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报纸的故事——以《申报》、《大公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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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color=#660000][size=5]《申报》[/size][/color][/b][/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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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cc][size=4]提要[/size][/color]
[color=#663300]《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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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6633cc]【申报介绍】[/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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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申报《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
它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廿三日)创刊，初为双日刊，从第5号起改为日报。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办了77年，共出版25600号。
初由英商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同伍华德、普莱尔、麦基洛等人合资创办，最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美查将报名定为《申江新报》（简称《申报》）。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收买，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先后创办《自由谈》等副刊，发表民主自由言论。1934年史量才被蒋介石派遣特务暗杀后，言论又趋保守。
1937年7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15日，因日军检查新闻，自动停刊。抗战期间，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接收，成为CC系报纸。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
《申报》前后历时78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上海图书馆为全国《申报》收藏最全的单位，藏有全套原版《申报》。
1983年，上海书店将《申报》影印出版。[/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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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cc]美查于同治初年（1860年代）其兄弟菲尔特利克·美查来沪经营茶叶、缫丝等出口贸易，约在1862年前后开办江苏药水厂。他的中国买办陈莘庚看到《上海新报》销路好，利润高，便建议其办报。
《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
《申报》对新闻业务进行的改革：
一是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
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日本侵略台湾，美查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派人去台湾采访，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也是《申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冤案”，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
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四是经营副业。①创办文艺杂志。1872年11月11日《申报》发行我国第一份文艺期刊《瀛寰锁记》；②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3月30日《申报》创办我国第一份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通俗报纸《民报》；③编印画报。
1877年《申报》出版《瀛寰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办我国第一份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④印书。此外，《申报》馆还开办了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30万两，超过创刊基金180多倍，实现了美查的“赢利”的目的。 [/color][/size]
[color=#6633cc][b]【副刊“自由谈”堪称现代文学史】 [/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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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申报》除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通讯，发表著名人士文章、宣言之外，还增加篇幅辟出专栏和副刊，如“经济专刊”、“教育消息”、“商业新闻”、“科学周刊”、“通俗讲座”、“医学周刊”、“电影专刊”以及“读者顾问”、“图画周刊”和副刊“自由谈”等。在所有的副刊、专栏中，以副刊“自由谈”的影响最大，历史也较长，以至于有人说，谈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能不谈《申报》的副刊“自由谈”。
“自由谈”在1911年8月24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了39年。开始的内容，刊登记叙风花雪月、奇闻轶事、诗词歌赋的文章以及小说连载。[/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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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 1932年有中国报业巨擘之称的史量才(时任《申报》总经理)，改组“自由谈”，聘请留法回国的黎烈文任主编，约请[color=#ff3366]鲁迅和茅盾[/color]两大名家，以千字左右的杂感文刊登在“自由谈”上。此举引来许多老作家和左翼青年作家撰稿投登。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巴金、张天翼等都寄上作品，章太炎、柳亚子、吴稚晖也为“自由谈”写过文章。
一时间“自由谈”的内容五光十色、热闹活泼，除杂感外，还有散文、随笔、游记、速写、小考证、读书记、文艺评论、科学小品和短篇翻译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针对时局形势、社会风尚习惯而写的议论性杂感“花边文学”，如瞿秋白与鲁迅合作发表的《儿时》、《〈子夜〉和国货年》等。[/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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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 由于执笔人多，文章尖锐活泼，有针对性，使“自由谈”在当时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仅如此，以它为平台，“自由谈”还培养出一批文学界的新人，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柯灵、黑丁、荒煤、罗洪等，他们纷纷携笔登台，在“自由谈”上试练笔墨，磨砺作品。[/color][/size]
[b][color=#6633cc]【申报之始】[/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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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size=2]创办初期，《申报》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刻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
申报的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由此[color=#ff3366]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color]。《申报》的报价十分便宜，每份只要八文铜钱。《申报》除了在上海本地发行，又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以后又逐渐扩展到其汉口路309号 报馆原址他城市，销量逐步上升。[/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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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锐意革新，创办了许多重大的新闻形式，被载入中国新闻发展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b][color=#ff3366]增刊及白话文报之始[/color][/b]
从1876年3月30日开始，《申报》增加出版用白话文编写的《民报》两日刊，这是我国报纸有增刊之始，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
[color=#ff3366][b]最早的战事通讯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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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申报》均派记者赴战地采访，连续发回战况报道。这些记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战事通讯员。
[b][color=#ff3366]最早出版的“号外”[/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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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8月5日，法国进攻基隆炮台，中法战争爆发。当时上海风传法国舰队正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向中国南洋海军开火的消息，人们盼望获得确切消息。8月6日下午6时半，《申报》特派记者从福州发来有关此消息的快电，电文为“驻榕法舰尚无动静”。可是当天的《申报》已出完，为应急，报馆只得于晚7时将这条电文用传单的形式印出，列在报纸的正常编号之外。这是中文报纸最早的“号外”。
[b][color=#ff3366]使用电讯传递新闻之始[/color] [/b]
1881年12月24日，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架设完成，次年1月16日，《申报》最早利用这条线路传送谕旨。这是我国报纸用电讯传递国内新闻之始。
[b][color=#ff3366]“画报”的出现[/color] [/b]
此外，《申报》还十分重视新闻插图，后来扩展到出版画报。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报馆出版《寰瀛画报》，共五卷，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刊附属于该报的《[color=#ff3366]点石斋画报[/color]》（旬刊），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时事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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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 提起《申报》，不能不谈到为《申报》发展作巨大贡献的史量才先生。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他主持办报期间，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
[color=#ff3366]“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color]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
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color=#ff3366]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color]”，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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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 在他主持办报期间，《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报纸是历史的档案，《申报》经立了近七十年的风雨，它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民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经过几代新闻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的探索，《申报》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color][/size]
[b][color=#6633cc]【日伪和国民党致其死命】 [/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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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size=2]《申报》一生服务于社会，也随着人与社会的变化、动荡而变迁、浮沉。1909年《申报》由美查公司转入国人之手。买办席子佩接手后，由于经营不善，于1912年5月转让给张赓、史量才、应季中、赵竹君等5人，由史量才任总经理。
此后二十余年，史量才作为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孜孜于经营《申报》。他网罗人才，改进业务，设立分馆，扩大消息来源和广告范围，修建五层大厦，购进新式印刷机，使《申报》销量大增，到1926年日出报14万多份，与另一份《新闻报》一起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之一。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因倾向进步，主张抗日，不受国民党的驾驭或羁縻，被蓝衣社特务刺杀在沪杭公路上。之后，其子史咏赓继承父业，迫于当时的形势，《申报》的言论态度又趋向保守，相关的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如出版《申报年鉴》、《申报丛书》、《中国分省地图》等，以及由李公朴和艾思奇等人主持举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等被迫中断或改弦更张。
1937年“八·一三”以后，上海沦陷，《申报》因抗拒日方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后又转移到汉口、香港出报，至1938年10月又迁回上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申报》由日本海军报道部接收并改组，成为日伪控制的喉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报》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接收，由国民党“CC”组织在上海的负责人潘公展任社长兼总主笔，陈布雷的兄弟陈训口任总经理兼总编辑。
1949年5月27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熗炮声渐渐息去，《申报》以“沪杭甬路全线打通 慈溪宁波均告解放本市苏州河北亦以肃清”为标题终刊结束。至此，后人有结论作如下诉说：《申报》这个中国报业的长者未得善终，是日伪和国民党先后绑架致其死命的。
时移世易，征途回首，许多史事真伪混杂，似真似假。不管人们的感觉是赞叹，还是惋惜，是颂扬，还是鄙夷，那毕竟是中国人的来处，是起步之点，也是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寻迹《申报》、了解历史，是为了借鉴；借鉴历史是为了翻过旧页，迎来新的一页。
《申报》于1949年5月停报。[/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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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6633cc]【史量才与《申报》】[/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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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color=#660000][size=5][b]《大公报》[/b][/size][/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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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color=#ff33cc]提要：[/color][/size]
[size=2] [color=#660000]《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中，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华夏儿女为反抗列强的欺压、捍卫祖国的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大公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客观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历程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呼唤并祈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报纸。
创始人英敛之在解释《大公报》名称中的“大”、“公”二字时说[color=#FF3366]：“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color]可见他是将这两句话作为办报的宗旨。《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朱启平说过：“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新记公司接手《大公报》后，提出了[color=#FF3366]“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社训[/color]。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其核心是不拉政治关系。不卖，核心是资本独立，从而保证报纸言论的独立性。不私，是指做公众喉舌，无私利可图。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要独立思考。
从创刊到发展，《大公报》共经历了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重组等四个时期。[/color] [/size]
[size=3][b][color=#6633cc]【大公报简史】[/color][/b][/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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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size=3] [b]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b][/size] [/color]
[size=2] [color=#663300] 《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幼年家贫，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早年习武，后弃武从文。1893年，27岁的英敛之患半身不遂。
次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英敛之作《久病吟》既叹息自身之病，又感慨国家积弱难返。
1895年至1900年，英敛之“米完柴罄，只余三余元”，生活十分艰难。1901年4月，英敛之回到天津，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办报，并邀英敛之主持其事，这才开始他创办《大公报》的生涯。
经过紧张的筹划与准备，《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正式出版，社址在天津法租界内的哈尔滨大道。为了引人注意，创刊后赠阅七天，每日出8面16版，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日本、美国等地也设有代销处。
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主张君主立宪，基本同意维新变法，重视传播西洋科学知识。爱国、敢言是其重要特色。从1904年11月9日起，《大公报》连续5天转载《详志粤汉铁路废约始末》，随后又一再发表粤、湘、鄂等省绅士、商人、留学生的公启、函件，坚决要求清朝政府赎回路权。
《大公报》还经常发表文章提倡兴办民族工商业，认为中国之所以受辱是由于农工商诸务不发达，因此，要许专利、立公司、严保护、译新书、设专官、重赛会。《大公报》另一特色是敢言，创刊第5天就发表[color=#FF3366]《论归政之利》，要求慈禧太后归政[/color]，文章虽然并不主张打倒慈禧太后，只要求她撤帘归政，但这在当时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912年，袁世凯上台就任临时大总统，《大公报》撰文《论袁项城被选为总统》，提出对袁要进行“研究”。[/color] [/size]
[color=#FF3366][size=3] [b]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b] [/size][/color]
[size=2][color=#666666]1916年至1925年，是《大公报》最平庸的时期。1916年《大公报》被王郅隆收购，结束了英敛之的创业阶段。此时期《大公报》由胡政之担任总编辑，在政治上则与安福系军阀关系密切。
1920年8月王郅隆、胡政之同时离开《大公报》，报纸停刊，一星期后《大公报》宣布复刊，但人员与编辑方针则发生明显变化。此时天津报业正处在“发育时期”，较有影响的报纸有《时报》、《直报》、《民意报》、《国风报》、《北洋官报》以及外文报《京津泰晤士报》等百余种。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的出版业蓬勃发展，宣传反帝爱国的进步报刊大量涌现。民营的《益世报》虽出版较晚，但宣传进步主张，反对军阀，支持爱国运动，受到群众欢迎。
[color=#FF3366] 20世纪20年代初，它的发展势头超过《大公报》，成为天津第一大报。[/color]据天津老报人吴云心回忆，抗战前，《大公报》、《益世报》互为消长，《益世报》支持学生立场，攻击安福系，又一次争取了天津民众。
王郅隆原系《大公报》股东之一，本人亦官亦商，他买下《大公报》一方面是为了使之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另一方面也有占领舆论阵地为己服务的意图。军阀的支持，使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取得短期的繁荣；军阀的更替、人民的反对又限制了《大公报》的发展。
将《大公报》与《益世报》对比，不难发现《大公报》的衰败迹象。1919年前后，《大公报》与《益世报》的发行价格、版面风格相差不多。到1925年，两报差距加大，《益世报》4张16版，售价4分；《大公报》只有8版，售价却高于《益世报》。
1925年的《益世报》上标有“中华民国邮政总局特准挂号立券之邮件”，而《大公报》却被当局剥夺了邮局发行权。此时的两报，一个蒸蒸日上，一个日薄西山，已经谈不上竞争了。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虽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客观准确地采访报道新闻，但衰败已成定局，并已沦为专制政治的舆论工具，无进步意义可言。[/color] [/size]
[color=#FF3366] [size=3] [b]新记时期的大公报[/b] [/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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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3300]1925年11月，《大公报》随着安福系的垮台而停刊。与《大公报》颇有渊源的胡政之遇见来津觅职的旧友张季鸾，两人每每茶余饭后高谈阔论，思想逐渐接近。
胡、张二人每日从《大公报》门前经过，看到曾经辉煌一时的报纸现在无人问津的萧条景象，不仅感慨万端。他们想重铸《大公报》的辉煌，但苦于没有资金，便前往拜访同在天津的吴鼎昌（字达诠）。
吴十分高兴，决定把《大公报》接收过来，由他们共同续办。之后商定：吴鼎昌负责资金，不向任何人募集；三人一心办报。吴任社长，不领薪水，胡、张每月各领薪水300元，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随后，胡用一万元买下《大公报》的产权及报名。
1926年9月，被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合组的新记公司接手之后，《大公报》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了，续刊期号为8316号，报名仍用《大公报》报头，并特地标明“本馆创始自清光绪28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以表明该报的历史。
在最初几年中，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专心办报，尤其是胡、张二人更是全身心投入。每日下午4时至5时，召开编辑会，给编辑下达任务。晚8时许，三人同到编辑部，讨论社评写作。晚9时，夜班人员到岗，紧张的工作开始。晚12时，吃报馆免费夜宵。随后，张继续工作至后半夜。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新记《大公报》着手另觅新址。11月8日，天津事件爆发，日本军队、汉奸寻衅闹事，一时间人心惶惶。此时，《大公报》决定停刊搬家，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四昼夜全部搬完，并于11月16日在新址法租界恢复出版。
1935年2月，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政治局面，张季鸾向吴、胡提出创立上海馆的建议。张季鸾认为日寇侵华野心有增无减，华北沦陷是早晚的事。反复磋商之后，吴、胡、张三人终于在8月统一了思想。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大公报》上海版于1936年4月1日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创刊。
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攻天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题为《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的社评，其中第二条态度鲜明地表示：“天津本报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8月5日，在天津沦陷后，《大公报》毅然停刊。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胡政之、张季鸾感到“上海非可久守”，并断定“沪版将继津版而牺牲”，决定立即创办《大公报》汉口版，继续宣传抗日。
1937年9月18日，《大公报》汉口版在汉口特三区湖北街宝利润里2号出版。12月13日，日寇占领军要求租界内中文报纸接受新闻检查，《大公报》上海版主要干部一致表示，宁肯停版，绝不接受检查，并于次日发表王芸生《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的文章，其中“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表达了《大公报》人用“文章报国之志”的坚定信念。
此后，由于战乱的原因，《大公报》汉口版于1938年10月18日停刊，并于同年12月1日在重庆出版，编号为继汉版。另外，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在香港设立分号即香港版，1941年3月15日在桂林设立分号即桂林版。1942年4月1日至1944年6月27日，《大公报》还发行了晚刊，定名《大公晚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大公报》迎来发满15000号的纪念日，当天下午，《大公报》举行庆祝大会。时值日本投降，《大公报》全体同仁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11月1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12月1日，天津版复刊。
1946年元旦，《大公报》在上海设立总部。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彻底结束了它的“流浪生活”。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坚持了“敢言”的特色，对重要的政治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批评与评论。在副刊和专刊上，刊登了大量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国粹艺术和知识讲座等。[/color] [/size]
[color=#FF3366] [size=3] [b]新中国时期的《大公报》[/b] [/size][/color]
[color=#666666][size=2]1949年，《大公报》重组，并进入第四个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保留《大公报》上海版和重庆版，天津版改名出版，香港版属于港英政府管，中国政府不予干预。2月27日，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后正式出版。
3月18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来到北平，为《大公报》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找到周恩来总理，希望保留《大公报》。周恩来总理说：“此事我们已请示毛主席，《大公报》不必改名。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并明确表示：“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干预。”
6月17日，王芸生撰写《大公报新生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大公报》对中共以及新生政权的态度。1952年8月4日，重庆版《大公报》停刊。8月5日，《重庆日报》与《大公报》合并为《重庆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多原因，各机关对民营性质的《大公报》不重视，对记者的采访也进行限制，《大公报》的发行量下降很快。面对这种情况，王芸生决定上书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在北京听了王芸生的汇报后，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王芸生一方面异常激动，另一方面又担心挑不起重担。毛主席鼓励他说：“你们两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由于《大公报》进京馆址需要新建，因此合并后的《大公报》1953年1月1日先在天津出版，由王芸生担任社长。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王芸生继续担任社长。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组随后进驻。9月，北京《大公报》停刊、改组为《前进报》，并于15日创刊。12月28日，《前进报》停刊。
《大公报》在大陆销声匿迹后，创刊于1938年、复刊于194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成为硕果仅存的《大公报》。
《大公报》曾被授予“[color=#FF3366]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color]”，曾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大公报》除了拥有胡政之、张季鸾以外，还有王芸生、曹谷冰、萧乾、范长江、杨刚、朱启平等著名办报人和记者[color=#FF3366]。《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因发表武侠小说连载，成就了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名家。 [/color]
《大公报》是中国创刊最早、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size][/color]
[size=3][b][color=#6633cc]【英敛之：大公报的创始人】[/color][/b]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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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英敛之 (1867～1926)
中国近代报刊出版家原名英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
1867年11月23日生。幼年家贫，自学成才。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
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受到舆论界重视。
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 1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名义上仍负责《大公报》工作,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 后又创办辅仁大学 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
1926年1月10日逝世。著有《也是集》(正、续编)、《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汇编。 [/color] [/size]
[color=#FF3366] [size=3][b] 【英氏家谱】 [/b][/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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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66][size=2] [b]第一代 [/b]
英敛之
慈禧赐姓“英”
娶满清皇族
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
[b]第二代 [/b]
英骥良—— 台湾辅仁大学副校长
蒋介石钦点翻译人选
英茵—— 而在英氏家族第二代中，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就是英骥良的妹妹英茵，抗战时期的电影明星和抗日间谍，曹禺名剧《日出》陈白露原型。
[b]第三代[/b]
英若诚——文化部副部长话剧界元老
英若聪——建筑学家
英若识——吉林美院院长
吴世良(英若诚妻)——曾给周总理做过英语翻译
[b]第四代 [/b]
英达英壮英宁宋丹丹(英达前妻)
[b]第五代 [/b]
英如镝——加盟北美冰球联赛的波士顿熊队 [/size][/color]
[size=3][b][color=#6633cc]【从张季鸾到王芸生】[/color][/b][/size]
[align=center][table=80%][tr][td][attachment=11327929] [/td][td][attachment=11327928] [/td][/tr][/table][/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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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发行一万期纪念日。这一天，在天津日租界四面钟一带，报馆举行了盛大庆典，蒋介石以下的大批高官，以及包括胡适在内的无数名流，纷纷发来了贺电。
在贺电中，蒋介石谈到，《大公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更为热情洋溢，他以《后生可畏》的标题，认为《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
这一天，距离《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接手《大公报》，仅仅四年有余的时间。过去的年月，它凭借“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办报宗旨，以及犀利深刻的社评、丰富活泼的栏目、手笔巨大的发行，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此时周旋应酬于各方宾客中的“三巨头”，他们能否想象，再有四个多月，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大公报》，就要悄然地改变自己的航向？
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color=#FF3366]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color]”（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三、
张季鸾认为，“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也就是说，报纸不是圣经，报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为载体，报纸应容纳各种立场与观点，以沟通社会、“养成舆论”。
张季鸾的报业观，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又不止于此。作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兹的，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奔走呼喊，曾经扫荡着一个皇权颟顸、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一空傍依，无论精神资源、价值世界、世俗权力、社会风俗，均如此。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不破坏就无从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一穷二白、纷乱混沌的时世，再也经不起战乱、破坏与党同伐异了。它需要建设。《大公报》应成为形形色色思潮、观点、习惯与情感的展示舞台，并以此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国人格。
作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后来年月《大公报》历久弥新的最大关键。而与这种使命感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则是[color=#FF3366]张季鸾整理的四大办报方针，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 [/color]
“四不”方针后来成为中国报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万事具备后，张季鸾又为《大公报》草拟了一句广告词，“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这份报纸的前世与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这份广告海报的日子，《大公报》创刊号顺利问世了。
四、
《大公报》创办初期的清新景象，让许多报人终生难忘。
担任社长的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讨论新闻，交换业务”。他主要负责低价囤积纸张，“从未失手”。与此相比，专任报社职务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习以为常”。张季鸾更加勤奋，“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时，遇有重大问题，也常熬到天亮”。
“三巨头”中，吴鼎昌生性随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显孤僻”，至于张季鸾，则以“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的性情，博得了百余员工的一致好感。几十年以后，两名《大公报》旧人回忆道，在“三巨头”的带动下，“这个报馆是很有朝气的”、“表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
这样的生活氛围，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几年之内，王芸生、曹谷冰、范长江、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一个个后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纷纷走进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大公报》报馆。王芸生后来写道：“一时之间，《大公报》人才之盛……几为旧中国时期报业之仅见。”
勤奋的工作、清新的气息、众多的人才，使报馆业务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时，发行不足两千，广告不过200余元，“营业结算则每月亏损四千余元”；仅仅八个月后，1927年5月，《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六千，广告收入每月一千余元，至于营业结算也“转为收支平衡”。
次年开始，《大公报》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五、
如果说，在创业之初，张季鸾的社评支撑了《大公报》半壁江山的话；那么，1928年起，它声势日大的版务拓展，也足以载入中国新闻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钟声的余音里，《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了。此后六年，张季鸾同乡、一个名叫吴雨增的青年始终担任该刊的主编职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吴宓。随即，大作家沈从文主持《文艺副刊》、大作家萧军开辟《读者与编者》、曹谷冰首开“异域特稿”风气、胡适等人应约《星期论文》……《大公报》的众多品牌栏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产生了。
以“异域特稿”为例，在曹谷冰访苏之前，苏联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1931年3月22日，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随行记者，曹谷冰抵达苏联，开始对这个广袤国家进行深度采访。此后四个多月，《大公报》先后发表近三十篇通讯，次年夏天又结集而为[color=#FF3366]《苏俄视察记》[/color]一书。凡此种种，均被认为[color=#FF3366]“开风气之先”[/color] 。
“《大公报》四大特色”的说法也出现了。社评之外，它包括了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大公报》经营手笔之巨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发行仅限天津一埠，由大报商张万有包销。几乎刚刚实现收支平衡，它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拓展，并以“靠铁路沿线分销”的形式，覆盖了北平、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主要城市。一时之间，订户直线上升，“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
《大公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猛涨到万余份、两万多份。水涨船高，广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几十年后，曾长期供职发行课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相扩大版面”（李清芳，《发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当“三巨头”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color=#FF3366]“万宝山事件”。 [/color]
六、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满洲事变”，却使五千年与四万万同生悲恸。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七、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八、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九、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color=#FF3366]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color]
十、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熗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熗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十一、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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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00%][tr][td]
[align=center][b][color=#660000][size=4]《新民报》简介 [/size][/color][/b][/align]
[color=#FF6600][size=2] 作为《新民晚报》的前身和“母本”、1929年创刊于南京的《新民报》，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了。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
报纸定名《新民报》有两层意思：一是继承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的机关报《民报》革命传统；二是取《诗经》“大雅”篇作育新民之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新民报》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抗敌御侮的言论和宣传报道，大得人心。《新民报》发表《请对日绝交》等社论，极力主张抗日。
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同志为《新民报》抗战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1943年6月18日，成都版《新民报》创刊，出四开小型报晚刊。
1945年2月1日，《新民报》成都版增出日刊。重庆、成都日晚刊都受到欢迎。日销数共达十万份。解放后《新民晚报》获得了长足发展，报纸发行量和报业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晚报之首。[/size][/color]
[table=100%][tr][td]
[align=center][b][color=#660000][size=4]中国近代报纸[/size][/color][/b][/align]
[color=#666666] [size=2]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初九云贵贵督署办的[color=#FF3366]《滇南钞报》是云南出版最早的报纸[/color]，报纸用本地土纸单面直排铅印，开张比现代报纸4开略小，每期4页，每页有中缝分隔，可以折叠成像八开的标志，是我国早期报纸的典型书册式版面，由督署官报局编辑，发行到各府、厅、州、县。
报纸主要刊登皇帝谕旨，督署、巡抚衙门的奏折及其相关文书，本省要事杂抄，摘登《时报》、《申报》、《字林西报》、《四川官报》等外地报刊和西方新闻、新知识。该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停刊后，督署又先后出版《云南政治官报》、《云南官报》。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年）间，革命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办有《云南日报》、《滇南公报》、《国民话报》、《云南旬报》等报纸。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云南都督府，《滇南公报》继续出版，到1912年11月停刊，其余报纸均终止出版。云南都督府创办《大汉滇报》，不久为《云南政报》所代替。
护国运动期间，云南都督府于1916年1月10日创办的《义声报》，一直出版到1939年8月。这一时期，政党的报纸也相继出现，如《云南日报》、《云南民报》（后改为《滇南民报》）、《华南新报》（后改为《新云南报》）、《天南新报》、《共和滇报》等。
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一些[color=#FF3366]新的民办报纸[/color]，如《振华日报》及1914年后创办的《崇实报》、《滇声报》、《国民日报》、《觉报》、《中华民报》、《中华新报》（昆明版）、《中华日报》、《大声日报》、《救国日刊》等。
随着“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以及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云南各种报纸纷纷面世。据不完全统计，1919~1925年间，省城昆明先后出现52种报纸。除《义声报》、《滇声报》等外，又新办了《爱国日报》、《滇潮》周刊、《革新》周刊、《民觉日报》、《民治日报》、《均报》、《金碧日刊》、《复旦日报》等；还有一些办报时间很短的报纸，如《新民报》、《兴文报》、《民生报》、《云南午报》、《振亚日报》、《云南新闻》、《滇话报》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后，龙云接管云南政权，云南报业随之进入低谷。1927~1930年间，虽然新办了《云南民众日报》、《云南晚报》、《民生报》、《云南新报》、《新商报》等几家报纸，但依然受到当局种种限制，有的被勒令停刊，有的出版不正常被迫停刊，到30年代初期只剩下10多家报纸。
1930年5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创办《云南民国日报》。1935年5月4日，云南省政府创办《云南日报》。到抗日战争前夕，许多报纸相继停刊，仅留下《义声报》等几家报纸。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报业又活跃起来。内地有部分报纸迁至昆明出版，本地也新办一批报纸，有的专县也办起报纸。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云南先后出现报纸68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5种。除原有报纸外，有由南京迁来的《朝报》，天津迁来的《益世报》等，还有在昆明复刊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昆明版）、由泰国华侨创办的《侨光报》。
当地新办的报纸有由云南地方人士创办的商业报纸《正义报》，国民党第五军创办的《扫荡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任总编辑的《文化周报》，以及《西南周报》、《昆明周报》、《生活导报》、《中南报》、《真报》、《自由论坛周刊》、《商友》、《中国工商导报》等。各地办的报纸有昭通的《滇东日报》和《云南日报》昭通版、个旧的《曙光日报》、丽江县的《丽江周孤》、大理的《滇西日报》、腾冲县的《腾冲日报》、保山县的《保山日报》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报纸内迁原地，有的报纸停刊。原有报纸如《云南日报》（该报停刊后另出《平民日报》）、《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云南民国日报》（改名《民意日报》）、《正义报》、《朝报》、《中央日报》等继续出版；新办的报纸有《复兴晚报》、《大观晚报》、《中心时报》、《昆明新报》、《龙门周刊》以及复刊和《观察报》和各专县办的报纸，报纸总数有增无减。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领导所属地（市）委、学校党组织和滇桂黔边区纵队各支队先后创办了《战斗报》、《盘江报》等20多种报纸。
在1948~1949年间，国民党当局大肆摧残报业，特别是1949年经过所谓“九·九”整肃，大批报人被捕，报社被封，昆明地区只有《平民日报》、《中央日报》继续出版。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后，《正义报》复刊。[/siz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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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b][color=#660000][align=center]中国古代的报纸发展 [/align] [/color][/b][/size]
[color=#FF3366]（一）中国最早的报纸──唐朝的官报[/color]
[color=#FF6600] [size=2]中国古代的报纸起始于唐朝。最先问世的是唐朝政府发行的官报（内容是宫庭动态，读者是首都官吏）。“开元杂报”出版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已知的最早的一份官报。
唐人孙樵所写的《读开元杂报》一文，是关于这份古代官报的最早的记载。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邸报”（内容是通报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臣到朝廷索要符节的经过情节），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被发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现存的古老的报纸。[/size] [/color]
[color=#FF3366]（二）宋朝的“邸报”和“小报” [/color]
[color=#666666][size=2]封建官报在宋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称为“邸报”、“朝报”、“邸钞”、“进奏院状”、“状报”,“邸报”是其中最流行的称呼。
“邸报”的发行机构是各地派驻首都的进奏院。“邸报”的发行制度：门下省编定，给事中判报，通过进奏院的各地进奏官“报行天下”.“邸报”的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帝的起居言行，封建政府的法令、公报，有关官吏任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重大军情）。
“邸报”的新闻发布工作受到封建政府当权派的严密控制。宋朝的新闻检查制度：“定本”制度。（新闻检查制度。公元999年。为控制新闻发布，进奏院要把编好的样本送枢密院审查，通过的样本叫“定本”）宋朝的“邸报”大部分是手抄的，其中的小部分可能使用雕板印刷。
“小报”起始于北宋末年，流行于南宋，被当时的读者隐称为“新闻”,是一种非官方的报纸。“小报”的内容以“邸报”所不载的大臣章奏和官吏任免消息为主，也发表过一些要求抵御金兵入侵的议论。“小报”的发行人是一部分进奏官，中央部门的中下级官员和书肆的主人。它的出版，受到当时政府的查禁。 [/size][/color]
[color=#FF3366](三）明清两朝的官报和民间报房所出版的报纸[/color]
[color=#FF6600][size=2]明朝的官报由通政司负责传发，清朝的官报由通政司和提塘官负责传发，官报的内容经常受到皇帝和当权大臣的控制。
清朝末年，通过官书局等单位，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政府官报，其中主要的有《官书局报》、《政治官报》等。
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混称“邸报”.报房在京城，又从京城向外传发。内容由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官吏的奏折三部分组成）。
报房出版的“京报”有报头。 [/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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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660000][align=center][size=4]世界报纸之最 [/size][/align][/color][/b]
[color=#6633CC][size=2]德国的亚琛报刊博物馆收藏着一张1859年7月4日纽约出版的《星座报》。它长120厘米、宽90厘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报纸。
法国南部艾克斯·普多旺斯出版的《狂热牌迷日报》，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报纸。该报编辑部只有3平方米，办报人是莫里斯·普留，他集编辑、校对、送报于一身，报纸版面只有明信片大小。
1965年10月17日出版的《纽约日报》，共有964版，总重量为3.4千克。既是世界上版面最多的报纸，又是世界上分量最重的报纸。[/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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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color=#660000][size=5]《申报》[/size][/color][/b][/align]
[backcolor=#ffffcc][table=100%][tr][td]
[color=#ff33cc][size=4]提要[/size][/color]
[color=#663300]《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color]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7923] [/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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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6633cc]【申报介绍】[/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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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申报《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报纸。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
它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廿三日)创刊，初为双日刊，从第5号起改为日报。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办了77年，共出版25600号。
初由英商安纳斯·美查（Ernest Major）同伍华德、普莱尔、麦基洛等人合资创办，最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美查将报名定为《申江新报》（简称《申报》）。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收买，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先后创办《自由谈》等副刊，发表民主自由言论。1934年史量才被蒋介石派遣特务暗杀后，言论又趋保守。
1937年7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15日，因日军检查新闻，自动停刊。抗战期间，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接收，成为CC系报纸。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
《申报》前后历时78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上海图书馆为全国《申报》收藏最全的单位，藏有全套原版《申报》。
1983年，上海书店将《申报》影印出版。[/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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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cc]美查于同治初年（1860年代）其兄弟菲尔特利克·美查来沪经营茶叶、缫丝等出口贸易，约在1862年前后开办江苏药水厂。他的中国买办陈莘庚看到《上海新报》销路好，利润高，便建议其办报。
《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
《申报》对新闻业务进行的改革：
一是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
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日本侵略台湾，美查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派人去台湾采访，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也是《申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冤案”，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
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四是经营副业。①创办文艺杂志。1872年11月11日《申报》发行我国第一份文艺期刊《瀛寰锁记》；②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3月30日《申报》创办我国第一份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通俗报纸《民报》；③编印画报。
1877年《申报》出版《瀛寰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办我国第一份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④印书。此外，《申报》馆还开办了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30万两，超过创刊基金180多倍，实现了美查的“赢利”的目的。 [/color][/size]
[color=#6633cc][b]【副刊“自由谈”堪称现代文学史】 [/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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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申报》除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通讯，发表著名人士文章、宣言之外，还增加篇幅辟出专栏和副刊，如“经济专刊”、“教育消息”、“商业新闻”、“科学周刊”、“通俗讲座”、“医学周刊”、“电影专刊”以及“读者顾问”、“图画周刊”和副刊“自由谈”等。在所有的副刊、专栏中，以副刊“自由谈”的影响最大，历史也较长，以至于有人说，谈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能不谈《申报》的副刊“自由谈”。
“自由谈”在1911年8月24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了39年。开始的内容，刊登记叙风花雪月、奇闻轶事、诗词歌赋的文章以及小说连载。[/color][/size]
[size=2][color=#666666][/color][/size]
[size=2][color=#666666] 1932年有中国报业巨擘之称的史量才(时任《申报》总经理)，改组“自由谈”，聘请留法回国的黎烈文任主编，约请[color=#ff3366]鲁迅和茅盾[/color]两大名家，以千字左右的杂感文刊登在“自由谈”上。此举引来许多老作家和左翼青年作家撰稿投登。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巴金、张天翼等都寄上作品，章太炎、柳亚子、吴稚晖也为“自由谈”写过文章。
一时间“自由谈”的内容五光十色、热闹活泼，除杂感外，还有散文、随笔、游记、速写、小考证、读书记、文艺评论、科学小品和短篇翻译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针对时局形势、社会风尚习惯而写的议论性杂感“花边文学”，如瞿秋白与鲁迅合作发表的《儿时》、《〈子夜〉和国货年》等。[/color][/size]
[size=2][color=#666666][/color][/size]
[size=2][color=#666666] 由于执笔人多，文章尖锐活泼，有针对性，使“自由谈”在当时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仅如此，以它为平台，“自由谈”还培养出一批文学界的新人，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柯灵、黑丁、荒煤、罗洪等，他们纷纷携笔登台，在“自由谈”上试练笔墨，磨砺作品。[/color][/size]
[b][color=#6633cc]【申报之始】[/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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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size=2]创办初期，《申报》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刻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
申报的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由此[color=#ff3366]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color]。《申报》的报价十分便宜，每份只要八文铜钱。《申报》除了在上海本地发行，又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以后又逐渐扩展到其汉口路309号 报馆原址他城市，销量逐步上升。[/size][/color]
[color=#6666cc][size=2]
《申报》锐意革新，创办了许多重大的新闻形式，被载入中国新闻发展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b][color=#ff3366]增刊及白话文报之始[/color][/b]
从1876年3月30日开始，《申报》增加出版用白话文编写的《民报》两日刊，这是我国报纸有增刊之始，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
[color=#ff3366][b]最早的战事通讯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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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申报》均派记者赴战地采访，连续发回战况报道。这些记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战事通讯员。
[b][color=#ff3366]最早出版的“号外”[/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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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8月5日，法国进攻基隆炮台，中法战争爆发。当时上海风传法国舰队正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向中国南洋海军开火的消息，人们盼望获得确切消息。8月6日下午6时半，《申报》特派记者从福州发来有关此消息的快电，电文为“驻榕法舰尚无动静”。可是当天的《申报》已出完，为应急，报馆只得于晚7时将这条电文用传单的形式印出，列在报纸的正常编号之外。这是中文报纸最早的“号外”。
[b][color=#ff3366]使用电讯传递新闻之始[/color] [/b]
1881年12月24日，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架设完成，次年1月16日，《申报》最早利用这条线路传送谕旨。这是我国报纸用电讯传递国内新闻之始。
[b][color=#ff3366]“画报”的出现[/color] [/b]
此外，《申报》还十分重视新闻插图，后来扩展到出版画报。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报馆出版《寰瀛画报》，共五卷，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刊附属于该报的《[color=#ff3366]点石斋画报[/color]》（旬刊），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时事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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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11327921]
[size=2][color=#666666] 提起《申报》，不能不谈到为《申报》发展作巨大贡献的史量才先生。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他主持办报期间，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
[color=#ff3366]“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color]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
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color=#ff3366]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color]”，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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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 在他主持办报期间，《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报纸是历史的档案，《申报》经立了近七十年的风雨，它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民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经过几代新闻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的探索，《申报》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报纸，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color][/size]
[b][color=#6633cc]【日伪和国民党致其死命】 [/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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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size=2]《申报》一生服务于社会，也随着人与社会的变化、动荡而变迁、浮沉。1909年《申报》由美查公司转入国人之手。买办席子佩接手后，由于经营不善，于1912年5月转让给张赓、史量才、应季中、赵竹君等5人，由史量才任总经理。
此后二十余年，史量才作为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孜孜于经营《申报》。他网罗人才，改进业务，设立分馆，扩大消息来源和广告范围，修建五层大厦，购进新式印刷机，使《申报》销量大增，到1926年日出报14万多份，与另一份《新闻报》一起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之一。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因倾向进步，主张抗日，不受国民党的驾驭或羁縻，被蓝衣社特务刺杀在沪杭公路上。之后，其子史咏赓继承父业，迫于当时的形势，《申报》的言论态度又趋向保守，相关的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如出版《申报年鉴》、《申报丛书》、《中国分省地图》等，以及由李公朴和艾思奇等人主持举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等被迫中断或改弦更张。
1937年“八·一三”以后，上海沦陷，《申报》因抗拒日方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后又转移到汉口、香港出报，至1938年10月又迁回上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申报》由日本海军报道部接收并改组，成为日伪控制的喉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报》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接收，由国民党“CC”组织在上海的负责人潘公展任社长兼总主笔，陈布雷的兄弟陈训口任总经理兼总编辑。
1949年5月27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熗炮声渐渐息去，《申报》以“沪杭甬路全线打通 慈溪宁波均告解放本市苏州河北亦以肃清”为标题终刊结束。至此，后人有结论作如下诉说：《申报》这个中国报业的长者未得善终，是日伪和国民党先后绑架致其死命的。
时移世易，征途回首，许多史事真伪混杂，似真似假。不管人们的感觉是赞叹，还是惋惜，是颂扬，还是鄙夷，那毕竟是中国人的来处，是起步之点，也是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寻迹《申报》、了解历史，是为了借鉴；借鉴历史是为了翻过旧页，迎来新的一页。
《申报》于1949年5月停报。[/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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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6633cc]【史量才与《申报》】[/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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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00%][tr][td]
[align=center][color=#660000][size=5][b]《大公报》[/b][/size][/color][/align]
[table=100%][tr][td]
[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7925] [/align]
[size=4][color=#ff33cc]提要：[/color][/size]
[size=2] [color=#660000]《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中，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华夏儿女为反抗列强的欺压、捍卫祖国的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大公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客观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历程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呼唤并祈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报纸。
创始人英敛之在解释《大公报》名称中的“大”、“公”二字时说[color=#FF3366]：“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color]可见他是将这两句话作为办报的宗旨。《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朱启平说过：“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新记公司接手《大公报》后，提出了[color=#FF3366]“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社训[/color]。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其核心是不拉政治关系。不卖，核心是资本独立，从而保证报纸言论的独立性。不私，是指做公众喉舌，无私利可图。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要独立思考。
从创刊到发展，《大公报》共经历了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重组等四个时期。[/color] [/size]
[size=3][b][color=#6633cc]【大公报简史】[/color][/b][/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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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00%][tr][td][attachment=11327926] [/td][td][attachment=11327924] [/td][/tr][/table]
[color=#FF3366][size=3] [b]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b][/size] [/color]
[size=2] [color=#663300] 《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幼年家贫，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早年习武，后弃武从文。1893年，27岁的英敛之患半身不遂。
次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英敛之作《久病吟》既叹息自身之病，又感慨国家积弱难返。
1895年至1900年，英敛之“米完柴罄，只余三余元”，生活十分艰难。1901年4月，英敛之回到天津，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办报，并邀英敛之主持其事，这才开始他创办《大公报》的生涯。
经过紧张的筹划与准备，《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正式出版，社址在天津法租界内的哈尔滨大道。为了引人注意，创刊后赠阅七天，每日出8面16版，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日本、美国等地也设有代销处。
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主张君主立宪，基本同意维新变法，重视传播西洋科学知识。爱国、敢言是其重要特色。从1904年11月9日起，《大公报》连续5天转载《详志粤汉铁路废约始末》，随后又一再发表粤、湘、鄂等省绅士、商人、留学生的公启、函件，坚决要求清朝政府赎回路权。
《大公报》还经常发表文章提倡兴办民族工商业，认为中国之所以受辱是由于农工商诸务不发达，因此，要许专利、立公司、严保护、译新书、设专官、重赛会。《大公报》另一特色是敢言，创刊第5天就发表[color=#FF3366]《论归政之利》，要求慈禧太后归政[/color]，文章虽然并不主张打倒慈禧太后，只要求她撤帘归政，但这在当时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912年，袁世凯上台就任临时大总统，《大公报》撰文《论袁项城被选为总统》，提出对袁要进行“研究”。[/color] [/size]
[color=#FF3366][size=3] [b]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b] [/size][/color]
[size=2][color=#666666]1916年至1925年，是《大公报》最平庸的时期。1916年《大公报》被王郅隆收购，结束了英敛之的创业阶段。此时期《大公报》由胡政之担任总编辑，在政治上则与安福系军阀关系密切。
1920年8月王郅隆、胡政之同时离开《大公报》，报纸停刊，一星期后《大公报》宣布复刊，但人员与编辑方针则发生明显变化。此时天津报业正处在“发育时期”，较有影响的报纸有《时报》、《直报》、《民意报》、《国风报》、《北洋官报》以及外文报《京津泰晤士报》等百余种。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的出版业蓬勃发展，宣传反帝爱国的进步报刊大量涌现。民营的《益世报》虽出版较晚，但宣传进步主张，反对军阀，支持爱国运动，受到群众欢迎。
[color=#FF3366] 20世纪20年代初，它的发展势头超过《大公报》，成为天津第一大报。[/color]据天津老报人吴云心回忆，抗战前，《大公报》、《益世报》互为消长，《益世报》支持学生立场，攻击安福系，又一次争取了天津民众。
王郅隆原系《大公报》股东之一，本人亦官亦商，他买下《大公报》一方面是为了使之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另一方面也有占领舆论阵地为己服务的意图。军阀的支持，使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取得短期的繁荣；军阀的更替、人民的反对又限制了《大公报》的发展。
将《大公报》与《益世报》对比，不难发现《大公报》的衰败迹象。1919年前后，《大公报》与《益世报》的发行价格、版面风格相差不多。到1925年，两报差距加大，《益世报》4张16版，售价4分；《大公报》只有8版，售价却高于《益世报》。
1925年的《益世报》上标有“中华民国邮政总局特准挂号立券之邮件”，而《大公报》却被当局剥夺了邮局发行权。此时的两报，一个蒸蒸日上，一个日薄西山，已经谈不上竞争了。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虽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客观准确地采访报道新闻，但衰败已成定局，并已沦为专制政治的舆论工具，无进步意义可言。[/color] [/size]
[color=#FF3366] [size=3] [b]新记时期的大公报[/b] [/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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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3300]1925年11月，《大公报》随着安福系的垮台而停刊。与《大公报》颇有渊源的胡政之遇见来津觅职的旧友张季鸾，两人每每茶余饭后高谈阔论，思想逐渐接近。
胡、张二人每日从《大公报》门前经过，看到曾经辉煌一时的报纸现在无人问津的萧条景象，不仅感慨万端。他们想重铸《大公报》的辉煌，但苦于没有资金，便前往拜访同在天津的吴鼎昌（字达诠）。
吴十分高兴，决定把《大公报》接收过来，由他们共同续办。之后商定：吴鼎昌负责资金，不向任何人募集；三人一心办报。吴任社长，不领薪水，胡、张每月各领薪水300元，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随后，胡用一万元买下《大公报》的产权及报名。
1926年9月，被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合组的新记公司接手之后，《大公报》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了，续刊期号为8316号，报名仍用《大公报》报头，并特地标明“本馆创始自清光绪28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以表明该报的历史。
在最初几年中，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专心办报，尤其是胡、张二人更是全身心投入。每日下午4时至5时，召开编辑会，给编辑下达任务。晚8时许，三人同到编辑部，讨论社评写作。晚9时，夜班人员到岗，紧张的工作开始。晚12时，吃报馆免费夜宵。随后，张继续工作至后半夜。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新记《大公报》着手另觅新址。11月8日，天津事件爆发，日本军队、汉奸寻衅闹事，一时间人心惶惶。此时，《大公报》决定停刊搬家，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四昼夜全部搬完，并于11月16日在新址法租界恢复出版。
1935年2月，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政治局面，张季鸾向吴、胡提出创立上海馆的建议。张季鸾认为日寇侵华野心有增无减，华北沦陷是早晚的事。反复磋商之后，吴、胡、张三人终于在8月统一了思想。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大公报》上海版于1936年4月1日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创刊。
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攻天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题为《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的社评，其中第二条态度鲜明地表示：“天津本报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8月5日，在天津沦陷后，《大公报》毅然停刊。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胡政之、张季鸾感到“上海非可久守”，并断定“沪版将继津版而牺牲”，决定立即创办《大公报》汉口版，继续宣传抗日。
1937年9月18日，《大公报》汉口版在汉口特三区湖北街宝利润里2号出版。12月13日，日寇占领军要求租界内中文报纸接受新闻检查，《大公报》上海版主要干部一致表示，宁肯停版，绝不接受检查，并于次日发表王芸生《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的文章，其中“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表达了《大公报》人用“文章报国之志”的坚定信念。
此后，由于战乱的原因，《大公报》汉口版于1938年10月18日停刊，并于同年12月1日在重庆出版，编号为继汉版。另外，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在香港设立分号即香港版，1941年3月15日在桂林设立分号即桂林版。1942年4月1日至1944年6月27日，《大公报》还发行了晚刊，定名《大公晚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大公报》迎来发满15000号的纪念日，当天下午，《大公报》举行庆祝大会。时值日本投降，《大公报》全体同仁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11月1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12月1日，天津版复刊。
1946年元旦，《大公报》在上海设立总部。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彻底结束了它的“流浪生活”。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坚持了“敢言”的特色，对重要的政治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批评与评论。在副刊和专刊上，刊登了大量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国粹艺术和知识讲座等。[/color] [/size]
[color=#FF3366] [size=3] [b]新中国时期的《大公报》[/b] [/size][/color]
[color=#666666][size=2]1949年，《大公报》重组，并进入第四个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保留《大公报》上海版和重庆版，天津版改名出版，香港版属于港英政府管，中国政府不予干预。2月27日，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后正式出版。
3月18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来到北平，为《大公报》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找到周恩来总理，希望保留《大公报》。周恩来总理说：“此事我们已请示毛主席，《大公报》不必改名。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并明确表示：“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干预。”
6月17日，王芸生撰写《大公报新生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大公报》对中共以及新生政权的态度。1952年8月4日，重庆版《大公报》停刊。8月5日，《重庆日报》与《大公报》合并为《重庆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多原因，各机关对民营性质的《大公报》不重视，对记者的采访也进行限制，《大公报》的发行量下降很快。面对这种情况，王芸生决定上书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在北京听了王芸生的汇报后，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王芸生一方面异常激动，另一方面又担心挑不起重担。毛主席鼓励他说：“你们两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由于《大公报》进京馆址需要新建，因此合并后的《大公报》1953年1月1日先在天津出版，由王芸生担任社长。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王芸生继续担任社长。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组随后进驻。9月，北京《大公报》停刊、改组为《前进报》，并于15日创刊。12月28日，《前进报》停刊。
《大公报》在大陆销声匿迹后，创刊于1938年、复刊于194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成为硕果仅存的《大公报》。
《大公报》曾被授予“[color=#FF3366]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color]”，曾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大公报》除了拥有胡政之、张季鸾以外，还有王芸生、曹谷冰、萧乾、范长江、杨刚、朱启平等著名办报人和记者[color=#FF3366]。《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因发表武侠小说连载，成就了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名家。 [/color]
《大公报》是中国创刊最早、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size][/color]
[size=3][b][color=#6633cc]【英敛之：大公报的创始人】[/color][/b]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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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666666]英敛之 (1867～1926)
中国近代报刊出版家原名英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
1867年11月23日生。幼年家贫，自学成才。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
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受到舆论界重视。
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 1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名义上仍负责《大公报》工作,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 后又创办辅仁大学 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
1926年1月10日逝世。著有《也是集》(正、续编)、《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汇编。 [/color] [/size]
[color=#FF3366] [size=3][b] 【英氏家谱】 [/b][/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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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66][size=2] [b]第一代 [/b]
英敛之
慈禧赐姓“英”
娶满清皇族
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
[b]第二代 [/b]
英骥良—— 台湾辅仁大学副校长
蒋介石钦点翻译人选
英茵—— 而在英氏家族第二代中，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就是英骥良的妹妹英茵，抗战时期的电影明星和抗日间谍，曹禺名剧《日出》陈白露原型。
[b]第三代[/b]
英若诚——文化部副部长话剧界元老
英若聪——建筑学家
英若识——吉林美院院长
吴世良(英若诚妻)——曾给周总理做过英语翻译
[b]第四代 [/b]
英达英壮英宁宋丹丹(英达前妻)
[b]第五代 [/b]
英如镝——加盟北美冰球联赛的波士顿熊队 [/size][/color]
[size=3][b][color=#6633cc]【从张季鸾到王芸生】[/color][/b][/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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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发行一万期纪念日。这一天，在天津日租界四面钟一带，报馆举行了盛大庆典，蒋介石以下的大批高官，以及包括胡适在内的无数名流，纷纷发来了贺电。
在贺电中，蒋介石谈到，《大公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更为热情洋溢，他以《后生可畏》的标题，认为《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
这一天，距离《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接手《大公报》，仅仅四年有余的时间。过去的年月，它凭借“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办报宗旨，以及犀利深刻的社评、丰富活泼的栏目、手笔巨大的发行，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此时周旋应酬于各方宾客中的“三巨头”，他们能否想象，再有四个多月，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大公报》，就要悄然地改变自己的航向？
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color=#FF3366]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color]”（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三、
张季鸾认为，“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也就是说，报纸不是圣经，报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为载体，报纸应容纳各种立场与观点，以沟通社会、“养成舆论”。
张季鸾的报业观，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又不止于此。作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兹的，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奔走呼喊，曾经扫荡着一个皇权颟顸、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一空傍依，无论精神资源、价值世界、世俗权力、社会风俗，均如此。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不破坏就无从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一穷二白、纷乱混沌的时世，再也经不起战乱、破坏与党同伐异了。它需要建设。《大公报》应成为形形色色思潮、观点、习惯与情感的展示舞台，并以此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国人格。
作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后来年月《大公报》历久弥新的最大关键。而与这种使命感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则是[color=#FF3366]张季鸾整理的四大办报方针，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 [/color]
“四不”方针后来成为中国报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万事具备后，张季鸾又为《大公报》草拟了一句广告词，“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这份报纸的前世与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这份广告海报的日子，《大公报》创刊号顺利问世了。
四、
《大公报》创办初期的清新景象，让许多报人终生难忘。
担任社长的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讨论新闻，交换业务”。他主要负责低价囤积纸张，“从未失手”。与此相比，专任报社职务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习以为常”。张季鸾更加勤奋，“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时，遇有重大问题，也常熬到天亮”。
“三巨头”中，吴鼎昌生性随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显孤僻”，至于张季鸾，则以“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的性情，博得了百余员工的一致好感。几十年以后，两名《大公报》旧人回忆道，在“三巨头”的带动下，“这个报馆是很有朝气的”、“表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
这样的生活氛围，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几年之内，王芸生、曹谷冰、范长江、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一个个后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纷纷走进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大公报》报馆。王芸生后来写道：“一时之间，《大公报》人才之盛……几为旧中国时期报业之仅见。”
勤奋的工作、清新的气息、众多的人才，使报馆业务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时，发行不足两千，广告不过200余元，“营业结算则每月亏损四千余元”；仅仅八个月后，1927年5月，《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六千，广告收入每月一千余元，至于营业结算也“转为收支平衡”。
次年开始，《大公报》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五、
如果说，在创业之初，张季鸾的社评支撑了《大公报》半壁江山的话；那么，1928年起，它声势日大的版务拓展，也足以载入中国新闻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钟声的余音里，《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了。此后六年，张季鸾同乡、一个名叫吴雨增的青年始终担任该刊的主编职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吴宓。随即，大作家沈从文主持《文艺副刊》、大作家萧军开辟《读者与编者》、曹谷冰首开“异域特稿”风气、胡适等人应约《星期论文》……《大公报》的众多品牌栏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产生了。
以“异域特稿”为例，在曹谷冰访苏之前，苏联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1931年3月22日，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随行记者，曹谷冰抵达苏联，开始对这个广袤国家进行深度采访。此后四个多月，《大公报》先后发表近三十篇通讯，次年夏天又结集而为[color=#FF3366]《苏俄视察记》[/color]一书。凡此种种，均被认为[color=#FF3366]“开风气之先”[/color] 。
“《大公报》四大特色”的说法也出现了。社评之外，它包括了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大公报》经营手笔之巨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发行仅限天津一埠，由大报商张万有包销。几乎刚刚实现收支平衡，它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拓展，并以“靠铁路沿线分销”的形式，覆盖了北平、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主要城市。一时之间，订户直线上升，“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
《大公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猛涨到万余份、两万多份。水涨船高，广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几十年后，曾长期供职发行课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相扩大版面”（李清芳，《发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当“三巨头”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color=#FF3366]“万宝山事件”。 [/color]
六、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满洲事变”，却使五千年与四万万同生悲恸。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七、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八、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九、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color=#FF3366]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color]
十、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熗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熗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十一、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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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color=#660000][size=4]《新民报》简介 [/size][/color][/b][/align]
[color=#FF6600][size=2] 作为《新民晚报》的前身和“母本”、1929年创刊于南京的《新民报》，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了。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
报纸定名《新民报》有两层意思：一是继承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的机关报《民报》革命传统；二是取《诗经》“大雅”篇作育新民之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新民报》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抗敌御侮的言论和宣传报道，大得人心。《新民报》发表《请对日绝交》等社论，极力主张抗日。
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同志为《新民报》抗战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1943年6月18日，成都版《新民报》创刊，出四开小型报晚刊。
1945年2月1日，《新民报》成都版增出日刊。重庆、成都日晚刊都受到欢迎。日销数共达十万份。解放后《新民晚报》获得了长足发展，报纸发行量和报业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晚报之首。[/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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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color=#660000][size=4]中国近代报纸[/size][/color][/b][/align]
[color=#666666] [size=2]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初九云贵贵督署办的[color=#FF3366]《滇南钞报》是云南出版最早的报纸[/color]，报纸用本地土纸单面直排铅印，开张比现代报纸4开略小，每期4页，每页有中缝分隔，可以折叠成像八开的标志，是我国早期报纸的典型书册式版面，由督署官报局编辑，发行到各府、厅、州、县。
报纸主要刊登皇帝谕旨，督署、巡抚衙门的奏折及其相关文书，本省要事杂抄，摘登《时报》、《申报》、《字林西报》、《四川官报》等外地报刊和西方新闻、新知识。该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停刊后，督署又先后出版《云南政治官报》、《云南官报》。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年）间，革命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办有《云南日报》、《滇南公报》、《国民话报》、《云南旬报》等报纸。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云南都督府，《滇南公报》继续出版，到1912年11月停刊，其余报纸均终止出版。云南都督府创办《大汉滇报》，不久为《云南政报》所代替。
护国运动期间，云南都督府于1916年1月10日创办的《义声报》，一直出版到1939年8月。这一时期，政党的报纸也相继出现，如《云南日报》、《云南民报》（后改为《滇南民报》）、《华南新报》（后改为《新云南报》）、《天南新报》、《共和滇报》等。
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一些[color=#FF3366]新的民办报纸[/color]，如《振华日报》及1914年后创办的《崇实报》、《滇声报》、《国民日报》、《觉报》、《中华民报》、《中华新报》（昆明版）、《中华日报》、《大声日报》、《救国日刊》等。
随着“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以及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云南各种报纸纷纷面世。据不完全统计，1919~1925年间，省城昆明先后出现52种报纸。除《义声报》、《滇声报》等外，又新办了《爱国日报》、《滇潮》周刊、《革新》周刊、《民觉日报》、《民治日报》、《均报》、《金碧日刊》、《复旦日报》等；还有一些办报时间很短的报纸，如《新民报》、《兴文报》、《民生报》、《云南午报》、《振亚日报》、《云南新闻》、《滇话报》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后，龙云接管云南政权，云南报业随之进入低谷。1927~1930年间，虽然新办了《云南民众日报》、《云南晚报》、《民生报》、《云南新报》、《新商报》等几家报纸，但依然受到当局种种限制，有的被勒令停刊，有的出版不正常被迫停刊，到30年代初期只剩下10多家报纸。
1930年5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创办《云南民国日报》。1935年5月4日，云南省政府创办《云南日报》。到抗日战争前夕，许多报纸相继停刊，仅留下《义声报》等几家报纸。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报业又活跃起来。内地有部分报纸迁至昆明出版，本地也新办一批报纸，有的专县也办起报纸。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云南先后出现报纸68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5种。除原有报纸外，有由南京迁来的《朝报》，天津迁来的《益世报》等，还有在昆明复刊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昆明版）、由泰国华侨创办的《侨光报》。
当地新办的报纸有由云南地方人士创办的商业报纸《正义报》，国民党第五军创办的《扫荡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任总编辑的《文化周报》，以及《西南周报》、《昆明周报》、《生活导报》、《中南报》、《真报》、《自由论坛周刊》、《商友》、《中国工商导报》等。各地办的报纸有昭通的《滇东日报》和《云南日报》昭通版、个旧的《曙光日报》、丽江县的《丽江周孤》、大理的《滇西日报》、腾冲县的《腾冲日报》、保山县的《保山日报》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报纸内迁原地，有的报纸停刊。原有报纸如《云南日报》（该报停刊后另出《平民日报》）、《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云南民国日报》（改名《民意日报》）、《正义报》、《朝报》、《中央日报》等继续出版；新办的报纸有《复兴晚报》、《大观晚报》、《中心时报》、《昆明新报》、《龙门周刊》以及复刊和《观察报》和各专县办的报纸，报纸总数有增无减。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领导所属地（市）委、学校党组织和滇桂黔边区纵队各支队先后创办了《战斗报》、《盘江报》等20多种报纸。
在1948~1949年间，国民党当局大肆摧残报业，特别是1949年经过所谓“九·九”整肃，大批报人被捕，报社被封，昆明地区只有《平民日报》、《中央日报》继续出版。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后，《正义报》复刊。[/siz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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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b][color=#660000][align=center]中国古代的报纸发展 [/align] [/color][/b][/size]
[color=#FF3366]（一）中国最早的报纸──唐朝的官报[/color]
[color=#FF6600] [size=2]中国古代的报纸起始于唐朝。最先问世的是唐朝政府发行的官报（内容是宫庭动态，读者是首都官吏）。“开元杂报”出版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已知的最早的一份官报。
唐人孙樵所写的《读开元杂报》一文，是关于这份古代官报的最早的记载。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邸报”（内容是通报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臣到朝廷索要符节的经过情节），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被发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现存的古老的报纸。[/size] [/color]
[color=#FF3366]（二）宋朝的“邸报”和“小报” [/color]
[color=#666666][size=2]封建官报在宋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称为“邸报”、“朝报”、“邸钞”、“进奏院状”、“状报”,“邸报”是其中最流行的称呼。
“邸报”的发行机构是各地派驻首都的进奏院。“邸报”的发行制度：门下省编定，给事中判报，通过进奏院的各地进奏官“报行天下”.“邸报”的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帝的起居言行，封建政府的法令、公报，有关官吏任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重大军情）。
“邸报”的新闻发布工作受到封建政府当权派的严密控制。宋朝的新闻检查制度：“定本”制度。（新闻检查制度。公元999年。为控制新闻发布，进奏院要把编好的样本送枢密院审查，通过的样本叫“定本”）宋朝的“邸报”大部分是手抄的，其中的小部分可能使用雕板印刷。
“小报”起始于北宋末年，流行于南宋，被当时的读者隐称为“新闻”,是一种非官方的报纸。“小报”的内容以“邸报”所不载的大臣章奏和官吏任免消息为主，也发表过一些要求抵御金兵入侵的议论。“小报”的发行人是一部分进奏官，中央部门的中下级官员和书肆的主人。它的出版，受到当时政府的查禁。 [/size][/color]
[color=#FF3366](三）明清两朝的官报和民间报房所出版的报纸[/color]
[color=#FF6600][size=2]明朝的官报由通政司负责传发，清朝的官报由通政司和提塘官负责传发，官报的内容经常受到皇帝和当权大臣的控制。
清朝末年，通过官书局等单位，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政府官报，其中主要的有《官书局报》、《政治官报》等。
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混称“邸报”.报房在京城，又从京城向外传发。内容由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官吏的奏折三部分组成）。
报房出版的“京报”有报头。 [/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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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660000][align=center][size=4]世界报纸之最 [/size][/align][/color][/b]
[color=#6633CC][size=2]德国的亚琛报刊博物馆收藏着一张1859年7月4日纽约出版的《星座报》。它长120厘米、宽90厘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报纸。
法国南部艾克斯·普多旺斯出版的《狂热牌迷日报》，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报纸。该报编辑部只有3平方米，办报人是莫里斯·普留，他集编辑、校对、送报于一身，报纸版面只有明信片大小。
1965年10月17日出版的《纽约日报》，共有964版，总重量为3.4千克。既是世界上版面最多的报纸，又是世界上分量最重的报纸。[/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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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贴被孟客在2010-07-03 22:1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