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丝绸之路，人们脑海中往往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浩瀚沙漠，无垠戈壁，一支驼队，缓慢前行，夕阳西下，驼铃声声。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承载着外交往来、商贸活动、宗教传播、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多功能。但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仍然是贸易功能——东西方物质文明的传播与交流。
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中国的汉王朝派出使节，直接与中亚、西亚世界产生了联系。张骞的出使带回了双方贸易往来方面的重要信息：中国蜀地的绢帛和竹杖，经由蜀地商人贩运至印度，再转运至大夏。可见晚到公元前128年，中国与大夏之间已经存在着经由印度的间接贸易活动。这一时期的贸易以民间商人贩卖为主，尚未形成官方之间的贡使往来。自汉武帝始，通过对西域的数次征战，极大地遏制了匈奴的势力扩张。至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控制范围接近于今阿富汗北部，维持着大片中亚地区的秩序。
中国和大夏之间的贸易不再需要印度这个中间环节，相反，沿着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绿洲路，经大夏诸地进入印度，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印贸易最主要的交通道路。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评价两汉经营西域对于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性：“所谓通西域的丝路，实际上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烟火相接的严密保护下才畅通无阻的。当政治的、军事的关系沟通之后，经济的、文化的交流便继之而起，所以紧踏着使臣的足迹，所谓西域贾胡便蜂拥而来。”正是两汉时期，形成了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模式：贡纳体系及随之产生的朝贡贸易。
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一世建立萨珊帝国，萨珊长期控制着拜占庭与东方贸易的商路，并对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粟特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中亚的西南边域，印度在孔雀王朝衰亡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公元2世纪初至4世纪，以巴克特里亚（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为中心的贵霜帝国国力强盛，势力一度扩至北印度，为这一地区创造了相对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长途贸易的开展。两汉以后，中原王朝时断时续地控制着西域，势力回退至帕米尔以东地区。到了7世纪，唐朝重新控制帕米尔以西的河中地，并设立州府进行管理，丝绸之路贸易步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对商旅而言，从中国出发向西行，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前行是最佳的选择。塔里木盆地被北边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兴都库什山环绕着，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游牧民族的侵入，同时沿线绿洲又能为商旅提供必要的供给和休息。天山以北的道路虽然也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但整体上容易受到游牧民族侵扰，生意人视为畏途。南边走青藏高原更是可行性很小。
两汉时期，经由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线路，中国与大夏、大宛和康居之间已经形成了贸易往来。4世纪初，粟特商人已经将贸易触角延伸到中国河西走廊一带，形成了最初的贸易网络。5世纪初，中亚绿洲城市的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粟特地区建立了独立的货币体系，城市逐步扩张；帕米尔以东的疏勒、龟兹、于阗、吐鲁番的丝织业、冶铁业等手工业发展迅速，与北朝交流增多。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落分布在丝绸之路各个绿洲城市中。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期，唐朝致力于经营中亚，在它的统治下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繁荣。
繁荣的丝路贸易离不开丝路商人的积极活动，当我们讲丝绸之路贸易时，必须认识到丝绸之路东西两个终点之间的直接交往是极少的，丝绸之路贸易往往通过丝路沿线地区的无数绿洲城市和民族的中介作用，一站一站接力式地完成。所谓的丝路贸易是由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商人组成的贸易链条，中原商人、西域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都曾活跃在这条主干线上。
在这些商人中，有一支来自中亚的胡商群体，不远万里，孜孜经营，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的犹太人。这些胡商的家乡在粟特，也称作索格底亚那，其中心区域在泽拉夫善河与卡什卡达里亚河之间的盆地中，行政区划上属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部分塔吉克斯坦领土。7世纪中叶，唐代高僧玄奘认为北到伊塞克湖、南到阿姆河的广大区域都属于粟特。虽然我们习惯于将其称作粟特，但是粟特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典型的绿洲城邦政权。在河中地分布着几个比较大的绿洲城邦，他们各自为政，城邦经济的基础是绿洲灌溉农业，但社会财富的积累则主要依靠商人的商贸活动。
中亚的粟特人正是以商业民族的身份闻名于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一直是丝路贸易的重镇，唐朝时这里被称作康国。康国人经商能力的培育是从娃娃抓起，男孩5岁开始学读书写字，稍微认一点字便教他们经商之道。《唐会要》记载，康国“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男孩要学会甜言蜜语，要学会牢牢掌控钱财，追求利润最大化。“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一语道出为追求贸易利益，不辞劳苦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粟特人在外经商的比例相当高。据阿拉伯文献《泰伯里史》记载，阿拉伯将军屈底波占领布哈拉绿洲的沛肯时，由于多数男子正在去往中国经商的路途中，城内只剩下老少妇孺。等到商队回到家乡后，这些商人和屈底波谈判，拿出大笔赎金赎回妻子儿女，并立即重建家园。阿拉伯人尝到了甜头，706年，屈底波又一次占领沛肯，大肆劫掠财富。有一个独眼商人请求赎出自己，他愿意交出价值100万迪尔汗的5000匹中国丝绸。能够拥有5000匹来自中国的丝绸，这位独眼商人来头不小，应该属于经营中国方向贸易的大商队主。
丝绸之路的旅程是长途而艰辛的，沙漠的威胁和盗匪的危险是丝路商人面临的两大难题。在长途旅程中，商人往往结伴而行，粟特胡商多是组成结构严谨的商队，听从商队主的统一指挥。商队规模有大有小，大型商队可能有数百头骆驼。骆驼是沙漠旅程时的最佳交通工具，骆驼一匹匹前后排成一列鱼贯而行，每四到五匹骆驼绑在一起防止走散。产自阿富汗的双峰驼最受商人青睐，这种双峰驼虽然行走缓慢，但是却拥有预知风暴和寻找水源的本领。老骆驼可以感知风沙的临近，它们引项而鸣，然后聚在一起，把口鼻埋到沙子里。商人见此情景，知道危险降临，也学习骆驼的方法，用毯子护住口鼻围坐在一起。除了骆驼，毛驴也是一种常见的驮货工具，优点是价格便宜脚程快。至于马，多是充当人们的坐骑，而从西域运来的好马，也是中原人最喜爱的商品之一，到了中原往往能卖个好价钱。
丝织品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之路正是以中国出产的丝绸来命名。派出大量商队前往中国贸易的粟特商人，他们从中原贩卖的商品以丝绸为主。还是以前面提到的粟特的独眼商人为例，我们已经推测他应该是一名大商队主，财力雄厚，不过仅仅一名商队主便能拥有 5000 段中国丝绸，再考虑到整个粟特地区大规模前往中国的商队，可以想象粟特所能聚集的中国丝绸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丝绸除了被继续贩卖到波斯和拜占庭等地，也在粟特本土销售。粟特贵族和富有的粟特商人衣着华贵，衣服面料是来自中国的绫罗锦缎，服饰纹样既有唐代的团花锦纹，也有传统的联珠纹样。
最为直接的证据体现在公元7-8世纪片治肯特（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粟特壁画中，这些壁画反映了粟特贵族的享乐生活，描绘有宴会、队列出行、狩猎等场景。壁画中有大量人物形象，其中一幅壁画描绘来自各国的使节拜见粟特贵族的场景。位居壁画中心位置的是来自中国的使节，携带着珍贵的礼物——丝绸、生丝和蚕茧。壁画中四位中国使者携带的礼物全部与丝绸有关，两匹丝绸、一段生丝、两串蚕茧，充分说明中国的丝绸商品对粟特人的吸引力。
至于输入中国的商品，美国学者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列举出宝石、香料、药物、植物、动物等十八大类，上百种输入唐朝的商品，几乎无所不包。书名中的“金桃”，指的是康国向唐朝进贡的一种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谢弗正是以这个闪闪发光的金桃作为当时所有外来事物的代表和象征。
其实，在这些舶来品中，比金桃珍贵百倍的商品不计其数。在丝路贸易中，商胡贩客以使者名义前往中原是汉唐间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使节的贡品中既有本地土产，也有从其他地区转运而来的商品。这些朝贡品五花八门，各类珍品、名宝、异物、奇技齐聚一堂，供皇室贵族赏玩。
各地朝贡所献名物中，动物类有驼鸟、汗血马、狮子、豹、五色鹦鹉、康国猧子、两头犬；宝石类有碧玻璃、水晶杯、玛瑙瓶、宝香炉、白玉环、金精、火珠等；香药类有余甘子、质汗、千金藤、郁金香、蛇黄、异药、质汗、胡药乾陀婆罗等。有异技的侏儒、胡旋女子也在贡献之列。胡旋女子，顾名思义，擅长胡旋舞的舞女。胡旋舞是隋唐时期从西域流传到中原的一种异域舞蹈，颇受大众欢迎。白居易的《胡旋女》有形象化的描述：
诗作中提到最会跳胡旋舞的两个人，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安禄山。贵妃善舞，不足为奇。而安禄山，貌白体肥，大腹便便，出行常需左右搀扶。但是他跳起胡旋舞来，“其疾如风”，旋转速度非常快，是个中高手。安禄山如此会跳胡旋舞，实际是他作为一名胡人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才能。安禄山的出身，唐朝人说他是“营州杂种胡”，即突厥与其他胡族的混血儿，营州，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母亲是一名突厥巫女，生下安禄山后嫁给一名安姓胡人，安禄山便随他继父的姓氏。安禄山颇通人情世故，懂胡族语言，最初做过唐朝与胡商交往的中间人，与胡商关系密切。等他手握重权，领一方藩镇之时，摇身一变俨然成为胡商在中原的保护人。
在丝绸之路贸易的鼎盛期，来往商旅不仅贩卖珍宝异玩，也有一些面向普通大众的商品，胡人奴婢、西域宝马、琉璃器皿，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但是在市场上销路很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特别是西市，成为胡商汇集之地。
值得重视的是，以粟特人为首的丝路商人，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的贸易活动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中国方向的粟特商队获得的利润甚至足够从阿拉伯人手中买回一座城池。但是向西面波斯、拜占庭方向的贸易则严重受阻。这是由于波斯严格控制着与中亚贸易的关口，使得丝路商人很难自主地开展贸易，因而出现粟特充当突厥的使者前往拜占庭，希望能够越过波斯，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事情。
图片
东西方向截然不同贸易状况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西向的波斯和东向的中国所执行贸易政策的差异。波斯在处理对外贸易时有两个基本方式，一是禁止外国商人进入波斯中心，商人只能在限定的几个边境城市活动；二是积极培养自己的大商人阶层，试图垄断生丝贸易。而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有一个共性，即在国力强盛时主动开展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往来，隋唐时期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与波斯对待贸易完全不同的方式，使得丝路商人在中国有一个较好的贸易空间，也正是唐朝这种开放态势才促成丝绸之路贸易从兴盛达到繁荣阶段。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承载着外交往来、商贸活动、宗教传播、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多功能。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他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中指出：“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的分布图（绿色为现代绿洲；粉点为废弃绿洲）
最佳商路：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
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中国的汉王朝派出使节，直接与中亚、西亚世界产生了联系。张骞的出使带回了双方贸易往来方面的重要信息：中国蜀地的绢帛和竹杖，经由蜀地商人贩运至印度，再转运至大夏。可见晚到公元前128年，中国与大夏之间已经存在着经由印度的间接贸易活动。这一时期的贸易以民间商人贩卖为主，尚未形成官方之间的贡使往来。自汉武帝始，通过对西域的数次征战，极大地遏制了匈奴的势力扩张。至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控制范围接近于今阿富汗北部，维持着大片中亚地区的秩序。
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哀牢国与汉廷设置的益州刺史部。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和大夏之间的贸易不再需要印度这个中间环节，相反，沿着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绿洲路，经大夏诸地进入印度，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印贸易最主要的交通道路。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评价两汉经营西域对于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性：“所谓通西域的丝路，实际上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烟火相接的严密保护下才畅通无阻的。当政治的、军事的关系沟通之后，经济的、文化的交流便继之而起，所以紧踏着使臣的足迹，所谓西域贾胡便蜂拥而来。”正是两汉时期，形成了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模式：贡纳体系及随之产生的朝贡贸易。
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一世建立萨珊帝国，萨珊长期控制着拜占庭与东方贸易的商路，并对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粟特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中亚的西南边域，印度在孔雀王朝衰亡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公元2世纪初至4世纪，以巴克特里亚（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为中心的贵霜帝国国力强盛，势力一度扩至北印度，为这一地区创造了相对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长途贸易的开展。两汉以后，中原王朝时断时续地控制着西域，势力回退至帕米尔以东地区。到了7世纪，唐朝重新控制帕米尔以西的河中地，并设立州府进行管理，丝绸之路贸易步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茶叶传播之路。作者/苏惠敏，来源/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
对商旅而言，从中国出发向西行，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前行是最佳的选择。塔里木盆地被北边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兴都库什山环绕着，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游牧民族的侵入，同时沿线绿洲又能为商旅提供必要的供给和休息。天山以北的道路虽然也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但整体上容易受到游牧民族侵扰，生意人视为畏途。南边走青藏高原更是可行性很小。
两汉时期，经由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线路，中国与大夏、大宛和康居之间已经形成了贸易往来。4世纪初，粟特商人已经将贸易触角延伸到中国河西走廊一带，形成了最初的贸易网络。5世纪初，中亚绿洲城市的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粟特地区建立了独立的货币体系，城市逐步扩张；帕米尔以东的疏勒、龟兹、于阗、吐鲁番的丝织业、冶铁业等手工业发展迅速，与北朝交流增多。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落分布在丝绸之路各个绿洲城市中。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期，唐朝致力于经营中亚，在它的统治下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繁荣。
隋代虞弘墓图像。汉白玉彩绘浮雕描绘了墓主夫妇在死后世界宴饮的景况。中间身披彩带的男子正在跳着胡旋舞，旁边有乐队，正下方则是狮子与勇士的战斗。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内容以及花草树木，均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
培育经商能力从娃娃抓起
繁荣的丝路贸易离不开丝路商人的积极活动，当我们讲丝绸之路贸易时，必须认识到丝绸之路东西两个终点之间的直接交往是极少的，丝绸之路贸易往往通过丝路沿线地区的无数绿洲城市和民族的中介作用，一站一站接力式地完成。所谓的丝路贸易是由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商人组成的贸易链条，中原商人、西域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都曾活跃在这条主干线上。
丝绸之路路线复原图。来源/马锦,李发源,庞国伟等.古陆上丝绸之路复原及沿线基本地理特征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7,33(04):123-129.
在这些商人中，有一支来自中亚的胡商群体，不远万里，孜孜经营，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的犹太人。这些胡商的家乡在粟特，也称作索格底亚那，其中心区域在泽拉夫善河与卡什卡达里亚河之间的盆地中，行政区划上属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部分塔吉克斯坦领土。7世纪中叶，唐代高僧玄奘认为北到伊塞克湖、南到阿姆河的广大区域都属于粟特。虽然我们习惯于将其称作粟特，但是粟特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典型的绿洲城邦政权。在河中地分布着几个比较大的绿洲城邦，他们各自为政，城邦经济的基础是绿洲灌溉农业，但社会财富的积累则主要依靠商人的商贸活动。
中亚的粟特人正是以商业民族的身份闻名于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一直是丝路贸易的重镇，唐朝时这里被称作康国。康国人经商能力的培育是从娃娃抓起，男孩5岁开始学读书写字，稍微认一点字便教他们经商之道。《唐会要》记载，康国“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男孩要学会甜言蜜语，要学会牢牢掌控钱财，追求利润最大化。“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一语道出为追求贸易利益，不辞劳苦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粟特人在外经商的比例相当高。据阿拉伯文献《泰伯里史》记载，阿拉伯将军屈底波占领布哈拉绿洲的沛肯时，由于多数男子正在去往中国经商的路途中，城内只剩下老少妇孺。等到商队回到家乡后，这些商人和屈底波谈判，拿出大笔赎金赎回妻子儿女，并立即重建家园。阿拉伯人尝到了甜头，706年，屈底波又一次占领沛肯，大肆劫掠财富。有一个独眼商人请求赎出自己，他愿意交出价值100万迪尔汗的5000匹中国丝绸。能够拥有5000匹来自中国的丝绸，这位独眼商人来头不小，应该属于经营中国方向贸易的大商队主。
公元6-8世纪，片治肯特城址（中亚古代粟特城市遗址，今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粟特壁画，这些壁画反映了粟特贵族的享乐生活，描绘有宴会、队列出行、狩猎等场景
丝绸之路的旅程是长途而艰辛的，沙漠的威胁和盗匪的危险是丝路商人面临的两大难题。在长途旅程中，商人往往结伴而行，粟特胡商多是组成结构严谨的商队，听从商队主的统一指挥。商队规模有大有小，大型商队可能有数百头骆驼。骆驼是沙漠旅程时的最佳交通工具，骆驼一匹匹前后排成一列鱼贯而行，每四到五匹骆驼绑在一起防止走散。产自阿富汗的双峰驼最受商人青睐，这种双峰驼虽然行走缓慢，但是却拥有预知风暴和寻找水源的本领。老骆驼可以感知风沙的临近，它们引项而鸣，然后聚在一起，把口鼻埋到沙子里。商人见此情景，知道危险降临，也学习骆驼的方法，用毯子护住口鼻围坐在一起。除了骆驼，毛驴也是一种常见的驮货工具，优点是价格便宜脚程快。至于马，多是充当人们的坐骑，而从西域运来的好马，也是中原人最喜爱的商品之一，到了中原往往能卖个好价钱。
唐进口商品目录
丝织品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之路正是以中国出产的丝绸来命名。派出大量商队前往中国贸易的粟特商人，他们从中原贩卖的商品以丝绸为主。还是以前面提到的粟特的独眼商人为例，我们已经推测他应该是一名大商队主，财力雄厚，不过仅仅一名商队主便能拥有 5000 段中国丝绸，再考虑到整个粟特地区大规模前往中国的商队，可以想象粟特所能聚集的中国丝绸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丝绸除了被继续贩卖到波斯和拜占庭等地，也在粟特本土销售。粟特贵族和富有的粟特商人衣着华贵，衣服面料是来自中国的绫罗锦缎，服饰纹样既有唐代的团花锦纹，也有传统的联珠纹样。
唐鸳鸯莲瓣纹金碗，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它对西方金银器造型（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的借鉴和改造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最为直接的证据体现在公元7-8世纪片治肯特（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粟特壁画中，这些壁画反映了粟特贵族的享乐生活，描绘有宴会、队列出行、狩猎等场景。壁画中有大量人物形象，其中一幅壁画描绘来自各国的使节拜见粟特贵族的场景。位居壁画中心位置的是来自中国的使节，携带着珍贵的礼物——丝绸、生丝和蚕茧。壁画中四位中国使者携带的礼物全部与丝绸有关，两匹丝绸、一段生丝、两串蚕茧，充分说明中国的丝绸商品对粟特人的吸引力。
至于输入中国的商品，美国学者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列举出宝石、香料、药物、植物、动物等十八大类，上百种输入唐朝的商品，几乎无所不包。书名中的“金桃”，指的是康国向唐朝进贡的一种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谢弗正是以这个闪闪发光的金桃作为当时所有外来事物的代表和象征。
其实，在这些舶来品中，比金桃珍贵百倍的商品不计其数。在丝路贸易中，商胡贩客以使者名义前往中原是汉唐间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使节的贡品中既有本地土产，也有从其他地区转运而来的商品。这些朝贡品五花八门，各类珍品、名宝、异物、奇技齐聚一堂，供皇室贵族赏玩。
各地朝贡所献名物中，动物类有驼鸟、汗血马、狮子、豹、五色鹦鹉、康国猧子、两头犬；宝石类有碧玻璃、水晶杯、玛瑙瓶、宝香炉、白玉环、金精、火珠等；香药类有余甘子、质汗、千金藤、郁金香、蛇黄、异药、质汗、胡药乾陀婆罗等。有异技的侏儒、胡旋女子也在贡献之列。胡旋女子，顾名思义，擅长胡旋舞的舞女。胡旋舞是隋唐时期从西域流传到中原的一种异域舞蹈，颇受大众欢迎。白居易的《胡旋女》有形象化的描述：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诗作中提到最会跳胡旋舞的两个人，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安禄山。贵妃善舞，不足为奇。而安禄山，貌白体肥，大腹便便，出行常需左右搀扶。但是他跳起胡旋舞来，“其疾如风”，旋转速度非常快，是个中高手。安禄山如此会跳胡旋舞，实际是他作为一名胡人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才能。安禄山的出身，唐朝人说他是“营州杂种胡”，即突厥与其他胡族的混血儿，营州，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母亲是一名突厥巫女，生下安禄山后嫁给一名安姓胡人，安禄山便随他继父的姓氏。安禄山颇通人情世故，懂胡族语言，最初做过唐朝与胡商交往的中间人，与胡商关系密切。等他手握重权，领一方藩镇之时，摇身一变俨然成为胡商在中原的保护人。
结语
在丝绸之路贸易的鼎盛期，来往商旅不仅贩卖珍宝异玩，也有一些面向普通大众的商品，胡人奴婢、西域宝马、琉璃器皿，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但是在市场上销路很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特别是西市，成为胡商汇集之地。
值得重视的是，以粟特人为首的丝路商人，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的贸易活动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中国方向的粟特商队获得的利润甚至足够从阿拉伯人手中买回一座城池。但是向西面波斯、拜占庭方向的贸易则严重受阻。这是由于波斯严格控制着与中亚贸易的关口，使得丝路商人很难自主地开展贸易，因而出现粟特充当突厥的使者前往拜占庭，希望能够越过波斯，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事情。
图片
大英博物馆馆藏的6世纪粟特钱币
东西方向截然不同贸易状况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西向的波斯和东向的中国所执行贸易政策的差异。波斯在处理对外贸易时有两个基本方式，一是禁止外国商人进入波斯中心，商人只能在限定的几个边境城市活动；二是积极培养自己的大商人阶层，试图垄断生丝贸易。而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有一个共性，即在国力强盛时主动开展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往来，隋唐时期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与波斯对待贸易完全不同的方式，使得丝路商人在中国有一个较好的贸易空间，也正是唐朝这种开放态势才促成丝绸之路贸易从兴盛达到繁荣阶段。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承载着外交往来、商贸活动、宗教传播、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多功能。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他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中指出：“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