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大书法家详解。】_写作素材

楼主 2011-01-15

【宋四大书法家详解。】

[backcolor=#ff3366][/backcolor][align=center][table=80%][tr][td][backcolor=#ffffff]
[/backcolor][align=center][table=95%][tr][td][align=left][color=#ff0000][size=2][b][size=3]四大书法家[/size][/b]

[color=#669966][/color][b][color=#669966]简介[/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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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color=#669900]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color]。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

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但亦有人认为是蔡京，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宋四大书法家指：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人们称为“苏黄米蔡”。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各具仪态，堪称精品。宋四家广汲晋唐遗蕴，锐意革新，各具所长。[/size][/color]
[/align][align=left][font=宋体][font=arial][size=2][/size][/font][/font][/align][color=#6699cc][/color][/td][/tr][/table][/align][/td][/tr][/table][/align]

[table=80%][tr][td][backcolor=#ffffff]
[/backcolor][align=center][table=95%][tr][td][size=2][color=#000000][align=left][color=#000000][b]苏轼[/b][/color]
[/color][/size][align=center][attachment=11329925] [/align] [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苏轼（１０３７年１月８日－１１０１年８月２４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b][color=#669966]人物简介[/color][/b]

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二十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人称“苏东坡”，号“东坡居士”。

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　余，苏轼为人宽大如海”。苏轼是苏洵的次子（长子夭折），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父亲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再迁至密州（今山东诸城），移至徐州。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

3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区），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b][color=#669966]苏轼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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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四家苏轼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祐元年（１０５６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size][/color][/align][color=#ff3300][size=2][/size][/color][align=center][color=#ff3300][size=2][attachment=11329926] [/size][/color][/align][align=left]

[color=#ff6600][size=2]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１０３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１０９１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１１０１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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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669966]生平年表[/color][/b]

[color=#ff3300][size=2]１０３６年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１０３７年１月８日），苏轼降生

１０５７年　２１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１０５７。４～１０５９。６）

１０５９年　举家前往京都

１０６１年　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１０６１年　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１０６４～１０６８）

１０６４年　任职史馆

１０６５年　妻丧

１０６６年　父丧；

服孝（１０６６。４～１０６８。７）[/size][/color]　　[/align][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

１０６９年　返京；任职史馆

１０７１年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１０７４年　３８岁任密州太守

１０７６年　４０岁任徐州太守

１０７９年　４３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size][/color][/align][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size][/color][/align][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　１０８０年　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size][/color][/align][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１０８６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１０８９年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１０９１年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１０９３年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１０９４年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１０９７年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１１０１～１１２６）太后执政（１１００）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６４岁

１１０２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b][color=#669966]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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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000000]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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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ｘīｎ）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b][color=#000000]二、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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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　　苏轼彩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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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词赋作品选列：　　　[/align][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size][/color][/align][color=#ff3300][size=2][/size][/color][align=left][table=100%][tr][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１《赤壁赋》[/size][/color][/td][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２《后赤壁赋》　[/size][/color][/align][/td][/tr][tr][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３《石钟山记》[/size][/color][/align][/td][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４《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size][/color][/align][/td][/tr][tr][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５《春宵》[/size][/color][/align][/td][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６《海棠》[/size][/color][/align][/td][/tr][tr][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７《和子由渑池怀旧》[/size][/color][/align][/td][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８《和子由踏青》[/size][/color][/align][/td][/tr][tr][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９《花影》[/size][/color][/align][/td][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１０《惠崇春江晚景》　[/size][/color][/align][/td][/tr][tr][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１１《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size][/color][/align][/td][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１２《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size][/color][/align][/td][/tr][tr][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１３《三月二十九日》[/size][/color][/align][/td][td][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１４《上元侍宴》 [/size][/color][/align][/td][/tr][/table][/align][align=left][color=#ff3300][size=2]　　　　　　　　　　　　　　　　　　　　　　　　　　　　　
[b][color=#000000]三、书法
[/color][/b][/size][/color][color=#ff3300][size=2] [/size][/color][color=#ff3300][size=2]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　　元代赵孟罨妗端臻∠瘛[/size][/color][color=#ff3300][si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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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欢°(文学之神)

沙发 2011-01-15

米芾

中国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吴人，祖籍太原。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蓄奇石。世号米颠。书画自成一家。精于鉴别。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

人物简介

米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汉族，后迁居湖北襄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米芾的五世祖是宋初勋臣米信，高祖、曾祖以上多为武职官吏，其父名佐，字光辅，官至武卫将军。其母阎氏，曾为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的乳娘。

米芾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

初师当时某位秀才，后是欧阳洵、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又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字”，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其绘画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以书法中的点入画，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山，富有创造性。

米芾传世的书法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无绘画作品传世。

米芾书法宋代以来，为后世所景仰，其作书谓“刷字”，意指其作书行笔方法与前人不同。　　　《宋史》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公元１１０７年，米芾病逝，享年５７岁。

人物传记（宋史）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　　　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

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

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

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

尝奉诏仿《黄庭》小楷作周兴嗣《千字韵语》。又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人以为宠。

生平大事辑考

家庭背景

米芾五世祖米信，宋初勋臣。《宋史》卷２６１有传，淳化五年（９９４年）卒，六十七岁。高祖、曾祖多系武职官员。芾父字光辅，官左武卫将军（一说米芾父名“佐”，徐邦达《米芾生卒年　　清陈宇绘《米颠拜石图》

岁订正及其它二三事考》中认为后世称“父佐”当误。依据是米芾之孙米宪辑录《宝晋斋山林集拾遗》卷首附载的《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中谈到米芾父亲处云：“父致仕，左武卫将军。”后人则讹为“父佐，左武将军，”也许把“致仕”的仕字讹为“佐”字，又把致字脱去的缘故。）赠中散大夫、会稽（县）公。米芾《书史》云：“濮州李丞相家多书画，其孙直秘阁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辞一云白石枕殊佳……后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乐道’。今印见在余家。先君尝官濮，与李柬之少师以棋友善，意以奕胜之，余时未生。”由此知米芾在未出生时，其父曾在濮州为官，喜爱书画艺术，并精于鉴赏，且“尊德乐道”。

芾母阎氏，因其“侍宣仁皇后藩邸，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后登进士第，恩补校书郎、太常博士，出知无为军。逾年，召为书画博士，擢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宋史》、《京口耆旧传》、《丹徒县志》、《襄阳县志》、《全宋诗》、《鸡肋编》等均有载。翁方纲《米海岳年谱》谓芾母“赠丹阳县太君”。

米芾出生

米芾出生于仁宗皇佑三年（１０５１年）。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云：“我本生辛卯两丙运，今岁步辛月亦然。”又《晋太保谢安石帖后》有句云：“余年辛卯，今太岁辛已，大小运丙申丙辰，于辛卯月辛丑日，余于辛丑丙申时获之，此非天耶？”宋仁宗皇佑三年（１０５１年）是辛卯年，米芾有一方印曰：“辛卯米芾”。由此知米芾生于公元１０５１年无疑。

少年米芾

《韵语阳秋》卷１４载：“元章始学罗逊书，其变出于王子敬。”“《襄阳学记》乃罗逊，元章亦襄阳人。始效其体至于笔换万钧，沉着痛快处，逊法其能尽耶？”《襄阳县志·古迹》：“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行书。……罗让字景宜，……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本生于濮安懿王讳，故或称罗逊”。米芾《群玉堂米帖》自叙云：“余初学颜书，七、八岁作字，至大一幅，书简不成。”由此知，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或称罗逊）。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五年庚子，手帖云：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扎，自成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五年庚子”，即宋仁宗嘉佑五年（１０６０年）。　　　邹演存《米公祠及米芾族裔脉源考》：“自宋治平四年（１０６７）随母阎氏离乡到京都汴梁，其母内廷侍侧英宗高皇后，他自然邀幸得迁，……”

米芾仕途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神宗熙宁元年戊申（１０６８年），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当在本年。”《全宋词》：“以母侍宣仁皇后藩邸，恩补校书郎……”《京口耆旧传》、《襄阳县志》、翁方纲《米海岳年谱》等载：“黻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　　

神宗熙宁三年庚戌（１０７０）二十岁，由秘书省校书郎改临桂尉。

神宗熙宁八年乙卯（１０７５）二十五岁，十月前在临桂尉、含光尉任，十月后官长沙椽至神宗元丰五年壬戌（１０８２）三十二岁。

神宗元丰八年乙丑（１０８５）三十五岁，官杭州从事。

哲宗元佑七年壬申（１０９２）四十二岁，知雍丘县。

哲宗元佑九年甲戌（１０９４）四十四岁，由雍丘县令改监中岳祠（嵩山）。

哲宗绍圣四年丁丑（１０９７）四十七岁，在涟水军使任上。

哲宗元符二年乙卯（１０９９）四十九岁，由涟水军使任改除蔡河拨发。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１１０１）五十一岁，发运司属官，在江淮间。

徽宗崇宁二年癸未（１１０３）五十三岁，由发运司属官改太常博士、书学博士。

徽宗崇宁三年甲申（１１０４）五十四岁，仲春尚在书学博士任，后知无为军。

徽宗崇宁五年丙戌（１１０６）五十六岁，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

徽宗大观元年丁亥（１１０７）五十七岁，知淮阳军。

米芾子女

神宗熙宁七年甲寅（１０７４年），二十四岁的米芾在临桂尉任上，长子米友仁出生。友仁，小名尹仁、寅孙、鳌儿，字元晖，人称小米。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附考云：“盖生于寅岁，故以寅为小名。由此考之，友仁当生于熙宁七年甲寅也。”

《全宋词》：“友仁，字元晖，自称懒拙老人。芾子。生于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绍兴二十年（１１５１）卒，年八十。”

蔡肇《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称，芾有五子，只长子友仁知名。米芾《题赠叔晦》：“叔晦之子道奴、德奴、庆奴，仆之子鳌儿、洞阳、三雄。”岳珂《宝晋斋法书赞》卷１９载米芾一帖云：“能书第二儿，二十岁化去，刳吾心肝，至今皓首之由也。”又《晋纸帖》中云：“老来失第三子”。这两个儿子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洞阳”、“三雄”。另二子不详，或是二女。《耆旧续闻》云：“世传米芾有洁癖。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池北偶谈》曰：“段拂、吴激皆米元章婿。拂南渡后仕至参知政事。激字彦高，入金为翰林学士，乐府与蔡松年齐名”。

结交苏轼

苏轼年长米芾十五岁。

米芾《画史》有言曰：“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　　米芾苏州石刻像

《独醒杂志》云：“元丰中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跋米帖》：“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米芾到黄州拜访苏轼无疑，但是，均未言何年、月、日。”

因此，研究者有三说：（一）元丰四年说。（二）元丰五年说。朱靖华《苏轼简明年谱》于元丰五年下云：“米芾、董钺、绵竹道士杨世昌等来访雪堂。”王文诰《苏文公诗编注集总案》谓米芾来黄州访苏轼在元丰五年三月。（三）元丰七年说。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引温革叔皮《跋米帖》，系米芾访东坡于元丰七年甲子。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三说中以元丰七年说最为不确。东坡晚年（建中靖国元年）有‘恨二十年知元章不尽’之语，如元丰七年初识，则相差三年。元丰四年虽恰为二十年，然雪堂未建，米芾访雪堂则为虚。”故元丰五年之说较可信。

哲宗元佑元年（１０８６年），五十一岁的苏轼六月知登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十二月二十日到京。有《与米元章书》：“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惟千万节哀自重。”由此推知，芾父当逝世于本年或本年前一、二年。芾父有“中散大夫，会稽（县）公”之赠，会稽距杭州甚近。时年米芾官杭州从事。

《全宋诗》卷８２１苏轼有《次韵米黻二王跋尾二首》。哲宗元佑二年（１０８７年）米芾诗《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米芾《书史》云：“当时唱和者黄庭坚一首、蒋之奇诗三首，吕升卿二首，刘诠二首……，共成一轴，亦为此诗之和诗。”当年（１０８７年）六月或七月，苏轼等十六人于王晋卿西园晏集。

哲宗元佑四年（１０８９年），米芾在扬州。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苏轼《书米元章藏帖》：“元佑四年六月十二日与章资平同过元章。”《与米元章》书三则，有言曰：“某以疾请郡，遂得余杭…，重辱新诗为送，词韵高雅，行色赠光，感服不可言也。”又《与钱穆父》书曰：“前日作《米元章山砚铭》。此砚甚奇，得之于湖口石钟山之侧。……因山作砚其理如云。过扬且伸意元章，求此砚一观也。”《东坡全集》卷７５有《米黻石钟山砚铭》一首。　　

　哲宗元佑七年（１０９２）年，四十二岁的米芾知雍丘县。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云：“七年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洒行既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东坡有《与米元章》二书。其一中曰：“过治下得款奉，辱至礼之厚，愧幸兼极。”其二中曰：“临辱访，欲往谢，又蒙惠诗，欲和答，竟无顷刻暇，愧负可谅。”由此知，米芾在这期间也访过苏轼，雍丘距京较近。

宋·赵令畴《候鲭录》卷７载：“东坡在淮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此事当发生在苏轼知扬州之后，米芾令雍丘之前”。

苏轼《记张元方论麦虫》：“元佑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书，言县有虫食麦叶而不食实。”

《京口耆旧》云：“建中改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１１０１年，—笔者注），坡归自岭外，与客游金山。有请坡题名者。坡云：‘有元章在’。米云：‘某尝北面端明，某不敢。’坡抚其背云：‘今则青出于蓝矣’。元章徐曰：‘端明真知我者也’。自尔益自负矣。”当年，苏轼染疾，米芾多次谒并送麦门冬饮子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八月中秋，米芾得苏轼去世噩耗，作《苏东坡挽诗》五首。序中有云：“辛巳中秋，闻东坡老向以七月二十八毕此世。”

苏轼《与米元章》书九首中有“岭海八年…独念元章”，“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之语。

米芾《书紫金砚事》：“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艺术生平

米芾《研山帖》

米芾自幼爱好读诗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慧，六岁时能背诗百首，八岁学书法，十岁摹写碑刻，小获声誉。十八岁时，宋神宗继位，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当时校对，订正讹误。从此开始走上仕途，自到１１０７年卒于任。米芾一生官阶不高，这与他不善官场逢迎，又为人清高有关。米芾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善官场逢迎。使他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玩石赏砚钻研书画艺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在别人眼里与众不同，不入凡俗的个性和怪癖，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基石。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他就是这样一个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人。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１０８２）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祐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祐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

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

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

所以后人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子米友仁书法继承家风，亦为一代书家。

艺术特点

米芾《论草书帖》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

艺术成就

米芾书法作品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

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中，列苏东坡和黄庭坚之后，蔡襄之前。然如果不论苏东坡一代文宗的地位和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的影响，但就书法一门艺术而言，米芾传统功力最为深厚，尤其是行书，实出二者之右。

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皇帝的询问书法，米芾自称自己是“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　从现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子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称“米氏云山”，但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但目前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笔架图》，画一珊瑚笔架，架左书“金坐”二字。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以画代笔，颇有意趣。

作品赏析

米芾今所留存于世的大多为小字，大字的仅有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多景楼诗》、东京国立艺术馆的《虹县诗》、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山铭》。

《研山铭》手卷，水墨纸本，高３６厘米，长１３８厘米，分三段。第一段为米芾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三十九个行书大字：“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在运笔上刚劲强健，具奔腾之势，筋雄骨毅，变化无穷。结字上，自由放达，倾侧之中含稳重，因而端庄之中婀娜多姿，较之《多景楼诗》、《虹县诗》少些飞白灵动，更具刚劲、奔腾、沉顿雄快，乃米书成熟之作，为米芾书法中之精品。启功先生赋诗赞曰：“羡煞襄阳一枝笔，玲珑八面写秋深。”

此卷第二段绘研山图，用篆书题款为：“宝晋斋研山图不假雕饰，浑然天成”。“研山”是一块山形砚台，在研山奇石图的各部位，用隶书标明：“华盖峰、月严、方坛、翠峦、玉笋下洞口、下洞三折通上洞、予尝神游於其间、龙池、遇天欲雨则津润、滴水小许在池内、经旬不竭。”

第三段为米芾之子米友仁的行书题识：“右研山铭，先臣芾真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米芾外甥金代王庭筠题跋：“鸟迹雀形，字意极古，变志万状，笔底有神，黄华老人王庭筠。”清代尤长笔法的书画家陈浩题作隽永的跋尾：“研山铭为李后主旧物，米老平生好石，获此一奇而铭，以传之。宣其书迹之尤奇也，昔董思翁极崇仰米书，而微嫌其不淡然。米书之妙，在得势如天马行空，不可控勒，故独能雄视千古，正不必徒从淡求之。落此卷则朴拙疏瘦，岂其得意时心手两忘，偶然而得之耶，使思翁见之，当别说矣。乾隆戊子十一月，昌平陈浩题。”日本前首相犬养毅题迎首：“鸢飞鱼跃”。

钤印有：内府书印（三次）、宣和、双龙圆印、绍兴，贾似道的“长”、“悦生”（二次）、于腾、味腴轩、于腾私印、东海郯人、受麟（二次）、受麟私印、飞卿、石禅莩子、石甫、湘石过眼。周於礼印、立崖、陈浩之印、七十四翁、梦德星庵、梦庐审定真迹、玉堂柯氏九思私印等２３方。

著录于《南村缀耕录》元陶宗仪卷六刻《宝晋斋研山图》、《明？张丑真迹目录》、陈继儒《妮古录》、《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历代著录法书目》、《中国书法史》、《有邻大观》、《书道全集第十五卷》、《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墨迹三种》、《米芾、米友仁》、《宋四家书法字典》、《米芾书法艺术》、《历代书法论文选》、《行书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中国行书大字典》、《中国书画》等１８部书籍。

此手卷流传有序，曾经入北宋、南宋宫廷。南宋理宗时被右承相贾似道收藏。递传到元代，被元代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柯九思收藏。

清代雍正年间，被书画鉴赏家，四川成都知府于腾收藏。

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卷不幸流落到东瀛，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

看过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由境外征集请回北京的米芾《研山铭》书法原作后，启功先生说：“能在中国的北京看到米芾的《研山铭》，饱了眼福。过去看《研山铭》的照片高兴，临《研山铭》高兴。今天我９０多岁了，看到了真的《研山铭》原作，是眼福啊！能多看几天就多看几天。”

《蜀素帖》

《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２９。７厘米，横２８４。３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１０８８），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７１行６５８字，署黻款。

“蜀素”是北宋时四川造的质地精良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装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宝，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蜀素帖》经宋代湖州（浙江吴兴）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後，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八月，米芾立林希邀请，结伴游览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请米芾书写，米芾才胆过人，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自作的八首诗。卷中数诗均是当时记游或送行之作。卷末款署“元祐戉辰，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记”。

《蜀素帖》书于乌丝栏内，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趣闻轶事

装癫索砚

米芾喜爱砚台至深？为了一台砚，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顾大雅。一次宋徽宗让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实际上也想见识一下米芾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他创造的”瘦金体”也是很有名气的。米芾笔走龙蛇，从上而下其直如线，宋徽宗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大加赞赏。米芾看到皇上高兴，随即将皇上心爱的砚台装入怀中，墨汁四处飞溅，并告皇帝：此砚臣已用过，皇上不能再用，请您就赐予我吧？皇帝看他如此喜爱此砚，又爱惜其书法，不觉大笑，将砚赐之。米芾爰砚之深，将砚比做自己的头，抱着所爱之砚曾共眠数日。他爱砚不仅仅是为了赏砚，而是不断地加以研究，他对各种砚台的产地、色泽、细润、工艺都作了论述，并著有《砚史》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米芾拜石

米芾一生非常喜欢把玩异石砚台，有时到了痴迷之态。据《梁溪漫志》记载：他在安徽无为做官时，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动，怕招来不测，而米芾立刻派人将其搬进自己的寓所，摆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念念有词：我想见到石兄已经二十年了，相见恨晚。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但米芾一向把官阶看的并不很重，因此也不怎么感到后悔，后来就作了《拜石图》。作此图的意图也许是为了向他人展示一种内心的不满。李东阳在《怀麓堂集》时说：“南州怪石不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两膝不着地，石业受之无愧色。”这里可以看出米芾对玩石的投入与对傲岸不屈的刚直个性。大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情怀。并开创了玩石的先河。

以假乱真

米芾的书画水平很高，尤其临摹功夫很深，我们现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传说，有一次，一个书画商人拿着一幅唐人的真迹，扣开了米芾的大门，有意要卖给米芾。价钱有点高。米芾说，你先放这里，五天后你再来，我若要，你把钱拿走；我若不要，你把画拿走。米芾说完，商人走了。到了第七天，商人来了。米芾说，画我看了，不错，价钱太高，你又不让价，就请你把画拿走吧，说着把画打开，并说，你看好，是不是这张画。商人客气地答道：没错，是是是。商人把画拿走了。第二天，商人拿着画又来了，

一见面米芾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今天准来，有朋友请我，我都没去，在这儿等你。商人心里马上明白了，说：是我眼拙，把您的临本拿走了，今天特来奉还。米芾大笑道：你不来找我，我也一定会去找你，你拿走了临本，我心里特别高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好了，原本你拿走，临本还给我。商人取起原本真迹，临本还给米芾。米芾拿此事在朋友中叙说，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

早期书画签名　　　他的书画作品多为人所收藏。今人恰恰可以从他自己的书画题签上发现“芾”的读音。原来，米芾早先签名都写作“黻”字，而“黻”字只有一个读音，即念作“ｆú”（夫）。米芾在自己写的《〈王子敬帖〉跋》中说：“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手装，时以芾字行，适一纪。”一纪就是１２年，从崇宁元年往前推算１２年，即为元佑六年（１０９１年），这年米芾４１岁。也就是说，元佑六年（１０９１年）米芾４１岁时，才改称米黻为米芾，这个“芾”是由“黻”改来的，自然应当读作“ｆú”（夫）。与“ｆèｉ”（肺）音毫不相干。

米公祠

米公祠，原名宝晋斋，位于无城内，是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于宋徽宗崇宁年间守无为军时所建

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年）字元章，祖籍由山西太原迁居湖北襄阳，人称“米襄阳”。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时人感其德政，在他离任去世后，于米公军邸的旧址上建米公祠以示纪念。米芾崇尚晋人法帖与名画，广为搜求，不惜耗费巨金。相传他得王羲之的《王略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及顾恺之的名画《净名天女》，戴逵的名画《观音》等真迹后将自己的书斋题名为“宝晋斋”，并将收藏的晋人法帖勒石上碑，称《宝晋斋贴》。后遭兵火，石刻残损，继任无为军守葛祜之据米芾拓本重刻，与米刻残石同置官署，后来曹之格任无为通判，又重新摹刻，并增家藏晋帖，及米芾书法多种于咸淳四年（１１６８年）刻成，名为《宝晋斋法帖》是帖共十卷，第一至第五卷除米刻谢安《八月五日帖》与王献之《中秋帖》外，全是王羲之书；第六、七两卷为王献之书；第八卷为王羲之四子书；第九、十两卷为米芾书。原刻至近代又毁于兵火。只有米芾篆书《宋真宗御制文宣王赞》因在学宫戟门，且埋在地下，才保存下来。

时值北宋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他将３种法帖摹刻上石，并于“宝晋斋”前掘池建亭，即墨池、投砚亭。他公余之暇在此读书挥毫，还在公署西侧立一形如老翁之石，每天抱笏揖拜，时人以为怪癖，故称此石为“拜石”。原斋毁于兵火，后多次重建，光绪丁丑知县王峻，建米公祠３楹，门居中，于池之左右盖耳房３间，环池循势垒假山，并搜集米公遗刻“墨池”、“画菜”２碑和其它石刻入祠内。

现在，米公祠所藏碑刻较前为多，主要是晋唐以下历代名家书刻，计一百四十多方，出自五十余位书家之手。有徐楷、钟绍京、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赵佶、赵孟兆页　、唐寅、祝允明、文征明、沈周、王守仁、王士祯、文天祥、梁同书、成亲王等人的法帖。行、草、篆、楷各种书体无不具备，各种流派争妍斗艳，各种风格，尽呈异彩，令人敬羡不已。米公祠作为全省重点文保护单位，它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享誉国内外，尤其在东南亚、日本等国较有影响，每年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寻访。

诗词鉴赏

蝶恋花·海岱楼玩月作

蝶恋花·海岱楼玩月作　　　米芾　　　

千古涟漪清绝地。　　　海岱楼高，下瞰秦淮尾。　　　水浸碧天天似水。　　　广寒宫阙人间世。　　　霭霭春和生海市。　　　鳌戴三山，顷刻随轮至。　　　宝月圆时多异气。　　　夜光一颗千金贵。

“玩月”亦即赏月。这首词是作者知涟水军期间，登当地名楼——海岱楼赏月时的感怀之作。　　　词的上片，首先从海岱楼所处的地理位置入手。

“千古”一句，总写涟水全境形胜之处。涟水为水乡，当时境内有中涟、西涟、东涟诸水，黄河夺淮入海亦经此地，且东濒大海，北临运河，水乡清绝，故以“涟漪”称之。然后特出一笔，写海岱楼高，拔地而起，“下瞰秦淮尾”，以夸张之笔，极写此楼之高。

“水浸”二句承“下瞰”而来，转写水中浸沉着的碧天；然后又由如水的碧天联想到“广寒宫阙”，接触到“月”，从而为下片写月出作好铺垫。“广寒宫”，非实写，是由水中碧天联想而来。上片用笔，皆“人间世”三字上凝结，“广寒宫”也是为修饰“人间世”而出现的。

词的下片写“玩月”。但首句却不去写月，而是写“海市”。“海市”即我们常说的“海市蜃楼”，晋伏琛《三齐略记》和宋沈括《梦溪笔谈》等文献都曾叙述过“海市”的繁华热闹。但这首词中的“海市”乃是虚写，实际上只是写海，从而为月出再次作辅垫。如此再三铺垫之后，终至，“鳌戴三山，顷刻随轮至。”鳌戴三山，系我国古代神话。“三山”，指海中的仙山方壶（一曰方丈）、瀛洲、蓬莱，山下皆有巨鳌（大龟）“举首而戴（顶）之”，“三山”因此不再漂钙动（详见《列子。汤问》）。“轮”指月亮。

米芾这两句写月出，倒不象前人那样直截了当，表面看来是写“三山”随月轮而至，似以写“三山”为主。实际上还是写月，“三山”只是作为月的被动物出现的，月未出时“三山”暗，月出则“三山明，好象顷刻之间来到眼底。这是一种借此写彼的笔法。这两句不仅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且写得神采飞动，”顷刻“一词，写月轮出海，凌厉之至，神气倍生。而最后两句：”宝月圆时多异气，夜光一颗千金贵。“则是真正写”玩月“”夜光“，指月亮。夜光又为珠名，故以”一颗千金贵“称述之，这是巧借同名之珠以赞美圆月之可贵。这两句，前句重其”异“，后句重其”贵“。因其”异“，始见其”贵“。古人把月视为群阴之宗，崇拜备至。这两句包含着作者对于月的种种幻想与评价。　　　这首词气魄宏大，选材造语奔逸绝尘，给人以玲珑圣洁之惑。如“鳌戴”两句尤为沉着飞翥，有超逸之妙。此词风格堪称豪放，深得苏轼、王安石等大家的赏识。

米芾纪念馆

米芾纪念馆（米公祠），于１９５６　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该纪念馆位于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沿江路的西段，原名　“　米家庵　”　，是纪念北宋书画家、鉴赏家米芾而建的祠宇。

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代四大书法家。米公祠始建无考，《襄阳县志》载：元末明初毁于兵燹，明代曾重修，并由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前　６１９　年）撰书《米氏世系碑》，记述米氏故里的沿革。

蔡襄

字君谟，汉族，仙游人，原籍仙游枫亭乡东垞村，后迁居莆田蔡垞村，天圣八年（１０３０）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号忠。主持建造了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而且学识渊博，书艺高深，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蔡襄书法以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

人物简介

蔡襄曾出为福建转运使，奏减五代以来丁口税。主持建造万安桥，全长三百六十丈。后知杭州任上卒。官至端明殿学士。工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为“宋四家”。楷书端重，行书温媚。著有《蔡忠惠集》等。字君谟，仙游县人，宋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生。世居仙游县枫亭驿，初务农，曾为泉州吏员。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今后龙乡）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蔡襄童年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１５岁参加乡试，１８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１０３０年），参加开封乡试获第一名。天圣九年登进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军事判官，任职四年。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蔡襄主持谏院衙署，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他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国君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庆历四年，蔡襄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秋改任福建路转运使。庆历八年，因父亲去世而离职。皇右三年（１０５１年），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参加政事。皇右四年，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嘉右元年（１０５６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传播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嘉右年间（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蔡襄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至和、嘉右年间（１０５４～１０６３年），蔡襄两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右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右二年七月至嘉右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

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贪赃枉法，蔡襄奏疏弹劾，把他革职为民。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皇打开右五年（１０５３年），王隽首倡建造石桥，蔡襄主持这项工程，费时６年８个月，至嘉右四年（１０５９年）十二月完工，桥长３６０丈（折１１０５。９２米），宽广１丈５尺（折４。６米），酾水（排水孔）４７道，　　
称名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于是“渡石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洛阳桥建成后，蔡襄亲自撰写《万安渡石桥记》，刻碑立在左岸。此碑文章简约，书法遒劲，镌刻传神，被誉为“三绝”。蔡襄知泉州时期，连年发生旱灾，他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制止用水纠纷。他任转运使期间又在郡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众饮用和灌田。

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年），晋江县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为纪念。　嘉右四年（１０５９年），蔡襄在泉州写成《荔枝谱》一书，分３卷７篇，内容包括荔枝的产地、生态、功用、服食、加工、贮藏、运销，介绍荔枝品种３２种。

嘉右五年（１０６０年），蔡襄奉诏还京，嘉右六年拜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嘉右八年，仁宗去世，英宗即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这年蔡襄又写成《茶录》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茶道，包括辨茶、煎茶、品茶等１０个问题；下篇论茶器，包括制茶工具、饮茶器具等９件器物，生动详尽。史家说：“蔡君谟善辨茶，后人莫及。”　治平二年（１０６５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治平三年十月，母亲卢氏去世，蔡襄护丧南归。

治平四年八月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５６岁，赠吏部侍郎，葬在枫亭蔡岭，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乾道年间（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赠谥忠惠。庆元年间（１１９５～１２００年），在洛阳桥南街尾建蔡襄祠。　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书法精妙，恪守法度，有晋唐风轨，前代意韵，变态无穷，真、行、草、隶四体都达到妙胜之境。欧阳修称“蔡君谟（书法）独步当世”，苏轼评“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求其所短，大字为少疏也。”现存《万安渡石桥记》是他的大字冠冕；小楷中，《集古录序》横逸飘发，《荔枝谱》严正方重，《茶录》劲实端严，书体虽有差异，却各得精髓。

蔡襄著作编成《蔡忠惠公集》　，乾道年间王十朋知泉州，通过知兴化军傅自得求得善本，刻印行世。其先本光州人，居仙游（今属福建省），迁甫田。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尝以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或“飞草”。世人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宋史·列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宋四家中，他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宋四家中，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他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苏东坡说：“君谟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蔡襄为人忠厚正直，字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明蔡襄这位稍欠改革精神的书法家还不是泥古不化的，他也在追求古趣，力创新意。蔡襄也是一位著名的茶叶鉴别专家。

宋仁宗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创制了小团茶，闻名于当世。蔡襄著作的《茶录》是《茶经》后又一部重要的茶叶专著，是论述宋代茶文化的名著。译成英文、法文，传播国外。另有《荔枝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艺栽培学专著。著有《端明集》（亦称《蔡忠惠集》）传世。最后不得不补充一点，在书法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应该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恶”，后来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这一点值得商榷。

古书记载

《宋　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　　蔡襄像》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　，所以传世作品较少。　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宋四家

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书法艺术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

《山谷文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曰：“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水利贡献

蔡襄天圣八年（１０３０）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　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　古今中外，论蔡襄者必先提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安桥（洛阳桥），它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被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茅以升）。它的建成，是蔡襄的一个贡献，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文化蔡襄与洛阳桥　福建文化民间保护网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墙林立，百舰争流，中外商贾荟集，各地货物集散。然而，万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大障碍，交通问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这万安渡并不“万安”，在暴风狂潮袭击下，经常发生船沉人亡事件，人们认为这一现象是“水怪”捣乱，故望而生畏。传说蔡襄跟随仁宗皇帝下江南，沿途不断为民请命，赈粮灾民，赈款扶贫，受到百姓深切爱戴。当他巡至泉州与惠安的万安古渡，看到水深流急，白浪滔天，每当涨潮时，更是波涛汹涌，游船摇撼，过往客人时有溺毙，不禁潸然泪下，当即又运筹建桥的雄心。他吩咐手下买来蜂蜜，在海岸上写着“君命蔡襄建造洛阳桥”。皇帝漫步至此，见蜜蜂涌扑地觅食，好不美丽壮观，凑近一看，朗朗诵起“君命蔡襄建造洛阳桥”。蔡襄听罢马上跪地领旨。皇帝被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分明在看群蜂排字，怎么会变成了下旨？这又是爱卿设下的圈套让我钻，爱卿戏朕也！蔡襄伏地力谏，吾皇恕罪，皇上金口玉言，怎能有戏于臣。蔡襄略施小计，使皇帝吃了哑巴亏。鉴于蔡襄爱民心切，也不十分计较。谕批他任泉州太守领款督建洛阳桥。蔡襄知难而上，挑起这副前所未有的重担。

九百多年前的科技状况，要建一座跨江桥梁，海神也惧怕三分。蔡襄面对放肆翻滚的大江，无法下椿，心如刀绞，一急之下头发白了一半。他拳拳爱心感动了兴风作浪的龙王。传说有一天，吕洞宾托梦对蔡襄说：“此事无需过虑，我给东海龙王写封信，让他停潮一天，就可以把桥基砌起来了。”蔡襄听后大喜，从梦中醒来，只见桌上果然放着一封信，上书“面呈东海龙王”。于是他在堂上问道：“谁下得海？”差役夏德海连忙叩见说：“小人便是夏德海，不知大人有何吩咐？”蔡襄一听大喜，便道：“你既下得海？那就把这封信面呈东海龙王吧！”原来这夏德海是他的名字，并不谙水性，下不了海，但上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夏德海领命回到家中，把下海投书之事告诉了妻子，其妻不禁失声痛哭，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给夏德海置酒饯行。夏德海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来到海边，瘫倒在海滩上，被巡夜的虾兵蟹将发现，将其捉入龙宫，把信交给龙王。东海龙王与吕洞宾交情颇深，便让夏德海带回一信。黎明时分，夏德海从昏睡中醒来，看见有一封信，上写：“面呈蔡襄收”，急忙将信交给蔡襄。蔡襄将信打开，只见信中只有一个“醋”字。他琢磨了好一会儿恍然大悟，立刻下令二十一日酉时开始抢修桥基。原来“醋”字可拆为廿一日、酉。到了那天，果然海潮退落，水底裸露，桥工们昼夜施工，桥基得以牢固下奠。

这巨大的工程，朝廷拨款力不应支，蔡襄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身体力行，忍受家庭变故（丧子亡妻）的痛楚，在其母的支持下，把他家仅有埭田二百“捐一百六十石助役”。该桥共投资一千四百钱，却不用国库分文，都是靠集资募捐而来的。传说天庭这边发现蔡襄的壮举，就让观音菩萨下界助一臂之力。观音受旨下凡，先在岸上张贴告示：“某日有一才貌双全少女别具一格要在洛阳江上荡舟择婿，叟少不分，贵贱无欺，只要能够用钱掷中她身上，就嫁与谁。”蔡襄不识玄机，可从中得到启示，若能找一女子荡舟索银资助建桥，不正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时社会妇女从不涉足社会。能让谁去抛头露面出这洋相？无奈之下他只能“大义灭亲”，舍妻冒险。他把妻子认真化妆一番倒也美若天仙。购选一艘特大船只进行精心包装，船四周放上磁铁，充夫人的挡兵之箭。当蔡夫人潇洒地出现在江上时，人们认为是告示上的女子择婿，一时洛阳沸腾，上至官家子弟，下至平民百姓，两岸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把一串串银钱往她身上掷去，皆被强磁铁吸住。蔡襄神机妙算，早已森严壁垒，保护大贤大德的蔡夫人安然无恙。观音菩萨在云端看得真切，赞叹人间竟有这般奇女子。她怕蔡夫人万一有个闪失，马上脱下绣花鞋化作一艘大船，乘舟而至，人们神魂颠倒，转向新目标倾囊投掷。观音满载银钱驶向蔡夫人与她结为金兰之好，并把一艘银钱作为见面礼帮助建桥，而后消失在茫茫的云雾之中。蔡襄夫妇仰望天际，感慨万千，真是失道寡助，得道神助。

得此银钱，蔡襄力排艰难险阻，建成了洛阳桥。　ｆ蔡襄集思广益，与大桥建设者们一起科学地解决桥梁建筑及固基问题。他们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他并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了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它真实地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

“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１５０多字，文辞极优美，同时它又是中国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蔡襄书法珍品　福建文化民间保护网　植树绿化重农惠民　ｆ蔡襄曾组织人马，从福州始沿途栽植树至泉州、漳州，计长７００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它成为洛阳桥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传所说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水土，确是高人一等。时人为此作诗赞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嘉？三年〈１０５８年），适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

还写下《乞雨题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陇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瘼，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赞他“爱民心有彼知”。

　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岸等问题争吵、斗殴。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郑、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后世称为《先宋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至今。

据《晋江县志》载：“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后人因此为之立《德政碑》。　蔡襄卒于英宗治平四年（公元１０６７年）八月十六日，享年５６岁。时至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１１７６年），其曾孙蔡洸事亲至孝，为曾祖父蔡襄逝时朝廷并无赐谥号，由他奏请于朝，赐蔡襄为“忠惠”，寓意谓：忠之实曰廉，公方正；惠之实曰遗，爱在民。为蔡襄芳名立下风范，彪炳千秋，而享誉古今，昭示后人，教仰先贤。

蔡襄与贡茶

蔡襄是北宋一代名臣，他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也是茶学家。他为官清正，以民为本，注意发展当地经济，为福建茶业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历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园，就是在建州，旧时又称建溪，建安（今在建瓯县）。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孙樵《送茶蕉刑部书》，书中记载：“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种）产于“建阳碧水丹山之乡，系月涧云龛之品”。当时建溪流域所产品茶统称“建茶”、“建茗”。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福建建闽国，北苑茶园成为专门生产贡茶的官家茶园。闽国灭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龙焙”，监制“建茶进御”。指定专制“龙茶”。历史发展到了宋代。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制御茶时，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贡”。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谓手中，北苑茶已誉满京华，号为珍品。

到了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蔡襄创造小龙团以进，被旨仍岁贡之”（《熊蕃北苑贡茶录》）。《苕溪渔隐丛话》也说北苑茶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确，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把北苑茶业发展到新的高峰，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团茶为小团茶、品质上采用鲜嫩茶芽作原料，并改进制作工艺。为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修对蔡襄制作贡茶有非议，但他不得不承认蔡襄制作茶业的工艺之精。蔡襄之侄儿、蔡京之子蔡绦在谪贬广西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写一部著名笔记《铁围山丛谈》，文中对蔡襄在发展北苑御园茶过程有较为详细而客观的记载，这里肯定蔡襄负责监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呼声最高还是“小龙团”的“密云龙”和“瑞云翔龙”。对于茶叶制作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时指出做茶要抓住季节“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的新鲜感。可见“好茶争相品、盖因品质珍”。

就蔡襄本人，对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录》中有专门论述建安之茶。其“点茶”条云：“建安斗试以水痕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御园茶在北宋时期极负盛誉。这些如此辉煌时期是得益于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的监制而精益求精的创新工艺。这茶业发展功绩是不可湮没的。

苏东坡在著作《荔枝叹》中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这首七言古诗，作为哲宗绍圣二年（１０９５年），晚于蔡襄在福建转运使二十五年，苏东坡正被谪贬在广东惠州（今惠阳县）。作者初次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龙眼，极为赞赏，就差点儿将“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联翩，不禁联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诗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将进贡的弊政。他笔锋又一转，对当时宋代的进茶、进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讽刺。这首诗给苏东坡带来了许多声誉，但给蔡襄盖上了一顶“买宠”的帽子，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北苑贡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争新。他先从改造北苑茶的品质花色入手，将“大龙团”改制为“小龙团”，提高贡茶的质量，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术革新、茶与茶艺术融为一体。蔡襄制好茶，致使苏东坡喜欢“龙凤团茶”，产生千古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苏东坡应该感谢蔡襄有了好茶才产生出千古名句。蔡襄的督办，促进了北苑茶的发展。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种技术创新，使福建茶叶在北宋时期名列首位，应功归于蔡襄。蔡襄不愧是一位茶学家。

主要作品

《宋蔡忠惠文集》

《宋蔡忠惠文集》三十六卷，《别纪》十卷。明徐火勃辑。存。

按：本书卷数各书记载不一：《蔡襄集》六十卷又奏议十卷，可见《宋史艺文志》卷七；《宋蔡忠惠公集》四十六卷，见《季沧苇藏书目》；《蔡忠惠公集》四十四卷，见《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附《蔡端明别纪》十卷，见别纪明徐火勃辑，万历版；《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万历本，郑振铎跋；《端明集》四十卷，见《四库全书荟要·集部》；《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三十六卷、《别纪补遗》二卷，清雍正乾隆间版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宋刻本，其中卷数配清抄本；《蔡忠惠集》三十六卷，南宋时刻于泉州，王梅溪作序，见《绛云楼书目》或《直斋书录解题》，又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旧钞本，在台湾；《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见《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丛编》；《蔡忠惠集》三十九卷，清乾隆间蔡氏刻本；《蔡端明文集》二十四卷，蓝丝阑钞本；《端明学士集》十七卷，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刻本（增订四库简目标注世善堂藏书目录》；《蔡忠惠公集》八卷，明宋珏辑，见《鸣野山房书目》。

《荔枝谱》

《荔枝谱》一卷。存。　　　按：《荔枝谱》版本较多，据粗略统计有：宋刊本、明刊本、明汪氏刊本、《百川学海（咸淳本）癸集》、《百川学海（弘治本等）癸集》、《山居杂志》、《说郛（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古今说部丛书》三集、《丛书集成初集·应用科学类》、《艺术丛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癸集》、《艺圃搜集》本、《闽中石手刻迹本》、《闽中荔枝通谱》十六卷本、《闽中荔枝通谱》八卷本（万历本）、《邓道协荔枝通谱本》。又按：《荔林谱》共七篇，一原本始，二标尤异、三志贾鬻，四明服食，五慎养，六时法制，七别种类。

《茶录》

《茶录》二卷。存。（或有《茶录》一卷）　　　按：《茶录》自序有云：“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谱》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此书分上、下二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这就是所谓烹试之法。《茶录》二卷版本颇多，有：《茶书》八种十四卷、清初钱氏述古堂钞本、明刊本、百名家书本、后四十家小说本、清钞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茶录》一卷的版本很多，也有《茶书》二十七种三十三卷，明喻政编、万历本，《茶书》十三种十五卷、明末刻本，宋刊本（有前、后序）、明刊本（有自序、自跋、欧阳修后序）、《百川学海（咸淳本）辛集》、《百川学海（弘治本）壬集》、《百川学海（重辑本）辛集》、《格致丛书》、《说郛》（宛委山堂本）、《五朝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琐记家》、《五朝小说大观·宋人百家小说琐记家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艺术丛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辛集》。

其它作品

《龙寿丹记》。存。（此书有五朝小说本）。　　　《蔡忠惠奏议》十卷。见《福建通志》卷六十八。　　　《蔡襄治平会计录》六卷。见《玉海》卷五十八。　　　《墨谱》一卷。见《宋史艺文志》卷六。　　　《茶果》　　蔡襄泉州洛阳桥头雕像

《荔枝故事》一卷　　　《讲〈春秋〉〈左传〉疏》一篇。　　　《蔡莆阳诗》六卷。见《宋元四十三家》。　　　《蔡忠惠诗集全编》四卷。清乾隆间吴允嘉抄本。　　　《蔡忠惠诗集全编》二卷。《别纪补遗》二卷。明宋珏辑，《别纪》明徐火勃辑。　　　《蔡福州外纪》十卷，明徐火勃编，陈甫仲订补。　　　《蔡端明别纪》十二卷，明徐火勃编。（也有十卷、一卷）。

纪念蔡襄

２００８年　　福建莆田蔡襄纪念馆

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济阳柯蔡委员会惠安分会拜谒蔡襄陵园祭奠仪式在仙游县枫亭镇蔡襄陵园举行，来自泉州市惠安地区的有关部门领导和社会各届知名人士６００多人参加了祭奠仪式。

蔡襄墓

蔡襄墓（蔡襄陵园），位于福建　　　仙游枫亭锦岭将军山下，旧福厦公路西侧。１９６１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９７年，海内外蔡襄后裔把其墓重建为“蔡襄陵园”，历时三年，于１９９９年竣工，占地面积２０亩，仍保持宋代艺术造型，增建“山门”、仪门、围墙、端明楼、四垂亭、书法碑廊、以及管理房和停车场，重塑文武石仲翁、石羊石马、石虎，铺平石墓埕、水泥通道等附属设施。墓陵占地一亩，建造古老壮严，围墙绿树参天，绿草成茵，环境幽静优美。陵园前方“仪门”，高７。５米，白色花岗石构筑，横匾前书“庆历名臣”，后书“刚正廉明”；山门及前门，分别刻有对联：“跨海筑桥不尽黎民歌惠政，挥毫飞龙凤何曾勋业掩文章”，“忠国兴邦三谏有诗誉扬端明殿，惠民利涉万安无险功业洛阳桥”，“公慑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气，诚承祖德万家荔谱永留芳”，表达了后人对蔡襄一生品德及其功业的崇高评价和敬仰。

在重修陵园时，菲律宾总统依斯特拉和世界僧伽会副会长瑞今（蔡襄后裔）闻讯，特致词电贺。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笔题写“蔡襄陵园”和“碑林”。全长１３４米的“书法碑廊”，共有１３４块碑文，镌刻蔡襄为主的宋四大书法家楷、行、草、隶１２６００字，为福建省现有规模最大的碑林。“端明楼”正厅塑有蔡襄铜像，设有书法展览厅，供游人参观。

关于“蔡”的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蔡襄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

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

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

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

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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