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从汉代看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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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建国。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明。由于两国间缺乏直接联系，汉代人很少有机会目睹罗马制品。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类文物亦不多见。中国境内发现的约20枚东罗马金币，均出土于北朝及隋唐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虽应产于罗马，但传入中国的时代已晚于汉。在这类文物中，最重要的实例为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玻璃瓶，它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地色中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非常美观。这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搅花玻璃器，吹制成型。它在汉地出现，会令人耳目一新，惊奇不已。所以《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时使人入海市玻璃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也说，大秦出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对之盛加赞誉。不过洛阳出土的这种瓶子，罗马人本用于盛香水。而中国长期使用熏炉燃香；香水初名“蔷薇水”，始见于五代时。则汉代人可能将这种珍贵的瓶子移作他用，从中亦足觇两国风习之不同。
除了洛阳出土的玻璃瓶外，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也是罗马产品。广州为汉代交通海外的门户，这里的玻璃器很有可能来自海路。汉代海船已能航行至中南半岛甚至印度洋，但尚无远航波斯湾，登上罗马属地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记录。当时汉代的造船技术相对先进。本次展出的公元1世纪罗马战船图石雕，船上站满执盾荷矛的战士，两舷有12 — 14对桨划水，却只在船尾两侧各设一支操纵桨掌握航向。这种做法在欧洲长期使用，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才在尼德兰出现尾舵。而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陶船，却已在船尾正中装舵，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且安装在专设的舵楼中。尽管它们均不能代表双方之远洋航船的船型，但纵使乘大船出海，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除上述诸例外，新疆楼兰遗址也曾发现过它的碎片。楼兰位于亚洲腹地，这里的标本无疑是循“丝绸之路”来的。提起丝路，人们立即会想起驼铃、商队，以及甘英赴大秦受阻、恺撒穿丝绸衣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也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之主要的商品。可是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条世界上最漫长而艰辛的商道上运输之物，除丝绸外，还有高质量的汉代钢铁制品，即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亟口称道的“中国铁”。沉重的铁器何以能成为丝路上的商品呢？这与中国早在先秦时已能生产铸铁，汉代又发明了铸铁炒钢的新技术有关。汉代炒钢的夹杂物少，性能优良，从而使中国冶铁业的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公元15世纪以前，铸铁技术并未在中国文明影响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西方使用的铁器多以海绵铁煅打而成。通过丝路，中国始将这一特产与远西的邻人共享。
不过无论通过陆路或海路，汉代均未能与罗马直接接触。已知之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均与中国边境尚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俄厄，是公元2 — 6世纪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的规矩镜、夔凤镜和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于公元152年及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 — 180年间铸造的罗马金币。出土的锡印章上刻有印度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可见当地所出罗马文物应自印度转运而来。再如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发现了6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汉代的连弧纹镜和精白镜，以及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间铸造的金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带有希腊、罗马、安息以及大夏风格的贵金属制品。但以这些文物为代表的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显然停步于帕米尔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强劲的势头继续东进。还应一提的是，有学者称，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之汉代的骊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他们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即大秦也，张掖(郡)骊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其实参加过公元前53年与公元前36年这两次战争的人员之间互不相干，骊也和作为外国地名之对音的(或作黎轩)无关。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之记事表明，骊得名于骊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的意思是黑马，训剽悍，用作苑名正相适合。这里的汉简还证明，骊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尚未发生，更谈不上安置战后的俘虏兵了
汉与罗马直接接触很少，距离遥远与交通困难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就陆路而言，除沙漠地区可驱赶驼队外，一般应骑马或驾车。如《后汉书·西域传》说，自乌弋山离至条支“马行百余日”，自条支至安息“马行六十余日”。但骑马作长途旅行，当时是一件苦事。因为马具不完备，特别是没有马镫。展出的罗马战士骑马行进图陶板，战士皆垂足跨马，只靠双腿夹住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须防止坠马。汉代的情况亦然。且因汉代使用高桥鞍，其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却促使中国发明了马镫，先是用单马镫，继而用双马镫。最早的铁马镫见于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不过这已是公元3-4世纪的事了。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马镫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宗礼物。至于驾车，展出的庞贝出土之银把杯上的赛车场景将罗马古代驾车的情况表现得最为生动，驭手所驾之双轮赛车与罗马战车的形制并无大殊，只是轮径更小些，更加轻捷。驾车的马一般用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禄皇帝在奥林匹亚亲自参加赛车时，他的车竟驾十匹马。但驾驭十匹烈马洵非易举，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车，后来未到达终点就退出比赛，裁判员却仍将桂冠授给了他。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赛程要跑4公里，当中有13个急转弯。参赛者有时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经常发生翻车。在罗马镶嵌画的赛车图中，也往往安排几辆翻倒摔坏的车，以显示其表现手法之忠实。并由于驭手习惯于将缰绳缠缚在腰间，翻车后如不能及时割断绳子，被奔马拖曳而去，将面临不测。中国古代没有这种比赛，但先秦时的车战要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进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一辆中国古战车上有两或三名战士，如因伤亡减员，只余一人，势将无法同时既操纵缰绳又使用兵刃，所以采用了一种被称作“弓形器”的挂缰钩。将“弓形器”缚结在驭手腰前，用其上之两条曲臂挂住缰绳控制行车，使战士得以自由活动。并可根据战况将缰绳解下，重新用手操纵。可惜当丝路畅通以前，中国未能将这项发明介绍给罗马，使罗马多产生一些获取代表胜利的橄榄枝的驭手。还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人驾车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袭下来的“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马被用颈带固定在车衡上，马颈是曳车前进的主要承力部位，从而使马的气管受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难。而汉代中国已使用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胸带绕于马胸，避开了马的气管，使马力得以更充分地发挥。这种系驾法在西方的出现，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
虽然罗马与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中国对罗马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这比起古代中国给某些异族所用之缺少敬意的译名如猃狁、匈奴等，诚不可同日而语。《西域传》又说，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丕之”。其作者或未能亲履其地，但通过传闻，这座城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汉代的夯土城不同，罗马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居民达100万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壮观，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并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徘徊瞻眺，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大不相同，在古代，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引入中国。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汉代大相径庭。罗马人用高坐具，而汉代人在室内于席上起居。扶手椅、靠背椅、圈椅，罗马已应有尽有，或类似古希腊之流丽潇洒的式样，或类似古波斯之凝重端庄的造型，风格不一，洋洋大观。虽然矮背椅在埃及古王国时代已经出现，此物并不是罗马的创造，但它在罗马人手中得到长足发展。椅子于东汉末已辗转传到中国新疆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雕花木椅残件。然而依照华夏风俗，在席上应敛膝跪坐，示敬时则耸体长跽或俯地顿首，其他较放任的坐姿如箕踞、垂足，皆涉“非礼”之嫌，所以椅子长期进不了玉门关。隋唐以来，情况有所改观。但直到南宋时，陆游还提到“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讥笑其无法度”。此时已届12世纪末，可见历史形成的传统诚不易遽改。不过在展出的陶板上，还看到坐折凳的罗马神像。折凳即中国俗称之马扎，古名胡床。《后汉书·五行志》说汉灵帝喜好“胡床，胡坐”。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也曾“坐胡床”指挥军队。此物自魏晋后在中国广泛流行，以迄于今。罗马虽然也并不是折凳的发源地，当仍不妨视为其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罗马制品注意精确、实用，表现在工具制造上尤其明显，从这里展出的圆规、矩尺、斧、凿等，也能看出这种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展出的公元1世纪的铁制刨。这种木工利器在我国的使用远较罗马为晚。中国古代平木的工序是先用锛(即斤)再用，亦可称之为刮刀，各地自先秦至隋唐的古墓中多有出土。而带刨床的推刨在中国要到明中叶才有。在罗马，推刨和锯大木的框架锯相配合，于公元1世纪已经同时出现；中国却要到北宋时才有框架锯。时间差得这么多，表明我国的这两种工具不存在直接传自罗马的可能。
精确实用与优雅美观并不互相排斥。这次展出的罗马灯具虽为数不多，但亦可从中略见一斑。罗马的灯非常讲究，小型的红陶灯、青铜灯，浅浅的油槽，前端一个小灯嘴，玲珑可爱，令人不禁联想起中国的紫砂小茶壶。也有两个流的，三个流的，印花的,饰以塑像的，带矮座的台灯，带高灯檠的落地灯和多枝吊灯，不一而足。住宅的会客室和饭厅中都要摆设高灯具。因为罗马人饮宴时侧卧在比椅子还略高些的靠榻上，光源矮了不行。汉代人饮宴时则坐席或坐矮床，灯可以放在地上，汉代点灯用麻油或荏(白苏子)油，罗马用橄榄油，都有烟气。但汉代人发明了灯上加导烟管的办法，将灯烟导入灯腹，融入其中所贮之水，以减少室内的烟炱。这一装置罗马人没有想到。
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汉代还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目前世界杂技界能抛九个球的演员也不多。在古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有抛七个球的演员，他不仅用双手，而且前额、足尖、小腿都参加运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山东安丘出土的画像石中，有跳八丸飞三剑的，还有跳十一丸飞三剑的。起落纷繁，节奏急促，表演者掷雪回电，观赏者目眩神驰，真是罕见的热闹场面。这当中或曾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但青出于蓝，难度更大。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完工于公元80年，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这次展出的角斗士所用头盔及胫甲，犹闪出森森寒光，不知道有多少角斗士曾穿戴上它们走向惨烈的结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则有点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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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建国。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明。由于两国间缺乏直接联系，汉代人很少有机会目睹罗马制品。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类文物亦不多见。中国境内发现的约20枚东罗马金币，均出土于北朝及隋唐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虽应产于罗马，但传入中国的时代已晚于汉。在这类文物中，最重要的实例为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玻璃瓶，它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地色中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非常美观。这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搅花玻璃器，吹制成型。它在汉地出现，会令人耳目一新，惊奇不已。所以《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时使人入海市玻璃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也说，大秦出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对之盛加赞誉。不过洛阳出土的这种瓶子，罗马人本用于盛香水。而中国长期使用熏炉燃香；香水初名“蔷薇水”，始见于五代时。则汉代人可能将这种珍贵的瓶子移作他用，从中亦足觇两国风习之不同。
除了洛阳出土的玻璃瓶外，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也是罗马产品。广州为汉代交通海外的门户，这里的玻璃器很有可能来自海路。汉代海船已能航行至中南半岛甚至印度洋，但尚无远航波斯湾，登上罗马属地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记录。当时汉代的造船技术相对先进。本次展出的公元1世纪罗马战船图石雕，船上站满执盾荷矛的战士，两舷有12 — 14对桨划水，却只在船尾两侧各设一支操纵桨掌握航向。这种做法在欧洲长期使用，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才在尼德兰出现尾舵。而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陶船，却已在船尾正中装舵，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且安装在专设的舵楼中。尽管它们均不能代表双方之远洋航船的船型，但纵使乘大船出海，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除上述诸例外，新疆楼兰遗址也曾发现过它的碎片。楼兰位于亚洲腹地，这里的标本无疑是循“丝绸之路”来的。提起丝路，人们立即会想起驼铃、商队，以及甘英赴大秦受阻、恺撒穿丝绸衣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也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之主要的商品。可是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条世界上最漫长而艰辛的商道上运输之物，除丝绸外，还有高质量的汉代钢铁制品，即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亟口称道的“中国铁”。沉重的铁器何以能成为丝路上的商品呢？这与中国早在先秦时已能生产铸铁，汉代又发明了铸铁炒钢的新技术有关。汉代炒钢的夹杂物少，性能优良，从而使中国冶铁业的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公元15世纪以前，铸铁技术并未在中国文明影响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西方使用的铁器多以海绵铁煅打而成。通过丝路，中国始将这一特产与远西的邻人共享。
不过无论通过陆路或海路，汉代均未能与罗马直接接触。已知之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均与中国边境尚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俄厄，是公元2 — 6世纪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的规矩镜、夔凤镜和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于公元152年及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 — 180年间铸造的罗马金币。出土的锡印章上刻有印度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可见当地所出罗马文物应自印度转运而来。再如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发现了6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汉代的连弧纹镜和精白镜，以及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间铸造的金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带有希腊、罗马、安息以及大夏风格的贵金属制品。但以这些文物为代表的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显然停步于帕米尔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强劲的势头继续东进。还应一提的是，有学者称，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之汉代的骊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他们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即大秦也，张掖(郡)骊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其实参加过公元前53年与公元前36年这两次战争的人员之间互不相干，骊也和作为外国地名之对音的(或作黎轩)无关。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之记事表明，骊得名于骊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的意思是黑马，训剽悍，用作苑名正相适合。这里的汉简还证明，骊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尚未发生，更谈不上安置战后的俘虏兵了
汉与罗马直接接触很少，距离遥远与交通困难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就陆路而言，除沙漠地区可驱赶驼队外，一般应骑马或驾车。如《后汉书·西域传》说，自乌弋山离至条支“马行百余日”，自条支至安息“马行六十余日”。但骑马作长途旅行，当时是一件苦事。因为马具不完备，特别是没有马镫。展出的罗马战士骑马行进图陶板，战士皆垂足跨马，只靠双腿夹住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须防止坠马。汉代的情况亦然。且因汉代使用高桥鞍，其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却促使中国发明了马镫，先是用单马镫，继而用双马镫。最早的铁马镫见于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不过这已是公元3-4世纪的事了。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马镫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宗礼物。至于驾车，展出的庞贝出土之银把杯上的赛车场景将罗马古代驾车的情况表现得最为生动，驭手所驾之双轮赛车与罗马战车的形制并无大殊，只是轮径更小些，更加轻捷。驾车的马一般用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禄皇帝在奥林匹亚亲自参加赛车时，他的车竟驾十匹马。但驾驭十匹烈马洵非易举，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车，后来未到达终点就退出比赛，裁判员却仍将桂冠授给了他。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赛程要跑4公里，当中有13个急转弯。参赛者有时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经常发生翻车。在罗马镶嵌画的赛车图中，也往往安排几辆翻倒摔坏的车，以显示其表现手法之忠实。并由于驭手习惯于将缰绳缠缚在腰间，翻车后如不能及时割断绳子，被奔马拖曳而去，将面临不测。中国古代没有这种比赛，但先秦时的车战要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进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一辆中国古战车上有两或三名战士，如因伤亡减员，只余一人，势将无法同时既操纵缰绳又使用兵刃，所以采用了一种被称作“弓形器”的挂缰钩。将“弓形器”缚结在驭手腰前，用其上之两条曲臂挂住缰绳控制行车，使战士得以自由活动。并可根据战况将缰绳解下，重新用手操纵。可惜当丝路畅通以前，中国未能将这项发明介绍给罗马，使罗马多产生一些获取代表胜利的橄榄枝的驭手。还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人驾车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袭下来的“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马被用颈带固定在车衡上，马颈是曳车前进的主要承力部位，从而使马的气管受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难。而汉代中国已使用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胸带绕于马胸，避开了马的气管，使马力得以更充分地发挥。这种系驾法在西方的出现，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
虽然罗马与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中国对罗马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这比起古代中国给某些异族所用之缺少敬意的译名如猃狁、匈奴等，诚不可同日而语。《西域传》又说，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丕之”。其作者或未能亲履其地，但通过传闻，这座城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汉代的夯土城不同，罗马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居民达100万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壮观，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并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徘徊瞻眺，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大不相同，在古代，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引入中国。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汉代大相径庭。罗马人用高坐具，而汉代人在室内于席上起居。扶手椅、靠背椅、圈椅，罗马已应有尽有，或类似古希腊之流丽潇洒的式样，或类似古波斯之凝重端庄的造型，风格不一，洋洋大观。虽然矮背椅在埃及古王国时代已经出现，此物并不是罗马的创造，但它在罗马人手中得到长足发展。椅子于东汉末已辗转传到中国新疆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雕花木椅残件。然而依照华夏风俗，在席上应敛膝跪坐，示敬时则耸体长跽或俯地顿首，其他较放任的坐姿如箕踞、垂足，皆涉“非礼”之嫌，所以椅子长期进不了玉门关。隋唐以来，情况有所改观。但直到南宋时，陆游还提到“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讥笑其无法度”。此时已届12世纪末，可见历史形成的传统诚不易遽改。不过在展出的陶板上，还看到坐折凳的罗马神像。折凳即中国俗称之马扎，古名胡床。《后汉书·五行志》说汉灵帝喜好“胡床，胡坐”。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也曾“坐胡床”指挥军队。此物自魏晋后在中国广泛流行，以迄于今。罗马虽然也并不是折凳的发源地，当仍不妨视为其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罗马制品注意精确、实用，表现在工具制造上尤其明显，从这里展出的圆规、矩尺、斧、凿等，也能看出这种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展出的公元1世纪的铁制刨。这种木工利器在我国的使用远较罗马为晚。中国古代平木的工序是先用锛(即斤)再用，亦可称之为刮刀，各地自先秦至隋唐的古墓中多有出土。而带刨床的推刨在中国要到明中叶才有。在罗马，推刨和锯大木的框架锯相配合，于公元1世纪已经同时出现；中国却要到北宋时才有框架锯。时间差得这么多，表明我国的这两种工具不存在直接传自罗马的可能。
精确实用与优雅美观并不互相排斥。这次展出的罗马灯具虽为数不多，但亦可从中略见一斑。罗马的灯非常讲究，小型的红陶灯、青铜灯，浅浅的油槽，前端一个小灯嘴，玲珑可爱，令人不禁联想起中国的紫砂小茶壶。也有两个流的，三个流的，印花的,饰以塑像的，带矮座的台灯，带高灯檠的落地灯和多枝吊灯，不一而足。住宅的会客室和饭厅中都要摆设高灯具。因为罗马人饮宴时侧卧在比椅子还略高些的靠榻上，光源矮了不行。汉代人饮宴时则坐席或坐矮床，灯可以放在地上，汉代点灯用麻油或荏(白苏子)油，罗马用橄榄油，都有烟气。但汉代人发明了灯上加导烟管的办法，将灯烟导入灯腹，融入其中所贮之水，以减少室内的烟炱。这一装置罗马人没有想到。
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汉代还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目前世界杂技界能抛九个球的演员也不多。在古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有抛七个球的演员，他不仅用双手，而且前额、足尖、小腿都参加运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山东安丘出土的画像石中，有跳八丸飞三剑的，还有跳十一丸飞三剑的。起落纷繁，节奏急促，表演者掷雪回电，观赏者目眩神驰，真是罕见的热闹场面。这当中或曾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但青出于蓝，难度更大。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完工于公元80年，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这次展出的角斗士所用头盔及胫甲，犹闪出森森寒光，不知道有多少角斗士曾穿戴上它们走向惨烈的结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则有点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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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贴被展雯在2010-04-11 20:25重新编辑 ]
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