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四大家是指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这四人都有多篇代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者，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一、综述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的作品，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美人赋》。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羽猎赋》、《甘泉赋》、《长杨赋》、《蜀都赋》。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明人辑有《杨子云集》。《隋书·经籍志》有《杨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著有《班兰台集》。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最为有名。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一说蜀郡成都人 ，一说巴郡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 （详见“人物争议”部分）。“汉赋四大家”之一，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被誉为“赋圣”、“辞宗” 。
少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病免，客游梁。善辞赋，作《子虚赋》。及梁孝王卒，归家，贫无以自业，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慕相如之才，与之私奔。乃于临邛买酒舍，令文君当垆卖酒，身与庸保杂作。卓王孙乃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夫妇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内附，边关日益开广。又通灵山道，作孙水桥，以通邛、莋。后拜孝文园令，旋病免。所著赋尚有《大人赋》等。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1、人物生平
景帝时期
司马相如原名犬子 ，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皆载明司马相如出生于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据清代《四川通志》记载：“汉司马相如成都人，侨居蓬州（今四川蓬安）” 。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用钱换了个官职，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
武帝赏识
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相如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 。《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时在汉景帝年间，但是并没有得到景帝的赏识，景帝不好辞赋。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在位。刘彻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杨得意是蜀人，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且更有文采。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又对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
相如出使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如担任郎官数年，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为唐蒙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唐蒙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巴、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皇上听到这种情况，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司马相如在那儿发布了一张《喻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略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耗费钱财。当权者多有反对者。这时，邛、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皇上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拢络西夷。相如等到达蜀郡，蜀郡太守以下官吏都前往郊外迎接，县令负弩前驱，蜀人都以迎接司马相如为荣。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相如还京报告皇上，皇上特别高兴。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可惜好景不长，被人告发接受贿赂，遂遭免官。岁余，被重新启用，仍为郎官。
因病免官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前往茂陵，而相如已经死去，家中没有书。询问相如之妻，她回答说：“长卿本来不曾有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过一卷书，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就把它献上。再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天子惊异其书。如《遗（wèi，魏）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的作品。
2、主要成就
辞赋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还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
散文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3、历史评价
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长门赋》，《凤求凰》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古琴曲，演义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4、轶事典故
琴挑文君
刘武去世后，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四川临邛（今邛崃市，属四川省直辖成都市代管），生活清贫。临邛令王吉与相如交好，对他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相如在临邛都亭住下，王吉天天拜访相如，相如托病不见，王吉更显恭敬。
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县）令有贵客”，便设宴请客结交，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王吉亲自相迎，相如只得前去赴宴。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司马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司马相如亦早闻卓文君芳名。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于是文君深夜逃出家门，与相如私奔到了成都。卓王孙大怒，声称女儿违反礼教，自己却不忍心伤害她，但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女儿。
司马相如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大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
犬子由来
据太史公《史记》的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
最开始，“犬子”之称，其实并无小名之意，只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
名琴绿绮
梁王慕名请司马相如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
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成语红拂绿绮中的绿绮指司马相如以绿绮琴挑文君的典故，成语指能于流俗中识名士、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古代奇女子。
长门买赋
相传汉武帝陈皇后被打入长门宫后，日夜愁闷悲苦，听说成都人司马相如是天下写文章的妙手，就向他奉上百斤黄金，请他写下《长门赋》来打动武帝，又得亲幸。
5、人物争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亦沿袭此说，故世人多以此论定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也有蓬安人一说，如清代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主张：“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据《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典籍记载，相如县有“相如坪”“琴台”“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支持“蓬安说”的学者相关论文汇编为《相如故里在蓬安》一书，但也有人认为“蓬安说”只能证明司马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但司马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 《史记》等提出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6、后世纪念
琴台故径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相传为司马相如弹琴处，并在此处与卓文君相遇。其时司马相如弹琴，卓文君卖酒。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此后成都市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驷马桥
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它就是古今闻名的驷马桥。往北过桥是个三岔路口，直行便是驷马桥街，右拐则叫驷马桥路。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位于成都北，现存升仙湖），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今日之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志在必得。
三、扬雄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名士严君平弟子 。
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游历长安，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汉成帝时，得到同乡杨庄推荐，入奏《甘泉》《河东》等赋。授给事黄门侍郎，修书于天禄阁，结交王莽。
天凤五年（18年），死去，时年七十一岁。著有《法言》《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扬雄的先人是姬伯侨的后代，作为庶出旁支以晋的扬作为食邑，并以此为氏，不知伯侨是周的哪一支系。扬在河、汾之间，周衰亡后扬氏有人称侯，号称扬侯。晋国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起而范氏、中行、知伯衰落。权臣逼迫扬侯，扬侯逃到楚国巫山，在那里安家。
楚汉之争时候，扬氏逆江上行，住到巴州（今重庆）。扬雄五世祖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年间，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崤山南面的郫都。
少而好学
扬雄家族世代以耕种养蚕为职业。从扬季到扬雄，五代只有一子单传，所以扬雄在蜀地没有别的亲族。
扬雄小时候好学，不只是研究章句，通晓字词解释而已，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为人平易宽和，口吃不能快速讲话，静默爱沉思，清静无为，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不故意修炼品性来在世上求取声名。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自身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富贵也不干。却很喜欢辞赋。
仰慕先贤
汉武帝时，蜀地有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很壮丽典雅，扬雄心中佩服他，每次作赋，常把他作为榜样模仿。又惊讶屈原文才超过相如，却至于不被容纳，作《离骚》，自己投江而死，为他的文章感到悲伤，读时没有不流泪的。认为君子时势顺利就大有作为，时势不顺就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不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便写了一篇文章，常常摘取《离骚》中的句子而反驳它，从竖山投到江水中来哀悼屈原，名为《反离骚》；又依《离骚》重作一篇，名叫《广骚》；又依《惜诵》以下到《怀沙》作一卷，名叫《畔牢愁》。
拜师学艺
扬雄是汉代京城的文化巨擘，被后来的学者誉为“汉代的孔子”。每每扬雄与人把酒言欢，互诉衷肠之际，都会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严君平先生门下的那段单纯又快乐的求学时光。
严君平隐居平乐山（又称横山）时，开办了“横山读书台”，平日里一边教课，一边整理著作。一日，扬雄上山拜师，行过跪拜之礼后，按照当时的传统礼仪给老师递上了十条腊肉，严君平却连忙摆手，“罢了罢了！不讲这些礼数！”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教诲焉。”意思是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严君平认为“横山读书台”主要教授老子的道学，这拜师礼是孔子提出的，可不适用。扬雄坚持：惠帝王与惠子民并不矛盾呀！如果两者能够兼具，不正好是圣人的中庸之道吗？
一番谈论过后，严君平对扬雄颇为满意，收下了这个弟子，扬雄便住进了横山，这一待就是八年。
步入仕途
后来，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扬雄为门下史。后经蜀人杨庄推荐，汉成帝命他随侍左右。
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扬雄与成帝前往甘泉宫，作《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十二月又作《羽猎赋》仍然以劝谏为主题。被封黄门郎，与王莽、刘歆等为同僚。前10年扬雄作《长杨赋》，继续对成帝铺张奢侈提出批评。
扬雄后来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晚年经历
王莽当政时，刘歆、甄丰都做了上公，王莽既是假藉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想禁绝这种做法来使前事得到神化，而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奏献符瑞之事。王莽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供辞所牵连到的，立即收系不必奏请。当时扬雄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了，要抓扬雄，扬雄怕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差点死了。王莽听到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扬雄不知情。下诏不追究他。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扬雄因病免职，又召为大夫。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人很少到其家。当时有多事的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钜鹿侯芭常跟扬雄一起居住，学了《太玄》、《法言》。刘歆也曾看到，对扬雄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了。”扬雄笑而不答。活到七十一岁，在天凤五年（18年）死去，侯芭为他建坟，守丧三年。
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桓谭看不到。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书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诸儒有的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太玄》到底未得彰显，但篇籍都在。
2、主要成就
辞赋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
《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
《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
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散文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 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儒学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
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3、历史评价
桓谭：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班固：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姚铉：如刘向、司马迁、扬子云，东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后代之法，张大德业，浩然无际。
萧纲：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曾巩：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
程颐：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范涞：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
刘师培：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
4、后世遗迹
子云亭
子云亭在历史上四川有三处，一处是成都扬雄故居的“子云亭”，此亭早已不存，遗址亦众说纷纭；另一处是修建在郫县城郊扬雄故乡友爱镇的子云亭（此亭为真正的子云亭），清代乾隆年间迁建于扬雄墓侧，亭已不存在，只剩下土台一座。至今犹存的就是绵阳西山景区的子云亭（此亭是绵阳市政府于1987年修建的）。在这个景区内有一大一小、一新一旧两座子云亭，由此可见绵阳人民崇文尚艺，礼拜先贤的市风和醇厚民情。
子云旧亭在扬子云读书台上，读书台位于凤凰山左翅膀端之山畔，为一上面平坦的坚硬盘石。岩石前端有摩岩浮雕“扬子云真像”和扬雄传略，据民国版《绵阳县志》记载为宋代镌刻。岩石右侧摩岩浮雕大龛90多尊，均为唐懿宗威通十二年镌刻的道教石刻。子云旧亭就修建于盘石之上，不知最早建于何年。《绵阳县志》记载民国6年（1917年）重修的子云亭是木结构的长方形亭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到20世纪70年代，绵阳县城建局在原址上又重建了一座砖混结构的六角亭，至今犹存。
1987年，绵阳市人民政府在凤凰山凤头上新建子云亭，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高23米，共三层，集楼、台、亭、阁于一体，外形典雅，雄伟壮观。在子云亭景区庭院入口处由成都著名书法家方滨生书写的刘禹锡《陋室铭》镌刻于此，以彰显西蜀子云亭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庭园中是扬雄巨型花岗石雕像，一代辞赋大家的风采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游人面前。子云亭下的陈列室中，陈列着扬雄的《太玄》、《法言》等哲学、汉赋作品。子云亭的楹柱上楹联中，有一副由高显齐先生撰联白允叔先生书写的长联，最能体现扬雄的华章与绵州新貌，与子云亭胜景相得益彰，组成西蜀又一著名景区的盛况。
墓葬
扬雄墓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南一公里处，又名子云坟。墓为汉代砖室墓，呈圆形，封土堆高出地面约6米，墓周长81米。该墓葬早期曾被扰乱破坏，后历代多次维修。据清同治本《郫县志》载：“扬雄墓，在县西二十里。”，“清道光中，邑令黄初，为植柏树，杨得志（后任署理知县）立石表墓”。墓南侧有小河一条，据载咸丰末，河水冲坍墓足，乡人周子升伐石培护，并将河道改向，扬雄墓始得完整。墓地原存古柏，墓周围原有石栏、石凳、石碑等。石栏上镌联“文高西汉唯玄草，学继东山是法言”。“文革”时古柏、石栏、石凳、石碑、石柱均被毁，现已不存。
墓现为圆形，高数米，直径10米，封土若小丘。墓地开旷，东西有农舍竹林环抱。1985年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扬雄墓附近，还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四、班固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
班固是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著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1、人物生平
洛阳求学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岁便能文诵赋。 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 班彪晚年潜心续写《史记》，受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拜访班彪，对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骃、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二十三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举贤求仕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 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尽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明帝任命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用辅助官员四十人，班固认为这是一个出仕的好机会，为了积极举荐人才，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才能，上了一篇奏记（《奏记东平王苍》 ）。班固的自荐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举荐人才的建议，却大部分被刘苍所采纳。
私修国史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 ，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班家上下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班固被郡署考逼，无法表白，便骑上快马赶赴京城洛阳，打算上书汉明帝，替班固申冤。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京城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
受诏修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校书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
班固继续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样，光武帝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即后世《东观汉记》的光武帝部分。《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到京师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境贫寒，班超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 后来，明帝问及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班固据实以告，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 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文史大家
赋颂东都
东汉政权建立后，定都洛阳，至明帝时，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以重整皇宫。可是，关中上了年纪的士绅们仍怀恋西汉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迁回长安。班固认为洛阳更加适宜，不想迁都议论扰乱人心，于是作《两都赋》，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
史论秦亡
永平十七年（74年），汉明帝召集班固、贾逵、郗萌等人到皇宫云龙门，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赞语有无不当之处，班固当庭指出一处错误，出宫后，班固为进一步说明自己对秦亡的认识，作史论《秦纪论》，揭示秦朝历史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坚定志向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其子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汉章帝对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进皇宫，与皇帝一起读书。章帝每次外出巡守，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词歌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
班固虽然以知识渊博得到章帝重视，但念及父子两代才华横溢，却不能名显于世，自己年届四十，仍不得升迁，他想起东方朔、扬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没能赶上苏秦、张仪的时代，便提笔写成《答宾戏》一文。文章以问答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又从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鼓励自己坚定志向，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全文构思巧妙，格调高雅，说理深刻诚恳。
章帝读到后，更加赞赏班固的才华，也醒悟到班固长久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为玄武司马。
班固又在司马相如《封禅》、扬雄《美新》的基础上，作《典引》，述叙汉德。在文中，班固系统性地评价了“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
白虎通义
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杨终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诸儒大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以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 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白虎通义》） 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终成汉书
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班固初步上完成了《汉书》的撰著，自永平元年（58年）开始，共计历时二十五年，实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 全书记述从汉高祖开始，到孝平王莽被杀，十二代帝王，二百三十年间的事迹，包括《春秋》考纪、表、志、传共一百篇。《汉书》颁出后，受到当朝重视，学者们争相诵读。 但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去世时，《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刘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而马续续写《天文志》 。
北征匈奴
班固修《汉书》，旷日持久，虽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北单于派遣使者来朝纳贡，意欲和亲，章帝讯问众官。班固分析两汉时局，建议通使匈奴，以宣扬汉德（即《匈奴和亲议》）。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卒，汉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起用窦宪为侍中，掌控大权。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 后因刺杀齐殇王的儿子刘畅，事发被捕入狱，窦宪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匈奴亲汉，北匈奴反汉。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
永元元年（89年），班固年届五十八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班固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北攻匈奴，被窦宪任为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燕然勒石
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稒阳塞（固阳县境）出兵。三路大军在涿邪山（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作战，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中护军班固作铭。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然后班师。 班窦两家本有世交之谊，班固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与窦宪关系更为亲密，便撰写《窦将军北征颂》，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单于派亲王向窦宪通报，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带领数百人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南单于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受重伤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 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次年，窦宪率军精兵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斩首五千余级，俘虏北单于太后，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
含冤被害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定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密谋叛乱，事发被革职，回到封地后被迫自杀。 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因而受到株连，也被免职。 洛阳令种兢对班固积有宿怨 ，窦宪案发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大加陷害。班固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和帝得知班固已死，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
2、主要成就
汉书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在构书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规矩法度清晰、体例整齐合理，更易使人效法，开启了官方修史的端绪。
《汉书》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艺术特色上，《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形成了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地理学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对后世沿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汉书》还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是研究汉代地理的珍贵材料。
目录学
《汉书·艺文志》考证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它继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体系，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后世修史，必设“艺文”、“经籍”类，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文学
赋作
除《汉书》外，班固还是一个出色的赋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其代表作《两都赋》，是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中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一篇，大大发展了京都赋，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
在表现手法上，以往的散体大赋，都遵从“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两都赋》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表现出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推动了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此外，班固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诗歌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其五言诗《咏史》，虽“质木无文”， 却是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诗，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开启“咏史”这一诗题。
论小说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班固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 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
3、人物评价
张辅：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范晔：①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②“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③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
钟嵘：孟坚才流，而老於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
刘勰：班固、傅毅，文在伯仲。
傅玄：观孟坚《汉书》，实命世之奇作。
刘知几：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黄庭坚：每相聚辄读前汉书数页，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罗璧：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愧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
凌约言：班孟坚才瞻而有体，程不识之部伍也。
王维桢：古今文章擅奇响者六家，孟坚之文以整而奇。
程颐：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
章学诚：①史之良，首推迁、固；②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东藩：班固文人，党附窦氏，始至杀身；独班超能立功异域，终得封侯。大丈夫原应自奋，安能久事笔砚间？观于超之有志竟成，而固之无志可知，一荣一辱，优劣判焉乃知人生处世，立志为先，慎毋媚世谐俗为也！
4、轶闻典故
相关典故：文人相轻；不相伯仲、不分伯仲；下笔不休
傅毅与班固都是东汉有名的文史学家，均为扶风郡人，经历也极为相似，班固16岁时到京城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永平五年（62年），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二人又在京城洛阳相遇。
汉明帝时期，神雀群集，明帝要求百官作《神爵颂》，班固、傅毅献赋，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在反对迁都长安问题上，班固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二人又成了同事。傅毅作《显宗颂》十篇，显于朝廷， 班固心中颇有不平，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汉和帝时期，窦宪任车骑将军，请傅毅为主记室。不久，窦宪升大将军，又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至此，二人又成为同僚，均作《北征颂》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在幕府中，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窦宪的重用，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不久，傅毅去世，班固也在永元四年，因窦宪谋反案受株连，死在狱中。
傅毅作为东汉的文史学家，为世人交口称誉，与班固不相上下。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中也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
5、墓葬
班固墓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太白乡浪店村，据明清时期的《扶风县志》记载，班固墓周围有围墙，墓园内有石羊、华表、供案等。直到解放初期，该墓仍保有相当的规模。195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开荒种地和建设需要，墓园围墙被拆，园内的华表、石羊、供案也消失不见，墓冢缩为一个小小的黄土包。1982年省政府发文重新确定了班固墓的保护范围，墓冢外延30米。2007年，在班固墓左右发现盗洞并回填。现班固墓的面积只有20平方米左右。
五、张衡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 。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
张衡早年曾游学三辅，进入太学学习，并拒绝孝廉辟命、公府征召。期间一度为南阳郡主簿，后辞官居家。直到永初五年（111年）才应征赴都，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国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任尚书，于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北宋时被追封为西鄂伯。
张衡精通天文历算，创制世界上最早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观点。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由于他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故被后人誉为“木圣” 或“科圣”。由于张衡的贡献突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原有文集，久佚。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今人辑有《张衡诗文集校注》。
1、人物生平
博通经籍
张衡的家族世代为当地的大姓。他的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张堪被任命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有大功。 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被拜为渔阳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他又教人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人民由此致富。所以，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伐蜀时他是首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对公孙述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珍宝毫无所取。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奉调离蜀郡太守任时乘的是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向学，少年时便会做文章。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省西安市一带）地区。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都城洛阳（时称雒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喜欢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诗歌、辞赋、散文上，尽管他才高于世，却没有骄傲之情。平常从容淡泊，不喜欢与俗人相交。
步入仕途
汉和帝永元（89年－105年）年间，张衡被推举为孝廉，但他没有接受，公府几次征召也不到。当时，国家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没有不奢侈过度的。张衡于是仿照班固的《两都赋》，殚精竭思十年，才作成《二京赋》，用以讽谏朝廷。大将军邓骘欣赏张衡的才华，多次征召他，张衡都不应命。
永元十二年（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
职掌太史
张衡擅长机械，特别用心于天文、阴阳、历算。平常喜爱扬雄的《太玄经》，对崔瑗说：“我看《太玄》，才知道子云（扬雄字）妙极道数，可与《五经》相比，不仅仅是传记一类，使人论辩阴阳之事，汉朝得天下二百年来的书啊。再二百年，《太玄经》就会衰微吗？因为作者的命运必显一世，这是当然之符验。汉朝四百年之际，《玄》学还要兴起来的呢。”
永初五年（111年），主政的太后邓绥以公车特征张衡进京，拜张衡为郎中，后升任太史令。他于是研究阴阳，得以精通天文历法，发明创制了独飞木雕、浑天仪、瑞轮蓂荚、漏壶等，还著有《灵宪》《算罔论》。 后来张衡虽被调动它职，但最终又任太史令，张衡任此职前后达14年之久。他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
仕途波折
外戚邓氏失势后，张衡被降为公车司马令。 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年－132年），复职太史令。
张衡不慕当世的功名富贵，担任官职，往往多年都不得迁升。自从离开史官的职务五年后，又回到原职。于是设客问体，作《应问》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政事渐衰，宦官干政。张衡于是上疏陈事，劝谏顺帝。
永建七年（132年），他又创造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仪。此后还创制测量气象的候风仪、自动转向的三轮指南车和自动起飞的木雕。
外出国相
阳嘉二年（133年），张衡升任侍中，顺帝任用他在自己身边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顺帝曾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便用一些不易捉摸的话回答后出来了。但宦官还是担心张衡以后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群起毁谤张衡。张衡常想着如何立身行事。认为吉凶祸福，幽暗深微，不易明白，于是作《思玄赋》，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志。
永和元年（136年），张衡被外调任河间王刘政的国相。 刘政骄奢淫逸，不遵法纪；又有不少豪强之徒，纠集在一起做乱。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暗中探得奸党名姓，一时收捕，上下肃然，他为政以清廉著称。任职三年后，张衡上书请求辞职归家，被征召拜为尚书。
六旬而逝
永和四年（139年），张衡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张衡因算学方面的成就被北宋追封为西鄂伯。 后世称张衡为“木圣” 或“科圣”。
2、主要影响
发明
地动仪
阳嘉元年（132年），张衡在太史令任上发明了候风地动仪。
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地动仪用精铜铸成，圆径八尺，顶盖突起，形如酒樽，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形象装饰。中有大柱，傍行八道，安关闭发动之机。它有八个方位，每个方位上均有一条口含铜珠的龙，在每条龙的下方都有一只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铜珠即落入蟾蜍口中，由此便可测出发生地震的方向。经过试验，与所设制，符合如神，自从有书籍记载以来，是没有过的。曾经一龙机发，地不觉动，雒阳的学者都责怪不足信，几天之后，送信人来了，果然在陇西地发生地震，众人于是都服其神妙。自此之后，朝廷就令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地方。
关于地动仪的结构，流行的有两个版本：王振铎模型，即“都柱”是一个类似倒置酒瓶状的圆柱体，控制龙口的机关在“都柱”周围。这一种模型已被基本否定。 另一种模型由地震局冯锐提出，即“都柱”是悬垂摆（见袁宏《后汉纪》），摆下方有一个小球，球位于“米”字形滑道交汇处（即《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的“关”），地震时，“都柱”拨动小球，小球击发控制龙口的机关，使龙口张开。另外，冯锐模型还把蟾蜍由面向樽体改为背向樽体并充当仪器的脚。该模型经模拟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吻合。
世界上地震频繁，但真正能用仪器来观测地震，在国外，是19世纪以后的事。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虽然它的功能尚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却超越了世界科技的发展约1800年。
浑天仪
张衡在西汉耿寿昌发明的浑天仪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浑天说，创制了一个比以前都精确、全面得多的“浑天仪”。
漏水转浑天仪是一种水运浑象。用一个直径四尺多的铜球，球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黄赤道、南北极、二十四节气、恒显圈、恒隐圈等，成一浑象，再用一套转动机械，把浑象和漏壶结合起来。以漏壶流水控制浑象，使它与天球同步转动，以显示星空的周日视运动，如恒星的出没和中天等。它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即瑞轮冥菜，是一种机械日历，由传动装置和浑象相连，从每月初一起，每天生一叶片；月半后每天落一叶片。它所用的两级漏壶是现今所知最早的关于两级漏壶的记载。
张衡在创作了浑天仪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只是在梁代刘昭注《后汉书·律历志》时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传世。刘昭注中把这段文字标题为《张衡浑仪》。称之为“浑仪”可能是刘昭所作的一种简化。在古代，仪器的定名并不严格。虽然后世将“浑仪”一词规范为专指观测仪器，但在隋、唐以前，“浑仪”也可用于表演仪器。
瑞轮荚
瑞轮荚是张衡别出心裁创造的自动日历，它模仿神话中奇树蓂荚的特征，靠流水作用，从每月初一开始，一天出现一片叶子，到满月出齐15片，然后每天再收起一片，到月末为止，循环开合。这个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尧帝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的机械装置就是在这个神话的启发下发明的。听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期显示。
指南车
张衡制造的指南车利用机械原理和齿轮的传动作用，由一辆双轮独辕车组成。车箱内用一种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车箱外壳上层置一木刻仙人，无论车子朝哪个方向转动，木人伸出的臂都指向南方。
计里鼓车
张衡创造的计里鼓车是用以计算里程的机械。据《古今注》记载：“记里车，车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记里鼓车与指南车制造方法相同，所利用的差速齿轮原理，早于西方1800多年。
独飞木雕
张衡制作独飞木雕，是模仿鸟类高空翱翔的滑翔翼型设计。
地形图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天文
张衡曾参加过在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的一次历法大讨论，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时任尚书郎。这次大讨论的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张衡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或者所答失误，从而为阻止历法倒退做出了贡献。张衡、周兴两人在讨论中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最精密，建议采用。的确，《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
而且《九道法》承认月亮运行的速度是不均匀的，而当时其他的历法都还只按月亮速度均匀来计算。所以，《九道法》所推算的合朔比当时的其他历法更符合天文实际。只是如果按照《九道法》推算，将有可能出现连着3个月是30天的大月，或连着两个29天的小月等的现象。而按千百年来人们所习惯的历法安排，从来都是大、小月相连，最多过17个月左右有一次两个大月相连，绝无3个大月相连，更无2个小月相连的现象。所以，《九道法》所带来的3大月或2小月相连的现象对习惯守旧的人是难以接受的。这样，张衡、周兴建议采用《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却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损失。月行不均匀性的被采入历法又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刘洪的《乾象历》中才第一次得以正式采用。
张衡所著的天文学著作《灵宪》被后世认为是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所反映的科学水平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该著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张衡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遮日光，月绕地行且有升降。他认识到太阳运行（应是地球公转）的某些规律，正确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时的起因。他指出在中原可以见到的星有2500个，与今人所知略近。他经过对某些天体运转情况的观测，得出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的结论，与近世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
《灵宪》还提到陨星，认为是衰败了的星体陨落而成，其在陨落时为奔星（流星），坠落在地上为陨石，陨石带来天上星体的信息，但星体并非是石头。
文学
张衡是汉赋发展史具有巨大贡献，在他作赋的生涯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更突出的还在于张衡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 。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文心雕龙》称“自扬（扬雄）马（司马相如）张（张衡）蔡（蔡邕），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又称“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史学
汉安帝永初（107年—113年）年间，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人在东观撰集《汉记》，因而考定汉家礼仪，上疏请求让张衡参加讨论，适逢二人逝世，张衡平时叹息，想完成这件事。等到他任侍中时，上疏请在东观专门收检遗文，全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记与典籍不合的十多件事。还认为王莽本传，只应记载篡夺皇位而已，至于编年月，记灾祥，应改称为《元后本纪》。认为更始帝居位，人民没有什么异议。光武帝最初是更始帝的将领，后来才即位，应该把更始年号建在光武之前。上书数次，都没被采纳。后来的著述，多未详见于典籍，时人感到遗憾。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此曾评价说：“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思想
东汉谶纬之学风行于世，自东汉建国后，儒生争学图纬，更附以妖言。张衡认为图纬虚妄，不是圣人之法。于是上疏认为“国谶虚妄，非圣人之法。”并认为“此皆欺世罔俗……宜收藏国谶。一禁绝之。”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称张衡为“反谶纬的思想家。”
机械
张衡掌握高明的机械技术，据传他当时还制做过两件神奇的器物。一件是有三个轮子的机械，可以自转；一件是一只木雕，能在天上飞翔。
关于木雕，《墨子· 鲁问》就有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列子·汤问》和《韩非子·外储说》都记载说，墨子本人也造过能飞的木鸢。这些木鹊或木鸢大概是一种鸟状的风筝。不可能是其他装有动力机的、如今日飞机之类的飞行器。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连续运行一日乃至三日之久的动力机。张衡的木雕，大概也是一种风筝。不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中一段记载说：“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这里说到“腹中施机”，而且“能飞数里”，因此，过去有的作者认为是一种飞机类的飞行器。但装在飞行器上的动力机必须重量足够轻而马力足够大，并且还要求飞行器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宜起飞上升的形状等等，这些条件在张衡时代没有一条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张衡的木雕即使真的“腹中施机”，那么，这种机也不会是动力机，而是一种装在风筝上用线控制飞行的操纵机构。
关于三个轮子可以自转的机械，古来就有不同意见。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是一种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一组齿轮系把大车转动时车轴的运动传递到一个木人的手臂上，使它过一里路时敲一下鼓。这个设想看来不大符合“三轮可使自转”的意思。敲鼓的动作一般是不当作转动看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一种指南车。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张衡传》中引《宋书 ·礼志》：“指南车，其始周公作，张衡始复创造”（按：这是《宋书·礼志》的摘引，实非原文）。因此，指南车的形象更符合于“自转”的用词，因为不管下面轮子怎么转，车上的人只见到指南车木人的手指在自动地转向南方。
总之，张衡在机械技术方面非常高明。《太平御览· 工艺部九》引晋代葛洪《抱朴子》：“木圣：张衡、马钧是也。”高似孙的《纬略》也说“张衡、马忠号‘木圣’。”
数学
《后汉书》提到，张衡曾写过一部《算罔论》。此书迟到唐代已经失传，以至唐代的章怀太子李贤怀疑张衡没写过这部书，而是因为《灵宪》是网络天地而算之，故称《灵宪算罔论》。从《九章算术·少广》章第二十四题的刘徽注文中得知有所谓“张衡算”，因此，张衡写过一部数学著作是应该肯定的。从刘徽的这篇注文中可以知道，张衡给立方体定名为质，给球体定名为浑。他研究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研究过球的体积，其中还定圆周率值为10的开方，这个值比较粗略，但却是中国第一个理论求得π的值。另外，如果按照钱宝琮对《灵宪》的校勘：“（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则当时π值等于730/232=3.1466，较10的开方有精密了。但钱宝琮所作的校勘似乎未必都符合张衡的原来数字。
绘画
张衡认为画家喜欢一些非现实的东西，因为可以借此虚构和想象，他在汉顺帝阳嘉年间一篇上疏中就说：“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 张衡的绘画作品今不存，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他”高才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又记有：“张衡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3、历史评价
崔瑗：① 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② 于惟张君，资质懿丰，德茂材羡，高明显融。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盈科而逝，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类，禀授无形，酌焉不竭，冲而复盈。廪廪其庶，亹亹其几，膺数命世，绍圣作师。苟华必实，令德惟恭，柔嘉伊则，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维帝念功，往才女谐，化洽民雍。愍天不吊，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时恫。纪于铭勒，永终誉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祢衡：南岳有精，君诞其姿；清和有理，君达其机。故能下笔绣辞，扬手文飞。昔伊尹值汤，吕望遇旦，嗟矣君生，而独值汉。苍蝇争飞，凤凰已散，元龟可羁，河龙可绊。石坚而朽，星华而灭，惟道兴隆，悠永靡绝。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声永流，旦光没发。余生虽后，身亦存游，士贵知已，君其勿忧。
夏侯湛：奕奕张生，秉德淑清。研深综理，思俊才英。实掌天地，幽赞神明。冠曩兴美，倾汉流声。匪唯天象，亦垂人文。有炳其犹，有铄其新。仰鉴遗籍，驰心哲人。殊世投好，百载交神。奉命南邦，行出尔涂。（阙一字）及隧首，辍驾前衢。徘徊崇碑，逍遥故墟。企仰网瞻，长怀焉如。昔在先贤，唯德作友。古而无死，愿言携手。世则兹泯，道乃（阙二字）。在珠咏隋，于璧称和。戢宝无雕，人寿几何？望兼京台，思逾俟河。
范晔《后汉书》：①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曰：’德成而上，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② 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形算，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晰？ ③ 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顗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
张彦远：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郑谷：张平子才高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
归有光：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
王夫之：何休、郑玄之治经术，京房、襄楷、郎顗、张衡之论治道，始以鬼魅妖孽之影响乱六籍。而上动天子，下鼓学士，曰此圣人之本天以治人也。
郭沫若：张衡（79－139）东汉末叶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两京赋在汉代文学中有优越地位。但在天文方面，他也有独到成就。年四十时（公元117年）制成浑天仪，以观察天体运行。其后十五年，又制成候风地动仪，以测候地震。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浑天说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太史令张衡。张衡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反谶纬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学思想，张衡的发明，推进了科学知识。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两大创造，王充与张衡是东汉文化界的两个伟人。
白寿彝：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了独创性。
钱伟长：张衡创浑天学说，作浑天仪......其精巧为以前中外所未有。张衡不但对于天文有很好的成就，他还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同时，他也是有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死后崔瑗为之撰碑说他‘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无疑地像张衡这样人，在任何时代，统可成为一个凤毛麟角的人......张衡创造了浑天学说，说明天象的运行原则。根据他所测绘的星图——‘灵宪图’这便是现代‘假天仪’的原始鼻祖。远在机械工业发展前约二千年的祖国，竟能发明制作出这样精巧的仪器，真是惊人而值得我们崇拜了。汉代学者蔡邕参观了这个仪器，曾经有愿意终生偃卧在浑天仪里的感叹，足见张衡的伟大和浑天仪的精巧绝伦了。
赖家度：张衡在一生中，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毫不倦怠和自满，精益求精的前进。不论在知识领域的那一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广博而精深的；文学艺术上有他的优秀作品，天文历算上有他的综合研究，机械制造上有他的特殊技巧，而在学术思想上他曾坚持着反图谶的斗争，在政治实践上他也曾有积极而进步的活动；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有如浑天仪和地动仪等的空前发明。这些丰富而珍贵的劳绩，在我们祖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史上都占着崇高的地位，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严济慈：精仪揭天地，科圣著千秋。
《恒星物理》：张衡‘在人类文化早期发展的时期就有实验科学上的伟大发现，实为不可思议的奇迹。’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张衡两度任太史令，是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的代表。
4、轶事典故
《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一个关于张衡用“足趾画怪兽”的传说：张衡听说建州浦城水中有豕身人首的怪兽，于是前往画它。但这个怪兽怕人画它，所以不出来。张衡于是扔掉纸笔，怪兽就出来了，他悄悄地用足趾画下怪兽的行状。能用足趾写生，这虽然是种传说，但也可见当时张衡的画名是不低的。
5、后世纪念
墓葬
张衡墓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北25公里石桥镇南小石桥村西20米处，为国务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汉代时陵园建造宏伟，翁仲、石兽对立，祠庙巍峨壮观。后经战乱，以往胜迹荡然无存。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重修了张衡墓园与“平子读书台”。墓园面积12000多平方米，墓室封土高8米，周长79米，在高大的古墓周围遍植松柏。墓前的明、清石碑加盖了碑楼。并于墓前立方碑1座，碑文为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撰写。墓北读书台遗址，亦重新建台立碑。
国际纪念
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联合国天文组织于1970年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又于1977年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星”，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为纪念张衡及其诞生地河南南阳，将小行星9092命名为“南阳星”。
一、综述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的作品，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美人赋》。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羽猎赋》、《甘泉赋》、《长杨赋》、《蜀都赋》。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明人辑有《杨子云集》。《隋书·经籍志》有《杨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著有《班兰台集》。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最为有名。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一说蜀郡成都人 ，一说巴郡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 （详见“人物争议”部分）。“汉赋四大家”之一，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被誉为“赋圣”、“辞宗” 。
少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病免，客游梁。善辞赋，作《子虚赋》。及梁孝王卒，归家，贫无以自业，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慕相如之才，与之私奔。乃于临邛买酒舍，令文君当垆卖酒，身与庸保杂作。卓王孙乃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夫妇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内附，边关日益开广。又通灵山道，作孙水桥，以通邛、莋。后拜孝文园令，旋病免。所著赋尚有《大人赋》等。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1、人物生平
景帝时期
司马相如原名犬子 ，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皆载明司马相如出生于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据清代《四川通志》记载：“汉司马相如成都人，侨居蓬州（今四川蓬安）” 。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用钱换了个官职，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
武帝赏识
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相如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 。《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时在汉景帝年间，但是并没有得到景帝的赏识，景帝不好辞赋。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在位。刘彻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杨得意是蜀人，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且更有文采。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又对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
相如出使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如担任郎官数年，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为唐蒙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唐蒙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巴、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皇上听到这种情况，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司马相如在那儿发布了一张《喻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略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耗费钱财。当权者多有反对者。这时，邛、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皇上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拢络西夷。相如等到达蜀郡，蜀郡太守以下官吏都前往郊外迎接，县令负弩前驱，蜀人都以迎接司马相如为荣。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相如还京报告皇上，皇上特别高兴。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可惜好景不长，被人告发接受贿赂，遂遭免官。岁余，被重新启用，仍为郎官。
因病免官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前往茂陵，而相如已经死去，家中没有书。询问相如之妻，她回答说：“长卿本来不曾有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过一卷书，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就把它献上。再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天子惊异其书。如《遗（wèi，魏）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的作品。
2、主要成就
辞赋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还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
散文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3、历史评价
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长门赋》，《凤求凰》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古琴曲，演义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4、轶事典故
琴挑文君
刘武去世后，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四川临邛（今邛崃市，属四川省直辖成都市代管），生活清贫。临邛令王吉与相如交好，对他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相如在临邛都亭住下，王吉天天拜访相如，相如托病不见，王吉更显恭敬。
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县）令有贵客”，便设宴请客结交，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王吉亲自相迎，相如只得前去赴宴。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司马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司马相如亦早闻卓文君芳名。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于是文君深夜逃出家门，与相如私奔到了成都。卓王孙大怒，声称女儿违反礼教，自己却不忍心伤害她，但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女儿。
司马相如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大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
犬子由来
据太史公《史记》的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
最开始，“犬子”之称，其实并无小名之意，只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
名琴绿绮
梁王慕名请司马相如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
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成语红拂绿绮中的绿绮指司马相如以绿绮琴挑文君的典故，成语指能于流俗中识名士、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古代奇女子。
长门买赋
相传汉武帝陈皇后被打入长门宫后，日夜愁闷悲苦，听说成都人司马相如是天下写文章的妙手，就向他奉上百斤黄金，请他写下《长门赋》来打动武帝，又得亲幸。
5、人物争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亦沿袭此说，故世人多以此论定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也有蓬安人一说，如清代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主张：“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据《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典籍记载，相如县有“相如坪”“琴台”“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支持“蓬安说”的学者相关论文汇编为《相如故里在蓬安》一书，但也有人认为“蓬安说”只能证明司马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但司马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 《史记》等提出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6、后世纪念
琴台故径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相传为司马相如弹琴处，并在此处与卓文君相遇。其时司马相如弹琴，卓文君卖酒。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此后成都市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驷马桥
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它就是古今闻名的驷马桥。往北过桥是个三岔路口，直行便是驷马桥街，右拐则叫驷马桥路。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位于成都北，现存升仙湖），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今日之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志在必得。
三、扬雄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名士严君平弟子 。
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游历长安，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汉成帝时，得到同乡杨庄推荐，入奏《甘泉》《河东》等赋。授给事黄门侍郎，修书于天禄阁，结交王莽。
天凤五年（18年），死去，时年七十一岁。著有《法言》《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扬雄的先人是姬伯侨的后代，作为庶出旁支以晋的扬作为食邑，并以此为氏，不知伯侨是周的哪一支系。扬在河、汾之间，周衰亡后扬氏有人称侯，号称扬侯。晋国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起而范氏、中行、知伯衰落。权臣逼迫扬侯，扬侯逃到楚国巫山，在那里安家。
楚汉之争时候，扬氏逆江上行，住到巴州（今重庆）。扬雄五世祖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年间，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崤山南面的郫都。
少而好学
扬雄家族世代以耕种养蚕为职业。从扬季到扬雄，五代只有一子单传，所以扬雄在蜀地没有别的亲族。
扬雄小时候好学，不只是研究章句，通晓字词解释而已，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为人平易宽和，口吃不能快速讲话，静默爱沉思，清静无为，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不故意修炼品性来在世上求取声名。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自身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富贵也不干。却很喜欢辞赋。
仰慕先贤
汉武帝时，蜀地有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很壮丽典雅，扬雄心中佩服他，每次作赋，常把他作为榜样模仿。又惊讶屈原文才超过相如，却至于不被容纳，作《离骚》，自己投江而死，为他的文章感到悲伤，读时没有不流泪的。认为君子时势顺利就大有作为，时势不顺就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不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便写了一篇文章，常常摘取《离骚》中的句子而反驳它，从竖山投到江水中来哀悼屈原，名为《反离骚》；又依《离骚》重作一篇，名叫《广骚》；又依《惜诵》以下到《怀沙》作一卷，名叫《畔牢愁》。
拜师学艺
扬雄是汉代京城的文化巨擘，被后来的学者誉为“汉代的孔子”。每每扬雄与人把酒言欢，互诉衷肠之际，都会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严君平先生门下的那段单纯又快乐的求学时光。
严君平隐居平乐山（又称横山）时，开办了“横山读书台”，平日里一边教课，一边整理著作。一日，扬雄上山拜师，行过跪拜之礼后，按照当时的传统礼仪给老师递上了十条腊肉，严君平却连忙摆手，“罢了罢了！不讲这些礼数！”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教诲焉。”意思是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严君平认为“横山读书台”主要教授老子的道学，这拜师礼是孔子提出的，可不适用。扬雄坚持：惠帝王与惠子民并不矛盾呀！如果两者能够兼具，不正好是圣人的中庸之道吗？
一番谈论过后，严君平对扬雄颇为满意，收下了这个弟子，扬雄便住进了横山，这一待就是八年。
步入仕途
后来，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扬雄为门下史。后经蜀人杨庄推荐，汉成帝命他随侍左右。
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扬雄与成帝前往甘泉宫，作《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十二月又作《羽猎赋》仍然以劝谏为主题。被封黄门郎，与王莽、刘歆等为同僚。前10年扬雄作《长杨赋》，继续对成帝铺张奢侈提出批评。
扬雄后来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晚年经历
王莽当政时，刘歆、甄丰都做了上公，王莽既是假藉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想禁绝这种做法来使前事得到神化，而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奏献符瑞之事。王莽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供辞所牵连到的，立即收系不必奏请。当时扬雄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了，要抓扬雄，扬雄怕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差点死了。王莽听到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扬雄不知情。下诏不追究他。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扬雄因病免职，又召为大夫。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人很少到其家。当时有多事的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钜鹿侯芭常跟扬雄一起居住，学了《太玄》、《法言》。刘歆也曾看到，对扬雄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了。”扬雄笑而不答。活到七十一岁，在天凤五年（18年）死去，侯芭为他建坟，守丧三年。
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桓谭看不到。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书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诸儒有的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太玄》到底未得彰显，但篇籍都在。
2、主要成就
辞赋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
《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
《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
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散文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 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儒学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
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3、历史评价
桓谭：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班固：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姚铉：如刘向、司马迁、扬子云，东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后代之法，张大德业，浩然无际。
萧纲：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曾巩：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
程颐：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范涞：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
刘师培：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
4、后世遗迹
子云亭
子云亭在历史上四川有三处，一处是成都扬雄故居的“子云亭”，此亭早已不存，遗址亦众说纷纭；另一处是修建在郫县城郊扬雄故乡友爱镇的子云亭（此亭为真正的子云亭），清代乾隆年间迁建于扬雄墓侧，亭已不存在，只剩下土台一座。至今犹存的就是绵阳西山景区的子云亭（此亭是绵阳市政府于1987年修建的）。在这个景区内有一大一小、一新一旧两座子云亭，由此可见绵阳人民崇文尚艺，礼拜先贤的市风和醇厚民情。
子云旧亭在扬子云读书台上，读书台位于凤凰山左翅膀端之山畔，为一上面平坦的坚硬盘石。岩石前端有摩岩浮雕“扬子云真像”和扬雄传略，据民国版《绵阳县志》记载为宋代镌刻。岩石右侧摩岩浮雕大龛90多尊，均为唐懿宗威通十二年镌刻的道教石刻。子云旧亭就修建于盘石之上，不知最早建于何年。《绵阳县志》记载民国6年（1917年）重修的子云亭是木结构的长方形亭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到20世纪70年代，绵阳县城建局在原址上又重建了一座砖混结构的六角亭，至今犹存。
1987年，绵阳市人民政府在凤凰山凤头上新建子云亭，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高23米，共三层，集楼、台、亭、阁于一体，外形典雅，雄伟壮观。在子云亭景区庭院入口处由成都著名书法家方滨生书写的刘禹锡《陋室铭》镌刻于此，以彰显西蜀子云亭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庭园中是扬雄巨型花岗石雕像，一代辞赋大家的风采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游人面前。子云亭下的陈列室中，陈列着扬雄的《太玄》、《法言》等哲学、汉赋作品。子云亭的楹柱上楹联中，有一副由高显齐先生撰联白允叔先生书写的长联，最能体现扬雄的华章与绵州新貌，与子云亭胜景相得益彰，组成西蜀又一著名景区的盛况。
墓葬
扬雄墓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南一公里处，又名子云坟。墓为汉代砖室墓，呈圆形，封土堆高出地面约6米，墓周长81米。该墓葬早期曾被扰乱破坏，后历代多次维修。据清同治本《郫县志》载：“扬雄墓，在县西二十里。”，“清道光中，邑令黄初，为植柏树，杨得志（后任署理知县）立石表墓”。墓南侧有小河一条，据载咸丰末，河水冲坍墓足，乡人周子升伐石培护，并将河道改向，扬雄墓始得完整。墓地原存古柏，墓周围原有石栏、石凳、石碑等。石栏上镌联“文高西汉唯玄草，学继东山是法言”。“文革”时古柏、石栏、石凳、石碑、石柱均被毁，现已不存。
墓现为圆形，高数米，直径10米，封土若小丘。墓地开旷，东西有农舍竹林环抱。1985年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扬雄墓附近，还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四、班固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
班固是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著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1、人物生平
洛阳求学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岁便能文诵赋。 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 班彪晚年潜心续写《史记》，受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拜访班彪，对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骃、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二十三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举贤求仕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 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尽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明帝任命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用辅助官员四十人，班固认为这是一个出仕的好机会，为了积极举荐人才，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才能，上了一篇奏记（《奏记东平王苍》 ）。班固的自荐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举荐人才的建议，却大部分被刘苍所采纳。
私修国史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 ，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班家上下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班固被郡署考逼，无法表白，便骑上快马赶赴京城洛阳，打算上书汉明帝，替班固申冤。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京城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
受诏修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校书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
班固继续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样，光武帝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即后世《东观汉记》的光武帝部分。《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到京师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境贫寒，班超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 后来，明帝问及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班固据实以告，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 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文史大家
赋颂东都
东汉政权建立后，定都洛阳，至明帝时，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以重整皇宫。可是，关中上了年纪的士绅们仍怀恋西汉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迁回长安。班固认为洛阳更加适宜，不想迁都议论扰乱人心，于是作《两都赋》，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
史论秦亡
永平十七年（74年），汉明帝召集班固、贾逵、郗萌等人到皇宫云龙门，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赞语有无不当之处，班固当庭指出一处错误，出宫后，班固为进一步说明自己对秦亡的认识，作史论《秦纪论》，揭示秦朝历史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坚定志向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其子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汉章帝对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进皇宫，与皇帝一起读书。章帝每次外出巡守，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词歌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
班固虽然以知识渊博得到章帝重视，但念及父子两代才华横溢，却不能名显于世，自己年届四十，仍不得升迁，他想起东方朔、扬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没能赶上苏秦、张仪的时代，便提笔写成《答宾戏》一文。文章以问答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又从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鼓励自己坚定志向，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全文构思巧妙，格调高雅，说理深刻诚恳。
章帝读到后，更加赞赏班固的才华，也醒悟到班固长久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为玄武司马。
班固又在司马相如《封禅》、扬雄《美新》的基础上，作《典引》，述叙汉德。在文中，班固系统性地评价了“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
白虎通义
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杨终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诸儒大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以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 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白虎通义》） 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终成汉书
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班固初步上完成了《汉书》的撰著，自永平元年（58年）开始，共计历时二十五年，实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心愿。 全书记述从汉高祖开始，到孝平王莽被杀，十二代帝王，二百三十年间的事迹，包括《春秋》考纪、表、志、传共一百篇。《汉书》颁出后，受到当朝重视，学者们争相诵读。 但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去世时，《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刘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而马续续写《天文志》 。
北征匈奴
班固修《汉书》，旷日持久，虽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北单于派遣使者来朝纳贡，意欲和亲，章帝讯问众官。班固分析两汉时局，建议通使匈奴，以宣扬汉德（即《匈奴和亲议》）。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卒，汉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起用窦宪为侍中，掌控大权。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 后因刺杀齐殇王的儿子刘畅，事发被捕入狱，窦宪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匈奴亲汉，北匈奴反汉。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
永元元年（89年），班固年届五十八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班固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北攻匈奴，被窦宪任为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燕然勒石
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稒阳塞（固阳县境）出兵。三路大军在涿邪山（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作战，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中护军班固作铭。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然后班师。 班窦两家本有世交之谊，班固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与窦宪关系更为亲密，便撰写《窦将军北征颂》，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单于派亲王向窦宪通报，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带领数百人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南单于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受重伤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 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次年，窦宪率军精兵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斩首五千余级，俘虏北单于太后，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
含冤被害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定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密谋叛乱，事发被革职，回到封地后被迫自杀。 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因而受到株连，也被免职。 洛阳令种兢对班固积有宿怨 ，窦宪案发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大加陷害。班固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和帝得知班固已死，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
2、主要成就
汉书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在构书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规矩法度清晰、体例整齐合理，更易使人效法，开启了官方修史的端绪。
《汉书》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艺术特色上，《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形成了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地理学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对后世沿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汉书》还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是研究汉代地理的珍贵材料。
目录学
《汉书·艺文志》考证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著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它继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体系，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后世修史，必设“艺文”、“经籍”类，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文学
赋作
除《汉书》外，班固还是一个出色的赋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其代表作《两都赋》，是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中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一篇，大大发展了京都赋，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
在表现手法上，以往的散体大赋，都遵从“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两都赋》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表现出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推动了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此外，班固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诗歌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其五言诗《咏史》，虽“质木无文”， 却是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诗，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开启“咏史”这一诗题。
论小说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班固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 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
3、人物评价
张辅：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范晔：①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②“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③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
钟嵘：孟坚才流，而老於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
刘勰：班固、傅毅，文在伯仲。
傅玄：观孟坚《汉书》，实命世之奇作。
刘知几：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黄庭坚：每相聚辄读前汉书数页，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罗璧：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愧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
凌约言：班孟坚才瞻而有体，程不识之部伍也。
王维桢：古今文章擅奇响者六家，孟坚之文以整而奇。
程颐：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
章学诚：①史之良，首推迁、固；②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东藩：班固文人，党附窦氏，始至杀身；独班超能立功异域，终得封侯。大丈夫原应自奋，安能久事笔砚间？观于超之有志竟成，而固之无志可知，一荣一辱，优劣判焉乃知人生处世，立志为先，慎毋媚世谐俗为也！
4、轶闻典故
相关典故：文人相轻；不相伯仲、不分伯仲；下笔不休
傅毅与班固都是东汉有名的文史学家，均为扶风郡人，经历也极为相似，班固16岁时到京城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永平五年（62年），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二人又在京城洛阳相遇。
汉明帝时期，神雀群集，明帝要求百官作《神爵颂》，班固、傅毅献赋，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在反对迁都长安问题上，班固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二人又成了同事。傅毅作《显宗颂》十篇，显于朝廷， 班固心中颇有不平，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汉和帝时期，窦宪任车骑将军，请傅毅为主记室。不久，窦宪升大将军，又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至此，二人又成为同僚，均作《北征颂》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在幕府中，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窦宪的重用，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不久，傅毅去世，班固也在永元四年，因窦宪谋反案受株连，死在狱中。
傅毅作为东汉的文史学家，为世人交口称誉，与班固不相上下。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中也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
5、墓葬
班固墓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太白乡浪店村，据明清时期的《扶风县志》记载，班固墓周围有围墙，墓园内有石羊、华表、供案等。直到解放初期，该墓仍保有相当的规模。195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开荒种地和建设需要，墓园围墙被拆，园内的华表、石羊、供案也消失不见，墓冢缩为一个小小的黄土包。1982年省政府发文重新确定了班固墓的保护范围，墓冢外延30米。2007年，在班固墓左右发现盗洞并回填。现班固墓的面积只有20平方米左右。
五、张衡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 。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
张衡早年曾游学三辅，进入太学学习，并拒绝孝廉辟命、公府征召。期间一度为南阳郡主簿，后辞官居家。直到永初五年（111年）才应征赴都，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国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任尚书，于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北宋时被追封为西鄂伯。
张衡精通天文历算，创制世界上最早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观点。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由于他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故被后人誉为“木圣” 或“科圣”。由于张衡的贡献突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原有文集，久佚。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今人辑有《张衡诗文集校注》。
1、人物生平
博通经籍
张衡的家族世代为当地的大姓。他的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张堪被任命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有大功。 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被拜为渔阳太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他又教人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人民由此致富。所以，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官清廉。伐蜀时他是首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对公孙述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珍宝毫无所取。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奉调离蜀郡太守任时乘的是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向学，少年时便会做文章。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省西安市一带）地区。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都城洛阳（时称雒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喜欢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诗歌、辞赋、散文上，尽管他才高于世，却没有骄傲之情。平常从容淡泊，不喜欢与俗人相交。
步入仕途
汉和帝永元（89年－105年）年间，张衡被推举为孝廉，但他没有接受，公府几次征召也不到。当时，国家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没有不奢侈过度的。张衡于是仿照班固的《两都赋》，殚精竭思十年，才作成《二京赋》，用以讽谏朝廷。大将军邓骘欣赏张衡的才华，多次征召他，张衡都不应命。
永元十二年（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
职掌太史
张衡擅长机械，特别用心于天文、阴阳、历算。平常喜爱扬雄的《太玄经》，对崔瑗说：“我看《太玄》，才知道子云（扬雄字）妙极道数，可与《五经》相比，不仅仅是传记一类，使人论辩阴阳之事，汉朝得天下二百年来的书啊。再二百年，《太玄经》就会衰微吗？因为作者的命运必显一世，这是当然之符验。汉朝四百年之际，《玄》学还要兴起来的呢。”
永初五年（111年），主政的太后邓绥以公车特征张衡进京，拜张衡为郎中，后升任太史令。他于是研究阴阳，得以精通天文历法，发明创制了独飞木雕、浑天仪、瑞轮蓂荚、漏壶等，还著有《灵宪》《算罔论》。 后来张衡虽被调动它职，但最终又任太史令，张衡任此职前后达14年之久。他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
仕途波折
外戚邓氏失势后，张衡被降为公车司马令。 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年－132年），复职太史令。
张衡不慕当世的功名富贵，担任官职，往往多年都不得迁升。自从离开史官的职务五年后，又回到原职。于是设客问体，作《应问》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政事渐衰，宦官干政。张衡于是上疏陈事，劝谏顺帝。
永建七年（132年），他又创造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仪。此后还创制测量气象的候风仪、自动转向的三轮指南车和自动起飞的木雕。
外出国相
阳嘉二年（133年），张衡升任侍中，顺帝任用他在自己身边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顺帝曾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便用一些不易捉摸的话回答后出来了。但宦官还是担心张衡以后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群起毁谤张衡。张衡常想着如何立身行事。认为吉凶祸福，幽暗深微，不易明白，于是作《思玄赋》，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志。
永和元年（136年），张衡被外调任河间王刘政的国相。 刘政骄奢淫逸，不遵法纪；又有不少豪强之徒，纠集在一起做乱。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暗中探得奸党名姓，一时收捕，上下肃然，他为政以清廉著称。任职三年后，张衡上书请求辞职归家，被征召拜为尚书。
六旬而逝
永和四年（139年），张衡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张衡因算学方面的成就被北宋追封为西鄂伯。 后世称张衡为“木圣” 或“科圣”。
2、主要影响
发明
地动仪
阳嘉元年（132年），张衡在太史令任上发明了候风地动仪。
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地动仪用精铜铸成，圆径八尺，顶盖突起，形如酒樽，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形象装饰。中有大柱，傍行八道，安关闭发动之机。它有八个方位，每个方位上均有一条口含铜珠的龙，在每条龙的下方都有一只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铜珠即落入蟾蜍口中，由此便可测出发生地震的方向。经过试验，与所设制，符合如神，自从有书籍记载以来，是没有过的。曾经一龙机发，地不觉动，雒阳的学者都责怪不足信，几天之后，送信人来了，果然在陇西地发生地震，众人于是都服其神妙。自此之后，朝廷就令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地方。
关于地动仪的结构，流行的有两个版本：王振铎模型，即“都柱”是一个类似倒置酒瓶状的圆柱体，控制龙口的机关在“都柱”周围。这一种模型已被基本否定。 另一种模型由地震局冯锐提出，即“都柱”是悬垂摆（见袁宏《后汉纪》），摆下方有一个小球，球位于“米”字形滑道交汇处（即《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的“关”），地震时，“都柱”拨动小球，小球击发控制龙口的机关，使龙口张开。另外，冯锐模型还把蟾蜍由面向樽体改为背向樽体并充当仪器的脚。该模型经模拟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吻合。
世界上地震频繁，但真正能用仪器来观测地震，在国外，是19世纪以后的事。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虽然它的功能尚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却超越了世界科技的发展约1800年。
浑天仪
张衡在西汉耿寿昌发明的浑天仪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浑天说，创制了一个比以前都精确、全面得多的“浑天仪”。
漏水转浑天仪是一种水运浑象。用一个直径四尺多的铜球，球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黄赤道、南北极、二十四节气、恒显圈、恒隐圈等，成一浑象，再用一套转动机械，把浑象和漏壶结合起来。以漏壶流水控制浑象，使它与天球同步转动，以显示星空的周日视运动，如恒星的出没和中天等。它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即瑞轮冥菜，是一种机械日历，由传动装置和浑象相连，从每月初一起，每天生一叶片；月半后每天落一叶片。它所用的两级漏壶是现今所知最早的关于两级漏壶的记载。
张衡在创作了浑天仪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只是在梁代刘昭注《后汉书·律历志》时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传世。刘昭注中把这段文字标题为《张衡浑仪》。称之为“浑仪”可能是刘昭所作的一种简化。在古代，仪器的定名并不严格。虽然后世将“浑仪”一词规范为专指观测仪器，但在隋、唐以前，“浑仪”也可用于表演仪器。
瑞轮荚
瑞轮荚是张衡别出心裁创造的自动日历，它模仿神话中奇树蓂荚的特征，靠流水作用，从每月初一开始，一天出现一片叶子，到满月出齐15片，然后每天再收起一片，到月末为止，循环开合。这个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尧帝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的机械装置就是在这个神话的启发下发明的。听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期显示。
指南车
张衡制造的指南车利用机械原理和齿轮的传动作用，由一辆双轮独辕车组成。车箱内用一种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车箱外壳上层置一木刻仙人，无论车子朝哪个方向转动，木人伸出的臂都指向南方。
计里鼓车
张衡创造的计里鼓车是用以计算里程的机械。据《古今注》记载：“记里车，车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记里鼓车与指南车制造方法相同，所利用的差速齿轮原理，早于西方1800多年。
独飞木雕
张衡制作独飞木雕，是模仿鸟类高空翱翔的滑翔翼型设计。
地形图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天文
张衡曾参加过在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的一次历法大讨论，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张衡时任尚书郎。这次大讨论的起因是，有人从图谶和灾异等迷信观念出发，非难当时行用的较科学的东汉《四分历》，提出应改用合于图谶的《甲寅元历》。又有人从汉武帝“攘夷扩境，享国久长”出发，认为应该倒退回去采用《太初历》。张衡和另一位尚书郎周兴对上述两种意见提出了批驳和诘难，使这二宗错误意见的提出者或者无言以对，或者所答失误，从而为阻止历法倒退做出了贡献。张衡、周兴两人在讨论中还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把它们和各种历法的理论推算进行比较，提出了鉴定，认为《九道法》最精密，建议采用。的确，《九道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数值比《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都精密。
而且《九道法》承认月亮运行的速度是不均匀的，而当时其他的历法都还只按月亮速度均匀来计算。所以，《九道法》所推算的合朔比当时的其他历法更符合天文实际。只是如果按照《九道法》推算，将有可能出现连着3个月是30天的大月，或连着两个29天的小月等的现象。而按千百年来人们所习惯的历法安排，从来都是大、小月相连，最多过17个月左右有一次两个大月相连，绝无3个大月相连，更无2个小月相连的现象。所以，《九道法》所带来的3大月或2小月相连的现象对习惯守旧的人是难以接受的。这样，张衡、周兴建议采用《九道法》本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但却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获得通过。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损失。月行不均匀性的被采入历法又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刘洪的《乾象历》中才第一次得以正式采用。
张衡所著的天文学著作《灵宪》被后世认为是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所反映的科学水平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该著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张衡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遮日光，月绕地行且有升降。他认识到太阳运行（应是地球公转）的某些规律，正确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时的起因。他指出在中原可以见到的星有2500个，与今人所知略近。他经过对某些天体运转情况的观测，得出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的结论，与近世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
《灵宪》还提到陨星，认为是衰败了的星体陨落而成，其在陨落时为奔星（流星），坠落在地上为陨石，陨石带来天上星体的信息，但星体并非是石头。
文学
张衡是汉赋发展史具有巨大贡献，在他作赋的生涯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更突出的还在于张衡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 。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文心雕龙》称“自扬（扬雄）马（司马相如）张（张衡）蔡（蔡邕），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又称“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史学
汉安帝永初（107年—113年）年间，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人在东观撰集《汉记》，因而考定汉家礼仪，上疏请求让张衡参加讨论，适逢二人逝世，张衡平时叹息，想完成这件事。等到他任侍中时，上疏请在东观专门收检遗文，全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记与典籍不合的十多件事。还认为王莽本传，只应记载篡夺皇位而已，至于编年月，记灾祥，应改称为《元后本纪》。认为更始帝居位，人民没有什么异议。光武帝最初是更始帝的将领，后来才即位，应该把更始年号建在光武之前。上书数次，都没被采纳。后来的著述，多未详见于典籍，时人感到遗憾。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此曾评价说：“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思想
东汉谶纬之学风行于世，自东汉建国后，儒生争学图纬，更附以妖言。张衡认为图纬虚妄，不是圣人之法。于是上疏认为“国谶虚妄，非圣人之法。”并认为“此皆欺世罔俗……宜收藏国谶。一禁绝之。”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称张衡为“反谶纬的思想家。”
机械
张衡掌握高明的机械技术，据传他当时还制做过两件神奇的器物。一件是有三个轮子的机械，可以自转；一件是一只木雕，能在天上飞翔。
关于木雕，《墨子· 鲁问》就有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列子·汤问》和《韩非子·外储说》都记载说，墨子本人也造过能飞的木鸢。这些木鹊或木鸢大概是一种鸟状的风筝。不可能是其他装有动力机的、如今日飞机之类的飞行器。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连续运行一日乃至三日之久的动力机。张衡的木雕，大概也是一种风筝。不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中一段记载说：“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这里说到“腹中施机”，而且“能飞数里”，因此，过去有的作者认为是一种飞机类的飞行器。但装在飞行器上的动力机必须重量足够轻而马力足够大，并且还要求飞行器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宜起飞上升的形状等等，这些条件在张衡时代没有一条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张衡的木雕即使真的“腹中施机”，那么，这种机也不会是动力机，而是一种装在风筝上用线控制飞行的操纵机构。
关于三个轮子可以自转的机械，古来就有不同意见。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是一种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一组齿轮系把大车转动时车轴的运动传递到一个木人的手臂上，使它过一里路时敲一下鼓。这个设想看来不大符合“三轮可使自转”的意思。敲鼓的动作一般是不当作转动看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一种指南车。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张衡传》中引《宋书 ·礼志》：“指南车，其始周公作，张衡始复创造”（按：这是《宋书·礼志》的摘引，实非原文）。因此，指南车的形象更符合于“自转”的用词，因为不管下面轮子怎么转，车上的人只见到指南车木人的手指在自动地转向南方。
总之，张衡在机械技术方面非常高明。《太平御览· 工艺部九》引晋代葛洪《抱朴子》：“木圣：张衡、马钧是也。”高似孙的《纬略》也说“张衡、马忠号‘木圣’。”
数学
《后汉书》提到，张衡曾写过一部《算罔论》。此书迟到唐代已经失传，以至唐代的章怀太子李贤怀疑张衡没写过这部书，而是因为《灵宪》是网络天地而算之，故称《灵宪算罔论》。从《九章算术·少广》章第二十四题的刘徽注文中得知有所谓“张衡算”，因此，张衡写过一部数学著作是应该肯定的。从刘徽的这篇注文中可以知道，张衡给立方体定名为质，给球体定名为浑。他研究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研究过球的体积，其中还定圆周率值为10的开方，这个值比较粗略，但却是中国第一个理论求得π的值。另外，如果按照钱宝琮对《灵宪》的校勘：“（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则当时π值等于730/232=3.1466，较10的开方有精密了。但钱宝琮所作的校勘似乎未必都符合张衡的原来数字。
绘画
张衡认为画家喜欢一些非现实的东西，因为可以借此虚构和想象，他在汉顺帝阳嘉年间一篇上疏中就说：“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 张衡的绘画作品今不存，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他”高才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又记有：“张衡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3、历史评价
崔瑗：① 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② 于惟张君，资质懿丰，德茂材羡，高明显融。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盈科而逝，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类，禀授无形，酌焉不竭，冲而复盈。廪廪其庶，亹亹其几，膺数命世，绍圣作师。苟华必实，令德惟恭，柔嘉伊则，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维帝念功，往才女谐，化洽民雍。愍天不吊，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时恫。纪于铭勒，永终誉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祢衡：南岳有精，君诞其姿；清和有理，君达其机。故能下笔绣辞，扬手文飞。昔伊尹值汤，吕望遇旦，嗟矣君生，而独值汉。苍蝇争飞，凤凰已散，元龟可羁，河龙可绊。石坚而朽，星华而灭，惟道兴隆，悠永靡绝。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声永流，旦光没发。余生虽后，身亦存游，士贵知已，君其勿忧。
夏侯湛：奕奕张生，秉德淑清。研深综理，思俊才英。实掌天地，幽赞神明。冠曩兴美，倾汉流声。匪唯天象，亦垂人文。有炳其犹，有铄其新。仰鉴遗籍，驰心哲人。殊世投好，百载交神。奉命南邦，行出尔涂。（阙一字）及隧首，辍驾前衢。徘徊崇碑，逍遥故墟。企仰网瞻，长怀焉如。昔在先贤，唯德作友。古而无死，愿言携手。世则兹泯，道乃（阙二字）。在珠咏隋，于璧称和。戢宝无雕，人寿几何？望兼京台，思逾俟河。
范晔《后汉书》：①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曰：’德成而上，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② 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形算，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晰？ ③ 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顗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
张彦远：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郑谷：张平子才高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
归有光：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
王夫之：何休、郑玄之治经术，京房、襄楷、郎顗、张衡之论治道，始以鬼魅妖孽之影响乱六籍。而上动天子，下鼓学士，曰此圣人之本天以治人也。
郭沫若：张衡（79－139）东汉末叶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两京赋在汉代文学中有优越地位。但在天文方面，他也有独到成就。年四十时（公元117年）制成浑天仪，以观察天体运行。其后十五年，又制成候风地动仪，以测候地震。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浑天说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太史令张衡。张衡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反谶纬的思想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王充的著作，有益于科学思想，张衡的发明，推进了科学知识。论衡与地动仪是东汉两大创造，王充与张衡是东汉文化界的两个伟人。
白寿彝：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了独创性。
钱伟长：张衡创浑天学说，作浑天仪......其精巧为以前中外所未有。张衡不但对于天文有很好的成就，他还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同时，他也是有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死后崔瑗为之撰碑说他‘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无疑地像张衡这样人，在任何时代，统可成为一个凤毛麟角的人......张衡创造了浑天学说，说明天象的运行原则。根据他所测绘的星图——‘灵宪图’这便是现代‘假天仪’的原始鼻祖。远在机械工业发展前约二千年的祖国，竟能发明制作出这样精巧的仪器，真是惊人而值得我们崇拜了。汉代学者蔡邕参观了这个仪器，曾经有愿意终生偃卧在浑天仪里的感叹，足见张衡的伟大和浑天仪的精巧绝伦了。
赖家度：张衡在一生中，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毫不倦怠和自满，精益求精的前进。不论在知识领域的那一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广博而精深的；文学艺术上有他的优秀作品，天文历算上有他的综合研究，机械制造上有他的特殊技巧，而在学术思想上他曾坚持着反图谶的斗争，在政治实践上他也曾有积极而进步的活动；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有如浑天仪和地动仪等的空前发明。这些丰富而珍贵的劳绩，在我们祖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史上都占着崇高的地位，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严济慈：精仪揭天地，科圣著千秋。
《恒星物理》：张衡‘在人类文化早期发展的时期就有实验科学上的伟大发现，实为不可思议的奇迹。’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张衡两度任太史令，是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的代表。
4、轶事典故
《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一个关于张衡用“足趾画怪兽”的传说：张衡听说建州浦城水中有豕身人首的怪兽，于是前往画它。但这个怪兽怕人画它，所以不出来。张衡于是扔掉纸笔，怪兽就出来了，他悄悄地用足趾画下怪兽的行状。能用足趾写生，这虽然是种传说，但也可见当时张衡的画名是不低的。
5、后世纪念
墓葬
张衡墓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北25公里石桥镇南小石桥村西20米处，为国务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汉代时陵园建造宏伟，翁仲、石兽对立，祠庙巍峨壮观。后经战乱，以往胜迹荡然无存。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重修了张衡墓园与“平子读书台”。墓园面积12000多平方米，墓室封土高8米，周长79米，在高大的古墓周围遍植松柏。墓前的明、清石碑加盖了碑楼。并于墓前立方碑1座，碑文为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撰写。墓北读书台遗址，亦重新建台立碑。
国际纪念
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联合国天文组织于1970年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又于1977年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星”，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为纪念张衡及其诞生地河南南阳，将小行星9092命名为“南阳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