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武纬各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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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0000]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 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的风流种子。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地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
“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最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恐怕就不是很多的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
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最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 斗三十一载。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文经武纬各千秋”吧？[/color]
[color=#660000]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 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的风流种子。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地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
“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最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恐怕就不是很多的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
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最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 斗三十一载。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文经武纬各千秋”吧？[/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