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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国幻想世界中的「狐」
狐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生物，但其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却被附加了许多特殊的象徵意味。世俗、宗教、伦理、哲学、历史、文学审美……狐作为一种文化角色，承载着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元素和观念，在经历了千载的酝酿之后，最终便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中国狐文化。
中国狐文化深受人们的钟爱。其在古代便已传播到深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的东邻诸国，就算是在现代也依然有东西方的汉学家予以关注，许多动画、漫画、电影或小说中也有新的狐妖或九尾狐形象被塑造而成。
不过，单就笔者所见而言，无论这些创作者们在刻画其狐角色的时候花了多少心思，他们往往都是基于聊斋式的美狐观念或民俗文化式的妖狐观念来进行创作的。虽然也谈不上是千篇一律，但笔者每每看来还是不禁有点审美疲劳。
古代志怪小说的作者们，其一生大多都活在一个迷幻神异的社会氛围里，所以他们无需凭空想象，只需稍稍改造一下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信手拈来便是一篇别具风味的志怪故事。他们的幻想都是基于大众印象改编而来，那么便自然能相互呼应，共同描绘出一个真实度谜之高的神幻世界。
然而，如上述般的社会氛围在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中已几近无存。现代创作者没有古代创作者的那种社会条件，于是便只能自己空想，顶多再基于几条碎片化的资料来充实角色的内涵。因此，他们所塑造的仙魔神妖类角色，往往都受限于大众印象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刻板观念，有时候甚至还没有被塑造出来就已经定型化了，脸谱化了。
当然，笔者这并不是在诟病这些创作者，实际情况或许也并非如笔者所想。但无论如何，如果创作者们能对「狐」这一文化角色在古代中国幻想世界中的定位把握得更好，对「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古人所创作的许多狐妖相关的设定有更全面的认识的话，相信也能塑造出更多样化，更耐人寻味的狐妖形象。
出于这种想法，笔者便写下了这一系列「狐文化特辑」，尽己所能地尝试解构古代中国狐文化，并简单阐述「狐」所隐含的文化观念。希望广大创作者也能在阅读此系列文章的过程中获益良多，对古代中国幻想世界中的「狐」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从古人的创意中汲取灵感，继而创造出更多有趣的狐形象。
作为狐文化特辑系列的首篇，本文旨在从宏观角度来概述中国狐文化的情况，故以下内容将分为四部分：
1.中国狐文化的载体
2.中国狐文化的演变脉络
3.中国狐文化的传播历程和流行范围
4.中国狐文化在日本、朝鲜和越南地区的受容概况
第一部分 中国狐文化的载体
「狐文化」的载体自然是现实世界中的狐。以下不妨来简单认识一下狐的情况。
在动物分类学中，狐属属于兽纲食肉目犬科。
据古生物学家研究，狐与人类祖先一起在更新世出现，即约二百五十万年前至一万五千年前。其会栖居于森林、草原、沙漠、高山、丘陵或平原，但绝少见于多水或水位高的地区，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地形环境的自然条件不便于狐穴居。
在犬科动物中，
1.狐的体型属于中等或偏小，小于豺与狼。
2.其吻尖而长，耳较大，体型纤长，四肢较短。
3.尾巴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其形长而粗圆，毛蓬而密，一般都等于或超过其体长之半。
4.狐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四十八公里。
5.其感觉十分灵敏，遇到危险时能施放「狐臭」来自卫。
6.狐是夜行性兽类，夜出觅食，日间匿藏，因而被古人称为「隐伏之物」。
7.狐是杂食性动物，以各类小动物及昆虫为食，也吃植物浆果。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在世界范围内，狐属之种类及变种有十多种：赤狐、孟加拉狐、黑狐、杂交狐、沙狐、十字纹狐、阿富汗狐、猫狐、素狐、大耳苍狐、苍狐、吕氏狐、参孙狐、银狐、南非狐、藏狐。其中黑狐、银狐、参孙狐等都是赤狐的变种。
据《中国动物志》介绍，狐属现存九种，当中有三种生活在中国，即沙狐、藏狐和赤狐。
沙狐，别名东沙狐，体形较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的草原荒漠地区。
藏狐，别名西沙狐、藏沙狐，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
赤狐，别名红狐、狐狸、草狐。分布范围最广，有几个亚种，主要是北狐和南狐，分别生活在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域。
考虑到古代中国的疆域范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狐应该都是赤狐，《诗经》中有现存最早的相关记载。
赤狐的毛色会因地理及气候条件的不同而有异，所谓黑狐、银狐、白狐，玉面狐等大概都是赤狐的变种，或趋黑趋白，或黑白间杂，皆因毛色而得名。中国古代对狐的明确分类至清始见。
这些记载以「狐狸」与「蝇蚋」、「豺狼」对举，如此类推，在当时的语境下，狐和狸应该是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动物。
不过，古人会将狐、狸视作同类，甚至将貉和貒（猪獾）也归入了狐类。
虽然这并不符合现代动物分类学，但却薀团人一贯以来的认识，所以上述的「同类」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狐文化所依附的对象。
当古人使用「狐狸」一词来独称一兽时，有时指「狸」，但更多的情况是指「狐」。以「狐狸」一词专称「狐」的情况，早在唐代便已经存在。
不过，完全以「狐狸」专称「狐」，而将「狸」另称作「狸猫」，则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习惯。
另外，虽然鼬在古代没有被归入狐类，但鼬的传说故事的表现形式与狐妖、狐仙的差异不大。这或许是因为狐和鼬的习性相似，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是较为类近，所以给古人的观感以及其自然特征所衍生的神秘意义也差不多。起码在唐代，鼬已经被拿来与狐相提并论。
第二部分 中国狐文化的演变脉络
中国狐文化的演化脉络十分复杂，其文化内涵亦异常丰富。但就本质而言，这种狐文化其实是由古代中国人对狐狸的印象所衍生的一切奇幻概念及观念汇聚而成的。
按此逻辑，在狐文化的发展初期，狐应该只是作为一种平凡的自然动物而存在于上古初民的认知中，后世的一切文化意义于该时都尚未被加于彼身。
为了方便表述，笔者且将这种尚未隐含任何文化意义的狐定类为「凡狐」。
狐文化最初应该是在上古初民与凡狐的日常接触之间逐渐萌生的。因此，当这种接触变得相对频繁之后，上古初民那朴素的万物有灵观便会映照在凡狐身上，使凡狐身上开始隐含着某些超自然的文化意味。
为了方便表述，笔者且将这种被赋予特殊的神秘文化意味的狐定类为「灵狐」。
基于初民对狐的自然习性及形态特征的认识，「凡狐」在古人的观念中被神异化成近达人情、独具灵性的「灵狐」。这种变化是后者在文化性质上对前者的完全覆盖，并非如后来其他狐文化面貌般的演变衍生关系。
古人的印象中的「灵狐」是一切狐文化面貌的起点，其后来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演化，或可以概括为「瑞狐文化」和「妖狐文化」。无论是作为瑞兽、神兽还是妖兽，狐被赋予的神秘力量和性情才智都是其初始灵性的扩大和延伸。
「瑞狐文化」在先秦时期便已初露端倪，直至唐代彻底没落，后逐渐融入到妖狐文化之中。简单而言，其植根于谶纬文化，活跃于庙堂之上，在汉魏两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流行。
「妖狐文化」同样源起先秦时期。与瑞狐文化不同，妖狐文化自古至清都深深地扎根在底层民间，群众根基十分稳固，所以其流传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都很广，影响力亦非瑞狐文化可比。
妖狐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先秦到魏晋，主要表现为民俗宗教文化；第二阶段是自六朝至今，除了作为民俗文化存在之外，文学作品中亦有不少妖狐形象。笔者姑且将之概括为「妖狐民俗文化」和「妖狐文学文化」。
自东晋以来，「志怪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开始流行之后，民俗信仰中的狐文化也开始进入到文学作品之中。早期的狐妖故事大多还是以呈现民间狐妖传说为主，相对忠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的狐妖观念，并没有太多体现作者本人对狐妖及其所隐含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及改造。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作者的文学审美逐渐提升并映射到志怪小说的人物和故事之中，小说笔记中的狐妖故事和现实中的狐妖传说在内涵上和表现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于是，妖狐文学文化便与妖狐民俗文化渐行渐远。
此后，「妖狐民俗文化」与「妖狐文学文化」彼此独立又交融。前者固然是后者的基础，但后者也会反过来对前者造成影响，这样的状态一直保持到清末民国。
时至今日，民间虽然已难以酝酿出新的妖狐民俗观念，但我们依然能在各类创作中见到狐妖的身影，这些作品中的狐妖形象在某程度上也一如既往地为人们对狐妖的印象注入新的内涵，所以其实狐文化在现代也依然存在发展空间。
第三部分 中国狐文化的传播历程和流行范围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一点——我们对中国狐文化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形态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古代中国各个时期的相关文字记载或相关文物所反映的情况。
因此，若是要建立对早期中国狐文化的认识，那么最直接的观察方式便是注目于与之对应的先秦时期资料中反映着该时期的狐文化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制作者如无意外都出身自诸夏列国，那些材料所反映的应该也是诸夏列国范围内的狐文化情况。
考虑到当时诸夏列国的范围，当时的中国狐文化的流行范围应该不会超出下列图中所示的范围，但更具体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若是再往上追溯，商代甲骨文记录中其实已有不少猎狐记录。那些狩猎活动自然也是在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的，所以亦不会超出上图所示的范围。若要比这更早的话，唯一可以说的便是，在年代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的一些文物的表面上，有发现类似狐面的花纹。同样地，这些遗址的位置也不出上图所示的范围。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多水或水位高的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利于狐穴居，所以与北方地区相比，狐在多水且潮湿的南方地区的分布确实较少。因此，北方自古以来便是狐文化的主要流行地域，古代的狐记录、各类狐崇拜、狐信仰和狐妖传说亦大多出自或发生在北方地区。
古人对此亦早有认识。
北宋《太平广记》中狐门九卷的大多数故事也都是发生在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发生在南方。
明代狐妖传说广泛流布民间，许多小说笔记如《庚已编》、《说听》、《燕山丛录》、《耳谈类增》、《狯园》、《狐媚丛谈》、《七修类稿》、《五杂俎》、《万历野获编》等也有关于狐妖的记载。
上述诸书大都出自万历年间，说明明代后期是狐文化的发达时期，而这些记载的发生地点也主要在北方，南方较少。清代小说中较多写狐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萤窗异草》等也是一样。
甚至，古代曾长久地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狐不渡江」、「江南无狐」。
然而，南方地区其实也有狐文化分布。
南宋《夷坚志》，今存二百余卷，其中有十三则狐妖故事。这些故事的发生地点大多在江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简称《夷坚续志》）是元朝前期成书的一本志怪小说集。该书后集卷二「精怪门·狐虎」记有六则狐精故事。
这些故事大约都取自于宋元间笔记，多为南宋时事，发生在浦城、温州、成都、松滋等地，无一在北方，足证「狐不渡江」、「江南无狐」的说法并不正确。
不過，南方的狐崇拜现象和狐妖传说的流行程度的确较北方弱。南宋《夷坚丁志》卷一九「江南木客」言江南五通神「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由此来看，北方仍是狐文化的主要流行地域，江南的狐魅传说之流传是受北方影响的结果。
不过，到了清世，除了北方之外，南方各省也开始广泛流行狐仙信仰。狐妖传说骤然四起，甚至远及江浙两广云贵等地或其他狐极少见的地区也有狐妖狐仙的传说流传。按照清代笔记小说等资料的记录，清代北地狐仙信仰的流行程度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地区为最盛。
南方虽较北方稍逊一筹，但狐仙信仰在四川成都，浙江杭州、宁波，江苏苏州、吴江、江阴、扬州，安徽桐城，江西南昌、临江、瑞州，福建福州，云南禄劝及台湾都广有分布。如果不限于对祀奉狐仙的明确记载，算上狐仙狐妖的一般传闻的话，那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福建、广东、广西都有狐仙的传说。
清世笔记数量庞大，笔者心力有限，难以完全统计，但由此已可知狐文化绝非只是独属于北方地区的地域文化。然而，或许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虽然狐文化的传播迹象在汉人群体所生活的地区十分常见，但在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或边疆地区却难以看见狐文化或狐崇拜的存在。
新疆多沙狐，但无狐妖之说。那里的人没有狐幻化人形作祟的概念，更不用说尊事狐仙。
由此可见，狐文化和作为其最明显的表象的狐仙信仰主要都是盛行于汉文化所覆盖的地区，狐文化与汉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性。满人入主中国，受汉文化影响极大，自然也信狐仙，但边疆少数民族具有不同于汉满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所以便不会对狐仙顶礼膜拜。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邻诸国也有和中国狐文化具有相似文化特徵的狐文化，其原因大概亦如上所述，是受汉文化影响而来。
日本·吉野裕子《神秘的狐狸》中认为，日本狐文化源于中国狐文化，所以其祀狐民俗及狐妖传说中的一些文化特征上都与中国的狐文化高度相似。
深受唐宋时期中国影响的日本如此，朝鲜半岛地区的新罗（唐），高丽（宋），朝鲜（明、清）亦是一样，有着和中国的狐妖传说十分相似的故事和观念。
在少数民族的地区，狐文化表现较少；在深受古代中国影响的东邻诸国，时至今日也依然存在着与中国狐文化高度相似的狐文化。如此看来，中国狐文化的传播范围某程度上也反映着古代汉文化的辐射范围和影响范围，这或许是因为狐文化作为相对贴近古代民间生活的民俗信仰文化，比上层的儒学文化或道教文化更容易随着古代汉族移民而传播的关系吧。
第四部分 中国狐文化在日本、朝鲜和越南地区的受容概况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直接翻译自这三个地区的维基百科，甚至可能还有翻译错的地方，所以期待有懂日文、韩文或越南文的大佬，或者直接了解这方面的相关情况的大佬来斧正以下内容。
•日本
在大陆（包括中国、朝鲜）的文化传入之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以狐的骨头为饰品的文化。
在日本，「狐」与「稻」是一对相互关联的意象。关于这种关联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推断这种情况是农耕民族的必然现象的「必然起因说」，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推断这种情况是将神之名误当是狐的「误解起因说」，目前尚未有定论。此外，还有说这种狐是稻荷神的眷属的说法是应神天皇14年时（约西晋时）从大陆渡来的秦氏所带来，并被当时的日本人接纳了的结果。
在日本，稻作经常被老鼠祸害。自开始种稻至江户时代期间，日本人注意到狐是老鼠的天敌，并发现浸濡过狐的尿液的石头能驱除老鼠，因而开始在稻田附近为狐设祠，并以油炸豆腐供奉之。由于这种驱鼠的经验十分有效，所以这种狐信仰也得到了重视。
日本自古以来便有一种认为山有山神的观念，并且认为无论薀团树、石头还是动物都可以成为山神。如今已经难以判定民间流传的狐神信仰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发源，但从发源的顺序来考虑，被开垦之前便已有狐栖息的土地应该有着狐神，所以也有观点认为现今日本的狐神信仰源自作为田神的狐神信仰和稻荷信仰的结合。
毫无疑问的是，狐是会蛊惑人，会变化的妖怪这一种观念是与佛教一同传入日本的，而且还受到了中国的九尾狐传说的影响。关于日本的狐文化，以后笔者可能会特别写一篇来深入探讨。
•朝鲜
虽然同属犬科，但与狼或狗不同，狐通常会被形容为美丽的。在大众印象中，狐总是象徵着聪明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情况下，狐也会被认为是狡猾的，鬼祟的。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被警告，说是如果狐活了很久就会变得能使用法术和蛊惑人类。它们会以怪物的形象出现，例如九尾狐、妖狐、Maegu（疑似天狐）、狐妹妹等。据说狐妖喜欢甜的东西，所以也有用干柿子来引诱狐的故事。
由于狐经常会从农家偷鸡，喜欢挖洞而且居住在墓穴中，所以在农业社会的古代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不好的动物。不过这是中古时代以来的情况，在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的朝鲜地区，狐曾是被广泛崇拜的对象。
在韩国，狐会被用以比喻性感又淫乱的女性或狡猾的奸商，或指代性格恶劣的泼妇或美丽的女性。不过，近年来作为宠物的狐渐渐变多，所以其在大众印象中的形象也逐渐偏向可爱和聪明的一面。
•越南
在民间故事中，狐往往被刻画成负面角色，据说它们会经常耍小手段来偷走人们的鸡和兔子。在电影中，人们经常将邪恶、奸险、狡猾的人和爱情或恋情中的第三者形容为「老狐狸」。
一些表演用的面具上，通常会使用红色，黄色，橙色或更尖锐的尖齿来刻画狐狸的形象，以表示其残酷和邪恶的性质。而柔和的颜色，如粉红色、绿色和黄色等，则通常用在兔子、小鸟之类的角色，以表示其柔和，高贵的灵魂。（没找到相关图像例子）
根据最为广泛流传的传说所言，狐是一种能修炼的灵物，它们活至百岁便会有三条尾巴，被称为妖狐。活至千岁便会成为六尾狐。当它们成为九尾狐之后，便会拥有变化成人的能力。每一条尾巴都是一条命，要杀九尾狐的话，必须将其所有尾巴悉尽斩除。
据说狐妖变成人后都非常美丽且聪明，而且还具有非凡的魅力。狐妖经常利用这种优势来蛊惑男人，然后找机会吸取他们的灵魂和血液，导致他们死亡，有时候甚至会吃人。据说狐妖也会变化成男人来蛊惑女人，也有一些狐妖故事充满着爱与人性美。
狐妖的颜色有异于一般的狐，它们因应其岁数而改变颜色，据说九尾狐的毛色鲜艳如血。狐妖喜寒，所以会住在阴冷的洞穴。每当他们离开巢穴之时都会变化成人，除非死去，否则它们不会变回原形。最为人熟知的狐妖形象是中国明代的《封神演义》中的九尾狐妲己。
结语
在古代，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所以透过考察中国文化在流入这些地区之后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从侧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情况。
这种逻辑置于狐文化也是适用的，所以透过对日本、朝鲜、越南地区的狐文化进行考察，或许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见到中国狐文化的表现形态，从而对中国狐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中国狐文化的早期形态
随着时代推移，狐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过程。狐曾经以不同的文化面貌存在于古人的认识中，笔者尝试归纳之，最终分别定类为「凡狐」、「灵狐」、「祥狐」、「神狐」、「瑞狐」、「狐魅」、「狐妖」、「狐神」、「狐仙」等不同阶段及形态。
本文旨在介绍中国狐文化的早期形态，对应着上图中「凡狐」到「灵狐」的阶段，故以下内容将分为四部分：
1.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
2.「凡狐」之于先民和古人的价值
3.古人对「灵狐」的文化认识和印象
4.《山海经》中的「狐怪」
第一部分 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
透过对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进行考察，相信可以加深对狐文化的初期形态的认识。
•文字记载中最早的「狐」
在先秦文献中，相比被用以指代动物，「狐」作为氏或地名的情况反而较为普遍。
例如《左传》之狐突、狐偃、《墨子》之狐功、《庄子》之狐不谐、《战国策》之狐咺、《世本》之狐丘林，皆以「狐」、「狐丘」为氏。
作为地名，则例如令狐（晋）、狐壤（郑）、狐父（晋）、狐岐之山（《山海经》）等。当中亦有地名转化为氏的情况，如令狐。
屈原《天问》中记载了一位「纯狐氏」之女，名曰「眩妻」。据说她与寒浞一起谋杀了后羿。
戰國·楚·屈原《天問》云：「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闻一多《天问疏证》认为《天问》所载之「眩妻」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的「玄妻」是同一人。
先秦《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昔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
纯狐之「纯」，义通「玄」，都是指黑色，故「纯狐」或通「玄狐」。李剑国《中国狐文化》据此指出纯狐氏可能与《山海经》所载的玄狐有关。
然而，《左传》之「玄妻」是「有仍氏」，《天问》之「眩妻」是「纯狐氏」。针对这一情况，闻一多先生的考据中并未相关论述，故未能视之若等同。
龚维英《原始崇拜刚要》以图腾崇拜说来解释上述情况，认为「纯狐氏」可能是一个以黑狐为图腾的部族，而「涂山氏」可能也是一个崇拜狐图腾的部族。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如此类推，认为以「狐」为氏或地名的部族或地区或许与远古狐图腾有关。不过，笔者对部落图腾之说是否适用于上古中国持保留态度，「涂山氏以九尾狐或狐为图腾」的说法尚有检讨的余地。
•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
在至今为止的出土文物中，最早和狐有关的文物当属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其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年份相当于传说中的夏代，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当中有牌饰似有狐面纹样，这也是笔者所能找到的狐狸相关的文物中最早的图像材料，希望以后有更多发现。
陆思贤《二里头出土饰牌纹饰解读》认为此「狐面纹」牌饰与夏代对尾宿星座的观察与交会男女的认知有关，同时亦联想到夏禹与九尾白狐的传说。
从牌饰出土时置于往生者胸口的情况来看，这种牌饰可能蕴含某种与生命灵魂有关的宗教意义或巫术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兽面纹牌饰并不只有一面出土，而且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兽面纹所象征的是龙、熊、鹗等，但笔者还是觉得比较像是狐或鹗。
另外，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亦有发现带有狐面纹的器物。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
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狐面纹
《二里头出土饰牌纹饰解读》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在礼制等文化方面深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以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关系，上引图中的彩绘狐面纹图案也有可能是来自二里头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狐面纹图案出土自其第一等级的墓葬，而二里头文化的狐面纹牌饰则出土自其系统中的中型墓葬。由此，或可推断两者的社会地位不会相差太多，但若从整体而言，夏家店下层文化当时的国际地位应该与二里头文化并不对等，前者较后者稍低，可能是后者的方国或属国。
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狐面纹图案的象征意义，大概与二里头狐面纹牌饰的差不多，都与死者、生命等概念有关。
关于狐文化的来源，不少学者认为是远古部族的狐图腾崇拜的遗留。相关观点可见于……
因此，有学者认为，与狐有关的地名及姓氏都是远古狐图腾崇拜的遗留表现。
但笔者认为，中国狐文化可能只是单纯地从远古时期的万物有灵观发展而来。其之所以后来循着祥瑞化和妖异化两个方向发展，应该是受到了古人对特殊狐类的幻想和对自然狐之习性的认识影响，所以未必能套用图腾学说来解释。
第二部分 「凡狐」之于先民和古人的价值
在狐文化的发展最初期，狐在先民的认知中应该尚未隐含任何文化意义。为了方便表述，笔者将这种大自然中的普通狐狸定类为「凡狐」。
狐文化之缘起，当从初民与狐狸的初次接触开始。古人与狐的关系大概是始于狩猎，狐的物质价值促使古人与狐接触。
•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
首先，狐皮是制裘的上佳材料，具经济价值。狐裘在古代是奢侈品和贵重服饰。而狐皮可用以制裘，所以古人对狐皮格外珍惜。
最晚在西周，狐裘已经薀腕族的享用之物。先秦典籍中关于狐裘记载极多。
其中，「狐白裘」最为珍贵，是天子之服。但春秋战国之世等级混乱，诸侯贵族皆可服之。
狐白裘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须用「狐白」缝缀而制成。所谓「狐白」，即是狐腋处最细柔洁白的毛，如此则自然贵重无比。
狐裘在后世一直都薀腕重服饰。
清代尤重玄狐裘。
此外，南方多水，狐分布少，而且因为北狐体大毛长，色泽鲜亮，其皮质量亦远较南狐佳，所以猎狐活动自古以来主要集中在北方。
其次，狐肉有食用价值。古籍中有烹饪狐肉的相关记载，不过只是散见于各代典籍中，并没有太多例子，所以应该不是普遍情况。
然而，在遥远的上古时代，狐作为一种常见猎物，体型较小，性情亦不凶残，所以更古早的先民们大概不会放过这种威胁性低，较易被捕获，又能提供皮毛和肉食的动物。
早在殷商甲骨文记录中便已存在与「狐」对应的字，反映了狐早已出现在古人的认知中。从字形上更可一窥古人对狐的早期印象。
甲骨文记录中提及「狐」之处大抵都属于田猎活动期间的获狐记录。其数量之大和次数之多，反映出当时野生狐的数量很多，是狩猎活动的常客。
用国学大师网的甲骨文合集在线搜索功能一搜，甲骨文《合集》中「狐」的相关记录就有69条。下引数条以观之。
《周易》中也有田猎活动中获得狐的明确记载。
不过，就如之前所说，狐作为常见猎物的一种，其体型较小，性情亦不凶残，威胁性低，较易被捕获，又能提供皮毛和肉食，所以古人的猎狐活动应该也不会到了殷周之际才开始。
•药用价值及巫术用价值
西汉《淮南万毕术》中，有狐血药用的相关记载。这是目前笔者能找到的，关于狐的药用价值的最早材料。
考虑到秦末乱世对先秦典籍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这种近乎巫术的医学认识，西汉人对狐的药用价值的认识有可能是传承自先秦，而非西汉始有。
此后的药典之中亦常见到以狐为药的记述。现代中医药学中亦仍有以狐入药的记述，《中国药用动物志》中便指出狐肺、狐胆、狐心等部位均可入药。
然而，巫医不分在古代是普遍情况，巫术与医术之间差异不大。古代中医术其实有很多都演变自更古早时代的巫术或方术，所以「狐药」之中有不少荒诞失实的成分。
由于古代很多莫名其妙的癔病都会归咎于「狐魅」，许多「狐药」便由此诞生，例如生服狐心以治狐魅、焚烧狐头以辟邪、煮食狐鼻以治狐魅、以狐涎入媚药、以狐茎治不育、服狐粪水治恶瘘等等。
这些「狐药」其实都是基于「以狐克狐」，即致病致灾之物本身具有相应的消灾解病的能力，这样的朴素的巫术思维而成立的。单就「狐药」的相关记述之多来看，狐在古人的认知中无疑是具有非凡的药（巫术）用价值的。
在古代中医药学系统中，动物性药材很少有如狐药般繁富的。这种情况的原因相信是和狐在民俗宗教文化中处于其他动物望尘莫及的地位有关。狐文化既丰富又神秘的内涵使「凡狐」被赋予了非凡的药用价值。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古人并不是从狐本身发现了狐药，而是从狐妖中发现了狐药。虽然这完全准确无误地概括狐药的实际情况，但应该也适用于其中相当多的部分。
实际上，古人对种种狐药的医药性能之认识也并没有建立在实际的药物学基础上，反而依托在民俗宗教的狐妖观念，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山海经》中的九尾狐，首先言其「能食人」，然后又言「食者不蛊」，郭璞注曰「啖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气」，也就是说吃了它的肉，可以不逢妖邪之气，免疫蛊毒。
古人认知中的所谓「蛊毒」，大概就是食物中的寄生虫，以及自然界的毒气。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吃了九尾狐的肉，可以使人不会受到这些毒物的影响。
从以上记述亦可见，先秦时期大概也存在「以奇异制奇异」的巫术思维。这种观念和狐药既然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也有可能是自更久远的上古初民那里传承下来的。如此，则狐的药用价值及巫术用价值也是初民猎狐的诱因之一。
【三】中国狐文化中的「瑞狐文化」
狐在先秦古人的印象中，有极具灵性、通达人情、怀有仁德的一面，亦有神秘诡异、难以捉摸、鬼鬼祟祟的一面。基于这两种印象，「灵狐概念」后来分别沿着「瑞狐文化」和「妖狐文化」这两个方向发展。
当狐在古人的印象中成为了怀有仁德的灵兽之后，狐便具有了被进一步神异化的可能性，这是「瑞狐文化」发祥之前提。
「瑞狐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以西汉立国作为分界，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依次对应其酝酿期和成熟期。
本文旨在介绍中国狐文化中的「瑞狐文化」，对应着上图中從「灵狐」衍生而来的「瑞狐文化」，故以下内容将分为四部分：
1.「瑞狐文化」的早期形态——「祥狐」
2.汉代「瑞狐」的祥瑞性之由来
3.瑞狐文化之興衰
4.番外·简析「大禹遇九尾白狐并娶涂山女」神话
第一部分 「瑞狐文化」的早期形态——「祥狐」
西汉之前，「灵狐」之中其实已经分化出了一些特殊概念。相较于一般「灵狐」，这些概念的形象似乎具有额外的神秘文化含义，而且或多或少都有些吉祥的意味，所以笔者将这种狐文化的新形态定类为「祥狐」。
•吉祥的异兽——白狐、九尾狐、乘黄、玄狐
有别于一般的赤狐，白狐从很早开始便具有着特殊的文化含义。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文字材料来看，狐最早是作为猎物而出现在商代田猎活动的甲骨片记录中的。
在记录中，白色的猎物会被特别注明其颜色，这反映了当时可能存在一种认为猎得白色猎物这一行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观念，所以才会特别從一般猎物中区分出白色猎物的数目。
从祭祀情况来看，与寻常颜色的猎物相比，白色的猎物一般被用于规格更高的仪式上，这或许意味着白色的猎物较寻常颜色的猎物更为高级。此或与「殷人尚白」之情况有关，后世「以白为祥」的观念或许也是从这种观念演变而来。
到了周代，田猎获狐已经明确具有吉祥的意义。周天子猎得白狐，并以之祭祀河宗之事也被记录了下来。
周人以赤为狐之常色，但周穆王猎获的却是罕见的白狐，故以为祥瑞，用祭河宗。
白狐之所以特殊，相信是因为罕见。甚至因为过于罕见而显得格外珍贵，以至于狐白裘薀旺君特有之服，士不得穿。
以现实中的赤狐作为蓝本，古人还想像出几种特殊的狐状兽，笔者将之定类为「狐怪」，意思是原型为狐的幻想生物。它们被收录在《山海经》，分别是九尾狐、朱獳（鱼翼狐）、獙獙（有翼狐）、蠪姪（九尾九首虎爪狐）、[⿰犭也]狼（白尾长耳狐）和乘黄（背角狐）。
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关于四夷列国贡物的记载中，能看到上述七种狐怪之三，它们分别是青丘的九尾狐、白民的乘黄和不令支的玄狐。
兼照该书的其他内容，可知诸侯献给天子的贡品似乎都是当地发现的奇异之物或象征吉祥之物，所以上引内容中的九尾狐、乘黄和玄狐可能不仅是珍稀，同时还具备某种吉祥的象征意味。战国青铜器中的九尾狐和乘黄的图纹可能也有着相似含义。
从笔者目前搜集到的文字材料来看，关于九尾狐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先秦时期。 《逸周书》、《竹书纪年》、《山海经》中都有九尾狐相关的记述。但具体是哪个更早已不可考。
参照以上记载，九尾狐的特殊之处还有其「食者不蛊」的功效。
另外，若参考蔡堂根《九尾狐新解》一文，则「子孙昌茂，氏族兴旺」可能是狐及九尾狐的原始文化含义，蕴含着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意味。这或许也是先秦王公贵族喜爱穿狐裘的原因之一。
玄狐具有和白狐差不多的文化含义，同样有珍贵、稀有、祥瑞的象征意义。
至于乘黄，虽然目前关于它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但其为瑞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关于乘黄的详细情况还待日后继续查考。
•「祥狐」升华至「瑞狐」的里程碑——九尾白狐
先秦文献中的九尾狐，大多是被客观地作为一种异兽来看待，其形象不存在明显的好坏评价。虽然已具备一定的祥瑞性和辟邪能力，时人或许还认为其有「助家族兴旺」的功用，但此时的九尾狐尚没有比较明确的象征意义。
最早能看见九尾狐具有明确象征意义的资料是战国初期的《田俅子》，其中的九尾白狐作为商汤的祥瑞出现。
唐·劉庚《稽瑞》引戰國·齊·田鳩《田俅子》載：「殷湯為天子，白狐九尾。」
此处的九尾白狐成为了金德殷商兴盛之瑞象，正式与一个王朝的昌盛兴起建立联系。这大概是在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五行学派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形成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出现的是九尾白狐。其兼备白狐和九尾狐的特征，是两者融合后的形象。九尾白狐可能还同时具有白狐的祥瑞性和九尾狐「能助子孙家族繁茂昌盛」的文化意味，所以才会被安排成为商朝兴起的瑞象。其白色的外形特徵大概也是有着对应商朝「金德」的意思。
九尾白狐的出现，可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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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文化特辑 |
【一】古代中国幻想世界中的「狐」
狐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生物，但其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却被附加了许多特殊的象徵意味。世俗、宗教、伦理、哲学、历史、文学审美……狐作为一种文化角色，承载着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元素和观念，在经历了千载的酝酿之后，最终便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中国狐文化。
中国狐文化深受人们的钟爱。其在古代便已传播到深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的东邻诸国，就算是在现代也依然有东西方的汉学家予以关注，许多动画、漫画、电影或小说中也有新的狐妖或九尾狐形象被塑造而成。
不过，单就笔者所见而言，无论这些创作者们在刻画其狐角色的时候花了多少心思，他们往往都是基于聊斋式的美狐观念或民俗文化式的妖狐观念来进行创作的。虽然也谈不上是千篇一律，但笔者每每看来还是不禁有点审美疲劳。
古代志怪小说的作者们，其一生大多都活在一个迷幻神异的社会氛围里，所以他们无需凭空想象，只需稍稍改造一下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信手拈来便是一篇别具风味的志怪故事。他们的幻想都是基于大众印象改编而来，那么便自然能相互呼应，共同描绘出一个真实度谜之高的神幻世界。
然而，如上述般的社会氛围在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中已几近无存。现代创作者没有古代创作者的那种社会条件，于是便只能自己空想，顶多再基于几条碎片化的资料来充实角色的内涵。因此，他们所塑造的仙魔神妖类角色，往往都受限于大众印象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刻板观念，有时候甚至还没有被塑造出来就已经定型化了，脸谱化了。
当然，笔者这并不是在诟病这些创作者，实际情况或许也并非如笔者所想。但无论如何，如果创作者们能对「狐」这一文化角色在古代中国幻想世界中的定位把握得更好，对「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古人所创作的许多狐妖相关的设定有更全面的认识的话，相信也能塑造出更多样化，更耐人寻味的狐妖形象。
出于这种想法，笔者便写下了这一系列「狐文化特辑」，尽己所能地尝试解构古代中国狐文化，并简单阐述「狐」所隐含的文化观念。希望广大创作者也能在阅读此系列文章的过程中获益良多，对古代中国幻想世界中的「狐」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从古人的创意中汲取灵感，继而创造出更多有趣的狐形象。
作为狐文化特辑系列的首篇，本文旨在从宏观角度来概述中国狐文化的情况，故以下内容将分为四部分：
1.中国狐文化的载体
2.中国狐文化的演变脉络
3.中国狐文化的传播历程和流行范围
4.中国狐文化在日本、朝鲜和越南地区的受容概况
第一部分 中国狐文化的载体
「狐文化」的载体自然是现实世界中的狐。以下不妨来简单认识一下狐的情况。
在动物分类学中，狐属属于兽纲食肉目犬科。
据古生物学家研究，狐与人类祖先一起在更新世出现，即约二百五十万年前至一万五千年前。其会栖居于森林、草原、沙漠、高山、丘陵或平原，但绝少见于多水或水位高的地区，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地形环境的自然条件不便于狐穴居。
在犬科动物中，
1.狐的体型属于中等或偏小，小于豺与狼。
2.其吻尖而长，耳较大，体型纤长，四肢较短。
3.尾巴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其形长而粗圆，毛蓬而密，一般都等于或超过其体长之半。
4.狐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四十八公里。
5.其感觉十分灵敏，遇到危险时能施放「狐臭」来自卫。
6.狐是夜行性兽类，夜出觅食，日间匿藏，因而被古人称为「隐伏之物」。
7.狐是杂食性动物，以各类小动物及昆虫为食，也吃植物浆果。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在世界范围内，狐属之种类及变种有十多种：赤狐、孟加拉狐、黑狐、杂交狐、沙狐、十字纹狐、阿富汗狐、猫狐、素狐、大耳苍狐、苍狐、吕氏狐、参孙狐、银狐、南非狐、藏狐。其中黑狐、银狐、参孙狐等都是赤狐的变种。
据《中国动物志》介绍，狐属现存九种，当中有三种生活在中国，即沙狐、藏狐和赤狐。
沙狐，别名东沙狐，体形较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的草原荒漠地区。
藏狐，别名西沙狐、藏沙狐，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
赤狐，别名红狐、狐狸、草狐。分布范围最广，有几个亚种，主要是北狐和南狐，分别生活在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域。
考虑到古代中国的疆域范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狐应该都是赤狐，《诗经》中有现存最早的相关记载。
引用先秦《詩經》「邶風·北風」載：「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赤狐的毛色会因地理及气候条件的不同而有异，所谓黑狐、银狐、白狐，玉面狐等大概都是赤狐的变种，或趋黑趋白，或黑白间杂，皆因毛色而得名。中国古代对狐的明确分类至清始见。
引用清·阮葵生《茶餘客話》載：「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黃舌]，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絨黑而毫白，曰玄狐。其次身[⿰黃兼]而膁黑，曰猧刀。又其次身[⿰黃炎]而膁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能幻人形。」
清·和邦額《夜譚隨錄》卷二「雜記五則」載：「吾聞狐之類不一，有草狐、沙狐、元狐、火狐、白狐、灰狐、雪狐之別……或曰：老而妖者名紺（或作[⿰犭比]）狐，似貓而黑，北地多有之，蓋別一種云。予與諸同學偶談及狐怪，擇尤者五則，記之。」
这些记载以「狐狸」与「蝇蚋」、「豺狼」对举，如此类推，在当时的语境下，狐和狸应该是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动物。
不过，古人会将狐、狸视作同类，甚至将貉和貒（猪獾）也归入了狐类。
引用西漢《淮南子》「謬稱訓」云：「狐、狸非異，同類也。」
明·王逢年《天祿閣外史》引東漢·黃憲《三難》云：「（狐）何以為黨？其名曰狸。」
唐·徐堅《初學記》卷二九引三國·魏·劉楨《毛詩義問》云：「狐之類，貉、貒、狸也。」
南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八云：「狸……香狸……風狸……玉面狸……貒……貉……皆狐之類。」
虽然这并不符合现代动物分类学，但却薀团人一贯以来的认识，所以上述的「同类」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狐文化所依附的对象。
当古人使用「狐狸」一词来独称一兽时，有时指「狸」，但更多的情况是指「狐」。以「狐狸」一词专称「狐」的情况，早在唐代便已经存在。
引用唐·張讀《宣室志》卷十「計真」之狐妻言：「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懼以他類貽君憂。」
不过，完全以「狐狸」专称「狐」，而将「狸」另称作「狸猫」，则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习惯。
另外，虽然鼬在古代没有被归入狐类，但鼬的传说故事的表现形式与狐妖、狐仙的差异不大。这或许是因为狐和鼬的习性相似，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是较为类近，所以给古人的观感以及其自然特征所衍生的神秘意义也差不多。起码在唐代，鼬已经被拿来与狐相提并论。
引用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語資」：「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預，因此而傳耳。』劼曰：『……狐疑鼬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第二部分 中国狐文化的演变脉络
中国狐文化的演化脉络十分复杂，其文化内涵亦异常丰富。但就本质而言，这种狐文化其实是由古代中国人对狐狸的印象所衍生的一切奇幻概念及观念汇聚而成的。
按此逻辑，在狐文化的发展初期，狐应该只是作为一种平凡的自然动物而存在于上古初民的认知中，后世的一切文化意义于该时都尚未被加于彼身。
为了方便表述，笔者且将这种尚未隐含任何文化意义的狐定类为「凡狐」。
狐文化最初应该是在上古初民与凡狐的日常接触之间逐渐萌生的。因此，当这种接触变得相对频繁之后，上古初民那朴素的万物有灵观便会映照在凡狐身上，使凡狐身上开始隐含着某些超自然的文化意味。
为了方便表述，笔者且将这种被赋予特殊的神秘文化意味的狐定类为「灵狐」。
基于初民对狐的自然习性及形态特征的认识，「凡狐」在古人的观念中被神异化成近达人情、独具灵性的「灵狐」。这种变化是后者在文化性质上对前者的完全覆盖，并非如后来其他狐文化面貌般的演变衍生关系。
古人的印象中的「灵狐」是一切狐文化面貌的起点，其后来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演化，或可以概括为「瑞狐文化」和「妖狐文化」。无论是作为瑞兽、神兽还是妖兽，狐被赋予的神秘力量和性情才智都是其初始灵性的扩大和延伸。
「瑞狐文化」在先秦时期便已初露端倪，直至唐代彻底没落，后逐渐融入到妖狐文化之中。简单而言，其植根于谶纬文化，活跃于庙堂之上，在汉魏两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流行。
「妖狐文化」同样源起先秦时期。与瑞狐文化不同，妖狐文化自古至清都深深地扎根在底层民间，群众根基十分稳固，所以其流传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都很广，影响力亦非瑞狐文化可比。
妖狐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先秦到魏晋，主要表现为民俗宗教文化；第二阶段是自六朝至今，除了作为民俗文化存在之外，文学作品中亦有不少妖狐形象。笔者姑且将之概括为「妖狐民俗文化」和「妖狐文学文化」。
自东晋以来，「志怪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开始流行之后，民俗信仰中的狐文化也开始进入到文学作品之中。早期的狐妖故事大多还是以呈现民间狐妖传说为主，相对忠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的狐妖观念，并没有太多体现作者本人对狐妖及其所隐含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及改造。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作者的文学审美逐渐提升并映射到志怪小说的人物和故事之中，小说笔记中的狐妖故事和现实中的狐妖传说在内涵上和表现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于是，妖狐文学文化便与妖狐民俗文化渐行渐远。
此后，「妖狐民俗文化」与「妖狐文学文化」彼此独立又交融。前者固然是后者的基础，但后者也会反过来对前者造成影响，这样的状态一直保持到清末民国。
时至今日，民间虽然已难以酝酿出新的妖狐民俗观念，但我们依然能在各类创作中见到狐妖的身影，这些作品中的狐妖形象在某程度上也一如既往地为人们对狐妖的印象注入新的内涵，所以其实狐文化在现代也依然存在发展空间。
第三部分 中国狐文化的传播历程和流行范围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一点——我们对中国狐文化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形态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古代中国各个时期的相关文字记载或相关文物所反映的情况。
因此，若是要建立对早期中国狐文化的认识，那么最直接的观察方式便是注目于与之对应的先秦时期资料中反映着该时期的狐文化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制作者如无意外都出身自诸夏列国，那些材料所反映的应该也是诸夏列国范围内的狐文化情况。
考虑到当时诸夏列国的范围，当时的中国狐文化的流行范围应该不会超出下列图中所示的范围，但更具体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若是再往上追溯，商代甲骨文记录中其实已有不少猎狐记录。那些狩猎活动自然也是在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的，所以亦不会超出上图所示的范围。若要比这更早的话，唯一可以说的便是，在年代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的一些文物的表面上，有发现类似狐面的花纹。同样地，这些遗址的位置也不出上图所示的范围。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多水或水位高的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利于狐穴居，所以与北方地区相比，狐在多水且潮湿的南方地区的分布确实较少。因此，北方自古以来便是狐文化的主要流行地域，古代的狐记录、各类狐崇拜、狐信仰和狐妖传说亦大多出自或发生在北方地区。
古人对此亦早有认识。
引用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九云，狐魅「北方最多」。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八「鬼怪·京師狐魅」云：「狐之變幻，傳記最夥。然獨盛於京師，……漸南漸少……過江則絕不聞。」
清·薛福成《庸庵筆記》「述異·物性通靈」云：「北方人以狐、蛇、猬、鼠及黃鼠狼五物為財神，民家見此五者，不敢觸犯，故有五顯財神廟。南方亦間有之。」此处之「北方」主要是指今京、津、晋、冀、鲁、豫、陕、甘等地，尤其是京津鲁冀一带，狐仙信仰于这些地区最为盛行。
北宋《太平广记》中狐门九卷的大多数故事也都是发生在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发生在南方。
明代狐妖传说广泛流布民间，许多小说笔记如《庚已编》、《说听》、《燕山丛录》、《耳谈类增》、《狯园》、《狐媚丛谈》、《七修类稿》、《五杂俎》、《万历野获编》等也有关于狐妖的记载。
上述诸书大都出自万历年间，说明明代后期是狐文化的发达时期，而这些记载的发生地点也主要在北方，南方较少。清代小说中较多写狐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萤窗异草》等也是一样。
甚至，古代曾长久地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狐不渡江」、「江南无狐」。
引用西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三「恆」之「蠱」云：「江陰水側，舟楫破之。狐不得南，豹無以北。」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
北宋·唐慎微《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卷一八引《圖經》云：「狐舊不著所出州郡，陶隱居註云：『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及益州。』今江南亦時有，京洛尤多。」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二「淮北多獸」云：「江南無野狐。」；「狐不渡江。」
然而，南方地区其实也有狐文化分布。
南宋《夷坚志》，今存二百余卷，其中有十三则狐妖故事。这些故事的发生地点大多在江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简称《夷坚续志》）是元朝前期成书的一本志怪小说集。该书后集卷二「精怪门·狐虎」记有六则狐精故事。
这些故事大约都取自于宋元间笔记，多为南宋时事，发生在浦城、温州、成都、松滋等地，无一在北方，足证「狐不渡江」、「江南无狐」的说法并不正确。
不過，南方的狐崇拜现象和狐妖传说的流行程度的确较北方弱。南宋《夷坚丁志》卷一九「江南木客」言江南五通神「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由此来看，北方仍是狐文化的主要流行地域，江南的狐魅传说之流传是受北方影响的结果。
不过，到了清世，除了北方之外，南方各省也开始广泛流行狐仙信仰。狐妖传说骤然四起，甚至远及江浙两广云贵等地或其他狐极少见的地区也有狐妖狐仙的传说流传。按照清代笔记小说等资料的记录，清代北地狐仙信仰的流行程度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地区为最盛。
南方虽较北方稍逊一筹，但狐仙信仰在四川成都，浙江杭州、宁波，江苏苏州、吴江、江阴、扬州，安徽桐城，江西南昌、临江、瑞州，福建福州，云南禄劝及台湾都广有分布。如果不限于对祀奉狐仙的明确记载，算上狐仙狐妖的一般传闻的话，那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福建、广东、广西都有狐仙的传说。
清世笔记数量庞大，笔者心力有限，难以完全统计，但由此已可知狐文化绝非只是独属于北方地区的地域文化。然而，或许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虽然狐文化的传播迹象在汉人群体所生活的地区十分常见，但在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或边疆地区却难以看见狐文化或狐崇拜的存在。
引用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六云：「巴里坤、辟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祟人者。」
新疆多沙狐，但无狐妖之说。那里的人没有狐幻化人形作祟的概念，更不用说尊事狐仙。
引用清·紀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五紵威密屯军徐守备所讲，屯弁深山遇蜕形之狐一事，虽发生在新疆哈密，但只是流传于驻边兵士之口，非当地民众流传。
清·楊鳳輝《南皋筆記》所记西番（即藏族地区）遇狐女之事，也是当地汉民所传。
由此可见，狐文化和作为其最明显的表象的狐仙信仰主要都是盛行于汉文化所覆盖的地区，狐文化与汉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性。满人入主中国，受汉文化影响极大，自然也信狐仙，但边疆少数民族具有不同于汉满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所以便不会对狐仙顶礼膜拜。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邻诸国也有和中国狐文化具有相似文化特徵的狐文化，其原因大概亦如上所述，是受汉文化影响而来。
日本·吉野裕子《神秘的狐狸》中认为，日本狐文化源于中国狐文化，所以其祀狐民俗及狐妖传说中的一些文化特征上都与中国的狐文化高度相似。
引用日本·平安時代初期·沙門景戒《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之「狐為妻令生子緣」，故事中狐女求娶、生下一子，被狗咬而現出原形。
日本·平安時代末年·藤原明衡《本朝繼文粹》卷一一「狐媚記」載：「殷之妲己為九尾狐。任氏為人妻，到於馬嵬，為犬所獲。或破鄭生業，或讀古冢書，或為紫衣公到縣，許其女尸。」
深受唐宋时期中国影响的日本如此，朝鲜半岛地区的新罗（唐），高丽（宋），朝鲜（明、清）亦是一样，有着和中国的狐妖传说十分相似的故事和观念。
引用新羅·崔致遠《古意》有詩云：「狐能化美女，狸能化書生。誰知異物類，幻惑化人形。」
高丽·一然《三國遺事》卷二载，新罗真圣女王时，有老狐变沙弥取食龙神西海若子孙肝肠，被军士居施知射杀。
朝鲜《高麗史》「高麗世系」有载，作帝建（一名王帝建，高丽太祖王建之祖父）射杀作害于西海龙王的老狐妖。
在少数民族的地区，狐文化表现较少；在深受古代中国影响的东邻诸国，时至今日也依然存在着与中国狐文化高度相似的狐文化。如此看来，中国狐文化的传播范围某程度上也反映着古代汉文化的辐射范围和影响范围，这或许是因为狐文化作为相对贴近古代民间生活的民俗信仰文化，比上层的儒学文化或道教文化更容易随着古代汉族移民而传播的关系吧。
第四部分 中国狐文化在日本、朝鲜和越南地区的受容概况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直接翻译自这三个地区的维基百科，甚至可能还有翻译错的地方，所以期待有懂日文、韩文或越南文的大佬，或者直接了解这方面的相关情况的大佬来斧正以下内容。
•日本
在大陆（包括中国、朝鲜）的文化传入之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以狐的骨头为饰品的文化。
在日本，「狐」与「稻」是一对相互关联的意象。关于这种关联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推断这种情况是农耕民族的必然现象的「必然起因说」，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推断这种情况是将神之名误当是狐的「误解起因说」，目前尚未有定论。此外，还有说这种狐是稻荷神的眷属的说法是应神天皇14年时（约西晋时）从大陆渡来的秦氏所带来，并被当时的日本人接纳了的结果。
在日本，稻作经常被老鼠祸害。自开始种稻至江户时代期间，日本人注意到狐是老鼠的天敌，并发现浸濡过狐的尿液的石头能驱除老鼠，因而开始在稻田附近为狐设祠，并以油炸豆腐供奉之。由于这种驱鼠的经验十分有效，所以这种狐信仰也得到了重视。
日本自古以来便有一种认为山有山神的观念，并且认为无论薀团树、石头还是动物都可以成为山神。如今已经难以判定民间流传的狐神信仰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发源，但从发源的顺序来考虑，被开垦之前便已有狐栖息的土地应该有着狐神，所以也有观点认为现今日本的狐神信仰源自作为田神的狐神信仰和稻荷信仰的结合。
毫无疑问的是，狐是会蛊惑人，会变化的妖怪这一种观念是与佛教一同传入日本的，而且还受到了中国的九尾狐传说的影响。关于日本的狐文化，以后笔者可能会特别写一篇来深入探讨。
•朝鲜
虽然同属犬科，但与狼或狗不同，狐通常会被形容为美丽的。在大众印象中，狐总是象徵着聪明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情况下，狐也会被认为是狡猾的，鬼祟的。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被警告，说是如果狐活了很久就会变得能使用法术和蛊惑人类。它们会以怪物的形象出现，例如九尾狐、妖狐、Maegu（疑似天狐）、狐妹妹等。据说狐妖喜欢甜的东西，所以也有用干柿子来引诱狐的故事。
由于狐经常会从农家偷鸡，喜欢挖洞而且居住在墓穴中，所以在农业社会的古代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不好的动物。不过这是中古时代以来的情况，在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的朝鲜地区，狐曾是被广泛崇拜的对象。
在韩国，狐会被用以比喻性感又淫乱的女性或狡猾的奸商，或指代性格恶劣的泼妇或美丽的女性。不过，近年来作为宠物的狐渐渐变多，所以其在大众印象中的形象也逐渐偏向可爱和聪明的一面。
•越南
在民间故事中，狐往往被刻画成负面角色，据说它们会经常耍小手段来偷走人们的鸡和兔子。在电影中，人们经常将邪恶、奸险、狡猾的人和爱情或恋情中的第三者形容为「老狐狸」。
一些表演用的面具上，通常会使用红色，黄色，橙色或更尖锐的尖齿来刻画狐狸的形象，以表示其残酷和邪恶的性质。而柔和的颜色，如粉红色、绿色和黄色等，则通常用在兔子、小鸟之类的角色，以表示其柔和，高贵的灵魂。（没找到相关图像例子）
根据最为广泛流传的传说所言，狐是一种能修炼的灵物，它们活至百岁便会有三条尾巴，被称为妖狐。活至千岁便会成为六尾狐。当它们成为九尾狐之后，便会拥有变化成人的能力。每一条尾巴都是一条命，要杀九尾狐的话，必须将其所有尾巴悉尽斩除。
据说狐妖变成人后都非常美丽且聪明，而且还具有非凡的魅力。狐妖经常利用这种优势来蛊惑男人，然后找机会吸取他们的灵魂和血液，导致他们死亡，有时候甚至会吃人。据说狐妖也会变化成男人来蛊惑女人，也有一些狐妖故事充满着爱与人性美。
狐妖的颜色有异于一般的狐，它们因应其岁数而改变颜色，据说九尾狐的毛色鲜艳如血。狐妖喜寒，所以会住在阴冷的洞穴。每当他们离开巢穴之时都会变化成人，除非死去，否则它们不会变回原形。最为人熟知的狐妖形象是中国明代的《封神演义》中的九尾狐妲己。
结语
在古代，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所以透过考察中国文化在流入这些地区之后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从侧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情况。
这种逻辑置于狐文化也是适用的，所以透过对日本、朝鲜、越南地区的狐文化进行考察，或许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见到中国狐文化的表现形态，从而对中国狐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中国狐文化的早期形态
随着时代推移，狐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过程。狐曾经以不同的文化面貌存在于古人的认识中，笔者尝试归纳之，最终分别定类为「凡狐」、「灵狐」、「祥狐」、「神狐」、「瑞狐」、「狐魅」、「狐妖」、「狐神」、「狐仙」等不同阶段及形态。
本文旨在介绍中国狐文化的早期形态，对应着上图中「凡狐」到「灵狐」的阶段，故以下内容将分为四部分：
1.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
2.「凡狐」之于先民和古人的价值
3.古人对「灵狐」的文化认识和印象
4.《山海经》中的「狐怪」
第一部分 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
透过对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进行考察，相信可以加深对狐文化的初期形态的认识。
•文字记载中最早的「狐」
在先秦文献中，相比被用以指代动物，「狐」作为氏或地名的情况反而较为普遍。
例如《左传》之狐突、狐偃、《墨子》之狐功、《庄子》之狐不谐、《战国策》之狐咺、《世本》之狐丘林，皆以「狐」、「狐丘」为氏。
作为地名，则例如令狐（晋）、狐壤（郑）、狐父（晋）、狐岐之山（《山海经》）等。当中亦有地名转化为氏的情况，如令狐。
屈原《天问》中记载了一位「纯狐氏」之女，名曰「眩妻」。据说她与寒浞一起谋杀了后羿。
戰國·楚·屈原《天問》云：「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闻一多《天问疏证》认为《天问》所载之「眩妻」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的「玄妻」是同一人。
先秦《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昔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
纯狐之「纯」，义通「玄」，都是指黑色，故「纯狐」或通「玄狐」。李剑国《中国狐文化》据此指出纯狐氏可能与《山海经》所载的玄狐有关。
然而，《左传》之「玄妻」是「有仍氏」，《天问》之「眩妻」是「纯狐氏」。针对这一情况，闻一多先生的考据中并未相关论述，故未能视之若等同。
龚维英《原始崇拜刚要》以图腾崇拜说来解释上述情况，认为「纯狐氏」可能是一个以黑狐为图腾的部族，而「涂山氏」可能也是一个崇拜狐图腾的部族。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如此类推，认为以「狐」为氏或地名的部族或地区或许与远古狐图腾有关。不过，笔者对部落图腾之说是否适用于上古中国持保留态度，「涂山氏以九尾狐或狐为图腾」的说法尚有检讨的余地。
•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狐」
在至今为止的出土文物中，最早和狐有关的文物当属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其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年份相当于传说中的夏代，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当中有牌饰似有狐面纹样，这也是笔者所能找到的狐狸相关的文物中最早的图像材料，希望以后有更多发现。
陆思贤《二里头出土饰牌纹饰解读》认为此「狐面纹」牌饰与夏代对尾宿星座的观察与交会男女的认知有关，同时亦联想到夏禹与九尾白狐的传说。
从牌饰出土时置于往生者胸口的情况来看，这种牌饰可能蕴含某种与生命灵魂有关的宗教意义或巫术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兽面纹牌饰并不只有一面出土，而且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兽面纹所象征的是龙、熊、鹗等，但笔者还是觉得比较像是狐或鹗。
另外，在北方长城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亦有发现带有狐面纹的器物。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
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狐面纹
《二里头出土饰牌纹饰解读》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在礼制等文化方面深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以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关系，上引图中的彩绘狐面纹图案也有可能是来自二里头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狐面纹图案出土自其第一等级的墓葬，而二里头文化的狐面纹牌饰则出土自其系统中的中型墓葬。由此，或可推断两者的社会地位不会相差太多，但若从整体而言，夏家店下层文化当时的国际地位应该与二里头文化并不对等，前者较后者稍低，可能是后者的方国或属国。
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狐面纹图案的象征意义，大概与二里头狐面纹牌饰的差不多，都与死者、生命等概念有关。
关于狐文化的来源，不少学者认为是远古部族的狐图腾崇拜的遗留。相关观点可见于……
引用《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李炳海
《中国狐文化》李剑国
……
因此，有学者认为，与狐有关的地名及姓氏都是远古狐图腾崇拜的遗留表现。
但笔者认为，中国狐文化可能只是单纯地从远古时期的万物有灵观发展而来。其之所以后来循着祥瑞化和妖异化两个方向发展，应该是受到了古人对特殊狐类的幻想和对自然狐之习性的认识影响，所以未必能套用图腾学说来解释。
第二部分 「凡狐」之于先民和古人的价值
在狐文化的发展最初期，狐在先民的认知中应该尚未隐含任何文化意义。为了方便表述，笔者将这种大自然中的普通狐狸定类为「凡狐」。
狐文化之缘起，当从初民与狐狸的初次接触开始。古人与狐的关系大概是始于狩猎，狐的物质价值促使古人与狐接触。
•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
首先，狐皮是制裘的上佳材料，具经济价值。狐裘在古代是奢侈品和贵重服饰。而狐皮可用以制裘，所以古人对狐皮格外珍惜。
最晚在西周，狐裘已经薀腕族的享用之物。先秦典籍中关于狐裘记载极多。
引用《禮記》「玉藻」載：「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詩經》「檜風·羔裘」載：「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詩經》「邶風·旄丘」載：「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詩經》「小雅·都人士」載：「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詩經》「豳風·七月」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左傳》「僖公五年」載：「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載：「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日而天不寒。』」
《晏子春秋》外篇上「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載：「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
其中，「狐白裘」最为珍贵，是天子之服。但春秋战国之世等级混乱，诸侯贵族皆可服之。
引用西漢《淮南子》「說山訓」載：「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
狐白裘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须用「狐白」缝缀而制成。所谓「狐白」，即是狐腋处最细柔洁白的毛，如此则自然贵重无比。
引用西漢·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載：「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
《慎子》「知忠」載：「粹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
《墨子》「親士」載：「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
狐裘在后世一直都薀腕重服饰。
引用五代《新唐書》「高昌傳」云：「太宗即位，現玄狐裘。」玄狐即黑狐。
清代尤重玄狐裘。
引用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四「玄狐」云：「本朝極貴玄狐，次貂，次猞猁猻。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
此外，南方多水，狐分布少，而且因为北狐体大毛长，色泽鲜亮，其皮质量亦远较南狐佳，所以猎狐活动自古以来主要集中在北方。
其次，狐肉有食用价值。古籍中有烹饪狐肉的相关记载，不过只是散见于各代典籍中，并没有太多例子，所以应该不是普遍情况。
引用唐·李咸《田獲三狐賦》云：「腋入珍裘，肉登俎味。」
北宋·蘇舜欽《蘇學士集》卷一「獵狐篇」云：「皮為榻上藉，肉作盤中膾。」
南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八稱，狐肉「可作羮臛」。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一下引蘇頌語云：「北土作膾，生食之。」
然而，在遥远的上古时代，狐作为一种常见猎物，体型较小，性情亦不凶残，所以更古早的先民们大概不会放过这种威胁性低，较易被捕获，又能提供皮毛和肉食的动物。
早在殷商甲骨文记录中便已存在与「狐」对应的字，反映了狐早已出现在古人的认知中。从字形上更可一窥古人对狐的早期印象。
甲骨文记录中提及「狐」之处大抵都属于田猎活动期间的获狐记录。其数量之大和次数之多，反映出当时野生狐的数量很多，是狩猎活动的常客。
用国学大师网的甲骨文合集在线搜索功能一搜，甲骨文《合集》中「狐」的相关记录就有69条。下引数条以观之。
引用《合集·10982》：鼎（貞）：乎（呼）田于※（狐）。 一 二 二告
《合集·37364》：壬寅王卜，鼎（貞）：田，往〔來〕亡災。王（占）曰：〔吉〕。茲（孚）。隻（獲）狐□，鹿一，麑一。 一
《合集·37380》：壬子王卜，鼎（貞）：田，往來亡災。王（占）曰：引吉。茲（孚）。隻（獲）狐四十一，麑八，兕一。
《周易》中也有田猎活动中获得狐的明确记载。
引用《周易》「解卦」載：「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不过，就如之前所说，狐作为常见猎物的一种，其体型较小，性情亦不凶残，威胁性低，较易被捕获，又能提供皮毛和肉食，所以古人的猎狐活动应该也不会到了殷周之际才开始。
•药用价值及巫术用价值
西汉《淮南万毕术》中，有狐血药用的相关记载。这是目前笔者能找到的，关于狐的药用价值的最早材料。
引用北宋《太平御覽》卷七三六引西漢《淮南萬畢術》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
考虑到秦末乱世对先秦典籍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这种近乎巫术的医学认识，西汉人对狐的药用价值的认识有可能是传承自先秦，而非西汉始有。
此后的药典之中亦常见到以狐为药的记述。现代中医药学中亦仍有以狐入药的记述，《中国药用动物志》中便指出狐肺、狐胆、狐心等部位均可入药。
然而，巫医不分在古代是普遍情况，巫术与医术之间差异不大。古代中医术其实有很多都演变自更古早时代的巫术或方术，所以「狐药」之中有不少荒诞失实的成分。
由于古代很多莫名其妙的癔病都会归咎于「狐魅」，许多「狐药」便由此诞生，例如生服狐心以治狐魅、焚烧狐头以辟邪、煮食狐鼻以治狐魅、以狐涎入媚药、以狐茎治不育、服狐粪水治恶瘘等等。
这些「狐药」其实都是基于「以狐克狐」，即致病致灾之物本身具有相应的消灾解病的能力，这样的朴素的巫术思维而成立的。单就「狐药」的相关记述之多来看，狐在古人的认知中无疑是具有非凡的药（巫术）用价值的。
在古代中医药学系统中，动物性药材很少有如狐药般繁富的。这种情况的原因相信是和狐在民俗宗教文化中处于其他动物望尘莫及的地位有关。狐文化既丰富又神秘的内涵使「凡狐」被赋予了非凡的药用价值。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古人并不是从狐本身发现了狐药，而是从狐妖中发现了狐药。虽然这完全准确无误地概括狐药的实际情况，但应该也适用于其中相当多的部分。
实际上，古人对种种狐药的医药性能之认识也并没有建立在实际的药物学基础上，反而依托在民俗宗教的狐妖观念，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山海经》中的九尾狐，首先言其「能食人」，然后又言「食者不蛊」，郭璞注曰「啖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气」，也就是说吃了它的肉，可以不逢妖邪之气，免疫蛊毒。
引用《山海經》「南山經」載：「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䨼。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東晉·郭璞註曰：「啖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
東漢·鄭玄註《周禮》曰：「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
古人认知中的所谓「蛊毒」，大概就是食物中的寄生虫，以及自然界的毒气。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吃了九尾狐的肉，可以使人不会受到这些毒物的影响。
从以上记述亦可见，先秦时期大概也存在「以奇异制奇异」的巫术思维。这种观念和狐药既然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也有可能是自更久远的上古初民那里传承下来的。如此，则狐的药用价值及巫术用价值也是初民猎狐的诱因之一。
【三】中国狐文化中的「瑞狐文化」
狐在先秦古人的印象中，有极具灵性、通达人情、怀有仁德的一面，亦有神秘诡异、难以捉摸、鬼鬼祟祟的一面。基于这两种印象，「灵狐概念」后来分别沿着「瑞狐文化」和「妖狐文化」这两个方向发展。
当狐在古人的印象中成为了怀有仁德的灵兽之后，狐便具有了被进一步神异化的可能性，这是「瑞狐文化」发祥之前提。
「瑞狐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以西汉立国作为分界，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依次对应其酝酿期和成熟期。
本文旨在介绍中国狐文化中的「瑞狐文化」，对应着上图中從「灵狐」衍生而来的「瑞狐文化」，故以下内容将分为四部分：
1.「瑞狐文化」的早期形态——「祥狐」
2.汉代「瑞狐」的祥瑞性之由来
3.瑞狐文化之興衰
4.番外·简析「大禹遇九尾白狐并娶涂山女」神话
第一部分 「瑞狐文化」的早期形态——「祥狐」
西汉之前，「灵狐」之中其实已经分化出了一些特殊概念。相较于一般「灵狐」，这些概念的形象似乎具有额外的神秘文化含义，而且或多或少都有些吉祥的意味，所以笔者将这种狐文化的新形态定类为「祥狐」。
•吉祥的异兽——白狐、九尾狐、乘黄、玄狐
有别于一般的赤狐，白狐从很早开始便具有着特殊的文化含义。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文字材料来看，狐最早是作为猎物而出现在商代田猎活动的甲骨片记录中的。
引用殷商·卜辞《前2·29·3》：「壬申卜，贞：王曰，惟往来亡灾？获白鹿一，狐一。」
殷商·卜辞《粹958》：「其惟白麋逐?」
殷商·卜辞《粹956》：「…王卜贞：惟往[来]亡灾？获鹿一…麋二、白狐一。」
在记录中，白色的猎物会被特别注明其颜色，这反映了当时可能存在一种认为猎得白色猎物这一行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观念，所以才会特别從一般猎物中区分出白色猎物的数目。
从祭祀情况来看，与寻常颜色的猎物相比，白色的猎物一般被用于规格更高的仪式上，这或许意味着白色的猎物较寻常颜色的猎物更为高级。此或与「殷人尚白」之情况有关，后世「以白为祥」的观念或许也是从这种观念演变而来。
到了周代，田猎获狐已经明确具有吉祥的意义。周天子猎得白狐，并以之祭祀河宗之事也被记录了下来。
引用先秦(?)《子夏易傳》云：「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先秦《穆天子傳》卷一載：「甲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東晉·郭璞註：「以將有事於河，奇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為祥瑞，亦將燎祭之類。」
周人以赤为狐之常色，但周穆王猎获的却是罕见的白狐，故以为祥瑞，用祭河宗。
白狐之所以特殊，相信是因为罕见。甚至因为过于罕见而显得格外珍贵，以至于狐白裘薀旺君特有之服，士不得穿。
引用先秦《禮記》「玉藻」載：「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以现实中的赤狐作为蓝本，古人还想像出几种特殊的狐状兽，笔者将之定类为「狐怪」，意思是原型为狐的幻想生物。它们被收录在《山海经》，分别是九尾狐、朱獳（鱼翼狐）、獙獙（有翼狐）、蠪姪（九尾九首虎爪狐）、[⿰犭也]狼（白尾长耳狐）和乘黄（背角狐）。
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关于四夷列国贡物的记载中，能看到上述七种狐怪之三，它们分别是青丘的九尾狐、白民的乘黄和不令支的玄狐。
引用先秦《逸周書》「王會解」載：
「青丘狐九尾。」；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
「不令支玄貘。」西晉·孔晁註，玄貘即黑狐。
兼照该书的其他内容，可知诸侯献给天子的贡品似乎都是当地发现的奇异之物或象征吉祥之物，所以上引内容中的九尾狐、乘黄和玄狐可能不仅是珍稀，同时还具备某种吉祥的象征意味。战国青铜器中的九尾狐和乘黄的图纹可能也有着相似含义。
从笔者目前搜集到的文字材料来看，关于九尾狐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先秦时期。 《逸周书》、《竹书纪年》、《山海经》中都有九尾狐相关的记述。但具体是哪个更早已不可考。
引用《逸周書》「王會解」載：「青丘狐九尾。」
《竹書紀年》「帝杼」載：「八年，柏杼子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山海經》「海外東經」載：「青丘國在其（朝陽之谷）北，有狐，四足九尾。」
《山海經》「大荒東經」載：「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山海經》「南山首經」載：「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䨼。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参照以上记载，九尾狐的特殊之处还有其「食者不蛊」的功效。
另外，若参考蔡堂根《九尾狐新解》一文，则「子孙昌茂，氏族兴旺」可能是狐及九尾狐的原始文化含义，蕴含着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意味。这或许也是先秦王公贵族喜爱穿狐裘的原因之一。
玄狐具有和白狐差不多的文化含义，同样有珍贵、稀有、祥瑞的象征意义。
引用《山海經》「海內經」載：「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
唐·瞿曇悉《開元占經》引《瑞應圖》載：「成王時太平，則玄狐見。」
五代《新唐書》「高昌傳」載：「太宗即位，現玄狐裘。」玄狐即黑狐。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四「玄狐」載：「本朝極貴玄狐，次貂，次猞猁猻。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
至于乘黄，虽然目前关于它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但其为瑞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关于乘黄的详细情况还待日后继续查考。
引用《山海經》「海外西經」載：「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祥狐」升华至「瑞狐」的里程碑——九尾白狐
先秦文献中的九尾狐，大多是被客观地作为一种异兽来看待，其形象不存在明显的好坏评价。虽然已具备一定的祥瑞性和辟邪能力，时人或许还认为其有「助家族兴旺」的功用，但此时的九尾狐尚没有比较明确的象征意义。
最早能看见九尾狐具有明确象征意义的资料是战国初期的《田俅子》，其中的九尾白狐作为商汤的祥瑞出现。
唐·劉庚《稽瑞》引戰國·齊·田鳩《田俅子》載：「殷湯為天子，白狐九尾。」
此处的九尾白狐成为了金德殷商兴盛之瑞象，正式与一个王朝的昌盛兴起建立联系。这大概是在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五行学派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形成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出现的是九尾白狐。其兼备白狐和九尾狐的特征，是两者融合后的形象。九尾白狐可能还同时具有白狐的祥瑞性和九尾狐「能助子孙家族繁茂昌盛」的文化意味，所以才会被安排成为商朝兴起的瑞象。其白色的外形特徵大概也是有着对应商朝「金德」的意思。
九尾白狐的出现，可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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