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妇女生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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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大[/color][color=#669900]家对宋代妇女的印象，总认为她们缠着足，弱不禁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没有说话的地位，没有财产权与工作权；再加上程颐说过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在大家印象中，宋代女子在丈夫死后都会轰轰烈烈地守节殉死。当然，妇女也是无法读书、接受教育的。但是，大家都误会了！
根据近年宋代妇女史的研究，因为唐宋变革后的经济影响，科举制度的普及，宋代的男子在准备进京赶考的同时，有些女子挑起家里的经济大梁，并成为家族企业的实际掌理经营者。
宋代初期，妇女带着财产改嫁者比比皆是。缠足风气并未像后代般盛行，一般妇女拥的生活空间并不像后人想像得那么封闭狭隘。在宗教活动方面，便可以看到一个女子能够到寺庙去进香、拜佛，还有参加颂经会等各种宗教活动，她们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支配能力，能够对寺庙布施捐献。
即使在政治方面，宋代的太后们也颇有表现，在宋代以前，太后通常是外戚势力进入朝廷的媒介，而宋代的平民太后背后并没有大士族的支撑，主要是靠着太后自己本身的能力对朝政的兴趣介入政治。
[color=#ff0000]士族婦女的生活空間[/color]
“正位于内”是中国传统妇女的角色定位，宋代士大夫继承了儒教传统，也试图将经典的理念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司马光曾经将“女无外事”这句话解释发挥成“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
但是理想与实际总会有差异，对于宋人而言，所谓妇德主内，妇人无外事，不单是社会分工的现象，也有道德判断的意义，虽然宋有妇人不应与不得参与外事的观念在，但现实生活中，实在不可能要求女子深居闺中、足不出户，宋人只好放宽对“外事”的解释。
宋人所谓的外事，原是相对于家事而言，根据近年宋代妇女史的研究，因为唐宋变革后的经济影响，科举制度的普及，宋代的男子在准备进京赶考的同时，士族妇女为使丈夫、孩子专心向学，女子往往独立挑起家里的经济大梁，赚钱持家，理财有术、兴家旺产，并成为家族企业的实际掌理经营者，她们的活动空间显然都超过了闺内的范围，但是就“相夫教子”的角度看，这些女子的行为并未超过家事的范围，也不能指责她们“预外事”。
先秦古典中，正妇女之位于内的理念已经被提出，但是，想要将女子限制在家内，需要一些客观条件的配合，需要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基础，才能让家中妇女不出闺房。三代有“礼不下庶人”之说，不仅出于身份阶级的考量，也可能源于经济能力负担不起。虽然宋代士大夫力图落实“正位于内”的理念，但经过唐宋变革后，大士族瓦解，靠着
科举晋身，却无法让子孙世袭官位的一代贵族们，在经济能力无法配合的情况下，女子正位于内的理想始终无法完全落实。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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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守节与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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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宋朝兴起后七十多年间的儒家学者，对于女子的道德要求，特别是贞节观念，还是比较宽松的。和前代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例如范仲淹小时候跟随母亲改嫁到住在淄州长白山的朱姓人家，改名为朱悦，等到范仲淹显贵之后，才改回姓范。后来遇到有推恩的机会，他也多半先给朱姓子弟，并把长白山看做自己的故乡。从范仲淹的例子看来，宋代初年的士大夫对于妇女改嫁，并没有太大的反感。
当时对守节的看法分歧，有的人主张于配偶死亡后，就不应该再嫁；有人只要求女人应为丈夫守志；也有人顺人情之需要，赞成配偶死亡后，可以再婚。但当时并未拟出任何一套可以使所有人一体奉行的规范或制度。
记录不少民间神怪传说的《夷坚志》书中有一个〈张五姑〉的故事，记述一个生性懦弱的男子，死后魂魄附在巫的身上告诉他的妻子说‘不可再嫁，嫁当杀汝。’他的妻性素高亢，叱说：‘我平生为汝累，今死矣，尚复缴绕我，使我再归他人，何预汝事。’巫遂无语。不过也有一些故事是鬼魂回来责备改嫁的妻子，这些改嫁的妇人在故事的最后都难逃一死，就连娶再嫁妇人的男子都跟着遭殃，丢了性命。
理学家虽然强调守节，如程颐就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理学在北宋时尚未成为主流思想，南宋时还曾经遭伪学之禁，直到朱熹死后九年，南宋宁宗逐渐取消禁止理学的诏令，之后朱熹的思想才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从此二程、朱子所标榜的贞节观念才渐渐散播开来，从这时起，人们的观念和风俗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士大夫们看重贞节，就连社会上的一般人也有了这种贞节观念，但此时已经是南宋末期了。
守节与改嫁应多出于个人意见，有人因为夫妻情深而守节，也有人因为经济因素而改嫁，不能因为某些个案，宋代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多元思潮的时代，不能一概而论。
[/color][color=#ff0000]教育[/color]
[color=#669900]女子教育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礼记的曲礼、内则诸篇记录了不少女子的为人之道、行事礼仪，西汉刘向编《列女传》，东汉班昭著《女诫》时，女子教育已经有一定的系统了。
班昭在《女诫》中，主张女子应与男子相同接受教育，北宋名臣司马光写《家范》，则认为女子从出生到十岁的教育内容，虽然不像男子那样侧重于经史义理，但也需要读《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且要略晓大意。
完成集宋儒理学大成的朱熹，也是主张女子应受教育的，朱熹说：“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亦可如曹大家《女诫》、《温公家范》亦好。”
宋代女子多半是在未出嫁前，于父母兄长处受到一些教育。但也有个别女子有幸能跟着当时的名人学习，另外也有个别女子出嫁后因为夫家怜爱，仍能继续学习。
宋代的女子教育内容仍然以家庭教育为主，另外也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极不一致，既有经史文章，又有诗词音乐，还有琴棋书画、女德女红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能工巧匠之家的女子，也能女承父业，自幼学习一些专业技术知识。
苗春德在《宋代教育》中，认为妇女教育在宋代受到相当的重视，有大批文化女性，包括词人、诗人涌现，可见宋儒对女教限制的期望，并未在实际状况中显现出来。
宋朝有文采的女子的确不在少数，例如宋代著名的女文人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清照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很早就显露出其才华，《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一段小故事：李清照十八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清照新婚不久，赵明诚出外游学，清照不忍离别，写《一剪梅》词在锦帕上送给赵明诚，上面写着：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两人分别后，清照又把《醉花阴》一词寄给赵明诚，写着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出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赵明诚读了这阙词后，激起他的好胜心，想胜过妻子，于是花了三天的时间，填词五十阙，并把清照的这一阙抄杂在一起，拿给友人陆德夫看。陆德夫看后即说：“有三句绝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始终未能胜过李清照，这也反映了李清照文学造诣之高。
不过才女如李清照者，终究只是少数的个别现象，因为，即令是男子，受教育就当时的社会而言，也不是普遍的现象，更遑论是女子了。苏轼就未曾预料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氏“知书”。《苏轼文集》中〈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载：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则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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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經濟活動[/color]
[color=#669900]宋代女子从事职业的意义有三：一、她们能够独立谋生，不必仰赖他人而活；二、她们能协助家计；三、她们在整个经济大环境中，也是推动生产和刺激消费的一员。
宋代文献中记载的女子职业非常多样性，妇女能够经营茶店、饮食店，成为老板娘，《梦梁录》里的王妈妈在瓦中开了茶肆“窟鬼茶坊”，是士大夫聚会的场所，《都城记胜》里有李婆婆羹，《宋裨类钞》和《梦梁录》同时纪录皇帝喜欢吃的名店宋五嫂鱼羹。
除了餐饮方面，宋代妇女还经营药店或小贩，《梦梁录》陈妈妈开了一间风药铺，还有仙姑在夜市里卖药，《东京梦华录》有丑婆婆药铺，不过都没有记载是什么药。小贩的花样可多了，还有在街上卖糖呢！《梦梁录》夜市条：
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盖，掇头儿，拍板。大街玩游人看了，无不唒笑。
女子从事手工艺，以裁缝、织布为最多，谢幼睿有缝衣诗，王镃有裁衣诗，徐集孙有促刺词，徐绩有织女，谢翱有织妇叹，此外，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着相国寺前有许多师姑在五月开放时，出来贩卖自己编织的帽子等物品。
农业方面，宋代女子能做的是采桑和养蚕，戴复古有〈罗敷词〉，郑震有〈采桑曲〉，陈允平有〈采桑行〉，张俞有〈蚕妇〉。
还有许多“女用人”，这些人的工作在都市中的下层阶级比男子还吃香，其中以厨娘最卑贱，但收入最丰富。《宋裨类钞》卷七饮食：
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璧。稍长，则随其资质，教以艺夜，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就中厨娘最下色，然非极豪富贵家不可用。
《武林旧事》有在酒楼提供小炉炷香的“香婆”，《东京梦华录》有为酒客换汤斟酒的街坊妇人，类似今日的“女招待”，《梦梁录》还有“卖挂”女子替人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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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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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宋代妇女参与各项佛教活动的情形与男性无异，上至太后公主，下至村姑仆妇。
日常修行：宋代信奉佛教的女信徒，每日在家也有作功课，因为生活环境主要在家里，因此功课亦会被融入家居生活当中，主要的功课包括“持诵”与“斋戒”，持诵包括咒语、佛号与佛经的研读与抄写、助印经典，甚至对教义、佛经进行阅读与研究；斋戒是不茹荤血、不时肉九，广义来说，斋戒修行还可以扩大到禁止杀生，致力放生等。
宋代各项捐款当中，由妇女提供的财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妇女全面的参与了各项佛教活动的资金募集，除了捐钱之外，还有捐献“绣像”。许多妇女都有能力提出部分金钱，投入各项佛教活动。
大部分佛教集会活动举办时，性别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不论男女老幼，皆可一同前往寺庙参拜、赶集、游玩、聚会，因此在庙会活动时，性别的界现有被淡化的趋势。
宋代妇女对佛教抱持着两种特殊态度：有人奉行兼容并蓄的信仰型态，并采取夹杂各家的修行态度，另一些人则对佛教信仰与宗教活动嗤之以鼻，认为全属荒诞不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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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生育與不舉子[/color]
[color=#669900]和前代相比，宋代的医学有相当大的进步，妇科不但独立成科，而且由以往的简单医疗实践，发展出一套理论与独特的诊断方法，不但在妇女杂病与诊疗观念、药物运用上有相当的发展，关于胎、产疾病与催生助产的知识也颇有进步。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是杨子健的《十产论》，他所提出的横产、倒产、偏产、碍产等治疗手法，被现代学者视为是开天辟地以来产科的大革命，因为他解决了难产中无法用药物奏效的胎位异常与及脐带缠绕的问题，使许多产妇摆脱了死亡的危境。
但是，生产本身的高危险性依然存在，俗谚形容女人生产，就如同走了一趟鬼门关，说明了女人在生产时所承受的风险。因此面对生育的恐惧与不安，依然存在宋代妇女心中，甚至曾有妇女在出嫁前毁婚出家，只因为他想起自己的亲人曾因难产而送命，唯恐自己也步上同样的命运，干脆拒绝婚姻。另外，也有妇女因为“厌生产”而“屡坏胎”，也就是用堕胎的方式，逃避“生育”的问题。
这种“坏胎”的行为当然不能为社会所容，民间流传的报应之说，遂以因果报应相威吓，《夷坚志》里记载何侍郎在假死状态中被接入冥司处理悬案，醒来后他说：在阴府中有妇人坏胞胎者，前后积数百口，冥官久不能决，故委吾治之，已委令托生畜类为猪豚猪矣。犹记判云：“汝等能怀不能产，坏他性命太痴愚，而今罪业无容着，可向人间作母猪。”
由于惧于报应，医者往往不愿意协助妇女堕胎，但在官方士大夫与一般社会认可的的正统医学之外，无法取得社会与医者谅解与协助的妇女们，遂藉由一条彼此之间的次文化交流管道，用自己的方法堕胎，解决自己的问题。
除了在新生命降临之前用堕胎的方式解决生育的问题，也有在婴儿出生以后才杀之溺之者。生子不举并不是宋代才有的独特现象，但是在宋代，“不举子”的问题一直受到政府与士大夫的注意。在现存宋人弃杀初生儿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溺杀通奸私生儿及丑怪婴儿的例子，但是当宋人谈论到在某地有普遍性，甚至形成风俗的，通常以经济因素作为考量，宋人经常提出的经济性理由有：根本性的生活资源不足、税赋的负担过重与未来资产的分配考量等三种。
因为税赋负担而被杀的婴儿，应该都是男婴，因为宋代税役的对象乃是二十以上，六十以下的丁男，“女口不预”。但是重男轻女的观念，也使溺女情况严重。总的说来，以经济理由杀子，调节子女总人数的意义大于性别的决定。
北宋官员对不举子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动之以情，喻以天性，其中也包括佛教的报应之说；一方面用法律禁止。相对于北宋着重法禁与理谕，南宋一方面加严北宋的法禁，更试图已经济援助的方式处理生子不育的问题。
南北宋处理生子不举的方法不同，可能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有关，北宋经济能力仍然在成长，因为经济因素杀子的问题比较小，南宋则一方面国力维艰，赋税严苛，一方面耕地已尽，真正发生生存物资不足的现象，需要仰赖政府经济性的援助，才能减缓不举子的问题。[/color]
[color=#ff0000]女主[/color]
[color=#669900]宋代的太后们在政治上颇有表现，在宋代以前，太后通常是外戚势力进入朝廷的媒介，而宋代的平民太后背后并没有大士族的支撑，主要是靠着太后自己本身的能力对朝政的兴趣介入政治，在此，以仁宗即位时掌权的刘太后为这个主题的故事。
宋代经过太祖、太宗所建立的是一个有完整制度配合的君主独裁政体，即使继位之君主并没有什么能力，单凭着独裁的制度与组织，仍然能够实行独裁统治，北宋真宗在大中祥符以后，逐渐自实际政务中脱身，皇权也逐渐转入后宫刘后与朝中大臣之手。真宗驾崩后，年幼的仁宗即位，皇权由摄政的刘太后与辅政的大臣们代为执行。
刘氏与真宗有着极浓厚的情感，早在真宗为太子时，便已经被宠幸，其后虽然被真宗乳母拆散，但真宗即位后，立刻招她入宫，每次出游都由刘后相伴，在章穆郭皇后去世后，真宗原本有意立她为后，但因宰相以她出身卑微为由反对，一直到刘后四十三岁时始被立为皇后。
刘后不显赫的家世并未使其才能减色，她生性机灵聪颖，通书史，处理宫内事物都适当的引经据典，更重要的是她对朝政非常有兴趣，总是陪着真宗批阅奏摺、商讨国事，她的周谨恭密，使真宗非常信任她，而刘后也因此发展出对政治的兴趣与长才。
基于女主政权的过渡性，即令她已经掌握实际权力，也不被承认具有正式的身份，“裁制于内”与“权处分军国事”正式道出她的地位，刘后并不甘于如此，妄想真正享有皇帝的名位，自然难在时人与史家口中得到肯定的评价。仁宗“反章献太后之政”，“裁抑侥幸”为名，足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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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紅伶与妓女[/color]
[color=#669900] 优伶，主要是指表演者。戏剧的表演需要长久的排练，体力、扮相与动作都不是大家可以轻易学习模仿的，所以优伶其实是一种相当难得的人才。但是女优的身世与地位却非常低下，女优的出身有的是从民间强取而来，有的是贫家自卖，也有的是为人拐骗，也有的从外国掠夺来的。女优年老色衰后的下场是很悲凉的，有的成为老鸨，或从家成为家妓，或出家为尼的，或成为戏台教师的工作。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有一个故事：
秦妙观是宣和的名妓，长的非常貌美，画工最喜欢画她的面貌，但是年老之后便失业了。作者一天在大雨中见到一个老妇人，在市集中蓬头垢面的乞讨着，哭着告诉他说，她即是秦妙观。
张端义《贵耳集》下，记载了一个关于宋代名妓李师师与周邦彦、宋徽宗的轶事：
有一天，宋徽宗到李师师家中，刚好周邦彦已经先到，听到宋徽宗驾到的消息，马上躲到李师师的床铺底下，并将宋徽宗与李师师的谈话写成了《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宋徽宗知道这件事，因此妒火中烧。藉故将周邦彦赶出京城。李师师为周邦彦送别，归来后脸有哀色，但还是唱一首周邦彦的词为宋徽宗祝寿，宋徽宗听了很高兴，又把周邦彦召回京城。
根据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记载李师师后来流落在浙中，士大夫还邀请她来唱歌，但是她已经容貌憔悴，没有以前的姿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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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缠足[/color]
[color=#669900] 陈存仁在〈女性酷刑缠足考〉中，认为缠足可能始于秦代，因为汉代司马迁史记：“临淄女子，弹弦，跕缠”。其中跕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情况。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是他目睹缠足女性。杜牧“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
五代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缠足，屈上作新月状，创意造奇，渐增形式之美，由五代至宋熙宁元丰之前，缠足妇女仍少，以后才多了起来。
苏子瞻《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
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宋代的缠足妇女仍是少数，可能是以红伶与妓女为主，因为缠脚之后，行路不稳，如风吹摆柳，媚态横生，风情万千，比较能够吸引男性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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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补：宋代宫廷女子的文化教育[/color]
[color=#669900]宋朝帝王大都饱读诗书，文思飞扬，更懂得知书达礼与优育后代、遵守女德的必然关系，无一不提倡宫廷女子读书、学文化。例如，宋高宗就曾说过：“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戒。”为了配合宫人的学习，宋代宫中设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仁宗乾兴元年，在女官尚仪之下设司籍二人，总管“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类”，辅佐司籍的人员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徽宗皇帝对宫人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政和二年又设“司教”，传授宫人文化知识。宋宫人所学习的文化内容，史书中无具体记载，却可以从前代，尤其是唐代宫人的学习内容推知一二。武后如意元年，设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诔、飞白、书算各一人。⑥那么，唐代宫人学习的内容有经、史、子、集、易、律法、算术、吟诗、书法等。宋代宫人学习的内容，与前代差别大概不会很大。宋白的《宫词》中有诗云：“御府书踪字字奇，散教宫女仿来时。研精笔法难停稳，并恨羲之与献之。”
另外王珪的《宫词》云：“清晓自倾花上露，冷侵宫殿玉蟾蜍。劈开五色销金纸，碧锁牕前学草书。”二诗描述的都是宫人学习书法的场景，那么，宫中女子至少要接受书法教育，应该没有问题。在专门教育机构之外，一部分宫人还自学成才。宫门深似海，寂寞深深，即使是贵为后妃，地位也是风雨飘摇，只有努力读书饰己，才有可能得到恩幸，才有可能摆脱色衰爱驰的悲惨命运。所以，一是饰己争宠的需要，二是消磨寂寥的时光。宁宗杨皇后，少以姿容选入宫中，累进至贵妃，与曹美人一起得到宠幸，恰在此时恭淑皇后崩，中宫虚位。杨皇后“尤自抑励，读书饰己，挟数以御同达者，一时故有贤称”。由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杨皇后如愿以尝，被册立为皇后。杨贵妃凭借自身的刻苦，挤身于皇后的行列，在很大程度上鼓舞宫人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宫中女子还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教育。首先，宋代宫廷女子从入宫进见的外命妇那里获得一部分知识。宋朝虽然不允许外间男子出入宫禁，但是有封号的大臣的妻子、母亲可以入见宫人，却为常见之事。文正公王旦之女，封太原郡太君，王旦死时，曾经被“召入中闱，赐冠服，名通宫籍，以时献见夫人，以谓因缘遗思”③。刘文质之母张氏，封清河郡太夫人，也曾出入宫闱，太宗赏赐颇众。
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三《女侍中》中说“清河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义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类不一。”欧阳修之妻薛氏，在仁宗曹皇后垂帘听政期间，“每入辄被顾问，遇事阴有所补”⑤。这些拥有封号、出入宫闱的女子，大部分都是比较有才华和见识的女性，她们频繁地出入宫禁，为居于深宫后院、几乎与世隔绝的宫人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也带来一定的文化知识。
其次，后妃为取悦皇上，往往对本宫的宫女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皇太后邀请太上皇、官家到刘婉容宫中，听罢乐曲之后，刘婉容对太后说：“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就纳与官家则剧。”
最后，宫廷女子从宫中娱乐中也得到一定的教育。北宋宫中设有教坊，遇上重大的节日庆典如正旦、春秋、兴龙、坤成诸节，都设大宴，规模壮观的教坊文艺汇演是必不可少的。往往从第三盏御酒开始热闹的百戏表演，分别在第五盏和第七盏御酒时进行的小儿队舞与女童队舞以及紧接在它们后面的杂剧表演是宫廷宴会上的重头戏。花蕊夫人所写的《宫词》中有“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候宴游。旋炙红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之句，诗中描写的大概就是她看到的宫中音乐、舞蹈技艺演出。宋室南渡以后，教坊时置时省，乐制较乱。孝宗初，罢教坊。遇有需要之时，调用临安府衙前乐，或者临时雇佣艺人承应。民间艺人也经常被召进宫中献艺。小说家朱修、孙奇曾在德寿宫里供奉，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于高宗时供奉内廷，任辩、施圭等在御前当差。另外，节日时，宫里也常常举办一些宫人可以参与的娱乐节目。二月一日中和节，二月二日，宫中照例排办挑菜御宴，后妃、公主甚至一般的宫女都有机会参与，有赏有罚，罚舞唱、吟诗、念佛等。宋代说话艺术拥有很多的听众，宋代帝王就有很多喜欢听的，特别是高宗皇帝非常喜欢听小说。皇帝的嗜好所在，宫里就有了善于讲史、讲小说的内侍，如睿思殿的李铟，“能讴词，善小说，主养飞禽” ，还有高宗朝名叫纲的内侍，善于讲小说。⑤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宫廷娱乐中，宫廷女子，尤其是皇上身边的女子，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往往从中学到简单的历史、文化、艺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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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大[/color][color=#669900]家对宋代妇女的印象，总认为她们缠着足，弱不禁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没有说话的地位，没有财产权与工作权；再加上程颐说过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在大家印象中，宋代女子在丈夫死后都会轰轰烈烈地守节殉死。当然，妇女也是无法读书、接受教育的。但是，大家都误会了！
根据近年宋代妇女史的研究，因为唐宋变革后的经济影响，科举制度的普及，宋代的男子在准备进京赶考的同时，有些女子挑起家里的经济大梁，并成为家族企业的实际掌理经营者。
宋代初期，妇女带着财产改嫁者比比皆是。缠足风气并未像后代般盛行，一般妇女拥的生活空间并不像后人想像得那么封闭狭隘。在宗教活动方面，便可以看到一个女子能够到寺庙去进香、拜佛，还有参加颂经会等各种宗教活动，她们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支配能力，能够对寺庙布施捐献。
即使在政治方面，宋代的太后们也颇有表现，在宋代以前，太后通常是外戚势力进入朝廷的媒介，而宋代的平民太后背后并没有大士族的支撑，主要是靠着太后自己本身的能力对朝政的兴趣介入政治。
[color=#ff0000]士族婦女的生活空間[/color]
“正位于内”是中国传统妇女的角色定位，宋代士大夫继承了儒教传统，也试图将经典的理念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司马光曾经将“女无外事”这句话解释发挥成“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
但是理想与实际总会有差异，对于宋人而言，所谓妇德主内，妇人无外事，不单是社会分工的现象，也有道德判断的意义，虽然宋有妇人不应与不得参与外事的观念在，但现实生活中，实在不可能要求女子深居闺中、足不出户，宋人只好放宽对“外事”的解释。
宋人所谓的外事，原是相对于家事而言，根据近年宋代妇女史的研究，因为唐宋变革后的经济影响，科举制度的普及，宋代的男子在准备进京赶考的同时，士族妇女为使丈夫、孩子专心向学，女子往往独立挑起家里的经济大梁，赚钱持家，理财有术、兴家旺产，并成为家族企业的实际掌理经营者，她们的活动空间显然都超过了闺内的范围，但是就“相夫教子”的角度看，这些女子的行为并未超过家事的范围，也不能指责她们“预外事”。
先秦古典中，正妇女之位于内的理念已经被提出，但是，想要将女子限制在家内，需要一些客观条件的配合，需要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基础，才能让家中妇女不出闺房。三代有“礼不下庶人”之说，不仅出于身份阶级的考量，也可能源于经济能力负担不起。虽然宋代士大夫力图落实“正位于内”的理念，但经过唐宋变革后，大士族瓦解，靠着
科举晋身，却无法让子孙世袭官位的一代贵族们，在经济能力无法配合的情况下，女子正位于内的理想始终无法完全落实。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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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守节与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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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宋朝兴起后七十多年间的儒家学者，对于女子的道德要求，特别是贞节观念，还是比较宽松的。和前代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例如范仲淹小时候跟随母亲改嫁到住在淄州长白山的朱姓人家，改名为朱悦，等到范仲淹显贵之后，才改回姓范。后来遇到有推恩的机会，他也多半先给朱姓子弟，并把长白山看做自己的故乡。从范仲淹的例子看来，宋代初年的士大夫对于妇女改嫁，并没有太大的反感。
当时对守节的看法分歧，有的人主张于配偶死亡后，就不应该再嫁；有人只要求女人应为丈夫守志；也有人顺人情之需要，赞成配偶死亡后，可以再婚。但当时并未拟出任何一套可以使所有人一体奉行的规范或制度。
记录不少民间神怪传说的《夷坚志》书中有一个〈张五姑〉的故事，记述一个生性懦弱的男子，死后魂魄附在巫的身上告诉他的妻子说‘不可再嫁，嫁当杀汝。’他的妻性素高亢，叱说：‘我平生为汝累，今死矣，尚复缴绕我，使我再归他人，何预汝事。’巫遂无语。不过也有一些故事是鬼魂回来责备改嫁的妻子，这些改嫁的妇人在故事的最后都难逃一死，就连娶再嫁妇人的男子都跟着遭殃，丢了性命。
理学家虽然强调守节，如程颐就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理学在北宋时尚未成为主流思想，南宋时还曾经遭伪学之禁，直到朱熹死后九年，南宋宁宗逐渐取消禁止理学的诏令，之后朱熹的思想才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从此二程、朱子所标榜的贞节观念才渐渐散播开来，从这时起，人们的观念和风俗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士大夫们看重贞节，就连社会上的一般人也有了这种贞节观念，但此时已经是南宋末期了。
守节与改嫁应多出于个人意见，有人因为夫妻情深而守节，也有人因为经济因素而改嫁，不能因为某些个案，宋代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多元思潮的时代，不能一概而论。
[/color][color=#ff0000]教育[/color]
[color=#669900]女子教育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礼记的曲礼、内则诸篇记录了不少女子的为人之道、行事礼仪，西汉刘向编《列女传》，东汉班昭著《女诫》时，女子教育已经有一定的系统了。
班昭在《女诫》中，主张女子应与男子相同接受教育，北宋名臣司马光写《家范》，则认为女子从出生到十岁的教育内容，虽然不像男子那样侧重于经史义理，但也需要读《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且要略晓大意。
完成集宋儒理学大成的朱熹，也是主张女子应受教育的，朱熹说：“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亦可如曹大家《女诫》、《温公家范》亦好。”
宋代女子多半是在未出嫁前，于父母兄长处受到一些教育。但也有个别女子有幸能跟着当时的名人学习，另外也有个别女子出嫁后因为夫家怜爱，仍能继续学习。
宋代的女子教育内容仍然以家庭教育为主，另外也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极不一致，既有经史文章，又有诗词音乐，还有琴棋书画、女德女红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能工巧匠之家的女子，也能女承父业，自幼学习一些专业技术知识。
苗春德在《宋代教育》中，认为妇女教育在宋代受到相当的重视，有大批文化女性，包括词人、诗人涌现，可见宋儒对女教限制的期望，并未在实际状况中显现出来。
宋朝有文采的女子的确不在少数，例如宋代著名的女文人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清照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很早就显露出其才华，《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一段小故事：李清照十八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清照新婚不久，赵明诚出外游学，清照不忍离别，写《一剪梅》词在锦帕上送给赵明诚，上面写着：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两人分别后，清照又把《醉花阴》一词寄给赵明诚，写着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出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赵明诚读了这阙词后，激起他的好胜心，想胜过妻子，于是花了三天的时间，填词五十阙，并把清照的这一阙抄杂在一起，拿给友人陆德夫看。陆德夫看后即说：“有三句绝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始终未能胜过李清照，这也反映了李清照文学造诣之高。
不过才女如李清照者，终究只是少数的个别现象，因为，即令是男子，受教育就当时的社会而言，也不是普遍的现象，更遑论是女子了。苏轼就未曾预料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氏“知书”。《苏轼文集》中〈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载：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则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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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經濟活動[/color]
[color=#669900]宋代女子从事职业的意义有三：一、她们能够独立谋生，不必仰赖他人而活；二、她们能协助家计；三、她们在整个经济大环境中，也是推动生产和刺激消费的一员。
宋代文献中记载的女子职业非常多样性，妇女能够经营茶店、饮食店，成为老板娘，《梦梁录》里的王妈妈在瓦中开了茶肆“窟鬼茶坊”，是士大夫聚会的场所，《都城记胜》里有李婆婆羹，《宋裨类钞》和《梦梁录》同时纪录皇帝喜欢吃的名店宋五嫂鱼羹。
除了餐饮方面，宋代妇女还经营药店或小贩，《梦梁录》陈妈妈开了一间风药铺，还有仙姑在夜市里卖药，《东京梦华录》有丑婆婆药铺，不过都没有记载是什么药。小贩的花样可多了，还有在街上卖糖呢！《梦梁录》夜市条：
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盖，掇头儿，拍板。大街玩游人看了，无不唒笑。
女子从事手工艺，以裁缝、织布为最多，谢幼睿有缝衣诗，王镃有裁衣诗，徐集孙有促刺词，徐绩有织女，谢翱有织妇叹，此外，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着相国寺前有许多师姑在五月开放时，出来贩卖自己编织的帽子等物品。
农业方面，宋代女子能做的是采桑和养蚕，戴复古有〈罗敷词〉，郑震有〈采桑曲〉，陈允平有〈采桑行〉，张俞有〈蚕妇〉。
还有许多“女用人”，这些人的工作在都市中的下层阶级比男子还吃香，其中以厨娘最卑贱，但收入最丰富。《宋裨类钞》卷七饮食：
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璧。稍长，则随其资质，教以艺夜，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就中厨娘最下色，然非极豪富贵家不可用。
《武林旧事》有在酒楼提供小炉炷香的“香婆”，《东京梦华录》有为酒客换汤斟酒的街坊妇人，类似今日的“女招待”，《梦梁录》还有“卖挂”女子替人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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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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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宋代妇女参与各项佛教活动的情形与男性无异，上至太后公主，下至村姑仆妇。
日常修行：宋代信奉佛教的女信徒，每日在家也有作功课，因为生活环境主要在家里，因此功课亦会被融入家居生活当中，主要的功课包括“持诵”与“斋戒”，持诵包括咒语、佛号与佛经的研读与抄写、助印经典，甚至对教义、佛经进行阅读与研究；斋戒是不茹荤血、不时肉九，广义来说，斋戒修行还可以扩大到禁止杀生，致力放生等。
宋代各项捐款当中，由妇女提供的财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妇女全面的参与了各项佛教活动的资金募集，除了捐钱之外，还有捐献“绣像”。许多妇女都有能力提出部分金钱，投入各项佛教活动。
大部分佛教集会活动举办时，性别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不论男女老幼，皆可一同前往寺庙参拜、赶集、游玩、聚会，因此在庙会活动时，性别的界现有被淡化的趋势。
宋代妇女对佛教抱持着两种特殊态度：有人奉行兼容并蓄的信仰型态，并采取夹杂各家的修行态度，另一些人则对佛教信仰与宗教活动嗤之以鼻，认为全属荒诞不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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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生育與不舉子[/color]
[color=#669900]和前代相比，宋代的医学有相当大的进步，妇科不但独立成科，而且由以往的简单医疗实践，发展出一套理论与独特的诊断方法，不但在妇女杂病与诊疗观念、药物运用上有相当的发展，关于胎、产疾病与催生助产的知识也颇有进步。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是杨子健的《十产论》，他所提出的横产、倒产、偏产、碍产等治疗手法，被现代学者视为是开天辟地以来产科的大革命，因为他解决了难产中无法用药物奏效的胎位异常与及脐带缠绕的问题，使许多产妇摆脱了死亡的危境。
但是，生产本身的高危险性依然存在，俗谚形容女人生产，就如同走了一趟鬼门关，说明了女人在生产时所承受的风险。因此面对生育的恐惧与不安，依然存在宋代妇女心中，甚至曾有妇女在出嫁前毁婚出家，只因为他想起自己的亲人曾因难产而送命，唯恐自己也步上同样的命运，干脆拒绝婚姻。另外，也有妇女因为“厌生产”而“屡坏胎”，也就是用堕胎的方式，逃避“生育”的问题。
这种“坏胎”的行为当然不能为社会所容，民间流传的报应之说，遂以因果报应相威吓，《夷坚志》里记载何侍郎在假死状态中被接入冥司处理悬案，醒来后他说：在阴府中有妇人坏胞胎者，前后积数百口，冥官久不能决，故委吾治之，已委令托生畜类为猪豚猪矣。犹记判云：“汝等能怀不能产，坏他性命太痴愚，而今罪业无容着，可向人间作母猪。”
由于惧于报应，医者往往不愿意协助妇女堕胎，但在官方士大夫与一般社会认可的的正统医学之外，无法取得社会与医者谅解与协助的妇女们，遂藉由一条彼此之间的次文化交流管道，用自己的方法堕胎，解决自己的问题。
除了在新生命降临之前用堕胎的方式解决生育的问题，也有在婴儿出生以后才杀之溺之者。生子不举并不是宋代才有的独特现象，但是在宋代，“不举子”的问题一直受到政府与士大夫的注意。在现存宋人弃杀初生儿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溺杀通奸私生儿及丑怪婴儿的例子，但是当宋人谈论到在某地有普遍性，甚至形成风俗的，通常以经济因素作为考量，宋人经常提出的经济性理由有：根本性的生活资源不足、税赋的负担过重与未来资产的分配考量等三种。
因为税赋负担而被杀的婴儿，应该都是男婴，因为宋代税役的对象乃是二十以上，六十以下的丁男，“女口不预”。但是重男轻女的观念，也使溺女情况严重。总的说来，以经济理由杀子，调节子女总人数的意义大于性别的决定。
北宋官员对不举子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动之以情，喻以天性，其中也包括佛教的报应之说；一方面用法律禁止。相对于北宋着重法禁与理谕，南宋一方面加严北宋的法禁，更试图已经济援助的方式处理生子不育的问题。
南北宋处理生子不举的方法不同，可能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有关，北宋经济能力仍然在成长，因为经济因素杀子的问题比较小，南宋则一方面国力维艰，赋税严苛，一方面耕地已尽，真正发生生存物资不足的现象，需要仰赖政府经济性的援助，才能减缓不举子的问题。[/color]
[color=#ff0000]女主[/color]
[color=#669900]宋代的太后们在政治上颇有表现，在宋代以前，太后通常是外戚势力进入朝廷的媒介，而宋代的平民太后背后并没有大士族的支撑，主要是靠着太后自己本身的能力对朝政的兴趣介入政治，在此，以仁宗即位时掌权的刘太后为这个主题的故事。
宋代经过太祖、太宗所建立的是一个有完整制度配合的君主独裁政体，即使继位之君主并没有什么能力，单凭着独裁的制度与组织，仍然能够实行独裁统治，北宋真宗在大中祥符以后，逐渐自实际政务中脱身，皇权也逐渐转入后宫刘后与朝中大臣之手。真宗驾崩后，年幼的仁宗即位，皇权由摄政的刘太后与辅政的大臣们代为执行。
刘氏与真宗有着极浓厚的情感，早在真宗为太子时，便已经被宠幸，其后虽然被真宗乳母拆散，但真宗即位后，立刻招她入宫，每次出游都由刘后相伴，在章穆郭皇后去世后，真宗原本有意立她为后，但因宰相以她出身卑微为由反对，一直到刘后四十三岁时始被立为皇后。
刘后不显赫的家世并未使其才能减色，她生性机灵聪颖，通书史，处理宫内事物都适当的引经据典，更重要的是她对朝政非常有兴趣，总是陪着真宗批阅奏摺、商讨国事，她的周谨恭密，使真宗非常信任她，而刘后也因此发展出对政治的兴趣与长才。
基于女主政权的过渡性，即令她已经掌握实际权力，也不被承认具有正式的身份，“裁制于内”与“权处分军国事”正式道出她的地位，刘后并不甘于如此，妄想真正享有皇帝的名位，自然难在时人与史家口中得到肯定的评价。仁宗“反章献太后之政”，“裁抑侥幸”为名，足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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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紅伶与妓女[/color]
[color=#669900] 优伶，主要是指表演者。戏剧的表演需要长久的排练，体力、扮相与动作都不是大家可以轻易学习模仿的，所以优伶其实是一种相当难得的人才。但是女优的身世与地位却非常低下，女优的出身有的是从民间强取而来，有的是贫家自卖，也有的是为人拐骗，也有的从外国掠夺来的。女优年老色衰后的下场是很悲凉的，有的成为老鸨，或从家成为家妓，或出家为尼的，或成为戏台教师的工作。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有一个故事：
秦妙观是宣和的名妓，长的非常貌美，画工最喜欢画她的面貌，但是年老之后便失业了。作者一天在大雨中见到一个老妇人，在市集中蓬头垢面的乞讨着，哭着告诉他说，她即是秦妙观。
张端义《贵耳集》下，记载了一个关于宋代名妓李师师与周邦彦、宋徽宗的轶事：
有一天，宋徽宗到李师师家中，刚好周邦彦已经先到，听到宋徽宗驾到的消息，马上躲到李师师的床铺底下，并将宋徽宗与李师师的谈话写成了《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宋徽宗知道这件事，因此妒火中烧。藉故将周邦彦赶出京城。李师师为周邦彦送别，归来后脸有哀色，但还是唱一首周邦彦的词为宋徽宗祝寿，宋徽宗听了很高兴，又把周邦彦召回京城。
根据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记载李师师后来流落在浙中，士大夫还邀请她来唱歌，但是她已经容貌憔悴，没有以前的姿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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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缠足[/color]
[color=#669900] 陈存仁在〈女性酷刑缠足考〉中，认为缠足可能始于秦代，因为汉代司马迁史记：“临淄女子，弹弦，跕缠”。其中跕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情况。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是他目睹缠足女性。杜牧“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
五代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缠足，屈上作新月状，创意造奇，渐增形式之美，由五代至宋熙宁元丰之前，缠足妇女仍少，以后才多了起来。
苏子瞻《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
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宋代的缠足妇女仍是少数，可能是以红伶与妓女为主，因为缠脚之后，行路不稳，如风吹摆柳，媚态横生，风情万千，比较能够吸引男性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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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补：宋代宫廷女子的文化教育[/color]
[color=#669900]宋朝帝王大都饱读诗书，文思飞扬，更懂得知书达礼与优育后代、遵守女德的必然关系，无一不提倡宫廷女子读书、学文化。例如，宋高宗就曾说过：“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戒。”为了配合宫人的学习，宋代宫中设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仁宗乾兴元年，在女官尚仪之下设司籍二人，总管“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类”，辅佐司籍的人员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徽宗皇帝对宫人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政和二年又设“司教”，传授宫人文化知识。宋宫人所学习的文化内容，史书中无具体记载，却可以从前代，尤其是唐代宫人的学习内容推知一二。武后如意元年，设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诔、飞白、书算各一人。⑥那么，唐代宫人学习的内容有经、史、子、集、易、律法、算术、吟诗、书法等。宋代宫人学习的内容，与前代差别大概不会很大。宋白的《宫词》中有诗云：“御府书踪字字奇，散教宫女仿来时。研精笔法难停稳，并恨羲之与献之。”
另外王珪的《宫词》云：“清晓自倾花上露，冷侵宫殿玉蟾蜍。劈开五色销金纸，碧锁牕前学草书。”二诗描述的都是宫人学习书法的场景，那么，宫中女子至少要接受书法教育，应该没有问题。在专门教育机构之外，一部分宫人还自学成才。宫门深似海，寂寞深深，即使是贵为后妃，地位也是风雨飘摇，只有努力读书饰己，才有可能得到恩幸，才有可能摆脱色衰爱驰的悲惨命运。所以，一是饰己争宠的需要，二是消磨寂寥的时光。宁宗杨皇后，少以姿容选入宫中，累进至贵妃，与曹美人一起得到宠幸，恰在此时恭淑皇后崩，中宫虚位。杨皇后“尤自抑励，读书饰己，挟数以御同达者，一时故有贤称”。由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杨皇后如愿以尝，被册立为皇后。杨贵妃凭借自身的刻苦，挤身于皇后的行列，在很大程度上鼓舞宫人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宫中女子还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教育。首先，宋代宫廷女子从入宫进见的外命妇那里获得一部分知识。宋朝虽然不允许外间男子出入宫禁，但是有封号的大臣的妻子、母亲可以入见宫人，却为常见之事。文正公王旦之女，封太原郡太君，王旦死时，曾经被“召入中闱，赐冠服，名通宫籍，以时献见夫人，以谓因缘遗思”③。刘文质之母张氏，封清河郡太夫人，也曾出入宫闱，太宗赏赐颇众。
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三《女侍中》中说“清河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义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类不一。”欧阳修之妻薛氏，在仁宗曹皇后垂帘听政期间，“每入辄被顾问，遇事阴有所补”⑤。这些拥有封号、出入宫闱的女子，大部分都是比较有才华和见识的女性，她们频繁地出入宫禁，为居于深宫后院、几乎与世隔绝的宫人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也带来一定的文化知识。
其次，后妃为取悦皇上，往往对本宫的宫女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皇太后邀请太上皇、官家到刘婉容宫中，听罢乐曲之后，刘婉容对太后说：“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就纳与官家则剧。”
最后，宫廷女子从宫中娱乐中也得到一定的教育。北宋宫中设有教坊，遇上重大的节日庆典如正旦、春秋、兴龙、坤成诸节，都设大宴，规模壮观的教坊文艺汇演是必不可少的。往往从第三盏御酒开始热闹的百戏表演，分别在第五盏和第七盏御酒时进行的小儿队舞与女童队舞以及紧接在它们后面的杂剧表演是宫廷宴会上的重头戏。花蕊夫人所写的《宫词》中有“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候宴游。旋炙红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之句，诗中描写的大概就是她看到的宫中音乐、舞蹈技艺演出。宋室南渡以后，教坊时置时省，乐制较乱。孝宗初，罢教坊。遇有需要之时，调用临安府衙前乐，或者临时雇佣艺人承应。民间艺人也经常被召进宫中献艺。小说家朱修、孙奇曾在德寿宫里供奉，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于高宗时供奉内廷，任辩、施圭等在御前当差。另外，节日时，宫里也常常举办一些宫人可以参与的娱乐节目。二月一日中和节，二月二日，宫中照例排办挑菜御宴，后妃、公主甚至一般的宫女都有机会参与，有赏有罚，罚舞唱、吟诗、念佛等。宋代说话艺术拥有很多的听众，宋代帝王就有很多喜欢听的，特别是高宗皇帝非常喜欢听小说。皇帝的嗜好所在，宫里就有了善于讲史、讲小说的内侍，如睿思殿的李铟，“能讴词，善小说，主养飞禽” ，还有高宗朝名叫纲的内侍，善于讲小说。⑤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宫廷娱乐中，宫廷女子，尤其是皇上身边的女子，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往往从中学到简单的历史、文化、艺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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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贴被天若舞在2010-05-07 20:56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