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冠空悬无人敢戴
在非洲塞拉里昂的一个部族，正在举行国王大选。一个特别有权势的酋长对着金灿灿的王冠眨巴着狡黠的眼睛，不过他不是渴望将王冠戴到自己的头上，而是思谋着如何将这王冠送给他的一位仇人，那位仇人是另一个氏族的首领。经过短时间的运作，他的心愿实现了，他的仇人被选举为新的国王。就在国王举行加冕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按照他们的历史传统，国王必须任由臣民鞭打。这是一种考验，甚至是新任国王的一道关口，如果不能闯过这一关，不但王位成为泡影，连生命也要丧失在臣民们的鞭子底下。果然，那位新任国王没有熬住这一关，他在乱鞭之中一命呜呼，那位权势强盛的酋长就这样利用制度的力量，毫不费力地除掉了自己的仇敌。
天下还有这么奇怪而又残酷的制度？有的，而且是专门针对国王的。这种鞭打国王的习俗可能是从古老的巫术传统中演变而来的，因为古代巫术提倡通过鞭打神灵激发他保护民众丶化育万物的能量，有时候是鞭打巫师或者国王的生殖器，仪式的动机从这个鞭打部位中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既然是为了激发神灵（国王丶巫师都是神灵的化身）的能量，当然可以包含着试探和考验的动机，如果这个神灵的化身连一顿鞭子都挨不住，还怎么化育万物丶造福天下呢？
对于国王的这种要求确实过于苛刻。面对这样的考验，谁都会胆战心惊，以至于没人敢染指国王的宝座。于是出乎现代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这个民族历史上的大多数国王都不是本国人，他们常常逼迫战争中抓来的俘虏或者其他外来人戴上那个沉重的王冠。我们知道，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举行祭祀大典时，总是选定一个俘虏或者奴隶充当神的替身，在高高的祭坛上将他的胸膛切开，掏出他鲜活的心脏献给天上的神灵。在塞拉里昂人看来，担任国王就像成为人牺一样，是一件极其光荣也极其悲惨的事情，如果不是命运逼到头上，谁也不愿意领受这虽然光荣却如此悲惨可怖的结局。于是他们不得不干出嫁祸于人（外族人）的勾当。
韩非谈论尧舜禹的禅让故事时说过，古代的君王因为享有的特权少，承担的责任却很多，所以他们不留恋王位，愿意禅让给别人。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待世事，怎么也不相信韩非的话。比韩非略早一些的古代贤人墨子在谈论君王问题时，反反复复强调要选举最贤能的人士担任君王，以便造福社稷。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一思想理解为学者的美好理想，而很少想到也许选举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普遍流行的政治制度。看了上述塞拉里昂的故事，我们就不会觉得韩非和墨子的话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既然国王需要选举，无非是基于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家都想当国王，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凭着强力霸占王位，于是大家选举，选到谁该谁走运。另一种情况是，大家都不愿意当国王，可是又不能没有国王，只好采用选举的方式确定一个大家认为合适的人选，选到谁该谁倒霉。如果这两种现象都不曾发生，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过选举的必要和选举的事实，一个学者怎么能够凭空想象出选举这样的文化现象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古代君王的宝座不是靠武力征服所取得的，统领一方的人物都是靠宗教原因而上台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照宗教惯例，城邦公祭并无专管的教士，他由掌管圣火的人主持。此人或被称为君主，或被称为院长，或被称为长官。”可见，君主与祭司乃是同一的。
正因为古代王位的获得不是仰仗暴力而是仰仗宗教职能，所以这些君王不得不接受各种宗教禁忌的巨大制约，有的部族的国王甚至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完全沦落为社稷和民众的工具与符号。非洲某个部落的国王，上任以后就不能被别人看见，也不能跟别人说话。只有作为他的代表的“可见之王”和另外三位长老可以跟他说话，三个长老说话时还必须背对着他。国王竟然必须在这样的孤寂之中度过一生，即使能够寿终正寝，也已经悲惨之极。
印度南部托达人的国王必须独身，一辈子不能走进凡人的村庄。多哥的国王一生必须住在阿古山上，小小的山峰是他惟一的活动范围。除此以外，许多古代民族的国王在生病或者年老时惨遭驱逐和杀戮。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虽然大多数民族可能还有许多人踊跃为王，可是，在一些民族的一些时期，几乎没有谁愿意承担国王的责任，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了。
弗雷泽的《金枝》一书，经常涉及这个令现代人感到趣味非凡的话题。在南太平洋的野人岛上，一连20多位国王因为不能尽忠职守遭到民众的杀戮，以致于再也没有人敢于做王，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君主专制政体。这是弗雷泽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著名例子。古代柬埔寨，常常逼迫那些不愿意做王的人就任水王和火王。在水王丶火王生病的时候，长老们只要认为他不能康复，就马上将他杀死。就在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他的具有继位资格的后代常常躲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被选为先王的继承者。而民众总是要从王室成员中寻找王位继承人，于是不得不将那些躲藏起来的王亲逮捕归案，逼他为王。
西非有些地区，国王死后，王室就要开一个秘密会议，悄悄从本家族中选定一位继承人，然后将所选定的人捆绑起来，监禁在神屋内，强迫他接受王位。一直到受监禁的人答应为王，监禁才能解除。
喀麦隆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国王居住在火山口的最低处，全身赤裸，只用银币覆盖。他一生只能戴着镣铐在那尧舜一样简陋昏暗的屋子里消磨时光，不能接触大海丶沙滩等等美丽的事物，跟欧洲来访者及任何外来的器物也必须绝缘。
站在国王的角度说话，这种制度实在残酷得可以。如果站在民众的角度说话，情形就会两样。民众用他们的财富和虔敬供奉国王，不就是需要国王为他们谋利赐福吗？国王们挥霍着民众的财富，享受着民众的虔敬和礼拜，当然只能恪尽职守丶鞠躬尽瘁丶死而后已，而不能任由他膨胀权力丶欺凌公众丶损害公共利益。
我们不得不承认，蒙昧的古代人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操作，都是充满理性的，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人的有限性，整个制度设计和政治操作都在极力避免人的有限性所可能带给族类的破坏和伤害。看来，对古人作出“蒙昧”的判断恰恰证明了现代人的“蒙昧”。
天下还有这么奇怪而又残酷的制度？有的，而且是专门针对国王的。这种鞭打国王的习俗可能是从古老的巫术传统中演变而来的，因为古代巫术提倡通过鞭打神灵激发他保护民众丶化育万物的能量，有时候是鞭打巫师或者国王的生殖器，仪式的动机从这个鞭打部位中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既然是为了激发神灵（国王丶巫师都是神灵的化身）的能量，当然可以包含着试探和考验的动机，如果这个神灵的化身连一顿鞭子都挨不住，还怎么化育万物丶造福天下呢？
对于国王的这种要求确实过于苛刻。面对这样的考验，谁都会胆战心惊，以至于没人敢染指国王的宝座。于是出乎现代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这个民族历史上的大多数国王都不是本国人，他们常常逼迫战争中抓来的俘虏或者其他外来人戴上那个沉重的王冠。我们知道，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举行祭祀大典时，总是选定一个俘虏或者奴隶充当神的替身，在高高的祭坛上将他的胸膛切开，掏出他鲜活的心脏献给天上的神灵。在塞拉里昂人看来，担任国王就像成为人牺一样，是一件极其光荣也极其悲惨的事情，如果不是命运逼到头上，谁也不愿意领受这虽然光荣却如此悲惨可怖的结局。于是他们不得不干出嫁祸于人（外族人）的勾当。
韩非谈论尧舜禹的禅让故事时说过，古代的君王因为享有的特权少，承担的责任却很多，所以他们不留恋王位，愿意禅让给别人。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待世事，怎么也不相信韩非的话。比韩非略早一些的古代贤人墨子在谈论君王问题时，反反复复强调要选举最贤能的人士担任君王，以便造福社稷。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一思想理解为学者的美好理想，而很少想到也许选举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普遍流行的政治制度。看了上述塞拉里昂的故事，我们就不会觉得韩非和墨子的话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既然国王需要选举，无非是基于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家都想当国王，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凭着强力霸占王位，于是大家选举，选到谁该谁走运。另一种情况是，大家都不愿意当国王，可是又不能没有国王，只好采用选举的方式确定一个大家认为合适的人选，选到谁该谁倒霉。如果这两种现象都不曾发生，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过选举的必要和选举的事实，一个学者怎么能够凭空想象出选举这样的文化现象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古代君王的宝座不是靠武力征服所取得的，统领一方的人物都是靠宗教原因而上台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照宗教惯例，城邦公祭并无专管的教士，他由掌管圣火的人主持。此人或被称为君主，或被称为院长，或被称为长官。”可见，君主与祭司乃是同一的。
正因为古代王位的获得不是仰仗暴力而是仰仗宗教职能，所以这些君王不得不接受各种宗教禁忌的巨大制约，有的部族的国王甚至基本上没有人身自由，完全沦落为社稷和民众的工具与符号。非洲某个部落的国王，上任以后就不能被别人看见，也不能跟别人说话。只有作为他的代表的“可见之王”和另外三位长老可以跟他说话，三个长老说话时还必须背对着他。国王竟然必须在这样的孤寂之中度过一生，即使能够寿终正寝，也已经悲惨之极。
印度南部托达人的国王必须独身，一辈子不能走进凡人的村庄。多哥的国王一生必须住在阿古山上，小小的山峰是他惟一的活动范围。除此以外，许多古代民族的国王在生病或者年老时惨遭驱逐和杀戮。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虽然大多数民族可能还有许多人踊跃为王，可是，在一些民族的一些时期，几乎没有谁愿意承担国王的责任，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了。
弗雷泽的《金枝》一书，经常涉及这个令现代人感到趣味非凡的话题。在南太平洋的野人岛上，一连20多位国王因为不能尽忠职守遭到民众的杀戮，以致于再也没有人敢于做王，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君主专制政体。这是弗雷泽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著名例子。古代柬埔寨，常常逼迫那些不愿意做王的人就任水王和火王。在水王丶火王生病的时候，长老们只要认为他不能康复，就马上将他杀死。就在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他的具有继位资格的后代常常躲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被选为先王的继承者。而民众总是要从王室成员中寻找王位继承人，于是不得不将那些躲藏起来的王亲逮捕归案，逼他为王。
西非有些地区，国王死后，王室就要开一个秘密会议，悄悄从本家族中选定一位继承人，然后将所选定的人捆绑起来，监禁在神屋内，强迫他接受王位。一直到受监禁的人答应为王，监禁才能解除。
喀麦隆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国王居住在火山口的最低处，全身赤裸，只用银币覆盖。他一生只能戴着镣铐在那尧舜一样简陋昏暗的屋子里消磨时光，不能接触大海丶沙滩等等美丽的事物，跟欧洲来访者及任何外来的器物也必须绝缘。
站在国王的角度说话，这种制度实在残酷得可以。如果站在民众的角度说话，情形就会两样。民众用他们的财富和虔敬供奉国王，不就是需要国王为他们谋利赐福吗？国王们挥霍着民众的财富，享受着民众的虔敬和礼拜，当然只能恪尽职守丶鞠躬尽瘁丶死而后已，而不能任由他膨胀权力丶欺凌公众丶损害公共利益。
我们不得不承认，蒙昧的古代人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操作，都是充满理性的，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人的有限性，整个制度设计和政治操作都在极力避免人的有限性所可能带给族类的破坏和伤害。看来，对古人作出“蒙昧”的判断恰恰证明了现代人的“蒙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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