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鲁迅家在绍兴城中东昌坊口周氏新台门内，外婆家在城外安桥头，那一带的居民差不多全姓鲁，鲁迅的外祖父是个举人，曾在兵部当主事，后来因病辞职返乡，一八八四年去世，鲁迅的母亲没有正式读过书，但能识字看书，一九四三年在北京去世，是年八十七岁。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十之八九拿绍兴作背景。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根据鲁迅祖父周福清所著《恒训》中记载，周家从明万历年间以来两三百年均是望族大户，至清咸丰年间李秀成占领绍兴才导致家道的中落。鲁迅小时候家里还不愁生计，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周福清），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家里四五十亩水田，不愁生计。周家是讲究读书的，鲁迅从七岁就开始进私塾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十二岁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祖父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周介孚却不这样，他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
幼时的鲁迅性格活泼，机伶，自然也就调皮。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那年浙江的乡试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叫徐福，周介孚将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派跟班送到主考官的船上去，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便被发觉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处理。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
牢去。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入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不断求医问药，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门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
“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 ，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鲁迅后来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鲁迅十八岁了，一个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自然应该走做官的路，先把四书五经读个烂熟，再好好操练一番八股文和试帖诗，然后去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这正是鲁迅祖父走过的路，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在一八九八年五月， 鲁迅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鲁迅读了半年，便转学了。到一八九九年的春天，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这里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员中没有那么多白痴。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当时，出洋留学的风气日益旺盛，许多在国内感觉气闷的青年人，都纷纷出国求学。鲁迅也想走这条路。可是，就像他当初只能进免费的水师学堂一样，他现在也只能去争取官费的名额，到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去。
一九0二年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那年鲁迅25岁，朱安28岁，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 ，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无人知晓鲁迅和朱安如何在楼上那间新房里度过新婚之夜，但我们只知道第二天，他就搬去跟母亲同住，第四天离开家乡前往日本。之后的人生，鲁迅跟朱安结婚以后，大部分时间两个人不生活在一个地方。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
鲁迅到日本开头是学医，预备卒业后救治像父亲似的病人，他父亲病了一年，去世时只有三十七岁，战争时就去当军医。在仙台医专读书时看了日俄战争画片，一个中国人被绑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周围有许多体格强壮的中国人却显得麻木。于是抛弃了医学，转到文学上来。要从文艺运动救国，就要办杂志，最终因为经费问题，鲁迅想办的杂志被迫搁浅。办杂志不成功，就译书，可社会反应非常冷落。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鲁迅有没有参加光复会，目前史无定论。但他和陶成章等光复会领袖来过甚密，著名的革命党人秋瑾此时也在日本，辛亥革命成功六七年之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药》，纪念她的事情。
鲁迅的大弟周作人，他的文艺成就以及五四以来在新文坛的地位不在鲁迅之下，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本来很好的，一九0九年的时候，周作人在东京读书还未毕业，又要和那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鲁迅选择回国谋生，以养全家。这年八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府中学堂去当学监。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代了宣统皇帝 ，武昌起义后一个月，绍兴光复。革命党人王金发当上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王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鲁迅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辛亥革命的到来，使得鲁迅十分的兴奋。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这一年冬，鲁迅创作了小说《怀旧》。但是，辛亥革命使人失望，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还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无从着落。他这校长还怎么当？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一九一二年二月鲁迅到了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鲁迅只好抄点古碑，表示对世务不闻不问，以消极的方式避免当局的注视。
一九一五年夏天，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最初鲁迅并不怎么看得起《新青年》，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现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控诉和讽刺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Ｑ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
向《新青年》投稿不久，鲁迅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Ｑ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０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到一九二四年，《新青年》本身分化了，五四带来的文化新高潮慢慢退落。
一九一九年鲁迅将绍兴东昌坊老屋出售，在北京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接母亲、朱安，还有周作人及其夫人羽太信子等很多人一起住。这时候虽一起住，但鲁迅与朱安，各自有自己的房间，也不待在一起。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鲁迅的小弟周建人虽然是科学家，也也长于写作，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就从那一天起，周作人和鲁迅彻底绝交了。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离那场冲突才半个月，鲁迅携母亲、妻子被迫搬出八道湾，到了砖塔胡同居住了九个月。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这年九月，小说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第二年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年十一月，在《语丝》周刊发表小说《祝福》等。
在一九二五年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瑜事件，鲁迅先生支持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也就在这一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她的祖父曾任过广东巡抚，虽然出身仕宦家庭，但从小受革命思想熏陶，性格极为刚直坦率，人不算特别漂亮，但很有才华。一九二六年初春，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任女子师范训育主任，便一同动身。鲁迅到厦大后，极为失望，学校没有计划，没有基金，教员食住，极为不便，再加上他提携的一些文学青年这时又在背后攻击他，他感到十分烦躁和悲愤。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在这一时期，鲁迅编成了他最好的两部散文集《朝花夕拾》和《野草》。
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广州中山大学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许广平也到中大任助教，自此许广平陪伴在旁。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骅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手，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 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一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
一九二七年秋，鲁迅到了上海，便在那里定居，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去世。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海婴出生，是年鲁迅49岁。老来得子，鲁迅对海婴极为溺爱。
在上海十年中，鲁迅过着半安定的生活。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一九三０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一九三０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 一九三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他的著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只有五十六岁，是患肺结核症。鲁迅逝世后，停灵上海万国殡仪馆，连续三天，瞻仰遗容的人流不断。1937年，在万国公墓，鲁迅墓前新建了一座高71厘米的梯形水泥墓碑，六岁的周海婴写“鲁迅先生之墓”，上面有陶瓷雕像。抗战期间，公墓无人看管，墓碑轻微损坏，由内山完造出资修复。1939年，鲁迅墓遭严重损坏；1946年，纪念先生逝世十周年，许广平设计了新的墓碑，周恩来跟许广平在墓前各中一颗柏树；墓碑后经几次修建，刻上了周建人写的“鲁迅先生之墓”；195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建了新墓；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由国务院决定迁墓，毛泽东主席为新墓穴题字：“鲁迅先生之墓”，原墓地仍保留。1966年，原墓地被拆毁、填平，改做工业废品堆积场地。
在精神上，鲁迅是个超人，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的观察理解体会之深刻，可以说至今都很难有人超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的阅历非常简单：读书、教书、写书。鲁迅的阅历，毋宁说是平凡的。1909-1927年，他做过公务员、教师；1927年以后作为一个市民居住在上海，直到死去。除了去日本留学8年以外，没有出过国，在国内的旅行也屈指可数。就经济状况来说，鲁迅也是个平常人，不富也不穷。早年在教育部任职，出名以后，到厦门、广州教书，月薪有三、四百块，按照当时民国的一般标准来讲，收入很不错，但是他买书多、活动多，所以这些钱对鲁迅的来说不是很多。晚年收入一部分是稿费，一部分是虚职的三百块月薪，但他依然抽不起好的烟，还常常为了稿费与书局老板交涉；他常看电影，但晚年病重时，却舍不得住院。政治地位来看，鲁迅在世时，既不是高官，也没有坐过牢，他没有参加过党派，始终是一位同盟者。说到长相，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鲁迅个子不高，中等偏瘦，粗硬的头发和胡须是他的标志。再到家庭背景，我们都知道的几个关键词：早年丧父、母亲启蒙、旧式婚姻。中年以后才找到新潮爱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常见形态。很多现代作家，如胡适、郁达夫、茅盾、老舍等等都是少年丧父。现代作家中，碰到旧式婚姻的，不只鲁迅一个人，且都是听从母亲的旨意。很多人跟郁达夫一样，虽然不爱，但出于可怜常常回家，结果就有了儿女。虽然不能让女人做幸福的妻子，但至少给她做母亲的权利。
但鲁迅一直与朱安两地分居。据说他们一辈子没有同房过。虽然他们是合法夫妻，后来也常同院居住，但交流极少。如鲁迅所言：她是母亲的媳妇，不是我的妻子。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去世，中间只有一次提及朱安。而朱安，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南下以后，就一直陪着鲁迅的母亲住在北平西三条。鲁迅去世时她还在家里设了灵堂，并将鲁迅全部的版权受权给许广平处理。据说朱安的遗愿是葬在鲁迅的墓旁，当然没有实现，最后是葬在鲁迅母亲的墓旁。
幼时的鲁迅性格活泼，机伶，自然也就调皮。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那年浙江的乡试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叫徐福，周介孚将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派跟班送到主考官的船上去，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便被发觉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处理。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
牢去。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入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不断求医问药，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门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
“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 ，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鲁迅后来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鲁迅十八岁了，一个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自然应该走做官的路，先把四书五经读个烂熟，再好好操练一番八股文和试帖诗，然后去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这正是鲁迅祖父走过的路，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在一八九八年五月， 鲁迅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鲁迅读了半年，便转学了。到一八九九年的春天，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这里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员中没有那么多白痴。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当时，出洋留学的风气日益旺盛，许多在国内感觉气闷的青年人，都纷纷出国求学。鲁迅也想走这条路。可是，就像他当初只能进免费的水师学堂一样，他现在也只能去争取官费的名额，到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去。
一九0二年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那年鲁迅25岁，朱安28岁，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 ，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无人知晓鲁迅和朱安如何在楼上那间新房里度过新婚之夜，但我们只知道第二天，他就搬去跟母亲同住，第四天离开家乡前往日本。之后的人生，鲁迅跟朱安结婚以后，大部分时间两个人不生活在一个地方。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
鲁迅到日本开头是学医，预备卒业后救治像父亲似的病人，他父亲病了一年，去世时只有三十七岁，战争时就去当军医。在仙台医专读书时看了日俄战争画片，一个中国人被绑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周围有许多体格强壮的中国人却显得麻木。于是抛弃了医学，转到文学上来。要从文艺运动救国，就要办杂志，最终因为经费问题，鲁迅想办的杂志被迫搁浅。办杂志不成功，就译书，可社会反应非常冷落。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鲁迅有没有参加光复会，目前史无定论。但他和陶成章等光复会领袖来过甚密，著名的革命党人秋瑾此时也在日本，辛亥革命成功六七年之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药》，纪念她的事情。
鲁迅的大弟周作人，他的文艺成就以及五四以来在新文坛的地位不在鲁迅之下，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本来很好的，一九0九年的时候，周作人在东京读书还未毕业，又要和那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鲁迅选择回国谋生，以养全家。这年八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府中学堂去当学监。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代了宣统皇帝 ，武昌起义后一个月，绍兴光复。革命党人王金发当上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王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鲁迅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辛亥革命的到来，使得鲁迅十分的兴奋。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这一年冬，鲁迅创作了小说《怀旧》。但是，辛亥革命使人失望，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还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鲁迅的日子很炔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无从着落。他这校长还怎么当？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一九一二年二月鲁迅到了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狱。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鲁迅只好抄点古碑，表示对世务不闻不问，以消极的方式避免当局的注视。
一九一五年夏天，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最初鲁迅并不怎么看得起《新青年》，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现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控诉和讽刺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Ｑ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
向《新青年》投稿不久，鲁迅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Ｑ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０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到一九二四年，《新青年》本身分化了，五四带来的文化新高潮慢慢退落。
一九一九年鲁迅将绍兴东昌坊老屋出售，在北京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接母亲、朱安，还有周作人及其夫人羽太信子等很多人一起住。这时候虽一起住，但鲁迅与朱安，各自有自己的房间，也不待在一起。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鲁迅的小弟周建人虽然是科学家，也也长于写作，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就从那一天起，周作人和鲁迅彻底绝交了。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离那场冲突才半个月，鲁迅携母亲、妻子被迫搬出八道湾，到了砖塔胡同居住了九个月。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这年九月，小说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第二年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年十一月，在《语丝》周刊发表小说《祝福》等。
在一九二五年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杨荫瑜事件，鲁迅先生支持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也就在这一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她的祖父曾任过广东巡抚，虽然出身仕宦家庭，但从小受革命思想熏陶，性格极为刚直坦率，人不算特别漂亮，但很有才华。一九二六年初春，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任女子师范训育主任，便一同动身。鲁迅到厦大后，极为失望，学校没有计划，没有基金，教员食住，极为不便，再加上他提携的一些文学青年这时又在背后攻击他，他感到十分烦躁和悲愤。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在这一时期，鲁迅编成了他最好的两部散文集《朝花夕拾》和《野草》。
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广州中山大学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许广平也到中大任助教，自此许广平陪伴在旁。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骅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手，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 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一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
一九二七年秋，鲁迅到了上海，便在那里定居，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去世。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海婴出生，是年鲁迅49岁。老来得子，鲁迅对海婴极为溺爱。
在上海十年中，鲁迅过着半安定的生活。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一九三０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一九三０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 一九三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他的著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只有五十六岁，是患肺结核症。鲁迅逝世后，停灵上海万国殡仪馆，连续三天，瞻仰遗容的人流不断。1937年，在万国公墓，鲁迅墓前新建了一座高71厘米的梯形水泥墓碑，六岁的周海婴写“鲁迅先生之墓”，上面有陶瓷雕像。抗战期间，公墓无人看管，墓碑轻微损坏，由内山完造出资修复。1939年，鲁迅墓遭严重损坏；1946年，纪念先生逝世十周年，许广平设计了新的墓碑，周恩来跟许广平在墓前各中一颗柏树；墓碑后经几次修建，刻上了周建人写的“鲁迅先生之墓”；195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建了新墓；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由国务院决定迁墓，毛泽东主席为新墓穴题字：“鲁迅先生之墓”，原墓地仍保留。1966年，原墓地被拆毁、填平，改做工业废品堆积场地。
在精神上，鲁迅是个超人，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的观察理解体会之深刻，可以说至今都很难有人超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的阅历非常简单：读书、教书、写书。鲁迅的阅历，毋宁说是平凡的。1909-1927年，他做过公务员、教师；1927年以后作为一个市民居住在上海，直到死去。除了去日本留学8年以外，没有出过国，在国内的旅行也屈指可数。就经济状况来说，鲁迅也是个平常人，不富也不穷。早年在教育部任职，出名以后，到厦门、广州教书，月薪有三、四百块，按照当时民国的一般标准来讲，收入很不错，但是他买书多、活动多，所以这些钱对鲁迅的来说不是很多。晚年收入一部分是稿费，一部分是虚职的三百块月薪，但他依然抽不起好的烟，还常常为了稿费与书局老板交涉；他常看电影，但晚年病重时，却舍不得住院。政治地位来看，鲁迅在世时，既不是高官，也没有坐过牢，他没有参加过党派，始终是一位同盟者。说到长相，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鲁迅个子不高，中等偏瘦，粗硬的头发和胡须是他的标志。再到家庭背景，我们都知道的几个关键词：早年丧父、母亲启蒙、旧式婚姻。中年以后才找到新潮爱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常见形态。很多现代作家，如胡适、郁达夫、茅盾、老舍等等都是少年丧父。现代作家中，碰到旧式婚姻的，不只鲁迅一个人，且都是听从母亲的旨意。很多人跟郁达夫一样，虽然不爱，但出于可怜常常回家，结果就有了儿女。虽然不能让女人做幸福的妻子，但至少给她做母亲的权利。
但鲁迅一直与朱安两地分居。据说他们一辈子没有同房过。虽然他们是合法夫妻，后来也常同院居住，但交流极少。如鲁迅所言：她是母亲的媳妇，不是我的妻子。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去世，中间只有一次提及朱安。而朱安，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南下以后，就一直陪着鲁迅的母亲住在北平西三条。鲁迅去世时她还在家里设了灵堂，并将鲁迅全部的版权受权给许广平处理。据说朱安的遗愿是葬在鲁迅的墓旁，当然没有实现，最后是葬在鲁迅母亲的墓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