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精神贞操之重要，更在肉体之上”
[/color] [color=#6600CC] 在民国才女作家中，苏雪林（1897—1999）无疑是个另类。她 跨 越了两个世纪，享年102岁，笔耕80载，著述等身，凡2000万言。被时人称为“文坛耆宿”、“学林人瑞”。
在个人婚恋上，16岁时就由祖父做主与商人之子张宝龄（1897—1961）订婚。她虽然不满，却唯母命是瞻，在法国扼杀了自己狂热的初恋，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桩无爱的婚姻。
婚后因与丈夫性格志趣不合而长期分居，她不以为苦，反而心存感念：这桩无爱的婚姻造就了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她将自己对理想爱情和完美婚姻的憧憬，幻化在了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里，因之名噪一时。[/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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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66] 在20世纪30年代，即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齐名。在抗战危急关头，她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50两黄金慷慨地捐献给国家。在文学观念上，她落后于时代，又一意孤行，为人论文不免偏执，失去理性。特别是对鲁迅生前与身后的态度，判若两人，使人不齿，但她依然我行我素，更是匪夷所思。
解 放后，她离开大陆，定居台湾，致力杏坛和学问。百年后，她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将自己的骨灰洒在故土。苏雪林一生，充满着矛盾与变数，成也婚姻，败也婚姻。提倡的是新文化，实践的却是旧道德。胡适去世时，苏雪林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提倡新文化，实践旧德行”。参见苏雪林：《冷雨凄风哭大师》，《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color]
[b][color=#FF0000]一、“你想我的心么？我愿意将这个给你”：秦风[/color][/b]
[color=#6600CC]苏雪林在民国才女作家中，无疑是个另类。她的一生充满了变数和矛盾，成也婚姻，败也婚姻，提倡的是新文化，实践的却是旧道德。
苏雪林，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早年以苏梅闻名于世，后以苏雪林为学界所知。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1897年3月24日生于浙江瑞安，自称四川乐山苏辙后裔。《苏雪林自传》，第3页。祖父苏锦霞，颇具吏才。儿时不曾读书，在当铺刻苦自修，粗通文墨，加上擅长经营管理，帮铺主侦破了铺中一桩窃案，在铺主和伯父的支持下，捐得典史的功名。随及调往浙江瑞安，因捕盗有功得以补实缺。
在此后的15年间，苏锦霞辗转兰溪、金华等地任职，直至升任海宁知州，因辛亥革命爆发，在上海寓居一年后回归故里。父亲苏锡爵，兄弟七人中他为长子，早年醉心于举业，并不顺利，只谋取了一秀才而已，还是其父为他捐了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继而远赴云南谋职，民国成立后逃回老家。
母亲杜浣青，世代务农。因其父早死，在寡母和严厉的祖母管制下长大，养成了忍耐、孝顺的品性和勤勉、节俭的习惯。杜浣青16岁嫁到苏家，苏雪林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因丈夫长年追逐功名在外，婆婆又欺软怕硬，对她格外严厉，视她为女仆。她不以为忤，总是尽善尽美地操持家务，毫无怨尤地听从婆母的指派。不仅照顾婆母的日常起居，而且还时常为她捶背、捻背脊筋。
后来，苏家日渐衰落，全家迁回太平老家后，杜浣青就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任。她治家有术，又乐善好施，深得家人和乡邻称赞。苏雪林对母亲的“盛德懿行”，更是“感佩不已”，将她视为诸葛武侯、张居正一样伟大。她在《我的家世及母亲》中说：“大家庭有个好当家人等于乱世之有一贤相。”同上书，第12页。在苏雪林的一生中，母亲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母爱与孝道，无所不在，甚至成为她为人行事的圭臬：为母爱而完婚，婚姻不幸又不愿离异；创作时，署母亲有关的笔名杜若、浣青；为了纪念母亲还写成了代表作《棘心》；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于人伦关系等等。
苏雪林出生在农历的鸡年，祖父认为凤凰来巢，给她取名“瑞奴”，家人唤作“小妹”。她自小与娘亲，喜欢与自己同龄的叔叔、哥哥弟弟在一起厮混，尤其擅长使熗耍箭，有尚武精神，由此形成她仗义倔强的禀性。在六七岁时，因得到二叔苏锡恩苏锡恩曾东渡日本学习法政科，回国后，参与集资创立上海中国公学。他思想激进，经常在家中与兄弟、子侄探讨“排满”理论，苏雪林自小受到他的革命思想的熏陶。的支持，获准在家中女塾就读。教她们的是远房族祖采五先生，启蒙读物有《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和半部《幼学琼林》等。苏雪林求知欲强，又爱提问，采五先生力所不逮，勉力支撑两年后就以老病辞职了，苏雪林就此辍学两年多。接着任教的表叔，更是毫无学问，常常被她直问得恼羞成怒，仅半年就不敢再教她们了。
当大姐和三妹热衷于女红时，她“好像天生与书有缘”，广泛阅读《三国》《水浒》《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对林译小说更是爱不释手，还模仿其笔调来写日记。直到老年，苏雪林还认为她幼年那些描写生活琐事的日记，写得“清新流丽，活泼自然”，“其中包蕴我一段最娇嫩的青春无忧的岁月”，是她“最初的创作”，“值得纪念”《苏雪林自传》，第17页。。
十二岁，父亲认为她“资质聪明”，便亲自教她和大姐《古诗源》《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等。日有所学，学有长进，不久，苏雪林学会了作七绝、五古。能诗善文的四叔苏锡圭，曾出“种花”一题相考，她提笔写道：“林下荒鸡喔喔啼，霄来风雨太凄其。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同上书，第214页。四叔非常高兴，随手将走韵的首句改为“满地残红绿满枝”。苏雪林还常常将包药的白色半透明的竹纸，蒙在古书中的绣像上描摹，天长日久，便无师自通，画什么像什么。父亲知道女儿能诗会画，便买来若干珂罗版的四王山水和吴友如画全集，叫她临摹。有人来访，父亲又大肆宣扬。乡邻便时常送来纸绢、扇面请她画画，画得越多，技艺日长，乡邻视之为“神童”。[/color]
[color=#FF0066] 辛亥革命后，祖父带领全家到上海租界做了寓公。苏雪林在女友的带领下，曾到过天主教创办的号称远东第一的“徐家汇大教堂”。她第一次看见了身穿大红袍，胸露一颗红心，红心四周围着一圈荆棘的耶稣。她被耶稣的庄严和圣洁深深地触动了。日后，她到法国留学接受了洗礼，皈依了天主教，而且还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棘心”。
1914年，苏家从上海迁居安庆。苏雪林在二叔苏锡恩的支持下，以“苏小梅”的学名和堂妹爱兰一起进入基督教创办的培媛女校就读。半年后因牙痛被粗暴的女大夫拔掉，引发了她对教会学校洋奴习气的反感而退学。随及，她与母亲回到了太平老家。
苏锦霞在上海做寓公时，就将孙女苏雪林许配给了在上海经商的江西商人张余三之子张宝龄，她虽然不同意，也默认了。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苏雪林对这桩包办婚姻越来越反感。当张家再次提出完婚时，她以求学相拒，遭到祖母的斥责，倔强的她以跳水自杀相威胁。
仁慈的母亲苦求祖母，并声称读师范不需学费和膳食费，才使吝啬的祖母勉强同意她继续求学。于是，苏雪林与三妹考上了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学方式守旧，穿着打扮要求整齐划一，这使从小以名士派自诩的苏雪林很是不惯。虽然如此，她为了不结婚，仍发愤苦读，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名，加上她能诗善画，校长和老师也对她刮目相看。可进入师范的第二年，她在学习上遭遇了强劲对手，为了不落到这位女同学之后，她废寝忘食，由于用功过度，导致神经衰弱，落下病根。时至老年，她仍为此耿耿于怀。她反省生性淡泊的自己何以至此，结论是习俗和虚荣心使然。
1917年，时年20年岁的苏雪林从安徽第一女师毕业，蒙校长器重而留在附小任教。她功课较多，所居又是霉湿之所，乃至大病一场，身体也从此变得虚弱，日后常常为病魔所困。
1919年，升为本科的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登报招生，苏雪林立志报考。祖母以她要完婚为由加以拒绝。苏雪林一急二气，竟使颈部淋巴腺结核穿孔，差一点丢了性命。祖母见此情形，只好同意她去北京上学。于是，苏雪林取学名为“苏梅”，自号“雪林”语出明代诗人高启《梅花九首之第一首》中颔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考入了北京高等女子师范。与她同时进入国文系的还有黄英（即后来的著名女作家庐隐），同学中还有“新女性作家之先锋”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的冯沅君。女高师名师辈出，系主任陈钟凡是章太炎的高足黄侃的弟子。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周作人、陈衡哲、李大钊等都曾在此任教。苏雪林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以“五四人”自命，广泛阅读新文学刊物，参与社会问题的论争。在课余还为十元编务费与同学周莲溪为天津的《益世报》合编过“妇女周刊”，为《时事新报·学灯》等著名副刊，写了诸如《自由交爱论》等许多关注时事的文章。一时间，苏梅在文艺界也逐渐为人所知。
1921年春，苏雪林在《晨报》上看到“龙阳才子”易家钺（字君左，湖南龙阳人，以《闲话扬州》名噪一时）推荐其北大同学谢国桢的诗评集《白话诗研究集》（新知书社出版），购买阅读后并不同意谢的观点。于是，在《女子周刊》上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批评文章，引起易家钺等人的不满，撰文驳斥。双方以《京报》为阵地，大打笔战。一个化名为“右”的人，在《京报》上发表《呜呼苏梅》，以污秽的歧视语言辱骂她，引发苏雪林的老师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助，苏雪林由此声名大振。
在女高师就读时，对苏雪林影响最大的人是胡适。她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她心目中“一万万个的中国人也换不得一个胡适之先生”转引自方维保《苏雪林：荆棘花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其次是英语课的老师吴贻芳，上课认真，方法得当，使英语基础较差的她，进步很大，她一度对吴贻芳产生爱慕心理，并写之成文。王琰如：《典范长存》，沈晖编选《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苏雪林在女高师读书时，服膺于周作人鼓吹的“平民文学”，擅长于文言诗的创作。她用文言写的《姑恶行》得到了冯沅君哥哥冯友兰的推崇，她窃以为喜。这些以“杜若”为笔名，发表在《女高师季刊》上的文言诗，苏雪林自己也颇为自负，日后在台湾还以《灯前诗草》的名称结集出版。[/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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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1921年夏，苏雪林基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法学院费用低廉，与同学林宝权、罗振英前去报考，虽然算术交了白卷，仍幸运地上了榜尾。同年秋天，她与中法学院首批赴法留学生105名同学，取道上海，乘坐博多士法国邮轮，在吴稚晖的带领下赴法留学。在船上，她与出身青楼前往法国学画的潘玉良成了好朋友。
苏雪林在中法学院留学时，学的是文学与绘画。时年25岁的她，“出落得双瞳剪水，秀色迎人，并且装了一肚皮的书”《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虽与张宝龄订有婚约，但却从未尝试过爱情的滋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何况在女生本来就少的中法学院，“女学士”苏雪林又十分抢眼，受到男性的爱慕与追求自然难免。在苏雪林的生命中，她遭遇一段“危险”而无果的爱情，这段理束于情的初恋，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事隔多年，她在自叙传小说《棘心》中，还托杜醒秋与秦风的爱情纠葛，记载了自己这一次“光荣的胜仗”。
苏雪林初恋的主角，真实姓名已无从考证。我们从《棘心》里只知道他叫“秦风”。石楠在《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中称之为H，姓甚名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长存在苏雪林的青春岁月里。
秦风是从别校转到中法学院来的，主攻艺术史。他留给苏雪林第一印象是：“身体瘦削，脸容微苍，带着两撇小须，神情安闲，大有学者风度。”在中法学院，他被视为“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妇女嫉恨者”。苏雪林从秦风的朋友处，知道了他“迷失了本性”的原因，是他经历了一场极度伤心的爱情。十余年前，他在中国和一位出身富家的小姐相爱，两人爱得死去活来，却遭到女方家长的坚决反对，说他出身寒门，又无学位官职，不学无术，不配做他们家的女婿。他为了自己的所爱，决心出洋留学，取得成就后回来迎娶心中的所爱。走时，两人海誓山盟，难舍难分。这位千金承诺一定要等他载誉归来。
于是，秦风告别恋人，只身前往西伯利亚，随后转道欧洲。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研究西方艺术。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下，秦风学有所成，获得了艺术史的硕士学位。随及，他启程回国，准备将恋人带到欧洲一同读书。途经南洋时，他蓦然看见了恋人最喜欢的一种鲜花，就买下用冰箱装着，打算结婚之日赠送给恋人。谁知他回到中国，等待他的却是恋人在十天前与别人结婚的消息。他惊闻此事，一时反应不过来，整个人的灵魂和爱情信念，犹如那束被扯碎的鲜花，在天空中飘零。受此毁灭性打击，秦风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事隔十年，他对女性和爱情仍然心有余悸，不敢面对。
苏雪林的画作秦风来到中法学院后，对苏雪林的文笔很是钦佩，时常在好友中流露出想结识她。在好友的怂恿下，苏雪林与在美术史研究上有所造诣的秦风相识了。或许共同的爱好，抑或是秦风的谦逊，他们的初次见面，给苏雪林留下了好感。
自此以后，秦风时不时地来找苏雪林，两人在一起谈生活、谈艺术，彼此逐渐熟悉起来。苏雪林的学识和风姿，使秦风业已成灰的心渐渐复苏。当他得知苏雪林喜欢绘画时，就将自己收藏的世界名画和名画家的艺术名片拿给她看，并向她讲解这些名画的由来和名画家的故事，这对知识永不满足的苏雪林来说，如饮甘露。她与秦风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一来二往，秦风因失恋而造成的对女性的偏见，如初夏的云彩，在和风的吹拂下渐渐消散，他对苏雪林产生了好感。
他在信中向她倾诉道：他曾经因失恋而感受的孤独和伤感，自从认识了她，就烟消云散了，他的生活从此充满了阳光，变得有意义了。他希望他们能成为永远的朋友。苏雪林看了秦风的来信后，对他不幸的遭遇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也仅此而已。而秦风为自己的试探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感到疑惑。他认为苏雪林没有读懂他信中的“别有深情”。
于是，在与她的交往中，不失时机地一再表明，他希望与她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不知是苏雪林出于矜持抑或不解风情，她反问道，难道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秦风急切地补充道：“我不愿你将泛泛的友谊待我，我所要求于你的是一颗真心，这颗真心，要单单给我才可以。”《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2页。[/color]
[color=#6600CC]话已挑明，苏雪林再也不能装糊涂，她潜意识中需要被人爱的情愫被激活了。毕竟，被人爱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特别是从未经历过爱情的少女，更是心花怒放。
苏雪林在女师大就读时，因才貌双全又名声在外，来法国求学的途中，有好几个同学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因顾忌“乡党的讪笑”和严母的嘱咐，加上心高气盛，总是委婉地告诉那些好逑之士，自己已有婚约，那些对她有好感的男同学，也知难而退。
如今，秦风的大胆和直白，使她多情的心灵受到了强烈地撞击。她从小所接受的“聘则为妻”的礼学教育，和秦风交往之初女友的告诫，离她似乎越来越远了。她眼中满是秦风的不幸，和他十余年对初恋的情深义重。她差一点就缴械投降了，但多年以来对爱的幻想，在同情和好感的酵母作用下，渐趋落在实处。
然而，苏雪林把爱情“看得异常的庄严和神圣”，追求感情的完美。何况，她对于秦风的怜悯多于爱，而“爱情不是施与的东西”，与其让秦风又遭遇爱情的创伤，还不如慎重对待。于是，她采取逃避的方式，避免和秦风单独接触。
可秦风压抑了十余年对爱情绝望的坚冰，被苏雪林融化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一方面继续向她写信，向她表白自己的真诚。另一方面，又投其所好，将自己近期发表在上海《申报》上的一些艺术随笔的剪报，寄给苏雪林看。明为请她批评，实则增添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分量。秦风的锲而不舍，犹如香水中毒一样，使苏雪林一天天沉醉。她内心经历着激烈的搏斗，不与他见面的决定，在他一次次蛊惑的邀请下，不由自主地更改，有时甚至是鬼使神差地跟着他走出了校门。
当苏雪林看到秦风因爱得不到回应而泪眼蒙眬时，她用理智筑起的堤坝在心里已经坍塌，她几乎要对他说：可怜的人，你的青春，你的幻梦，你一生的幸福和希望，你全部生命的原素，都被那薄幸的女郎剥夺去了。你什么都没有，所剩下的只有一腔子感伤了。你急切要求一个人来安慰你么？我来安慰你。你想我的心么？我愿意将这个给你。《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4页。
苏雪林像一条小鱼那样，被秦风用受伤、真诚和眼泪织就的情网牢牢网住。她虽然极力挣扎和逃遁，可面对一天天收紧的情网，她越是挣扎网得越紧。好友看见她迷惘于爱与不爱的痛苦中，很是为她着急，劝她尽早拿主意，这样耗下去对彼此都不好。
人生经验丰富的潘玉良，为她理性地分析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认为：秦风为昔日的爱情消耗掉整个青春和人生信念，在感情上变得敏感而偏执，年龄又偏大；苏雪林在内心深处虽然渴望浪漫情怀，但在本质上仍富于理性，况且家里又订有婚约，如因此解除，势必要伤母亲的心，所以，两人的相爱乃至结合很难天长地久。既然这样，还不如快刀斩情丝，以免将来后悔。
苏雪林是个聪明人，她在理智上赞同好友的看法，可真要放下这份情感又谈何容易。为此，她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无心读书，法语的长进也大不如从前。她既恨秦风把自己带入迷惘的深渊，又看不起自己经不起感情的波澜。一时间，她不知道何去何从。到后来，她竟然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迷惑于秦风的爱和热情，想和他一道去沐浴爱的阳光。苏雪林甚至打算给家里写信，要求解除她和张宝龄的婚约。
正在这时，她收到了安庆女师同学吴墨君的来信。吴在信中说她在家乡听到谣传，说苏雪林在法国和某人自由恋爱结婚了，也有人说她为了婚姻而蹈海死了。为此，特来信问问，希望她接信及时回复，以释自己的挂怀参见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第73页。。苏雪林看了此信，非常气愤。同时又因此陷入到深深的担忧之中：母亲要是知道这些谣传，该如何是好？她能经受起这个打击吗？她祈祷着！
吴墨君的来信并非是空穴来风，父亲的信随后而至。父亲在信中疑惑她作为新时期的青年，在自由潮流的影响下，可能思想出现迷惘，但他仍然坚信：她“绝不会不征得家庭的同意就结婚的”，因为“你的品德决定了你不会做出那等荒唐事来。”同上书，第74页。父亲的信任，不仅使苏雪林痛苦中的心灵得到了慰藉，也促使了她从爱的迷惘和癫狂中惊醒。
于是，她冷静而理性地梳理了自己和秦风的感情，发现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同情和怜悯。秦风的颓废和偏执，并非自己托付终身的最佳人选。自己为其蛊惑，其原因是自己的浪漫情怀使然。浪漫固然如酒般迷醉，但生活总是清醒的时候居多。秦风既然难以托付自己的终身，爱情只能是幻觉中的海市蜃楼。
唯母命是瞻的苏雪林，虽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在骨子里仍然秉承传统的旧式贞操观，在她的信念中，爱情与婚姻是合二为一的：
恋爱，无论肉体和精神，都应当有一种贞操；而精神贞操之重要，更在肉体之上。她已经有一个未婚夫了，她将来是不免要和他结婚的，她是应当将全部的爱情交给他的。如果她现在将心给了他人，将来拿什么给她的丈夫呢？她若心里爱了他人，对于丈夫不过是一种制度的结合，那么，她欺骗丈夫了；若到结婚时将给了他人的心收回来给丈夫，不但这颗心是残缺不全的，她对于那从前的朋友又是欺骗了。《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2页。
苏雪林之所以如此“守旧”，完全是为母亲故。她与秦风的感情纠葛，她并不怕“夫家的责言，乡党的姗笑”，这些“都可以不管”。她担心的是“她的严正慈祥的母亲，哪能受得住这样打击？”因为在极端专制的祖母压制之下，“母亲即不胜舐犊之爱让女儿自由，祖母日夕的嘀咕，母亲又哪里受得了？她这样是要活活的将母亲忧死、气死、愧死！”同上书，第54页。
对母亲的孝顺，业已根植于苏雪林的灵魂深处。她不仅在言语上要时时博母亲欢心，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处处以母亲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处事原则。所以，当她得知家乡有关她的谣传和父亲的疑虑后，她用坚强的意志割舍了自己的感情，义无反顾地断绝了与秦风的感情关系。而那位情深义重的可怜骑士，不得不再次为爱情伤心落泪。他在绝望之余，只好浪迹天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像一个过客，只在苏雪林的《棘心》中留下模糊的身影，连他真实的姓名也不得而知。
五年后，苏雪林本人在回忆这场使她迷惘的初恋时没有丝毫遗憾，反而为自己当时毅然解脱与秦风的感情而自豪，宣称“这是我平生第一个光荣的胜仗，值得我自己颂歌称道于无穷的”。话虽如此，她内心的失落和惆怅还是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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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给北京的一位女友的信中就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不安于平庸生活，喜为心之探险的人。”“爱做浪漫小说里的英雄。”是一个“要在荆棘丛中摘取玫瑰花的梦想者。”“在爱情决斗场中，他可以承受勇士的花冠。”“在我们这冷漠成性的古老民族里”，秦风“热烈真挚的性格”，“确算是一个少有的奇人。”《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6页。
表面上看，苏雪林在人伦之爱上大获全胜，可实际上她却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成为“孝心”的奴隶。为这份“母爱”，她不仅牺牲了自己怦然心动的初恋情怀，而且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播下了她一生婚姻悲剧的种子。[/color]
[b][color=#FF0000]二、“我爱的并不是实际的他，而是他的 影 子”：张宝龄[/color][/b]
[color=#FF6600]1“我同你通信实不感一毫趣味”[/color]
[color=#6600CC]1922年秋天，苏雪林还未从秦风的爱情纠葛中走出来，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中法学院部分学生因与广东籍学生不平等待遇问题中法学院由中法合办。法方只提供校舍，经费由中方负担，而中方的经费主要来自广东省政府庚子赔款的关税，故广东籍学生旅费和每年的学膳费全免，并还有津贴；而其他省的学生则每年要交纳600元左右的费用。
而掀起的“反吴”风潮中。她和其他27位同###名起草了《开厅审判吴稚晖》的宣言，罗列吴稚晖“徇私”、“植党”的罪行，使热心教育的吴稚晖被迫刊登“活死人吴稚晖”“讣告”了事。参见《苏雪林自传》，第52页。
接着，苏雪林从堂兄的来信里，惊闻32岁的大哥在安庆医院撒手人寰的噩耗。她始而不信，继而痉挛不已，面如死灰，欲哭无泪。她担心母亲和寡嫂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忍悲含泪一连写了几封快信给父母。大姐的来信证实了她的担心和恐惧，母亲因大哥的离世而病倒了，小脚上又突患了疔疮，痛苦不堪。
苏雪林深悔自己不该出国留学，不能在母病时伺候左右。悲伤和忧虑使体质本来就虚弱的她，喉管破裂出血，被迫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她离开潮湿多雾的里昂，到风光和气候好的地方去疗养一段时间。于是，苏雪林和同学罗芳玉结伴来到了疗养胜地：位于莱梦湖畔的都隆。沐浴在大自然中，苏雪林的身体渐渐康复。父亲知道她在海外心境不好，就把她的地址给了上海的亲家张余三，叫未婚夫张宝龄与她通信，一来可以缓解她的寂寞，二来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培养感情。
苏雪林留法不久，张余三就将儿子张宝龄送到美国留学。由于张余三早年到上海做生意，历经艰辛，全靠精明和节俭，才积累了一份不菲的家产。小商人多年的习惯养成了吝啬的本性，连儿女的伙食也要精打细算，使之他的三子一女都因营养不良而身体羸弱。
张宝龄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养成了冷漠、褊狭的性格，耳濡目染，大男子主义思想较重。他秉承父命，用文言主动给苏雪林写了第一封信。文字简洁，字迹秀美，使苏雪林陡生好感，庆幸没有失掉他。
用文言通信几次后，苏雪林建议改用白话，张宝龄来信赞同。可他的白话信和文言信一样，不枝不蔓，不愠不火，看不出他的热情，这使颇富才情又有趋时心理的苏雪林心生不悦。她将中法学院学生办的一份反基督教的杂志，在随信中寄给未婚夫，本想得到他的附议，不曾想到，他在回信中反而强调“基督教博爱的宗旨，颇有益于人群”。何况“信仰是人的自由，等于人的一种特殊嗜好，与人之自由研究文学或科学一样”。《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72页。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它。
苏雪林对此不屑，写长信辩驳。张宝龄不接招，回信仍然客气得“恰如其分”。苏雪林只好改变话题，同他谈起了电影、跳舞、茶会等，可张宝龄回信说他一概不喜欢。和张宝龄例行公事地通信，他不即不离的言辞，没有亲近也无从疏远，让人又气又恼又无从指责，使曾沐浴过秦风热情似火的苏雪林，感到郁闷而失望。她在诗中就这样写道：
一例春潮漫汗声，天风鸾鹤怨三生。
悲欢离合本如此，万一天填恨海平。
忽向东山感岁华，吟鞭遥指即天涯。
惺惺蝴蝶谁家宿，身世依然是落花。转引自《另类才女——苏雪林》，第82页。
满怀期待在未婚夫那里寻找到自己的感情依归，到头来却是了无生趣，苏雪林忧郁的心境更加糟糕了。在都隆住了四个月后，她又回到里昂。不久，得知母亲身体虚弱，三弟可能要残废的消息，苏雪林本已虚弱的身体和每月必至的痛经，使她变得敏感而脆弱，性格更加孤僻，成天沉浸在十七、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幻梦里。
此时，张宝龄在美国已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不久即将回国。如果他回国，苏雪林必然要中断学业回国完婚，这是她极不情愿的。为此，她丢掉矜持，主动给美国的未婚夫写信示爱，在祝贺他完成学业的同时，力劝他来法攻读博士学位。在信中，苏雪林力数到法国留学的好处：费用低廉，风景优美，名胜古迹到处都是，更主要的是“你到此以后，我可以陪伴你畅畅快快地游玩。我们大好的韶华已将逝去，人生贵乎及时行乐，‘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请以《金缕衣》曲为君诵。”《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93页。[/color]
[color=#FF6600]苏雪林始料未及的是，张宝龄在信中一口回绝。说他不喜旅行，更看不起徒有虚名的博士头衔，加上他不懂法文，不愿前来，宁愿到工厂实习一段时间。苏雪林接信后，难堪和羞愧中陡生疑惑：他在感情上如此冷漠，莫非心中另有其人。毕竟两人未曾谋面，爱情从何而生？他在“风月因缘，柳萍浪迹”的异国他乡，又处在青春年少之际，如何经得起诱惑？基于如此困惑，苏雪林写信向父亲打听他的品行。父亲回信说：
你不必怀疑叔健（苏雪林在《棘心》中的化名，实为宝龄。笔者注），他比你操守还坚固呢。我听见人说，他在美国洁躬自好，目不斜视，同学无不许为君子。有一个美国女同学，曾示意爱他，他特将你的相片插在衣袋里带到学校，让那女子看见，说是他的未婚妻，那女子才不敢同他兜搭了。你想吧，这样的好青年，现在容易寻得么？同上书，第94页。
父亲对张宝龄操守的极力赞扬，正合了她的婚恋观。苏雪林“平生取士，最喜的是有贞固不移之操，最恶的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人”。在两性上，她主张男女平等。
“男子于妻外，不应更有他恋的事发生，女子也是如此。男子如果金钗十二，女子也可以面首三十人。”然而，多夫或多妻制在现代社会里是不现实的。所以，“男女择偶之时，顶好是慎重在先，择定之后，爱情互相交付了，便不当再有反复之事发生。”但“人类的性情是容易变迁的，爱情的变化，尤其厉害，没有条件，单靠空洞的爱情，婚姻的结果，定然危险。”
婚姻虽不受束缚，但离婚太自由，“以两性而论，男子吃亏还小，真正吃亏的却是女人，女人过了三十岁，容华凋谢，又有生育之累，离婚后有谁要她，使她永久孤栖，又似非人道主义所许。”正是基于女性自身的权利，苏雪林才心甘情愿用婚约来束缚自己，放弃了与秦风怦然心动的爱情。也正因为如此，她个人的婚姻生活表面上才呈现出保守的色彩。
从父亲处得知张宝龄对自己有“贞固不移之操”，苏雪林对他改变了看法。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宽慰地说道：“我们的爱情，虽然淡泊，但淡而能永，似比浓而不常的好。”《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95页。话虽如此，张宝龄的冷漠，仍使苏雪林心生不快，乃至于她觉得给张宝龄写信，没有情人之间的蜜甜，反而是一项了无生趣的精神负担，每每提笔生涩，不知说什么好。知情的同学们见文思泉涌的才女写情书如此痛苦，便取笑道：“你又在和你的未婚夫写情书了！”
苏雪林失望于张宝龄的无趣，在烦闷中一头埋进法国文学名著里。她既为17世纪古典文学中英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又沉湎于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凄美情感中。通过监学马丹瑟尔，她结识了天主教徒海蒙女士。在她博爱的牺牲精神影响下，苏雪林对宗教的反感逐渐减少。不久，她得知家乡遭受土匪抢劫，母亲被土匪打成重伤的消息后，忧心成疾，再次病倒了。请假回家休养的海蒙知道后，立即赶来细心照料，并和苏雪林一同祈求天主降福于她的母亲。或许是巧合，祈祷果然应验了，大姐来信说母亲病体已痊愈。
1924年中秋，苏雪林与在法国各地读书的好友潘玉良、罗振英、林宝权和杨润馀等团聚在中法学院。时值妙龄，又是钟情怀春岁月，朋友相聚，谈论的话题总也绕不过爱情与婚姻。苏雪林看到好友们成双入对，浓情蜜意，不免有一股难以排遣的酸楚。张宝龄曾给她寄了一张相片，从照片上看，他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可苏雪林就是弄不懂他为何不解风情？然而，他毕竟是自己的未婚夫，毕竟寄予了自己的爱情幻梦，在形单影只的日子里，落寞中的苏雪林多么渴望他的到来。
此时，她收到了张宝龄的信，得知他病了，已请假休养数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使苏雪林对未婚夫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不仅释然了他拒绝来法国的芥蒂，而且还谅解了他不解风情的性情。她马上回信予以安慰。
张宝龄在回信中说，他病中常有思乡之念，游美五载，学业已小有成就，不想再羁绊于此。特别谈及他大哥婚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很是羡慕。苏雪林看了这封信后，心生不安，如果张宝龄就此回国，父母一定要她回去完婚，那么自己的留学计划就将夭折，连一张大学文凭也拿不到，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更何况法国文化艺术之美，自己才刚刚入门，这是她万万不情愿的。
再读此信，信中文字不似以往，寂寞之感弥漫其间，语气也不乏温情。苏雪林转念一想，或许他还是思念自己的，只是性格使然罢了。于是，她马上写了一封快信给张宝龄，袒露自己的寂寞和思念，恳请他回国时能取道欧洲相聚，最好能在法国留学两年，到时他们一道回国。信发出去后，苏雪林情绪高昂，深信张宝龄一定不会使她失望。为此，她不仅刻意修饰自己，在想象中设计了他们相会时的种种情境，甚至还着手准备婚礼。
由于她成天生活在爱情的幻梦中，苏雪林的行为举止不同以往，朝气蓬勃，幸福与快乐之感溢于言表。或许是得意忘形，她竟然不顾及后果，把自己的内心秘密昭示于人：“你不要去告诉人，我就说给你听，我不久要结婚了。”《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153页。随后还不失虚荣地扯谎说，是张宝龄自己要来，她几次回信推托都推不掉。[/color]
[color=#FF0066]希望总是一相情愿的。苏雪林望眼欲穿的喜讯并没有如期到来。20多天后，张宝龄的回信，使她如坠深渊。信封上的字迹潦草不堪，一看就是极不耐烦的勉强应付。信的内容更是冷若冰霜：
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同上书。
张宝龄的第二次拒绝，伤透了苏雪林的心。她的高傲、她的自尊和她在同学面前的脸面都因此丧失殆尽，更使她无法接受的是，她视为神圣如生命般的爱情信念，也为此坍塌了。她伤心欲绝，又气愤不已，发誓要和张宝龄解除婚约。
于是，提笔给他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几经反复，最终写道：“你的行动，有你的自由，你不愿来欧，我也不便干涉，不过从此我们不要再通信吧，老实说，我同你通信实不感一毫趣味。”张宝龄复信解释他不能来欧洲，是因为“中国朋友已替他在上海工厂觅得一个位置，机会不可失”《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156～157页。，并告诉苏雪林，他数日内即将束装东归了，信后还附有国内的通信地址。
苏雪林的父亲知道张宝龄回国后，写信催促她速回国完婚。苏雪林此时刚入里昂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艺术理论，接到父亲的信很是不满，就将张宝龄的两次拒绝来欧等不近情理的事，写信告诉父亲，并表明她不愿与这样的人结为秦晋之好，她要解除婚约。未曾想到，父亲来信严厉斥责，说什么解除婚约有辱门庭，万万不可。如果她一意孤行，他将强制执行，即使她轧死在电车之下，也要将她的一付残骨埋葬到张家的坟场。
一向孝顺的苏雪林看了父亲的来信，大光其火，骂他是老顽固，礼教的奴隶，矢志抗争到底。可随之而来的母亲的信，却使她颇为犯难，母亲在信中没有责备之意，字里行间还弥漫着哀求：“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顾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健言归于好吧。你以为他不愿到法国来，就算是侮辱你么？那么，你从前的拒嫁呢……”同上书，第158页。看了母亲的信，苏雪林不知如何是好，左右为难，既不想委屈自己与张宝龄结婚，也不能以一己之幸福去伤害母亲。两难之中唯有逃避。于是，她决定接受海蒙女士的劝解，皈依天主教，出家修行，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众生。
1924年6月，苏雪林在里昂的福卫尔大教堂接受了卡亥老神甫的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奢求灵魂从此得到安慰。可天主教的繁文缛节，诸如大斋、小斋、望弥撒、守瞻礼等仪式和清规戒律，使我行我素的苏雪林苦不堪言，她有些后悔了。苏雪林对自己入教前后的心路历程，形象地比喻道：“这正如一个人置身洪炉之侧，热不可耐，忽然看见前有一个积水潭，便不顾水的深浅，踊身向潭里一跳。初入水的时候，万热皆消，浑身清凉，原像换了一个世界。但过了一些时候，便觉得潭里的水太冷，冷得沁肌透骨，非爬出来，便有生命的危险似的。这时候他又觉得宁可受洪炉的熏灼，不愿再在水里存身了。”《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167页。基于这样的无奈之举，苏雪林自然常常疏于“教课”，使热心劝她入教的海蒙女士痛心疾首。
苏雪林未曾想到，因逃避感情而冲动地皈依天主教，却使自己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困境。中法学院的同学认为她是“五四思潮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为金钱而出卖人格的无耻者”，丢尽了他们的脸。众怒难犯，昔日要好的同学也不得不疏远她，相识的同学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连先前和蔼的老师对她也面露不屑之色。
苏雪林此时倍感孤立，甚至还受到匿名信的威胁：“为顾全你的狗命，快滚回中国去吧，否则我们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对付你！”同上书，第173页。联想到那位性情暴烈、五大三粗的“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牛同学对她敌视的神情，苏雪林不寒而栗。更使她害怕的是，同学们的攻击之辞传回国内，将使她的父母蒙羞，师友受诟。此时，她又接到父亲和大姐的来信，得知母亲已病入膏肓，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她一面。大姐甚至为了解除家里逼她与张宝龄结婚的顾虑，在信中还表示“至于婚姻问题，听妹回国自主，家人决不勉强，请勿以为疑云云。”同上书，第186页。[/color]
[color=#FF0066]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1925年5月，苏雪林在法留学三年半后，决定放弃10至15年的留学计划回国。离开法国前夕，她利用等船票的间隙，到巴黎参观了她心仪已久的艺术宫殿和名胜古迹。因挂怀母病，学业未竟，又虑及回国后，要和不解风情的张宝龄相伴一生，苏雪林不禁悲从心来，黯然神伤。离开巴黎的最后一晚，她夜不能寐，无法入睡，只好从《龚定庵诗词集》中集句抒怀，一气集了20首绝句，题为《惆怅词》。写着写着，似乎一道亮光掠过脑际，人生除了爱情，事业不也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吗？如是想，苏雪林犹如醍醐灌顶，立志将一生献给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color]
[color=#FF6600]2“在苦杯之中掺和若干滴蜜汁”[/color]
[color=#6600CC]1925年6月，苏雪林在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乘邮轮回到了上海。稍作休息，就乘船逆水而上，直奔太平老家。总算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母亲，可床上的母亲骨瘦如柴，不见当年身影，苏雪林鼻酸难抑，在呼唤母亲时，早已泪流满面。杜浣青努力睁开眼睛，看清了面前这个打扮洋气的姑娘就是自己心爱的女儿时，似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精神为之一振。接着的日子，苏雪林总是陪伴在母亲身旁，向她讲述自己在国外的趣事逸闻，并说自己加入了天主教，时时祈祷圣母保佑她。
在母亲的力劝下，苏雪林答应给张宝龄写信，叫他到太平乡下来完婚。
1925年阴历8月14日，历经坎坷的苏雪林与张宝龄，总算在太平岭下喜结连理。苏雪林与张宝龄结婚时的心态是复杂的。岁月不饶人，她已是29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更主要的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她在《绿天·自序》中这样写道：“个人的婚姻虽不能算是一场噩梦，至少可说是场不愉快的梦。命运将两个绝对不同的灵魂，勉强结合在一起。”他们在未结合之前，感情就已有了裂痕。只是因她“天生一颗单纯而真挚的‘童心’，善于画梦，渴于求爱，有时且不惜编造美丽的谎，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在苦杯之中掺和若干滴蜜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217页。，她和张宝龄的感情在最初的两年里，才没有支离破败，随风而逝。
公正地说，张宝龄“为人也很正派”，“做事极负责”，“对朋友也甚忠实”，“人极聪明”，有语言天分，英文、俄文俱佳。结婚时，在太平岭下不到一个月，“竟能说一口岭下的话”。他虽木讷，“高兴起来，也能说几句诙谐话，引人嗢噱”。《苏雪林自传》，第155页。
结婚初期，为了使岳母宽心，张宝龄总是在她面前表现出与苏雪林相敬如宾、恩爱甜蜜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时时陪岳母聊天，这使杜浣青很是高兴。苏雪林和张宝龄都是不错的好人，只是因为旧的礼教被父母捆绑在一起，才导致了他们婚姻生活的不幸。
张宝龄此时在江南造船厂任工程师，婚假届满，就告别妻子和岳母，回上海上班去了。走前，苏雪林画了张《秋山送别图》给丈夫，并在画上填词一阙《尉迟杯》，以表达她的离情别绪。词曰：
临歧路，日未出，列嶂暧朝雾，四周翠色空潆，影落乱流无数，骊歌乍唱，望去客身已在烟浦，压征鞍无限诗情，纷纷红叶如雨。
婿乡一月羁迟，算慰了十载相思辛苦。玲珑豆子何须种，但勤寄鱼笺雁素，纵今朝惜别伤离，也不作寻常儿女语，只收拾一片秋光，教君珍重携去。
张宝龄到上海后，即买了橘子、糕点寄来，苏雪林深感欣慰，填《临江仙》词一阕代母致谢。词曰：
伏枕正悬游子，忽闻佳饵遥颁，婿乡归去喜平安，常传青鸟信，休寄洞庭丹（蜜橘毋庸再寄）。
三起已同禁柳，再眠还是春蚕，药炉茶鼎伴残年，丈人峰上石，原耐雪霜寒。转引自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第106页。
苏雪林留下来继续陪伴母亲。或许是母女情深，杜浣青的病情在女儿的照顾下日渐好转。7个月后，苏雪林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到上海，打算安顿好后，接母亲去上海就医。
苏雪林未曾料到，她到上海不到半个月，母亲就病故了。当她马不停蹄地赶回太平乡下时，时年54岁的母亲已成了一座新坟。苏雪林伤心欲绝，欲哭无泪。没有母亲，苏雪林的心像风中的柳絮，找不到着落。很长一段时间，她满目心思都是母亲的形象和与之相关的记忆。[/color]
[color=#FF6600]三年后，苏雪林将积满心中的母爱，幻化为自传体小说《棘心》。小说题目取自《诗经·凯风》中的诗句“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她还在扉面上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棘心》不仅是苏雪林纪念母亲之作，而且是一部“写实主义”的作品，有着她“自己的身世和人生经验”。
安葬母亲后，苏雪林回到了上海夫家。由于住处与张宝龄上班的江南造船厂相距30余里，张宝龄每天早出晚归，赋闲在家、又###喜自然的苏雪林，终日枯坐，不免抑郁烦闷。此时，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的恩师陈钟凡，到苏州东吴大学讲学，听说昔日女师大的爱徒苏雪林回国了，便举荐她到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和东吴大学任教。
1926年春，苏雪林赴苏州任职，住景海女校，张宝龄在节假日也偶尔来苏州探望妻子。或许是小别胜新婚，这个期间，是他们夫妻感情最好的时光。
苏州的幽静和江南水乡的美景，使张宝龄着迷。不久，张余三将家产一分为三，三个儿子各得一份。张宝龄分得一份家产后，就想在苏州置屋安家。东吴大学得知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就聘他为理科主任。万事俱备，好事成双，张宝龄于1926年9月，离开造船厂来到苏州。东吴大学安排他们夫妻住天赐庄。天赐庄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前面还有一个大园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一处居家和做学问的好地方。
苏雪林和张宝龄在苏州的二人世界里，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沟通与磨合，婚前的芥蒂也渐渐泯灭。夫妻俩在教学之余，共同治理家务，一同烹饪美食。张宝龄还在东吴大学后面买了一块地——葑门12号，并将自己建造的房子设计成船的模样。苏雪林感受到了婚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温馨与美好。正是这种甜蜜的感触，使她放飞了文学的纪实与想象。而此时，她又看到她在北京读书的友人章廷谦（笔名川岛）为纪念自己的新婚，写了一本美文体裁的散文集《月夜》，便仿效他，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口吻，将自己婚后的生活，在纪实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爱情理想，以美文写出，化名为绿漪，发表在《北新周刊》。后来结集为《绿天》，1928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
《绿天》共收散文6篇，计有单篇散文《绿天》、《收获》和《小猫》，14篇通信组成的《鸽儿的通信》，7篇相对独立的散文构成的《我们的秋天》，以及由6节故事演绎而成的《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共同组成，全书约4万余字。再版过十几次，叶圣陶先后将《扁豆》和《收获》分别编入《高小国文》和《初中国文》课本。
1950年代，苏雪林在《绿天·自序》中，解释《绿天》受读者喜欢的原因是：“由于作者那颗永久‘童心’所流露的单纯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能够引起世故不深的青年读者心弦之共鸣。”《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218页。此言不假，《绿天》讴歌的自然，表现的婚姻生活，都充满着“率真”与“单纯”。
苏雪林在《绿天》的扉页上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开宗名义地向世人宣称，《绿天》是写她和张宝龄的婚姻生活的。事实上，《绿天》并非全是纪实，也有虚构的成分。《小小银翅蝴蝶故事》是长篇写实小说《棘心》童话版的缩写，真实地再现了苏雪林结婚前后的经历和真实感悟。文中的银翅蝴蝶、飞蛾和蜜蜂，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苏雪林、秦风和张宝龄的化身。文中的金蛾、虺蜴、天牛等，在现实生活中都确有其人。
银翅蝴蝶奉母命与蜜蜂订婚后，秉承对爱情的坚守，委婉地拒绝了蝉、蠹鱼、飞蛾等爱慕者。她的心境“未尝不发生一种经微的，难以言说的惆怅”。她“独自飞来飞去”的个###，她未婚夫蜜蜂###情中的“孤冷”和为人的“实用”，以及未婚夫借“工艺还未学毕”，不能前来与她相会的绝情等等，都昭示着他们在婚前已芥蒂丛生。
银翅蝴蝶奉母命完婚后，最初两年，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蜜酒里常掺有苦汁”，因彼此间###格的差异，使之家庭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里“不甚协调了”。银翅蝴蝶天然本色，又文秀可爱，而蜜蜂虽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但“他的头脑不免也变成了机械化”了。
他的工作就是生活，他的人生“只是工作——一刻也不停的工作”和“储蓄”。不仅如此，蜜蜂对银翅蝴蝶“久未生育”，反而将“津贴”拿去负担自己的亲属（同胞姊妹黄裾蝶母子三人和亡兄的未亡人及遗孤）的生活很是不满。“蝴蝶虽柔情万种”，仍然感动不了蜜蜂“那颗又冷又硬的心”。因为蜜蜂是“自己有现成幸福不知享受，却怕见别人幸福”的那种人。因此，蜜蜂的“实利主义”和蝴蝶的“绮丽的幻想”，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color]
[color=#FF0066]夫妻俩积怨很深，无法调和，只好分居了。银翅蝴蝶与姊姊黄裾蝶组成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姊妹家庭”。分居期间，蜜蜂的好友，金蛾爱上了银翅蝴蝶，却遭到了她委婉的拒绝；擅长医术的“蛇医”虺蜴也对她产生了“企慕之心”，并托他的远亲壁虎带给银翅蝴蝶一封情书，她仍不为所动。因为她“自知再没有被爱的利权，何必与人家虚作委蛇，教人家为她白白受苦”。
故而，一旦发觉“雄###虫儿对她有所表示时便立刻抽身退后”，以“‘佯装’来保卫自己的节操”。银翅蝴蝶之所以这样，并非爱蜜蜂，而是爱的“他的影子”。
文中的天牛先生，结合苏雪林的《我的教书生活》，可以认定，他就是沪江大学的顾实。顾实气质鲁莽，举止粗率，“面目黧黑，身躯肥胖，蓄着胡子，经常穿一袭布质长衫，拖一双布鞋”，像个寺院的僧侣。他曾编写有《穆天子传讲疏》，对学界已有观点，大破大立，被誉为学界狂人。
苏雪林与之相契，结下深厚情谊。他进而直率地向苏雪林示爱，苏雪林为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忍痛拒绝了。可这段情感纠葛却使苏雪林感悟道：“认识顾实先生却算我记忆中一枚发着光彩的石子。”《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85页。
难怪天牛说她有“自怜癖”，爱的其实是她“自己本身”。不仅如此，银翅蝴蝶不与蜜蜂离异去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还在于她“在母亲病榻前所立的誓言，和朋友紫蚓女士虔诚德行的感化。”她要做一朵“一尘不染”的玉兰花，心和紫蚓女士永住修道院。这些都是苏雪林自己所说的“书中情事，半真半假”的“真”。《苏雪林自传》，第66页。
苏雪林感情浓烈，而张宝龄生 性 孤冷。新婚燕尔，男欢女爱，两人还是产生过 爱 的。苏雪林在自传中就回忆道：“结婚后，受我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所以我们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得甜蜜。”好的心境催生了“风光旖旎，情意绵绵”的文字：花儿像一群恋爱的女子，“携着手在微风里，轻颦浅笑的等候太阳的光临。”《鸽儿的通信》之五。
“水”，一位娇痴的少女，快乐、活泼，顽皮戏弄着“小红叶儿”和“石头”《鸽儿的通信》之二。。苏雪林用幻化的文字构筑了一个浪漫、华丽的世界，景物优美，富有生命。在童话般的世界，生活着一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眷属。自然，这是苏雪林理想中的婚姻生活，并非她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她后来自嘲为“美丽的谎”。同注②。她之所以如此，是将现实生活的遗憾，以艺术化的散文再现作为补偿，以满足自己潜意识和内心的需要。
然而， 性 格迥异的夫妻，即使新婚初期的夫妻生活如苏雪林笔下幻化般甜蜜可人，也难以持久。苏雪林要的是男女的绝对平等，夫妻双方要相互尊重；而张宝龄以自我为中心，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这就决定了他们都以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去奢求对方的妥协，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是不可能实现的。苏雪林自己也意识到：“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转引自石白：《中国才女的红尘旧梦》，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苏雪林和张宝龄在观念上的差异，在美文剧本《玫瑰与春》中的表现更为突出。苏雪林借剧中人物“春”对她的恋人“玫瑰”表明自己的决心：
我以后要勇敢地向前奋斗，在我尚未灭亡之前，不但不再叹一声气，再流一滴泪，而且脸上要永远浮漾着温和愉快的微笑。玫瑰，你究竟太自私，你不配作我理想的伴侣。去吧，永远去你的吧！（一掷将玫瑰冠帔掷于脚下）从此我是脱然无累，可以安心干我所要干的工作了。不过，我还怕我力量过于薄弱，支持不了自己。《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349页。
因为太明显，乃至于苏雪林当初害怕张家人看见，不敢收在《绿天》里。苏雪林本人却对《小小银翅蝴蝶故事》及下篇和《玫瑰与春》等三篇，描写她“全部婚姻史”的文章，非常珍视，“甚为宝爱”。《苏雪林自传》，第157页。[/color]
[color=#6600CC]苏雪林对自我婚姻生活的失望，又不敢打破现有的婚姻格局，只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中。
此时，她在东吴大学教授《旧诗选读》，所用教材只有原文没有注解。她选讲了李商隐的《圣女词》、《重过圣女词》和《碧城三首》，发现朱鹤龄、冯浩等笺注的解读未免牵强，还不如从典故中探寻其本事。于是，她下大力气，从史料中梳理和精心考证，发现李商隐的无题诗并非托夫妇以言君臣，也非朦胧不可确解，而是隐讳曲折地表现了他与女道士宋华阳和宫嫔飞鸾、轻凤姊妹花的恋爱关系。
1927年春天，据此写成了她平生第一本书《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抗战末期，改名为《玉溪诗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重版时与续编合订为《玉溪诗谜正续合编》。，由北新书局出版，书赠曾朴后，受到了他的大加赞誉，誉之为“学术界的福尔摩斯”。苏雪林深受鼓舞，又开始研究清代两大著名词人纳兰容若和龚自珍的恋爱史，先后写成《〈饮水词〉与〈红楼梦〉》和《〈丁香花〉疑案再辨》，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后，奠定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
正当苏雪林在学术上小有成就时，因她信仰的是天主教，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学校的信仰不同，导致了同事们知道她的信仰后，态度恶劣，视她为仇敌。她倍感委屈，本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未想到张宝龄对她的软弱很是不屑，夫妻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争吵、和好，再争吵、再和好，乃至于恶 性 循环，积重难返。
1927年夏，苏雪林回到上海后，夫妻关系更加冷漠。她为此痛苦万分，却又恪守礼教和名分不愿离婚，勉强地维持着夫妻的名分。为缓解寂寞和负担，经朋友推荐，她到沪江大学任国文教师。其间，在好友杨润余的介绍下，她结识了其嫂子袁昌英（字兰子）和女作家凌叔华，三人由此产生了深厚的情谊。
苏雪林对沪江大学浮华的校风不满，在壁报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得罪了学校当局，一年后被解聘。赋闲在家的苏雪林，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了更多的感悟，郁积于心，不吐不快。于是，她开始写作以自己的婚姻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小说《棘心》。
《棘心》绿漪著，即苏雪林著，这是作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共15章，主要抒写了五四时代知识女 性 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展示了“母亲之爱”与“男女之爱”的矛盾。
小说女主人公杜醒秋在留法期间，受到了秦风的热烈追求，她也为此怦然心动，然而在“我终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的思想下，与自己并不情愿的叔健结为夫妻。但他们是“两个绝对不同的灵魂”：杜醒秋“本好幻想，无事独坐，往往虚构许多空中楼阁”，“她爱宇宙间一切的壮美”。而叔健是学工程的，天生冷漠，无法与浪漫的醒秋产生共鸣。
杜醒秋作为一位受五四时代影响的女子，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奢望在皈依天主教后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仍然一片茫然，只好靠努力去爱“她那理想所构成的神秘影子”，来慰藉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幸。“因为这影子是她的幻想，她的柔情，她的爱，她的梦，一点一点塑造成功。”杜醒秋最终在报答母爱的信念中，找到了完美爱情的表达方式，以虚幻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艺术化。
《棘心》真实地再现了苏雪林早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小说中杜醒秋的思想、性 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杜醒秋和叔健的情感纠葛，几乎是现实生活中苏雪林和张宝龄的真实写照。
方维保就此认为：“在苏雪林那里，恋母与寻夫是胶结为一体的。”《绿天》的基调“在表现夫爱时，也回应着母爱”；《棘心》的基本情节“在表现母爱时融合着对丈夫的寻找”；《苏雪林：荆棘花冠》，第127页。表现和回应母爱不假，寻夫则未必。在苏雪林心目中，爱情远比婚姻庄严和神圣。如她在结婚十年后，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创作的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5期。，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仍然表现了爱情力量的伟大。[/color]
[color=#6600CC]《绿天》和《棘心》，均以“绿漪女士”署名，是苏雪林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共同奠定了她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方英（钱杏邨）在《绿漪论》中说，“苏绿漪和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是有很久的关联的”，并盛赞她“是女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苏雪林文集》第四卷，第398页。
赵景深在《海上集·苏雪林和她的创作》中评价苏雪林道：“其实她的作品与冰心、自清是完全不同的。与绍钧或者有一点相似，但也不像。冰心、自清的作风是流利自然，绍钧不免有点凝重，绿漪就比绍钧更多一点刻画了……她的文辞的美妙，色泽的鲜丽，是有目共赏的，不像志摩那样的浓，也不像冰心那样的淡，她是介乎两者之间而偏于志摩的，因为她与志摩一样喜欢用类似排偶的句子，不惜呕尽她的心血。”同上书，第404页。
苏雪林虽然起步较晚，却很快就与当时活跃在文坛的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一并被誉为最有影响的五大女作家。[/color]
[color=#FF6600]3“可以安心干我所要干的工作了”[/color]
[color=#FF0066]1930年秋，苏雪林接受了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工先生之聘，赴该校任教，月薪200元，是东吴大学的4倍。家庭生活毫无生气，苏雪林便离开苏州前往安庆。此时的安大，群英荟萃，国内知名人士如陆侃如、冯沅君、朱湘、饶孟侃、刘英士等都云集于此。教务长兼文学院长程憬将文化史课让给苏雪林上，因没有讲义，只有大纲，她只好查找资料，另起炉灶。本是客串，因涉及到两河、希腊的文化与神话，后竟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的基础，她自己谓之“意外的收获。”苏雪林：《我的教书生活》，《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87页。
因苏雪林不能生育，在安大任教期间，将秦姓同学的女儿，认为干女儿，取名秦传经。收养女儿后，她曾回苏州一次，希望据此弥合她和丈夫的关系。苏雪林“出走”安庆后，视传宗接代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张宝龄，将一个侄儿过继为自己的螟蛉子，取名张卫。夫妻双方各有所养，积怨更深。因安大处于草创期，基础未稳，澎湃不绝。学生经常逃课，校风败坏，男学生深夜还流连在女生宿舍喧闹。时任女生指导员的苏雪林，要求男学生晚上9点以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结果遭到男生报复。一天晚上，她在回寝室的路上，被一块碎砖击中前额，鲜血直流，留下一个凹痕，伴随终生。
苏雪林《山水》1931年夏，苏雪林在安徽大学任教一年后，在好友袁昌英的举荐下，接受了武汉大学之聘，离开了令她伤心的安大来到武大。武大位于珞珈山，依山而建，美丽如画。苏雪林因没有文凭，虽受到校长王世杰和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袒护，也只被聘为“特约讲师”。她虽心生不悦，但也毫无办法。
苏雪林在武大讲授“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等课程，从头写讲义，虽然辛苦，也自得其乐。或许真应了那句“教学相长”的俗话，她教学所得便是学术专著：《唐诗概论》1933年，商务印书馆。和《辽金文学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以及众多现代作家论，日后结集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出版。
苏雪林对周作人、施蛰存、冰心、凌叔华、徐志摩、朱湘、张资平、邵洵美、戴望舒、李金发等现代作家的解读与评析，不仅客观，而且情真意切，尤其是记人叙旧的散文更是细腻、秀韵、活泼。虽然如此，武大文学院的一些老先生仍未改变对她“半路出家”、没有学历的偏见。她在“中国文学史”的课堂上因写了错别字和读错了音，被学生告发，要不是校长王世杰从中说项，她差一点被武大解聘。
在武大，苏雪林与袁昌英、凌叔华三才女常常欢聚一堂，情同姊妹，被人誉为“珞珈三剑客”。袁昌英(1894—1973)，在五四时期，因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创作的话剧《孔雀东南飞》而名重一时。在希腊神话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加上她出身名门，又留学牛津，有淑女风范。她常常当面指责苏雪林的“洒脱”（不修边幅）行为。苏雪林不以为忤，反而对她在创作和学问上的成绩钦佩不已！
凌叔华（1900—1990），早年创作的《花之寺》和《小哥儿俩》，以描写人物的心理见长，“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她作品中文字的力量是内敛的，“是一股潜行地底的温泉，不使人听见潺爰之声，看见清冷之声，而所到之处，地面上草渐青，树渐绿，鸟语花香，春光流转，万象都皆为之昭苏。”加上她为人温驯雅致，被苏雪林称为“中国的曼殊斐儿”。苏雪林：《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1936年5月《新北辰》第2卷第5期。袁昌英的磊落，凌叔华的雅致，与苏雪林的偏激，正好形成鲜明对比。[/color]
[color=#6600CC]虽然苏雪林与张宝龄关系不甚融洽，但毕竟是夫妻，何况在双方家人面前，有时还不得不装装样子。1934年暑假，苏雪林和张宝龄为庆祝他们的锡婚，还一同到青岛旅游。日后，她还写有《岛居漫兴》和《苏山二日游》等纪念文字。1937年7月，张宝龄在南昌患病时，她也曾前去探望过。自然，这些行为都是出自道义与责任，并非爱。
或许苏雪林婚姻的不幸，夫妻生活长期有名无实，导致了她的一些评人论文，缺乏学理，笔走偏锋，好意气用事。她喜欢或欣赏的人，顶礼膜拜。如胡适、徐志摩和陈源等。
在她心目中，胡适“德行的高尚与完美”无以复加，堪称“圣人”。不仅在做学问上学习其考据的方法，而且终生以维护他的荣誉为己任。胡适生前，执弟子之礼；死后，亲临吊唁，撰文缅怀，先后出版了《犹大之吻》、《眼泪的海》等纪念文字。此外，她自掏腰包为胡适塑了个半身铜像，以示永久纪念。对诗人徐志摩在景海女校所作的关于女子与文学的演讲，更是印象深刻，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她在《北风——纪念诗人徐志摩》中，以诗一般的语言，对徐志摩照本宣科的演讲方式，推崇备至：
他诵读时开头声调很低，很平，要你极力侧着耳朵才能听见。以后，他那音乐一般的调子，便渐渐地升起了，生出无限抑扬顿挫了，他那博大的人格，真率的 性 情，诗人的天分，都在那一声一韵中流露出来了。这好似一股清泉起初在石缝中艰难地，幽咽地流着，一得地势，便滔滔汩汩，一泻千里。《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347页。
志摩的文字虽佳，却还不如他的言语——特别是诵读自己作品时的言语。朋友，假如你读尽了诗人的作品，却不曾听过诗人的言语，你不算知道徐志摩！同上书，第348页。
她反感或厌恶的人，则竭尽贬抑，甚至于近乎泼妇骂街。她在《郁达夫论》中，不仅否定郁达夫作品的内容，而且还一概抹杀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说什么郁达夫“喜欢尽量地表现自身丑恶”；《沉沦》主人公的行为是“作者自己神经有病”所为；《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集‘卖淫文学’之大成”。从而断定，郁达夫是“一个元气被酒色断尽的作家”1934年9月1日《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
对鲁迅的态度更是使人匪夷所思。鲁迅生前，她曾推崇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将自己散文集《绿天》赠送给鲁迅，还写有长文《〈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不仅称赞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鲁迅的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仅《呐喊》和《彷徨》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1934年11月5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44期。
鲁迅死后，苏雪林尽食前言，一反常态，将“反鲁”作为自己的“半生事业”。特别是她在鲁迅死后的“鞭尸”行为，更是使人不齿。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上海，“全国文艺界悲声四起”，她却在武大写长信力劝蔡元培、马相伯不要参加其治丧委员会，并向自己的恩师胡适写信，详细地汇报她的“反鲁”动机和打算。胡适针对她的偏激态度，在回信中予以严厉批评，并谆谆告诫她：“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可她并没有听老师的话，反而固执己见地将她和胡适来往的两封信和给蔡孑民的信，一并交给武昌的《奔涛》半月刊，被冠以《（与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和《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标题发表，公开亮起了“反鲁”大旗。
本来，鲁迅的英年早逝，就使全国文艺界沉浸在悲痛之中，苏雪林不适时宜地唱反调，公开诋毁鲁迅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遭到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也是活该。但她并不为此收敛，反而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反鲁”，并视之为终生不懈的事业。她到了台湾后，“反鲁”的热情更高，先后写了《论偶像》、《论污蔑》、《论是非》和《鲁迅传论》等文章，并在1967年结集了《我论鲁迅》一书，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将“反鲁”大业进行到底。[/color]
[color=#FF6600]苏雪林失去理性，偏离学术研究轨道，近乎泼妇骂街的“反鲁”言论，早已被众多学者用事实批驳得体无完肤，我无须赘述。倒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将“反鲁”作为自己的“半生事业”呢？
苏雪林自己解说有二：其一，与杨荫榆筹办“二乐学社”（类似于今日职业教育）有关。苏雪林在1927年执教东吴大学时，与杨荫榆相识，但两人的交往并不多。1936年夏，苏雪林回苏州休假，因杨荫榆邀请她为二乐学社发起人之故，前往杨宅拜访。方知二乐学社因招到了鲁迅私淑弟子的捣乱而难以为继。出于义气，她在《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中为杨鸣不平，旧事重提1926年前后女师大风潮。
众所周知，杨荫榆在女师大风潮中因站在政府立场中惩治学生，遭到了鲁迅的强烈批判，称其为“寡妇主义”。从而使独身的杨荫榆极度反感。推己及人，婚姻名存实亡的苏雪林，在与杨荫榆的交谈中是否触及到她的隐痛也未可知。但苏雪林的翻案文章，却受到了左翼人士的强烈反击，她因惮于鲁迅威慑，隐 忍 不言。
其二，鲁迅对她的怠慢，使她怀恨在心。起因是1927年秋冬，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上海四马路一家酒楼，宴请凡是在他书局出过书的人。在座者有鲁迅和许广平、林语堂夫妇、郁达夫、章依萍夫妇和苏雪林。那是苏雪林和鲁迅唯一的一次见面。
她回忆说，当别人将她介绍给鲁迅时，鲁迅对她“神情傲慢”，他们之间只是点了一下头，彼此未说一句话。苏雪林猜度，鲁迅之所以对她不屑，缘于她在《现代评论》发表过文章，又与留美的袁昌英等是好友的缘故。苏雪林此说，是一家之言，即便所说的都是真，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她如此出格的言论，与她自小秉承的礼教不无关系。在她看来，循规蹈矩地遵从父母言论和政府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在个人婚姻上，她宁愿 忍 受无爱的痛苦，也要维持名分；在文学理念上，对左翼文学极度反感，自然不会放过左翼文学的旗帜鲁迅。
她对鲁迅的“鞭尸”行为，除了门户之见和她不能容忍鲁迅对官方意志的冒犯外，还与她有不幸婚姻所产生的心理有关。这可以从她替交往不多的杨荫榆张目得到佐证，也能从她为鲁迅在李小峰宴会上的“傲慢”耿耿于怀找到原因。在苏雪林看来，一切打破常规的行为和言论都是十恶不赦的，鲁迅在文坛的至尊地位和个人婚姻上的出轨行为，更是她无法宽恕的。
淞沪战争期间，正值苏雪林从武大回沪省亲。张宝龄在闸北的家夷为平地。苏雪林目睹了残酷的战争场面，尤其是组建不久的中国空军的骄人战绩，给处于劣势的中国军民以巨大的鼓舞。苏雪林将养老所需的陪嫁三千元和十余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所积，购买了两根金条，无偿地捐给政府作为抗战经费，希望用这些钱买一架飞机，来打击日本侵略者。苏雪林捐金购机帮助抗战的义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在上海小报上撰文说，她在法所骗教会的金条甚多，如今所捐甚少，不值得称道。这当然是不实之论。公正地说，苏雪林的爱国之心是炽热的，她不仅捐金助战，而且还大力支持侄子们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1938年夏，苏雪林随武大迁往四川乐山。在这8年间，她致力教学和潜心学问研究。诚如她自己所说，她入川时，正处于四十转变时期，婚姻生活的不幸使之将“生理上之要求”“升华”到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虽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还时不时要躲避日机轰炸，但她“那段岁月文思之怒放有笔底生花之概”《苏雪林自传》，第96页。。先后出版有《青鸟集》、《屠龙集》、《南明忠列传》和《蝉蜕集》等作品。
抗战期间，苏雪林与张宝龄失去联系。1944年，武大工学院的郭霖教授病逝前，极力向校方推荐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张宝龄来校任教。校方向苏雪林打听张宝龄的地址，她还是从上海的公公张余三处，得知丈夫在云南某机构任职的消息的。学校遂将聘书寄往，他们夫妻始得在乐山重逢。数年不见，张宝龄“似乎略通人情世故”，对苏雪林“也比从前温柔”，夫妻之间“过得还算和睦”。同上书，第104页。但张宝龄在乐山的武大只待了一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他因想念上海的父母，即向武大辞职回沪，夫妻俩再度天各一方。[/color]
[color=#6600CC]1946年秋冬之际，苏雪林随武大迁回珞珈山。在此任教三年，除继续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外，主要致力于屈赋的研究，并矢志全身心投入。其后，苏雪林积半生之力，出版了18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屈赋新探》，其开放的研究视野和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研究方法，为人所称道。此外，还与法国汉学家善秉仁合编了一部具有开创 性 质的《中国现代戏剧小说一五○○种提要》的工具书，对于新文学研究不无裨益。
苏雪林因“反鲁”而成为众矢之的，国内刊物几近无，她的作品只能在张道藩主办的《文艺先锋》杂志上发表。
20世纪40年代，一心维护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苏雪林，不知何故被列入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黑名单，若非熊佛西之妻朱君玖相救，她亦可能与之一同被捕。
解放战争结束前夕，苏雪林离开了任教18年的武大，直奔上海的丈夫而去。张宝龄从乐山回上海后，因承揽工程，收入丰厚。或许彼此已过知天命之年，性 格又不合，聚少离多，虽是久别重逢，感情却越来越淡。出于道义和夫妻名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苏雪林心焦气烦，不知何去何从？
在观望等待中，她先后去拜访了在上海的恩师胡适、好友赵清阁和陆小曼。不久，她因高乐康神甫举荐，被香港真理学会聘用。上海解放前夕，苏雪林独自离开张宝龄来到香港天主教会主办的真理学会任职，主要负责《时代学生》的编撰工作。在此期间，她与同乡画家孙多慈、故友方君璧偶有往来。苏雪林在港初期，国内的袁昌英夫妇、老师陈钟凡教授，曾力劝她回国效力，她因恐惧“反鲁”言论遭到左翼人士秋后算账而不敢。回国不成，香港的工作又异常繁重，苏雪林于1950年前往巴黎圆她的画家梦去了。
苏雪林在巴黎期间，除了写游记外，还作过不少画，写过不少画评。日后出版过《苏雪林山水画册》和《我与国画》等。此外，她还到巴黎大学听课，研究世界神话。平常与好友方君璧和潘玉良往来较多。她在《看了潘玉良女士绘画展览以后》，以万字篇幅盛赞这位昔日好友，今日著名画家的画：“气魄雄浑，表现力极强，大幅的画，充满了生命的跳动，热烈情绪的奔放，万不像纤弱女子的手笔。”转引自方维保《苏雪林：荆棘花冠》，第222页。
1952年6月，苏雪林得知大姐苏淑孟风湿病日重，很是挂念，便给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去信，希望他为之在台湾谋一大专教席，未果。不过，王世杰仍说服罗家伦和张道藩，从他们所主持的文化机构中拨付500美元给她，她才得以乘船回到台湾。1957年，苏雪林将旅欧期间写的游记，结集为《三大圣地的巡礼》出版，后改名《欧游览胜》。
苏雪林回台湾后，受到了王平陵等好友的热烈欢迎。昔日在大陆因“反鲁”而遭到左翼报刊的阴影一扫而光，台湾的“报章杂志争相约稿”，她仿佛有“绝处逢生，获得了一个新生命”《苏雪林自传》，第140页。之感。
随后，她仍在台北省立师范学校当“教书匠”。四年后，应台南工学院改制为成功大学之邀，前往任教。1964年，获休假一年机会，时年68岁的苏雪林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一年，后又回到成功大学任教，直到1973年退休。苏雪林终生执教杏坛，教书已融入她寂寞的生命，成为她须臾不可分离的生存方式，给了她无穷的乐趣，使之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苏雪林怀抱热情，一生献身教学，并致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跟她婚姻生活的欠缺不无关系。苏雪林到香港真理学会时，张宝龄不愿与之前往而留在了大陆。他们之间并未断绝音讯，反而较年轻时的通信更为频繁。苏雪林从丈夫的信中知道，人民政府尊重人才，将其调往东北造船。他与儿子一同前往，退休后住在北京。1960年2月，张宝龄在北京因患胃病去世。直到同年夏天，苏雪林才得知丈夫的死讯。
斯人已逝，恩怨全无。已过花甲之年的苏雪林，不禁悲从中来。往事依稀似梦，今日尽到眼前。1925年与张宝龄结婚，一晃36载，两人共处不到4年。夫妻间的不和谐在时空的阻隔与冲刷下，已随风而逝。死者留给生者是难以抹去的追怀和对这场父母包办婚姻的反思：
他只是同我无缘，因他所要求是个三从四德、竭忠尽智、服侍他如王太子一般的女子。可怜我虽会弄弄笔头，家事半点不会。我虽敬仰我母亲的德行和才干，母亲的德行并未遗传给我，才干更没有。我至今还不能入厨煎荷包蛋、做一碗青菜豆腐汤。洗衣只能洗手巾和袜子，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况我偏向母家，协助姐嫂，更令他嫉妒得像心头有火燃烧，一刻也不能容 忍。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根源……
……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过去受的屈辱已不少，若自己的名字再刊布报纸，让那些好事的记者把我横涂直抺，实觉不是滋味。但我因这些原因，叫张宝龄孤栖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觉对不住他！《苏雪林自传》，第157页。
或许真应了那句俗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宝龄自从东北退休后，因患胃病一直住在北京。这期间，他与苏雪林天各一方，音讯杳无。
张宝龄病重期间，侄媳妇要为他织一件毛线短衫，因线不足，在他箱子中找到一条颜色与之相同的羊毛围巾，便打算拿来拆开用。他连忙摇手阻止道：“这是你们二婶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线不足可以到街上去买。”接着，他又老泪纵横地补充道：“我过去对你们二婶是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不久，张宝龄就病逝了。
20世纪80年代，内地和台湾恢复通邮后，张宝龄的侄子将此情景写信告诉苏雪林时，她无限感伤地喟叹道：“一世孽缘，难得临死前还说了几句忏悔的话。”同上书，第156页。
苏雪林《黄山》苏雪林一生勤奋，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95岁时还写有《浮生九四》年届九五，却命名九四，苏雪林解释说，因为九五是虚龄，何况九五会引起“龙飞九五”和“九五之尊”的嫌疑，这是她“深感可厌”的，故而取名《浮生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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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坚持不懈，使她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散文创作，学养深厚，才情横溢；作家评论，见解独到，别具一格；学术研究（特别是屈赋研究），视野开阔，发人深省。为此，她多次获得台湾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奖励，被媒体称之为“国宝”和“文坛祖母”。
苏雪林一生节俭，生活俭朴，粗茶淡饭，甘之如饴。但她并不吝啬，乐于助人。抗战时，义无反顾地捐金为国；退休后，为成功大学捐款，将幼年读书时的“海宁学舍”买下赠送给安徽黄山市黄山区文化局；无偿资助子侄辈们，不胜枚举。
1998年5月，已过百岁的苏雪林，不顾年老体弱，在阔别故乡73年之后，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太平，并登上了黄山览胜，成为登上黄山年龄最长者。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因肺炎而病逝于成功大学附属医院，走完了她毁誉参半的一生。同年八月，她的骨灰安葬在太平故乡母亲墓旁，实现了她魂归故里，永伴母亲的夙愿。
苏雪林因背负旧传统包袱，为了母爱，舍弃了怦然心动的初恋，饱尝了无爱婚姻的孤苦。但她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将之转化为动力。她自己就如是说道：“实际上，我是个人，是个普通女子，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从此再也不想谈这两个字，把爱情升华为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倒也是意外的收获。”表现母爱情怀和婚恋轨迹的《绿天》和《棘心》，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累累硕果，都是她不幸婚姻的“意外收获”。为此，她对这桩不幸婚姻充满了感激：
90年代的苏雪林，她跨越了两个世纪，享年102岁，笔耕80载，著述等身，凡2000万言。我想我今日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假如我婚姻美满，丈夫爱怜，又生育有一窝儿女，我必安于家庭生活，做个贤母良妻，再也不想到社会上去奋斗，则我哪能有今日的成就？《苏雪林自传》，第158页。
然而，作为个体的女性而言，无爱的婚姻未尝不是一个“缺陷”。这种情爱生活的缺失，使之为人论事不免偏激，一些看法有失公允。早年因“反鲁”而声名狼藉；晚年与刘心皇、寒爵互扣红帽子，使人不齿，留下一生毁誉任人评说。[/color]
在个人婚恋上，16岁时就由祖父做主与商人之子张宝龄（1897—1961）订婚。她虽然不满，却唯母命是瞻，在法国扼杀了自己狂热的初恋，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桩无爱的婚姻。
婚后因与丈夫性格志趣不合而长期分居，她不以为苦，反而心存感念：这桩无爱的婚姻造就了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她将自己对理想爱情和完美婚姻的憧憬，幻化在了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里，因之名噪一时。[/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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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66] 在20世纪30年代，即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齐名。在抗战危急关头，她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50两黄金慷慨地捐献给国家。在文学观念上，她落后于时代，又一意孤行，为人论文不免偏执，失去理性。特别是对鲁迅生前与身后的态度，判若两人，使人不齿，但她依然我行我素，更是匪夷所思。
解 放后，她离开大陆，定居台湾，致力杏坛和学问。百年后，她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将自己的骨灰洒在故土。苏雪林一生，充满着矛盾与变数，成也婚姻，败也婚姻。提倡的是新文化，实践的却是旧道德。胡适去世时，苏雪林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提倡新文化，实践旧德行”。参见苏雪林：《冷雨凄风哭大师》，《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color]
[b][color=#FF0000]一、“你想我的心么？我愿意将这个给你”：秦风[/color][/b]
[color=#6600CC]苏雪林在民国才女作家中，无疑是个另类。她的一生充满了变数和矛盾，成也婚姻，败也婚姻，提倡的是新文化，实践的却是旧道德。
苏雪林，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早年以苏梅闻名于世，后以苏雪林为学界所知。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1897年3月24日生于浙江瑞安，自称四川乐山苏辙后裔。《苏雪林自传》，第3页。祖父苏锦霞，颇具吏才。儿时不曾读书，在当铺刻苦自修，粗通文墨，加上擅长经营管理，帮铺主侦破了铺中一桩窃案，在铺主和伯父的支持下，捐得典史的功名。随及调往浙江瑞安，因捕盗有功得以补实缺。
在此后的15年间，苏锦霞辗转兰溪、金华等地任职，直至升任海宁知州，因辛亥革命爆发，在上海寓居一年后回归故里。父亲苏锡爵，兄弟七人中他为长子，早年醉心于举业，并不顺利，只谋取了一秀才而已，还是其父为他捐了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继而远赴云南谋职，民国成立后逃回老家。
母亲杜浣青，世代务农。因其父早死，在寡母和严厉的祖母管制下长大，养成了忍耐、孝顺的品性和勤勉、节俭的习惯。杜浣青16岁嫁到苏家，苏雪林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因丈夫长年追逐功名在外，婆婆又欺软怕硬，对她格外严厉，视她为女仆。她不以为忤，总是尽善尽美地操持家务，毫无怨尤地听从婆母的指派。不仅照顾婆母的日常起居，而且还时常为她捶背、捻背脊筋。
后来，苏家日渐衰落，全家迁回太平老家后，杜浣青就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任。她治家有术，又乐善好施，深得家人和乡邻称赞。苏雪林对母亲的“盛德懿行”，更是“感佩不已”，将她视为诸葛武侯、张居正一样伟大。她在《我的家世及母亲》中说：“大家庭有个好当家人等于乱世之有一贤相。”同上书，第12页。在苏雪林的一生中，母亲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母爱与孝道，无所不在，甚至成为她为人行事的圭臬：为母爱而完婚，婚姻不幸又不愿离异；创作时，署母亲有关的笔名杜若、浣青；为了纪念母亲还写成了代表作《棘心》；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于人伦关系等等。
苏雪林出生在农历的鸡年，祖父认为凤凰来巢，给她取名“瑞奴”，家人唤作“小妹”。她自小与娘亲，喜欢与自己同龄的叔叔、哥哥弟弟在一起厮混，尤其擅长使熗耍箭，有尚武精神，由此形成她仗义倔强的禀性。在六七岁时，因得到二叔苏锡恩苏锡恩曾东渡日本学习法政科，回国后，参与集资创立上海中国公学。他思想激进，经常在家中与兄弟、子侄探讨“排满”理论，苏雪林自小受到他的革命思想的熏陶。的支持，获准在家中女塾就读。教她们的是远房族祖采五先生，启蒙读物有《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和半部《幼学琼林》等。苏雪林求知欲强，又爱提问，采五先生力所不逮，勉力支撑两年后就以老病辞职了，苏雪林就此辍学两年多。接着任教的表叔，更是毫无学问，常常被她直问得恼羞成怒，仅半年就不敢再教她们了。
当大姐和三妹热衷于女红时，她“好像天生与书有缘”，广泛阅读《三国》《水浒》《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对林译小说更是爱不释手，还模仿其笔调来写日记。直到老年，苏雪林还认为她幼年那些描写生活琐事的日记，写得“清新流丽，活泼自然”，“其中包蕴我一段最娇嫩的青春无忧的岁月”，是她“最初的创作”，“值得纪念”《苏雪林自传》，第17页。。
十二岁，父亲认为她“资质聪明”，便亲自教她和大姐《古诗源》《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等。日有所学，学有长进，不久，苏雪林学会了作七绝、五古。能诗善文的四叔苏锡圭，曾出“种花”一题相考，她提笔写道：“林下荒鸡喔喔啼，霄来风雨太凄其。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同上书，第214页。四叔非常高兴，随手将走韵的首句改为“满地残红绿满枝”。苏雪林还常常将包药的白色半透明的竹纸，蒙在古书中的绣像上描摹，天长日久，便无师自通，画什么像什么。父亲知道女儿能诗会画，便买来若干珂罗版的四王山水和吴友如画全集，叫她临摹。有人来访，父亲又大肆宣扬。乡邻便时常送来纸绢、扇面请她画画，画得越多，技艺日长，乡邻视之为“神童”。[/color]
[color=#FF0066] 辛亥革命后，祖父带领全家到上海租界做了寓公。苏雪林在女友的带领下，曾到过天主教创办的号称远东第一的“徐家汇大教堂”。她第一次看见了身穿大红袍，胸露一颗红心，红心四周围着一圈荆棘的耶稣。她被耶稣的庄严和圣洁深深地触动了。日后，她到法国留学接受了洗礼，皈依了天主教，而且还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棘心”。
1914年，苏家从上海迁居安庆。苏雪林在二叔苏锡恩的支持下，以“苏小梅”的学名和堂妹爱兰一起进入基督教创办的培媛女校就读。半年后因牙痛被粗暴的女大夫拔掉，引发了她对教会学校洋奴习气的反感而退学。随及，她与母亲回到了太平老家。
苏锦霞在上海做寓公时，就将孙女苏雪林许配给了在上海经商的江西商人张余三之子张宝龄，她虽然不同意，也默认了。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苏雪林对这桩包办婚姻越来越反感。当张家再次提出完婚时，她以求学相拒，遭到祖母的斥责，倔强的她以跳水自杀相威胁。
仁慈的母亲苦求祖母，并声称读师范不需学费和膳食费，才使吝啬的祖母勉强同意她继续求学。于是，苏雪林与三妹考上了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学方式守旧，穿着打扮要求整齐划一，这使从小以名士派自诩的苏雪林很是不惯。虽然如此，她为了不结婚，仍发愤苦读，考试成绩总是第一名，加上她能诗善画，校长和老师也对她刮目相看。可进入师范的第二年，她在学习上遭遇了强劲对手，为了不落到这位女同学之后，她废寝忘食，由于用功过度，导致神经衰弱，落下病根。时至老年，她仍为此耿耿于怀。她反省生性淡泊的自己何以至此，结论是习俗和虚荣心使然。
1917年，时年20年岁的苏雪林从安徽第一女师毕业，蒙校长器重而留在附小任教。她功课较多，所居又是霉湿之所，乃至大病一场，身体也从此变得虚弱，日后常常为病魔所困。
1919年，升为本科的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登报招生，苏雪林立志报考。祖母以她要完婚为由加以拒绝。苏雪林一急二气，竟使颈部淋巴腺结核穿孔，差一点丢了性命。祖母见此情形，只好同意她去北京上学。于是，苏雪林取学名为“苏梅”，自号“雪林”语出明代诗人高启《梅花九首之第一首》中颔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考入了北京高等女子师范。与她同时进入国文系的还有黄英（即后来的著名女作家庐隐），同学中还有“新女性作家之先锋”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的冯沅君。女高师名师辈出，系主任陈钟凡是章太炎的高足黄侃的弟子。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周作人、陈衡哲、李大钊等都曾在此任教。苏雪林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以“五四人”自命，广泛阅读新文学刊物，参与社会问题的论争。在课余还为十元编务费与同学周莲溪为天津的《益世报》合编过“妇女周刊”，为《时事新报·学灯》等著名副刊，写了诸如《自由交爱论》等许多关注时事的文章。一时间，苏梅在文艺界也逐渐为人所知。
1921年春，苏雪林在《晨报》上看到“龙阳才子”易家钺（字君左，湖南龙阳人，以《闲话扬州》名噪一时）推荐其北大同学谢国桢的诗评集《白话诗研究集》（新知书社出版），购买阅读后并不同意谢的观点。于是，在《女子周刊》上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批评文章，引起易家钺等人的不满，撰文驳斥。双方以《京报》为阵地，大打笔战。一个化名为“右”的人，在《京报》上发表《呜呼苏梅》，以污秽的歧视语言辱骂她，引发苏雪林的老师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助，苏雪林由此声名大振。
在女高师就读时，对苏雪林影响最大的人是胡适。她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她心目中“一万万个的中国人也换不得一个胡适之先生”转引自方维保《苏雪林：荆棘花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其次是英语课的老师吴贻芳，上课认真，方法得当，使英语基础较差的她，进步很大，她一度对吴贻芳产生爱慕心理，并写之成文。王琰如：《典范长存》，沈晖编选《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苏雪林在女高师读书时，服膺于周作人鼓吹的“平民文学”，擅长于文言诗的创作。她用文言写的《姑恶行》得到了冯沅君哥哥冯友兰的推崇，她窃以为喜。这些以“杜若”为笔名，发表在《女高师季刊》上的文言诗，苏雪林自己也颇为自负，日后在台湾还以《灯前诗草》的名称结集出版。[/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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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1921年夏，苏雪林基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法学院费用低廉，与同学林宝权、罗振英前去报考，虽然算术交了白卷，仍幸运地上了榜尾。同年秋天，她与中法学院首批赴法留学生105名同学，取道上海，乘坐博多士法国邮轮，在吴稚晖的带领下赴法留学。在船上，她与出身青楼前往法国学画的潘玉良成了好朋友。
苏雪林在中法学院留学时，学的是文学与绘画。时年25岁的她，“出落得双瞳剪水，秀色迎人，并且装了一肚皮的书”《苏雪林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虽与张宝龄订有婚约，但却从未尝试过爱情的滋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何况在女生本来就少的中法学院，“女学士”苏雪林又十分抢眼，受到男性的爱慕与追求自然难免。在苏雪林的生命中，她遭遇一段“危险”而无果的爱情，这段理束于情的初恋，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事隔多年，她在自叙传小说《棘心》中，还托杜醒秋与秦风的爱情纠葛，记载了自己这一次“光荣的胜仗”。
苏雪林初恋的主角，真实姓名已无从考证。我们从《棘心》里只知道他叫“秦风”。石楠在《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中称之为H，姓甚名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长存在苏雪林的青春岁月里。
秦风是从别校转到中法学院来的，主攻艺术史。他留给苏雪林第一印象是：“身体瘦削，脸容微苍，带着两撇小须，神情安闲，大有学者风度。”在中法学院，他被视为“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妇女嫉恨者”。苏雪林从秦风的朋友处，知道了他“迷失了本性”的原因，是他经历了一场极度伤心的爱情。十余年前，他在中国和一位出身富家的小姐相爱，两人爱得死去活来，却遭到女方家长的坚决反对，说他出身寒门，又无学位官职，不学无术，不配做他们家的女婿。他为了自己的所爱，决心出洋留学，取得成就后回来迎娶心中的所爱。走时，两人海誓山盟，难舍难分。这位千金承诺一定要等他载誉归来。
于是，秦风告别恋人，只身前往西伯利亚，随后转道欧洲。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研究西方艺术。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下，秦风学有所成，获得了艺术史的硕士学位。随及，他启程回国，准备将恋人带到欧洲一同读书。途经南洋时，他蓦然看见了恋人最喜欢的一种鲜花，就买下用冰箱装着，打算结婚之日赠送给恋人。谁知他回到中国，等待他的却是恋人在十天前与别人结婚的消息。他惊闻此事，一时反应不过来，整个人的灵魂和爱情信念，犹如那束被扯碎的鲜花，在天空中飘零。受此毁灭性打击，秦风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事隔十年，他对女性和爱情仍然心有余悸，不敢面对。
苏雪林的画作秦风来到中法学院后，对苏雪林的文笔很是钦佩，时常在好友中流露出想结识她。在好友的怂恿下，苏雪林与在美术史研究上有所造诣的秦风相识了。或许共同的爱好，抑或是秦风的谦逊，他们的初次见面，给苏雪林留下了好感。
自此以后，秦风时不时地来找苏雪林，两人在一起谈生活、谈艺术，彼此逐渐熟悉起来。苏雪林的学识和风姿，使秦风业已成灰的心渐渐复苏。当他得知苏雪林喜欢绘画时，就将自己收藏的世界名画和名画家的艺术名片拿给她看，并向她讲解这些名画的由来和名画家的故事，这对知识永不满足的苏雪林来说，如饮甘露。她与秦风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一来二往，秦风因失恋而造成的对女性的偏见，如初夏的云彩，在和风的吹拂下渐渐消散，他对苏雪林产生了好感。
他在信中向她倾诉道：他曾经因失恋而感受的孤独和伤感，自从认识了她，就烟消云散了，他的生活从此充满了阳光，变得有意义了。他希望他们能成为永远的朋友。苏雪林看了秦风的来信后，对他不幸的遭遇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也仅此而已。而秦风为自己的试探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感到疑惑。他认为苏雪林没有读懂他信中的“别有深情”。
于是，在与她的交往中，不失时机地一再表明，他希望与她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不知是苏雪林出于矜持抑或不解风情，她反问道，难道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秦风急切地补充道：“我不愿你将泛泛的友谊待我，我所要求于你的是一颗真心，这颗真心，要单单给我才可以。”《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2页。[/color]
[color=#6600CC]话已挑明，苏雪林再也不能装糊涂，她潜意识中需要被人爱的情愫被激活了。毕竟，被人爱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特别是从未经历过爱情的少女，更是心花怒放。
苏雪林在女师大就读时，因才貌双全又名声在外，来法国求学的途中，有好几个同学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因顾忌“乡党的讪笑”和严母的嘱咐，加上心高气盛，总是委婉地告诉那些好逑之士，自己已有婚约，那些对她有好感的男同学，也知难而退。
如今，秦风的大胆和直白，使她多情的心灵受到了强烈地撞击。她从小所接受的“聘则为妻”的礼学教育，和秦风交往之初女友的告诫，离她似乎越来越远了。她眼中满是秦风的不幸，和他十余年对初恋的情深义重。她差一点就缴械投降了，但多年以来对爱的幻想，在同情和好感的酵母作用下，渐趋落在实处。
然而，苏雪林把爱情“看得异常的庄严和神圣”，追求感情的完美。何况，她对于秦风的怜悯多于爱，而“爱情不是施与的东西”，与其让秦风又遭遇爱情的创伤，还不如慎重对待。于是，她采取逃避的方式，避免和秦风单独接触。
可秦风压抑了十余年对爱情绝望的坚冰，被苏雪林融化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一方面继续向她写信，向她表白自己的真诚。另一方面，又投其所好，将自己近期发表在上海《申报》上的一些艺术随笔的剪报，寄给苏雪林看。明为请她批评，实则增添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分量。秦风的锲而不舍，犹如香水中毒一样，使苏雪林一天天沉醉。她内心经历着激烈的搏斗，不与他见面的决定，在他一次次蛊惑的邀请下，不由自主地更改，有时甚至是鬼使神差地跟着他走出了校门。
当苏雪林看到秦风因爱得不到回应而泪眼蒙眬时，她用理智筑起的堤坝在心里已经坍塌，她几乎要对他说：可怜的人，你的青春，你的幻梦，你一生的幸福和希望，你全部生命的原素，都被那薄幸的女郎剥夺去了。你什么都没有，所剩下的只有一腔子感伤了。你急切要求一个人来安慰你么？我来安慰你。你想我的心么？我愿意将这个给你。《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4页。
苏雪林像一条小鱼那样，被秦风用受伤、真诚和眼泪织就的情网牢牢网住。她虽然极力挣扎和逃遁，可面对一天天收紧的情网，她越是挣扎网得越紧。好友看见她迷惘于爱与不爱的痛苦中，很是为她着急，劝她尽早拿主意，这样耗下去对彼此都不好。
人生经验丰富的潘玉良，为她理性地分析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认为：秦风为昔日的爱情消耗掉整个青春和人生信念，在感情上变得敏感而偏执，年龄又偏大；苏雪林在内心深处虽然渴望浪漫情怀，但在本质上仍富于理性，况且家里又订有婚约，如因此解除，势必要伤母亲的心，所以，两人的相爱乃至结合很难天长地久。既然这样，还不如快刀斩情丝，以免将来后悔。
苏雪林是个聪明人，她在理智上赞同好友的看法，可真要放下这份情感又谈何容易。为此，她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无心读书，法语的长进也大不如从前。她既恨秦风把自己带入迷惘的深渊，又看不起自己经不起感情的波澜。一时间，她不知道何去何从。到后来，她竟然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迷惑于秦风的爱和热情，想和他一道去沐浴爱的阳光。苏雪林甚至打算给家里写信，要求解除她和张宝龄的婚约。
正在这时，她收到了安庆女师同学吴墨君的来信。吴在信中说她在家乡听到谣传，说苏雪林在法国和某人自由恋爱结婚了，也有人说她为了婚姻而蹈海死了。为此，特来信问问，希望她接信及时回复，以释自己的挂怀参见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第73页。。苏雪林看了此信，非常气愤。同时又因此陷入到深深的担忧之中：母亲要是知道这些谣传，该如何是好？她能经受起这个打击吗？她祈祷着！
吴墨君的来信并非是空穴来风，父亲的信随后而至。父亲在信中疑惑她作为新时期的青年，在自由潮流的影响下，可能思想出现迷惘，但他仍然坚信：她“绝不会不征得家庭的同意就结婚的”，因为“你的品德决定了你不会做出那等荒唐事来。”同上书，第74页。父亲的信任，不仅使苏雪林痛苦中的心灵得到了慰藉，也促使了她从爱的迷惘和癫狂中惊醒。
于是，她冷静而理性地梳理了自己和秦风的感情，发现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同情和怜悯。秦风的颓废和偏执，并非自己托付终身的最佳人选。自己为其蛊惑，其原因是自己的浪漫情怀使然。浪漫固然如酒般迷醉，但生活总是清醒的时候居多。秦风既然难以托付自己的终身，爱情只能是幻觉中的海市蜃楼。
唯母命是瞻的苏雪林，虽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在骨子里仍然秉承传统的旧式贞操观，在她的信念中，爱情与婚姻是合二为一的：
恋爱，无论肉体和精神，都应当有一种贞操；而精神贞操之重要，更在肉体之上。她已经有一个未婚夫了，她将来是不免要和他结婚的，她是应当将全部的爱情交给他的。如果她现在将心给了他人，将来拿什么给她的丈夫呢？她若心里爱了他人，对于丈夫不过是一种制度的结合，那么，她欺骗丈夫了；若到结婚时将给了他人的心收回来给丈夫，不但这颗心是残缺不全的，她对于那从前的朋友又是欺骗了。《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2页。
苏雪林之所以如此“守旧”，完全是为母亲故。她与秦风的感情纠葛，她并不怕“夫家的责言，乡党的姗笑”，这些“都可以不管”。她担心的是“她的严正慈祥的母亲，哪能受得住这样打击？”因为在极端专制的祖母压制之下，“母亲即不胜舐犊之爱让女儿自由，祖母日夕的嘀咕，母亲又哪里受得了？她这样是要活活的将母亲忧死、气死、愧死！”同上书，第54页。
对母亲的孝顺，业已根植于苏雪林的灵魂深处。她不仅在言语上要时时博母亲欢心，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处处以母亲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处事原则。所以，当她得知家乡有关她的谣传和父亲的疑虑后，她用坚强的意志割舍了自己的感情，义无反顾地断绝了与秦风的感情关系。而那位情深义重的可怜骑士，不得不再次为爱情伤心落泪。他在绝望之余，只好浪迹天涯。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像一个过客，只在苏雪林的《棘心》中留下模糊的身影，连他真实的姓名也不得而知。
五年后，苏雪林本人在回忆这场使她迷惘的初恋时没有丝毫遗憾，反而为自己当时毅然解脱与秦风的感情而自豪，宣称“这是我平生第一个光荣的胜仗，值得我自己颂歌称道于无穷的”。话虽如此，她内心的失落和惆怅还是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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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给北京的一位女友的信中就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不安于平庸生活，喜为心之探险的人。”“爱做浪漫小说里的英雄。”是一个“要在荆棘丛中摘取玫瑰花的梦想者。”“在爱情决斗场中，他可以承受勇士的花冠。”“在我们这冷漠成性的古老民族里”，秦风“热烈真挚的性格”，“确算是一个少有的奇人。”《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56页。
表面上看，苏雪林在人伦之爱上大获全胜，可实际上她却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成为“孝心”的奴隶。为这份“母爱”，她不仅牺牲了自己怦然心动的初恋情怀，而且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播下了她一生婚姻悲剧的种子。[/color]
[b][color=#FF0000]二、“我爱的并不是实际的他，而是他的 影 子”：张宝龄[/color][/b]
[color=#FF6600]1“我同你通信实不感一毫趣味”[/color]
[color=#6600CC]1922年秋天，苏雪林还未从秦风的爱情纠葛中走出来，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中法学院部分学生因与广东籍学生不平等待遇问题中法学院由中法合办。法方只提供校舍，经费由中方负担，而中方的经费主要来自广东省政府庚子赔款的关税，故广东籍学生旅费和每年的学膳费全免，并还有津贴；而其他省的学生则每年要交纳600元左右的费用。
而掀起的“反吴”风潮中。她和其他27位同###名起草了《开厅审判吴稚晖》的宣言，罗列吴稚晖“徇私”、“植党”的罪行，使热心教育的吴稚晖被迫刊登“活死人吴稚晖”“讣告”了事。参见《苏雪林自传》，第52页。
接着，苏雪林从堂兄的来信里，惊闻32岁的大哥在安庆医院撒手人寰的噩耗。她始而不信，继而痉挛不已，面如死灰，欲哭无泪。她担心母亲和寡嫂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忍悲含泪一连写了几封快信给父母。大姐的来信证实了她的担心和恐惧，母亲因大哥的离世而病倒了，小脚上又突患了疔疮，痛苦不堪。
苏雪林深悔自己不该出国留学，不能在母病时伺候左右。悲伤和忧虑使体质本来就虚弱的她，喉管破裂出血，被迫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她离开潮湿多雾的里昂，到风光和气候好的地方去疗养一段时间。于是，苏雪林和同学罗芳玉结伴来到了疗养胜地：位于莱梦湖畔的都隆。沐浴在大自然中，苏雪林的身体渐渐康复。父亲知道她在海外心境不好，就把她的地址给了上海的亲家张余三，叫未婚夫张宝龄与她通信，一来可以缓解她的寂寞，二来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培养感情。
苏雪林留法不久，张余三就将儿子张宝龄送到美国留学。由于张余三早年到上海做生意，历经艰辛，全靠精明和节俭，才积累了一份不菲的家产。小商人多年的习惯养成了吝啬的本性，连儿女的伙食也要精打细算，使之他的三子一女都因营养不良而身体羸弱。
张宝龄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养成了冷漠、褊狭的性格，耳濡目染，大男子主义思想较重。他秉承父命，用文言主动给苏雪林写了第一封信。文字简洁，字迹秀美，使苏雪林陡生好感，庆幸没有失掉他。
用文言通信几次后，苏雪林建议改用白话，张宝龄来信赞同。可他的白话信和文言信一样，不枝不蔓，不愠不火，看不出他的热情，这使颇富才情又有趋时心理的苏雪林心生不悦。她将中法学院学生办的一份反基督教的杂志，在随信中寄给未婚夫，本想得到他的附议，不曾想到，他在回信中反而强调“基督教博爱的宗旨，颇有益于人群”。何况“信仰是人的自由，等于人的一种特殊嗜好，与人之自由研究文学或科学一样”。《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72页。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它。
苏雪林对此不屑，写长信辩驳。张宝龄不接招，回信仍然客气得“恰如其分”。苏雪林只好改变话题，同他谈起了电影、跳舞、茶会等，可张宝龄回信说他一概不喜欢。和张宝龄例行公事地通信，他不即不离的言辞，没有亲近也无从疏远，让人又气又恼又无从指责，使曾沐浴过秦风热情似火的苏雪林，感到郁闷而失望。她在诗中就这样写道：
一例春潮漫汗声，天风鸾鹤怨三生。
悲欢离合本如此，万一天填恨海平。
忽向东山感岁华，吟鞭遥指即天涯。
惺惺蝴蝶谁家宿，身世依然是落花。转引自《另类才女——苏雪林》，第82页。
满怀期待在未婚夫那里寻找到自己的感情依归，到头来却是了无生趣，苏雪林忧郁的心境更加糟糕了。在都隆住了四个月后，她又回到里昂。不久，得知母亲身体虚弱，三弟可能要残废的消息，苏雪林本已虚弱的身体和每月必至的痛经，使她变得敏感而脆弱，性格更加孤僻，成天沉浸在十七、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幻梦里。
此时，张宝龄在美国已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不久即将回国。如果他回国，苏雪林必然要中断学业回国完婚，这是她极不情愿的。为此，她丢掉矜持，主动给美国的未婚夫写信示爱，在祝贺他完成学业的同时，力劝他来法攻读博士学位。在信中，苏雪林力数到法国留学的好处：费用低廉，风景优美，名胜古迹到处都是，更主要的是“你到此以后，我可以陪伴你畅畅快快地游玩。我们大好的韶华已将逝去，人生贵乎及时行乐，‘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请以《金缕衣》曲为君诵。”《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93页。[/color]
[color=#FF6600]苏雪林始料未及的是，张宝龄在信中一口回绝。说他不喜旅行，更看不起徒有虚名的博士头衔，加上他不懂法文，不愿前来，宁愿到工厂实习一段时间。苏雪林接信后，难堪和羞愧中陡生疑惑：他在感情上如此冷漠，莫非心中另有其人。毕竟两人未曾谋面，爱情从何而生？他在“风月因缘，柳萍浪迹”的异国他乡，又处在青春年少之际，如何经得起诱惑？基于如此困惑，苏雪林写信向父亲打听他的品行。父亲回信说：
你不必怀疑叔健（苏雪林在《棘心》中的化名，实为宝龄。笔者注），他比你操守还坚固呢。我听见人说，他在美国洁躬自好，目不斜视，同学无不许为君子。有一个美国女同学，曾示意爱他，他特将你的相片插在衣袋里带到学校，让那女子看见，说是他的未婚妻，那女子才不敢同他兜搭了。你想吧，这样的好青年，现在容易寻得么？同上书，第94页。
父亲对张宝龄操守的极力赞扬，正合了她的婚恋观。苏雪林“平生取士，最喜的是有贞固不移之操，最恶的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人”。在两性上，她主张男女平等。
“男子于妻外，不应更有他恋的事发生，女子也是如此。男子如果金钗十二，女子也可以面首三十人。”然而，多夫或多妻制在现代社会里是不现实的。所以，“男女择偶之时，顶好是慎重在先，择定之后，爱情互相交付了，便不当再有反复之事发生。”但“人类的性情是容易变迁的，爱情的变化，尤其厉害，没有条件，单靠空洞的爱情，婚姻的结果，定然危险。”
婚姻虽不受束缚，但离婚太自由，“以两性而论，男子吃亏还小，真正吃亏的却是女人，女人过了三十岁，容华凋谢，又有生育之累，离婚后有谁要她，使她永久孤栖，又似非人道主义所许。”正是基于女性自身的权利，苏雪林才心甘情愿用婚约来束缚自己，放弃了与秦风怦然心动的爱情。也正因为如此，她个人的婚姻生活表面上才呈现出保守的色彩。
从父亲处得知张宝龄对自己有“贞固不移之操”，苏雪林对他改变了看法。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宽慰地说道：“我们的爱情，虽然淡泊，但淡而能永，似比浓而不常的好。”《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95页。话虽如此，张宝龄的冷漠，仍使苏雪林心生不快，乃至于她觉得给张宝龄写信，没有情人之间的蜜甜，反而是一项了无生趣的精神负担，每每提笔生涩，不知说什么好。知情的同学们见文思泉涌的才女写情书如此痛苦，便取笑道：“你又在和你的未婚夫写情书了！”
苏雪林失望于张宝龄的无趣，在烦闷中一头埋进法国文学名著里。她既为17世纪古典文学中英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又沉湎于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凄美情感中。通过监学马丹瑟尔，她结识了天主教徒海蒙女士。在她博爱的牺牲精神影响下，苏雪林对宗教的反感逐渐减少。不久，她得知家乡遭受土匪抢劫，母亲被土匪打成重伤的消息后，忧心成疾，再次病倒了。请假回家休养的海蒙知道后，立即赶来细心照料，并和苏雪林一同祈求天主降福于她的母亲。或许是巧合，祈祷果然应验了，大姐来信说母亲病体已痊愈。
1924年中秋，苏雪林与在法国各地读书的好友潘玉良、罗振英、林宝权和杨润馀等团聚在中法学院。时值妙龄，又是钟情怀春岁月，朋友相聚，谈论的话题总也绕不过爱情与婚姻。苏雪林看到好友们成双入对，浓情蜜意，不免有一股难以排遣的酸楚。张宝龄曾给她寄了一张相片，从照片上看，他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可苏雪林就是弄不懂他为何不解风情？然而，他毕竟是自己的未婚夫，毕竟寄予了自己的爱情幻梦，在形单影只的日子里，落寞中的苏雪林多么渴望他的到来。
此时，她收到了张宝龄的信，得知他病了，已请假休养数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使苏雪林对未婚夫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不仅释然了他拒绝来法国的芥蒂，而且还谅解了他不解风情的性情。她马上回信予以安慰。
张宝龄在回信中说，他病中常有思乡之念，游美五载，学业已小有成就，不想再羁绊于此。特别谈及他大哥婚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很是羡慕。苏雪林看了这封信后，心生不安，如果张宝龄就此回国，父母一定要她回去完婚，那么自己的留学计划就将夭折，连一张大学文凭也拿不到，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更何况法国文化艺术之美，自己才刚刚入门，这是她万万不情愿的。
再读此信，信中文字不似以往，寂寞之感弥漫其间，语气也不乏温情。苏雪林转念一想，或许他还是思念自己的，只是性格使然罢了。于是，她马上写了一封快信给张宝龄，袒露自己的寂寞和思念，恳请他回国时能取道欧洲相聚，最好能在法国留学两年，到时他们一道回国。信发出去后，苏雪林情绪高昂，深信张宝龄一定不会使她失望。为此，她不仅刻意修饰自己，在想象中设计了他们相会时的种种情境，甚至还着手准备婚礼。
由于她成天生活在爱情的幻梦中，苏雪林的行为举止不同以往，朝气蓬勃，幸福与快乐之感溢于言表。或许是得意忘形，她竟然不顾及后果，把自己的内心秘密昭示于人：“你不要去告诉人，我就说给你听，我不久要结婚了。”《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153页。随后还不失虚荣地扯谎说，是张宝龄自己要来，她几次回信推托都推不掉。[/color]
[color=#FF0066]希望总是一相情愿的。苏雪林望眼欲穿的喜讯并没有如期到来。20多天后，张宝龄的回信，使她如坠深渊。信封上的字迹潦草不堪，一看就是极不耐烦的勉强应付。信的内容更是冷若冰霜：
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同上书。
张宝龄的第二次拒绝，伤透了苏雪林的心。她的高傲、她的自尊和她在同学面前的脸面都因此丧失殆尽，更使她无法接受的是，她视为神圣如生命般的爱情信念，也为此坍塌了。她伤心欲绝，又气愤不已，发誓要和张宝龄解除婚约。
于是，提笔给他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几经反复，最终写道：“你的行动，有你的自由，你不愿来欧，我也不便干涉，不过从此我们不要再通信吧，老实说，我同你通信实不感一毫趣味。”张宝龄复信解释他不能来欧洲，是因为“中国朋友已替他在上海工厂觅得一个位置，机会不可失”《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156～157页。，并告诉苏雪林，他数日内即将束装东归了，信后还附有国内的通信地址。
苏雪林的父亲知道张宝龄回国后，写信催促她速回国完婚。苏雪林此时刚入里昂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艺术理论，接到父亲的信很是不满，就将张宝龄的两次拒绝来欧等不近情理的事，写信告诉父亲，并表明她不愿与这样的人结为秦晋之好，她要解除婚约。未曾想到，父亲来信严厉斥责，说什么解除婚约有辱门庭，万万不可。如果她一意孤行，他将强制执行，即使她轧死在电车之下，也要将她的一付残骨埋葬到张家的坟场。
一向孝顺的苏雪林看了父亲的来信，大光其火，骂他是老顽固，礼教的奴隶，矢志抗争到底。可随之而来的母亲的信，却使她颇为犯难，母亲在信中没有责备之意，字里行间还弥漫着哀求：“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顾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健言归于好吧。你以为他不愿到法国来，就算是侮辱你么？那么，你从前的拒嫁呢……”同上书，第158页。看了母亲的信，苏雪林不知如何是好，左右为难，既不想委屈自己与张宝龄结婚，也不能以一己之幸福去伤害母亲。两难之中唯有逃避。于是，她决定接受海蒙女士的劝解，皈依天主教，出家修行，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众生。
1924年6月，苏雪林在里昂的福卫尔大教堂接受了卡亥老神甫的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奢求灵魂从此得到安慰。可天主教的繁文缛节，诸如大斋、小斋、望弥撒、守瞻礼等仪式和清规戒律，使我行我素的苏雪林苦不堪言，她有些后悔了。苏雪林对自己入教前后的心路历程，形象地比喻道：“这正如一个人置身洪炉之侧，热不可耐，忽然看见前有一个积水潭，便不顾水的深浅，踊身向潭里一跳。初入水的时候，万热皆消，浑身清凉，原像换了一个世界。但过了一些时候，便觉得潭里的水太冷，冷得沁肌透骨，非爬出来，便有生命的危险似的。这时候他又觉得宁可受洪炉的熏灼，不愿再在水里存身了。”《棘心》，《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167页。基于这样的无奈之举，苏雪林自然常常疏于“教课”，使热心劝她入教的海蒙女士痛心疾首。
苏雪林未曾想到，因逃避感情而冲动地皈依天主教，却使自己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困境。中法学院的同学认为她是“五四思潮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为金钱而出卖人格的无耻者”，丢尽了他们的脸。众怒难犯，昔日要好的同学也不得不疏远她，相识的同学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连先前和蔼的老师对她也面露不屑之色。
苏雪林此时倍感孤立，甚至还受到匿名信的威胁：“为顾全你的狗命，快滚回中国去吧，否则我们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对付你！”同上书，第173页。联想到那位性情暴烈、五大三粗的“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牛同学对她敌视的神情，苏雪林不寒而栗。更使她害怕的是，同学们的攻击之辞传回国内，将使她的父母蒙羞，师友受诟。此时，她又接到父亲和大姐的来信，得知母亲已病入膏肓，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她一面。大姐甚至为了解除家里逼她与张宝龄结婚的顾虑，在信中还表示“至于婚姻问题，听妹回国自主，家人决不勉强，请勿以为疑云云。”同上书，第186页。[/color]
[color=#FF0066]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1925年5月，苏雪林在法留学三年半后，决定放弃10至15年的留学计划回国。离开法国前夕，她利用等船票的间隙，到巴黎参观了她心仪已久的艺术宫殿和名胜古迹。因挂怀母病，学业未竟，又虑及回国后，要和不解风情的张宝龄相伴一生，苏雪林不禁悲从心来，黯然神伤。离开巴黎的最后一晚，她夜不能寐，无法入睡，只好从《龚定庵诗词集》中集句抒怀，一气集了20首绝句，题为《惆怅词》。写着写着，似乎一道亮光掠过脑际，人生除了爱情，事业不也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吗？如是想，苏雪林犹如醍醐灌顶，立志将一生献给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color]
[color=#FF6600]2“在苦杯之中掺和若干滴蜜汁”[/color]
[color=#6600CC]1925年6月，苏雪林在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乘邮轮回到了上海。稍作休息，就乘船逆水而上，直奔太平老家。总算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母亲，可床上的母亲骨瘦如柴，不见当年身影，苏雪林鼻酸难抑，在呼唤母亲时，早已泪流满面。杜浣青努力睁开眼睛，看清了面前这个打扮洋气的姑娘就是自己心爱的女儿时，似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精神为之一振。接着的日子，苏雪林总是陪伴在母亲身旁，向她讲述自己在国外的趣事逸闻，并说自己加入了天主教，时时祈祷圣母保佑她。
在母亲的力劝下，苏雪林答应给张宝龄写信，叫他到太平乡下来完婚。
1925年阴历8月14日，历经坎坷的苏雪林与张宝龄，总算在太平岭下喜结连理。苏雪林与张宝龄结婚时的心态是复杂的。岁月不饶人，她已是29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更主要的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她在《绿天·自序》中这样写道：“个人的婚姻虽不能算是一场噩梦，至少可说是场不愉快的梦。命运将两个绝对不同的灵魂，勉强结合在一起。”他们在未结合之前，感情就已有了裂痕。只是因她“天生一颗单纯而真挚的‘童心’，善于画梦，渴于求爱，有时且不惜编造美丽的谎，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在苦杯之中掺和若干滴蜜汁”《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217页。，她和张宝龄的感情在最初的两年里，才没有支离破败，随风而逝。
公正地说，张宝龄“为人也很正派”，“做事极负责”，“对朋友也甚忠实”，“人极聪明”，有语言天分，英文、俄文俱佳。结婚时，在太平岭下不到一个月，“竟能说一口岭下的话”。他虽木讷，“高兴起来，也能说几句诙谐话，引人嗢噱”。《苏雪林自传》，第155页。
结婚初期，为了使岳母宽心，张宝龄总是在她面前表现出与苏雪林相敬如宾、恩爱甜蜜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时时陪岳母聊天，这使杜浣青很是高兴。苏雪林和张宝龄都是不错的好人，只是因为旧的礼教被父母捆绑在一起，才导致了他们婚姻生活的不幸。
张宝龄此时在江南造船厂任工程师，婚假届满，就告别妻子和岳母，回上海上班去了。走前，苏雪林画了张《秋山送别图》给丈夫，并在画上填词一阙《尉迟杯》，以表达她的离情别绪。词曰：
临歧路，日未出，列嶂暧朝雾，四周翠色空潆，影落乱流无数，骊歌乍唱，望去客身已在烟浦，压征鞍无限诗情，纷纷红叶如雨。
婿乡一月羁迟，算慰了十载相思辛苦。玲珑豆子何须种，但勤寄鱼笺雁素，纵今朝惜别伤离，也不作寻常儿女语，只收拾一片秋光，教君珍重携去。
张宝龄到上海后，即买了橘子、糕点寄来，苏雪林深感欣慰，填《临江仙》词一阕代母致谢。词曰：
伏枕正悬游子，忽闻佳饵遥颁，婿乡归去喜平安，常传青鸟信，休寄洞庭丹（蜜橘毋庸再寄）。
三起已同禁柳，再眠还是春蚕，药炉茶鼎伴残年，丈人峰上石，原耐雪霜寒。转引自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第106页。
苏雪林留下来继续陪伴母亲。或许是母女情深，杜浣青的病情在女儿的照顾下日渐好转。7个月后，苏雪林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到上海，打算安顿好后，接母亲去上海就医。
苏雪林未曾料到，她到上海不到半个月，母亲就病故了。当她马不停蹄地赶回太平乡下时，时年54岁的母亲已成了一座新坟。苏雪林伤心欲绝，欲哭无泪。没有母亲，苏雪林的心像风中的柳絮，找不到着落。很长一段时间，她满目心思都是母亲的形象和与之相关的记忆。[/color]
[color=#FF6600]三年后，苏雪林将积满心中的母爱，幻化为自传体小说《棘心》。小说题目取自《诗经·凯风》中的诗句“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她还在扉面上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棘心》不仅是苏雪林纪念母亲之作，而且是一部“写实主义”的作品，有着她“自己的身世和人生经验”。
安葬母亲后，苏雪林回到了上海夫家。由于住处与张宝龄上班的江南造船厂相距30余里，张宝龄每天早出晚归，赋闲在家、又###喜自然的苏雪林，终日枯坐，不免抑郁烦闷。此时，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的恩师陈钟凡，到苏州东吴大学讲学，听说昔日女师大的爱徒苏雪林回国了，便举荐她到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和东吴大学任教。
1926年春，苏雪林赴苏州任职，住景海女校，张宝龄在节假日也偶尔来苏州探望妻子。或许是小别胜新婚，这个期间，是他们夫妻感情最好的时光。
苏州的幽静和江南水乡的美景，使张宝龄着迷。不久，张余三将家产一分为三，三个儿子各得一份。张宝龄分得一份家产后，就想在苏州置屋安家。东吴大学得知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就聘他为理科主任。万事俱备，好事成双，张宝龄于1926年9月，离开造船厂来到苏州。东吴大学安排他们夫妻住天赐庄。天赐庄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前面还有一个大园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一处居家和做学问的好地方。
苏雪林和张宝龄在苏州的二人世界里，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沟通与磨合，婚前的芥蒂也渐渐泯灭。夫妻俩在教学之余，共同治理家务，一同烹饪美食。张宝龄还在东吴大学后面买了一块地——葑门12号，并将自己建造的房子设计成船的模样。苏雪林感受到了婚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温馨与美好。正是这种甜蜜的感触，使她放飞了文学的纪实与想象。而此时，她又看到她在北京读书的友人章廷谦（笔名川岛）为纪念自己的新婚，写了一本美文体裁的散文集《月夜》，便仿效他，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口吻，将自己婚后的生活，在纪实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爱情理想，以美文写出，化名为绿漪，发表在《北新周刊》。后来结集为《绿天》，1928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
《绿天》共收散文6篇，计有单篇散文《绿天》、《收获》和《小猫》，14篇通信组成的《鸽儿的通信》，7篇相对独立的散文构成的《我们的秋天》，以及由6节故事演绎而成的《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共同组成，全书约4万余字。再版过十几次，叶圣陶先后将《扁豆》和《收获》分别编入《高小国文》和《初中国文》课本。
1950年代，苏雪林在《绿天·自序》中，解释《绿天》受读者喜欢的原因是：“由于作者那颗永久‘童心’所流露的单纯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能够引起世故不深的青年读者心弦之共鸣。”《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218页。此言不假，《绿天》讴歌的自然，表现的婚姻生活，都充满着“率真”与“单纯”。
苏雪林在《绿天》的扉页上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开宗名义地向世人宣称，《绿天》是写她和张宝龄的婚姻生活的。事实上，《绿天》并非全是纪实，也有虚构的成分。《小小银翅蝴蝶故事》是长篇写实小说《棘心》童话版的缩写，真实地再现了苏雪林结婚前后的经历和真实感悟。文中的银翅蝴蝶、飞蛾和蜜蜂，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苏雪林、秦风和张宝龄的化身。文中的金蛾、虺蜴、天牛等，在现实生活中都确有其人。
银翅蝴蝶奉母命与蜜蜂订婚后，秉承对爱情的坚守，委婉地拒绝了蝉、蠹鱼、飞蛾等爱慕者。她的心境“未尝不发生一种经微的，难以言说的惆怅”。她“独自飞来飞去”的个###，她未婚夫蜜蜂###情中的“孤冷”和为人的“实用”，以及未婚夫借“工艺还未学毕”，不能前来与她相会的绝情等等，都昭示着他们在婚前已芥蒂丛生。
银翅蝴蝶奉母命完婚后，最初两年，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蜜酒里常掺有苦汁”，因彼此间###格的差异，使之家庭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里“不甚协调了”。银翅蝴蝶天然本色，又文秀可爱，而蜜蜂虽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但“他的头脑不免也变成了机械化”了。
他的工作就是生活，他的人生“只是工作——一刻也不停的工作”和“储蓄”。不仅如此，蜜蜂对银翅蝴蝶“久未生育”，反而将“津贴”拿去负担自己的亲属（同胞姊妹黄裾蝶母子三人和亡兄的未亡人及遗孤）的生活很是不满。“蝴蝶虽柔情万种”，仍然感动不了蜜蜂“那颗又冷又硬的心”。因为蜜蜂是“自己有现成幸福不知享受，却怕见别人幸福”的那种人。因此，蜜蜂的“实利主义”和蝴蝶的“绮丽的幻想”，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color]
[color=#FF0066]夫妻俩积怨很深，无法调和，只好分居了。银翅蝴蝶与姊姊黄裾蝶组成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姊妹家庭”。分居期间，蜜蜂的好友，金蛾爱上了银翅蝴蝶，却遭到了她委婉的拒绝；擅长医术的“蛇医”虺蜴也对她产生了“企慕之心”，并托他的远亲壁虎带给银翅蝴蝶一封情书，她仍不为所动。因为她“自知再没有被爱的利权，何必与人家虚作委蛇，教人家为她白白受苦”。
故而，一旦发觉“雄###虫儿对她有所表示时便立刻抽身退后”，以“‘佯装’来保卫自己的节操”。银翅蝴蝶之所以这样，并非爱蜜蜂，而是爱的“他的影子”。
文中的天牛先生，结合苏雪林的《我的教书生活》，可以认定，他就是沪江大学的顾实。顾实气质鲁莽，举止粗率，“面目黧黑，身躯肥胖，蓄着胡子，经常穿一袭布质长衫，拖一双布鞋”，像个寺院的僧侣。他曾编写有《穆天子传讲疏》，对学界已有观点，大破大立，被誉为学界狂人。
苏雪林与之相契，结下深厚情谊。他进而直率地向苏雪林示爱，苏雪林为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忍痛拒绝了。可这段情感纠葛却使苏雪林感悟道：“认识顾实先生却算我记忆中一枚发着光彩的石子。”《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85页。
难怪天牛说她有“自怜癖”，爱的其实是她“自己本身”。不仅如此，银翅蝴蝶不与蜜蜂离异去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还在于她“在母亲病榻前所立的誓言，和朋友紫蚓女士虔诚德行的感化。”她要做一朵“一尘不染”的玉兰花，心和紫蚓女士永住修道院。这些都是苏雪林自己所说的“书中情事，半真半假”的“真”。《苏雪林自传》，第66页。
苏雪林感情浓烈，而张宝龄生 性 孤冷。新婚燕尔，男欢女爱，两人还是产生过 爱 的。苏雪林在自传中就回忆道：“结婚后，受我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所以我们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得甜蜜。”好的心境催生了“风光旖旎，情意绵绵”的文字：花儿像一群恋爱的女子，“携着手在微风里，轻颦浅笑的等候太阳的光临。”《鸽儿的通信》之五。
“水”，一位娇痴的少女，快乐、活泼，顽皮戏弄着“小红叶儿”和“石头”《鸽儿的通信》之二。。苏雪林用幻化的文字构筑了一个浪漫、华丽的世界，景物优美，富有生命。在童话般的世界，生活着一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眷属。自然，这是苏雪林理想中的婚姻生活，并非她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她后来自嘲为“美丽的谎”。同注②。她之所以如此，是将现实生活的遗憾，以艺术化的散文再现作为补偿，以满足自己潜意识和内心的需要。
然而， 性 格迥异的夫妻，即使新婚初期的夫妻生活如苏雪林笔下幻化般甜蜜可人，也难以持久。苏雪林要的是男女的绝对平等，夫妻双方要相互尊重；而张宝龄以自我为中心，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这就决定了他们都以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去奢求对方的妥协，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是不可能实现的。苏雪林自己也意识到：“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页空白。”转引自石白：《中国才女的红尘旧梦》，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苏雪林和张宝龄在观念上的差异，在美文剧本《玫瑰与春》中的表现更为突出。苏雪林借剧中人物“春”对她的恋人“玫瑰”表明自己的决心：
我以后要勇敢地向前奋斗，在我尚未灭亡之前，不但不再叹一声气，再流一滴泪，而且脸上要永远浮漾着温和愉快的微笑。玫瑰，你究竟太自私，你不配作我理想的伴侣。去吧，永远去你的吧！（一掷将玫瑰冠帔掷于脚下）从此我是脱然无累，可以安心干我所要干的工作了。不过，我还怕我力量过于薄弱，支持不了自己。《苏雪林文集》第一卷，第349页。
因为太明显，乃至于苏雪林当初害怕张家人看见，不敢收在《绿天》里。苏雪林本人却对《小小银翅蝴蝶故事》及下篇和《玫瑰与春》等三篇，描写她“全部婚姻史”的文章，非常珍视，“甚为宝爱”。《苏雪林自传》，第157页。[/color]
[color=#6600CC]苏雪林对自我婚姻生活的失望，又不敢打破现有的婚姻格局，只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中。
此时，她在东吴大学教授《旧诗选读》，所用教材只有原文没有注解。她选讲了李商隐的《圣女词》、《重过圣女词》和《碧城三首》，发现朱鹤龄、冯浩等笺注的解读未免牵强，还不如从典故中探寻其本事。于是，她下大力气，从史料中梳理和精心考证，发现李商隐的无题诗并非托夫妇以言君臣，也非朦胧不可确解，而是隐讳曲折地表现了他与女道士宋华阳和宫嫔飞鸾、轻凤姊妹花的恋爱关系。
1927年春天，据此写成了她平生第一本书《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抗战末期，改名为《玉溪诗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重版时与续编合订为《玉溪诗谜正续合编》。，由北新书局出版，书赠曾朴后，受到了他的大加赞誉，誉之为“学术界的福尔摩斯”。苏雪林深受鼓舞，又开始研究清代两大著名词人纳兰容若和龚自珍的恋爱史，先后写成《〈饮水词〉与〈红楼梦〉》和《〈丁香花〉疑案再辨》，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后，奠定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
正当苏雪林在学术上小有成就时，因她信仰的是天主教，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学校的信仰不同，导致了同事们知道她的信仰后，态度恶劣，视她为仇敌。她倍感委屈，本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未想到张宝龄对她的软弱很是不屑，夫妻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争吵、和好，再争吵、再和好，乃至于恶 性 循环，积重难返。
1927年夏，苏雪林回到上海后，夫妻关系更加冷漠。她为此痛苦万分，却又恪守礼教和名分不愿离婚，勉强地维持着夫妻的名分。为缓解寂寞和负担，经朋友推荐，她到沪江大学任国文教师。其间，在好友杨润余的介绍下，她结识了其嫂子袁昌英（字兰子）和女作家凌叔华，三人由此产生了深厚的情谊。
苏雪林对沪江大学浮华的校风不满，在壁报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得罪了学校当局，一年后被解聘。赋闲在家的苏雪林，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了更多的感悟，郁积于心，不吐不快。于是，她开始写作以自己的婚姻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小说《棘心》。
《棘心》绿漪著，即苏雪林著，这是作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共15章，主要抒写了五四时代知识女 性 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展示了“母亲之爱”与“男女之爱”的矛盾。
小说女主人公杜醒秋在留法期间，受到了秦风的热烈追求，她也为此怦然心动，然而在“我终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的思想下，与自己并不情愿的叔健结为夫妻。但他们是“两个绝对不同的灵魂”：杜醒秋“本好幻想，无事独坐，往往虚构许多空中楼阁”，“她爱宇宙间一切的壮美”。而叔健是学工程的，天生冷漠，无法与浪漫的醒秋产生共鸣。
杜醒秋作为一位受五四时代影响的女子，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奢望在皈依天主教后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仍然一片茫然，只好靠努力去爱“她那理想所构成的神秘影子”，来慰藉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幸。“因为这影子是她的幻想，她的柔情，她的爱，她的梦，一点一点塑造成功。”杜醒秋最终在报答母爱的信念中，找到了完美爱情的表达方式，以虚幻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艺术化。
《棘心》真实地再现了苏雪林早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小说中杜醒秋的思想、性 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杜醒秋和叔健的情感纠葛，几乎是现实生活中苏雪林和张宝龄的真实写照。
方维保就此认为：“在苏雪林那里，恋母与寻夫是胶结为一体的。”《绿天》的基调“在表现夫爱时，也回应着母爱”；《棘心》的基本情节“在表现母爱时融合着对丈夫的寻找”；《苏雪林：荆棘花冠》，第127页。表现和回应母爱不假，寻夫则未必。在苏雪林心目中，爱情远比婚姻庄严和神圣。如她在结婚十年后，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创作的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5期。，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仍然表现了爱情力量的伟大。[/color]
[color=#6600CC]《绿天》和《棘心》，均以“绿漪女士”署名，是苏雪林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共同奠定了她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方英（钱杏邨）在《绿漪论》中说，“苏绿漪和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是有很久的关联的”，并盛赞她“是女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苏雪林文集》第四卷，第398页。
赵景深在《海上集·苏雪林和她的创作》中评价苏雪林道：“其实她的作品与冰心、自清是完全不同的。与绍钧或者有一点相似，但也不像。冰心、自清的作风是流利自然，绍钧不免有点凝重，绿漪就比绍钧更多一点刻画了……她的文辞的美妙，色泽的鲜丽，是有目共赏的，不像志摩那样的浓，也不像冰心那样的淡，她是介乎两者之间而偏于志摩的，因为她与志摩一样喜欢用类似排偶的句子，不惜呕尽她的心血。”同上书，第404页。
苏雪林虽然起步较晚，却很快就与当时活跃在文坛的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一并被誉为最有影响的五大女作家。[/color]
[color=#FF6600]3“可以安心干我所要干的工作了”[/color]
[color=#FF0066]1930年秋，苏雪林接受了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工先生之聘，赴该校任教，月薪200元，是东吴大学的4倍。家庭生活毫无生气，苏雪林便离开苏州前往安庆。此时的安大，群英荟萃，国内知名人士如陆侃如、冯沅君、朱湘、饶孟侃、刘英士等都云集于此。教务长兼文学院长程憬将文化史课让给苏雪林上，因没有讲义，只有大纲，她只好查找资料，另起炉灶。本是客串，因涉及到两河、希腊的文化与神话，后竟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的基础，她自己谓之“意外的收获。”苏雪林：《我的教书生活》，《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87页。
因苏雪林不能生育，在安大任教期间，将秦姓同学的女儿，认为干女儿，取名秦传经。收养女儿后，她曾回苏州一次，希望据此弥合她和丈夫的关系。苏雪林“出走”安庆后，视传宗接代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张宝龄，将一个侄儿过继为自己的螟蛉子，取名张卫。夫妻双方各有所养，积怨更深。因安大处于草创期，基础未稳，澎湃不绝。学生经常逃课，校风败坏，男学生深夜还流连在女生宿舍喧闹。时任女生指导员的苏雪林，要求男学生晚上9点以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结果遭到男生报复。一天晚上，她在回寝室的路上，被一块碎砖击中前额，鲜血直流，留下一个凹痕，伴随终生。
苏雪林《山水》1931年夏，苏雪林在安徽大学任教一年后，在好友袁昌英的举荐下，接受了武汉大学之聘，离开了令她伤心的安大来到武大。武大位于珞珈山，依山而建，美丽如画。苏雪林因没有文凭，虽受到校长王世杰和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袒护，也只被聘为“特约讲师”。她虽心生不悦，但也毫无办法。
苏雪林在武大讲授“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等课程，从头写讲义，虽然辛苦，也自得其乐。或许真应了那句“教学相长”的俗话，她教学所得便是学术专著：《唐诗概论》1933年，商务印书馆。和《辽金文学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以及众多现代作家论，日后结集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出版。
苏雪林对周作人、施蛰存、冰心、凌叔华、徐志摩、朱湘、张资平、邵洵美、戴望舒、李金发等现代作家的解读与评析，不仅客观，而且情真意切，尤其是记人叙旧的散文更是细腻、秀韵、活泼。虽然如此，武大文学院的一些老先生仍未改变对她“半路出家”、没有学历的偏见。她在“中国文学史”的课堂上因写了错别字和读错了音，被学生告发，要不是校长王世杰从中说项，她差一点被武大解聘。
在武大，苏雪林与袁昌英、凌叔华三才女常常欢聚一堂，情同姊妹，被人誉为“珞珈三剑客”。袁昌英(1894—1973)，在五四时期，因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创作的话剧《孔雀东南飞》而名重一时。在希腊神话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加上她出身名门，又留学牛津，有淑女风范。她常常当面指责苏雪林的“洒脱”（不修边幅）行为。苏雪林不以为忤，反而对她在创作和学问上的成绩钦佩不已！
凌叔华（1900—1990），早年创作的《花之寺》和《小哥儿俩》，以描写人物的心理见长，“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她作品中文字的力量是内敛的，“是一股潜行地底的温泉，不使人听见潺爰之声，看见清冷之声，而所到之处，地面上草渐青，树渐绿，鸟语花香，春光流转，万象都皆为之昭苏。”加上她为人温驯雅致，被苏雪林称为“中国的曼殊斐儿”。苏雪林：《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1936年5月《新北辰》第2卷第5期。袁昌英的磊落，凌叔华的雅致，与苏雪林的偏激，正好形成鲜明对比。[/color]
[color=#6600CC]虽然苏雪林与张宝龄关系不甚融洽，但毕竟是夫妻，何况在双方家人面前，有时还不得不装装样子。1934年暑假，苏雪林和张宝龄为庆祝他们的锡婚，还一同到青岛旅游。日后，她还写有《岛居漫兴》和《苏山二日游》等纪念文字。1937年7月，张宝龄在南昌患病时，她也曾前去探望过。自然，这些行为都是出自道义与责任，并非爱。
或许苏雪林婚姻的不幸，夫妻生活长期有名无实，导致了她的一些评人论文，缺乏学理，笔走偏锋，好意气用事。她喜欢或欣赏的人，顶礼膜拜。如胡适、徐志摩和陈源等。
在她心目中，胡适“德行的高尚与完美”无以复加，堪称“圣人”。不仅在做学问上学习其考据的方法，而且终生以维护他的荣誉为己任。胡适生前，执弟子之礼；死后，亲临吊唁，撰文缅怀，先后出版了《犹大之吻》、《眼泪的海》等纪念文字。此外，她自掏腰包为胡适塑了个半身铜像，以示永久纪念。对诗人徐志摩在景海女校所作的关于女子与文学的演讲，更是印象深刻，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她在《北风——纪念诗人徐志摩》中，以诗一般的语言，对徐志摩照本宣科的演讲方式，推崇备至：
他诵读时开头声调很低，很平，要你极力侧着耳朵才能听见。以后，他那音乐一般的调子，便渐渐地升起了，生出无限抑扬顿挫了，他那博大的人格，真率的 性 情，诗人的天分，都在那一声一韵中流露出来了。这好似一股清泉起初在石缝中艰难地，幽咽地流着，一得地势，便滔滔汩汩，一泻千里。《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347页。
志摩的文字虽佳，却还不如他的言语——特别是诵读自己作品时的言语。朋友，假如你读尽了诗人的作品，却不曾听过诗人的言语，你不算知道徐志摩！同上书，第348页。
她反感或厌恶的人，则竭尽贬抑，甚至于近乎泼妇骂街。她在《郁达夫论》中，不仅否定郁达夫作品的内容，而且还一概抹杀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说什么郁达夫“喜欢尽量地表现自身丑恶”；《沉沦》主人公的行为是“作者自己神经有病”所为；《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集‘卖淫文学’之大成”。从而断定，郁达夫是“一个元气被酒色断尽的作家”1934年9月1日《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
对鲁迅的态度更是使人匪夷所思。鲁迅生前，她曾推崇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将自己散文集《绿天》赠送给鲁迅，还写有长文《〈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不仅称赞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鲁迅的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仅《呐喊》和《彷徨》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1934年11月5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44期。
鲁迅死后，苏雪林尽食前言，一反常态，将“反鲁”作为自己的“半生事业”。特别是她在鲁迅死后的“鞭尸”行为，更是使人不齿。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上海，“全国文艺界悲声四起”，她却在武大写长信力劝蔡元培、马相伯不要参加其治丧委员会，并向自己的恩师胡适写信，详细地汇报她的“反鲁”动机和打算。胡适针对她的偏激态度，在回信中予以严厉批评，并谆谆告诫她：“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可她并没有听老师的话，反而固执己见地将她和胡适来往的两封信和给蔡孑民的信，一并交给武昌的《奔涛》半月刊，被冠以《（与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和《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标题发表，公开亮起了“反鲁”大旗。
本来，鲁迅的英年早逝，就使全国文艺界沉浸在悲痛之中，苏雪林不适时宜地唱反调，公开诋毁鲁迅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遭到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也是活该。但她并不为此收敛，反而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反鲁”，并视之为终生不懈的事业。她到了台湾后，“反鲁”的热情更高，先后写了《论偶像》、《论污蔑》、《论是非》和《鲁迅传论》等文章，并在1967年结集了《我论鲁迅》一书，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将“反鲁”大业进行到底。[/color]
[color=#FF6600]苏雪林失去理性，偏离学术研究轨道，近乎泼妇骂街的“反鲁”言论，早已被众多学者用事实批驳得体无完肤，我无须赘述。倒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将“反鲁”作为自己的“半生事业”呢？
苏雪林自己解说有二：其一，与杨荫榆筹办“二乐学社”（类似于今日职业教育）有关。苏雪林在1927年执教东吴大学时，与杨荫榆相识，但两人的交往并不多。1936年夏，苏雪林回苏州休假，因杨荫榆邀请她为二乐学社发起人之故，前往杨宅拜访。方知二乐学社因招到了鲁迅私淑弟子的捣乱而难以为继。出于义气，她在《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中为杨鸣不平，旧事重提1926年前后女师大风潮。
众所周知，杨荫榆在女师大风潮中因站在政府立场中惩治学生，遭到了鲁迅的强烈批判，称其为“寡妇主义”。从而使独身的杨荫榆极度反感。推己及人，婚姻名存实亡的苏雪林，在与杨荫榆的交谈中是否触及到她的隐痛也未可知。但苏雪林的翻案文章，却受到了左翼人士的强烈反击，她因惮于鲁迅威慑，隐 忍 不言。
其二，鲁迅对她的怠慢，使她怀恨在心。起因是1927年秋冬，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上海四马路一家酒楼，宴请凡是在他书局出过书的人。在座者有鲁迅和许广平、林语堂夫妇、郁达夫、章依萍夫妇和苏雪林。那是苏雪林和鲁迅唯一的一次见面。
她回忆说，当别人将她介绍给鲁迅时，鲁迅对她“神情傲慢”，他们之间只是点了一下头，彼此未说一句话。苏雪林猜度，鲁迅之所以对她不屑，缘于她在《现代评论》发表过文章，又与留美的袁昌英等是好友的缘故。苏雪林此说，是一家之言，即便所说的都是真，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她如此出格的言论，与她自小秉承的礼教不无关系。在她看来，循规蹈矩地遵从父母言论和政府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在个人婚姻上，她宁愿 忍 受无爱的痛苦，也要维持名分；在文学理念上，对左翼文学极度反感，自然不会放过左翼文学的旗帜鲁迅。
她对鲁迅的“鞭尸”行为，除了门户之见和她不能容忍鲁迅对官方意志的冒犯外，还与她有不幸婚姻所产生的心理有关。这可以从她替交往不多的杨荫榆张目得到佐证，也能从她为鲁迅在李小峰宴会上的“傲慢”耿耿于怀找到原因。在苏雪林看来，一切打破常规的行为和言论都是十恶不赦的，鲁迅在文坛的至尊地位和个人婚姻上的出轨行为，更是她无法宽恕的。
淞沪战争期间，正值苏雪林从武大回沪省亲。张宝龄在闸北的家夷为平地。苏雪林目睹了残酷的战争场面，尤其是组建不久的中国空军的骄人战绩，给处于劣势的中国军民以巨大的鼓舞。苏雪林将养老所需的陪嫁三千元和十余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所积，购买了两根金条，无偿地捐给政府作为抗战经费，希望用这些钱买一架飞机，来打击日本侵略者。苏雪林捐金购机帮助抗战的义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在上海小报上撰文说，她在法所骗教会的金条甚多，如今所捐甚少，不值得称道。这当然是不实之论。公正地说，苏雪林的爱国之心是炽热的，她不仅捐金助战，而且还大力支持侄子们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1938年夏，苏雪林随武大迁往四川乐山。在这8年间，她致力教学和潜心学问研究。诚如她自己所说，她入川时，正处于四十转变时期，婚姻生活的不幸使之将“生理上之要求”“升华”到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虽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还时不时要躲避日机轰炸，但她“那段岁月文思之怒放有笔底生花之概”《苏雪林自传》，第96页。。先后出版有《青鸟集》、《屠龙集》、《南明忠列传》和《蝉蜕集》等作品。
抗战期间，苏雪林与张宝龄失去联系。1944年，武大工学院的郭霖教授病逝前，极力向校方推荐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张宝龄来校任教。校方向苏雪林打听张宝龄的地址，她还是从上海的公公张余三处，得知丈夫在云南某机构任职的消息的。学校遂将聘书寄往，他们夫妻始得在乐山重逢。数年不见，张宝龄“似乎略通人情世故”，对苏雪林“也比从前温柔”，夫妻之间“过得还算和睦”。同上书，第104页。但张宝龄在乐山的武大只待了一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他因想念上海的父母，即向武大辞职回沪，夫妻俩再度天各一方。[/color]
[color=#6600CC]1946年秋冬之际，苏雪林随武大迁回珞珈山。在此任教三年，除继续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外，主要致力于屈赋的研究，并矢志全身心投入。其后，苏雪林积半生之力，出版了18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屈赋新探》，其开放的研究视野和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研究方法，为人所称道。此外，还与法国汉学家善秉仁合编了一部具有开创 性 质的《中国现代戏剧小说一五○○种提要》的工具书，对于新文学研究不无裨益。
苏雪林因“反鲁”而成为众矢之的，国内刊物几近无，她的作品只能在张道藩主办的《文艺先锋》杂志上发表。
20世纪40年代，一心维护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苏雪林，不知何故被列入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黑名单，若非熊佛西之妻朱君玖相救，她亦可能与之一同被捕。
解放战争结束前夕，苏雪林离开了任教18年的武大，直奔上海的丈夫而去。张宝龄从乐山回上海后，因承揽工程，收入丰厚。或许彼此已过知天命之年，性 格又不合，聚少离多，虽是久别重逢，感情却越来越淡。出于道义和夫妻名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苏雪林心焦气烦，不知何去何从？
在观望等待中，她先后去拜访了在上海的恩师胡适、好友赵清阁和陆小曼。不久，她因高乐康神甫举荐，被香港真理学会聘用。上海解放前夕，苏雪林独自离开张宝龄来到香港天主教会主办的真理学会任职，主要负责《时代学生》的编撰工作。在此期间，她与同乡画家孙多慈、故友方君璧偶有往来。苏雪林在港初期，国内的袁昌英夫妇、老师陈钟凡教授，曾力劝她回国效力，她因恐惧“反鲁”言论遭到左翼人士秋后算账而不敢。回国不成，香港的工作又异常繁重，苏雪林于1950年前往巴黎圆她的画家梦去了。
苏雪林在巴黎期间，除了写游记外，还作过不少画，写过不少画评。日后出版过《苏雪林山水画册》和《我与国画》等。此外，她还到巴黎大学听课，研究世界神话。平常与好友方君璧和潘玉良往来较多。她在《看了潘玉良女士绘画展览以后》，以万字篇幅盛赞这位昔日好友，今日著名画家的画：“气魄雄浑，表现力极强，大幅的画，充满了生命的跳动，热烈情绪的奔放，万不像纤弱女子的手笔。”转引自方维保《苏雪林：荆棘花冠》，第222页。
1952年6月，苏雪林得知大姐苏淑孟风湿病日重，很是挂念，便给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去信，希望他为之在台湾谋一大专教席，未果。不过，王世杰仍说服罗家伦和张道藩，从他们所主持的文化机构中拨付500美元给她，她才得以乘船回到台湾。1957年，苏雪林将旅欧期间写的游记，结集为《三大圣地的巡礼》出版，后改名《欧游览胜》。
苏雪林回台湾后，受到了王平陵等好友的热烈欢迎。昔日在大陆因“反鲁”而遭到左翼报刊的阴影一扫而光，台湾的“报章杂志争相约稿”，她仿佛有“绝处逢生，获得了一个新生命”《苏雪林自传》，第140页。之感。
随后，她仍在台北省立师范学校当“教书匠”。四年后，应台南工学院改制为成功大学之邀，前往任教。1964年，获休假一年机会，时年68岁的苏雪林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一年，后又回到成功大学任教，直到1973年退休。苏雪林终生执教杏坛，教书已融入她寂寞的生命，成为她须臾不可分离的生存方式，给了她无穷的乐趣，使之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苏雪林怀抱热情，一生献身教学，并致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跟她婚姻生活的欠缺不无关系。苏雪林到香港真理学会时，张宝龄不愿与之前往而留在了大陆。他们之间并未断绝音讯，反而较年轻时的通信更为频繁。苏雪林从丈夫的信中知道，人民政府尊重人才，将其调往东北造船。他与儿子一同前往，退休后住在北京。1960年2月，张宝龄在北京因患胃病去世。直到同年夏天，苏雪林才得知丈夫的死讯。
斯人已逝，恩怨全无。已过花甲之年的苏雪林，不禁悲从中来。往事依稀似梦，今日尽到眼前。1925年与张宝龄结婚，一晃36载，两人共处不到4年。夫妻间的不和谐在时空的阻隔与冲刷下，已随风而逝。死者留给生者是难以抹去的追怀和对这场父母包办婚姻的反思：
他只是同我无缘，因他所要求是个三从四德、竭忠尽智、服侍他如王太子一般的女子。可怜我虽会弄弄笔头，家事半点不会。我虽敬仰我母亲的德行和才干，母亲的德行并未遗传给我，才干更没有。我至今还不能入厨煎荷包蛋、做一碗青菜豆腐汤。洗衣只能洗手巾和袜子，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况我偏向母家，协助姐嫂，更令他嫉妒得像心头有火燃烧，一刻也不能容 忍。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根源……
……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过去受的屈辱已不少，若自己的名字再刊布报纸，让那些好事的记者把我横涂直抺，实觉不是滋味。但我因这些原因，叫张宝龄孤栖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觉对不住他！《苏雪林自传》，第157页。
或许真应了那句俗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宝龄自从东北退休后，因患胃病一直住在北京。这期间，他与苏雪林天各一方，音讯杳无。
张宝龄病重期间，侄媳妇要为他织一件毛线短衫，因线不足，在他箱子中找到一条颜色与之相同的羊毛围巾，便打算拿来拆开用。他连忙摇手阻止道：“这是你们二婶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线不足可以到街上去买。”接着，他又老泪纵横地补充道：“我过去对你们二婶是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不久，张宝龄就病逝了。
20世纪80年代，内地和台湾恢复通邮后，张宝龄的侄子将此情景写信告诉苏雪林时，她无限感伤地喟叹道：“一世孽缘，难得临死前还说了几句忏悔的话。”同上书，第156页。
苏雪林《黄山》苏雪林一生勤奋，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95岁时还写有《浮生九四》年届九五，却命名九四，苏雪林解释说，因为九五是虚龄，何况九五会引起“龙飞九五”和“九五之尊”的嫌疑，这是她“深感可厌”的，故而取名《浮生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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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坚持不懈，使她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散文创作，学养深厚，才情横溢；作家评论，见解独到，别具一格；学术研究（特别是屈赋研究），视野开阔，发人深省。为此，她多次获得台湾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奖励，被媒体称之为“国宝”和“文坛祖母”。
苏雪林一生节俭，生活俭朴，粗茶淡饭，甘之如饴。但她并不吝啬，乐于助人。抗战时，义无反顾地捐金为国；退休后，为成功大学捐款，将幼年读书时的“海宁学舍”买下赠送给安徽黄山市黄山区文化局；无偿资助子侄辈们，不胜枚举。
1998年5月，已过百岁的苏雪林，不顾年老体弱，在阔别故乡73年之后，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太平，并登上了黄山览胜，成为登上黄山年龄最长者。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因肺炎而病逝于成功大学附属医院，走完了她毁誉参半的一生。同年八月，她的骨灰安葬在太平故乡母亲墓旁，实现了她魂归故里，永伴母亲的夙愿。
苏雪林因背负旧传统包袱，为了母爱，舍弃了怦然心动的初恋，饱尝了无爱婚姻的孤苦。但她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将之转化为动力。她自己就如是说道：“实际上，我是个人，是个普通女子，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从此再也不想谈这两个字，把爱情升华为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倒也是意外的收获。”表现母爱情怀和婚恋轨迹的《绿天》和《棘心》，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累累硕果，都是她不幸婚姻的“意外收获”。为此，她对这桩不幸婚姻充满了感激：
90年代的苏雪林，她跨越了两个世纪，享年102岁，笔耕80载，著述等身，凡2000万言。我想我今日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假如我婚姻美满，丈夫爱怜，又生育有一窝儿女，我必安于家庭生活，做个贤母良妻，再也不想到社会上去奋斗，则我哪能有今日的成就？《苏雪林自传》，第158页。
然而，作为个体的女性而言，无爱的婚姻未尝不是一个“缺陷”。这种情爱生活的缺失，使之为人论事不免偏激，一些看法有失公允。早年因“反鲁”而声名狼藉；晚年与刘心皇、寒爵互扣红帽子，使人不齿，留下一生毁誉任人评说。[/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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