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藩镇实力越来越弱，五代乱世的车轮为何没能立刻停止？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戈不止。宋太祖登基后，审时度势，收灭十国，天下渐平，又杯酒释兵权，收大将兵权，逐步打造重文轻武的新格局。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宋朝君臣对话，对这段历史有精辟解读：

宋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

赵普对答：“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司马光初登政坛时，北宋天下已承平数十载。这段国初对话的原始面貌，我们已不得而知，只知道司马光用神来之笔，将这一历史瞬间定格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永恒。宋太祖的深谋远虑、赵普的明断洞察，像一道熹微晨光划破乱世黑暗，勾勒出大宋最初的开国气象。

宋代士人相信，宋与五代政权截然不同，正是宋初君臣的远见卓识终结了藩镇横行的乱世，给黎民带来康宁，缔造了万世之功。

不过，当我们稍稍拨开宋人开国想象中的浪漫气息便会发现，赵普发言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不符合五代现实。“节镇太重”的困扰，在五代前期确实是威胁中央统治者地位、致使兵革不息的重要原因，但自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后，禁军大将夺权似乎成为影响皇位更迭的更为重要的理由，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莫不由此途而得位。因此，要判断赵普的论断是否值得采信，我们必须先了解五代时期藩镇与禁军势力消长的大致脉络。


朱温建立后梁与李存勖建立后唐的过程，是五代中相对典型的藩将夺权样本。朱温起家于宣武军节度使，其称帝前的核心势力范围是唐代河南地区；沙陀族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则起家于河东节度使，其主要势力在唐代河东，即今天的山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后梁与后唐虽是前后相继的政权，但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形成和发展几乎是同时的，二者皆借助平定黄巢之乱的战功获得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并依靠唐廷纵容而快速壮大。

有读者可能疑惑，唐廷此刻为什么要纵容藩镇？简单来讲，此刻的唐朝中央已经丧失了通过军事征服和制度改革来约束藩镇的实力，故而只能依靠藩镇之间的矛盾来使其相互牵制。这一选择固然出于无奈，但也有“天子自坏法度“之嫌，无疑加速了唐朝天下分崩离析的进程。一个典型例证是，中和四年（884），尚处于合作清剿黄巢阶段的朱温与李克用部发生矛盾，朱温部下试图刺杀李克用。李克用向唐廷申诉，结果朱温只用一句“前夕之变，仆所不知”就轻易搪塞过去。李克用所带领的沙陀军队，原本对大唐有几分真心实意，至此也完全失望。唐朝的河东与河南地区自此彻底分裂，开始了长期军事对抗。由此可知，朱温和李存勖的藩镇夺权，其”乱“其”弊“固然彰显于五代，但祸根埋于晚唐。

此处我们要问，两位藩镇起家的皇帝掌权时期，天下其他藩镇的实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我们来看看此时内外军队实力对比。朱温成为皇帝后，自然将自己所辖方镇之兵带入中央，成为禁军。这使得中央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大为提升。《通鉴》曾提到，在朱温死后的乾化三年（913）的一场宫廷政变中，袁象先所率的禁军，在杀死皇帝朱友珪后，“诸军十万大掠都市”，据此可粗知禁军规模（由于后梁禁军还有其他部分，故学者统计后梁禁军大约有二十万之数）。后梁时期，李克用父子在重要军事作战中调动的兵力通常在三万上下，藩镇军队数量较李克用父子更少。故藩镇军队此时在数量上对中央已不构成威胁，纵有两到三股藩镇势力联手，其军队规模亦在中央禁军之下。

就军队质量而言，朱温统治期间已有在地方上征募军队入禁军的做法。《旧五代史·郭言传》记载，朱温曾派郭言统领数千人，到河、洛、陕、虢等地“招召丁壮”，自夏至冬，半年时间得锐士万余。《刘捍传》也记载，刘捍与朱珍在中和四年（884）山东淄、青间，“收兵三万以归”。这一类选兵行为的最初目的，或许仅仅是满足军事作战需要，未必如同后来的宋朝一般是刻意的制度安排，但中央在地方上大规模的勇士选拔，事实上削弱了地方军队的质量，必然有强干弱枝的功效。后唐政权建立后，李氏父子的河东军队也被大量带到中央，后梁禁军的主体亦归服后唐。唐末最为强劲的两股藩镇势力合流，中央的军事实力对地方已形成压倒性优势。

第二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时中央对地方的管辖能力。朱温在与李存勖竞争的过程中，建立起对河南地区藩镇的直接领导力。他可以从河南的藩镇中征调军队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改变了唐末中央朝廷对藩镇统御乏力的状况。《资治通鉴》记载，同光元年八月，刚刚归降李存勖的梁将康延孝描绘梁前线兵力构成：“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名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宴球以大军当陛下。”此处可以窥见朱温调动藩镇兵力为己所用的能力。在官职设置上，后梁专门设置了行营都统、行营招讨使、都招讨使等将职，代表中央统帅藩镇军队。掌握这一职位的武将有机会成为左右朝局的实权力量，例如梁北面招讨使杨师厚。后梁末期，朱温三子朱友贞企图杀死朱友珪而篡夺皇位，其支持者驸马都尉赵岩说：“此事成败，在招讨杨令公耳。”果然，杨师厚最终被朱友贞拉拢，利用其影响力授意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等里应外合，帮助朱友贞完成了一场弑君夺权的宫廷政变。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了与朱温竞争，同样十分重视对属地的有效控制。他们力求重建安定的政治秩序，特别在李存勖继承父业初期，其励精图治的愿望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实现“境内大治”。

第三方面要看朱温和李存勖政权所面临的挑战之来源。朱温本人为其子弑杀，此后的二子夺位之争带来了政权内部的动荡，使后唐有机可乘。而李存勖的统治危机同样来自内部叛乱。藩镇力量虽然参与乱局之中，但其对政权的威胁是间接的、次要的。

后梁、后唐政权的建立者虽然出身藩镇，但其夺位的过程本身切断了其他藩镇崛起的可能性。与唐末相比，后梁、后唐政权虽在版图上大幅缩减，但有效统治区域却有所扩展。可以说，朱温、李存勖的政治经营，迈出了天下由割据重回一统的第一步。


李存勖死后，后唐政权迎来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继任者——后唐明宗李嗣源，一位被严苛的宋朝史家青眼相看的人。欧阳修撰写《旧五代史》时，唾弃这是一个“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的道德沦丧的时代，这样血腥乱世中的君王，其私德能达及格线的恐怕寥寥无几。而李嗣源却得到史笔一致好评。司马光说他“性不猜忌，与物无竞……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欧阳修借“长老”之言，称其“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可谓浊世中的清流。

有趣的是，这位“为人纯质”的君主，也不是依靠合法手段继承君位的。李嗣源是五代时期第一位被手下军士拥立为君的大将，他的经历被后来的郭威、赵匡胤等人复制。只不过，李嗣源被拥立的过程似乎更为“清白”，其本人在漫长的武将生涯中也从未展示出非分的权力欲望。

李嗣源出身沙陀族，自13岁起跟随李克用之父李国昌征战，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他辅佐李国昌、李克用、李存勖祖孙三代，舍生忘死，为后唐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在攻灭后梁的战斗中，他出奇兵为李存勖攻取开封。李存勖后至，见此战果，不禁“手揽其衣，以头触之曰： ‘天下与尔共之’”。可惜的是，如此忠勇的猛将，也难逃帝王之心的猜忌。同光三年（925）冬，他被庄宗诏至京城，度过了长达数月被监视软禁的生活。第二年，贝州发生叛乱，庄宗命李嗣源引禁军平叛。其间，禁军将士厌恶庄宗行径乖张残忍，同情叛卒，于是与叛军联合挟持并拥立李嗣源。不久，庄宗李存勖意外死于郭从谦发动的一场禁军叛乱，李嗣源即位为后唐第二任君主。

作为皇帝，李嗣源的政治风格偏向温和，这大概是史书赞美其宽仁的主要原因。对于尚存一定危险性的藩镇，李嗣源极少像朱温、李存勖那样武力征讨，而是选择一些制度手段加以调和。天成元年（926）八月，李嗣源先后向藩镇下达两份诏令。第一份诏令旨在限制藩镇的用人权，首先规定了对朝廷任命的藩镇僚佐与节度使奏请任命者区别对待，节度使离任时，其自行选拔的僚属也应去职，避免节度使利用门生故吏继续把持当地军政权力；诏令还对不同级别的藩帅在举荐属官的数量和流程进行严格限制，约束节度使在人事任命上泛滥的特权。第二份诏令重点限制藩镇的苛政及不法行为，规定为避免节度使肆意对辖地民众摊派苛捐杂税，朝廷允许县镇官吏奉敕拒绝上级节度使的加赋要求。同时，诏令还限制藩帅非法招募罪犯、盗匪充当部曲的行为。李嗣源的高明之处在于将爱民与治理藩镇的目标统一，致力于在基层重塑中央权威，使民众成为改革的基础。

政治改革之外，李嗣源努力修复统治者的道德形象，挽救五代时期日益崩坏的政治伦理。继位之初，他便将庄宗时代的大批宫人放还归家，以示节俭；他平素好骑射田猎，当皇帝后却极力减少田猎次数，以免损害农田。一次，西北边境的几个军官被指控蓄谋盗卖军马，按律应处以死刑，李嗣源以“不可以一马杀三人命”为由予以减免。他还在天成三年（928）下了一道诏令：“在京遇行极法（执行死刑）日，宜不举乐，兼减常膳。诸州遇行极法日，禁声乐。”如此案例数不胜数。

遗憾的是，李嗣源继位时已是花甲老人，在位时间仅七年，这使得世人没有机会看到他的改革在足够长的时间中开花结果。他去世后，其养子李从珂与亲子李从厚争位，天下重回战火。石敬瑭乘虚而入，建立了五代第三个王朝。


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是五代君主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位。他勾结契丹，出卖幽云十六州，给北宋边防遗留了无尽后患。从藩镇与中央实力消长的视角来看，石敬瑭卑劣的政治选择恰恰是此时藩镇势力衰落的写照。凭借藩镇资本起家的石敬瑭已不足以凭借一己之力对抗中央，这才与强大的契丹联手。天福元年（936）五月，石敬瑭在起兵谋反前，曾与手下诸将商议对策，其部下提供了两条道路。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此时为石敬瑭部将，他向石敬瑭建言：“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行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刘知远给出的方案是常规的藩将夺权之路，若此路成功，则石敬瑭的上位过程便是朱温、李存勖的翻版。而掌书记桑维翰则给出了依附契丹的方案：“契丹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忽夕至，何患无成。”石敬瑭起兵之后迅速陷入困境，被后唐将领张敬达围困于太原。他不得已向契丹求援，割地折节，以史无前例的狼狈姿态登上皇帝之位。

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起兵的资本更为复杂，既有藩镇背景、禁军威望，又有抗击契丹而形成的民心基础。刘知远在天福六年（941）任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而此前他已在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位置上任职三年，在禁军中积累了广泛人望。后晋开运元年（944），郭威对刘知远言道：“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然而，这些条件对刘知远来说依然不足。开运四年（947）正月，契丹进犯后晋，俘虏了少帝石重贵，后晋灭亡。

此时的刘知远原本也想如其他藩帅一样纳表归降。可刘知远派往契丹的使臣却敏锐觉察到，契丹朝局混乱，有机可乘。抱着投机的心态，刘知远举起了抗击契丹的大旗。不出所料，这一做法赢得了不少抗辽派的支持，为他赚足了政治资本。刘知远也由此成为五代最后一个登上君位的藩镇统帅。


清人绘后汉高祖刘知远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后汉灭亡后，其在河东地区的政治遗产被北汉小朝廷继承。北汉算是晚唐五代以来，北方地区残存的最后一个具有割据能力的地方势力。它与后周、北宋政权周旋多年，最终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被彻底铲除。因此，早在北宋建立之前，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就已不需要面对唐末意义上的藩镇难题。因此，赵普所讲的“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中，后者才是真正的威胁。而这里的臣，是五代时期实力快速崛起的禁军将领。


后梁沿用唐代禁军六军之名，六军军号有所扩充，增加了天武、英武、天威等军号。名号变化的背后是禁军内部的扩充和实力重组。这一时期，禁军中还出现了沿用至北宋的“侍卫亲军”的名号，亲军的叫法来自藩镇，本指藩镇节度使的直属部队，亦称牙兵。朱温在担任节度使期间，史料中屡屡有其帅“亲军”征讨的记载。节度使若成为皇帝，其身边的部队也就有了侍卫亲军之名。

后唐立国后，以“中兴唐室”的政治口号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故其在很多制度上都效法唐代，然而，其禁军军制却基本沿袭后梁。侍卫亲军有“马军”与“步军“之分始于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期，这是禁军内部的第一轮分权，其背景是禁军中马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二月，明宗向枢密使范延光询问军马的数量，范延光回答有三万五千匹。明宗追忆往昔，叹道：“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是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明宗之所以有此叹，是因为李克用时，沙陀骑兵不到七千，到庄宗李存勖时期才勉强过万，而此时竟然翻三倍有余，可见其发展之迅速。天成三年（928），李嗣源将此前分驻三处的禁军家属统一迁至开封，可见中央政府已有对禁军提防、限制之意。

后周时期，禁军中的另外一个分权机构出现，即殿前军。“殿前”之称从后晋开始已间或出场，五代史料中先后出现过“殿前散指挥都虞候”“殿前都部署”等军职。后周太祖郭威于显德元年（954）十月大规模调整禁军：整合殿前诸军，将之前控鹤、铁骑、内殿直等原先或隶属，或不隶属殿前军的禁军武装力量统一划归殿前军统辖，形成了后来语境中的所谓“殿前诸班”，使得殿前亲军初步具备了和侍卫亲军并立的人员规模。周太祖还选募勇士，遴选“武艺超绝及有身手者，分署殿前诸班”，增强殿前司实力。显德三年（956），后周太祖加设“殿前都点检”之位，其地位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比肩。周太祖临终前颁布的一系列军事任命中，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以及侍卫步军都指挥何徽并称，证明此时禁军中的三个机构已有鼎足之势。自此，禁军正式分为侍卫亲军马军、侍卫亲军步军和殿前司三部分，也就是宋代“三衙”。

从后梁到后周，禁军的实力不断发展，机构不断完善，但对于历任君主来说，确保禁军的忠诚度始终是一个难题。宋太祖曾感慨：“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万，然可用者极寡。”禁军将帅往往贪财逐利，为敌酋或乱臣贼子收买而出卖君主的情况屡见不鲜

长兴四年（933），后唐明宗去世。凤翔节度使李从珂起兵与新即位的后唐闵帝李从厚争夺帝位。李从厚命禁军平叛，不料围城的禁军竟轻易在阵前被李从珂劝降。尝到甜头的李从珂，自此不遗余力地用财物收买禁军军心。他在城中对百姓横征暴敛，所得财物尽数用来犒军。还预先许诺军士，若攻入洛阳，每人赏钱百缗。闵帝闻言，亦倾尽府库犒赏诸军。不料，刚刚领到赏赐的军士公开扬言，到凤翔可以再邀领一份赏赐。这一场夺位闹剧的最终结果，是闵帝李从厚败逃到石敬瑭处，被石敬瑭移交给李从珂处死。李从珂自己的皇位也坐得并不安稳。禁军欲壑难填，李从珂不得已，设法增加洛阳居民的课税来筹集赏军的费用，甚至后宫中太后与太妃的衣服器物也被征用。但他最终没能换来禁军真正的忠心。禁军兵士在城中散布童谣，讽刺李从珂为人吝啬。三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队南下，末帝李从珂在众叛亲离的绝望中自焚而死，后唐覆灭。国家费大力气建设出来的“天子亲兵”，在关键时刻却如此贪婪、忠信全无。

禁军骄兵悍将之害，比起藩镇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周世宗柴荣时期，禁军问题依然没有找到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柴荣对禁军的管理依然局限在调换将帅这样的窠臼之中。尽管《通鉴》记叙世宗整军成果时说“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士卒精炼，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但不难看出，禁军此时表面的忠诚守法，都建立在柴荣的个人魅力上，这一切在他本人去世后立刻分崩离析。


宋太祖赵匡胤成长于行伍，见证了柴荣整顿禁军的全过程。对赵匡胤来说，他看到了足够多的前人教训，并能深刻理解其中得失，因而有机会站上巨人的肩膀，看到正确的道路。

宋太祖即位初期，也效法前代，先对禁军将帅入手，进行一系列人事调整，其基本原则是以亲换疏、以卑换尊。建隆元年（960）秋天，赵匡胤开始第一轮换帅。他撤换了禁军中地位平行于殿前司、与自己曾是同僚的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及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以心腹韩重赟、罗彦瓌接替。第二年，又以石守信替换韩令坤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职，罢去慕容延昭的殿前都点检之职，此职不再除授。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体现的是宋太祖的第二轮换帅。这一轮的禁军人事调动，目标是罢去心腹大将之兵权，如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等都出镇外藩，继而换上张琼、刘光义等威望更低、才能平庸之辈。

我们再来看宋的治军方案中异于前朝的部分：

首先，利用五代时期业已形成的“枢密院“和”三衙”机构，对禁军的统兵与调兵权进行拆分。按照范祖禹的总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其具体调动流程是，日常由三衙管军，若有战争需要用兵时，“一兵之出，必待枢密院之符”，而执行作战的具体军事统帅亦是临时任命。军事作战完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这样有效杜绝了禁军大将谋逆的可能。

其二，严明军纪，整顿军旅的习气作风。出身行伍的宋太祖，深知军营中的不良习气乃是大害，故而在军队内部整顿法度。首先是要求明确上下级关系，杜绝以下犯上，这在宋代称为“阶级法”，“峻其等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服其长”。此外是严格军营中的禁戒，衣服长不得过膝，不能穿皂色和红紫色的衣服，鱼肉、酒以及葱韭之类的荤腥之物也不可带入军营。禁军士兵每月领军粮需要自行肩扛，不得雇人雇车协助。另外，北宋禁军有大量驻泊于地方，京城禁军与地方上的禁军定期更戍，目的是让禁军能够“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宋初的禁军训练有素，与后代禁军的形象截然不同。

《大驾卤簿图书》卷。“卤簿”为皇帝出行时的车驾次第。在宋代，根据皇帝出行活动重要性的大小，卤簿规格分为不同等级，大驾卤簿用于重要场合。有研究者认为，本图卷是元人在宋绶《卤簿图记》基础上完成的，是研究宋代舆服、仪卫、兵器、乐器等制度的重要形象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经过一系列改革，宋代禁军的将帅风貌与权力结构与五代有了本质差异。一场自唐末以来绵延近一个世纪的“兵乱”时代终于结束。大量的士兵放下刀熗，从职业雇佣军人，重新做回田间耕夫。宋朝廷或赐给他们土地，或赐给他们种子与耕牛。

我们不能小看这一“温馨”瞬间的价值。很多学者指出，唐末之乱，起于府兵制的崩坏。而府兵之坏，源于均田制的崩溃。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不得不被招募入伍，形成一支支与主帅荣辱与共的职业武装，构成了骄兵悍将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不管是藩镇之患，还是禁军之患，其根源皆在于动荡不安的基层社会。百姓之疾苦不除，什么君明臣贤、上下一心皆是梦幻泡影。

这个道理，想要做救世明君的李嗣源大概是懂的；渴望走出五代祸乱轮回，给大宋一个光明未来的宋代开国君臣也是懂的；乃至朱温、李存勖、郭威、柴荣等等，在他们做出某些决策的瞬间，大约也是懂的。不论王侯将相如何谋划，历史的发展自有其方向。乱世的舞台无情而又公正，它让荒谬的政策付出代价，让合理的制度得以保留。到底是谁结束了乱世？与其说是宋人，不如说是五代终结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