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家族后人隐姓埋名成为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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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曾祖父曾在北京城显赫一时，宅子占地近百亩；当年，祖父的四合院也很气派；他却正在为儿子的婚房发愁：“儿子与女朋友谈了5年了，可买不起房，结不了婚啊！”
他是慈禧太后胞弟叶赫那拉·桂祥的曾孙，名叫“叶赫那拉·根正”。自慈禧去世起，“叶赫那拉”就一直是这个家族对外人讳莫如深的姓氏。所以，在身份证上，他的名字是“那根正”。进入21世纪，他的名片上才大胆地出现了“大清慈禧皇太后曾侄孙叶赫那拉·根正”的汉字和满文。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根正先生现在的职场身份是：颐和园游人投诉接待总站站长。
慈禧后人身份差点证明不了
金秋的北京，颐和园西边不远处一个老式居民小区里，那根正穿着已显旧却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衫，看上去和普通“老北京”没什么两样。在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端坐在沙发边，双手平放膝上；他的语调平和，不紧不慢，一口一个“您”；他笑容谦恭，递茶水递物都用双手。言谈举止，无不透露出他的家教和与众不同的气质。
那根正祖上载入清史的名人很多。除了慈禧，为人们熟知的还有：慈禧的妹妹、那根正曾祖父桂祥的二姐婉贞是光绪皇帝的生母、溥仪皇帝的嫡祖母；桂祥的二女儿、那根正祖父的姐姐静芬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
那根正的“慈禧后人”身份为人们所知晓，主要缘自他近年与人合著的两本书：《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他在书中讲了许多正史无记载、与野史和传言也大相径庭的故事。他说，从小爷爷常把他拉到身旁，给他讲家族历史、宫里逸闻，讲“老佛爷”、某皇上、某王爷、某太监的故事。
曾经有人写文章对那根正的“慈禧后人”身份提出疑问，那根正对此颇感委屈，但又似乎有口难辩，因为他家的家谱及慈禧与娘家人合影的照片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而只有这些东西能证明那根正的爷爷那增锡（原名那德锡）是桂祥的长子。2006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北京胡同志》，书中提到：“西太后胞弟桂祥之子那德锡”，曾在清河“购置旧房产，翻建了一座三合院。1958年秋，那德锡率子那景元、孙那根正迁到清河一街42号的住所。”那根正立即把这套书买回了家。
曾祖父被清朝高官争相攀附
如果中国近代历史沿着原来的轨迹运行下去，那根正也许会是一名位高权重的王爷。但如今，祖辈的荣华富贵、大院豪宅，对他来说已是沧海桑田。
时光倒回去100多年，那根正的曾祖父桂祥可是大清朝高官们争先攀附的人物，人称“桂爷”。早期桂祥的最高职位是镶黄旗都统，此外还有一大堆“闲差”。后来女儿成了光绪皇后，桂祥被封“三等承恩公”。桂祥的官位不算太高，地位却非同一般，每到年节，官员们纷纷登门送钱送礼，除了京官，外省官员专程赶来的也不少。
那增锡常常回忆当年桂公府的气派：下人两百多；有三个厨房，厨子二十来人；家里用的瓷器都到景德镇的“王爷窑”定制；家里设家馆，所有孩子都在家馆上学；家里还有个“女红房”，七八个师傅给全家人做衣服。按规矩，光绪皇帝每年要赏岳父桂祥大批绸缎，慈禧也常赏娘家衣料，“女红房”一年忙到头也做不完；隆裕嫁给光绪时，陪嫁达二百多挑……祖上的奢华景象，那根正听爷爷讲了又讲，包括按清朝规制，当年桂公府大门的高宽尺寸、装饰图案造型，门前狮子的大小，那根正都能细细道来。
获赏珍宝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很多
身为这个家族的后人，如果不是“文革”，祖辈留下的财产足够那根正兄弟姐妹们丰衣足食几辈子。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宫”中赏赐的稀世物品还在他家里堆得满满当当。
40多年过去了，当年全家人惊恐地销毁“大清朝”“老佛爷”留下的所有痕迹的一幕幕，那根正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1966年秋，家里人先是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把没法烧掉的“帝王将相”的东西都埋了进去，其中有瓷器上千件。然后再把家谱、字、画、照片等统统烧了。最后是在深更半夜把装有二三千块银元的大袋子扔到北京城北的清河里。
当时那根正已经15岁了，毁掉的很多东西他都印象深刻：有一个近两米长的紫檀木黑箱子，装满祖宗画像和字画；有清朝时的照片和底版，摞起来足有1米高；银元上面的图案有龙有凤，还有袁大头，品种很多；有一张慈禧和桂祥全家十几个人的合影，足有21英寸彩电屏幕那么大。
还有一张紫檀木床，是慈禧赏给那增锡的，上面的雕龙刻凤极其精致，那家人把它拆了，扔进炕洞，烧了三天三夜，炕上的青砖都烧红了。
当时厨房里挂着的一幅照片没被注意到，侥幸保留了下来。这是一幅近2米长、手工上色的颐和园全景照片，是当时慈禧的照相师用遥拍技术拍的，拿到德国冲印，只带回中国三张，慈禧和光绪皇帝各一张，剩下一张赏给了桂祥。
1990年，那根正和弟弟把“文革”中挖的大坑刨开了。兄弟俩看着一大堆碎瓷，觉得没什么用处，从中挑了一脸盆有图案有字的瓷片留作纪念，其余的全部用盛苹果的竹筐装了满满8大筐，运到北京郊区的垃圾场倒了。几年后故宫的专家看到留下的那盆瓷片，惋惜不已。
2002年，那增锡留下的院子拆迁，至此祖宗留下的家产所剩无几。
爷爷的阶级成分被划为贫农
这么多的皇家赐物藏品，居然躲过了清帝退位后半个世纪的战争和社会动荡。那根正说，对他们家族，国民党不招不惹，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共产党则平等相待，叶赫那拉氏后人因此一直衣食无忧、安稳度日。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诏书》发布。这以后，桂祥和所有清朝皇族一样，“王公世爵照旧保留，私产一律得到保护”，而且仍能从溥仪那里领到逐年递减的俸银。但是，宫中的赏赐没有了，也没人登门送钱送物了，桂公府开始裁减下人。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桂祥从此没有了俸银。但对于桂公府的家产，民国政府和各路军阀没有人来觊觎过。
当时桂祥全家40多人，出去工作的很少，基本上靠家产度日，除了花积攒的金条、银元，也开始拿出字画、古玩变卖。一两年后，桂祥把桂公府的宅子卖了，给3个儿子分别买了宅子、分了家产。后来，自立门户的那增锡也给儿子们分家，给6个儿子各买了一个独门独院。但巨额家产也引发争执，每次分家都让那家兄弟之间失了和气。
日本侵华期间，那增锡在清河陆军学堂当教官，他恨日本人，不肯学日语，不愿替日本人做事，后来干脆辞职回家赋闲。因为溥仪的关系，日本人对他还算客气，也没来动过他们的财产。
北平解放前夕，那增锡积极帮北平地下党给自己的学生傅作义做工作，为和平解放北平做了贡献，还因此认识了任弼时、叶剑英等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久新中国成立，那增锡翻着从任弼时那里要来的土改小册子，对工作队说：“我现在就破房几间，地无一垅，长工没有，短工全无，按共产党的政策，我应该划为贫农。”于是，那根正爷爷的阶级成分被定为贫农，家产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分家后的那增锡与那根正父亲一家生活。上个世纪50年代，那根正全家11口人，收入只有父亲一个普通干部的工资，家里经常拿出银元去换人民币，日子仍然过得很好。当时瓷器古玩不好出手了；屋外窗台上扔着一个铝制饭盒，里面满满一盒翡翠玉石首饰，多年没人理会；五六十个精致的鸟笼子、几百个蛐蛐罐在院子里随便堆着。
清朝灭亡后，收古玩的人隔三差五上那家，廉价买走不少东西。后来外国人也来了，他们专门找北平的王公贵族，开很高的价收买物件。那家人没有文物意识，拣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卖了不少，但宫中赏赐的从康熙开始的各个皇帝用过的东西都没出手。
申请十七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直到那增锡1959年去世，那根正家都保持着许多外人不知道的规矩。
家里的一面墙一直设着祖宗堂，挂着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叶赫那拉几位祖宗画像，还供着镶嵌在雕花紫檀木框中的慈禧照片，平时拉上布幔，把整面墙遮上。
大年夜，全家人穿上新衣，拉开布幔，拿出祖宗牌位，挂上家谱，点蜡上香，按辈份排好，向祖宗磕头，那增锡还要说上三五分钟的祭词。
家族的人出去从不说自己姓叶赫那拉，他们有的改姓那，有的改姓叶。因为慈禧死后，对她的咒骂立即开始，铺天盖地。那增锡对此很不服气，他总说：“老佛爷非常贤德、能干，清末那点屎盆子全扣她头上了。”
但家族中很多人至今仍不愿承认自己是慈禧后人。
那家的孩子管得很严。
女孩儿不能高声说话、哈哈大笑；小辈早上起来、外面回来都要先到父母房中请安，否则就会挨耳光；女人不上桌，不会男客；孩子从小得练字。
对于清朝的灭亡，叶赫那拉后人一直归罪于袁世凯。那根正说，清朝皇族们不恨孙中山，只恨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是个骗子。提起炸了慈禧墓的孙殿英，爷爷也恨得不得了。
在新中国，叶赫那拉后人大多当医生、教师、工人，近年“只有一个远房侄子，开个小服装店”。家里人可以务农、做工、做官，但鄙视经商。
1879年出生的那增锡在世时，始终活在对家族昔日显赫荣华的缅怀当中。1928年，清东陵被盗，他们家里人急忙偷偷跑去看，干着急却无可奈何。上个世纪50年代，那增锡还带着家里人去过清东陵，只是不敢公开祭拜。他生前曾说，我是经过三个朝代的人，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
叶赫那拉后人与爱新觉罗后人常有来往。溥仪到沈阳后，曾跟那增锡通过书信，还让人给那增锡捎来伪满州国的“登基昭书”和纪念章。溥仪被大赦后，那根正曾跟着父亲去看望溥仪。近二三十年，那根正不时与溥杰、溥任等爱新觉罗后人相聚，有时一起去上王爷坟。一次他与溥杰开玩笑：“我爷爷常说，努尔哈赤是我家女婿，皇太极是我们家外孙子，所有的大清朝皇帝都是我们家后代。”溥杰老人笑答：“你们是娘家人，称不上龙，你们家是凤”。溥杰还当即给他写下“龙飞虎啸凤翥鸾翔”几个大字。
那根正曾上山下乡9年。他1971年就申请入党，但“外调”发现他是“卖国贼慈禧的后人”，没能如愿。
他坚定地一次次申请，1988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说：“封建统治腐朽没落，是必定要灭亡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走向强盛。”
那根正对颐和园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从兵团回城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但他仍争取调到颐和园。他对颐和园所有建筑和景点，都能如数家珍。他长期收集颐和园门票，从1924年开园到后来各个时期的门票，他收集了1000多种、上万枚。他从容淡定，守着颐和园踏实工作，平凡生活。业余时间，他钻研满、汉书法。他曾将80多件家传文物捐赠拍卖，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各国元首、要人到颐和园游览，他常为他们讲解，他和各国贵宾的合影装了厚厚一本影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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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曾祖父曾在北京城显赫一时，宅子占地近百亩；当年，祖父的四合院也很气派；他却正在为儿子的婚房发愁：“儿子与女朋友谈了5年了，可买不起房，结不了婚啊！”
他是慈禧太后胞弟叶赫那拉·桂祥的曾孙，名叫“叶赫那拉·根正”。自慈禧去世起，“叶赫那拉”就一直是这个家族对外人讳莫如深的姓氏。所以，在身份证上，他的名字是“那根正”。进入21世纪，他的名片上才大胆地出现了“大清慈禧皇太后曾侄孙叶赫那拉·根正”的汉字和满文。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根正先生现在的职场身份是：颐和园游人投诉接待总站站长。
慈禧后人身份差点证明不了
金秋的北京，颐和园西边不远处一个老式居民小区里，那根正穿着已显旧却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衫，看上去和普通“老北京”没什么两样。在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端坐在沙发边，双手平放膝上；他的语调平和，不紧不慢，一口一个“您”；他笑容谦恭，递茶水递物都用双手。言谈举止，无不透露出他的家教和与众不同的气质。
那根正祖上载入清史的名人很多。除了慈禧，为人们熟知的还有：慈禧的妹妹、那根正曾祖父桂祥的二姐婉贞是光绪皇帝的生母、溥仪皇帝的嫡祖母；桂祥的二女儿、那根正祖父的姐姐静芬是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
那根正的“慈禧后人”身份为人们所知晓，主要缘自他近年与人合著的两本书：《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我所知道的末代皇后隆裕》。他在书中讲了许多正史无记载、与野史和传言也大相径庭的故事。他说，从小爷爷常把他拉到身旁，给他讲家族历史、宫里逸闻，讲“老佛爷”、某皇上、某王爷、某太监的故事。
曾经有人写文章对那根正的“慈禧后人”身份提出疑问，那根正对此颇感委屈，但又似乎有口难辩，因为他家的家谱及慈禧与娘家人合影的照片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而只有这些东西能证明那根正的爷爷那增锡（原名那德锡）是桂祥的长子。2006年，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北京胡同志》，书中提到：“西太后胞弟桂祥之子那德锡”，曾在清河“购置旧房产，翻建了一座三合院。1958年秋，那德锡率子那景元、孙那根正迁到清河一街42号的住所。”那根正立即把这套书买回了家。
曾祖父被清朝高官争相攀附
如果中国近代历史沿着原来的轨迹运行下去，那根正也许会是一名位高权重的王爷。但如今，祖辈的荣华富贵、大院豪宅，对他来说已是沧海桑田。
时光倒回去100多年，那根正的曾祖父桂祥可是大清朝高官们争先攀附的人物，人称“桂爷”。早期桂祥的最高职位是镶黄旗都统，此外还有一大堆“闲差”。后来女儿成了光绪皇后，桂祥被封“三等承恩公”。桂祥的官位不算太高，地位却非同一般，每到年节，官员们纷纷登门送钱送礼，除了京官，外省官员专程赶来的也不少。
那增锡常常回忆当年桂公府的气派：下人两百多；有三个厨房，厨子二十来人；家里用的瓷器都到景德镇的“王爷窑”定制；家里设家馆，所有孩子都在家馆上学；家里还有个“女红房”，七八个师傅给全家人做衣服。按规矩，光绪皇帝每年要赏岳父桂祥大批绸缎，慈禧也常赏娘家衣料，“女红房”一年忙到头也做不完；隆裕嫁给光绪时，陪嫁达二百多挑……祖上的奢华景象，那根正听爷爷讲了又讲，包括按清朝规制，当年桂公府大门的高宽尺寸、装饰图案造型，门前狮子的大小，那根正都能细细道来。
获赏珍宝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很多
身为这个家族的后人，如果不是“文革”，祖辈留下的财产足够那根正兄弟姐妹们丰衣足食几辈子。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宫”中赏赐的稀世物品还在他家里堆得满满当当。
40多年过去了，当年全家人惊恐地销毁“大清朝”“老佛爷”留下的所有痕迹的一幕幕，那根正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1966年秋，家里人先是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把没法烧掉的“帝王将相”的东西都埋了进去，其中有瓷器上千件。然后再把家谱、字、画、照片等统统烧了。最后是在深更半夜把装有二三千块银元的大袋子扔到北京城北的清河里。
当时那根正已经15岁了，毁掉的很多东西他都印象深刻：有一个近两米长的紫檀木黑箱子，装满祖宗画像和字画；有清朝时的照片和底版，摞起来足有1米高；银元上面的图案有龙有凤，还有袁大头，品种很多；有一张慈禧和桂祥全家十几个人的合影，足有21英寸彩电屏幕那么大。
还有一张紫檀木床，是慈禧赏给那增锡的，上面的雕龙刻凤极其精致，那家人把它拆了，扔进炕洞，烧了三天三夜，炕上的青砖都烧红了。
当时厨房里挂着的一幅照片没被注意到，侥幸保留了下来。这是一幅近2米长、手工上色的颐和园全景照片，是当时慈禧的照相师用遥拍技术拍的，拿到德国冲印，只带回中国三张，慈禧和光绪皇帝各一张，剩下一张赏给了桂祥。
1990年，那根正和弟弟把“文革”中挖的大坑刨开了。兄弟俩看着一大堆碎瓷，觉得没什么用处，从中挑了一脸盆有图案有字的瓷片留作纪念，其余的全部用盛苹果的竹筐装了满满8大筐，运到北京郊区的垃圾场倒了。几年后故宫的专家看到留下的那盆瓷片，惋惜不已。
2002年，那增锡留下的院子拆迁，至此祖宗留下的家产所剩无几。
爷爷的阶级成分被划为贫农
这么多的皇家赐物藏品，居然躲过了清帝退位后半个世纪的战争和社会动荡。那根正说，对他们家族，国民党不招不惹，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共产党则平等相待，叶赫那拉氏后人因此一直衣食无忧、安稳度日。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诏书》发布。这以后，桂祥和所有清朝皇族一样，“王公世爵照旧保留，私产一律得到保护”，而且仍能从溥仪那里领到逐年递减的俸银。但是，宫中的赏赐没有了，也没人登门送钱送物了，桂公府开始裁减下人。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桂祥从此没有了俸银。但对于桂公府的家产，民国政府和各路军阀没有人来觊觎过。
当时桂祥全家40多人，出去工作的很少，基本上靠家产度日，除了花积攒的金条、银元，也开始拿出字画、古玩变卖。一两年后，桂祥把桂公府的宅子卖了，给3个儿子分别买了宅子、分了家产。后来，自立门户的那增锡也给儿子们分家，给6个儿子各买了一个独门独院。但巨额家产也引发争执，每次分家都让那家兄弟之间失了和气。
日本侵华期间，那增锡在清河陆军学堂当教官，他恨日本人，不肯学日语，不愿替日本人做事，后来干脆辞职回家赋闲。因为溥仪的关系，日本人对他还算客气，也没来动过他们的财产。
北平解放前夕，那增锡积极帮北平地下党给自己的学生傅作义做工作，为和平解放北平做了贡献，还因此认识了任弼时、叶剑英等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久新中国成立，那增锡翻着从任弼时那里要来的土改小册子，对工作队说：“我现在就破房几间，地无一垅，长工没有，短工全无，按共产党的政策，我应该划为贫农。”于是，那根正爷爷的阶级成分被定为贫农，家产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分家后的那增锡与那根正父亲一家生活。上个世纪50年代，那根正全家11口人，收入只有父亲一个普通干部的工资，家里经常拿出银元去换人民币，日子仍然过得很好。当时瓷器古玩不好出手了；屋外窗台上扔着一个铝制饭盒，里面满满一盒翡翠玉石首饰，多年没人理会；五六十个精致的鸟笼子、几百个蛐蛐罐在院子里随便堆着。
清朝灭亡后，收古玩的人隔三差五上那家，廉价买走不少东西。后来外国人也来了，他们专门找北平的王公贵族，开很高的价收买物件。那家人没有文物意识，拣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卖了不少，但宫中赏赐的从康熙开始的各个皇帝用过的东西都没出手。
申请十七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直到那增锡1959年去世，那根正家都保持着许多外人不知道的规矩。
家里的一面墙一直设着祖宗堂，挂着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叶赫那拉几位祖宗画像，还供着镶嵌在雕花紫檀木框中的慈禧照片，平时拉上布幔，把整面墙遮上。
大年夜，全家人穿上新衣，拉开布幔，拿出祖宗牌位，挂上家谱，点蜡上香，按辈份排好，向祖宗磕头，那增锡还要说上三五分钟的祭词。
家族的人出去从不说自己姓叶赫那拉，他们有的改姓那，有的改姓叶。因为慈禧死后，对她的咒骂立即开始，铺天盖地。那增锡对此很不服气，他总说：“老佛爷非常贤德、能干，清末那点屎盆子全扣她头上了。”
但家族中很多人至今仍不愿承认自己是慈禧后人。
那家的孩子管得很严。
女孩儿不能高声说话、哈哈大笑；小辈早上起来、外面回来都要先到父母房中请安，否则就会挨耳光；女人不上桌，不会男客；孩子从小得练字。
对于清朝的灭亡，叶赫那拉后人一直归罪于袁世凯。那根正说，清朝皇族们不恨孙中山，只恨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是个骗子。提起炸了慈禧墓的孙殿英，爷爷也恨得不得了。
在新中国，叶赫那拉后人大多当医生、教师、工人，近年“只有一个远房侄子，开个小服装店”。家里人可以务农、做工、做官，但鄙视经商。
1879年出生的那增锡在世时，始终活在对家族昔日显赫荣华的缅怀当中。1928年，清东陵被盗，他们家里人急忙偷偷跑去看，干着急却无可奈何。上个世纪50年代，那增锡还带着家里人去过清东陵，只是不敢公开祭拜。他生前曾说，我是经过三个朝代的人，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
叶赫那拉后人与爱新觉罗后人常有来往。溥仪到沈阳后，曾跟那增锡通过书信，还让人给那增锡捎来伪满州国的“登基昭书”和纪念章。溥仪被大赦后，那根正曾跟着父亲去看望溥仪。近二三十年，那根正不时与溥杰、溥任等爱新觉罗后人相聚，有时一起去上王爷坟。一次他与溥杰开玩笑：“我爷爷常说，努尔哈赤是我家女婿，皇太极是我们家外孙子，所有的大清朝皇帝都是我们家后代。”溥杰老人笑答：“你们是娘家人，称不上龙，你们家是凤”。溥杰还当即给他写下“龙飞虎啸凤翥鸾翔”几个大字。
那根正曾上山下乡9年。他1971年就申请入党，但“外调”发现他是“卖国贼慈禧的后人”，没能如愿。
他坚定地一次次申请，1988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说：“封建统治腐朽没落，是必定要灭亡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走向强盛。”
那根正对颐和园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从兵团回城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但他仍争取调到颐和园。他对颐和园所有建筑和景点，都能如数家珍。他长期收集颐和园门票，从1924年开园到后来各个时期的门票，他收集了1000多种、上万枚。他从容淡定，守着颐和园踏实工作，平凡生活。业余时间，他钻研满、汉书法。他曾将80多件家传文物捐赠拍卖，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各国元首、要人到颐和园游览，他常为他们讲解，他和各国贵宾的合影装了厚厚一本影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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