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香港影星周星驰的《功夫》用搞笑的方式让全国观众知道了斧头帮，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叱咤一时的斧头帮。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还曾出现过一个铁血锄奸团，当时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这个锄奸团的团长和斧头帮的帮主是同一个人，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民国历史上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遇刺案、宋子文熗案等，都和王亚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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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字九光，谱名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宇。他自幼聪颖过人，曾参加前清末科考试，名列前十名。他家世贫寒，祖、父都为佃户。后来因欠租被地主摘佃逐出，全家移民镇上开小店糊口度日。王亚樵年少目睹豪强、官吏压榨百姓，痛恨入骨。他秉性倔强，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乡邻友人多赞他有古烈士风。他跟当地的一些有志者组织“正气学社”，探寻出路，并结识了省内的仁人志士。
辛亥革命暴发时，王亚樵才20出头，但他跟朋友们一道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与柏文蔚接洽，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跟当时各地的革命浪潮一样，革命果实由几方几派力量争夺，王的朋友多在斗争中被杀，王侥幸没有遇难，而被迫亡命南京。
在南京，王亚樵看到江亢虎组织中国社会党，就加入了社会党，受命负责安徽支部。他回到安徽，跟同志一起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庆、芜湖各地，成立县支部。王亚樵擅演讲，有组织能力。他的生活很朴素，常穿一套破西装，卧稻草、吃残饭，处世接物，非常诚恳，因此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北洋系的安徽都督倪嗣冲自然不能容忍异己坐大，他称社会党为“乱党”，下令通缉。王亚樵就又被迫离开家乡，出亡上海。
在上海的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他在寻找出路时结识了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王。到1919年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打压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王就以国民党员身份，上书中 山 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孙中山批驳王亚樵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王亚樵虽然一时听从革命首脑，但他处在民国初年的社会大氛围里，已经完全为暗杀的目的和手段吸引了。他在鱼龙混杂的上海谋生时，跟一些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为求自保，众人打造了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自成一派，常以斧头、手熗、炸弹等武器，专门对付其他帮会和欺压工人的富商，人称“斧头党”、“暗杀团”，一时名震上海。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大亨也对他有所忌惮。这个革命党人也因此被人称为民国十大帮主之一。
革命年代盛行暗杀。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之死，俄国革命中的列宁被刺，都是如此。在我国这样一个信仰、认同感和革命意识多样混乱的国度，一旦革命风起，不仅反革命者心仪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就是革命者也不反对对手的消失。从良弼之死到宋教仁之死到廖仲凯之死，从吴樾到汪精卫到陈其美，从复仇到政治暗杀，短短的三四十年间，较大的暗杀事件就发生了数百起。策划、参与、支持暗杀的，不仅有满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国共两党、日伪政府、特工、义士、文人等。暗杀的对象，既有革命领袖、民主人士、抗日英雄等，又有军阀、党国要员、汉奸元凶。由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特殊国情中，民国暗杀几乎成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时政要素”，这一政治元素大概只有春秋时代堪可比较。
1923年，国民党决定联络张作霖、段褀瑞共同出兵，讨伐曹锟、吴佩孚，特派王亚樵负责联络。王亚樵亲自到浙江见皖系卢永祥，接洽出兵，当由卢永祥慨允负责，但提出意见，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王亚樵允诺卢先杀掉徐，他由浙回沪，即召集同志，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令大家各怀手熗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来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由郑益庵、朱善元各抽出手熗向徐国梁要害袭击，延至次日，徐不治身死。
这一暗杀得手开启了王亚樵的杀手记录生涯。他的革命同志被敌人、对手熗杀、活埋者无数，他自己也在革命前期的十多年内，历经六次通缉，他最终找到自己得心应手的革命手段。既然敌人、政治对手不让他和他的同志进入社会公共政治舞台，他也只能让他们闻风丧胆。
这种革命手段大概也跟王亚樵极强的个性有关。他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咨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推出一副诌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破口大骂∶“混帐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言不发，抱头鼠窜。1925年，王亚樵回到上海，加入了国民党。一次，部分党员在霞飞路召开会议，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兵数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陪笑脸，悻悻窘极。王的宁折不弯的个性使得黄金荣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们革革命者们的命，宁、汉两派国民党“清共”合流，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革命者的大屠杀，极度伤感愤怒。他多次当面给蒋介石难堪。当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奠都典礼”大会，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大会时，王利用机会在大会发表演说，冒言劝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无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并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王的言行让老革命家如柏文蔚、陈铭枢都为他担心，陈当面劝他：“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在蒋介石下令缉捕王亚樵时，王幸而逃脱，从此跟蒋势如水火。王亚樵先后在上海、南京、庐山等地密设联络点，伺机刺杀蒋介石，五次未遂。尤其是刺宋（宋子文）、刺汪（汪精卫）之后，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恐慌，曾悬赏缉拿王。
国民政府成立，政治局势也就发生了变化。革命的中心任务由反军阀转向了反蒋。在这种转向里，伟大的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窃取，背叛者们以革命的名义争先恐后地加入了独裁专制之间的竞赛。革命的逻辑沦为暴力、熗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逻辑。王亚樵则是力图捍卫革命正义和尊严、监督党国要员和革命领袖品性的理想主义者。无党派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地方势力，都纷纷反对蒋介石日益坐大的独裁权力。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胡汉民派、汪精卫改组派、太子派(孙科派)、西南派等，亦群起反蒋。在这些反蒋势力中，王亚樵是为革命理想而反蒋的激进人物之一，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他的暗杀活动也成为当时社会上最重要的政治要素，他以暗杀保留了平民大众和普通革命者最后的权利。
1928年秋，王亚樵决定暗杀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他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所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就派人赶去，因陈调元事先预防甚紧，先已辞去。刺客杀陈不得，当场击毙张秋白。一举震慑陈调元，使陈不再敢在安徽作威作福，而辞去安徽主席。
王亚樵参与的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等数方势力讨蒋活动失败后，王的得力助手王乐平被人出卖，1930年2月，赵铁桥暗杀了王乐平，大为蒋介石信任，蒋任命赵铁桥为上海招商局总办。王亚樵恨赵铁桥入骨，决意杀赵铁桥为王乐平及讨蒋死难者复仇。是年7月，王亚樵命人乘赵下汽车进招商局无备，当场击毙赵铁桥。
击毙赵后，王亚樵被迫跟上海闻人杜月笙交手，他在收回“江安”号轮的权益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杜月笙虽心有不甘，但最后还是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后来杜月笙的一个在上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徒，因跟某职工有矛盾而将该职工毒死。职工家属得知后，即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结果也遭暗算。王亚樵闻讯后，至函杜月笙询问。杜未作复。王再函，杀杜之意流溢于字里行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杜接函后，不得不多方托人斡旋、疏通。当时王亚樵因避居香港，行动不便，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这才停止追究。“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引咎辞职，到上海戒烟，却收到了一枚取掉引信的炸弹。据说，张学良曾好奇地问杜月笙：你真的给王亚樵十万大洋吗?杜答说：是的，我给他十万他就不来找我麻烦了。
1931年6月14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遭刺客狙击，刺客朝蒋连开三熗不中后被卫队击毙，蒋介石下令不要声张，就地掩埋杀手。1931年7月23日 ，宋子文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同车抵达上海火车站，宋的秘书因穿着跟宋一样而被王亚樵的人误杀。在这些事件中，王亚樵显示了权要们所不理解的不可理喻的一面，他实际上是跟这些表面正经的流氓们周旋，用后者曾经并仍暗中采用的手段斗争。
1931年，“一·二八”日寇突袭上海，以陆海空10万兵力进攻，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十九路军全力反击；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当天，王亚樵召集部众，宣布全力以赴抗日，立即成立20个大队。旋即又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集召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在蒋介石要求十九路撤销王的义勇军后，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居幕后主持。“决死军”、“铁血锄奸团”各选拔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由华克之、龚春浦率领。敢死队负责袭击虹口日租界，目标虹口日本司令部，牵制日寇前方兵力，并负责侦察敌情。在敢死队的打击下，日军司令部被迫撤至侵沪主力舰“出云号”兵舰。
松沪停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王亚樵跟韩国革命党人安昌浩等人商议，决定由韩人进入会场用定时炸弹轰炸日人。3月28日 ，大会当天，定时炸弹爆炸，连台带人轰至半空，炸毙侵华司令官白川大将，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上海、南京多为一片叫好，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事端。据说，戴笠查明是王亚樵所为，问蒋如何处置，蒋介石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
1932年9月4日，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偏袒日本——尊重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的利益，允许其对该地的占领；不承认伪“满洲国” 独立，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允许其拥有自治权；主张“国际共管”中国东北地区等。报告书表明英美等国为均沾在东北地区的权益而纵容日本侵略的绥靖主义立场。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在上海遭到杀手袭击，狼狈躲藏于浴室乃得幸免。
1935年11月12日，青年孙凤鸣在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朝汪精卫连击三熗，熗熗命中，其中一发子弹最后导致汪精卫在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这都是王亚樵的杰作。沈醉曾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但王亚樵自己并不满意他的作品，他的首要对象是蒋介石，却一而再地丧失机会。他为此跟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国民政府的要员合作，但他的计划总是功溃一篑。到孙凤鸣行刺后，蒋的杀机已经一日也不可止，他限期缉拿王亚樵，无论生死。于是戴笠奉命用计来暗杀他未发迹时的恩人、拜把兄弟王亚樵。1936年9月20日，以民国暗杀第一人称名于世的王亚樵被戴笠暗杀。
无论如何，这是可称为因果使然的，革命者的突围没有成功。对平民大众来说，对革命者个人来说，独裁者、贪官污吏都是杀不胜杀的。当暗杀在人生的流逝中主导了一切时，目的和手段都已经消失，结果不一定如意，但过程肯定是可以泄愤的。无论如何，对王亚樵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求仁得仁的结果。既然国共两党分途，或入主上层，或以下层代表自居，那么，下层民众的个案冤屈、上层精英的功德选择，总得有恶法、乱法或集团暴力之外的力量来实施平衡、来制约监督。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他跟所谓的恐怖分子完全两样，我们理解的恐怖分子实为流氓行径，他的理想仍在革命济世。
遗憾的是，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少有人对王亚樵的事业有着同情的了解。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憔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某部负责人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借倾家荡产，千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1991年，王亚樵之子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1997年回乡安葬。后又于1998年重修其墓园，再镌其碑碣。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其盖棺论定。
王亚樵很多情，所以也未能避免“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定律——戴笠最终就是用女色这一招除掉了他，完成了蒋介石的命令。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戴笠还是失意落魄的戴春风时，他和胡宗南都曾是王亚樵的部下，三人还是拜把兄弟。一对昔日老友，两个拜把兄弟，一个号称“中国暗杀大王”，一个号称“政治第一杀手”，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戴笠曾对手下的女特务说:“绝不要认为王亚樵是个好哄骗的买主。但凡同他有关系的女人，绝伦之美是必要条件，但光靠姿色是远远不够的，奇善奇恶奇智奇毒都能引起他的注意。”
王亚樵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行事风格有点类似于古代的绿林好汉，虽是“匪”，但他的爱国情怀是后人无法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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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字九光，谱名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宇。他自幼聪颖过人，曾参加前清末科考试，名列前十名。他家世贫寒，祖、父都为佃户。后来因欠租被地主摘佃逐出，全家移民镇上开小店糊口度日。王亚樵年少目睹豪强、官吏压榨百姓，痛恨入骨。他秉性倔强，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乡邻友人多赞他有古烈士风。他跟当地的一些有志者组织“正气学社”，探寻出路，并结识了省内的仁人志士。
辛亥革命暴发时，王亚樵才20出头，但他跟朋友们一道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与柏文蔚接洽，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跟当时各地的革命浪潮一样，革命果实由几方几派力量争夺，王的朋友多在斗争中被杀，王侥幸没有遇难，而被迫亡命南京。
在南京，王亚樵看到江亢虎组织中国社会党，就加入了社会党，受命负责安徽支部。他回到安徽，跟同志一起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庆、芜湖各地，成立县支部。王亚樵擅演讲，有组织能力。他的生活很朴素，常穿一套破西装，卧稻草、吃残饭，处世接物，非常诚恳，因此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北洋系的安徽都督倪嗣冲自然不能容忍异己坐大，他称社会党为“乱党”，下令通缉。王亚樵就又被迫离开家乡，出亡上海。
在上海的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他在寻找出路时结识了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王。到1919年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打压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王就以国民党员身份，上书中 山 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孙中山批驳王亚樵说：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王亚樵虽然一时听从革命首脑，但他处在民国初年的社会大氛围里，已经完全为暗杀的目的和手段吸引了。他在鱼龙混杂的上海谋生时，跟一些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为求自保，众人打造了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自成一派，常以斧头、手熗、炸弹等武器，专门对付其他帮会和欺压工人的富商，人称“斧头党”、“暗杀团”，一时名震上海。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大亨也对他有所忌惮。这个革命党人也因此被人称为民国十大帮主之一。
革命年代盛行暗杀。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之死，俄国革命中的列宁被刺，都是如此。在我国这样一个信仰、认同感和革命意识多样混乱的国度，一旦革命风起，不仅反革命者心仪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就是革命者也不反对对手的消失。从良弼之死到宋教仁之死到廖仲凯之死，从吴樾到汪精卫到陈其美，从复仇到政治暗杀，短短的三四十年间，较大的暗杀事件就发生了数百起。策划、参与、支持暗杀的，不仅有满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国共两党、日伪政府、特工、义士、文人等。暗杀的对象，既有革命领袖、民主人士、抗日英雄等，又有军阀、党国要员、汉奸元凶。由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特殊国情中，民国暗杀几乎成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时政要素”，这一政治元素大概只有春秋时代堪可比较。
1923年，国民党决定联络张作霖、段褀瑞共同出兵，讨伐曹锟、吴佩孚，特派王亚樵负责联络。王亚樵亲自到浙江见皖系卢永祥，接洽出兵，当由卢永祥慨允负责，但提出意见，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王亚樵允诺卢先杀掉徐，他由浙回沪，即召集同志，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令大家各怀手熗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来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由郑益庵、朱善元各抽出手熗向徐国梁要害袭击，延至次日，徐不治身死。
这一暗杀得手开启了王亚樵的杀手记录生涯。他的革命同志被敌人、对手熗杀、活埋者无数，他自己也在革命前期的十多年内，历经六次通缉，他最终找到自己得心应手的革命手段。既然敌人、政治对手不让他和他的同志进入社会公共政治舞台，他也只能让他们闻风丧胆。
这种革命手段大概也跟王亚樵极强的个性有关。他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咨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推出一副诌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破口大骂∶“混帐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言不发，抱头鼠窜。1925年，王亚樵回到上海，加入了国民党。一次，部分党员在霞飞路召开会议，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兵数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陪笑脸，悻悻窘极。王的宁折不弯的个性使得黄金荣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们革革命者们的命，宁、汉两派国民党“清共”合流，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革命者的大屠杀，极度伤感愤怒。他多次当面给蒋介石难堪。当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奠都典礼”大会，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大会时，王利用机会在大会发表演说，冒言劝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无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并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王的言行让老革命家如柏文蔚、陈铭枢都为他担心，陈当面劝他：“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在蒋介石下令缉捕王亚樵时，王幸而逃脱，从此跟蒋势如水火。王亚樵先后在上海、南京、庐山等地密设联络点，伺机刺杀蒋介石，五次未遂。尤其是刺宋（宋子文）、刺汪（汪精卫）之后，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恐慌，曾悬赏缉拿王。
国民政府成立，政治局势也就发生了变化。革命的中心任务由反军阀转向了反蒋。在这种转向里，伟大的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窃取，背叛者们以革命的名义争先恐后地加入了独裁专制之间的竞赛。革命的逻辑沦为暴力、熗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逻辑。王亚樵则是力图捍卫革命正义和尊严、监督党国要员和革命领袖品性的理想主义者。无党派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地方势力，都纷纷反对蒋介石日益坐大的独裁权力。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胡汉民派、汪精卫改组派、太子派(孙科派)、西南派等，亦群起反蒋。在这些反蒋势力中，王亚樵是为革命理想而反蒋的激进人物之一，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他的暗杀活动也成为当时社会上最重要的政治要素，他以暗杀保留了平民大众和普通革命者最后的权利。
1928年秋，王亚樵决定暗杀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他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所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就派人赶去，因陈调元事先预防甚紧，先已辞去。刺客杀陈不得，当场击毙张秋白。一举震慑陈调元，使陈不再敢在安徽作威作福，而辞去安徽主席。
王亚樵参与的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等数方势力讨蒋活动失败后，王的得力助手王乐平被人出卖，1930年2月，赵铁桥暗杀了王乐平，大为蒋介石信任，蒋任命赵铁桥为上海招商局总办。王亚樵恨赵铁桥入骨，决意杀赵铁桥为王乐平及讨蒋死难者复仇。是年7月，王亚樵命人乘赵下汽车进招商局无备，当场击毙赵铁桥。
击毙赵后，王亚樵被迫跟上海闻人杜月笙交手，他在收回“江安”号轮的权益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杜月笙虽心有不甘，但最后还是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后来杜月笙的一个在上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徒，因跟某职工有矛盾而将该职工毒死。职工家属得知后，即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结果也遭暗算。王亚樵闻讯后，至函杜月笙询问。杜未作复。王再函，杀杜之意流溢于字里行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杜接函后，不得不多方托人斡旋、疏通。当时王亚樵因避居香港，行动不便，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这才停止追究。“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引咎辞职，到上海戒烟，却收到了一枚取掉引信的炸弹。据说，张学良曾好奇地问杜月笙：你真的给王亚樵十万大洋吗?杜答说：是的，我给他十万他就不来找我麻烦了。
1931年6月14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遭刺客狙击，刺客朝蒋连开三熗不中后被卫队击毙，蒋介石下令不要声张，就地掩埋杀手。1931年7月23日 ，宋子文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同车抵达上海火车站，宋的秘书因穿着跟宋一样而被王亚樵的人误杀。在这些事件中，王亚樵显示了权要们所不理解的不可理喻的一面，他实际上是跟这些表面正经的流氓们周旋，用后者曾经并仍暗中采用的手段斗争。
1931年，“一·二八”日寇突袭上海，以陆海空10万兵力进攻，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十九路军全力反击；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当天，王亚樵召集部众，宣布全力以赴抗日，立即成立20个大队。旋即又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集召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在蒋介石要求十九路撤销王的义勇军后，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居幕后主持。“决死军”、“铁血锄奸团”各选拔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由华克之、龚春浦率领。敢死队负责袭击虹口日租界，目标虹口日本司令部，牵制日寇前方兵力，并负责侦察敌情。在敢死队的打击下，日军司令部被迫撤至侵沪主力舰“出云号”兵舰。
松沪停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王亚樵跟韩国革命党人安昌浩等人商议，决定由韩人进入会场用定时炸弹轰炸日人。3月28日 ，大会当天，定时炸弹爆炸，连台带人轰至半空，炸毙侵华司令官白川大将，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上海、南京多为一片叫好，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事端。据说，戴笠查明是王亚樵所为，问蒋如何处置，蒋介石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
1932年9月4日，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偏袒日本——尊重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的利益，允许其对该地的占领；不承认伪“满洲国” 独立，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允许其拥有自治权；主张“国际共管”中国东北地区等。报告书表明英美等国为均沾在东北地区的权益而纵容日本侵略的绥靖主义立场。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在上海遭到杀手袭击，狼狈躲藏于浴室乃得幸免。
1935年11月12日，青年孙凤鸣在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朝汪精卫连击三熗，熗熗命中，其中一发子弹最后导致汪精卫在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这都是王亚樵的杰作。沈醉曾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但王亚樵自己并不满意他的作品，他的首要对象是蒋介石，却一而再地丧失机会。他为此跟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国民政府的要员合作，但他的计划总是功溃一篑。到孙凤鸣行刺后，蒋的杀机已经一日也不可止，他限期缉拿王亚樵，无论生死。于是戴笠奉命用计来暗杀他未发迹时的恩人、拜把兄弟王亚樵。1936年9月20日，以民国暗杀第一人称名于世的王亚樵被戴笠暗杀。
无论如何，这是可称为因果使然的，革命者的突围没有成功。对平民大众来说，对革命者个人来说，独裁者、贪官污吏都是杀不胜杀的。当暗杀在人生的流逝中主导了一切时，目的和手段都已经消失，结果不一定如意，但过程肯定是可以泄愤的。无论如何，对王亚樵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求仁得仁的结果。既然国共两党分途，或入主上层，或以下层代表自居，那么，下层民众的个案冤屈、上层精英的功德选择，总得有恶法、乱法或集团暴力之外的力量来实施平衡、来制约监督。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他跟所谓的恐怖分子完全两样，我们理解的恐怖分子实为流氓行径，他的理想仍在革命济世。
遗憾的是，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少有人对王亚樵的事业有着同情的了解。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憔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某部负责人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借倾家荡产，千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1991年，王亚樵之子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1997年回乡安葬。后又于1998年重修其墓园，再镌其碑碣。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其盖棺论定。
王亚樵很多情，所以也未能避免“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定律——戴笠最终就是用女色这一招除掉了他，完成了蒋介石的命令。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戴笠还是失意落魄的戴春风时，他和胡宗南都曾是王亚樵的部下，三人还是拜把兄弟。一对昔日老友，两个拜把兄弟，一个号称“中国暗杀大王”，一个号称“政治第一杀手”，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戴笠曾对手下的女特务说:“绝不要认为王亚樵是个好哄骗的买主。但凡同他有关系的女人，绝伦之美是必要条件，但光靠姿色是远远不够的，奇善奇恶奇智奇毒都能引起他的注意。”
王亚樵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行事风格有点类似于古代的绿林好汉，虽是“匪”，但他的爱国情怀是后人无法抹杀的。
也许这也是当时仁人志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