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才子吴宓
[b][color=#0000FF] 吴宓是钱钟书的老师，据说钱钟书曾骂他笨，他一笑了之；他一生苦恋毛彦文，不惜与发妻仳离，却最终孤苦一人；他自号怡红公子，认为一牛肉馆起名“潇湘馆”亵渎林妹妹，而前去砸馆；吴宓感情丰富，一生爱的女人无数，他的日记中女人出现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同时期文人绝对无法比拟的。这些女性中，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同事的女儿，还有同学或是朋友之妻，说吴宓一生为情所累，并不为过。 他认为愧对朋友吴吉芳，在吴去世后，他照顾朋友遗属，几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被人评价为“博、雅、惠、通”；他与陈寅恪的一世情谊为世人所称颂；他晚景凄凉，躺在床上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color][/b]
吴宓(1894-1978)，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 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b][color=#FF0000] 简历[/color][/b]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早岁负笈清华，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b][color=#FF0000] 吴宓与钱钟书[/color][/b]
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也有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成为文坛一疑案。）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1937年，当时留学欧洲的钱钟书为温源宁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书评中刻薄地调侃恩师和毛彦文，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钱钟书还将这篇书评寄给吴宓，并附了封信。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Coquette”(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被这样形容，真让吴宓伤心到了极点。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吴宓在日记中径直写道：“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明确表示这个得意门生伤透了他的心。
其实，钱钟书写的这篇书评内容远不止吴宓日记中所引的这些内容，他这样描述老师：“[color=#6633CC]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color]
文章继续写道:[color=#66FFCC]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color]
此事引起了吴宓心中的嫉恨。这事的反响到了清华欲请钱钟书回校任教时，试图大度包容徒儿的吴宓一时没想开，才出了一口闷气--投了反对票。在1937年６月下旬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变动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于６月28日以“将来聘钱钟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一事征询吴宓的意见，吴宓立即避而不谈。但他在日记中却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事后，吴宓发现自己在此事中的作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设法试图挽回，让联大聘钱钟书，但为时已晚。
但吴宓最终他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杨绛说，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但钱钟书此后依然拿老师的事情作为谈资。《吴宓日记》1939年7月2日，吴宓曾向钱钟书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宽宥了自己的学生，依旧将钱钟书看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在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教一事中，吴宓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清华大学想聘请他，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吴宓知道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backcolor=#66FF00]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backcolor]”。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原因大概是钱钟书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钟书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其实吴宓对钱钟书很是赏识。他和冯友兰将钱请到联大。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backcolor=#FF0000][sup]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sup][/backcolor]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钱钟书离去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color=#0000FF]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color]
[b][color=#FF0000] 吴宓的爱情[/color][/b]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backcolor=#00FFFF]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backcolor]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
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 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欲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结婚7年后，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color=#66FF00]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color]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在巴黎见面时，窗外下起飘泼大雨，时间又太晚了，没有回校的汽车，毛彦文走不成，吴宓对她说：“我反对《西厢记》中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两人同床共枕，吴宓还真有些“非礼勿动”的君子之风。唉，这个老夫子，真不知是天生愚呆，还是另有所爱。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专家沈卫威教授在台北拜访毛彦文。此刻，毛彦文年逾百岁，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终回音。
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color=#00FFFF]毛彦文并不爱吴宓。他们一个是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真可谓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她对她只有敬重。面对吴宓锲而不舍、愈演愈烈的追求，毛彦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吴宓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于是爱得越发热烈。[/color]
就这样，7年过去了，吴宓深陷情网不能自拔，毛彦文却果断地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失恋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一连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并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吴宓仍不醒悟，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最得意的门生钱钟书深感痛心，他怒其不争地写了首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因为在对待毛彦文的问题上与老师的观点大相径庭，还导致了钱钟书与吴宓之间几十年的误解[color=#FFFF00]。“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情感的世界里，这是一句害人不浅的“至理名言”。能够释读天书、洞察世事的吴宓教授，一生也没有参透这个简单的道理。鲁迅先生曾说：“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color]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color=#CCCCCC]“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是爱情的魔力诱使多情的吴宓陷入黄昏恋，还是他的怜悯之心驱使他去救助一个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邹兰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利用了吴宓多情善感，喜欢自己女学生的心理，亦或是邹兰芳设套布阵，捉弄了吴宓?凡此种种，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延至今日，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color]
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
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b][color=#FF0000] 吴宓轶事[/color][/b]
吴宓的一生并不像他的名字一样安静，而是充满了各种矛盾。
季羡林在《始终在追忆着他》一文中，曾这样描写吴宓：“[backcolor=#66CCCC]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backcolor]
在新旧文化的问题上，吴宓与胡适显然是“死敌”。有一次，吴宓与胡适在一个酒会上碰到了，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一看到吴宓，就开玩笑说：“你们《学衡》派有什么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有一则小事很能说明吴宓对《红楼梦》的热爰。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吴宓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当年在清华上课时，吴宓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弄得这位女学生也满脸通红。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拿去发表。
1935年，37岁的毛彦文突然嫁给了年近七十的原国务总理熊希龄，这让吴宓备受打击，他甚至要求自己的学生贺麟用电话骚扰这对新婚夫妇，贺麟不干，吴宓还“生怨尤之愤”。毛彦文婚后的第三年，熊希龄突然去世。吴宓不死心，想要重温旧梦，但毛彦文并不理睬。吴宓对毛彦文念念不忘，为她写下了大量诗文，20世纪60年代初，他还请人专门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挂在房中每日自赏。
吴宓虽与陈心一离婚，关系并未恶化，反而相处很好。吴宓每月一领到工资，就会按时给母女送去，陈心一精心养育三个女儿的同时，还经常为前夫做些缝被补袜子之类的活儿。邹兰芳去世后，好友姚文青曾经劝吴宓与陈心一复合，陈心一和三个女儿也同意，但吴宓反应强烈，他不仅骂了姚文青一顿，气愤之余，还用拳猛击其后背。当天晚上，吴宓还大搞迷信，“乃于静夜在家中焚香请神，咒诅其人速死。”因为这一点，吴宓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神经病”。
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有人也许不相信吴宓的解释，认为他把钱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轻，那么，请您耐心一点，再看下面两个故事：
[backcolor=#FF9900]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者中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某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如愿以偿。吴宓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
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1元钱。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backcolor]
[backcolor=#FFFF00] 争来“反革命”桂冠[/backcolor]
吴宓品德高洁，言不阿贵，行不偎荣。
文革时，他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backcolor=#FF99CC]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犹大写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backcolor]
于是，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在批斗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但还被西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其时，识时务者说：“吴宓的反革命帽子是自己争下的。”
[b][color=#FF3300] 临终时刻[/color][/b]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吴宓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 可见，“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教授”两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b][backcolor=#FF00CC]吴宓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而他的命运，恰恰中了他的谶语！[/backcolor][/b]
[backcolor=#00FFFF][b][i]吴宓的一生，争议很多，“疯狂”的事也干了很多。他与好友姚文青谈话时，曾经引用过莎土比亚的一句名言：“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姚文青回忆，吴宓说这句话的时候，颇有些自喻的味道。[/i][/b][/backcolor]
[ 此贴被微雨燕子斜在2010-04-11 13:06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