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刘彻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任命外戚霍光“行周公之事”，与其他几位朝廷重臣共同组成顾命大臣班子，辅佐年幼的皇帝刘弗陵。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霍光掌握实权，却并非西汉皇朝的丞相。那么，刘彻在位时期的最后一任丞相田千秋，又是如何在霍光的光芒下屹立不倒的呢?
要探讨田千秋的相国生涯，不得不先追溯其家世的辉煌起源。春秋战国时代，风云变幻，英雄辈出。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田氏一族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一步步崛起于诸侯之列，最终实现了“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册命田和为齐侯，自此，田氏在齐国的国君地位得以确立。从此，田氏一族的荣耀与辉煌，便如日中天。
然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不断冲刷着世间的一切。随着秦灭六国、楚汉相争，作为“关东九族”之一的田氏家族，被西迁至位于关中的长陵，即今日的陕西咸阳东北。这片土地，虽远离了故土的繁华与喧嚣，却成为田千秋的故乡，承载着他成长的记忆。
据班固所著的《汉书》记载，田千秋最初的官职是高寝郎。高寝，指的是汉高帝刘邦的陵墓；郎，则是护卫官的称呼。因此，高寝郎便是负责护卫汉高帝刘邦陵墓的官员。
这一职位，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蕴含无尽的历史韵味。它见证了汉朝的兴衰，也见证了田千秋从卑微起点走向辉煌人生的转变。虽然起初的发展前景并不被看好，但田千秋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惊人之举，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朝廷之上风云变幻，废太子起兵之事震惊天下。征和二年（前91），公孙贺身居丞相之位，其子公孙敬生被指控与阳石公主通奸，并施巫蛊之术诅咒皇帝，身陷囹圄。阳石公主与诸邑公主等亦因此事牵连被杀，朝堂之上人心惶惶。
汉武帝刘彻愤怒之下，派遣江充（西汉官员）彻查此案。然而，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便借机陷害太子。在江充的挑拨之下，汉武帝对太子心生疑忌，终致太子起兵谋反。在汉武帝的强力镇压下，太子刘据兵败自杀。此事一出，朝野震惊，很多人认为太子本无意谋反，实乃被逼无奈。然而，满朝文武无一敢言，唯有田千秋挺身而出，以一纸奏疏打破了庙堂之上的沉默。
田千秋在奏疏中直言不讳：
“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
他声称这番话是一位白头老者在梦中对他说的，意思是，儿子动用了父亲的军队，不过是犯了挨一顿打的罪过，并无大碍；而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更不应受到追究与责罚。田千秋此言，既是对太子的辩护，也是对汉武帝的提醒。
田千秋在奏疏中提到的白头老人，不禁让武帝联想到汉高祖。汉武帝认为，这是汉高祖显灵，托梦于田千秋，让他有勇气站出来替太子喊冤叫屈。于是，汉武帝立即召见田千秋。
初见田千秋，汉武帝便对他心生好感。田千秋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气度不凡。汉武帝对他说：
“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
汉武帝决定诛杀江充三族，为太子平反。同时，他建造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表达对太子的思念与歉意。此外，他还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使其成为仅次于三公的九卿之一的中央级高官。
其实，田千秋之所以敢于上书为卫太子刘据鸣冤，恰恰是武帝晚年政策转变所致。正如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中所言：
“他们（指镇压卫太子刘据而封侯的五个人）之死，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都是由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武帝才会接受这份上书，也才能说出认为那是汉高祖显灵的话来。
田千秋为太子辩护一事，不仅让汉武帝看到了他，也让他的仕途扶摇直上。担任大鸿胪没几个月，汉武帝又下诏罢免当时的丞相刘屈氂，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其为富民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田千秋便从微不足道的高寝郎一跃成为大汉丞相，这令当时的人们及后世史官都感到震惊。
《汉书》上记载，田千秋：
“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
的确，与西汉初期的丞相，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亚夫等人相比，田千秋既无显赫的军功，又无出众的才智，仅凭一纸奏疏得以拜相封侯，其经历令人叹为观止。
“巫蛊事件”风波平息后，大汉王朝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刘彻的长子刘据和次子齐王刘闳相继离世，使得皇位继承的问题变得愈发棘手。此时，三子燕王刘旦尚存，他野心勃勃，渴望能够登上皇位。于是，他上书请求入宫护驾，试图探听刘彻的心意。然而，刘彻对燕王并不看好，他心中早已有了合适的继承人选。
这位人选，便是宠妃钩弋夫人所生的幼子刘弗陵。刘弗陵聪明伶俐，深得刘彻喜爱。然而，刘彻心中却有一个难以言说的担忧——刘弗陵尚幼，将来即位后，其母钩弋夫人必然会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太后。这让刘彻不禁想起了吕后的往事，他担心钩弋夫人会成为第二个吕后，给大汉王朝带来灾难。
深思熟虑之后，刘彻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赐死钩弋夫人，同时，立幼子刘弗陵为皇太子。“立子杀母”虽然残酷，却有效地防止了外戚干政的风险，保卫了大汉王朝的安全。
有了合适的继承人后，刘彻着手安排辅佐幼主的顾命大臣。他遍察群臣，最终选中了名将霍去病的弟弟霍光。霍光忠诚可靠，才干出众，且与刘彻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此时，霍光担任侍中、奉车都尉等职务，是朝廷中的重要官员。
为了明确自己的意愿，刘彻特意命宫廷画师画了一幅以“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为主题的画，赐给霍光。这幅画寓意深远，意在让霍光像周公一样辅佐年幼的刘弗陵。霍光接到这幅画后，心领神会，对刘彻的用意感激涕零。
最终，刘彻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顾命大臣之首，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等人共同辅佐幼主刘弗陵。这一安排确保了大汉王朝在刘彻离世后能够继续稳定发展。
据《通典·职官十一》记载，大司马大将军的地位在三公之上。此时的霍光不仅身兼大司马、大将军之职，更成为内朝的最高首领和百官之首，他的权力远超过丞相（关于大司马及内朝的解释，可参考国历君往期推送从“司徒、司马、司空”到“司机、司仪、司令”？古今存在感都爆棚的“司”到底是什么？）。从此，霍光以内朝首领的身份走上了大汉政治舞台的显赫位置，成为大汉王朝有其实而无其名的真相国。
而此时身为丞相的田千秋，并没有在武帝托孤名单之中。那么，本应辅政的田千秋，他去哪里了呢？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查阅《霍光传》时，发现其中明确记载了刘彻临终前的托孤安排：
“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
这段文字中，并未提及田千秋的名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田千秋并未被列入托孤大臣之列。
事实上，田千秋在刘彻统治末期一直表现忠诚，且未曾有过失。按照常理，作为丞相，他理应在顾命大臣的范围内。这一点在田千秋的传记中得到了印证，其中有记载称：
“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
此外，霍光也曾对田千秋说过“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这样的话。由此可以推断，田千秋确实是刘彻临终前的托孤大臣之一。
然而，尽管田千秋位列托孤大臣，他在刘彻心中的地位却并不显耀。这主要是基于刘彻对幼主刘弗陵的考量。刘弗陵年幼，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决断军国事务的决策者，而非仅仅执行政策的执行者。田千秋虽然是一个良好的政策执行人，但在大事的决断上显然不是刘彻心中的首选。而霍光是名将霍去病的弟弟，刘彻认为他体内定有与兄长相似的将才基因，则更具备“匡国家，安社稷”的本领。这样的才能对于辅佐幼主刘弗陵担任内朝最高决策人显然极为有利。
因此，在汉武帝的政治安排下，霍光主掌宫廷事务及朝廷人事等大政决策，成为辅佐幼主的关键人物。
尽管如此，田千秋依然坚守在丞相的职位上，尽职尽责地服务年幼的皇帝、安抚民众。史书对他评价为“谨厚有重德”，这既是对他品质的肯定，也是对他工作的认可。
在一次朝会上，霍光对田千秋说：
“我与君侯共同受先帝临终前的委托，如今我霍光治内，君侯治外，君侯要时时教导督促霍光，使我不至于辜负天下的期望啊。”
这段话表明了霍光对田千秋的尊重和信任，也体现了两人共同辅佐幼主的决心。
田千秋则谦虚回应：“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明白自己的地位。他从不越职言事，更不曾给霍光秉政安插过拦路虎。他的这种谨慎和低调得到了霍光的敬重和信任。每当国家有祥瑞征兆时，霍光都会代皇帝下诏重赏田丞相。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田千秋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田千秋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少说话、多做事”是保全自身的最好方法。霍光并非众叛亲离、十恶不赦之徒，因此，面对霍光秉政，田千秋选择了合作与支持，而不是对抗与阻挠。
在田千秋和霍光的共同努力下，汉昭帝时期国家少事、百姓充实。这也是对汉武帝临终安排的最好回应。
然而，在田千秋的晚年，发生了一件几乎导致他与霍光关系决裂的事，使得原本和谐的合作氛围瞬间紧张起来。
燕王、桑弘羊对抗霍氏专权的事件爆发后，桑弘羊之子桑迁因为受到牵连而逃亡。他藏身于桑弘羊的故吏侯史吴家，然而不久，两人都被朝廷逮捕。在处理这起反霍党一案时，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认为桑迁虽有连带之罪，但侯史吴是无辜的，应该得到赦免。然而，监察部门的侍御史重新审核后，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定，他们认为桑迁作为通晓经术之人，未能阻止其父的谋反行为，既是不忠也是不孝，应罪不可赦，同时侯史吴也不应被赦免。更为复杂的是，少府徐仁是田千秋的女婿，这使得田千秋也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
田千秋为了女婿徐仁，站在了侯史吴这一边，甚至召集了中二千石、博士于公车门集会，共同讨论侯史吴的问题。议者们纷纷表示大将军霍光逮捕侯史吴是不妥的。霍光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他下令将王平、徐仁押入大牢，实际上，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的是针对田千秋。因此，整个朝廷都担心田千秋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牵连。
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使田千秋化险为夷。这个人便是霍光的亲信建平侯杜延年。杜延年辅助霍光多年，他深知霍光的严厉，但也深谙在处理国家大事时需要适度的宽容。他告诉霍光，官吏放纵犯罪之人固然不对，但侯史吴的罪行在法律上确实过重。他进一步指出，田千秋作为先帝选拔出的丞相，没有犯下重大过失，是不能轻易废黜的。他还提醒霍光，如果因为这件事而失去天下人的信服，将会对霍光的威信造成很大损害。
在杜延年的耐心劝说下，霍光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田千秋作为丞相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他最终决定不再追究田千秋的责任，只是将王平、徐仁二人处死。
其实，这次事件也是霍光为彻底专权而做的试探。作为丞相，田千秋是有召集百官议论政事的权力的。但在霍光看来，召集百官议论就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因此才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冲突。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确知，当年的霍光是否真要除掉田千秋这个年老的丞相，也不能确知杜延年的进言是否是霍光的授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田千秋彻底闭上了嘴，霍光在朝堂上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元凤四年（前77）正月，在担任了西汉王朝十二年的丞相后，田千秋最终老死相位，得以善终，并获得“定侯”这一谥号。在最后的几年间，他还获得了汉昭帝的特殊照顾，朝见时得以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以至于后代都称他为“车千秋”，这样的优待在汉朝也是少有的。
田千秋去世之后，丞相一职又轮换了多人，对于朝政的体制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宋代学者王应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这样评论道：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选天下之望。自大将军光持国柄，丞相充位。田千秋谨厚自守，犹曰武帝所命也。继以王折，碌碌无闻，若杨敞蔡义，皆给事大将军幕府者。”
田千秋的一生，无论是上书武帝，还是顺应霍光，所做的皆是顺势而为。最后仅以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的对田千秋的评价结束本文：
“可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谏不费词，婉而能入者矣。”
即能够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提出建议时不浪费言辞，委婉却能够打动人心。
起自寒末
要探讨田千秋的相国生涯，不得不先追溯其家世的辉煌起源。春秋战国时代，风云变幻，英雄辈出。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田氏一族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一步步崛起于诸侯之列，最终实现了“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册命田和为齐侯，自此，田氏在齐国的国君地位得以确立。从此，田氏一族的荣耀与辉煌，便如日中天。
然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不断冲刷着世间的一切。随着秦灭六国、楚汉相争，作为“关东九族”之一的田氏家族，被西迁至位于关中的长陵，即今日的陕西咸阳东北。这片土地，虽远离了故土的繁华与喧嚣，却成为田千秋的故乡，承载着他成长的记忆。
据班固所著的《汉书》记载，田千秋最初的官职是高寝郎。高寝，指的是汉高帝刘邦的陵墓；郎，则是护卫官的称呼。因此，高寝郎便是负责护卫汉高帝刘邦陵墓的官员。
这一职位，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蕴含无尽的历史韵味。它见证了汉朝的兴衰，也见证了田千秋从卑微起点走向辉煌人生的转变。虽然起初的发展前景并不被看好，但田千秋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惊人之举，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上书拜相
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朝廷之上风云变幻，废太子起兵之事震惊天下。征和二年（前91），公孙贺身居丞相之位，其子公孙敬生被指控与阳石公主通奸，并施巫蛊之术诅咒皇帝，身陷囹圄。阳石公主与诸邑公主等亦因此事牵连被杀，朝堂之上人心惶惶。
汉武帝刘彻愤怒之下，派遣江充（西汉官员）彻查此案。然而，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便借机陷害太子。在江充的挑拨之下，汉武帝对太子心生疑忌，终致太子起兵谋反。在汉武帝的强力镇压下，太子刘据兵败自杀。此事一出，朝野震惊，很多人认为太子本无意谋反，实乃被逼无奈。然而，满朝文武无一敢言，唯有田千秋挺身而出，以一纸奏疏打破了庙堂之上的沉默。
田千秋在奏疏中直言不讳：
“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
他声称这番话是一位白头老者在梦中对他说的，意思是，儿子动用了父亲的军队，不过是犯了挨一顿打的罪过，并无大碍；而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更不应受到追究与责罚。田千秋此言，既是对太子的辩护，也是对汉武帝的提醒。
田千秋在奏疏中提到的白头老人，不禁让武帝联想到汉高祖。汉武帝认为，这是汉高祖显灵，托梦于田千秋，让他有勇气站出来替太子喊冤叫屈。于是，汉武帝立即召见田千秋。
初见田千秋，汉武帝便对他心生好感。田千秋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气度不凡。汉武帝对他说：
“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
汉武帝决定诛杀江充三族，为太子平反。同时，他建造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表达对太子的思念与歉意。此外，他还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使其成为仅次于三公的九卿之一的中央级高官。
其实，田千秋之所以敢于上书为卫太子刘据鸣冤，恰恰是武帝晚年政策转变所致。正如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中所言：
“他们（指镇压卫太子刘据而封侯的五个人）之死，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都是由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武帝才会接受这份上书，也才能说出认为那是汉高祖显灵的话来。
田千秋为太子辩护一事，不仅让汉武帝看到了他，也让他的仕途扶摇直上。担任大鸿胪没几个月，汉武帝又下诏罢免当时的丞相刘屈氂，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其为富民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田千秋便从微不足道的高寝郎一跃成为大汉丞相，这令当时的人们及后世史官都感到震惊。
《汉书》上记载，田千秋：
“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
的确，与西汉初期的丞相，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亚夫等人相比，田千秋既无显赫的军功，又无出众的才智，仅凭一纸奏疏得以拜相封侯，其经历令人叹为观止。
武帝托孤
“巫蛊事件”风波平息后，大汉王朝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刘彻的长子刘据和次子齐王刘闳相继离世，使得皇位继承的问题变得愈发棘手。此时，三子燕王刘旦尚存，他野心勃勃，渴望能够登上皇位。于是，他上书请求入宫护驾，试图探听刘彻的心意。然而，刘彻对燕王并不看好，他心中早已有了合适的继承人选。
这位人选，便是宠妃钩弋夫人所生的幼子刘弗陵。刘弗陵聪明伶俐，深得刘彻喜爱。然而，刘彻心中却有一个难以言说的担忧——刘弗陵尚幼，将来即位后，其母钩弋夫人必然会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太后。这让刘彻不禁想起了吕后的往事，他担心钩弋夫人会成为第二个吕后，给大汉王朝带来灾难。
深思熟虑之后，刘彻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赐死钩弋夫人，同时，立幼子刘弗陵为皇太子。“立子杀母”虽然残酷，却有效地防止了外戚干政的风险，保卫了大汉王朝的安全。
有了合适的继承人后，刘彻着手安排辅佐幼主的顾命大臣。他遍察群臣，最终选中了名将霍去病的弟弟霍光。霍光忠诚可靠，才干出众，且与刘彻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此时，霍光担任侍中、奉车都尉等职务，是朝廷中的重要官员。
为了明确自己的意愿，刘彻特意命宫廷画师画了一幅以“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为主题的画，赐给霍光。这幅画寓意深远，意在让霍光像周公一样辅佐年幼的刘弗陵。霍光接到这幅画后，心领神会，对刘彻的用意感激涕零。
最终，刘彻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顾命大臣之首，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等人共同辅佐幼主刘弗陵。这一安排确保了大汉王朝在刘彻离世后能够继续稳定发展。
据《通典·职官十一》记载，大司马大将军的地位在三公之上。此时的霍光不仅身兼大司马、大将军之职，更成为内朝的最高首领和百官之首，他的权力远超过丞相（关于大司马及内朝的解释，可参考国历君往期推送从“司徒、司马、司空”到“司机、司仪、司令”？古今存在感都爆棚的“司”到底是什么？）。从此，霍光以内朝首领的身份走上了大汉政治舞台的显赫位置，成为大汉王朝有其实而无其名的真相国。
而此时身为丞相的田千秋，并没有在武帝托孤名单之中。那么，本应辅政的田千秋，他去哪里了呢？
顺势而为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查阅《霍光传》时，发现其中明确记载了刘彻临终前的托孤安排：
“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
这段文字中，并未提及田千秋的名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田千秋并未被列入托孤大臣之列。
事实上，田千秋在刘彻统治末期一直表现忠诚，且未曾有过失。按照常理，作为丞相，他理应在顾命大臣的范围内。这一点在田千秋的传记中得到了印证，其中有记载称：
“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
此外，霍光也曾对田千秋说过“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这样的话。由此可以推断，田千秋确实是刘彻临终前的托孤大臣之一。
然而，尽管田千秋位列托孤大臣，他在刘彻心中的地位却并不显耀。这主要是基于刘彻对幼主刘弗陵的考量。刘弗陵年幼，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决断军国事务的决策者，而非仅仅执行政策的执行者。田千秋虽然是一个良好的政策执行人，但在大事的决断上显然不是刘彻心中的首选。而霍光是名将霍去病的弟弟，刘彻认为他体内定有与兄长相似的将才基因，则更具备“匡国家，安社稷”的本领。这样的才能对于辅佐幼主刘弗陵担任内朝最高决策人显然极为有利。
因此，在汉武帝的政治安排下，霍光主掌宫廷事务及朝廷人事等大政决策，成为辅佐幼主的关键人物。
尽管如此，田千秋依然坚守在丞相的职位上，尽职尽责地服务年幼的皇帝、安抚民众。史书对他评价为“谨厚有重德”，这既是对他品质的肯定，也是对他工作的认可。
在一次朝会上，霍光对田千秋说：
“我与君侯共同受先帝临终前的委托，如今我霍光治内，君侯治外，君侯要时时教导督促霍光，使我不至于辜负天下的期望啊。”
这段话表明了霍光对田千秋的尊重和信任，也体现了两人共同辅佐幼主的决心。
田千秋则谦虚回应：“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明白自己的地位。他从不越职言事，更不曾给霍光秉政安插过拦路虎。他的这种谨慎和低调得到了霍光的敬重和信任。每当国家有祥瑞征兆时，霍光都会代皇帝下诏重赏田丞相。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田千秋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田千秋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少说话、多做事”是保全自身的最好方法。霍光并非众叛亲离、十恶不赦之徒，因此，面对霍光秉政，田千秋选择了合作与支持，而不是对抗与阻挠。
在田千秋和霍光的共同努力下，汉昭帝时期国家少事、百姓充实。这也是对汉武帝临终安排的最好回应。
晚年危局
然而，在田千秋的晚年，发生了一件几乎导致他与霍光关系决裂的事，使得原本和谐的合作氛围瞬间紧张起来。
燕王、桑弘羊对抗霍氏专权的事件爆发后，桑弘羊之子桑迁因为受到牵连而逃亡。他藏身于桑弘羊的故吏侯史吴家，然而不久，两人都被朝廷逮捕。在处理这起反霍党一案时，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认为桑迁虽有连带之罪，但侯史吴是无辜的，应该得到赦免。然而，监察部门的侍御史重新审核后，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定，他们认为桑迁作为通晓经术之人，未能阻止其父的谋反行为，既是不忠也是不孝，应罪不可赦，同时侯史吴也不应被赦免。更为复杂的是，少府徐仁是田千秋的女婿，这使得田千秋也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
田千秋为了女婿徐仁，站在了侯史吴这一边，甚至召集了中二千石、博士于公车门集会，共同讨论侯史吴的问题。议者们纷纷表示大将军霍光逮捕侯史吴是不妥的。霍光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他下令将王平、徐仁押入大牢，实际上，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的是针对田千秋。因此，整个朝廷都担心田千秋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牵连。
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使田千秋化险为夷。这个人便是霍光的亲信建平侯杜延年。杜延年辅助霍光多年，他深知霍光的严厉，但也深谙在处理国家大事时需要适度的宽容。他告诉霍光，官吏放纵犯罪之人固然不对，但侯史吴的罪行在法律上确实过重。他进一步指出，田千秋作为先帝选拔出的丞相，没有犯下重大过失，是不能轻易废黜的。他还提醒霍光，如果因为这件事而失去天下人的信服，将会对霍光的威信造成很大损害。
在杜延年的耐心劝说下，霍光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田千秋作为丞相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他最终决定不再追究田千秋的责任，只是将王平、徐仁二人处死。
其实，这次事件也是霍光为彻底专权而做的试探。作为丞相，田千秋是有召集百官议论政事的权力的。但在霍光看来，召集百官议论就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因此才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冲突。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确知，当年的霍光是否真要除掉田千秋这个年老的丞相，也不能确知杜延年的进言是否是霍光的授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田千秋彻底闭上了嘴，霍光在朝堂上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元凤四年（前77）正月，在担任了西汉王朝十二年的丞相后，田千秋最终老死相位，得以善终，并获得“定侯”这一谥号。在最后的几年间，他还获得了汉昭帝的特殊照顾，朝见时得以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以至于后代都称他为“车千秋”，这样的优待在汉朝也是少有的。
田千秋去世之后，丞相一职又轮换了多人，对于朝政的体制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宋代学者王应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这样评论道：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选天下之望。自大将军光持国柄，丞相充位。田千秋谨厚自守，犹曰武帝所命也。继以王折，碌碌无闻，若杨敞蔡义，皆给事大将军幕府者。”
田千秋的一生，无论是上书武帝，还是顺应霍光，所做的皆是顺势而为。最后仅以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的对田千秋的评价结束本文：
“可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谏不费词，婉而能入者矣。”
即能够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提出建议时不浪费言辞，委婉却能够打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