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祸”与“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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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 劫掠者
在清政府的眼中,1860年不仅是一个“夷祸”的年头,还是“匪乱”的一年。
1860年10月13日,在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一周后,恭亲王向仓皇“北狩”的咸丰皇帝发去了一封奏折。他说,他已经派兵一千名“屯扎圆明园剿办土匪,以安人心。”清军在八里桥溃败于英法联军之后,北京城内“九门戒严”,清廷官员和将领只敢在城墙上观望,而不敢出城迎敌。英法联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圆明园,只有几名守园的太监和少数兵丁做了无力的抵抗。于是包括圆明园在内,北京城外的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地带”。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和胜保来不及从溃败中休整过来,就又要“剿匪”了。
10月15日,胜保奏称:“自圆明园一带,以至黑龙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处地方,土匪仍复肆扰……著即调集各旗,即巡捕营官兵,饬令将各处土匪,严行捕,立即正法。”
10月21日,僧格林沁奏称:“附京一带,虽有土匪,乘机抢掠,经各处拿获者,随时正法。并经出示,晓谕居民,格杀勿论。近日稍行敛迹。”
这些盗匪中,有为英法联军担任后勤的广东劳工,有北京本地四处涌现的“盗匪”,还有从天津尾随英法联军而来的庞大的抢劫队伍。中国的“盗匪”队伍,从英法联军登陆天津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壮大。
在总计两万多人的英法联军中,有一支雇佣来的后勤部队,为数约2500名,他们全都是英法联军从广东征召来的“苦力”,任务是为联军运输物资,一些广东劳工甚至还加入了英法联军的作战队列。在攻打大沽炮台时,部分广东劳工也参加了攻坚战,虽然按照雇佣合同,他们是不必这么干的,然而他们“出奇的勇敢”,联军攻下大沽炮台后,英军司令格兰特特别向他们致谢,并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1860:圆明园大劫难》)。
不仅仅是参与作战,一些广东劳工也参与了其后的抢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在天津的北塘登陆。在登陆后的第三天,广东劳工和英军征召来的印度锡克族士兵就被怀疑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抢劫事件。
法军翻译官埃里松在他的战地手记中说,当他们进入北塘的一户官员人员时,发现那个官员和一个老太太,还有两个年轻女人,四个人的脖子都被割开,鲜血一串串地掉到地上。这个官员还能以微弱的声音说话,在嘶哑地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惨剧后就死去了。原来是有广东劳工和锡克士兵两次闯入这名官员的家中,到处打砸一空,这一家人在恐慌之下,吞了大量鸦片,然后用剃刀自杀。
还有更多北塘居民在战争的恐怖之下选择了自杀。令“他们感到恐慌的,不仅仅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夷人”,还有他们从未谋面的“广东佬”。联军把小小的北塘城洗劫一空,法国兵和广东劳工被认为是“抢劫冠军”。
一些法国人开始厌恶跟随他们的中国“盗匪”队伍。埃里松写到,从天津开始,法军行军队伍后边就跟了一批“强盗”,快到北京时,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法军使用武力都无法把他们驱散。埃里松说他们是“尾随部队的寄生团伙,他们像一群群乌鸦、野狗、豺狼,那些食客从北塘开始,我们走到那儿他们就跟到那儿,他们掠夺、偷盗,甚至破坏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损坏的东西”……
在八里桥战役期间,联军抢掠又起。因为军营夜晚大开着门,士兵和广东劳工就溜出去抢劫、奸淫村妇。英军借此也熗毙第四个苦力,鞭打另一些人——英法统帅制止不了自己的部队,就拿这些广东“苦力”出气。还有三个运气不佳的广东劳工被愤怒的乡民抓住后,当场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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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的联欢
在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的骑兵后,英法联军逼近了圆明园,这本来是一处戒备森严的禁地,但现在已经几乎无人防守。在过去的日子里,只有蒙受皇帝召见的官员,才能有机会踏进这里,普通百姓若要想进园的话,无疑是异想天开。
1860年9月21日晚上,得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的消息,咸丰皇帝决定远遁热河。皇帝离开了,皇帝的官员和军队躲在北京城紧闭的城门后面,孤独的管园大臣文丰在绝望中投湖自杀。偌大的圆明园,还有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以及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等“三山五园”虽然说起来仍是尊贵的皇家禁地,但是正在开放给任何一个想自由出入它们的人。
10月6日,法军首先进入圆明园,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英法联军组织起来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在忙着清点一大堆的战利品,数不清的宝贝刺激了周围的人拥有它们的欲望。埃里松写道,这个时候园子里却起火了,原来是附近的海淀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梯子从墙头上爬进圆明园,开始了自顾自的抢劫,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慌张了,生怕自己想要的东西被别人抢了去,“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
埃里松觉得,圆明园里正在上演一幕“人种大杂烩”。英军的一个随军牧师在日记中写道,抢劫中的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欢乐的神情”。
几天后,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接到内务府大臣宝对西郊皇家园林被毁情况的报告,“夷人两百多名,并土匪不计其数,闯入清漪园(颐和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去,并本处印信,一并丢失……夷匪多人,又复窜至园(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内,将各处焚烧。”
在官方报告之外,一些私人的日记和诗文也写到了中国“匪徒”和英法联军的这场“联合”抢劫。寓居北京的绍兴人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写道:10月6日,“夷人至海淀,即召集畿辅亡赖,纵至大掠。”经学大师王运在其《圆明园词》中甚至以为,是中国“匪徒”首先开始的抢劫和放火,“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
在10月9日至16日期间,英法联军暂时退出圆明园,但抢劫并没有停止。恭亲王奕说在10月13日上奏说“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掠,似此情形,令人切齿痛恨!”李慈铭在其日记里也写道:10月11日,“闻圆明园被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全物,至挽车以运,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10月18日,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昼夜。咸丰皇帝在热河接到了新的报告,附近的强盗和小偷纷纷潜入园内,把大火之后剩下的凡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10月17日回复恭亲王的信中也说:“如果圆明园接着被劫掠和焚毁,那是由到处存在的中国匪徒所干的。”
盛怒之下的咸丰皇帝把宝撤职,也革去了僧格林沁的爵职。他命令僧格林沁要一边防备“夷人”,一边清除“匪乱”。“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著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是为至要!”
僧王和他的溃兵败将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方,一些地方团练因此组建了起来,但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却观察到,这些武装团练其实并无能力抗击太平军,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地方上的匪徒不敢出来出来趁乱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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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劫清朝”
是什么原因让平静的京畿乡村在1860年的秋天,伴随着英法联军的进攻掀起了一场“匪乱”?那些沉默的中国“盗匪”没有留下他们的任何想法。不过,当王运在《圆明园词》中写到那一场焚掠时,他想到了项羽带领的楚兵楚将在秦王朝的阿房宫放的那一场大火。
到了清朝后期,在圆明园的辉煌下是掩饰不住的社会残破的现实图景。在《圆明园词》中,王运描写完了圆明园的壮丽景象后,转笔写到清朝嘉庆以后的“吏治凌迟民困痛”。王运叹息说,这些因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上下俱困,盗贼起矣”。
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的一书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种现象:一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认为是清王朝的没落。相反的是,很多人都急于趁着乱局来“抢劫清朝”。
英法联军退走之后,“盗贼”在圆明园仍然没有消失。李慈铭在日记里写到,“夷人”退兵后,清兵开始缉拿抢劫圆明园的“盗匪”。
步军统领文祥一边带兵四处查拿“匪徒”,一边出示晓谕,让“拾取”和“误卖”圆明园物件的人在一个月自动把宝贝交送到衙门,不然的话,一旦被发现将从严治罪。而胜保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先后六次共搜获圆明园及三山的陈设品一千三百九十多件,其中有兵丁和百姓在圆明园附近营房或道途捡获呈交的,也有从“土匪”家里查获的。
然而,这些收缴的一千多件陈设品仅仅是圆明园和三山珍宝的极少数,大多数的物件在被劫掠后不知所踪。
火焚之后,越来越虚弱的清廷曾经想过重建圆明园,但是已经有心无力了,接下来,圆明园继续被“盗贼”一点点地搬空。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据内务府大臣明善堂郎中贵宝的调查报告称,圆明园尚存十三处建筑。但是,又经二十多年的“偷盗”和1900年无所不在的抢劫后,这些都不见了。
1900年,当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再一次进行抢掠的时候。“中国看客”们照样活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一个名叫王大点的北京五城公所的差役工作清闲,白天经常四处游荡,看了义和团杀教民的热闹,也见了端王带万字队抬熗攻打西什库教堂。他亲见洋人四处抢劫,“洋人数人一起,一大鞍车往南,砸瑞林祥应记的门。”王大点不甘落后,趁火打劫,抢得许多东西。而在每天日记里记下往家里搬了多少物件,则是王大点的一大乐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
在王大点的笔下,从八国联军围城到占领北京,自始至终他都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完了美国兵把中国人犯的辫子拴起来押送后,他就到天桥闲坐、喝茶、听相声,接着“瞧过往之洋兵。”与40年前相比,在中国看客的眼中,除了洋人们面孔更多,语言更复杂外,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1904年(光绪三十年),因经费不足,清廷裁撤了圆明园的大部分管理机构,到了宣统年间,圆明园已经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1911年的初秋,当谭延闿来到圆明园中,看到的景象已经是“麦陇弥望,如行野田中。”■ [/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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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的眼中,1860年不仅是一个“夷祸”的年头,还是“匪乱”的一年。
1860年10月13日,在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一周后,恭亲王向仓皇“北狩”的咸丰皇帝发去了一封奏折。他说,他已经派兵一千名“屯扎圆明园剿办土匪,以安人心。”清军在八里桥溃败于英法联军之后,北京城内“九门戒严”,清廷官员和将领只敢在城墙上观望,而不敢出城迎敌。英法联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圆明园,只有几名守园的太监和少数兵丁做了无力的抵抗。于是包括圆明园在内,北京城外的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地带”。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和胜保来不及从溃败中休整过来,就又要“剿匪”了。
10月15日,胜保奏称:“自圆明园一带,以至黑龙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处地方,土匪仍复肆扰……著即调集各旗,即巡捕营官兵,饬令将各处土匪,严行捕,立即正法。”
10月21日,僧格林沁奏称:“附京一带,虽有土匪,乘机抢掠,经各处拿获者,随时正法。并经出示,晓谕居民,格杀勿论。近日稍行敛迹。”
这些盗匪中,有为英法联军担任后勤的广东劳工,有北京本地四处涌现的“盗匪”,还有从天津尾随英法联军而来的庞大的抢劫队伍。中国的“盗匪”队伍,从英法联军登陆天津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壮大。
在总计两万多人的英法联军中,有一支雇佣来的后勤部队,为数约2500名,他们全都是英法联军从广东征召来的“苦力”,任务是为联军运输物资,一些广东劳工甚至还加入了英法联军的作战队列。在攻打大沽炮台时,部分广东劳工也参加了攻坚战,虽然按照雇佣合同,他们是不必这么干的,然而他们“出奇的勇敢”,联军攻下大沽炮台后,英军司令格兰特特别向他们致谢,并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1860:圆明园大劫难》)。
不仅仅是参与作战,一些广东劳工也参与了其后的抢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在天津的北塘登陆。在登陆后的第三天,广东劳工和英军征召来的印度锡克族士兵就被怀疑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抢劫事件。
法军翻译官埃里松在他的战地手记中说,当他们进入北塘的一户官员人员时,发现那个官员和一个老太太,还有两个年轻女人,四个人的脖子都被割开,鲜血一串串地掉到地上。这个官员还能以微弱的声音说话,在嘶哑地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惨剧后就死去了。原来是有广东劳工和锡克士兵两次闯入这名官员的家中,到处打砸一空,这一家人在恐慌之下,吞了大量鸦片,然后用剃刀自杀。
还有更多北塘居民在战争的恐怖之下选择了自杀。令“他们感到恐慌的,不仅仅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夷人”,还有他们从未谋面的“广东佬”。联军把小小的北塘城洗劫一空,法国兵和广东劳工被认为是“抢劫冠军”。
一些法国人开始厌恶跟随他们的中国“盗匪”队伍。埃里松写到,从天津开始,法军行军队伍后边就跟了一批“强盗”,快到北京时,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法军使用武力都无法把他们驱散。埃里松说他们是“尾随部队的寄生团伙,他们像一群群乌鸦、野狗、豺狼,那些食客从北塘开始,我们走到那儿他们就跟到那儿,他们掠夺、偷盗,甚至破坏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损坏的东西”……
在八里桥战役期间,联军抢掠又起。因为军营夜晚大开着门,士兵和广东劳工就溜出去抢劫、奸淫村妇。英军借此也熗毙第四个苦力,鞭打另一些人——英法统帅制止不了自己的部队,就拿这些广东“苦力”出气。还有三个运气不佳的广东劳工被愤怒的乡民抓住后,当场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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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的联欢
在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的骑兵后,英法联军逼近了圆明园,这本来是一处戒备森严的禁地,但现在已经几乎无人防守。在过去的日子里,只有蒙受皇帝召见的官员,才能有机会踏进这里,普通百姓若要想进园的话,无疑是异想天开。
1860年9月21日晚上,得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的消息,咸丰皇帝决定远遁热河。皇帝离开了,皇帝的官员和军队躲在北京城紧闭的城门后面,孤独的管园大臣文丰在绝望中投湖自杀。偌大的圆明园,还有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以及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等“三山五园”虽然说起来仍是尊贵的皇家禁地,但是正在开放给任何一个想自由出入它们的人。
10月6日,法军首先进入圆明园,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英法联军组织起来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在忙着清点一大堆的战利品,数不清的宝贝刺激了周围的人拥有它们的欲望。埃里松写道,这个时候园子里却起火了,原来是附近的海淀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梯子从墙头上爬进圆明园,开始了自顾自的抢劫,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慌张了,生怕自己想要的东西被别人抢了去,“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
埃里松觉得,圆明园里正在上演一幕“人种大杂烩”。英军的一个随军牧师在日记中写道,抢劫中的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欢乐的神情”。
几天后,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接到内务府大臣宝对西郊皇家园林被毁情况的报告,“夷人两百多名,并土匪不计其数,闯入清漪园(颐和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去,并本处印信,一并丢失……夷匪多人,又复窜至园(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内,将各处焚烧。”
在官方报告之外,一些私人的日记和诗文也写到了中国“匪徒”和英法联军的这场“联合”抢劫。寓居北京的绍兴人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写道:10月6日,“夷人至海淀,即召集畿辅亡赖,纵至大掠。”经学大师王运在其《圆明园词》中甚至以为,是中国“匪徒”首先开始的抢劫和放火,“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
在10月9日至16日期间,英法联军暂时退出圆明园,但抢劫并没有停止。恭亲王奕说在10月13日上奏说“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掠,似此情形,令人切齿痛恨!”李慈铭在其日记里也写道:10月11日,“闻圆明园被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全物,至挽车以运,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10月18日,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昼夜。咸丰皇帝在热河接到了新的报告,附近的强盗和小偷纷纷潜入园内,把大火之后剩下的凡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10月17日回复恭亲王的信中也说:“如果圆明园接着被劫掠和焚毁,那是由到处存在的中国匪徒所干的。”
盛怒之下的咸丰皇帝把宝撤职,也革去了僧格林沁的爵职。他命令僧格林沁要一边防备“夷人”,一边清除“匪乱”。“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著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是为至要!”
僧王和他的溃兵败将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南方,一些地方团练因此组建了起来,但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却观察到,这些武装团练其实并无能力抗击太平军,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地方上的匪徒不敢出来出来趁乱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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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劫清朝”
是什么原因让平静的京畿乡村在1860年的秋天,伴随着英法联军的进攻掀起了一场“匪乱”?那些沉默的中国“盗匪”没有留下他们的任何想法。不过,当王运在《圆明园词》中写到那一场焚掠时,他想到了项羽带领的楚兵楚将在秦王朝的阿房宫放的那一场大火。
到了清朝后期,在圆明园的辉煌下是掩饰不住的社会残破的现实图景。在《圆明园词》中,王运描写完了圆明园的壮丽景象后,转笔写到清朝嘉庆以后的“吏治凌迟民困痛”。王运叹息说,这些因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上下俱困,盗贼起矣”。
1922年出版的《醒来的中国》的一书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种现象:一直到1860年,英法军队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之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在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中国人,当他们看到熊熊烈焰从圆明园升起时,并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衰微,而认为是清王朝的没落。相反的是,很多人都急于趁着乱局来“抢劫清朝”。
英法联军退走之后,“盗贼”在圆明园仍然没有消失。李慈铭在日记里写到,“夷人”退兵后,清兵开始缉拿抢劫圆明园的“盗匪”。
步军统领文祥一边带兵四处查拿“匪徒”,一边出示晓谕,让“拾取”和“误卖”圆明园物件的人在一个月自动把宝贝交送到衙门,不然的话,一旦被发现将从严治罪。而胜保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先后六次共搜获圆明园及三山的陈设品一千三百九十多件,其中有兵丁和百姓在圆明园附近营房或道途捡获呈交的,也有从“土匪”家里查获的。
然而,这些收缴的一千多件陈设品仅仅是圆明园和三山珍宝的极少数,大多数的物件在被劫掠后不知所踪。
火焚之后,越来越虚弱的清廷曾经想过重建圆明园,但是已经有心无力了,接下来,圆明园继续被“盗贼”一点点地搬空。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据内务府大臣明善堂郎中贵宝的调查报告称,圆明园尚存十三处建筑。但是,又经二十多年的“偷盗”和1900年无所不在的抢劫后,这些都不见了。
1900年,当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再一次进行抢掠的时候。“中国看客”们照样活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一个名叫王大点的北京五城公所的差役工作清闲,白天经常四处游荡,看了义和团杀教民的热闹,也见了端王带万字队抬熗攻打西什库教堂。他亲见洋人四处抢劫,“洋人数人一起,一大鞍车往南,砸瑞林祥应记的门。”王大点不甘落后,趁火打劫,抢得许多东西。而在每天日记里记下往家里搬了多少物件,则是王大点的一大乐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
在王大点的笔下,从八国联军围城到占领北京,自始至终他都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完了美国兵把中国人犯的辫子拴起来押送后,他就到天桥闲坐、喝茶、听相声,接着“瞧过往之洋兵。”与40年前相比,在中国看客的眼中,除了洋人们面孔更多,语言更复杂外,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1904年(光绪三十年),因经费不足,清廷裁撤了圆明园的大部分管理机构,到了宣统年间,圆明园已经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1911年的初秋,当谭延闿来到圆明园中,看到的景象已经是“麦陇弥望,如行野田中。”■ [/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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