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死的中轴线：解析十三陵和紫禁城的风水
明十三陵和紫禁城风水对照
1850年初春的一个下午，俄罗斯外交部任命的俄国东正教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中国僧人的引导下参观了位于北京昌平的明代帝王陵。科瓦列夫斯基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明成祖朱棣的长陵：“陵墓四周景色宜人，从大门口一眼就能够观赏到建筑群、山峦、半球形树冠的雪松、直冲云霄的钻天杨、石像生、柱子、屋顶以及探出来的彩绘飞檐，陵区宏伟的全景，一览无余。夕阳燃尽最后一缕光线，一切都印在火红的天际。景色之美，永远也看不够。” 围绕着长陵的十二个同样壮丽恢宏的明帝陵，也让科瓦列夫斯基唏嘘不已，流连忘返。
如此壮丽的明代皇陵经近600年风雨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在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上殊为难得。事实上，就在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就曾经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皇陵；以及明王朝挖掘了李自成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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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紫禁城“背山面水”的风水格局[/align]
所有这一切被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的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的“风水”。古代帝王认为，只有占据了天下最好的“龙脉”，江山社稷才能固若金汤，阳宅(宫城)和阴宅(陵寝)若均能占据绝佳的“龙脉”，国运和王气才会悠长不绝。
北京的龙脉源自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北京龙脉所在的北干龙是天下最长的龙脉，昌平的天寿山正居于北干龙的“龙结”。大明王朝的紫禁城和十三陵之风水同属一脉，明朝的历代皇帝生前身后均享用着中国最好的风水吉地，彰显出明朝统治者意欲利用风水永统天下的谋略和雄心。
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半年的游历让他认识到，厚葬的风气之所以从中国古代开始就非常盛行，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死后的世界和真正的现实生活一样。但他也认识到中国人来世观念的复杂性：“孔子虽然承认灵魂不死，但从未提及灵魂世界，也不谈来世。而与他同时代的李耳在其学说中就谈到了这些。老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的影响非常之深，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与儒学相抗衡，甚至经常居于上风。”这也许是世界上许多乐于营建陵寝的国家的精神因素之一，但至少中国人营建墓穴的原因不仅于此。
营建墓穴的深层原因
刘熙在《释名》中曾对“墓”的社会伦理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解释：“墓 ，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这个功能性即便是对于贵如帝王的明皇室也是如此。1850年初春的那个夜晚，科瓦列夫斯基游历十三陵后，在昌平夜宿的旅店曾意外与前往十三陵祭祖的一位明皇室后裔相遇。科瓦列夫斯基写道，清廷知道有很多明王朝皇族后裔在祭祖，但对他们置之不理，也未加以严格限制。任由前朝皇族后裔扫墓祭祀，乃是因这些皇族后裔对他们祖先的尊重的孝，乃是所有封建道德伦理的共同基石。即便是当年明成祖朱棣选择了长陵作为自己未来陵寝时，虽将当地的康家庄迁出，却保留了陵区内康家的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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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让“龙脉”之气流动的朝宗河[/align]
晋人郭璞所著《葬书》中，“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古代文献。郭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风水”理论的根本，乃是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对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好坏，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界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发展繁衍，福荫子孙。
“形势宗”和“理气宗”抽象的理论语言虽然玄妙不易把握，但通过对自然山水的寄托和比喻则相对容易被人理解。这也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明、清时期，江西的“形势宗”对于福建的“理气宗”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地位，这最终使得廖均卿等为代表的“形势宗”风水术士得以运用其风水理论的指导，协助营建了明十三陵、清东、西陵，乃至南京城、北京城等著名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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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先建陵：十三陵的选址
通过“靖难之役”夺权后，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以避开南京不利的政治舆论环境。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首都，除了利于防卫蒙古的侵犯，还因为北京是他“龙兴之地”，“风水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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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天下最尊贵的位置[/align]
南宋时代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骥都正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骥都。朱熹所言的“骥都”当然不会是位于嵩山之南的北宋都城汴梁，而是暗指当时作为金国首都的北京。作为辽、金、元三代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明成祖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室的陵寝。
永乐六年(1408年)，朱棣派礼部尚书赵羽工远赴北京城郊为自己选择陵地。次年3月，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再次来到北京，并命赵羽工和江西风水术士廖均卿在北京周边寻找万年吉地。赵、廖二人最初选定京西燕家台，因与“晏驾”谐音，觉得不吉而作罢。后来廖均卿等人又勘察了北京西郊的狼儿峪和潭柘寺。由于明朝皇室姓朱，朱(猪)岂能入狼口?潭柘寺由于已经有寺院，不适合建陵墓，加上区域狭小，缺乏后世子孙陵寝建造的空间，只得放弃。直到最后，廖均卿才向朱棣推荐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天寿山地区(当时称黄土山一十八道岭峰)。在呈给明成祖的《朝献山图标章》中，廖均卿写道：“详察各处山川，堪建陵基者惟昌平州东黄土山一十八道岭峰美丽，真堪灵宝根基。”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驾临昌平。同年五月初八正式点穴，开始动工兴建陵寝，并封黄土山为“天寿山”。永乐十一年(1413年)，玄宫落成，被命名为长陵。除了南京的明孝陵，长陵是明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墓。
天寿山的风水好在哪里
明朝人叶盛在《天寿山记》里作了这样的描写：皇陵(今十三陵所在地)山川形势壮丽，发源自昆仑山，通过华山、太行山等著名大山绵延数千里一直延续到北京西山。天寿山与这绵延数千里的龙脉属于同一脉络，且位于北部中国的正中，的确是最为壮美的地形，天寿山也正是天下众山的主山。明人李贤则在《大明一统志》中这样描述天寿山“形胜”的具体特征：“至此，群峰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其旁诸山，则玉带、军都连亘怀抱，银山、神岭罗列拱护……实国家亿万年永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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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帝王的升天之路[/align]
风水大师郭璞指出，风水上佳的陵墓应具备“四灵”，即所谓“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天寿山属于燕山山脉一支，发源于太行山，主峰雄峙于北，蟒山、虎峪环抱东西，龙山、虎山、灵山等在南面遥相呼应，西北部的流水汇集在群山环绕的中部平川，最后向东南流去。以长陵为中心的天寿山十三陵区，被周边山水围成一个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十余公里的椭圆形山间盆地，其周边山形完全符合郭璞对于“四灵”的要求。由于天寿山“起自昆仑”的特性，因此能与天上的元气相通，陵区风水真是无可比拟。
不仅如此，按风水说，天寿山正位于“北辰”(北极星)位置，山体周正，高大如屏。而十三陵风水最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天寿山长陵等陵墓的穴后“来龙”，这是决定“龙脉”贵贱的决定性因素。南唐何溥在《灵城精义》中指出：“龙之贵贱以‘格’辨。”明成祖长陵背后的天寿山主峰，确有一道龙脉，由高及低，迤逦而下，直至长陵穴地。而长陵背后的山，峦头浑圆，形如覆釜，五行属金，“形势宗”称为“金星峦山”，气势完美，尊贵无比。
生死同一“穴”
试图占据好的风水以“真末保国祚于亿万年，镇压沙漠于千百世”，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上的寄托，但明朝皇陵利用风水理念完美地调和了建筑和自然环境，堪称建筑史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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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聚集生气的护城河[/align]
早在宋代，蔡元定就在《发微论》中这样表达了人与天地山川自然之间最为理想和谐的关系：山川的形成在于天，对于山水的改造在于人。如果山川有多余之处，则可以消除它；如果景色有不足之处，可以通过人工建筑弥补它。无论是对山川自然改造中的清除还是增补，都有一定的原则。风水发展的初级阶段，无非是寻找到理想的环境，营造出精美的建筑，其终极目的，还是要寻求到天命，让人与天地自然物隙无间。因此，善于建设的人懂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不破坏自然；不善于建设的人拘泥于自然，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天道如何能实行，全仰赖于人的作为。
这就是古代人说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参人和”，用英国传教士伊特尔所持的西方近代观念解释：“中国的风水要追求的最终目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十三陵为代表的数千年来中国皇家陵园的风水气象，以及中国古代其他建筑的最精彩之处，正是通过风水理念，将建筑融入天、地、山川，把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相互渗透交融。从十三陵中惟一被发掘的定陵地宫布局可以发现，它仿造的正是皇帝生前皇宫的模式，这正是“事死如事生”的礼制思想的指导：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位居玄宫中路，与紫禁城皇宫内廷建筑的乾清宫(皇帝寝宫)、交泰殿、乾宁宫(皇后寝宫)布局相吻合。定陵玄宫的左右配室对称地分布于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
在“形势宗”的风水术理论指导下，十三陵地下的建筑为死者营建了生前拥有的宫室，而地面的庙堂建筑则与天寿山陵区的山川河流完美融合，其“风水”之佳，即便后来清代的东、西陵也无法媲美。科瓦列夫斯基在对明清皇陵的考察中却发现，不知是由于资金不足，还是技术不过硬，清皇室的陵墓就是不及明皇陵宏伟。“乾隆皇帝就曾把古墓中盗来的一些东西放在他自己的陵寝里，为此他生前还遭到了世人的谴责，可是他的陵墓还是没有明代第一位统治者的陵墓宏伟壮丽。”
北京城和紫禁城的风水妙处
风水完美的明十三陵建筑仿造的，正是明朝皇帝生前居住的皇城和皇宫。十三陵的风水和陵寝玄宫的格局，正是对于北京城和紫禁城风水和建筑格局的投影。明代的北京城，不仅仅是明成祖朱棣及时人心目中适合建都的风水宝地，蒙古贵族霸突鲁也曾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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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紫禁城中轴布局原则[/align]
在定都南京以前，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以大梁开封为北京，应天为南京，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朱元璋和历代皇帝一样，宗法礼制，崇尚祖先，对葬地的选择十分重视，以此求得风水佳境，赐福子孙。同时，在构筑规模上表现出皇家气魄。比起前代，明朝的陵寝制度更趋于完备。明朝皇陵的建筑格局和明时中都城一样，以都城风格营建帝陵，而明代皇陵建筑的创造，明皇陵及以后仿其建筑的明祖陵，都采用了这种建筑格局。然而在中都城工程即将完工时，朱元璋突然宣布罢建。后人从风水上看，凤阳地势南高北低，易涝易旱，历史上水旱频仍。境内山冈高不过300米，无险可据，而且“土瘠民疏”，根本不适宜建都。
明成祖既然选定天寿山区为未来的皇家陵寝，其时早已选定北京作为明王朝新的首都。
古人认为，自古帝王阳宅(宫城)和阴宅(陵寝)同属一脉。天寿山的龙结(山脉蜿蜒回转的地方)，不仅是十三陵的靠山，也是紫禁城乃至北京城的龙脉靠山。如此一来，上天之气将会源源不断地通过强大蜿蜒的北干龙(古人认为天下山脉从昆仑发源后，从西到东共有三或四条主脉，用龙来形容，称为“干龙”)，从昆仑山直到天寿山，最后汇聚北京。明人徐善述的看法就具有这种代表性。他认为，明朝位于北京、凤阳和南京的三处皇陵占尽了中国北中南三大干龙。北京的龙脉被认为发自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而北京龙脉所在的北干龙则是天下最长的龙脉，昌平的天寿山则是北干龙的“龙结”。定都北京，明王朝的国运和王气将会悠长不绝。
在尚没有现代国家概念的古人心中，只有“天下”的概念。那时的首都不但是一个首要的城市，更有伦理和天命上的象征意义，必“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北京城的位置和地形，完全符合“风水”的要求。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宣布次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但大规模营建北京的工程则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才开始。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城基本完工，次年明成祖将首都从金陵迁至北京。这座永乐皇帝在元大都的废墟上建造的中天之城，可以说是时人心目中天、地、人最完美的结合。而北京城内的紫禁城，则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浓缩了中国礼制和风水理念的建筑群。
紫禁城的星象投影
如果说山川的“形胜”是古代都城、陵寝乃至其他许多城市和建筑选址考虑的首要对象，那么古人对于天象和星辰的理解则是影响这些城市和建筑建造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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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陵的风水形势
十三陵中，每一座陵墓在祭祀殿堂恩殿后、明楼方城之前，都有一座形似牌坊的门式建筑，叫做棂星门。在十三陵总神道石像生的终端，也有一座规模较大造型别致的棂星门。古人曾说：“圣殿之有棂星门，盖尊圣门如天门也。”宫室、坛庙、陵寝中棂星门的设立，正是将皇帝走的大门当作进入天宫的天门。这一理论依据，正是源于风水术中对于星象的理解和阐述。
近代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被发掘出的尸骨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之古人理解天象的图形。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很早就把人间的许多事物看作是天上星象在人间的投影。所谓“华盖阁道，上应天文”，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理想。
宋代郑樵所著的《通志》中称紫微、太微、天市为三垣。居住在北半球的中国人将北半球天空中的星座划分为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三大区域，并将其想象为三大城垣，其中紫微垣位居北半球的中央。北斗七星指向正北，在星宿中属紫微垣，在古代被认为是位于天空中心的极星，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因此古人以紫微星垣比喻皇帝的居处，是帝星所在，紫禁城自然便成为天空三垣的地面投影。紫禁城各部分也象征着人间的三垣：前朝的奉天殿(后名太和殿)、华盖殿(后名中和殿)、谨身殿(后名保和殿)象征太微垣，取像于太微垣；后宫的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以及东西六宫取像于紫微垣；而天市垣虽然并没有建筑，但《春明梦余录》却有记载说，明代玄武门外曾“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贾易，谓之内市”。
如此一来，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便毋庸置疑地成为天下的中心。如果说在明清时代人的心目中，昆仑山如同希腊人心中的奥林匹斯山，是众神居住之所，那么在现实世界中，龙脉源自万山之祖的天寿山则是天下众山之首。紫禁城和北京城则像北斗星一样为天下所拥戴拱卫。在今天居于紫禁城中轴线中心的太和殿上，仍可以看到这样一副楹联：
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
凤城回北斗，万邦和谐颂平章。
在中国人看来，京城内的君主只有具备高尚的德行，天下才能像众星围绕北斗星一样拥戴他。无论生、死，作为皇帝生前居住的紫禁城，还是死后下葬的陵寝，星象投影的象征都无处不在。今天从飞机上俯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位于南京的孝陵，其主要建筑就清晰地呈现出北斗七星布局。这七颗“星”依次为：神功圣德碑亭、神道望柱、棂星门、御河桥、文武坊门、亭殿、宝顶。而在北京十三陵，天寿山仿佛就是十三陵的北极星，位于十三陵陵区的中央，“取向于天”，象征着皇帝死后“魂归北斗”。
紫禁城的阴阳布局和象征意味
宋人蔡元定曾说，“山川之融结在天，而山水之裁成在人”。看似严整而对称的紫禁城布局，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天、地、山、川、星辰的意向引入建筑与布局中：在紫禁城北积土成万岁山，作为紫禁城的靠山；开凿金水河，引玉泉山之水，将北干龙所引的天上之“元气”源源不断地引入紫禁城中；以北极星之投影而设立中轴，以天寿山、钟鼓楼、万岁山、三大殿为核心的大中轴线将北京城乃至“天下”分为东、西和“阴、阳”两半；以太和殿为核心的三大殿建筑建立在巨大的“土”字形平台上，它的东南西北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四大元素；内廷东西六宫象征六六大顺的卦象；东西七所则象征北方七宿；金水桥将西北方向的“金气”引入紫禁城，再由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城墙将“气”牢锁……如此一来，终于营造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壮丽都市。一切都在暗示，紫禁城便是人间的天界，帝王乃是人间的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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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保王护主”观的展现 [/align]
东汉大学者张衡在谈到长安与洛阳的建都选择时，就已表达出后人所强调的“举九州之势而建王都”的观念：“远而望之，若擒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山而戴垂云。”1000多年后明朝人营建的紫禁城和北京城，前所未有地体现了古人对于都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意境。在对于自然山川的选择和对建筑的营造中，都极力表现出紫禁城九鼎之尊的非凡气度。
事实上，紫禁城建筑群外部空间的设计，正采用了中国古代风水术中“形势”的基本规律。有学者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建筑设计颇为讲究气势和魄力，这种特点只有在远观中才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今天的北京也许已经很难找到“远观”的角度了，那就让我们设想一下600年前的一个外国人，如果想进入奉天殿(今太和殿)拜见中国皇帝，他将经历怎样的视觉冲击：
从京城南部的永定门进入北京城，经过繁华、喧闹而漫长的街市才能到达正阳门，进入北京内城。通过正阳门后，眼前突然出现巨大而封闭的广场，两旁是整齐的官署。廊前整齐而单调的廊柱一直向承天门(天安门)方向延伸。步行从金水桥依次进入宏伟的承天门和端门，每一次即将走出门洞，视觉的过白中便出现下一个门楼的轮廓。而一旦走出门洞，这个轮廓则迅速在面前显示出高大和威严的逼压之气。当午门出现在面前时，紫禁城建筑的高度达到了顶点。而一旦进入，面前开阔的太和殿广场、位于层层高台之上的太和殿，以及两边相对低矮建筑形成的拱伏之势，无一不让人产生紫禁城的太和殿便是中国乃至天下中心的感受。奥斯瓦尔德·希仁在1912年参观紫禁城时曾经这样描述：“连续的水平和空间的积累，以及韵律的意境，是构成紫禁城决定性均衡状态的基础，这种均衡状态也表现出传说的、哲学的、科学的智慧结晶，使得这座城市精巧地成为宇宙中心的象征。”
数千年来在风水术指导下建造的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连同它的文化和审美理念，几乎如同消亡的王朝一样烟消云散了，只有通过为数不多的建筑遗迹，才能解读出风水术所展现的文化内涵。明朝十三陵和紫禁城正是在风水和中国礼制指导下建造的中国古代最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是集纳了中国风水玄妙和魅力的建筑精华。
1850年初春的一个下午，俄罗斯外交部任命的俄国东正教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中国僧人的引导下参观了位于北京昌平的明代帝王陵。科瓦列夫斯基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明成祖朱棣的长陵：“陵墓四周景色宜人，从大门口一眼就能够观赏到建筑群、山峦、半球形树冠的雪松、直冲云霄的钻天杨、石像生、柱子、屋顶以及探出来的彩绘飞檐，陵区宏伟的全景，一览无余。夕阳燃尽最后一缕光线，一切都印在火红的天际。景色之美，永远也看不够。” 围绕着长陵的十二个同样壮丽恢宏的明帝陵，也让科瓦列夫斯基唏嘘不已，流连忘返。
如此壮丽的明代皇陵经近600年风雨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在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上殊为难得。事实上，就在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就曾经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皇陵；以及明王朝挖掘了李自成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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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被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的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的“风水”。古代帝王认为，只有占据了天下最好的“龙脉”，江山社稷才能固若金汤，阳宅(宫城)和阴宅(陵寝)若均能占据绝佳的“龙脉”，国运和王气才会悠长不绝。
北京的龙脉源自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北京龙脉所在的北干龙是天下最长的龙脉，昌平的天寿山正居于北干龙的“龙结”。大明王朝的紫禁城和十三陵之风水同属一脉，明朝的历代皇帝生前身后均享用着中国最好的风水吉地，彰显出明朝统治者意欲利用风水永统天下的谋略和雄心。
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半年的游历让他认识到，厚葬的风气之所以从中国古代开始就非常盛行，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死后的世界和真正的现实生活一样。但他也认识到中国人来世观念的复杂性：“孔子虽然承认灵魂不死，但从未提及灵魂世界，也不谈来世。而与他同时代的李耳在其学说中就谈到了这些。老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的影响非常之深，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与儒学相抗衡，甚至经常居于上风。”这也许是世界上许多乐于营建陵寝的国家的精神因素之一，但至少中国人营建墓穴的原因不仅于此。
营建墓穴的深层原因
刘熙在《释名》中曾对“墓”的社会伦理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解释：“墓 ，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这个功能性即便是对于贵如帝王的明皇室也是如此。1850年初春的那个夜晚，科瓦列夫斯基游历十三陵后，在昌平夜宿的旅店曾意外与前往十三陵祭祖的一位明皇室后裔相遇。科瓦列夫斯基写道，清廷知道有很多明王朝皇族后裔在祭祖，但对他们置之不理，也未加以严格限制。任由前朝皇族后裔扫墓祭祀，乃是因这些皇族后裔对他们祖先的尊重的孝，乃是所有封建道德伦理的共同基石。即便是当年明成祖朱棣选择了长陵作为自己未来陵寝时，虽将当地的康家庄迁出，却保留了陵区内康家的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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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郭璞所著《葬书》中，“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古代文献。郭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风水”理论的根本，乃是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对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好坏，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界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发展繁衍，福荫子孙。
“形势宗”和“理气宗”抽象的理论语言虽然玄妙不易把握，但通过对自然山水的寄托和比喻则相对容易被人理解。这也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明、清时期，江西的“形势宗”对于福建的“理气宗”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地位，这最终使得廖均卿等为代表的“形势宗”风水术士得以运用其风水理论的指导，协助营建了明十三陵、清东、西陵，乃至南京城、北京城等著名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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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先建陵：十三陵的选址
通过“靖难之役”夺权后，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以避开南京不利的政治舆论环境。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首都，除了利于防卫蒙古的侵犯，还因为北京是他“龙兴之地”，“风水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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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代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骥都正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骥都。朱熹所言的“骥都”当然不会是位于嵩山之南的北宋都城汴梁，而是暗指当时作为金国首都的北京。作为辽、金、元三代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明成祖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室的陵寝。
永乐六年(1408年)，朱棣派礼部尚书赵羽工远赴北京城郊为自己选择陵地。次年3月，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再次来到北京，并命赵羽工和江西风水术士廖均卿在北京周边寻找万年吉地。赵、廖二人最初选定京西燕家台，因与“晏驾”谐音，觉得不吉而作罢。后来廖均卿等人又勘察了北京西郊的狼儿峪和潭柘寺。由于明朝皇室姓朱，朱(猪)岂能入狼口?潭柘寺由于已经有寺院，不适合建陵墓，加上区域狭小，缺乏后世子孙陵寝建造的空间，只得放弃。直到最后，廖均卿才向朱棣推荐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天寿山地区(当时称黄土山一十八道岭峰)。在呈给明成祖的《朝献山图标章》中，廖均卿写道：“详察各处山川，堪建陵基者惟昌平州东黄土山一十八道岭峰美丽，真堪灵宝根基。”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驾临昌平。同年五月初八正式点穴，开始动工兴建陵寝，并封黄土山为“天寿山”。永乐十一年(1413年)，玄宫落成，被命名为长陵。除了南京的明孝陵，长陵是明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墓。
天寿山的风水好在哪里
明朝人叶盛在《天寿山记》里作了这样的描写：皇陵(今十三陵所在地)山川形势壮丽，发源自昆仑山，通过华山、太行山等著名大山绵延数千里一直延续到北京西山。天寿山与这绵延数千里的龙脉属于同一脉络，且位于北部中国的正中，的确是最为壮美的地形，天寿山也正是天下众山的主山。明人李贤则在《大明一统志》中这样描述天寿山“形胜”的具体特征：“至此，群峰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其旁诸山，则玉带、军都连亘怀抱，银山、神岭罗列拱护……实国家亿万年永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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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帝王的升天之路[/align]
风水大师郭璞指出，风水上佳的陵墓应具备“四灵”，即所谓“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天寿山属于燕山山脉一支，发源于太行山，主峰雄峙于北，蟒山、虎峪环抱东西，龙山、虎山、灵山等在南面遥相呼应，西北部的流水汇集在群山环绕的中部平川，最后向东南流去。以长陵为中心的天寿山十三陵区，被周边山水围成一个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十余公里的椭圆形山间盆地，其周边山形完全符合郭璞对于“四灵”的要求。由于天寿山“起自昆仑”的特性，因此能与天上的元气相通，陵区风水真是无可比拟。
不仅如此，按风水说，天寿山正位于“北辰”(北极星)位置，山体周正，高大如屏。而十三陵风水最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天寿山长陵等陵墓的穴后“来龙”，这是决定“龙脉”贵贱的决定性因素。南唐何溥在《灵城精义》中指出：“龙之贵贱以‘格’辨。”明成祖长陵背后的天寿山主峰，确有一道龙脉，由高及低，迤逦而下，直至长陵穴地。而长陵背后的山，峦头浑圆，形如覆釜，五行属金，“形势宗”称为“金星峦山”，气势完美，尊贵无比。
生死同一“穴”
试图占据好的风水以“真末保国祚于亿万年，镇压沙漠于千百世”，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上的寄托，但明朝皇陵利用风水理念完美地调和了建筑和自然环境，堪称建筑史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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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聚集生气的护城河[/align]
早在宋代，蔡元定就在《发微论》中这样表达了人与天地山川自然之间最为理想和谐的关系：山川的形成在于天，对于山水的改造在于人。如果山川有多余之处，则可以消除它；如果景色有不足之处，可以通过人工建筑弥补它。无论是对山川自然改造中的清除还是增补，都有一定的原则。风水发展的初级阶段，无非是寻找到理想的环境，营造出精美的建筑，其终极目的，还是要寻求到天命，让人与天地自然物隙无间。因此，善于建设的人懂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不破坏自然；不善于建设的人拘泥于自然，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天道如何能实行，全仰赖于人的作为。
这就是古代人说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参人和”，用英国传教士伊特尔所持的西方近代观念解释：“中国的风水要追求的最终目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十三陵为代表的数千年来中国皇家陵园的风水气象，以及中国古代其他建筑的最精彩之处，正是通过风水理念，将建筑融入天、地、山川，把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相互渗透交融。从十三陵中惟一被发掘的定陵地宫布局可以发现，它仿造的正是皇帝生前皇宫的模式，这正是“事死如事生”的礼制思想的指导：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位居玄宫中路，与紫禁城皇宫内廷建筑的乾清宫(皇帝寝宫)、交泰殿、乾宁宫(皇后寝宫)布局相吻合。定陵玄宫的左右配室对称地分布于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
在“形势宗”的风水术理论指导下，十三陵地下的建筑为死者营建了生前拥有的宫室，而地面的庙堂建筑则与天寿山陵区的山川河流完美融合，其“风水”之佳，即便后来清代的东、西陵也无法媲美。科瓦列夫斯基在对明清皇陵的考察中却发现，不知是由于资金不足，还是技术不过硬，清皇室的陵墓就是不及明皇陵宏伟。“乾隆皇帝就曾把古墓中盗来的一些东西放在他自己的陵寝里，为此他生前还遭到了世人的谴责，可是他的陵墓还是没有明代第一位统治者的陵墓宏伟壮丽。”
北京城和紫禁城的风水妙处
风水完美的明十三陵建筑仿造的，正是明朝皇帝生前居住的皇城和皇宫。十三陵的风水和陵寝玄宫的格局，正是对于北京城和紫禁城风水和建筑格局的投影。明代的北京城，不仅仅是明成祖朱棣及时人心目中适合建都的风水宝地，蒙古贵族霸突鲁也曾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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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紫禁城中轴布局原则[/align]
在定都南京以前，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以大梁开封为北京，应天为南京，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朱元璋和历代皇帝一样，宗法礼制，崇尚祖先，对葬地的选择十分重视，以此求得风水佳境，赐福子孙。同时，在构筑规模上表现出皇家气魄。比起前代，明朝的陵寝制度更趋于完备。明朝皇陵的建筑格局和明时中都城一样，以都城风格营建帝陵，而明代皇陵建筑的创造，明皇陵及以后仿其建筑的明祖陵，都采用了这种建筑格局。然而在中都城工程即将完工时，朱元璋突然宣布罢建。后人从风水上看，凤阳地势南高北低，易涝易旱，历史上水旱频仍。境内山冈高不过300米，无险可据，而且“土瘠民疏”，根本不适宜建都。
明成祖既然选定天寿山区为未来的皇家陵寝，其时早已选定北京作为明王朝新的首都。
古人认为，自古帝王阳宅(宫城)和阴宅(陵寝)同属一脉。天寿山的龙结(山脉蜿蜒回转的地方)，不仅是十三陵的靠山，也是紫禁城乃至北京城的龙脉靠山。如此一来，上天之气将会源源不断地通过强大蜿蜒的北干龙(古人认为天下山脉从昆仑发源后，从西到东共有三或四条主脉，用龙来形容，称为“干龙”)，从昆仑山直到天寿山，最后汇聚北京。明人徐善述的看法就具有这种代表性。他认为，明朝位于北京、凤阳和南京的三处皇陵占尽了中国北中南三大干龙。北京的龙脉被认为发自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而北京龙脉所在的北干龙则是天下最长的龙脉，昌平的天寿山则是北干龙的“龙结”。定都北京，明王朝的国运和王气将会悠长不绝。
在尚没有现代国家概念的古人心中，只有“天下”的概念。那时的首都不但是一个首要的城市，更有伦理和天命上的象征意义，必“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北京城的位置和地形，完全符合“风水”的要求。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宣布次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但大规模营建北京的工程则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才开始。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城基本完工，次年明成祖将首都从金陵迁至北京。这座永乐皇帝在元大都的废墟上建造的中天之城，可以说是时人心目中天、地、人最完美的结合。而北京城内的紫禁城，则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浓缩了中国礼制和风水理念的建筑群。
紫禁城的星象投影
如果说山川的“形胜”是古代都城、陵寝乃至其他许多城市和建筑选址考虑的首要对象，那么古人对于天象和星辰的理解则是影响这些城市和建筑建造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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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陵的风水形势
十三陵中，每一座陵墓在祭祀殿堂恩殿后、明楼方城之前，都有一座形似牌坊的门式建筑，叫做棂星门。在十三陵总神道石像生的终端，也有一座规模较大造型别致的棂星门。古人曾说：“圣殿之有棂星门，盖尊圣门如天门也。”宫室、坛庙、陵寝中棂星门的设立，正是将皇帝走的大门当作进入天宫的天门。这一理论依据，正是源于风水术中对于星象的理解和阐述。
近代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被发掘出的尸骨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之古人理解天象的图形。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很早就把人间的许多事物看作是天上星象在人间的投影。所谓“华盖阁道，上应天文”，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理想。
宋代郑樵所著的《通志》中称紫微、太微、天市为三垣。居住在北半球的中国人将北半球天空中的星座划分为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三大区域，并将其想象为三大城垣，其中紫微垣位居北半球的中央。北斗七星指向正北，在星宿中属紫微垣，在古代被认为是位于天空中心的极星，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因此古人以紫微星垣比喻皇帝的居处，是帝星所在，紫禁城自然便成为天空三垣的地面投影。紫禁城各部分也象征着人间的三垣：前朝的奉天殿(后名太和殿)、华盖殿(后名中和殿)、谨身殿(后名保和殿)象征太微垣，取像于太微垣；后宫的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以及东西六宫取像于紫微垣；而天市垣虽然并没有建筑，但《春明梦余录》却有记载说，明代玄武门外曾“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贾易，谓之内市”。
如此一来，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便毋庸置疑地成为天下的中心。如果说在明清时代人的心目中，昆仑山如同希腊人心中的奥林匹斯山，是众神居住之所，那么在现实世界中，龙脉源自万山之祖的天寿山则是天下众山之首。紫禁城和北京城则像北斗星一样为天下所拥戴拱卫。在今天居于紫禁城中轴线中心的太和殿上，仍可以看到这样一副楹联：
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
凤城回北斗，万邦和谐颂平章。
在中国人看来，京城内的君主只有具备高尚的德行，天下才能像众星围绕北斗星一样拥戴他。无论生、死，作为皇帝生前居住的紫禁城，还是死后下葬的陵寝，星象投影的象征都无处不在。今天从飞机上俯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位于南京的孝陵，其主要建筑就清晰地呈现出北斗七星布局。这七颗“星”依次为：神功圣德碑亭、神道望柱、棂星门、御河桥、文武坊门、亭殿、宝顶。而在北京十三陵，天寿山仿佛就是十三陵的北极星，位于十三陵陵区的中央，“取向于天”，象征着皇帝死后“魂归北斗”。
紫禁城的阴阳布局和象征意味
宋人蔡元定曾说，“山川之融结在天，而山水之裁成在人”。看似严整而对称的紫禁城布局，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天、地、山、川、星辰的意向引入建筑与布局中：在紫禁城北积土成万岁山，作为紫禁城的靠山；开凿金水河，引玉泉山之水，将北干龙所引的天上之“元气”源源不断地引入紫禁城中；以北极星之投影而设立中轴，以天寿山、钟鼓楼、万岁山、三大殿为核心的大中轴线将北京城乃至“天下”分为东、西和“阴、阳”两半；以太和殿为核心的三大殿建筑建立在巨大的“土”字形平台上，它的东南西北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四大元素；内廷东西六宫象征六六大顺的卦象；东西七所则象征北方七宿；金水桥将西北方向的“金气”引入紫禁城，再由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城墙将“气”牢锁……如此一来，终于营造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壮丽都市。一切都在暗示，紫禁城便是人间的天界，帝王乃是人间的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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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保王护主”观的展现 [/align]
东汉大学者张衡在谈到长安与洛阳的建都选择时，就已表达出后人所强调的“举九州之势而建王都”的观念：“远而望之，若擒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山而戴垂云。”1000多年后明朝人营建的紫禁城和北京城，前所未有地体现了古人对于都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意境。在对于自然山川的选择和对建筑的营造中，都极力表现出紫禁城九鼎之尊的非凡气度。
事实上，紫禁城建筑群外部空间的设计，正采用了中国古代风水术中“形势”的基本规律。有学者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建筑设计颇为讲究气势和魄力，这种特点只有在远观中才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今天的北京也许已经很难找到“远观”的角度了，那就让我们设想一下600年前的一个外国人，如果想进入奉天殿(今太和殿)拜见中国皇帝，他将经历怎样的视觉冲击：
从京城南部的永定门进入北京城，经过繁华、喧闹而漫长的街市才能到达正阳门，进入北京内城。通过正阳门后，眼前突然出现巨大而封闭的广场，两旁是整齐的官署。廊前整齐而单调的廊柱一直向承天门(天安门)方向延伸。步行从金水桥依次进入宏伟的承天门和端门，每一次即将走出门洞，视觉的过白中便出现下一个门楼的轮廓。而一旦走出门洞，这个轮廓则迅速在面前显示出高大和威严的逼压之气。当午门出现在面前时，紫禁城建筑的高度达到了顶点。而一旦进入，面前开阔的太和殿广场、位于层层高台之上的太和殿，以及两边相对低矮建筑形成的拱伏之势，无一不让人产生紫禁城的太和殿便是中国乃至天下中心的感受。奥斯瓦尔德·希仁在1912年参观紫禁城时曾经这样描述：“连续的水平和空间的积累，以及韵律的意境，是构成紫禁城决定性均衡状态的基础，这种均衡状态也表现出传说的、哲学的、科学的智慧结晶，使得这座城市精巧地成为宇宙中心的象征。”
数千年来在风水术指导下建造的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连同它的文化和审美理念，几乎如同消亡的王朝一样烟消云散了，只有通过为数不多的建筑遗迹，才能解读出风水术所展现的文化内涵。明朝十三陵和紫禁城正是在风水和中国礼制指导下建造的中国古代最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是集纳了中国风水玄妙和魅力的建筑精华。
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