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耒耜之利
炎帝文化历史悠久。炎帝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它主要包括：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陶瓷文化、天文地理气象、交易市场和社会文明等六个主要方面。
农耕文化———耒耜之利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越来越少。这时，部落只有整体或部分迁徒，到新的地方披荆斩棘，烧荒垦土，刺穴播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
经过多次迁徒，炎帝部落来到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广阔平原。这里，土地平衍广袤，土壤松软肥沃，是播种作物的好地方。
频繁的迁徒，繁重的劳动，先民们疲惫不堪。为了让部落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炎帝决心改进耕播种和种植方法。
《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传说，炎帝和大家一起围猪，来到一片林地。林地里，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嘴巴伸进泥土，一撅一撅地把土供起。一路供过，留下一片被翻过的松土。
野猪拱土的情形，给炎帝留下很深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经过反复琢磨，炎帝在刺穴用的尖木棒下部横着绑上一段短木，先将尖木棒插在地上。再用脚踩在横木上加力，让木尖插入泥土，然后将木柄往身边板，尖木随之将土块撬起。这样连续操作，便耕翻出一片松地。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上称之为“耒”。
在翻土过程中，炎帝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直的耒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他将“耒”的木柄用火烤成省力的弯度，成为曲柄，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为了多翻土地，后来又将木“耒”的一个尖头改为两个，成为“双齿耒”。
经过不断改进，在松软土地上翻地的木耒，尖头又被做成扁形，成为板状刃，叫“木耜”。“木耜”的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为减小,还可以连续推进。木制板刃不耐磨，容易损坏。人们又逐步将它改成石质、骨质或陶质,有的制成耐磨的板刃外壳,损坏后,可以更换，这就是犁的雏形了。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等。后人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其实，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实现的。后人把这些成果归于炎帝，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崇和对先祖的怀念。
随着耕播农业的出现，原始的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肥料、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相应产生。《白虎通》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在部落迁徒和拓展过程中，耕播工具和耕播技术很快传播到黄河和长江广大流域，并逐步形成北方以种植旱粮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耕作习俗，就是这把拙朴的耒耜，在莽莽荒原上掘开了农耕文化的汩汩的泉流。于是，炎帝部落成为炎帝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始作耒耜”的神农炎帝，则是开创我国农耕文化的始祖。
炎帝文化－－文明的发源[农耕文化]
炎帝文化历史悠久。炎帝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它主要包括：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陶瓷
文化、天文地理气象、交易市场和社会文明等六个主要方面。
农耕文化———耒耜之利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越来越少。这
时，部落只有整体或部分迁徒，到新的地方披荆斩棘，烧荒垦土，刺穴播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
经过多次迁徒，炎帝部落来到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广阔平原。这里，土地平衍广袤，土
壤松软肥沃，是播种作物的好地方。
频繁的迁徒，繁重的劳动，先民们疲惫不堪。为了让部落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炎帝决心
改进耕播种和种植方法。
《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说，
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传说，炎帝和大家一起围猪，来到一片林地。林地里，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嘴巴伸进
泥土，一撅一撅地把土供起。一路供过，留下一片被翻过的松土。
野猪拱土的情形，给炎帝留下很深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经
过反复琢磨，炎帝在刺穴用的尖木棒下部横着绑上一段短木，先将尖木棒插在地上。再用脚踩在横
木上加力，让木尖插入泥土，然后将木柄往身边板，尖木随之将土块撬起。这样连续操作，便耕翻
出一片松地。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
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上称之为“耒”。
在翻土过程中，炎帝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直的耒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他将“耒”的木柄用火
烤成省力的弯度，成为曲柄，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为了多翻土地，后来又将木“耒”的一个尖头
改为两个，成为“双齿耒”。
经过不断改进，在松软土地上翻地的木耒，尖头又被做成扁形，成为板状刃，叫“木耜”。
“木耜”的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为减小,还可以连续推进。木制板刃不耐磨，容易损坏。人们又
逐步将它改成石质、骨质或陶质,有的制成耐磨的板刃外壳,损坏后,可以更换,这就是犁的雏形了。
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
要进行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
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等。后人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
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其实，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野生
动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实现的。后人把这些成果归于炎帝，表现了人们对他
的尊崇和对先祖的怀念。
随着耕播农业的出现，原始的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肥料、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相应
产生。《白虎通》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
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在部落迁徒和拓展过程中，耕播工具和耕播技术很快传播到
黄河和长江广大流域，并逐步形成北方以种植旱粮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耕作习俗，就是这
把拙朴的耒耜，在莽莽荒原上掘开了农耕文化的汩汩的泉流。于是，炎帝部落成为炎帝时代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而“始作耒耜”的神农炎帝,则是开创我国农耕文化的始祖。
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从吃“虫兽果蚌”到吃“粟黍牛鸡”
——中国农业最早在中原地区兴起
农业产生于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洪荒的远古历史，都被时光的尘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从文献记载的传说和考古发掘出的石头中找到一些记忆。
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找到了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
程民生（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始人在御寒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温暖的地区生活。当时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自然植被茂密，遍布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其中生长着众多种类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而且河流纵横交错。河南境内的土壤主要是黄土，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作物营养元素，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不需要进一步分化即可生长植物，只需用木、石等简单的工具就可耕作，加上土层深厚，便于保墒蓄水，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最适宜于人类获取生活资料和发展生产，故而在这里最先发展起了原始农业。
张九洲（河南大学教授）：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华夏族就开始了农耕实践。中原地区发现了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遗址，就是距今约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文化。这里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表明农耕文化已经确立，并有了一定发展。到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大型定居村落，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农业进入了锄耕（或耜耕）阶段。
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故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搞农副产品加工等。特别是农桑并重的生产结构，成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程民生：当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是多元发生的。在中原的周边，如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也曾兴盛一时。但持续的趋势却有不同，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的局面，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入文明、建立国家。而中原文化则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崛起，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
──中原农耕技术曾领先世界
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中原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
张九洲：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农业已由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原农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在夏到春秋的这一过渡时期中，中原农业进入了沟洫排灌的农业时代。殷墟甲骨文除记载了不少农事活动内容外，还出现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农业已在中原大地兴起。周朝晚期，铁制农具在中原地区渐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虫防治，土地连作与休耕制被人们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现了耦耕和犁耕，并重视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们还在田间管理方面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作法──锄地。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农业的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话，那么到了两汉和南北朝，则是这种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基本形成时期。两汉时期，中原冶铁业非常发达，政府对农具的制造和推广也非常重视，从而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更加迅速地发展。就垦耕工具来说，除了铁犁外，还有铁齿耙、钅矍（即镢，相当于现代的铁镐、铁镢）和 （即锹）等；播种工具出现了耧车。此外，还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间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脱粒收藏和运输工具、加工工具等，到东汉时又出现了水磨。铁范铸造金属器类已相当普遍。到魏晋南北朝时，以保墒防旱为中心的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基本形成，主要标志是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农业耕作技术系统化。这一技术体系，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的领先技术，至今仍是中国北方农业中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后来随着大量中原人的南迁，这些技术措施也随之传播过去，从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原古代先进的农耕技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基础。
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农作物品种的选育、栽培和粮食的加工、储藏，中原地区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发展中也处于前列。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原地区的先民们不仅最早在华夏大地开发了农业，而且也很早认识到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灌溉机械的创造发明，这正如徐光春书记举例所说：“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是啊！直到唐代中期，中原农耕技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灿烂悠久的巢湖地域农耕文化
巢湖地域开发较早，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1980年从和县陶店镇汪家山龙潭洞发掘出土了一具国内现存最完整的猿人头盖骨，与此同时还发现了石器、成批的骨角器以及各种动物碎骨、灰烬物质，时间距今20-40万年。同样在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巢县（今居巢区）银屏镇银山村进行考古发掘中，获得了距今20万年前人类的一块枕骨、一块上颌骨，表明银山人属于早期智人。同时发掘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中国鬣狗、肿骨鹿、小猪、剑齿象、貘、犀牛、獾、豺和野猪等。从动物种属看，当时居巢区一带为山地环水，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大片的草原、湖沼、河流，气候温暖湿润。这说明地处长江下游的巢湖地域，存在着灿烂悠久的原始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一、源远流长的稻作生产
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诞生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人类所能吃的东西，主要就是植物和动物。因而，在人类尚未学会生产食物之前，就是单纯地向自然界索取、采集与狩猎。
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选择生息繁衍的家园时，基于生存的考虑，气候温暖、水源充足、河流密布、岗地相间的巢湖地域，成为先民聚落生活的较为理想之地。
聚落是伴随着农业经济出现和人类定居生活开始而出现的。由渔猎而农业，由迁徙不定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聚落，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农耕生活虽然艰辛、单调，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遇到洪水灾荒，还会颗粒无收。但先民认识到，其稳定性仍然是渔猎所无法比拟的。
稻作农业是稻作农业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一项重大发明。此时，巢湖地域出现了一些固定的居民点——聚落，如肥东大陈墩、肥西古埂、含山大城墩、含山凌家滩等。其中以含山凌家滩的文明程度最高，在含山凌家滩聚落遗址内，发现既有大型宫殿、祭坛、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石器、陶器等。这些玉器与同一时期其它遗址发现的玉器相比，其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是罕见的。考古学家由此推断，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城市。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发展的标志。表明当时凌家滩一带，既是一个行政中心，同时也是“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的一个地区经济中心。而凌家滩发达的玉文化应该是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后盾的。在凌家滩遗址废弃建筑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用稻壳稻草作掺和料的现象,表明凌家滩时期的人们从事稻作农业。而且，这里的聚落经历了一段长期稳定的社会发展过程，经济发达、物质充沛、氏族居民安居乐业。人们创造和生产的物质财富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劳动力来生产奢侈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中心不可能是孤立的，既然存在着凌家滩这个行政、经济中心，那周边地区就一定存在着呈散状型分布的、数量可观的聚落，支撑着这个中心。
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中国是亚洲稻的原产地之一，其驯化和栽培的历史至少已有7000年。在同属于新石器时期巢湖区域的肥东大陈墩、肥西古埂等一些新石器遗址中，也多次发现过炭化稻谷凝块和烧焦的稻粒。而在稍晚一点的含山大城墩二里头时期的地层中，发现过成片堆积的炭化稻谷，经鉴定有籼型和粳型两种。这说明大城墩的先民们已经能够区分并熟练掌握两种水稻的种植技术了。显然，稻作农业在一些聚落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这些表明，巢湖区域早期的农业生产，是以稻作为主的，属于我国传统的水稻种植区。同时出土有石刀、蚌刀、蚌镰、石铲、石锄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陶杯、陶盏等饮酒器皿,表明当时的农业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已有多余的粮食来储存、酿酒了。
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有着良好的水、热、光照条件，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水稻的生长。稻米是巢湖地域居民的主食，巢湖地域一直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勤劳智慧的先民，曾创造出达到一定高度的农业文明。目前虽然很难得出稻作农业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重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而在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稻作农业是在不断发展的。曹魏时期的刘馥是在西汉人刘信基础上重修七门堰，用它发展水田，推广种稻，很有成效。宋代人记载：“江淮民田，十分之中，八九种稻。”粮食作物中，稻米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仅从1910年征收的田赋中可以看出：政府从庐江、无为、居巢、和县、含山征收的稻米达到27884石多，而同一年征收的麦子仅为152石多（《皖政辑要》黄山书社、第219、222页）；根据1919年安徽省60县经济调查，巢湖区域的水稻种植面积达3213674亩，水稻产量达6270974石；而（小、大）麦种植面积为646022亩，麦类产量达951744石。水稻种植面积占稻、麦种植总面积的83.3%；水稻产量占稻、麦总产量的86.8%。（《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09-111页）考虑到古代先民更多的是靠近水源生活、耕作，加之人口不多，想必稻作在整个粮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会更大。
所以说巢湖地域的稻作生产源远流长，至少已经有5300年以上的历史了。
二、稻作生产产生的农耕文化
所谓文化，既是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指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主要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两大体系构成。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显然是与其自然环境特点相适应的。
稻作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带来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些决定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决定人的体格与性格，人的体格和性格最终决定了文化的特征，而文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
稻作农业在耕作方式上经历了火耕（刀耕火种、火耕水耨是不同阶段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相对于刀耕火种来说一个进步。所谓“火耕”，是水稻收割后，秋冬时节将留在田间的稻秆以及杂草放火焚烧，化作灰肥。“水耨”，是在水稻生长到一定程度后适时除掉伴随而生的杂草，并灌水将耨断的杂草沤腐，化作肥料。经过这种改革，水稻产量有了提高）——锄耕(耜耕)——犁耕3个不同发展阶段。在耕作制度上经历了撂荒耕作制、轮荒耕作制、轮作复种制和多熟制等几个发展阶段。
稻作生产，早期主要是靠天吃饭，受自然界制约的因素很多。由于当时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有限，对客观世界还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对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些自然因素和灾害现象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往往把它们看作是自然的恩赐和惩罚，以为自然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因此加以崇拜，进行祭祀，祈求其保佑和恩赐，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增强自信心，从而导致原始宗教的萌芽。原始宗教的范围和内涵非常广泛，由于农业生产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所以有关农事的崇拜和祭祀也就成为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稻作生产中的农事信仰活动，最重要的是对天、雨（水）、农神予以人格化而加以崇拜，即农民在从事稻作生产过程中，遇到风调雨顺时，获得大丰收；遇到自然灾害时，就歉收乃至颗粒无收，便对某些自然力产生感恩和畏惧。太阳、水都是水稻生长不可缺少的要素。巢湖地域多水，稻作农业对水的依赖，生产方式导致了这一区域的人们与水有特殊的感情，当遇到旱情，稻生长需要水时，人们祈雨；而遇到洪涝时，人们又欲止雨。其中的祈雨礼仪形式复杂而多样，有敬神、娱神、驱使等类型。祈求各位先祖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如动土、播种、青苗、尝新、收获、入仓等）给以保佑，以达到丰收的目的。
中国社会始终是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大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循环封闭系统——人的食物是驯养的动物和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并以植物作为燃料和农具原料；人畜的粪便和草木灰则是恢复和增加地力的上好有机肥料；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反过来又滋养了人与动植物，增强抗灾能力和提高生产力。
四季分明，农事活动的张弛有节，也产生了与稻作活动密切相关的节日、习俗，反映出农业生产各个重要阶段人们的迫切愿望和习惯。农事节日多，且具有潜移默化特点，时代越早，其共性越多，所具宗教、巫术色彩越浓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水平的提高，有些农事节日随之不断演变发展，有的节日已仅存形式或象征性内容，由于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种植作物有所不同，其节日内涵也显得丰富多彩。
农谚是生长在土地上的绚丽花朵，是农村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农谚不仅文字洗练，合辙押韵，生动易记，有的还揭示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概括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巢湖地域流传着很多的农谚，古代的稻作农业多半以“靠天收”而决定收成，民众常常凭天气、物象和经验来预测年景，“立春”日晴天最好，农谚说是“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好雨下三场，粮食没处藏。”“立春三场雨，遍地都是米。”“一阵太阳一阵雨，栽下黄秧吃白米。”“立秋三场雨，秕稻变成米。”“立秋三场雨，遍地出黄金。”“立了秋，那里下雨那里收。”“处暑里的雨，谷仓里的米。”“黄梅天，十八变。”“黑夜下雨白天晴，打的粮食没处盛。”有培育壮秧的农谚：“秧好半年稻”；有关于插秧技术要求的农谚：“会插不会插，看你两只脚。”“早稻水上漂，晚稻插齐腰”等；有关于施肥技术要求的农谚：“积肥无他巧，十字诀记牢。烧熏挖换扫，割沤堆拾涝。”“要想多打粮，积肥要经常。”“猪要圈养，有肥有粮”等；有关于田间管理的农谚：“处暑根头摸，一把烂泥一把谷”等，强调中耕的季节及重要性；有关于土地的农谚：“地靠人来养，苗靠肥来长。”“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人养地，地养人。”“人糊田，田糊人。”；有关于勤劳的农谚：“人缺地的工，地缺人的粮。”“赖地怕好汉，好地怕懒汉。”
稻作生产年复一年，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重复、稳固的生活方式，并且还要和自然作斗争，需要极为坚忍的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从事稻作生产的人会逐渐形成务实的心理趋向，自然容易产生循环往复、恒久不变的保守意识。
以食用稻米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巢湖区域的人，植物性食物养育了他们纤巧灵活的体格，日日面对赖以生存、精心呵护的柔弱的庄稼形成的只能是细腻、温和的品格。所以，创造的文化自然是温和的、精致的和充盈着灵气的文化。
三、巢湖地域农耕文化与周边农耕文化的关系
农耕文化具有稳定性、典型性、积累性。与逐水草而居、四时迁徙、帐篷为家、肉食为主，具有分散性、流动性的游牧文化相比，显然是处于高位的、更文明的阶段。
巢湖地域农耕文化既与农耕文化、周边的稻作文化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个性的一面。共性的一面，农耕文化大抵是一种有根的内敛自足型文化，其核心就是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之上的群体主义观念。诸如农耕文化的命根子是土地，从而形成安土重迁观念、血缘伦理观念、群体至上观念、大一统观念等基本文化特质。由此又生发出，诸如重天道循环而轻创造发展、重形象综合而轻逻辑思辨、重等级专制而少民主意识、重关系权衡而轻法制平等、重群体生存而轻个体自由、重应用技术而轻实证科学、重传承因循而轻改革变异、重伦理秩序而轻个人奋斗、重子孙繁衍而轻个体素质等。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铸就中庸的人格；世代相传、聚族而居，形成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重伦理轻自然社会观、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安土重生的生活情趣等。
构成地域文化不外乎有两个因素，一是地理环境，二是社会结构。古人早就注意水土风物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所谓“橘生淮南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如和州志记载：“隋志说历阳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平陈之后，俗尚淳质好俭约，而到了清代，乾隆以前风尚淳质，勤穑务本，学无畸士，市无莠民，今（光绪年间）习染稍侈，尚未失质朴之遗。”
我们所说的巢湖地域概念，通常是指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可能就不一定是精确的，只是大体上指巢湖流域，即环巢湖一带。由于巢湖与长江相连，属长江流域。但其本身的流域面积近1.4万平方公里，自成体系，是长江流域中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漫长的历史风尘逐渐泯灭了地域的地理学概念，沧海桑田，人口流动、迁移，景物易貌，加之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不确定性增强，只剩下大致的名称了。鉴于巢湖的行政区域是巢湖流域的主体部分，是巢湖文化的重要生源之地，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巢湖地域，一般指的是巢湖流域和行政区划的叠加，主要是指巢湖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同一个文化区总有在文化上均一的共性，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复合体。一个文化区内即使自然地理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化特征方面仍具有共同的空间属性。所以我们在尊重共性的同时，更加重视巢湖地域农耕文化的个性。
巢湖地域的古代农业耕作活动文化有其自身特点，也有其兼容性。随着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耕文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并可大致分为农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指诸如农业种植、生产器具等为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而精神文化则是指诸如植根于稻作农业的农耕文学、民俗。其中包括反映稻作农耕的文学、诗歌、绘画、谚语、文化娱乐及稻作农耕民俗中的农事节日、宗教礼仪等精神层面的东西。
巢湖地域地处江淮之间、华东腹地，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交融、传播、碰撞的地区。华东腹地，在古代通过肥水连接淮河、通过濡须河连接长江，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春秋时期是楚国与吴国的交界地，也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传播、碰撞的重要地区。连接着长江和黄河两大文明起源区,既有南北方文化及其影响因素，又有自身地方特色。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比较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仅是商品，“而且还获得了货币的职能”［2］。鉴于游牧经济结构所限，发展不平衡，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促使他们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质交换。而雄据中原的汉族，无论在人口数量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都要比游牧社会发达，农耕文化所产生的高度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自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于是代表游牧民族的畜产品——马、牛、羊、驼等与代表农业民族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粮食、布匹、茶叶等第一次实现了以物易物或通过“茶马互市”，或依靠“草原丝绸之路”实现之，因此说，游牧经济天然地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当然，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显然农业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这种经济的写照。可见，自然经济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
（三）畜牧业资源利用率高于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黑车白帐，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经济生产条件下，没有人工种植牧草，只靠天然牧场自由放牧，作为第二生产资料的牲畜，对第一生产资料的天然水草，具有其自然的掠夺性。牲畜一进入草场首先就吃好的，好的不足才吃次的，次的不足就要转移牧场，游牧民必须随其畜
群，按季节而游牧，逐水草而迁徙。蒙古民族的众多部落，夏则居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场，冬则居气温暖和的山麓向阳处，无论远距离还是近距离，草场都能得到轮休，而且，游牧经济投入的是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少量的劳动力，因而经济效益高。牲畜采食牧草的种子和枝叶，缺草时几乎吃掉牧草全株，相比之下，农业只利用粮食作物的果实，利用率只有25%，效益低下。
此外，草原畜牧业的丰歉，不是简单地看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多少，主要依赖宽广而丰美的草原和是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游牧生产是一种短链生产，天然草场的质量及其变化是决定因素，一年四季的变化，决定了畜群都要经历的“春死、夏活、秋肥、冬乏”的轮回，但这种游牧生产，净生产量大，发展快，只要草原上有足够的生物量，就会出现肥壮的马、牛、羊、驼。而农业劳动生产就大不相同，一个劳动力使用简单工具种几亩地是固定的，要扩大规模就需要改进工具或增加劳动力，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在规模经济弹性上有很大差异。
当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事种植业的民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精耕细作生产技术，使我国种植业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导致人口过度膨胀、文化闭塞；而游牧民族从草原生态环境的实际出发，依靠天然草原，自然繁殖，总结出一整套完善的畜牧业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其弊端则是生产方式结构简单，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草原生态环境抗干扰能力差。
经济形态决定着社会文化心态的差异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对草、畜的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民族能够达到。因为草原和畜群在其经济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民歌、祝词、赞词、谚语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表达了游牧民族对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美。千百年来，蒙古民族遵循着祖先的遗训，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当中，就制定了严格的保护草场的制度，凡破坏草场者，受惩罚，甚至杀头。
《黑鞑事略》中记载：“草生所属地者，遗火而熟草者，诛其家。”［3］更不允许随便开垦草场，他们深知“草也好，马也肥”［4］的道理。从小生在马背，长在马背上的蒙古人，对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爱马、惜马是他们的传统。在蒙古部落里，哪一个人用鞭子
打马眼睛是相当于犯罪的。每当打猎或出征之前，部落首领都要对属人进行爱马教育，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命速别额台追袭脱黑阿时降旨道：“当惜马于未瘐时……马既瘐则惜而无济矣。”［5］可见，一个民族的概念世界决定了该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该民族的文化特质。
不同的文化渊源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构成自己的民族个性。在历史的舞台上正是通过其独特的“个性”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
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对隔绝的内陆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这个团体不断壮大起来。具体地说，它来源于草原文化这个大环境，诸如草场、牧群、冬夏营地、穹庐毡帐、衣裘饮酪及隆重的那达慕、敖包会、祭典、婚礼和佛事活动等等，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猛兽、风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特别是围绕这一地域的尚武习性，形成了备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活动，这是草原牧民勇敢、坚毅、好胜性格的真实写照。
的确，特别的性格来自特别的环境，正如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6］大自然赐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怀，他们饱经生活的艰辛和乐趣，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任何时候能够与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使游牧文化具有开放性、时代性的特征。
自古生活在中原的汉民族，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较为发达的文化事业，使人产生依恋故土、不慕异地的观念，世世代代面朝黄土的人们，自然对土地的恩泽加倍地感谢。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耕耘劳作，使他们具备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忠贞、礼让、仁爱的交往态度，严谨细腻的思维方式，既有勤劳朴实、内向的民族性格，又有知足、安分、守一的心理习性。这些特点，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民族往往具有行为模式的从众，思维模式上的狭隘和单一，缺少个性和特点，不易于融合外来文化，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局限性在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表露。
注 释：
［1］ 《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宋］徐霆：《黑鞑事略》，第6页。
［4］ 《蒙古秘史》，新译简注本，第152页。
［5］ 《蒙古秘史》，新译简注本，第207页。
［6］ 《大地的引力》，见《巴·布林贝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1、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称之为“田器”、“农器”和“农具”。制造农具的原料，最早是石、骨、蚌、角等。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有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铁的冶铸技术发明至迟始于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更富有广阔前途的锐利工具，加快了铁农具代替木、石、青铜制农具的历史进程。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能清除大片森林，使之变为耕地、牧场，也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使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农具按功用可分为下列几类：
1、高效的取水设备和机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低处的水引向高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过不少灵巧的发明。人们熟悉的水车，也叫“翻车”、“龙骨车”、“水蜈蚣”。它出现于东汉、三国之际，最初只用来浇灌园地，后来被水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将近二千年来，在生产上一直起着较大的作用。筒车，今天在许多地方还可见到，大约有千年以上历史。这是把一个大的转轮，周围系上许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边，转轮一部分没在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桢《农书》里记载的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构造比较复杂，效率比较高，都是从翻车和筒车变化出来的。高转筒车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为了把水引向远处，则有连筒和架槽的发明。连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里面的节，一根根连接起来，下面随地势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涧谷，把水引到很远的地方。架槽的设计基本上同连筒一样，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这类器具，正如王桢所说：“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四，地上有可兴之雨。”反映出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创造发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实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
耒耜是犁普遍使用前的主要耕具。它类似现代还使用的铁铲、铁锹，也有叫臿的。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中国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区普及使用。甘肃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说明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型。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二牛三人耕”的耦犁，有犁辕、犁梢（犁柄）、犁底（犁床）、犁衡、犁箭等部件。犁壁（又叫犁镜或犁碗）在汉代已广泛使用。汉代的犁是直辕长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经过不断改进，到唐代创制了新的曲辕犁，又叫作“江东犁”。当时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述了它的部件、尺寸和作用。这种犁由铁制的犁镵、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
犁盘等十一个部件组成。整个耕犁相当完备、先进，是中国耕犁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典型。中国犁又被称作框形犁，是因为犁体由床、柱、柄、辕等部分构成，呈框形的原故。比起地中海勾辕犁、日耳曼方形犁、俄罗斯对犁、印度犁、马来犁等，它的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调整耕深、耕幅，且轻巧柔便，利于回转周旋，适于在小面积地块上耕作。另外，使用曲面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起垡作垄，进行条播，利于田间操作和管理。宋代发明了踏犁和犁刀，明代又发明了几种人力犁，但都应用范围不广。除犁以外的翻土工具还有钁和铁搭等。农田耕翻后，须经过碎土和平整。平整的农具最早有耰（椎），以后有挞、劳（耱）、耙、碌碡等。甘肃嘉峪关市发现的魏晋墓室壁画中有耙和耱的形象。广东连县西晋墓中出土的陶水田犁耙模型，犁和耙都用牛牵引。水田操作使用的耖，魏晋时南方也已较普遍地使用了。
3、播种农具
最重要的创造发明是耧车，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的新农具之一。据东汉崔寔《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三犁”即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车正是三脚耧。用耧车播种，一牛牵引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与空心的耧脚相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
4、中耕除草农具
一类是钱、铲和铫，构造大同小异，实质是同一种农具。古代文献往往用来相互注释，《说文解字》十四：“钱，铫也，古农器。”这类农具需运用手腕力量贴地平铲以除草松土，也可用来翻土。另一类是耨、镈和锄，就构造说也大同小异，都是向后用力以间苗、除草和松土的农具，比钱、铲、铫要进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春秋战国时已有了铁锄；汉代以后的铁锄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钱镈门》中有耘图。宋、元之际的《种莳直说》中第一次记载了耧锄。这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农具。
5、收获农具
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或蚌壳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藁秆的铚与镰。金属出现后，则有青铜和铁制的铚和镰。几千年来，铚和镰的形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宋以前，还出现了拨镰、艾、翳镰、推镰、钩镰等收获农具。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由麦钐、麦绰等组成的芟麦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收获小麦的农具。谷物收割脱粒后，利用比重和风力把秕壳与籽粒分开的办法很早就使用了。从《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明：“维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扬。”1973年河南济源县泗涧沟汉墓出土的陶风车模型，说明至迟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风车把叶片转动生风和籽粒重则沉、糠秕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在同一机械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 造。
古代农学家 --鲁明善
鲁明善是元朝另一外著名的农学家，维吾尔族人，长期活动在淮河流域。他认为：“农桑是衣食之本。务农桑，则衣食足；衣食足，则天下可久安长治。”他主张作为地方官，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劝农”这件事，使老百姓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在他担任地方官的寿春郡（今安徽寿县）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但他对此并不满足。
公元1314年，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刻印。这是他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编写成的一部通俗易懂的农业技术推广资料。他从指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出发，大胆否定和剔除了以往农家月令书中不切实际的内容及糟粕。全书约一万余字，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是一本农村小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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