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俗] 请客吃饭为什么叫吃席？方言里还藏着哪些古语？

自古民以食为天，但“吃”早已不是简单的温饱手段，更是一种刚需的社交方式。或亲朋相聚，或好友婚庆，或同事乔迁，一顿顿吃席总是免不了的，真是办席聚人气，赴宴撑场面，席间共追忆，举杯交新朋，当然席间也有“头铁”的“真干饭人”，以及只为随份子而来的“讲究人儿”。

而一谈起吃席的故事，大家脑海里可能瞬间浮现无数名场面，毕竟安安静静吃顿饭不过是“家常便饭”，“嬉笑怒骂”才能记忆犹新。或是《亮剑》里李云龙“借花献佛”，带着魏和尚，约上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一起大闹龟田一郎生日宴；或有春晚初次合作的赵本山、范伟所演绎的经典小品——《牛大叔“提干”》里，牛大叔（赵本山饰）提溜一串老鳖蛋，戏说“扯淡，扯淡，就是在这儿来的”的场景；还可能有一度流行网络的那首云南童谣，“毒蘑菇之歌”，“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睡棺棺，然后一起埋山山；埋山山，哭喊喊，亲朋都来吃饭饭”。

当然，在我们交流吃席名场面和席间故事时，可能未曾留意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为什么叫“吃席”？咱吃的不是“饭”嘛？而且不论是否“坐小孩那桌”，不都是上桌吃饭吗？进而还会追问，“吃席”这一提法是何缘故呢？这类古词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何种流变？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100多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苇席，大者超过1平方米，距今已有六千年之久。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苇席的作用就是铺床纳凉，可在新石器时代，现代意义的“床”还没出现。所谓幕天席地，据专家推测，这些苇席应该是用来盖屋顶与铺屋地，而古人的吃住、祭祀、娱乐，也就都从这一张席子展开。

在西周时期，礼制成为重要的社会法则，礼更是寓于诸物的使用过程中，席子的“排面儿”也有别以往，用席成为一件“讲究事儿”，数量、大小、纹饰、陈设位置都显示着身份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礼记》里称，“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可见不同等级不仅用席层数有所不同，每层席的纹饰也各有差异，以天子之席为例，最下层的席子是用莞草编制而成的“莞席”，质地粗糙；再上一层是“藻席”（又称“缫席”），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使整个席都带有五色花纹；又上一层是“次席”，桃竹枝编成的竹席；复上一层是“蒲席”，即以池泽水草编制而成，精美非常；最上一层称为“熊席”，当然也不限于熊皮，可能采用虎、豹等猛兽之皮毛制成。

当然，众人共处一室落座，席子的讲究就更为繁复了。首先，席子的摆放位置决定尊位不同。相信大家都熟悉《鸿门宴》里的座次片段，“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实际上，尊位是与席子摆放密切相关的，据《礼记》所说，“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而这种尊位讲究在今天的宴席之上还有所延续。其次，席子铺得高矮也彰显着身份，一人独坐的要高于二人席，二人并坐的又要高于三四人席。最后，为了保障座席的礼制不被打乱，西周还专门设置了“司几筵”一职，负责管理“席子问题”，《周礼·春官》里讲“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须知与其位”。

周以降，筵席制度发展逐渐完备，“筵席”与“吃席”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所谓“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筵”为铺在底下的长席，而“席”则置于“筵”上，依人数而设。而不仅“民以食为天”，官也有“两张口”，诸公落座不可能只谈政事，也要穿衣吃饭，《礼记·礼运》更是点明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坐席”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吃席”。而随着隋唐之际（也有学者认为是汉代）桌子的出现，宴饮也就能“上得了（桌）台面”，叫法更是产生变异，如潮汕人办席就成为“办桌”，吃席自然也称为“食桌”。

“吃席”这类古语的沿用并非个别现象。我国历史悠久，各地文化博大精深，而这些古语就活在很多地区人民的口耳之间，即各地的方言之中。这一神奇的文化现象，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绵延千载而不绝的强大生命力。

除了“吃席”，有关“吃饭”的古语早已大量潜伏在大江南北的方言里。“吃”本身在古语里还叫“咥”“啖”。在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部落发祥地——位于甘肃省的庆阳，当地方言（庆阳话）便将“吃”说成“咥”，即“咥饭”。而在“碳水之都”西安，当地人也这么说。据《周易·履卦》记载：“卦辞曰：履，履虎尾，不咥人，亨。”即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却不咬（吃）人，可见关中方言里确实保有这种“吃”的叫法。而在身处齐鲁文化区的胶东半岛，当地人会把“吃饭”说成“逮饭”，实际就是“啖饭”。《史记·项羽本纪》中将吃生肉的樊哙的言行描述得淋漓尽致：“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这里用的就是“啖”。苏东坡曾说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且不论豁达的东坡居士一口气吃这么多荔枝会不会得“荔枝病”，但以“啖”为“吃”的叫法是跑不了了。

当然，吃饭也得“趁热”，对此陕西人表示，“热”得“闻”一下。陕西话讲“闻热吃”，“闻”就是“趁”的意思，即“趁热吃”。对此，大唐诗人白居易直呼内行，他的《二月五日花下》有云：“闻有酒时须笑乐，不关身事莫思量。”就是趁着有酒及时行乐。而王建也称“住处近山常足雨，闻晴晒暴旧芳茵”，即趁晴天晒晒草木。

大家用完饭一般会说“吃完了”，而陕西话与河南话则可能会说“吃毕了”或“吃毕咧”。普通话里大多将“完毕”连用，或单取“完”字，“毕”很少搭配使用，但在古语则不然。《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舞剑。”这里“毕”即表示“完成”，“寿毕”即“祝酒完成”。而杜牧洋洋洒洒写下的《阿房宫赋》里，亦有“六王毕，四海一”之句为证。由此可见，陕西、河南的朋友真是开口就有“古人之风”。

吃饭也不总是令人舒服的，有时候生冷可能带来恶心干呕。在关中方言里，就会将这种感觉称为“打哕（rua）”，也就是网络上一度流行的“哕（恶）心”的意思。在《黄帝内经·素问》里说“中央生湿，在变动为哕”，这是讲“哕”的成因。《正字通》称“有物无声曰吐，有声无物为哕，有物有声曰呕”，这算把呕、吐和哕的界定标准都整明白了。而吃东西可能带来的另一种不适——打嗝，在关中方言里则称“打噫”。“噫”是拟声词，在李白《蜀道难》的开篇就有“噫吁戏”这种拟声感叹。

古语是别于今语的存在，方言对标的则是普通话。古语能够活在方言里，证明其具备的强大生命力。只要我们留心一瞥，就会发现今天口耳之间的古语确实很多。

古语的方言不仅有趣，还很美，甚至能够打破各地方言的刻板印象。“沾衣欲湿杏花雨”的江南烟雨之感，在活泼可爱的四川朋友口里，可能被叫“雨飞飞儿”。如此诗意的叫法，实则来自《诗经·采薇》所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后蜀的毛文锡《醉花间》也有词为“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飞飞”即“霏霏”，就是描述毛毛雨之细小的情状。此外，还有类似“纸飞飞儿”的说法，指碎纸或小纸片。

而在颇接地气的河南方言里，船桨被叫作“棹板”，这个“棹”字就雅得很。苏轼泛舟游于赤壁之上，即兴而作《赤壁赋》，有“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之句；元好问的《浣溪沙》里也有“一片青天棹过”句。此外，河南话里还有“这ciang”“那ciang”的说法，实际上是“这厢”“那厢”，指“这边”“那边”，即戏文常说的“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如果说成“小女子这边有礼了”，则韵味有损，而《西厢记》之名，亦属同理。

古语的传播主要通过人员流动，而不同方言里的同一或相近古语，可能就是探索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区域社会变化与历史进程发展的重要线索。尽管这些信息因年代久远被史海迷雾深锁，透过吉光片羽，或终可实现牖中窥日的愿望，进而解开尘封的历史记忆。

如在陕西宝鸡一带，人们习惯把“猪”叫“只”，实则可写为“彘”。这一叫法在相隔数省的浙江温州泰顺一带，吴语方言莒江话里亦有存续。《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称“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杀彘也”，可见在著名的曾子杀猪故事里，猪就被称为“彘”。而杀了猪会有“猪血”，但老南京人不兴说“血”，知管“猪血”叫“猪衁”，进而将“血”类的都叫“衁”，“鸡”有“鸡衁”，鸭有“鸭衁”。《说文解字》里就将“衁”释为“血也”。章太炎《新方言·释形体》中称：“淮西谓猪血曰猪衁子，鸡血曰鸡衁子。”而章门大弟子黄季刚（侃）在《蕲春语》里亦称：“吾乡语谓鸟兽血，皆曰衁子，读类装潢之潢；贵州语亦然，读类泼之。”南方多地的方言都将“血”称为“衁”，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着方言的地域性与流动性，值得再仔细琢磨。

“世事洞明皆学问”，中国的语言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底蕴，了解它们，走进它们，也是体味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按关中方言说“嫽得太”。若要更为激烈，那就是“嫽得太太”。这里的“嫽”，即“美好”的意思。《诗经》有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嫽）兮”，扬子云的《方言》直接解释道：“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或谓之嫽。”可见古语俯拾皆是。

探析中华词语古今的流变与方言各地的差异，前人已留下密匙，可助我们进一步探赜文化奥秘，即运用训诂之法。那么，何谓训诂呢？黄侃曾说：“训诂者，即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即以方言互释（现在则指用普通话解释方言），以今语释古。要解锁更多方言里古语文化，不仅要从纸上得来，还需游历于祖国大好河山，与各地各族朋友相互交流。行文至此，还想问问各位，你们的方言里有哪些古语？欢迎评论区分享一二，以博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