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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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0000][size=3]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无论是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还是从世界中世纪法制史来看，这种取消良贱制度的创举都是史无前例的，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size][/color][/align][color=#660000][size=3][align=left]
从古代法律的层面上讲，良贱是指两类人不同的法律地位，贱民的基础惫成是官、私奴婢。自秦至五代，历史条件不同，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变化，而相因不改的是官、私奴婢来源与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秦汉时期，奴婢改变身份的条件较为宽松。秦朝统一后，奴婢制度基本沿用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其特点是：良贱可以通婚；奴婢改变身份的途经较多，如奴婢可因军功获得爵位，而爵位可赎免亲属，冗边五年也可换取一人免贱。汉承秦制，奴婢地位没有下降。汉初奉行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刘邦五年（前202年）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卷1《高帝纪下》）东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同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这些都说明汉代奴婢身体权获得了较高重视。 [/align][align=left]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的法律地位急剧下降。曹魏时恢复了对官奴婢的黥刑，黥其面以示与良人的区别，这是对西汉废除肉刑的倒退。南北朝时期，北魏拓跋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军队攻占一地，战俘尽为官奴婢，甚至沦陷区的平民也沦为奴婢。隋唐时期，良贱制度更加完善，良贱通过立法更加固定化。《唐律疏议》中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近一百条，约占其内容的五分之一。它与国家尊卑等级制度相匹配，将历代的特权法皆入律，西汉的“上请”、曹魏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隋朝的“例减”，并增加特权法的“赎”，即官员用钱抵刑罚的律条，强调奴婢律比畜产，良贱不能通婚。“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主人杀奴婢的案件，因量刑过轻，引发私刑案件增多，实为奴隶制残余与唐初尊卑等级压迫的礼制融为一体的产物。随着中唐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租佃雇佣制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良贱制度随之发生变化，典身制类似债务奴婢，不属于贱籍，不能转卖。官奴婢劳作达到规定年限后准许从良。因此“两税法”推行后的奴婢总量少于均田制时期，但奴婢买卖依然合法。 [/align][align=left]
到北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良贱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太宗、真宗朝，进一步保护奴婢的身体权与生命权，主人不得私自黥面及擅杀奴婢，更不能把奴婢视为畜产估价。仁宗朝，北宋进入改革期，全国普遍执行五等户制，景祐元年（1034年），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开封府言旧制，公私家婢仆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须检验，或有夹带致害无由觉察”。仁宗诏令“今后所申状内无医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检验”。（《宋会要辑稿》6之31《刑法》）朝廷增设了医生签署死亡报告的款项，依法约束雇主。 [/align][align=left]
实际上，从北宋建国以来，奴婢的性质已发生质的变化，在正式文献中，多采用表现雇佣关系的“人力、女使”的称谓。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的“嘉祐敕”以法律形式将男女奴婢称作“人力”与“女使”。其法律地位的变化，亦可通过案例证明。如：至和二年（1055年）宰相陈执中宠妾笞女使迎儿致死，殿中侍御史赵bian弹劾“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礼，违朝廷之法”（《长编》卷177）。此事导致京城开封“道路喧腾”，陈执中因而被罢相。英宗时官员刘注，坐刺仆人面，“追三官，潭州编管”（《宋会要》65之23《职官》）。官员打奴婢会断送前程，表明宋代不再死守高官残害奴婢依“特权法”的传统教条。北宋后期，人力、女使法律地位进一步提高，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对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的立法进行了修改，“主殴人力、女使有愆犯，因决罚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作杂犯”（《庆元条法事类》卷16）。杀有罪人力、女使为死罪，对比真宗时杀无罪奴婢流三千里，对雇主量刑又加重了。到了南宋，擅杀人力、女使更是唯有死罪。 [/align][align=left]
宋朝人力、女使与雇主的“主仆关系”，与以前主人奴役奴婢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诸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庆元条法事类》卷80）。雇主重视人力、女使的品行优劣，区别对待。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提到：“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为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馋、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此为雇佣关系的主流。相反，若雇主品行不端，人力、女使则处于弱势，因按同居法，有上下之分，尊卑之义。但是人力、女使在契约届满后去留自由，不愿留者，主仆关系自然消失。 [/align][align=left]
与前代相比，北宋官奴婢的数量相对减少，新发现的《天圣令》残本10卷中废弃了唐令中不少官奴婢的法令，如被视作畜产的官奴婢赏赐制度、官奴婢的劳役与供给制度、捕获逃亡奴婢的酬赏制度（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北宋雇佣奴婢是奴婢的主体，但是官奴婢仍然存在，《天圣令》中，有官奴婢可以作为财产，买卖、转让、质举的内容。仁宗以后，逐渐减少把罪犯籍没为官奴婢的做法。到南宋建炎以后，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制度得以正式废止。[/align][align=left]
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世界中世纪法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属难能可贵。与宋代同期的辽、西夏、金、蒙古国皆存在良贱制。明朝时期，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奴婢数量较之金、元大减，但是买卖奴婢的制度并未废除。清朝从康熙以后诸帝都制定了一些奴婢从良的民事法规，但与宋代奴婢整体地位提高为良人仍存在较大差距，直到清末沈家本修律，与世界近代大陆法系接轨，奴婢制度方告结束。[/align][/size][/color]
[color=#660000][size=3]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无论是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还是从世界中世纪法制史来看，这种取消良贱制度的创举都是史无前例的，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size][/color][/align][color=#660000][size=3][align=left]
从古代法律的层面上讲，良贱是指两类人不同的法律地位，贱民的基础惫成是官、私奴婢。自秦至五代，历史条件不同，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变化，而相因不改的是官、私奴婢来源与民事权利客体地位。秦汉时期，奴婢改变身份的条件较为宽松。秦朝统一后，奴婢制度基本沿用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其特点是：良贱可以通婚；奴婢改变身份的途经较多，如奴婢可因军功获得爵位，而爵位可赎免亲属，冗边五年也可换取一人免贱。汉承秦制，奴婢地位没有下降。汉初奉行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刘邦五年（前202年）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卷1《高帝纪下》）东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同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这些都说明汉代奴婢身体权获得了较高重视。 [/align][align=left]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的法律地位急剧下降。曹魏时恢复了对官奴婢的黥刑，黥其面以示与良人的区别，这是对西汉废除肉刑的倒退。南北朝时期，北魏拓跋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军队攻占一地，战俘尽为官奴婢，甚至沦陷区的平民也沦为奴婢。隋唐时期，良贱制度更加完善，良贱通过立法更加固定化。《唐律疏议》中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近一百条，约占其内容的五分之一。它与国家尊卑等级制度相匹配，将历代的特权法皆入律，西汉的“上请”、曹魏的“八议”、南北朝的“官当”、隋朝的“例减”，并增加特权法的“赎”，即官员用钱抵刑罚的律条，强调奴婢律比畜产，良贱不能通婚。“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主人杀奴婢的案件，因量刑过轻，引发私刑案件增多，实为奴隶制残余与唐初尊卑等级压迫的礼制融为一体的产物。随着中唐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两税法的实施，租佃雇佣制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良贱制度随之发生变化，典身制类似债务奴婢，不属于贱籍，不能转卖。官奴婢劳作达到规定年限后准许从良。因此“两税法”推行后的奴婢总量少于均田制时期，但奴婢买卖依然合法。 [/align][align=left]
到北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良贱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太宗、真宗朝，进一步保护奴婢的身体权与生命权，主人不得私自黥面及擅杀奴婢，更不能把奴婢视为畜产估价。仁宗朝，北宋进入改革期，全国普遍执行五等户制，景祐元年（1034年），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开封府言旧制，公私家婢仆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须检验，或有夹带致害无由觉察”。仁宗诏令“今后所申状内无医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检验”。（《宋会要辑稿》6之31《刑法》）朝廷增设了医生签署死亡报告的款项，依法约束雇主。 [/align][align=left]
实际上，从北宋建国以来，奴婢的性质已发生质的变化，在正式文献中，多采用表现雇佣关系的“人力、女使”的称谓。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的“嘉祐敕”以法律形式将男女奴婢称作“人力”与“女使”。其法律地位的变化，亦可通过案例证明。如：至和二年（1055年）宰相陈执中宠妾笞女使迎儿致死，殿中侍御史赵bian弹劾“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礼，违朝廷之法”（《长编》卷177）。此事导致京城开封“道路喧腾”，陈执中因而被罢相。英宗时官员刘注，坐刺仆人面，“追三官，潭州编管”（《宋会要》65之23《职官》）。官员打奴婢会断送前程，表明宋代不再死守高官残害奴婢依“特权法”的传统教条。北宋后期，人力、女使法律地位进一步提高，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对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的立法进行了修改，“主殴人力、女使有愆犯，因决罚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作杂犯”（《庆元条法事类》卷16）。杀有罪人力、女使为死罪，对比真宗时杀无罪奴婢流三千里，对雇主量刑又加重了。到了南宋，擅杀人力、女使更是唯有死罪。 [/align][align=left]
宋朝人力、女使与雇主的“主仆关系”，与以前主人奴役奴婢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诸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庆元条法事类》卷80）。雇主重视人力、女使的品行优劣，区别对待。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提到：“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为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馋、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此为雇佣关系的主流。相反，若雇主品行不端，人力、女使则处于弱势，因按同居法，有上下之分，尊卑之义。但是人力、女使在契约届满后去留自由，不愿留者，主仆关系自然消失。 [/align][align=left]
与前代相比，北宋官奴婢的数量相对减少，新发现的《天圣令》残本10卷中废弃了唐令中不少官奴婢的法令，如被视作畜产的官奴婢赏赐制度、官奴婢的劳役与供给制度、捕获逃亡奴婢的酬赏制度（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北宋雇佣奴婢是奴婢的主体，但是官奴婢仍然存在，《天圣令》中，有官奴婢可以作为财产，买卖、转让、质举的内容。仁宗以后，逐渐减少把罪犯籍没为官奴婢的做法。到南宋建炎以后，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制度得以正式废止。[/align][align=left]
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世界中世纪法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属难能可贵。与宋代同期的辽、西夏、金、蒙古国皆存在良贱制。明朝时期，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奴婢数量较之金、元大减，但是买卖奴婢的制度并未废除。清朝从康熙以后诸帝都制定了一些奴婢从良的民事法规，但与宋代奴婢整体地位提高为良人仍存在较大差距，直到清末沈家本修律，与世界近代大陆法系接轨，奴婢制度方告结束。[/align][/size][/color]
[ 此贴被空丶瞳在2010-03-04 11:47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