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自始皇帝赢政横扫六合，囊括寰宇，统一华夏大地以来，直至清亡，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对“封建”一词夙有争议。这里为了便于理解，暂且使用）几经更替，凡两千余载。若把更早的夏、商、周，乃至远古洪荒视为华夏先民的启蒙时期，则这段历史便是中华民族从幼稚走向成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的历史大时期。这其中，秦、汉至唐可以看作上升期，战略上呈扩张态势。在这阶段，无论是在文化、艺术、科技，还是在政治经济、疆域，还有军事力量等诸领域，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显现出无比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宋之后的元、明、清便是下滑期，战略上乘收缩态势。各方面都没有再产生划时代的变化、创造。虽然一直到明朝中页，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仍高于同期世界其它地区的平均水平，但已经是江河日下。虽然之后还有“康乾盛世”，但也只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了。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时正是欧陆列强经文艺复兴、社会革命的改造，进入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大发展时期，开始全方位迅速地超越我们。到了清末民初，我们已跌至谷底，仿佛在漩涡里，苦苦挣扎求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开始逆流而上，尽管路走得很辛苦，终究是在走。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的脉络里，宋王朝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中，由强转弱的转折点。一方面，宋不但承续了前朝的富足，更在文化、艺术和科技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从古时流传至今的，还有影响力的风俗习惯，相当一部分是产生于宋朝，可见宋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众不同的是，同之前和之后的朝代相比，宋一反常态地重视技术发展。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历代君王也曾亲自监造舰船。有一批重要发明创造产生于宋。宋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以来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纸币开始流通就是明证；可另一方面，宋代不仅在军事外交上长期积弱，对外征伐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比之后世广为人所诟病的晚清朝廷，有过之而无不及，靠着家底厚才撑下来（这倒也是宋之殷富更甚于唐的一个旁证）。而且捐赋徭役繁重，在民殷国富的表象下，不断地腐蚀整个国家的肌体。所以变法的呼声，随着北宋王朝步入中页，不断高涨。但是，随着分别由范仲淹和王安石主持的两次变法相继失败。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缓解，反而更加激化。
归根结底，宋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而在其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是经济制度。
事实上，自唐朝中晚期开始，中国的税收制度已产生问题。后因唐末大混乱，这一问题没有进一步发酵。但随着和平安定环境的建立，问题就便逐步突显出来。到宋神宗的父亲当政时，积弊已很明显了。于是他起用范仲淹变法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由于这次变法的规模同王安石变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后世不常提起。但这实际上是后来大变法的序幕。
神宗继位之后，立即同司马光等大员商讨变法事宜。并力排众议，大胆起用王安石主导变法。当时的积弊，如前所述，主要有三项，第一项，也是最明显的，是兵弱，士气不振；第二项是人事制度，当时的用人选士制度造成大量亢员，人浮于事；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是国用不足。当时宋全国的政府开支极其庞大，各类财政支出名目繁多，而遇大事时却每捉襟见肘。但进一步增加赋税却必使百姓更不堪负重。针对此弊，司马光提出的方案是“节流”，也就是削减政府用度；王安石不同意司马的意见，他认为：宋是大国上邦，花钱多些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策略是“开源”，即所谓“不加赋而国用足”。他主张建立略有些象今天中央银行的机构，以促进全国资金流通。他提倡各地互通有无，加强商业来往，而不必求大求全。当时全国的经济结构是哑铃形，既有大量富甲天下者，也有大量赤贫人口。王试图建立一个枣核形的经济结构，也就是全国以中等收入人口为基础。他大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兴修水利，也就是“以工代赈”。以今天的眼光看，王的政策已有几分资本主义的味道了。无疑，比之传统的封建经济制度，王的设想是更有效率的。无奈，他失败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预示了宋王朝的衰败，也宣告了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由盛转衰的开场白。
几乎就是宿命，象在我国历史上重复了无数次那样，一批投机分子（一时想不起来，姑且用了现代词汇^_^）借变法引起的社会动荡，开始发迹。致使徽宗时，小人得志，奸臣当道（当然，糊涂皇帝的因素也很重要）。蔡京、高俅、童贯等人便在这时获得重用，这些“造反派”先是假意投靠新法，一旦掌权，便互相勾结，党同伐异，使政治风气大坏。他们惯于见风使舵，无论神宗变法时，还是在后来司马光领导的所谓“元佑复辟”，几经反复，他们都能把持权位，只是专心搜刮民脂民膏。一时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烽烟四起。方腊，宋江等“四大寇”便大约在这段时间揭竿而起。于是，加上外侮犯边不断，宋的一蹶不振，并最终走向覆灭，就不可避免了。
宋代的积弱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是中国的封建小农经济制度已开始走向尽头。从汉开始，历代帝王都竭力反对大资本的产生，反对土地兼并。除了这样有管制上的好处外，更重要的是在封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积累导致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也就是说，大量自耕农将变成佃户。这样，剥削逐渐加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直到社会革命的临界点。封建统治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刻意加以压制。但压制资本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所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不过是推迟下一次革命到来的日期罢了。中国封建历史上，除清亡的原因更为复杂之外，历朝历代，虽有昏君奸臣外侮等种种因素，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都是土地兼并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统治阶级压制资本、重农轻商政策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使中国社会无法产生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并进而逐渐扼杀了全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于是，中国社会就只能在王朝更替的大乱与大治之间进行无休止的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的脉络里，宋王朝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中，由强转弱的转折点。一方面，宋不但承续了前朝的富足，更在文化、艺术和科技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从古时流传至今的，还有影响力的风俗习惯，相当一部分是产生于宋朝，可见宋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众不同的是，同之前和之后的朝代相比，宋一反常态地重视技术发展。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历代君王也曾亲自监造舰船。有一批重要发明创造产生于宋。宋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以来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纸币开始流通就是明证；可另一方面，宋代不仅在军事外交上长期积弱，对外征伐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比之后世广为人所诟病的晚清朝廷，有过之而无不及，靠着家底厚才撑下来（这倒也是宋之殷富更甚于唐的一个旁证）。而且捐赋徭役繁重，在民殷国富的表象下，不断地腐蚀整个国家的肌体。所以变法的呼声，随着北宋王朝步入中页，不断高涨。但是，随着分别由范仲淹和王安石主持的两次变法相继失败。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缓解，反而更加激化。
归根结底，宋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而在其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是经济制度。
事实上，自唐朝中晚期开始，中国的税收制度已产生问题。后因唐末大混乱，这一问题没有进一步发酵。但随着和平安定环境的建立，问题就便逐步突显出来。到宋神宗的父亲当政时，积弊已很明显了。于是他起用范仲淹变法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由于这次变法的规模同王安石变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后世不常提起。但这实际上是后来大变法的序幕。
神宗继位之后，立即同司马光等大员商讨变法事宜。并力排众议，大胆起用王安石主导变法。当时的积弊，如前所述，主要有三项，第一项，也是最明显的，是兵弱，士气不振；第二项是人事制度，当时的用人选士制度造成大量亢员，人浮于事；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是国用不足。当时宋全国的政府开支极其庞大，各类财政支出名目繁多，而遇大事时却每捉襟见肘。但进一步增加赋税却必使百姓更不堪负重。针对此弊，司马光提出的方案是“节流”，也就是削减政府用度；王安石不同意司马的意见，他认为：宋是大国上邦，花钱多些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策略是“开源”，即所谓“不加赋而国用足”。他主张建立略有些象今天中央银行的机构，以促进全国资金流通。他提倡各地互通有无，加强商业来往，而不必求大求全。当时全国的经济结构是哑铃形，既有大量富甲天下者，也有大量赤贫人口。王试图建立一个枣核形的经济结构，也就是全国以中等收入人口为基础。他大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兴修水利，也就是“以工代赈”。以今天的眼光看，王的政策已有几分资本主义的味道了。无疑，比之传统的封建经济制度，王的设想是更有效率的。无奈，他失败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预示了宋王朝的衰败，也宣告了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由盛转衰的开场白。
几乎就是宿命，象在我国历史上重复了无数次那样，一批投机分子（一时想不起来，姑且用了现代词汇^_^）借变法引起的社会动荡，开始发迹。致使徽宗时，小人得志，奸臣当道（当然，糊涂皇帝的因素也很重要）。蔡京、高俅、童贯等人便在这时获得重用，这些“造反派”先是假意投靠新法，一旦掌权，便互相勾结，党同伐异，使政治风气大坏。他们惯于见风使舵，无论神宗变法时，还是在后来司马光领导的所谓“元佑复辟”，几经反复，他们都能把持权位，只是专心搜刮民脂民膏。一时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烽烟四起。方腊，宋江等“四大寇”便大约在这段时间揭竿而起。于是，加上外侮犯边不断，宋的一蹶不振，并最终走向覆灭，就不可避免了。
宋代的积弱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是中国的封建小农经济制度已开始走向尽头。从汉开始，历代帝王都竭力反对大资本的产生，反对土地兼并。除了这样有管制上的好处外，更重要的是在封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积累导致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也就是说，大量自耕农将变成佃户。这样，剥削逐渐加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直到社会革命的临界点。封建统治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刻意加以压制。但压制资本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所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不过是推迟下一次革命到来的日期罢了。中国封建历史上，除清亡的原因更为复杂之外，历朝历代，虽有昏君奸臣外侮等种种因素，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都是土地兼并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统治阶级压制资本、重农轻商政策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使中国社会无法产生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并进而逐渐扼杀了全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于是，中国社会就只能在王朝更替的大乱与大治之间进行无休止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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