率部下战船，一窝蜂地向列成坚阵的唐军舰队冲去。刘仁轨一见敌人虽然气势汹汹，却毫无章法，便胸有成竹地将唐军船队分为左右两队，钳形包抄，反而将数倍于自己的倭军包围。倭军被挤压在狭小的海面上，船只无法回旋，互相碰撞，简直就像一场大型的踩踏事故，乱成一团。而外圈包围的唐军则得以充分发扬火力，用各种武器杀伤倭军。
要知道，中国可是发生过赤壁之战的著名战例的，火攻的强大威力，中国的将领们都铭记于心。眼下倭军挤成一团，无法有效运动，又给了刘仁轨再次进行火攻的绝好机会。一时之间，400艘倭船就熊熊燃烧着下沉，整个大海都被火光染红了。倭军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
扶余丰在混乱中逃跑，不知所终，唐罗联军只是缴获了他扔下的宝剑。百济余部见大势已去，全都投降了。战役以唐罗联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白江口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而它的战略影响则更加深远。由于失去了百济这个盟友，5年之后的668年，高句丽就被李勣率领的大唐军队消灭了。新罗在唐朝支持下终于统一半岛。而中日两国在战争中互相摸到了底，日本人经此惨败，深知自己的国力远远无法与大唐抗衡，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从此放弃了与唐朝一争高下的念头，倾心向击败自己的对手学习，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遣唐使，大规模而全面持久地引进中国文化。可以说，白江口之战基本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其中，北边的高句丽地跨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实力最强，隋炀帝、唐太宗多次征伐，也未能消灭它。百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罗在半岛东南部。高句丽与百济联手进攻新罗，新罗难以支撑，向唐朝求援。
三国中，新罗与唐朝关系最好。“小弟”来求援，“大哥”不能不管，好歹唐朝也是当时东亚的国际仲裁者。唐高宗于是向百济发去玺书，要求其罢兵。但是百济依仗有高句丽在北边帮它挡着，认为唐军过不来，所以并不理睬，继续猛攻新罗。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13万人，从山东渡海，进攻百济。这样一支大军，哪里是百济可以抵挡的？很快，在唐罗联军攻击下，百济王扶余义慈投降，百济灭亡。
苏定方接到唐高宗的命令，率部继续北击高句丽，包围其首都平壤，不克，就撤围归国了。在百济这边，他留下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都城泗沘，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百济民众。但是王文度不久就病死了。百济僧人道琛和大将鬼室福信见留守唐军势力薄弱，只有不到一万人，就聚众反唐，占据周留城，掀起百济复国运动。一时之间，百济全境都起来响应。
鬼室福信虽然声威大震，但是毕竟不敢自己称王，他需要找一个百济王族来做王。此时百济王族大多都已经被遣送到长安去了，于是鬼室福信想到了在倭国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史书上又作“扶余丰璋”）。九月，他遣使到倭国，请求援助，同时请求将扶余丰迎回国内做百济王。
当时日本的齐明天皇是女性（日本古代女天皇很不少），但是实际上大权掌握在她的儿子中大兄皇太子手里。这个中大兄很不简单，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他实际主持的。为了维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最高统治者决定出兵援助百济。
扶余丰回到百济之后，就和鬼室福信一起率军包围了刘仁愿。大唐朝廷得知后，派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接替死去王文度。由于兵少，寡不敌众，部下都想西归唐朝。刘仁轨说：“虽然敌人势大，但是我们如果出其不意，是可以击败他们的。如果战胜了，自然也就安全了。然后我们分兵占据险要地方，再请朝廷速派兵船前来增援，就一定可以获得成功，永清海外。如果我们放弃了熊津，那么百济就会复兴，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我们现在以一城之地，居于敌境中心，如果稍有闪失，就会成为俘虏。如果弃城跑到新罗去，又是做客人，寄人篱下，如果发生了不如意的事情，就追悔莫及。更何况鬼室福信为人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对他猜疑忌惮，上下离心。所以，我们现在最适合的策略，就是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轻举妄动。”大家见他分析得有理，就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刘仁轨发新罗兵，一起去救刘仁愿。百济军就解围而去。两支唐军会合，力量仍然不强，只能休整固守。不久鬼室福信杀了道琛，吞并了他的兵马，声势更大了。百济军以重兵守卫真岘城，这里临江高险，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刘仁轨引新罗之兵，趁着夜色登城偷袭，一举占据该城，打通了新罗运粮过来的道路。
百济那边，新国王扶余丰与迎立他的大将鬼室福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扶余丰最终杀了福信，造成内部动乱，人心涣散，严重损伤了百济的力量。扶余丰又遣使往高句丽及倭国请兵，以对抗唐军。而唐朝也终于派出了援军，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7000渡海，与刘仁轨等会合，士气大振。
唐军诸将开作战会议，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要冲，应该先进攻它。”刘仁轨说：“加林险固，如果我们急攻，就会伤损战士；如果我们围困它，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是敌人的巢穴和根本，是其主力萃集之处，如果将它拔除，则其他诸城自然会望风归降。”于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向周留城进发。而刘仁轨自己则亲自与杜爽、归降的百济王子扶于隆等，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史书中又称“白村江”，今韩国锦江），与陆军会合，一起包围了周留城。
倭国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结果老太太经不起舟车劳顿，死在路上。中大兄皇子接过最高指挥权，派倭国主力渡海前往百济。663年八月，在白江的出海口，双方主力相遇，中日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对决。
此役，唐军约13000人，而倭军则达42000人。新罗、百济参战军队各约5000人。唐军战船170艘列阵于白江口。而倭军有战船1000多艘。虽然倭军有数量优势，但是当时两国科技、造船工业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唐军的船更大更强，倭军小船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倭军仍然勇气可嘉，主动向唐军舰队发起冲击。唐军严阵以待，倭军根本无法动摇唐军阵线分毫。
碰了钉子之后，倭军将领与百济王扶余丰开会，计议说：“只要我们勇敢争先，一定可以震慑敌军，他们就会自己撤退。”这算是什么策略？毫无具体计谋和布置，只是一味蛮干罢了。于是倭将们各率部下战船，一窝蜂地向列成坚阵的唐军舰队冲去。刘仁轨一见敌人虽然气势汹汹，却毫无章法，便胸有成竹地将唐军船队分为左右两队，钳形包抄，反而将数倍于自己的倭军包围。倭军被挤压在狭小的海面上，船只无法回旋，互相碰撞，简直就像一场大型的踩踏事故，乱成一团。而外圈包围的唐军则得以充分发扬火力，用各种武器杀伤倭军。
要知道，中国可是发生过赤壁之战的著名战例的，火攻的强大威力，中国的将领们都铭记于心。眼下倭军挤成一团，无法有效运动，又给了刘仁轨再次进行火攻的绝好机会。一时之间，400艘倭船就熊熊燃烧着下沉，整个大海都被火光染红了。倭军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
扶余丰在混乱中逃跑，不知所终，唐罗联军只是缴获了他扔下的宝剑。百济余部见大势已去，全都投降了。战役以唐罗联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白江口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而它的战略影响则更加深远。由于失去了百济这个盟友，5年之后的668年，高句丽就被李勣率领的大唐军队消灭了。新罗在唐朝支持下终于统一半岛。而中日两国在战争中互相摸到了底，日本人经此惨败，深知自己的国力远远无法与大唐抗衡，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从此放弃了与唐朝一争高下的念头，倾心向击败自己的对手学习，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遣唐使，大规模而全面持久地引进中国文化。可以说，白江口之战基本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