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总的说来，可分为畜力和人力两大类，畜力交通工具有骡车、牛车、驴车、羊车、大车、驴、骆驼、马等。人力交通工具有船、人力车、三轮车、轿和白桥、扛肩、担挑、冰床等。
1、骡车，又称轿车，是用骡子驾辕的一种车。据陈育丞先生介绍，骡车是辛亥革命前北京的一种主要载人工具。向有“京车”之誉。骡车由车身、车轮和车轴、车围、套具四部分构成。车身有车辕、车前盘、车厢、车后尾四部分，主体是车厢。车厢有穹形顶棚，有门有窗。官用骡车车轮较高，辐条较细。车毂凸形，车轴稍长，俗名“陕西脚”。普通骡车车轮俗称“笨脚”，跑车车轮特别沉重，以免翻车。北京骡车的车轴（轴承）很有名，车行时触发出一种极清脆悦耳的响声。车子跑快了时，远远听去仿佛是京剧鼓板“单皮”在“放丝鞭”。只有北京的工匠具有制造这种车轴的技能。车围有内围、外围之分。外围用蓝布，在距车底盘约半尺的地方向上翻卷，卷起的部分，改用杂色缎，镶以黑缎边缘，名为挽手。内围，下部用杂色缎，镶黑边，名为卧厢。上部与车顶多为白色或淡蓝色。夏天，外围两侧各开大小不同的纱窗。纱窗之上加蓝布遮阳，下熏黑绸飞瞻，名小帐子。车前也架遮阳，名大帐子，夕阳西下或晚上行车，大帐子已不需用，便撤去。夏天，为了车厢通风，撤去里围，只留卧厢及车顶，周围遮以熟罗帘子，以防日晒。雨天，车外加油布。冬天，车上罩以灰色或黄色的氆氇雪顶。套具则包括骡子驾辕时用的鞍子、夹板、笼头、缰绳等物。鞍子较大者，称为大鞍车，多是王公贵人、满族命妇乘坐的。车夫三人，两人拿辕，一人牵骡，皆步行。另有小鞍车，用途较广，人人可坐。清末一些纨绔子弟多在小鞍车的制作和装饰上争奇斗胜。北京骡车所用的骡子，多来自陕西，人称“西口”，以颈长、胸宽、腰瘦、胫细者为优。毛色则以“缎子黑”、“野鸡红”、“菊花青”、“墨里藏针”、“香青”等为上乘。北京车把式的技术是很高超的。在最繁华的大栅栏，路仅容两车击毂而过，北京的赶骡车者也既能避人，又能避车，绝少事故。过去北京的骡车，有自用的，也有营业性的。自用的，无需多说；营业的，就是专门拉送客人的。但只有“站口儿”一项。所谓“站口儿”，就是骡车营业者白天在固定的一处胡同口等待乘客赁坐。起初多自己赶车，待收入渐厚，便再拴一辆，可雇人执鞭代赶。
2、骡驮轿，是用两头骡子驾驮的一种轿。这种交通形式实质上是坐轿，但这种轿不是前后2人或4人或8人抬行，而是前后各有一头骡子驾驮着轿杆而行，故称骡驮轿。这种轿比一般轿略大，可坐2人。轿内备有寝具，可以躺卧，是适于长途旅行的一种交通工具。一般可日行百里。行途中有两人赶骡，一人徒步，一人骑驴。
3、驴车，是由驴拉的车。过去，北京的驴车很多。后来骡车，马车兴盛起来，驴车日渐减少了。驴车也有自用的和营业的之分。自用的驴车，如粮店有自备驴车，外出送货用。郊区农民有自用驴车，用以进城拉粪土或卖瓜果蔬菜等农产品。营业驴车是用以拉送乘客的。有“站口儿”和“跑趟子”两种。“站口儿”者和营业骡车一样，在一定的处所等候雇客，或送一程，或包车来回。 “跑趟子”又叫“跑海”或“趟子车”，即赶着驴车沿着一定的路线来回拉客。过去，在天桥到永定门，东四到朝阳门，西直门到海淀等路段，都有趟子车。趟子车由某地到某地，是有定价的。因这种车较简陋，定价也很便宜。早到的乘客抢占前辕坐处，比较舒适。后来者便盘腿坐在车厢内，比较苦。最后上车者，只能坐在车尾，有被颠簸下来的危险。民国以后，这种驴车逐渐绝迹。
4、牛车，过去，北京的牛车主要是慈善机构育婴堂用以捡拾婴尸的。牛车上有一个大木箱，后面开一洞口，洞上悬一幅黄色布匾，上书“陆地慈航”四字。每日拂晓，育婴堂有人赶着牛车到处转，遇到婴尸多为被掐死的私生子便拣拾起来，从洞口放入牛车上的大木箱内。有的被拣回的婴儿尚未断气， 还可以救活，也收养在育婴堂内。
5、羊车，这是少数人家特地制造的一种小型轻便的敞车，由一头山羊驾车。可以用来驮载一两个小孩外出游玩。
6、骑驴，驴是既易饲养又较驯服耐力的牲畜。骑驴代步，方便省事。从前，北京城内骑驴往来的人多有。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初一日，北京大风，有人骑驴从正阳门前过，被风倦起，落到了崇文门地方，人驴俱无恙。北京城内也有人家养驴营业，招客骑行。从新街口到西直门，交道口到安定门，东四到朝阳门等街上，多有这样的营业驴。从宣武门到白云观，营业驴更多，以便人们到白云观赶庙会、进香或游玩。所以，今宣武门东河沿街旧称赶驴市。这里的驴似乎更有灵性，雇客付钱骑上去后，不用驴夫跟随，驴就主动地驮着雇客快步跑到白云观，停蹄不动，待雇客下来。早在白云观的合夥驴夫拉到客后，用手一拍驴身，驴又自觉地跑回赶驴市。这大概是因为这种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赶驴市与白云观之间，也就有了经验了。驴，不仅可供人骑，，而且还能驮货物。
7、骆驼，具有温顺、吃苦、耐劳的天性，用来驮运货物，胜过驴骡。过去，北京西郊石景山一带和南郊南苑一带，有不少靠骆驼为生的驼户。他们饲养几头骆驼，或驮脚，或跑买卖，挣钱糊口。驮脚的是为别人驮运货物，挣份脚钱。跑买卖的是拉着骆驼到外地贩运货物，既挣脚钱，也赚货利。旧日北京的驼户主要是从门头沟驮煤，从大灰厂驼灰，从西山里驼木材等，到北京城里送货或贩卖。拉骆驼按“把”而计，大把8只，小把6只，一般一个人拉一把。为了途中互相帮助，常常好几把一起走。但民国以后，现代交通逐渐发达，对进北京城的骆驼队也有新的限制，只准3只为一把。如果6只或8只一把，前后有六七丈或八九丈长，影响城内交通。过去，北京的骆驼都是从口外贩卖过来的。据陈琪先生讲，他的太爷就因去口外贩卖骆驼发了家。但是，拉骆驼主要在春、秋、冬三季，尤其冬天最忙。夏天，要赶着骆驼到口外去放牧。
8、人力车，又称洋车或“胶皮”，南方多称东洋车或黄包车，是清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一种人力载客车。这种车的车形，大家在电影电视中都看到过，两个车轮承托个一个半圆形或方形车厢，车身前有长长的两根车把，一个人坐在车上，一个车夫拉着车跑。北京出现的第一辆人力车，名叫铁皮车（车轱辘用铁皮做成，故名），是日本人送给慈禧太后的御用车（现在颐和园内陈列着）。后来，北京便有人仿造，所以清末北京街市上多见铁皮车。民国以后，车形多有变化，铁皮轮换成胶轮，车厢多改为半圆形。黑色、棕色、黄色的都有。那时候，虎坊桥的“西福星”、崇外上三条的“东福星”、东华门大街的“懋顺”、西四的“华馨”，还有“起顺”、“双和顺”、“悦来”等字号都是制造人力车较有名车行。有钱有势以及社会名流之家，往往自购人力车，雇专人包拉。大量的人力车都是一些车厂子的，穷苦的车夫租车拉客；像朝阳门大街的“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外上头条的“五福堂”车厂等，都属大型的，它们都拥有一二百辆车。一些小车厂仅有二三十辆或一二十辆车。旧日的北京城里，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在十字路口、胡同口，常有三五辆或十来辆人力车在等座。尤其在戏园子、饭馆子、澡堂子、东安市场、西单商场、旅店、火车站、天桥、公园、八大胡同（妓院）等处，候客的人力车更多。拉人力车的，分白天班和黑夜班，又有拉包月车和拉散座的分别。比较有名的人力车夫，还获得“一溜烟儿”、“伊犁马”、“花裤腰”之类的绰号。旧社会北京的人力车车夫是极为辛苦极为悲惨的。他们忍受着车厂主的残酷剥削，又常常受到一些恶棍警察的敲诈勒索。每天早出晚归，满街奔跑，挣几个钱仅能糊口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人力车才完全取消。
9、三轮车，是30年代后期才出现于北京城内街巷上的。据任有德先生回忆，北京的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侵略者送给汉奸江朝宗的。后来三轮车逐渐增多，成为北京城内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三轮车靠车夫登踏而行，比人力车省力，而且可以拉两个人。现在北京街头上仍可见有载人三轮车。载货的三轮车是平板，叫平板三轮。
10、手推车，是一种独轮车。车轮在车身下面，居中。二车把在后，末端系有车襻。人推车时，车襻搭于颈后和两肩，两手分握车把，向前用力，推动车轮运转。车轮车轴原为木质，较笨重，推车费力。车行时，车轴摩擦车耳，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后改进为胶轮轴承，推车省力，且无噪声。手推车功用较广，既可载人，又可运货。旧日北京卖水的、卖菜的、掏粪的，以及农民运土运粪、运稼运粮，大都用手推车。
11、喜轿和白轿。过去，北京的平民百姓也用轿。一般结婚时用的轿叫喜轿，送丧时用的轿叫白轿。喜轿是结婚时新娘坐的，一般为红轿，轿夫4人，前后各2人，有的地方除红轿外，另有两乘绿桥，是男方娶亲太太和女方送亲太太坐的。20年代后，流行新式婚礼，北京人结婚才渐渐改用马车或汽车迎亲。白轿是旧时有钱人家发丧时用的。老北京的风俗是，送葬的晚辈乘坐白轿。若是女人，限于已婚者，未嫁女子不能坐白轿。
12、扛肩、背负和挑担。扛肩俗称“窝脖儿”，是旧北京城里的一种行业。干这行的人主要是为人搬家或代人送嫁妆。极少数“窝脖儿匠”为皇室扛运贵重陈设，这样的“窝脖儿匠”专归皇宫懋勤殿绳子库管。窝脖儿需有一定技能，一般人“窝”不了那些又长、又高、又重、又易碎的物件。他们的“窝”法是，先将要搬运的物件放在一个一尺半长、一尺七八宽的长方木板上，并用软线绳捆绑好。然后由二人抬起，放在“窝脖儿匠”的垫有一根下铺棉布垫板条的肩上，“窝脖儿匠”一手扶物件，一手前后甩动，两眼向前平视，迈大步急行。到达目的地后，仍需二人将肩扛物件接抬下来。除了肩膀能扛外， “窝脖儿匠”还需有健步如飞和拆装各式家俱的技能。清末北京有名的“窝脖儿”范茂贵，仅用4天时间，就把60斤重的铜狮子“窝”到遵化马兰峪的慈禧太后陵墓去。背负就是背运东西，甚至背人。清末，北京多大雨，街路积水成河，没膝没腹的，一般人难以通行，遂有专门背人过街而挣几文钱者。至于旧时北京卖菜的、卖鱼虾的、卖鲜花的以及煤铺送煤、灰铺送灰、饭馆送酒菜等，多是担挑。扛肩、背负、担挑，都是以人力为主的交通运输形式。
13、船是主要的水路交通工具。古代的船也是多种多样。远的不必说，明代有黄船（御用）、马船（由川滇转送马匹专用，永乐迁都北京后，专用运送官物）、快船（水军征战用）、海运船（备使西洋诸国）、供应船（为皇室捕渔用）、后湖船（在南京后湖，为楼座船，供游览用）、战船（征战用）、粮船（又分遮洋船和浅船二种，均用于漕运）等等名目。② 清代则有粮船（漕运用）、战船（又有外海与内河战船的区分）、水驿船（用于水路驿站）、应差船（又有沙船、便民船、黄快船、楼唬船、宣楼船、大江差船等细目，备官府随时差遣）、救生船（专于江河激流险滩处备抢险救生用）、浮梁渡船（藉以渡河用）等等类分。③ 但是，在北京地区能见到的，仅黄船、粮船、水驿船、浮梁渡船等而已。黄船，在上面的《御用交通工具》部分，曾谈到龙舟，就属黄船之类。《明会典》载：“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以备御用。至洪熙元年（1425年）计三十七只；正统十一年（1446年）计二十五只。常以十只留京师河下听用。”④ 《养吉斋丛录》所谓前明遗留于北京皇城西苑太液池中的“蓬岛飞龙”一船，是否就是明代留用于京师湖中的黄船之一呢？颐和园内至今存有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雕造的石舫，光绪十九年（1893年）稍加改造，改名清宴舫。这个石舫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无实用价值，但通过它可以想见明清黄船的样子。明初南京后湖（即玄武湖）船或许与其相仿。
14、粮船，是专门用于漕运的船。海运粮船叫遮洋船，河运粮船叫浅船或剥船。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帝都，它的粮食供应和财源完全仰赖于东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规模的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千年帝都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当年北京的粮船是很多的。永乐初，无论是海道运输的遮洋船，还是运河运输的浅船，都能由直沽（今天津）溯白河而至通州。后来只有蓟州军饷用遮洋船海运，北京和通州国库里的粮食，全由浅船运输。明万历年间，用浅船运达京、通仓的米粮达370万石，而遮洋船运至蓟州的军粮仅24万石。同时间内，全国造船共12143只，其中浅船占95％以上。据文献记载，一只四百料浅船，底长5丈2尺，头长9尺5寸，梢长9尺5寸，底阔9尺5寸，底头阔6尺，底梢阔5尺，头伏狮阔8尺，梢伏狮阔7尺，梁头14座，底板厚2寸，栈板厚1寸7分，钉1尺3钉，龙口梁阔1丈，深4尺，使风梁阔1丈4尺、深3尺8寸，后断水梁阔9尺、深4尺5寸，两 〓（上“广”下“敢”）共阔7尺6寸。打造这样一只浅船，需用楠木7根，楠木短枋、连二枋、连三枋各一块，榆木1根，杂木5根又3段，大小钉锔700斤，艌麻200斤，油灰200斤，桐油30斤。⑤ 清代的运粮剥船大小有变。例如顺治初年造的粮船，船底长5丈2尺，中间阔9尺5寸，龙口梁、使风梁阔均不过1丈4尺，断水梁阔不过9尺，船体大小与明代浅船相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各省粮船式样改定为长7丈1尺，阔1丈4尺4寸，较以前增大。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因“各省漕船过于高大沉重，行走濡滞”为由，议准北河官设剥船1500只，每只身长5丈8尺，中阔1丈8寸，后阔8尺1寸，九舱，每舱深3尺，装米300石，⑥ 又比康熙时船小了许多。
15、水驿船是水路驿站专用的船只。样式不见记载。明代于通州设有水驿，必定有水驿船无疑。
16、浮梁渡船，是以船作桥渡河涉江的交通方式。据《清会典事例》卷939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顺天（府）通州额设桥船五十内，拨给三河县泃河六船。”这样以来，通州的桥船尚余44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拆造通州桥船二十二，作为定额。”此后，通州则有22只桥船。雍正元年（1723年），“古北口滦河设渡船四，交与汛官管理。”乾隆五年（1740年）题准，“直隶省古北口渡船朽坏，别设渡船二，增设桥船十四。”作为浮梁渡船，需要的是坚固耐用，无需精雕细饰，所以这种船如同运货的马车、骡车、大车一样，样式简单，制作省力。
无论黄船、粮船、水驿船和浮梁渡船等，除顺水时可借助水力、顺风时可借助风力之外，主要还是船夫的纤拉和撑划。也就是说，仍是一种以人力为主的水上交通工具。
17、骑马。马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本次论文主要介绍马。
历朝历代的驿站，都备有若干马匹，以供递送文书的人或过往官员骑乘。马跑得快，跑得远，将士出征离不开它。但在北京城内，文武大臣上朝，除了少数高官之外，都要骑马。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满族尚武的传统，对于官员坐轿严格限制（上文已经详细谈过），尤其要求武臣必须骑马。所以，在北京旧城某些地方，至今仍然可见“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下马碑。清代还有“前引”、“后从”的制度，即官员外出时，无论是乘车坐轿还是骑马，总有若干仆从骑马前导后随，俗称“顶马”、“跟骡”。
我国是世界上养马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马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5000多年前已用马驾车，殷代即开始设立马政，是世界上最早的马政雏型。周代将马分为六类即种马、戎马(军用)、齐马(仪仗用)、道马(驿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秦汉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马政机构，大规模经营马场，汉代在西北边区养马30万匹，唐初在西北养马70余万匹，在经营管理上又有所改进。汉唐盛期，从西域引入良马7000多匹改良军马。当时养马业的兴盛，不仅对国防起了重要作用，还进一步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随着养马业的发展，历朝历代积累了丰富的养马经验，在
养马科学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远在周代出现善于养马的非子，善于赶马车的造父，名入史册，传闻后世。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相马家，各家判断良马的角度不同，形成各种流派，为我国古代相马学奠定了基础。赵国的王良，秦国的方九皋，特别出名的秦穆公的监军少宰孙阳，世人敬仰选马技术超群，而喻为伯乐。伯乐著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有其他相马经问世。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马在人类生活、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评价功绩比喻为“汗马功劳”。可见我国马是古代的一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下面，有杜甫的一首诗为证：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杜甫一生怀有远大抱负和志向，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首诗借咏友人房兵曹胡马而言心中之志，充分体现了杜甫蓬勃向上、锐意进取之精神及遒劲豪迈的诗圣风格。这首诗非一般咏物诗生硬外加上的言志，而是于咏马之中表现出诗人的情与志。杜甫写马，可谓已达形神俱似之境，首句点明来历不凡（大宛产良马），接着倒装刻画，“锋棱”置前，给人顿生这匹胡马骨峻神清的第一印象；接着诗人尤极善相马的伯乐，观完骨相继察双耳，尖削劲挺的双耳更衬映出马的精悍，复再述马的本领与功力，一个“入”字，韵味十足，侧写马快，正写马疾驰时脚蹄几不落地的飞爽感受；咏马之后转入言志，诗的后两联，借写胡马的品格，表达了对朋友的期望，更表达了诗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抱负。杜诗圣极口赞誉这匹宝马良驹能穿空阔度险峻越障碍甚至足以托付生命！末联既是言马更又言人，鼓励友人房兵曹，身为兵曹参军，当有万里之志、英豪之气！这虽是激励友人，更反映出诗人自己的壮阔胸襟！
当然，只有杜甫的诗歌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还有以下古诗词中名句可以证明马在古代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
1、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诗经•小雅•车攻》
2、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楚辞•离骚》
3、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
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三国魏•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5、白马饰金羁，边翩西北邓。
三国魏•曹植《白马篇》
6、蹀足绊中愤，摇头枥上嘶。
南朝梁•萧纲《系马诗》
7、懔懔边风激，萧萧征马烦。
隋•虞世基《出塞》诗
8、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唐•王维《观猎》诗
9、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唐•杜甫《房兵曹胡马》诗
10、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孟郊《登科后》诗
11、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
唐•刘禹锡《始闻秋风》诗
12、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
宋•柳咏《少年游》词
13、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宋•陆游《十五月四日风雨大作》诗
14、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元•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曲
15、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
元•刘因《山家》诗
16、马嘶落日青山暮，雁度西风白草新。
明•王越《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诗
17、四山旗似晴霞卷，万马蹄如骤雨来。
清•徐《大猎》诗
有许多佳名美誉：千里马、天马、宝马、汗血善马、骏马、老骥、白驹等等。唐太宗屡用以征伐的六骏、周穆王巡行天下的八骏、汉文帝有良马九匹号为九逸，都各以其形象、毛色和速度，锡以嘉号。髫龄读《三字经》，就知道“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马与牛羊列上珍三品，而马居六畜之首。稍长读《幼学琼林》有“录骅骝，良马之号”之句。走到商肆店铺，常见“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的对联，以企盼经营顺利，生意兴旺。
马在史传中多记有故事，《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使西域，在给汉帝的报告中，盛陈大宛名特产，特指称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后又有使者夸赞其马。并言最善者在大宛贰师城，武帝急于得善马，曾派人“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于是不惜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以数万专门之师，直趋贰师城，取得善马。赐名“天马”。可见善马之为时所重。
马在人类社会生活与事业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古代日常生活中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建功立业的战具，至今流传着许多成语、俗谚。终日奔忙谓之“马不停蹄”，不迷方向称“老马识途”，不乱行止惟“马首是瞻”。祝事功有成，莫不言“马到成功”。若言文采。李白自荐于韩荆州而称“虽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晋桓温北征，才华为一时所称的袁宏（虎）相从，“会需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世说新语•文学》）北魏傅永，字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可惜只是一介武夫，连友人的来信都无法回复，而请另一位朋友代答，遭到拒绝，于是“发奋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终于成为一位文武全才，建立事功，以致魏高祖常常叹服说：“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期耳！”事见《魏书》与《北史》。傅永的功绩，马至少做出了一半贡献。秦皇统一六国，马之功居其半，兵马俑可为一证，铜车马得行军快速之效，马踏飞燕示马之迅猛，驰道之修亦利马之驱驰；唐宗连年征伐，所驱策者六骏，贞观之治，六骏有其功。太宗不仅自撰《六马赞》，还刻石镶于墓室，示至死不能须臾离六骏。是以元人王恽题唐韩干画马诗有句云：“昭陵六骏秋风里，辛苦文皇百战功”，以赞叹六骏之勋绩。俗语有“马到成功”之说，正以马之屡建夫功，深在人心。而“一马当先”正以见勇士之奋进。
马以速度见称而成为古代交通工具最佳之选。周穆王以八骏巡行四方，升昆仑之墟。传说还因八骏之快捷而缩短了与西王母相会的时间。光阴似箭，而以马之疾驰为喻者，尤所习知，即下智若秦二世，亦深明此理。《史记•李斯传》记称：“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 ”《庄子•知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汉张良、魏豹的史传中亦都有“人生一世间，若白驹之过隙”。是可见周秦以来，已以良马白驹之快捷喻光阴之迅速。
河图洛书相传为文化之肇端，白马驮经得外来文化之滋润，马遂为重要文艺题材之一，画家色彩，毕现马之威武、飘逸、洒脱、奔腾种种美姿；八骏、六骏以及百马之图永为画家笔墨所至，唐曹霸画马，诗圣杜甫为作《丹青引》诗以赠，佳篇传诵至今。近代画家徐悲鸿亦以画马获誉海内外，人争仿作。我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的《白驹》之什，就有“皎皎白驹”之句，言良马之毛色，《六月》颂“四牡马癸马癸”，则言良马之强壮。诗人笔下，马更是重要写作对象，古诗十九首之“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喻人之不能忘本，魏武以老骥自喻，世传名句。唐宋诗人更多吟咏，杜甫诗集随手翻检，可得咏马之作多首，而汗血善马之刻画，尤令人神往。其《房兵曹胡马》诗云：“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宋王安石的《骅骝》一诗，更为简洁动人，诗云：“骅骝亦骏物，卓荦地上游。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宋孤臣郑思肖发出“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的悲愤，充分表达眷念故宋的旧情。类此难以尽检。
颂赞马的故事和诗文，还可以搜求到无数。只就这些拾零，便能看到马的威武、强壮、俊逸、飘洒、快速等等特有精神和建功立业的气概。
古代的交通工具大致如上所说。
1、骡车，又称轿车，是用骡子驾辕的一种车。据陈育丞先生介绍，骡车是辛亥革命前北京的一种主要载人工具。向有“京车”之誉。骡车由车身、车轮和车轴、车围、套具四部分构成。车身有车辕、车前盘、车厢、车后尾四部分，主体是车厢。车厢有穹形顶棚，有门有窗。官用骡车车轮较高，辐条较细。车毂凸形，车轴稍长，俗名“陕西脚”。普通骡车车轮俗称“笨脚”，跑车车轮特别沉重，以免翻车。北京骡车的车轴（轴承）很有名，车行时触发出一种极清脆悦耳的响声。车子跑快了时，远远听去仿佛是京剧鼓板“单皮”在“放丝鞭”。只有北京的工匠具有制造这种车轴的技能。车围有内围、外围之分。外围用蓝布，在距车底盘约半尺的地方向上翻卷，卷起的部分，改用杂色缎，镶以黑缎边缘，名为挽手。内围，下部用杂色缎，镶黑边，名为卧厢。上部与车顶多为白色或淡蓝色。夏天，外围两侧各开大小不同的纱窗。纱窗之上加蓝布遮阳，下熏黑绸飞瞻，名小帐子。车前也架遮阳，名大帐子，夕阳西下或晚上行车，大帐子已不需用，便撤去。夏天，为了车厢通风，撤去里围，只留卧厢及车顶，周围遮以熟罗帘子，以防日晒。雨天，车外加油布。冬天，车上罩以灰色或黄色的氆氇雪顶。套具则包括骡子驾辕时用的鞍子、夹板、笼头、缰绳等物。鞍子较大者，称为大鞍车，多是王公贵人、满族命妇乘坐的。车夫三人，两人拿辕，一人牵骡，皆步行。另有小鞍车，用途较广，人人可坐。清末一些纨绔子弟多在小鞍车的制作和装饰上争奇斗胜。北京骡车所用的骡子，多来自陕西，人称“西口”，以颈长、胸宽、腰瘦、胫细者为优。毛色则以“缎子黑”、“野鸡红”、“菊花青”、“墨里藏针”、“香青”等为上乘。北京车把式的技术是很高超的。在最繁华的大栅栏，路仅容两车击毂而过，北京的赶骡车者也既能避人，又能避车，绝少事故。过去北京的骡车，有自用的，也有营业性的。自用的，无需多说；营业的，就是专门拉送客人的。但只有“站口儿”一项。所谓“站口儿”，就是骡车营业者白天在固定的一处胡同口等待乘客赁坐。起初多自己赶车，待收入渐厚，便再拴一辆，可雇人执鞭代赶。
2、骡驮轿，是用两头骡子驾驮的一种轿。这种交通形式实质上是坐轿，但这种轿不是前后2人或4人或8人抬行，而是前后各有一头骡子驾驮着轿杆而行，故称骡驮轿。这种轿比一般轿略大，可坐2人。轿内备有寝具，可以躺卧，是适于长途旅行的一种交通工具。一般可日行百里。行途中有两人赶骡，一人徒步，一人骑驴。
3、驴车，是由驴拉的车。过去，北京的驴车很多。后来骡车，马车兴盛起来，驴车日渐减少了。驴车也有自用的和营业的之分。自用的驴车，如粮店有自备驴车，外出送货用。郊区农民有自用驴车，用以进城拉粪土或卖瓜果蔬菜等农产品。营业驴车是用以拉送乘客的。有“站口儿”和“跑趟子”两种。“站口儿”者和营业骡车一样，在一定的处所等候雇客，或送一程，或包车来回。 “跑趟子”又叫“跑海”或“趟子车”，即赶着驴车沿着一定的路线来回拉客。过去，在天桥到永定门，东四到朝阳门，西直门到海淀等路段，都有趟子车。趟子车由某地到某地，是有定价的。因这种车较简陋，定价也很便宜。早到的乘客抢占前辕坐处，比较舒适。后来者便盘腿坐在车厢内，比较苦。最后上车者，只能坐在车尾，有被颠簸下来的危险。民国以后，这种驴车逐渐绝迹。
4、牛车，过去，北京的牛车主要是慈善机构育婴堂用以捡拾婴尸的。牛车上有一个大木箱，后面开一洞口，洞上悬一幅黄色布匾，上书“陆地慈航”四字。每日拂晓，育婴堂有人赶着牛车到处转，遇到婴尸多为被掐死的私生子便拣拾起来，从洞口放入牛车上的大木箱内。有的被拣回的婴儿尚未断气， 还可以救活，也收养在育婴堂内。
5、羊车，这是少数人家特地制造的一种小型轻便的敞车，由一头山羊驾车。可以用来驮载一两个小孩外出游玩。
6、骑驴，驴是既易饲养又较驯服耐力的牲畜。骑驴代步，方便省事。从前，北京城内骑驴往来的人多有。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初一日，北京大风，有人骑驴从正阳门前过，被风倦起，落到了崇文门地方，人驴俱无恙。北京城内也有人家养驴营业，招客骑行。从新街口到西直门，交道口到安定门，东四到朝阳门等街上，多有这样的营业驴。从宣武门到白云观，营业驴更多，以便人们到白云观赶庙会、进香或游玩。所以，今宣武门东河沿街旧称赶驴市。这里的驴似乎更有灵性，雇客付钱骑上去后，不用驴夫跟随，驴就主动地驮着雇客快步跑到白云观，停蹄不动，待雇客下来。早在白云观的合夥驴夫拉到客后，用手一拍驴身，驴又自觉地跑回赶驴市。这大概是因为这种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赶驴市与白云观之间，也就有了经验了。驴，不仅可供人骑，，而且还能驮货物。
7、骆驼，具有温顺、吃苦、耐劳的天性，用来驮运货物，胜过驴骡。过去，北京西郊石景山一带和南郊南苑一带，有不少靠骆驼为生的驼户。他们饲养几头骆驼，或驮脚，或跑买卖，挣钱糊口。驮脚的是为别人驮运货物，挣份脚钱。跑买卖的是拉着骆驼到外地贩运货物，既挣脚钱，也赚货利。旧日北京的驼户主要是从门头沟驮煤，从大灰厂驼灰，从西山里驼木材等，到北京城里送货或贩卖。拉骆驼按“把”而计，大把8只，小把6只，一般一个人拉一把。为了途中互相帮助，常常好几把一起走。但民国以后，现代交通逐渐发达，对进北京城的骆驼队也有新的限制，只准3只为一把。如果6只或8只一把，前后有六七丈或八九丈长，影响城内交通。过去，北京的骆驼都是从口外贩卖过来的。据陈琪先生讲，他的太爷就因去口外贩卖骆驼发了家。但是，拉骆驼主要在春、秋、冬三季，尤其冬天最忙。夏天，要赶着骆驼到口外去放牧。
8、人力车，又称洋车或“胶皮”，南方多称东洋车或黄包车，是清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一种人力载客车。这种车的车形，大家在电影电视中都看到过，两个车轮承托个一个半圆形或方形车厢，车身前有长长的两根车把，一个人坐在车上，一个车夫拉着车跑。北京出现的第一辆人力车，名叫铁皮车（车轱辘用铁皮做成，故名），是日本人送给慈禧太后的御用车（现在颐和园内陈列着）。后来，北京便有人仿造，所以清末北京街市上多见铁皮车。民国以后，车形多有变化，铁皮轮换成胶轮，车厢多改为半圆形。黑色、棕色、黄色的都有。那时候，虎坊桥的“西福星”、崇外上三条的“东福星”、东华门大街的“懋顺”、西四的“华馨”，还有“起顺”、“双和顺”、“悦来”等字号都是制造人力车较有名车行。有钱有势以及社会名流之家，往往自购人力车，雇专人包拉。大量的人力车都是一些车厂子的，穷苦的车夫租车拉客；像朝阳门大街的“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外上头条的“五福堂”车厂等，都属大型的，它们都拥有一二百辆车。一些小车厂仅有二三十辆或一二十辆车。旧日的北京城里，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在十字路口、胡同口，常有三五辆或十来辆人力车在等座。尤其在戏园子、饭馆子、澡堂子、东安市场、西单商场、旅店、火车站、天桥、公园、八大胡同（妓院）等处，候客的人力车更多。拉人力车的，分白天班和黑夜班，又有拉包月车和拉散座的分别。比较有名的人力车夫，还获得“一溜烟儿”、“伊犁马”、“花裤腰”之类的绰号。旧社会北京的人力车车夫是极为辛苦极为悲惨的。他们忍受着车厂主的残酷剥削，又常常受到一些恶棍警察的敲诈勒索。每天早出晚归，满街奔跑，挣几个钱仅能糊口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人力车才完全取消。
9、三轮车，是30年代后期才出现于北京城内街巷上的。据任有德先生回忆，北京的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侵略者送给汉奸江朝宗的。后来三轮车逐渐增多，成为北京城内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三轮车靠车夫登踏而行，比人力车省力，而且可以拉两个人。现在北京街头上仍可见有载人三轮车。载货的三轮车是平板，叫平板三轮。
10、手推车，是一种独轮车。车轮在车身下面，居中。二车把在后，末端系有车襻。人推车时，车襻搭于颈后和两肩，两手分握车把，向前用力，推动车轮运转。车轮车轴原为木质，较笨重，推车费力。车行时，车轴摩擦车耳，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后改进为胶轮轴承，推车省力，且无噪声。手推车功用较广，既可载人，又可运货。旧日北京卖水的、卖菜的、掏粪的，以及农民运土运粪、运稼运粮，大都用手推车。
11、喜轿和白轿。过去，北京的平民百姓也用轿。一般结婚时用的轿叫喜轿，送丧时用的轿叫白轿。喜轿是结婚时新娘坐的，一般为红轿，轿夫4人，前后各2人，有的地方除红轿外，另有两乘绿桥，是男方娶亲太太和女方送亲太太坐的。20年代后，流行新式婚礼，北京人结婚才渐渐改用马车或汽车迎亲。白轿是旧时有钱人家发丧时用的。老北京的风俗是，送葬的晚辈乘坐白轿。若是女人，限于已婚者，未嫁女子不能坐白轿。
12、扛肩、背负和挑担。扛肩俗称“窝脖儿”，是旧北京城里的一种行业。干这行的人主要是为人搬家或代人送嫁妆。极少数“窝脖儿匠”为皇室扛运贵重陈设，这样的“窝脖儿匠”专归皇宫懋勤殿绳子库管。窝脖儿需有一定技能，一般人“窝”不了那些又长、又高、又重、又易碎的物件。他们的“窝”法是，先将要搬运的物件放在一个一尺半长、一尺七八宽的长方木板上，并用软线绳捆绑好。然后由二人抬起，放在“窝脖儿匠”的垫有一根下铺棉布垫板条的肩上，“窝脖儿匠”一手扶物件，一手前后甩动，两眼向前平视，迈大步急行。到达目的地后，仍需二人将肩扛物件接抬下来。除了肩膀能扛外， “窝脖儿匠”还需有健步如飞和拆装各式家俱的技能。清末北京有名的“窝脖儿”范茂贵，仅用4天时间，就把60斤重的铜狮子“窝”到遵化马兰峪的慈禧太后陵墓去。背负就是背运东西，甚至背人。清末，北京多大雨，街路积水成河，没膝没腹的，一般人难以通行，遂有专门背人过街而挣几文钱者。至于旧时北京卖菜的、卖鱼虾的、卖鲜花的以及煤铺送煤、灰铺送灰、饭馆送酒菜等，多是担挑。扛肩、背负、担挑，都是以人力为主的交通运输形式。
13、船是主要的水路交通工具。古代的船也是多种多样。远的不必说，明代有黄船（御用）、马船（由川滇转送马匹专用，永乐迁都北京后，专用运送官物）、快船（水军征战用）、海运船（备使西洋诸国）、供应船（为皇室捕渔用）、后湖船（在南京后湖，为楼座船，供游览用）、战船（征战用）、粮船（又分遮洋船和浅船二种，均用于漕运）等等名目。② 清代则有粮船（漕运用）、战船（又有外海与内河战船的区分）、水驿船（用于水路驿站）、应差船（又有沙船、便民船、黄快船、楼唬船、宣楼船、大江差船等细目，备官府随时差遣）、救生船（专于江河激流险滩处备抢险救生用）、浮梁渡船（藉以渡河用）等等类分。③ 但是，在北京地区能见到的，仅黄船、粮船、水驿船、浮梁渡船等而已。黄船，在上面的《御用交通工具》部分，曾谈到龙舟，就属黄船之类。《明会典》载：“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以备御用。至洪熙元年（1425年）计三十七只；正统十一年（1446年）计二十五只。常以十只留京师河下听用。”④ 《养吉斋丛录》所谓前明遗留于北京皇城西苑太液池中的“蓬岛飞龙”一船，是否就是明代留用于京师湖中的黄船之一呢？颐和园内至今存有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雕造的石舫，光绪十九年（1893年）稍加改造，改名清宴舫。这个石舫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无实用价值，但通过它可以想见明清黄船的样子。明初南京后湖（即玄武湖）船或许与其相仿。
14、粮船，是专门用于漕运的船。海运粮船叫遮洋船，河运粮船叫浅船或剥船。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帝都，它的粮食供应和财源完全仰赖于东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规模的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千年帝都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当年北京的粮船是很多的。永乐初，无论是海道运输的遮洋船，还是运河运输的浅船，都能由直沽（今天津）溯白河而至通州。后来只有蓟州军饷用遮洋船海运，北京和通州国库里的粮食，全由浅船运输。明万历年间，用浅船运达京、通仓的米粮达370万石，而遮洋船运至蓟州的军粮仅24万石。同时间内，全国造船共12143只，其中浅船占95％以上。据文献记载，一只四百料浅船，底长5丈2尺，头长9尺5寸，梢长9尺5寸，底阔9尺5寸，底头阔6尺，底梢阔5尺，头伏狮阔8尺，梢伏狮阔7尺，梁头14座，底板厚2寸，栈板厚1寸7分，钉1尺3钉，龙口梁阔1丈，深4尺，使风梁阔1丈4尺、深3尺8寸，后断水梁阔9尺、深4尺5寸，两 〓（上“广”下“敢”）共阔7尺6寸。打造这样一只浅船，需用楠木7根，楠木短枋、连二枋、连三枋各一块，榆木1根，杂木5根又3段，大小钉锔700斤，艌麻200斤，油灰200斤，桐油30斤。⑤ 清代的运粮剥船大小有变。例如顺治初年造的粮船，船底长5丈2尺，中间阔9尺5寸，龙口梁、使风梁阔均不过1丈4尺，断水梁阔不过9尺，船体大小与明代浅船相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各省粮船式样改定为长7丈1尺，阔1丈4尺4寸，较以前增大。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因“各省漕船过于高大沉重，行走濡滞”为由，议准北河官设剥船1500只，每只身长5丈8尺，中阔1丈8寸，后阔8尺1寸，九舱，每舱深3尺，装米300石，⑥ 又比康熙时船小了许多。
15、水驿船是水路驿站专用的船只。样式不见记载。明代于通州设有水驿，必定有水驿船无疑。
16、浮梁渡船，是以船作桥渡河涉江的交通方式。据《清会典事例》卷939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顺天（府）通州额设桥船五十内，拨给三河县泃河六船。”这样以来，通州的桥船尚余44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拆造通州桥船二十二，作为定额。”此后，通州则有22只桥船。雍正元年（1723年），“古北口滦河设渡船四，交与汛官管理。”乾隆五年（1740年）题准，“直隶省古北口渡船朽坏，别设渡船二，增设桥船十四。”作为浮梁渡船，需要的是坚固耐用，无需精雕细饰，所以这种船如同运货的马车、骡车、大车一样，样式简单，制作省力。
无论黄船、粮船、水驿船和浮梁渡船等，除顺水时可借助水力、顺风时可借助风力之外，主要还是船夫的纤拉和撑划。也就是说，仍是一种以人力为主的水上交通工具。
17、骑马。马是古代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本次论文主要介绍马。
历朝历代的驿站，都备有若干马匹，以供递送文书的人或过往官员骑乘。马跑得快，跑得远，将士出征离不开它。但在北京城内，文武大臣上朝，除了少数高官之外，都要骑马。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满族尚武的传统，对于官员坐轿严格限制（上文已经详细谈过），尤其要求武臣必须骑马。所以，在北京旧城某些地方，至今仍然可见“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下马碑。清代还有“前引”、“后从”的制度，即官员外出时，无论是乘车坐轿还是骑马，总有若干仆从骑马前导后随，俗称“顶马”、“跟骡”。
我国是世界上养马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马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5000多年前已用马驾车，殷代即开始设立马政，是世界上最早的马政雏型。周代将马分为六类即种马、戎马(军用)、齐马(仪仗用)、道马(驿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秦汉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马政机构，大规模经营马场，汉代在西北边区养马30万匹，唐初在西北养马70余万匹，在经营管理上又有所改进。汉唐盛期，从西域引入良马7000多匹改良军马。当时养马业的兴盛，不仅对国防起了重要作用，还进一步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随着养马业的发展，历朝历代积累了丰富的养马经验，在
养马科学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远在周代出现善于养马的非子，善于赶马车的造父，名入史册，传闻后世。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相马家，各家判断良马的角度不同，形成各种流派，为我国古代相马学奠定了基础。赵国的王良，秦国的方九皋，特别出名的秦穆公的监军少宰孙阳，世人敬仰选马技术超群，而喻为伯乐。伯乐著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有其他相马经问世。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马在人类生活、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评价功绩比喻为“汗马功劳”。可见我国马是古代的一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下面，有杜甫的一首诗为证：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杜甫一生怀有远大抱负和志向，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首诗借咏友人房兵曹胡马而言心中之志，充分体现了杜甫蓬勃向上、锐意进取之精神及遒劲豪迈的诗圣风格。这首诗非一般咏物诗生硬外加上的言志，而是于咏马之中表现出诗人的情与志。杜甫写马，可谓已达形神俱似之境，首句点明来历不凡（大宛产良马），接着倒装刻画，“锋棱”置前，给人顿生这匹胡马骨峻神清的第一印象；接着诗人尤极善相马的伯乐，观完骨相继察双耳，尖削劲挺的双耳更衬映出马的精悍，复再述马的本领与功力，一个“入”字，韵味十足，侧写马快，正写马疾驰时脚蹄几不落地的飞爽感受；咏马之后转入言志，诗的后两联，借写胡马的品格，表达了对朋友的期望，更表达了诗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抱负。杜诗圣极口赞誉这匹宝马良驹能穿空阔度险峻越障碍甚至足以托付生命！末联既是言马更又言人，鼓励友人房兵曹，身为兵曹参军，当有万里之志、英豪之气！这虽是激励友人，更反映出诗人自己的壮阔胸襟！
当然，只有杜甫的诗歌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还有以下古诗词中名句可以证明马在古代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
1、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诗经•小雅•车攻》
2、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楚辞•离骚》
3、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
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三国魏•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5、白马饰金羁，边翩西北邓。
三国魏•曹植《白马篇》
6、蹀足绊中愤，摇头枥上嘶。
南朝梁•萧纲《系马诗》
7、懔懔边风激，萧萧征马烦。
隋•虞世基《出塞》诗
8、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唐•王维《观猎》诗
9、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唐•杜甫《房兵曹胡马》诗
10、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孟郊《登科后》诗
11、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
唐•刘禹锡《始闻秋风》诗
12、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
宋•柳咏《少年游》词
13、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宋•陆游《十五月四日风雨大作》诗
14、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元•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曲
15、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
元•刘因《山家》诗
16、马嘶落日青山暮，雁度西风白草新。
明•王越《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诗
17、四山旗似晴霞卷，万马蹄如骤雨来。
清•徐《大猎》诗
有许多佳名美誉：千里马、天马、宝马、汗血善马、骏马、老骥、白驹等等。唐太宗屡用以征伐的六骏、周穆王巡行天下的八骏、汉文帝有良马九匹号为九逸，都各以其形象、毛色和速度，锡以嘉号。髫龄读《三字经》，就知道“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马与牛羊列上珍三品，而马居六畜之首。稍长读《幼学琼林》有“录骅骝，良马之号”之句。走到商肆店铺，常见“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的对联，以企盼经营顺利，生意兴旺。
马在史传中多记有故事，《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使西域，在给汉帝的报告中，盛陈大宛名特产，特指称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后又有使者夸赞其马。并言最善者在大宛贰师城，武帝急于得善马，曾派人“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于是不惜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以数万专门之师，直趋贰师城，取得善马。赐名“天马”。可见善马之为时所重。
马在人类社会生活与事业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古代日常生活中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建功立业的战具，至今流传着许多成语、俗谚。终日奔忙谓之“马不停蹄”，不迷方向称“老马识途”，不乱行止惟“马首是瞻”。祝事功有成，莫不言“马到成功”。若言文采。李白自荐于韩荆州而称“虽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晋桓温北征，才华为一时所称的袁宏（虎）相从，“会需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世说新语•文学》）北魏傅永，字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可惜只是一介武夫，连友人的来信都无法回复，而请另一位朋友代答，遭到拒绝，于是“发奋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终于成为一位文武全才，建立事功，以致魏高祖常常叹服说：“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期耳！”事见《魏书》与《北史》。傅永的功绩，马至少做出了一半贡献。秦皇统一六国，马之功居其半，兵马俑可为一证，铜车马得行军快速之效，马踏飞燕示马之迅猛，驰道之修亦利马之驱驰；唐宗连年征伐，所驱策者六骏，贞观之治，六骏有其功。太宗不仅自撰《六马赞》，还刻石镶于墓室，示至死不能须臾离六骏。是以元人王恽题唐韩干画马诗有句云：“昭陵六骏秋风里，辛苦文皇百战功”，以赞叹六骏之勋绩。俗语有“马到成功”之说，正以马之屡建夫功，深在人心。而“一马当先”正以见勇士之奋进。
马以速度见称而成为古代交通工具最佳之选。周穆王以八骏巡行四方，升昆仑之墟。传说还因八骏之快捷而缩短了与西王母相会的时间。光阴似箭，而以马之疾驰为喻者，尤所习知，即下智若秦二世，亦深明此理。《史记•李斯传》记称：“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 ”《庄子•知北游》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汉张良、魏豹的史传中亦都有“人生一世间，若白驹之过隙”。是可见周秦以来，已以良马白驹之快捷喻光阴之迅速。
河图洛书相传为文化之肇端，白马驮经得外来文化之滋润，马遂为重要文艺题材之一，画家色彩，毕现马之威武、飘逸、洒脱、奔腾种种美姿；八骏、六骏以及百马之图永为画家笔墨所至，唐曹霸画马，诗圣杜甫为作《丹青引》诗以赠，佳篇传诵至今。近代画家徐悲鸿亦以画马获誉海内外，人争仿作。我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的《白驹》之什，就有“皎皎白驹”之句，言良马之毛色，《六月》颂“四牡马癸马癸”，则言良马之强壮。诗人笔下，马更是重要写作对象，古诗十九首之“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喻人之不能忘本，魏武以老骥自喻，世传名句。唐宋诗人更多吟咏，杜甫诗集随手翻检，可得咏马之作多首，而汗血善马之刻画，尤令人神往。其《房兵曹胡马》诗云：“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宋王安石的《骅骝》一诗，更为简洁动人，诗云：“骅骝亦骏物，卓荦地上游。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宋孤臣郑思肖发出“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的悲愤，充分表达眷念故宋的旧情。类此难以尽检。
颂赞马的故事和诗文，还可以搜求到无数。只就这些拾零，便能看到马的威武、强壮、俊逸、飘洒、快速等等特有精神和建功立业的气概。
古代的交通工具大致如上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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