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楚国王级大墓在安徽省淮南重见天日。这座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不知藏有多少故事等待我们发掘。
谈起楚国历史，人们总是习惯将其定位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与湖南，那是屈原魂牵梦绕的荆楚大地，是他笔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洞庭湖…..
那么，当年屈原心中的荆楚雄邦为什么会远播安徽呢？
关于楚国的起源，屈原在《离骚》的第一句就进行了明确交代，即“帝高阳之苗裔兮”，作为楚国王族后裔的屈原认为楚国的祖先是黄帝的儿子——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楚人的先祖们曾世代担任祝融之职，为帝王掌管火源，直至西周初年，楚君熊绎方才获得方圆十几里的丹阳楚蛮之地为封地，初建楚国。
然而，正是这群出走中原的流浪之人在当时遍布沼泽密林的江汉平原之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自公元前8世纪楚武王即位开始，籍籍无名的楚人开始在周朝南国掀起了一场长达两百年的军事征服风暴。楚人的战车先是席卷江汉平原，将以随国为首的西周王室用来拱卫南土之“汉阳诸姬”全部剪除，定都郢城（湖北省荆州市），随后又北上突入南阳盆地，东下蔡、黄、英诸国，将楚国势力深入淮河、汝水流域，又向西北方向消灭庸国取得陕南的商洛之地，完美达成了楚地千里的战略纵深，形成了“方城（河南省伏牛山东端）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楚国北境防御体系。
凭借这广袤的领土纵深和坚实的防御体系，楚国取得了进可逐鹿中原、退可稳守江淮的不败之地，也成就了后来“春秋五霸”中楚庄王阅兵黄河、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尽管北方齐、晋、秦、宋诸国相继会盟，楚国这个铁打的南方巨头却始终能在江淮一线稳定输出对中原的影响力，让郑国、宋国、鲁国等中原国家唯楚人马首是瞻。
春秋战国之交，楚国虽一度中落，但其稳定的公族体系依旧能为楚国国运的赓续注入稳定剂，以屈、景、昭三公族（即后世所谓楚之三户：分别为楚武王，楚平王，楚昭王的后裔）为首的楚国王族后裔们持续不断地为楚国输入文武精英。
直到公元前4世纪初，楚悼王任用吴起推行变法，着力解决楚国“封君太众”的吏治弊端，奖励耕战，申明法治，军事上向北收复了被三晋占领的陈、蔡国故地，一度越过黄河攻占魏国河内之地；向南平定百越，疆域拓伸至江南，占有洞庭、苍梧之地（今湖南、江西以及广西东北一带），此时的楚国已经成为战国历史上第一个“带甲百万”的雄霸天下之国。
而在楚人风光无限的背后，却隐匿着无法消解的隐忧。楚悼王的薨逝让吴起变法戛然而止，楚国世袭贵族的泛滥与吏治腐败顽疾依旧。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强势崛起,让楚国在中原屡遭败绩，以致失去了河南中南部的大量领土，基本丧失了逐鹿中原的资格。更为致命的是楚国首脑层在外交领域的重大偏差。自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前期，楚秦长期保持盟国关系，秦惠文王自称有“十八世之诅盟”（指自秦穆公至惠文王三百多年，秦楚两国存在十八世王室联姻誓约结盟），这让楚国对秦国有着超乎实际的传统信任与友谊。楚人习惯于依靠秦楚联盟来打压东方的齐国与三晋，而这就给了强秦背刺楚人的机会。
所谓“国难思良将，患难见忠臣”。正是在楚国命运更迭的十字路口，楚国王族后裔——屈原在楚国朝堂之上，为扭转荆楚颓势而振臂一呼。这位出身贵族的楚国青年，自幼识得民间疾苦，23岁就担任楚怀王左徒（楚国丞相令尹之副手），一心坚持变法改革。作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屈原棱角鲜明地与楚国的旧派贵族斗争，只为追求心中的“贤君美政”。
然而，作为政治新手，屈原显然低估了楚国政局这摊浑水的深度，也高估了楚怀王推行改革的决心。公元前314年，刚刚从政两年半的屈原收到了来自上官氏的“职场霸凌”与栽赃，史载：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一心为楚的屈原就这样被污蔑为居功自傲的专断之人。偏听偏信的楚怀王将屈原从左徒调为三闾大夫，这一职位主持宗庙祭祀，是兼管贵族屈、景、昭三大氏子弟教育的闲差事。屈原在干事业的大好年纪被调离中枢充任闲职，足以窥见楚国朝堂的不公。
楚怀王对屈原的贬黜也很快招来了恶果，次年（前313）， 楚怀王被秦使张仪欺骗，彻底断绝和齐国的盟约，妄想秦国割让六百里商於之地（古代秦楚边境地域名）给楚国，结果不仅被张仪戏弄颜面尽失，更在随后的秦楚丹阳、蓝田之战中惨败，楚国将士阵亡八万余人，楚将屈匄（gài）被俘虏，楚国“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更丧失了汉水中游的数百里领土，成为战国以来楚国最屈辱的一场战争。屈原在郢都听闻败报传来，愤然写下《国殇》，以“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来描写楚军将士尸骨无存的惨状，用“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来悼念那些楚人的英魂。
令一心想为楚国英烈复仇的屈原没想到的是，楚怀王并没有雪耻的打算，反而因为出身楚国的秦宣太后主政（即芈八子），楚怀王竟有意让秦楚重回蜜月期。据《史记·楚世家》载：
二十四年（前305），（楚）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於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前304），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
此时已经赋闲的屈原深知，秦人与楚结盟只是权宜之计，因而极力反对秦楚结盟，奈何楚怀王不仅将国仇家恨抛诸脑后，更迁怒于屈原，将之流放于汉北之地。第一次被放逐的屈原心怀愤恨，却又思念郢都的国事，无奈只能沿汉水北行。望着北归的鸟儿，屈原沉吟踱步：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这时的他，仍在记挂着怀王与楚国。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屈原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刚刚准备重新辅政却又遭遇新的危机。秦昭襄王邀请楚怀王于武关会盟，承诺两国结盟后秦国会归还楚国失地。嗅到巨大危机的屈原上书制止怀王：
“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奈何楚王听信幼子之言，因不敢惹怒秦国而千里赴约，最终客死他乡：
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得知怀王终将不返的屈原如丧考妣，尽管心中对楚怀王多有不满，依旧将之作为可以托付美政的希望。怀王死讯传来之日（前296），屈原昼夜难眠，懑而作《招魂》之辞，既为招还客死异乡的怀王魂魄，一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道尽了青年屈原的精神沦亡之苦，却说不尽中年屈原的无尽哀婉凄凉。
屈原的哀悼行为，引得劝怀王入秦的罪魁祸首子兰大怒，上官大夫受其指使，向怀王长子楚顷襄王进谗言，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更为偏远的江南之地，而这一去，便是十八年。屈原从郢都出发，顺江而下经由洞庭湖入长江，又离开了夏浦（今湖北汉口），一度向东到达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这一程的屈原彻底离开了楚国朝堂，在千里楚天之间遨游长江两岸，既是对郁积于胸中苦闷的释放，也是对国事难平却又无法参与其中的自我放逐。放逐期间，屈原写下《九章》的最后一章《悲回风》，用：
“怜思心之不可惩兮，证此言之不可聊。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
来表达放逐之时的复杂情感。
屈原的离去后，楚国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循环之中，怀王之子顷襄王起初以父之名绝秦，久之又陷入恶秦-惧秦-亲秦的循环泥沼，怀王至死不过四年（前292），楚顷襄王又“迎妇于秦”，再结秦楚盟好。
不过，此时的秦楚之盟已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平静，蓄积了商鞅变法数世之力的秦国已经并吞巴蜀，东却三晋，俨然拥有了关东六国难以抵挡的雄厚实力，更依靠一代名将白起打造出不可一世的大秦铁军。公元前280年，秦人的獠牙终于咬向了南方醉生梦死的楚国。秦昭襄王先派遣司马错从巴蜀以水军顺长江而下，一举攻占楚国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断绝楚人的西南大后方。次年，白起率数万秦军从武关方向大举攻楚，秦军决意死战，将兵孤注一掷，而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秦军深入楚国腹地，先夺取楚国北境重镇邓城，又引鄢水灌城，溺死鄢城（今湖北宜阳）楚国军民数十万，复夺取位于郢都上游的西陵（今湖北夷陵），放火烧毁了楚国历代先王的陵墓，最终攻破郢都，楚顷襄王狼狈东走。至此，荆楚大地彻底沦陷。
郢都陷落的消息传来，长江以北已成秦土，百姓或降为秦民，或随楚王东逃，望着难民迁徙而去，此时行在洞庭之畔的屈原自感国家无望，亦不愿东去逃亡，更不愿降于暴秦。在秦军渡江之前，屈原披头散发游于汨罗江边，对江边渔夫说出了那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名言，并做出了那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离骚》，他宁愿九死来守护的“美政”终究只是镜花水月。作为楚国公族，他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所以“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郢都沦陷后，楚顷襄王的军队溃散，携遗民退往东北固守陈都，楚国的中心也正式从江汉平原转移到两淮地区，保守长江下游的淮越之地，徒留半壁江山。
公元前263年，作为楚国两淮时代的第一位君王楚考烈王即位。此时的秦人坚持远交近攻的打法，将远遁无能的楚国搁置一旁，集中精力解决三晋最强的赵国。楚考烈王登上王位的次年，韩国上党太守冯亭向赵国投诚的消息彻底激怒了秦王，自以为坐收渔翁之利的赵国君臣沾沾自喜之际，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上党十五城，进而将战火燃烧至赵国长平之地。在这场本应势均力敌的决战中，同为战国四神将的廉颇临阵被撤，武安君白起一战坑杀赵军四十万，彻底击垮了赵国的战争潜力，为秦人统一六国吹响了冲锋的号角。而此刻的楚考烈王却依旧沉醉在淮上霸主的美梦中，与位居山东南部的鲁国为争夺淮北徐州之地打得如火如荼，没有感受到来自秦人的致命恐惧。
直到长平之战次年（前259），秦军兵临邯郸，开始了对赵人的三年围城，此时的楚考烈王方才注意到这场改变历史的大战。面对赵国使者平原君赵胜的极力求助，考烈王因惧怕秦人而犹豫不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关键时刻，自荐而来的平原君门客——毛遂脱颖而出，按剑上楚殿怒斥考烈王曰：
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
毛遂将楚人故国先王所受秦人之耻辱一一列举，直言楚考烈王忘却了为楚人复仇的家国之任，让考烈王当场汗流浃背，只得同意与赵人定盟，发兵解邯郸之围。信陵君也从魏国窃兵符救赵，楚魏两国联军与邯郸守军里应外合大败秦军，楚魏两国联军甚至越过太行山一路追到秦国河东汾水之中，杀伤敌军数万。而毛遂的一番豪言也为他赢得了平原君赵胜“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的评价。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楚、燕、赵、魏、韩五国再次合纵攻秦，推楚考烈王为纵长，由春申君协调，五国联军以赵将庞煖为主帅，一度攻至秦国函谷关。这是战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合纵，也是楚人最后的高光时刻。在这之后，关东诸国再也没有抗衡秦国之力。
正是在这一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正式将寿春命名为郢。当年郢都沦陷后，楚人只是把陈当成临时的都城，并未正式命名为郢，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楚人还有收复本土的期望。以寿春为郢都，昭示着楚人接受偏安淮上的命运。
考烈王想把寿春当作楚人的安乐窝，但是不到三年他便迎来了自己的生命尽头，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夺门政变。考烈王信赖的重臣春申君被害，佞臣李园成为执政，而坐上寿春王位的楚幽王，被传言是春申君与考烈王王后的儿子，真假荒诞的野史流转间，楚人荒唐的历史也即将走向末路。
15年后，秦军将领王翦、蒙武率军攻进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最后一任楚王负刍，楚人在淮上的最后风光也彻底消散。
楚人已去两千年，当我们回望武王墩中楚王巍峨深邃的墓室，仿佛能看到瑰丽秀美的漆器与斑驳的楚简文字光影交错，听见鳞次栉比的编钟在演奏激昂雄厚的乐章，依然能感受到屈原《怀沙》绝笔中那句“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楚式风骨与孤傲。五月初五，楚人划龙舟娱磊石山洞庭神龙的日子，屈原沉于罗渊。千百年来，人们用一叶龙舟祭奠逝去的屈子，那个我们与古人都爱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灵魂。
谈起楚国历史，人们总是习惯将其定位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与湖南，那是屈原魂牵梦绕的荆楚大地，是他笔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洞庭湖…..
那么，当年屈原心中的荆楚雄邦为什么会远播安徽呢？
宅兹荆土：强大楚国的进击时代与隐患
关于楚国的起源，屈原在《离骚》的第一句就进行了明确交代，即“帝高阳之苗裔兮”，作为楚国王族后裔的屈原认为楚国的祖先是黄帝的儿子——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楚人的先祖们曾世代担任祝融之职，为帝王掌管火源，直至西周初年，楚君熊绎方才获得方圆十几里的丹阳楚蛮之地为封地，初建楚国。
然而，正是这群出走中原的流浪之人在当时遍布沼泽密林的江汉平原之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自公元前8世纪楚武王即位开始，籍籍无名的楚人开始在周朝南国掀起了一场长达两百年的军事征服风暴。楚人的战车先是席卷江汉平原，将以随国为首的西周王室用来拱卫南土之“汉阳诸姬”全部剪除，定都郢城（湖北省荆州市），随后又北上突入南阳盆地，东下蔡、黄、英诸国，将楚国势力深入淮河、汝水流域，又向西北方向消灭庸国取得陕南的商洛之地，完美达成了楚地千里的战略纵深，形成了“方城（河南省伏牛山东端）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楚国北境防御体系。
凭借这广袤的领土纵深和坚实的防御体系，楚国取得了进可逐鹿中原、退可稳守江淮的不败之地，也成就了后来“春秋五霸”中楚庄王阅兵黄河、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尽管北方齐、晋、秦、宋诸国相继会盟，楚国这个铁打的南方巨头却始终能在江淮一线稳定输出对中原的影响力，让郑国、宋国、鲁国等中原国家唯楚人马首是瞻。
春秋战国之交，楚国虽一度中落，但其稳定的公族体系依旧能为楚国国运的赓续注入稳定剂，以屈、景、昭三公族（即后世所谓楚之三户：分别为楚武王，楚平王，楚昭王的后裔）为首的楚国王族后裔们持续不断地为楚国输入文武精英。
直到公元前4世纪初，楚悼王任用吴起推行变法，着力解决楚国“封君太众”的吏治弊端，奖励耕战，申明法治，军事上向北收复了被三晋占领的陈、蔡国故地，一度越过黄河攻占魏国河内之地；向南平定百越，疆域拓伸至江南，占有洞庭、苍梧之地（今湖南、江西以及广西东北一带），此时的楚国已经成为战国历史上第一个“带甲百万”的雄霸天下之国。
而在楚人风光无限的背后，却隐匿着无法消解的隐忧。楚悼王的薨逝让吴起变法戛然而止，楚国世袭贵族的泛滥与吏治腐败顽疾依旧。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强势崛起,让楚国在中原屡遭败绩，以致失去了河南中南部的大量领土，基本丧失了逐鹿中原的资格。更为致命的是楚国首脑层在外交领域的重大偏差。自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前期，楚秦长期保持盟国关系，秦惠文王自称有“十八世之诅盟”（指自秦穆公至惠文王三百多年，秦楚两国存在十八世王室联姻誓约结盟），这让楚国对秦国有着超乎实际的传统信任与友谊。楚人习惯于依靠秦楚联盟来打压东方的齐国与三晋，而这就给了强秦背刺楚人的机会。
屈子投江：楚师连战败北，荆襄故地彻底沦陷
所谓“国难思良将，患难见忠臣”。正是在楚国命运更迭的十字路口，楚国王族后裔——屈原在楚国朝堂之上，为扭转荆楚颓势而振臂一呼。这位出身贵族的楚国青年，自幼识得民间疾苦，23岁就担任楚怀王左徒（楚国丞相令尹之副手），一心坚持变法改革。作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屈原棱角鲜明地与楚国的旧派贵族斗争，只为追求心中的“贤君美政”。
然而，作为政治新手，屈原显然低估了楚国政局这摊浑水的深度，也高估了楚怀王推行改革的决心。公元前314年，刚刚从政两年半的屈原收到了来自上官氏的“职场霸凌”与栽赃，史载：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一心为楚的屈原就这样被污蔑为居功自傲的专断之人。偏听偏信的楚怀王将屈原从左徒调为三闾大夫，这一职位主持宗庙祭祀，是兼管贵族屈、景、昭三大氏子弟教育的闲差事。屈原在干事业的大好年纪被调离中枢充任闲职，足以窥见楚国朝堂的不公。
楚怀王对屈原的贬黜也很快招来了恶果，次年（前313）， 楚怀王被秦使张仪欺骗，彻底断绝和齐国的盟约，妄想秦国割让六百里商於之地（古代秦楚边境地域名）给楚国，结果不仅被张仪戏弄颜面尽失，更在随后的秦楚丹阳、蓝田之战中惨败，楚国将士阵亡八万余人，楚将屈匄（gài）被俘虏，楚国“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更丧失了汉水中游的数百里领土，成为战国以来楚国最屈辱的一场战争。屈原在郢都听闻败报传来，愤然写下《国殇》，以“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来描写楚军将士尸骨无存的惨状，用“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来悼念那些楚人的英魂。
令一心想为楚国英烈复仇的屈原没想到的是，楚怀王并没有雪耻的打算，反而因为出身楚国的秦宣太后主政（即芈八子），楚怀王竟有意让秦楚重回蜜月期。据《史记·楚世家》载：
二十四年（前305），（楚）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於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前304），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
此时已经赋闲的屈原深知，秦人与楚结盟只是权宜之计，因而极力反对秦楚结盟，奈何楚怀王不仅将国仇家恨抛诸脑后，更迁怒于屈原，将之流放于汉北之地。第一次被放逐的屈原心怀愤恨，却又思念郢都的国事，无奈只能沿汉水北行。望着北归的鸟儿，屈原沉吟踱步：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这时的他，仍在记挂着怀王与楚国。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屈原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刚刚准备重新辅政却又遭遇新的危机。秦昭襄王邀请楚怀王于武关会盟，承诺两国结盟后秦国会归还楚国失地。嗅到巨大危机的屈原上书制止怀王：
“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奈何楚王听信幼子之言，因不敢惹怒秦国而千里赴约，最终客死他乡：
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得知怀王终将不返的屈原如丧考妣，尽管心中对楚怀王多有不满，依旧将之作为可以托付美政的希望。怀王死讯传来之日（前296），屈原昼夜难眠，懑而作《招魂》之辞，既为招还客死异乡的怀王魂魄，一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道尽了青年屈原的精神沦亡之苦，却说不尽中年屈原的无尽哀婉凄凉。
屈原的哀悼行为，引得劝怀王入秦的罪魁祸首子兰大怒，上官大夫受其指使，向怀王长子楚顷襄王进谗言，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更为偏远的江南之地，而这一去，便是十八年。屈原从郢都出发，顺江而下经由洞庭湖入长江，又离开了夏浦（今湖北汉口），一度向东到达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这一程的屈原彻底离开了楚国朝堂，在千里楚天之间遨游长江两岸，既是对郁积于胸中苦闷的释放，也是对国事难平却又无法参与其中的自我放逐。放逐期间，屈原写下《九章》的最后一章《悲回风》，用：
“怜思心之不可惩兮，证此言之不可聊。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
来表达放逐之时的复杂情感。
屈原的离去后，楚国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循环之中，怀王之子顷襄王起初以父之名绝秦，久之又陷入恶秦-惧秦-亲秦的循环泥沼，怀王至死不过四年（前292），楚顷襄王又“迎妇于秦”，再结秦楚盟好。
不过，此时的秦楚之盟已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平静，蓄积了商鞅变法数世之力的秦国已经并吞巴蜀，东却三晋，俨然拥有了关东六国难以抵挡的雄厚实力，更依靠一代名将白起打造出不可一世的大秦铁军。公元前280年，秦人的獠牙终于咬向了南方醉生梦死的楚国。秦昭襄王先派遣司马错从巴蜀以水军顺长江而下，一举攻占楚国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断绝楚人的西南大后方。次年，白起率数万秦军从武关方向大举攻楚，秦军决意死战，将兵孤注一掷，而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秦军深入楚国腹地，先夺取楚国北境重镇邓城，又引鄢水灌城，溺死鄢城（今湖北宜阳）楚国军民数十万，复夺取位于郢都上游的西陵（今湖北夷陵），放火烧毁了楚国历代先王的陵墓，最终攻破郢都，楚顷襄王狼狈东走。至此，荆楚大地彻底沦陷。
郢都陷落的消息传来，长江以北已成秦土，百姓或降为秦民，或随楚王东逃，望着难民迁徙而去，此时行在洞庭之畔的屈原自感国家无望，亦不愿东去逃亡，更不愿降于暴秦。在秦军渡江之前，屈原披头散发游于汨罗江边，对江边渔夫说出了那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名言，并做出了那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离骚》，他宁愿九死来守护的“美政”终究只是镜花水月。作为楚国公族，他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所以“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偏安寿春：楚人淮上最后的风光
郢都沦陷后，楚顷襄王的军队溃散，携遗民退往东北固守陈都，楚国的中心也正式从江汉平原转移到两淮地区，保守长江下游的淮越之地，徒留半壁江山。
公元前263年，作为楚国两淮时代的第一位君王楚考烈王即位。此时的秦人坚持远交近攻的打法，将远遁无能的楚国搁置一旁，集中精力解决三晋最强的赵国。楚考烈王登上王位的次年，韩国上党太守冯亭向赵国投诚的消息彻底激怒了秦王，自以为坐收渔翁之利的赵国君臣沾沾自喜之际，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上党十五城，进而将战火燃烧至赵国长平之地。在这场本应势均力敌的决战中，同为战国四神将的廉颇临阵被撤，武安君白起一战坑杀赵军四十万，彻底击垮了赵国的战争潜力，为秦人统一六国吹响了冲锋的号角。而此刻的楚考烈王却依旧沉醉在淮上霸主的美梦中，与位居山东南部的鲁国为争夺淮北徐州之地打得如火如荼，没有感受到来自秦人的致命恐惧。
直到长平之战次年（前259），秦军兵临邯郸，开始了对赵人的三年围城，此时的楚考烈王方才注意到这场改变历史的大战。面对赵国使者平原君赵胜的极力求助，考烈王因惧怕秦人而犹豫不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关键时刻，自荐而来的平原君门客——毛遂脱颖而出，按剑上楚殿怒斥考烈王曰：
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
毛遂将楚人故国先王所受秦人之耻辱一一列举，直言楚考烈王忘却了为楚人复仇的家国之任，让考烈王当场汗流浃背，只得同意与赵人定盟，发兵解邯郸之围。信陵君也从魏国窃兵符救赵，楚魏两国联军与邯郸守军里应外合大败秦军，楚魏两国联军甚至越过太行山一路追到秦国河东汾水之中，杀伤敌军数万。而毛遂的一番豪言也为他赢得了平原君赵胜“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的评价。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楚、燕、赵、魏、韩五国再次合纵攻秦，推楚考烈王为纵长，由春申君协调，五国联军以赵将庞煖为主帅，一度攻至秦国函谷关。这是战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合纵，也是楚人最后的高光时刻。在这之后，关东诸国再也没有抗衡秦国之力。
正是在这一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正式将寿春命名为郢。当年郢都沦陷后，楚人只是把陈当成临时的都城，并未正式命名为郢，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楚人还有收复本土的期望。以寿春为郢都，昭示着楚人接受偏安淮上的命运。
考烈王想把寿春当作楚人的安乐窝，但是不到三年他便迎来了自己的生命尽头，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夺门政变。考烈王信赖的重臣春申君被害，佞臣李园成为执政，而坐上寿春王位的楚幽王，被传言是春申君与考烈王王后的儿子，真假荒诞的野史流转间，楚人荒唐的历史也即将走向末路。
15年后，秦军将领王翦、蒙武率军攻进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最后一任楚王负刍，楚人在淮上的最后风光也彻底消散。
楚人已去两千年，当我们回望武王墩中楚王巍峨深邃的墓室，仿佛能看到瑰丽秀美的漆器与斑驳的楚简文字光影交错，听见鳞次栉比的编钟在演奏激昂雄厚的乐章，依然能感受到屈原《怀沙》绝笔中那句“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楚式风骨与孤傲。五月初五，楚人划龙舟娱磊石山洞庭神龙的日子，屈原沉于罗渊。千百年来，人们用一叶龙舟祭奠逝去的屈子，那个我们与古人都爱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