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后裔为何变成了清朝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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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画像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元旦朝贺，群臣失朝。兹事体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纲纪，但这么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说了几句，最后上了个揭要求从自己开始起挨个罚俸，可崇祯居然连这都没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见这个时候崇祯对他还是恩宠极盛的。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同年五月，这位崇祯末年的第一大红人被锦衣卫大帅骆养性的密探揭发，说他督师出京与入关清军交战时，不但一矢未发谎报大捷，而且还放纵清军安然退出关外，是为“受贿纵敌”；又为大臣上奏劾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锦衣卫这回小报告倒真的打对了。这里说句无关的，锦衣卫在崇祯手上还确实没什么大劣迹，而最后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一直坚持上城守卫北京的，便是这些锦衣卫和太监们。在看见这些记载时，我确实对锦衣卫及太监的印象有相当改观。
明朝末年，清军势力日益强大，屡屡入关烧杀抢掠。在崇祯朝，犯边入关未及北京者不计，只大规模入侵并进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别是崇祯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两次，各地明军分别勤王来援，但基本可以说目标是保卫京师，没有想和清军决战，其余三次，则有试图组建大部队进行反击之举动。
这三次帝国反击战中，第一次抗击清军的明军主帅是袁崇焕袁督师，第二次则是卢象升卢督师，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学士了。
只是每回清军进犯北京，凡明朝敢率军与之对抗的大帅都不能幸免，必定会因此身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首辅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祯所杀；而另一位兵部尚书、督师卢象升，则是被崇祯所误，为奸臣所害，抱着殉国的悲愤之情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可说是纯粹的自杀行为，死得尤其惨烈。只是归根究底，他到底还是让崇祯给害死的。
这三人中，袁崇焕、卢象升两位督师，可称人中龙凤、国之栋梁，是崇祯朝为数不多的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害身亡起，其后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个个被崇祯搞得或死或离，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将从上到下一起丧失殆尽，到了崇祯十五年那会儿，大约也只能剩下周延儒这样的在朝中当道了。
崇祯朝清廷第一次进犯北京，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还是后金军的八旗兵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长城守卫，直逼北京城下。
此战导致了明朝抗清中流砥柱袁崇焕被诬冤死，为日后清军坐大入关争天下埋下了极大隐患，而此战北京城所面对的形势也最为险恶，因此关系重大。
只是袁督师事迹，早年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近年的杨宝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过精湛的编撰和考证，其中杨、金两位的《袁崇焕杂考》和《袁崇焕评传》更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杨先生的《袁崇焕杂考》，对袁崇焕生平、故里之考据可说极其厚实详尽；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焕评传》，则因其小说《碧血剑》的流传而对袁督师事迹推广影响甚大，在这点上，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是以关于袁督师的事迹和冤狱过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说些方家们弃而未用的细枝末节、未尽之处，以及当时明辽东系将领的大略情况为好。
在崇祯二年底，后金军围北京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门狙击后金军。
双方在血战数场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日益逼近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
面对这个开始凶险起来的局面，清军首领皇太极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崇祯和袁崇焕，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对袁崇焕的看法顿时开始改观。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是个英雄，但却是个莽汉子，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满桂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为后金部队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满桂原本也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如今发现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的时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这两下里一对，崇祯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同时密令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平台，又埋伏大批锦衣卫、校尉于侧。
袁崇焕以为崇祯要召问战况，于是带关宁铁骑大将祖大寿、吴三桂，以及替他背尚方宝剑的韩润昌《袁崇焕杂考》：“韩润昌，东莞人，袁崇焕爱将，隶袁崇焕麾下为都司。崇祯所赐袁崇焕的尚方剑，是由韩润昌带领的。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只有祖大寿、吴三桂(祖大寿的外甥)及韩润昌跟随。崇焕下狱，祖大寿、吴三桂大惊，夺山海关而出，奔回锦州。韩润昌自投于狱，袁崇焕被磔死，韩润昌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里为僧。(［民国］《东莞县志》引《袁督师行状》)”等三人一起入宫面圣。
结果他们一到平台，崇祯就在平台之上质问袁崇焕杀皮岛毛文龙、勾连清军入关围北京、射伤满桂三事，并命令身边的满桂脱下血衣，远远掷到了跪在台阶下的袁崇焕面前。
袁崇焕虽赤胆忠心，然而此刻却无以自明，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就被埋伏在侧的十名锦衣卫、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来，褫夺朝服后，立刻械送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这段记载时，我几乎可以肯定，祖大寿、吴三桂、韩润昌这三人在那一刻，心里升腾起的是愤怒和屈辱的感觉。
他们这些辽东军人，从关外不吃不睡赶回关内，以九千人马力敌数万后金军，天天面对后金军的马刀和箭矢，为的就是解北京之围。但现在却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心底里尊敬的、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统帅，被锦衣卫们当场按倒，剥去衣冠套上了刑械，像牲畜一样被拖了出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感到愤怒和屈辱，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关宁铁骑全军反出山海关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师一起入见的这三人中，他的东莞同乡韩润昌自投于狱。在督师身亡后被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乡出家为僧。
但当时韩润昌这个豪气干云的举动，我相信是不会让崇祯感动的。因为那时袁督师是戴着内奸、叛贼的帽子下狱的，而关宁铁骑们这种对袁崇焕的忠贞和景仰，肯定只能让崇祯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从他接下来的举动中就表现了出来。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
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此前明军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吸引辽东的明军将士投诚。可惜，这一手在当时作用并不大。
但自袁督师身亡，一直到松锦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整个辽东系的将领、士兵，除吴三桂所部外，已几乎全为清军所用，这五十余员辽将成为清军南下的利器。日后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几乎个个都成了一镇大将、封疆大吏，甚至成为深通政务、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宁远副将张存仁，在大凌河一战中随祖大寿降清。此人因官阶较低，故在明并无什么事迹，但降清后却敢对皇太极屡屡犯颜直谏乃至当廷争论，纯粹只以事迹论，为人极是刚正。在争取录用汉人奴仆为官一事中，皇太极甚至大怒，指责他和祖可法二人“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由此可见当时争执情况之激烈。顺治元年，张存仁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顺治六年，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顺治九年卒，追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由于他为官期间名声极佳政绩斐然，故准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对此种现象，《明史》的《张存仁传》最后这样评说：
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作者注：另一人指孟乔芳)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李自成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
金庸甚至在《袁崇焕评传》里作如此说：
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此说固然值得商榷，但道出了袁督师在辽东兵将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无疑的。果真如此，则祖大寿、吴三桂等人确实未必有机会降清，甚至李自成也未必能破北京。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可做一叹。
再说回来。
且看当时在袁督师下狱，在如此群情激奋及伤心失望的情况之下，辽东兵将们还是没有内讧反叛，仅仅是退回了关外，就可知他们此刻乃是怀着对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极度失望之心，抱着远离是非之地的念头奔回锦州的。他们还只是灰心，只是想避祸，只是不想被冤杀而已。这些辽将辽兵当时确实都还没有起二心，他们在这个时候，依然还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是大明朝北方的血肉长城。
其实袁督师早在增援北京的途中，就已经安排侯世禄、尤世威等部兵力去截断后金的退路，而初二、初三日关宁军大股主力就将赶到。如果他不下狱，届时合京畿附近及京师大营、满桂、马世龙等部兵力，倚仗地利、人和还有北京城这个最坚固的据点发起反攻，重创后金主力是完全可能的。可在初一日他却下了狱，这前后仅仅差一两天，着实令人扼腕不已。
另外，崇祯皇帝对两天急驰三百里增援北京的关宁铁骑，态度自一开始就有问题。袁督师率军到北京时，只有九千骑兵，其中还有四千人是掉队陆续赶到的，实际同时抵达的只有五千人。到北京后，袁督师请求让部队入城休息，崇祯不准。其中心思，不外两种：第一，要关宁军在城外和清军拼死战斗，所以不给他们进城，断了他们后撤的路。第二，对关宁军不放心，生怕他们对北京不利。无论崇祯是哪种心思，都可以说是恶念。
关于这些情况，袁督师的幕僚、布衣程本直，在他为督师申冤上给崇祯的《白冤疏》中记载得最清楚：
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废敝，请休息城中来，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爰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
焕自辽趋蓟入援。朝议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诏入城，下之狱。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然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时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与栋，未敢救。
其他事体，余大成的陈述都比较客观，但其中对满桂以及他部队的揣测，大约是为袁督师抱不平之故，似乎有点偏颇。尽管此前满桂与袁督师有过节，但满桂也是一位好汉子，而且在结怨之后，他也与袁督师在抗清战事上有过合作，合作还相当成功。因此，他还远不至于到因私怨而刻意陷害袁督师的地步，最多是较容易相信袁督师通敌，所以余大成说他“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似稍有不确。相比之下，《明季北略》中的记载更合乎情理：
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此后，祖大寿率领唯一能和后金抗衡的关宁铁骑，悲愤之下踏破山海关，东归锦州，北京的形势马上就开始逆转，后金大军复围北京。在崇祯的催促下，十二月十七日，满桂勉强带伤出战，与孙祖寿一起不幸战死，大将黑云龙、麻登云被俘，僧人申甫夜袭后金大营，战死。北京危急。
此刻的崇祯，方开始大悔起来。但是，他此刻后悔的不是抓了袁督师，而是在后悔没有妥善安抚祖大寿等关宁铁骑将帅。
不过当他和所有官员多番尝试也未能召回祖大寿等人后，无奈之下他只得又试图去求助已经是阶下囚的袁督师。于是他令各部官员轮番入天牢，去劝说袁崇焕给关宁军将作书，召祖大寿率军回援北京。
袁督师不以被诬下狱为念，手书召祖大寿回援，同时又得祖大寿老母和以前的辽督孙承宗劝说祖大寿，要他以击退后金军为证，来洗清袁督师的冤屈。
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袁督师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作书，而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在接到他们景仰的袁督师手书后，他们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但金庸先生以他那支利笔写就的一段小说家言式的描写，却让我相信，当时的情景只能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的：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熗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颇为替袁督师洗冤这个设想所动，他们失望而恐惧的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于是祖大寿再次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吴三桂等关宁精锐入关，在孙承宗的部署下，会合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等各路人马开始反击，猛攻被后金所占的滦州、永平等四城。
仅仅几天时间，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就大破后金驻守四城的镶蓝旗阿敏所部，阿敏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四城引兵退回关外。阿敏因此被皇太极定罪，判其幽禁，并剥夺了他所辖的镶蓝旗，赐给了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
只是祖大寿等人此后虽然被嘉奖，可崇祯却并没有如祖大寿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就此为袁督师洗冤，而是继续对此事进行廷议。祖大寿、吴三桂等人无奈，只好率关宁铁骑归镇辽东锦州、宁远等地。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遭后金反间诬陷，又因大臣倾轧蓄意加罪，最终被处磔刑，冤死于北京西市的西四牌楼。其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抄没其家时，无一余赀。
袁督师幕僚、布衣程本直，因仰慕袁督师高义，自称袁督师门生，谓生平意气以豪杰相许，义不独生，上《白冤疏》自请同死，亦被斩。
据《明季北略》说，当时议论以袁督师勾引清军到京烧杀抢掠，北京城人人怨恨，在行刑时，北京百姓“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石匮书后集》则曰：“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不过袁督师的首级，最终并没有真的被传视九边，而是为其部下佘姓义士所盗取，在北京广渠门一处私宅内筑墓安之，即今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寺斜街袁崇焕祠、墓所在之处。这轮甲申年的清明，我曾去此地吊唁，见场馆颇为干净，并有不少中小学生以及一些商业公司敬献的花圈和菊花。并誓曰世代守护直至洗冤之日。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的注释中道：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来，对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责日厚，通常是责其未查阅《清史稿》，因其中明写乾隆派员寻得督师后裔五世孙袁炳一事，是以并非如其所言为旁系子孙，且袁督师后人在《清史稿》中自有传记，如此为文颇失之于粗心。
此言所论，略为偏颇，不免过于小觑了金庸先生。
指责金庸先生没有查阅《清史稿》者，其论源出几处。
首先是举证《清史稿·高宗本纪》有“四十八年……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八九品官选补”一句，另外《东华续录·乾隆》也载曰：“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这两者都说“五世孙”，并无说是旁系，所以应该是嫡系。而《清史稿》中更有袁督师后裔的几篇传记，也都未说是旁系子孙繁衍。另又责曰，金庸先生是知道《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的，而那时候乾隆还没去找袁督师后代，因此他依据《明史》言其无后显然不足为凭，且忽略了查阅《清史稿》云云，大致如此。
但是，如果考据仔细些的话，应该知道处理袁督师一案的经办人之一余大成在其《剖肝录》中，说袁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据此，则似可说督师实无嫡出后裔。
盖因余大成为审理督师一案的当事人之一，更曾于其间力挽狂澜，最后是靠着威胁其上司方救下了督师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则督师有无嫡出后嗣，作为办案官员的余大成自是一清二楚的，外加督师一案，前后勘察达九个半月之多，绝无搞错的道理。再退一步说，即使余大成想维护督师后裔，在其中做点手脚，却又如何瞒得过这许多欲置袁督师于死地的大臣们。
另外，金庸先生也说：“《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这一条说辞，显然可以证明他是查阅过《清史稿》的，怎么能说他没看呢。
我以为金庸先生不但查阅了《清史稿》和《东华续录》等书，多半还查阅了部分地方志和清档案。譬如康熙年间的《广东通志》就道：“(袁崇焕)籍没之日，无子。”而在清宫档案的《清高宗实录》中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条，更有这么一条极为详细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一年后，广东巡抚尚安回奏道：
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
乾隆一向自诩英明神武，此人才具虽不如他自视得那么高，但是个聪明人且精明能干是肯定的。以他对此事几次亲自追问的认真和着紧态度，想在这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上糊弄他，那简直是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在开玩笑，而且毫无这个必要。而尚安追查时间长达一年，汇报的时候更是把袁炳的来历身世、学问、为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所谓的五世孙袁炳，乃是过继的袁督师堂弟之子后裔。至此，袁督师无嫡出子孙一事，已经可以说确凿无疑。
而关于指责金庸先生忽略《清史稿》中有袁督师后裔传记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因为金庸先生在《评传》中提到叶恭绰曾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云云，又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这猜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本的。因为既然已经证实袁督师无后，且家人都流放去了南方，又于乾隆四十八年找到了被流放的袁氏族裔，而《清史稿》中的袁督师后裔，据记载却是黑龙江汉军旗人，这其中的联系，在其传记里并没有说到，所以金庸先生只能按照当时的环境去推测。如果撇开其他不论，他这个“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的推测，应该说确实是比较合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但是，袁督师是不是就真的无后了呢？
答案是：有。
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错了。
但是，他的出错并不是出在如时下所指责的那样，是忽略了《明史》成书时间，以及没有查阅《清史稿》等等，而是忽略了北方地区的一些地方志和时人笔记、实物，以及东莞本地康熙年间所修的一部地方志。我猜想这是由于他受史籍记载中袁督师家人被流放到贵州和福建的暗示，因此没有想到可以在北方地区以及东莞当地的资料中寻找相关线索。
袁督师妻无子，不等于妾无子。袁督师家属被流放的时候无子，不等于没有遗腹子。
督师留下了一位庶出的遗腹子。
其实袁督师入狱时，他的小妾已有身孕，遗腹子一般不在流放之列。且依明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被判流放，是可以用劳役和银子来赎的，《明史·刑法志》：“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
当时袁督师恶名满中原，如大大有名的南明督师史可法就曾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说过这样的话：“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话中，“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想来不会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时期，大约是解释袁崇焕迫使皇太极去掉了帝号，向明朝求发印而不得一事。此事在清，可说是极大之屈辱，因此后来清廷在修明、清史时，全部予以删除，在官方文书中全无记载。但百密一疏，清宫秘档中却还留有皇太极写于天聪四年的一道上谕，其曰：
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史可法而后言语中的“先帝”，说的是崇祯，而小人则当然是说袁督师了。盖因督师宁远一战，导致努尔哈赤发病身亡。在史可法看来，许是觉得此事与清仇怨甚大，故有“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之语，无非是希冀藉此揭过这段恩怨，明清两家好联手剿闯耳。
写至此，又不禁复为督师心酸，一时唏嘘不已。
评曰：程本直布衣之士，尚知道督师之忠之冤，而余大成则说朝中大臣十之七知其冤，史督师在此处大骂袁督师为小人也就算了，毕竟当时袁督师还没*，也勉强可以成理。但他颠倒黑白，诬指袁督师启肇了明、清两家的兵祸，却是其心可诛。清军犯边，历来是清军主动为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天下无人不知，史可法此处无非是要和清军联盟而已，即使这样，也不应如此颠倒是非嫁祸于袁督师。同是大明督师，相煎何急哉，相去何远乎。史督师此举与袁督师相较，岂止于陈元龙于许汜的上下床之差，更直欲追刘备所云之百尺楼上与地下之别矣。余颇以为耻。
袁督师际遇如此，其庶子自是无法于中原存身立命，要生活下去只能隐姓埋名。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原人如此，辽东人却不是这样。在辽东，袁督师依然是人人景仰的大英雄，他的后人流落关外后，在宁古塔谋生起家。《东挽县志》：“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今北京)民间。大兵入关，为满州某所得，隶籍于旗。”
督师庶子名文弼，成年后因有军功，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从此成了旗人。也有说其后袁督师后裔改称为袁佳氏的，此说似不太可信。编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收罗了当时除爱新觉罗外，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全部姓氏一千一百一十四个，查其中满族老姓只有袁氏，并无袁佳氏，另有姚佳氏、殷佳氏等，故余疑其或为讹误之说。
据民国时张江裁辑录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卷五《袁督师后裔考》所载，袁督师宁古塔一脉后人的传承顺序为：袁文弼——袁尔汉——袁贵——袁常在——袁赶，袁赶有三子：袁世有、袁世宽、袁世福。
袁世福及其两个儿子在《清史稿》均自有传记，这位袁世福，还有他的子孙，乃是晚清大大有名之人。
咸丰九年，江北大营清军大战太平军，江北大营是由和春节制，其搭档宁古塔副都统富明阿，就是袁督师的这位六世孙袁世福，《清史稿》道：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富明阿幼年名世福，以马甲清制，八旗男丁十六岁以上，通过考试可披甲，分入步甲、马甲。从军，始有旗名富明阿。
清代的旗人风俗，称呼人一般只呼名不称姓，如“佟图赖”大多直接称呼为“图赖”，富明阿是袁世福的旗人名字，所以一般称其为“富将军”，而黑龙江土著则干脆直接称之为“袁富将军”云云。
富明阿的身世来由，绝不是孤证，也不是重复引证、互相转录。除《清史稿》及张江裁编纂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外，在不同地区的地方志以及当时人笔记中，都有着差不多的记载。记载富明阿身世的地方志，至少有一北一南两种，如光绪年重修的《吉林通志》和康熙年间广东编修的《东挽(莞)县志》，其他笔记如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魏毓兰的《龙城旧闻》，还有黑龙江省至今尚在的《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缪荃荪《艺风堂文集外篇》中《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缪荃荪辑《续碑传集》中屠寄所撰的《袁富将军战略》、齐齐哈尔市的《御赐富将军碑》等碑文、拓片中，均记有此事。而这些天南海北的记载中，都一致说富明阿是袁督师的六世孙，来由也都说是出自督师遗腹子袁文弼。
另外，富明阿自己也曾亲口对在东莞为袁督师扫墓祭奠的同乡人陈国泰道：“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并因此和陈国泰结拜为义兄弟。《东挽县志》：“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县邻，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茔去敝乡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
通谱：即统谱，通常全称是“统宗世谱”，也叫“会通宗谱”、“大成谱”、“通谱”等。这种谱是将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统贯于一的谱牒，是一个始祖下各族各房家谱的集成。
此处所说的“通谱”，意指富明阿与陈国泰二人结拜为义兄弟。《清史稿》记富明阿身世曰：“富明阿……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而富明阿、寿山、永山三人皆为当时的名将重臣，功名赫赫，此晚清时节，冒称督师后裔并不能沾到督师的光，且其与陈国泰所言还是“密语”，显见其并不欲声张，此亦可为一证。再者当时袁家传承自文弼起，也不过五世而已，富明阿之祖父、高祖，即可与袁文弼、富明阿两人分别相接于世，其在世时期完全可以幼拜袁文弼，老见富明阿，是以此一脉谱牒传承当无可疑，袁氏后裔入旗籍，当如《东挽县志》所载，为满人蓄包衣所致。
因此，可以说袁崇焕——袁文弼——(世福)富明阿的这一传承，基本确凿无疑。督师有后。
富明阿骁勇善战，颇具当年关宁铁骑之遗风，是清军中的一员悍将，《清史》载曰：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熗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
同治元年(1862年)，富明阿以残废之身，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率领神机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一起剿捻，后来率精锐与僧格林沁联手进剿苗沛霖，苗沛霖被杀。
三年春，富明阿被授江宁将军，统管八旗兵协助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也就是著名的“克复江宁”之役，此战对清廷意义极为重大。富明阿因此被授骑都尉世职，并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
五年，授吉林将军，督剿吉林马贼，富明阿不顾残疾亲自进山挥军力战，数月之间肃清马贼。然后在当地开田达数万顷之多，此后不到十年，他所开垦的地方便开建郡县。富明阿最后以伤病归家，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
由于富明阿为政颇有佳绩，所以吉林、扬州两地百姓分别请为富明阿建祠，并立《去思碑》纪念。至今在黑龙江省尚保存有《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艺风堂文集外篇》则附录有《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碑文，另据报道，在齐齐哈尔市一位私人收藏者手中，还藏有一《御赐富将军碑》的拓片。
而富明阿的两个儿子寿山和永山事迹，比之乃父则更有过之。这两兄弟分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辽东抗击沙俄的战事中以身殉国，极具袁督师遗风。其人其事，令人无法不想起当年叱咤风云威震辽东的关宁铁骑之绝世雄风。
寿山，字眉峰，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起，日军自朝鲜越鸭绿江进犯奉天。当时在北京任官的寿山，闻讯投笔而起，自请抗敌，单骑奔赴辽东前线。
在到达奉天后，他开始在当地招收义军，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就成功募集了两营兵力，寿山被命为步队统领，其弟永山任马队统领，率领两营士兵开赴抗日前线。
两兄弟在与日军战斗中激战连场，连战连克，一路恢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逼凤凰城。据《寿将军家传》曰，寿山于草河岭一役中“怒马当先，披坚执锐”，“绕山越涧，披荆力战”，“在南路山脊冲锋陷阵，戈什哈伤亡几尽，犹统率所部猛攻”，击毙日军步兵大尉斋腾正起，伤炮兵大尉泄田纲平、炮兵中尉关谷豁等。随后寿山和永山分别率马、步队“由崔家房、白水寺、谢家堡转战而前”，“在四颗树大获一胜”，日军抵敌不住，败退凤凰城。
其后清军统帅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准备分兵两路，收复凤凰。其中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云率领，另一路则由寿山、永山两兄弟率领马步队各一队，进攻凤凰城东北。
是役，寿山、永山率军“肉搏风城，恒玉(镇边军步队营官)率其所部攻入东门，已就得手。讵城内伏兵突起，城外援贼大至，将我军四十余名截断城中，悉殁于阵，统领三等侍卫永山身先士卒，率队策应，连受熗伤，洞胸阵亡，兵力不支，伤亡几半。幸经寿山等各营分投径援，贼始稍却，我军亦即收队”。《清史》则载此役道，“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熗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并将其与邓世昌等人并为一传，评曰：
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此后，中日双方在摩天岭地区展开了多次激战，根据依克唐阿的奏报，寿山每战“无不登山越洞，身先士卒。综计前后该员头冠戎服，迭经洞穿，迄未受伤，其身旁亲兵伤亡不下十余名”，并曰其“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
次年，清军克复海城，寿山领七十骑外出侦察敌情，在汤冈子遭遇日军，遂与之搏战。《寿将军家传》道，“正酣战间，忽中飞弹，自右腹入，左臀出”，寿山“屹立不为动，战愈猛，敌即却。跨马三十里回营。衣袴淋漓，血厚盈指。一时江淮诸宿将，作壁上观者，皆舌挢不能下”。如此悍勇，与古之猛将不罔多让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寿山任镇边军统领，驻瑷珲。
二十五年任瑷珲副都统，帮办黑龙江边防和军务。明年署黑龙江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部队数千人扬言要去保护哈尔滨的铁轨，纷集海兰泡，前来向寿山借道。
《清史》记载，当时寿山大怒道：“敌偪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遂拒绝其要求。又传檄瑷珲副都统凤翔道：“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同时以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守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守东路，警告俄军不要进兵，由清军负责护路。随即闻听俄军已经分道并进的消息，寿山遂下令：“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
但俄军不宣而战，突然炮击瑷珲卡伦山，之后又制造了屠杀我江东六十四屯百姓之大惨案，我百姓被驱赶赴水淹死者，遮蔽江面，而呼伦贝尔等地也纷纷告警，哈尔滨沦陷。
寿山闻讯，“千绕室，夜愤恚垂绝”，他一面电告吉林将军长顺，要求其前来会攻哈尔滨，一面通告俄军，谓若罢兵，愿以全家为人质，勿得侵凌我国百姓。
七月下旬，寿山所部清军和义军配合，向被沙俄占领的哈尔滨发动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并将俄军压缩在新市街松花江车站一带。在瑷珲前线，清军与义军固守待援，和俄军对峙不下。但由于东路的吉林清军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沙俄则不断增兵，最后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之多，致使寿山孤军奋战，哈尔滨之战终于遭挫。
面对十几万沙俄部队，清军寡不敌众，又无增援，八月十五日瑷珲也终于失守，固守此城的凤翔死战殉国。随后，齐齐哈尔门户北大岭被攻陷，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等人全部战死，俄军进逼齐齐哈尔省城。
八月二十一日，俄军致函寿山，要求商议停战。
寿山派程德全前往商谈和议，而自己却以古有“军覆则死”之义，又“疆土不保，负罪甚深”，穿戴整齐后于棺材中吞金自杀，不死，呼其属下来熗击，属下不忍，手发抖第一发打偏，中寿山左肋，不死，又命其击小腹，仍不死，于是厉声命令再击，乃气绝。
如此一位忠勇之士，可清廷对他，却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清廷先是下诏责备他挑起边境冲突，后又剥夺其世袭职位，最后还是由于总督徐世昌屡请复官，才在六年后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准其附祀富明阿祠。
寿山还有一位族孙也于此役战死沙场，他就是在黑河与统领崇玉一起战死的那个北路营官瑞昌。
袁督师这一门，是真正的英雄。而读寿山、永山、瑞昌事迹，不能不使人想起袁督师，这位尽毕生之力保家卫国，最后反被他保护的那些人们摧至真正粉身碎骨的英雄，他在临死前，在即将对他千刀万剐的刑场上口占了一首绝命诗，诗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果然，在袁督师死后，他的后代们或于乱世造福辽东百姓，或死于守卫辽东的边事，真的无愧于督师“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遗言。关宁铁骑的后裔雄风不绝，在袁督师英灵的注视下，依然守卫着督师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辽东大地，他们是真正的好男儿。
有后若此，袁督师可以含笑九泉矣。只是先贤如此，后来者又需要以怎样的姿态和作为，才能去面对督师以及他后裔们的忠魂？
袁崇焕画像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元旦朝贺，群臣失朝。兹事体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纲纪，但这么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说了几句，最后上了个揭要求从自己开始起挨个罚俸，可崇祯居然连这都没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见这个时候崇祯对他还是恩宠极盛的。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同年五月，这位崇祯末年的第一大红人被锦衣卫大帅骆养性的密探揭发，说他督师出京与入关清军交战时，不但一矢未发谎报大捷，而且还放纵清军安然退出关外，是为“受贿纵敌”；又为大臣上奏劾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锦衣卫这回小报告倒真的打对了。这里说句无关的，锦衣卫在崇祯手上还确实没什么大劣迹，而最后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一直坚持上城守卫北京的，便是这些锦衣卫和太监们。在看见这些记载时，我确实对锦衣卫及太监的印象有相当改观。
明朝末年，清军势力日益强大，屡屡入关烧杀抢掠。在崇祯朝，犯边入关未及北京者不计，只大规模入侵并进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别是崇祯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两次，各地明军分别勤王来援，但基本可以说目标是保卫京师，没有想和清军决战，其余三次，则有试图组建大部队进行反击之举动。
这三次帝国反击战中，第一次抗击清军的明军主帅是袁崇焕袁督师，第二次则是卢象升卢督师，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学士了。
只是每回清军进犯北京，凡明朝敢率军与之对抗的大帅都不能幸免，必定会因此身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首辅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祯所杀；而另一位兵部尚书、督师卢象升，则是被崇祯所误，为奸臣所害，抱着殉国的悲愤之情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可说是纯粹的自杀行为，死得尤其惨烈。只是归根究底，他到底还是让崇祯给害死的。
这三人中，袁崇焕、卢象升两位督师，可称人中龙凤、国之栋梁，是崇祯朝为数不多的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害身亡起，其后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个个被崇祯搞得或死或离，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将从上到下一起丧失殆尽，到了崇祯十五年那会儿，大约也只能剩下周延儒这样的在朝中当道了。
崇祯朝清廷第一次进犯北京，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还是后金军的八旗兵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长城守卫，直逼北京城下。
此战导致了明朝抗清中流砥柱袁崇焕被诬冤死，为日后清军坐大入关争天下埋下了极大隐患，而此战北京城所面对的形势也最为险恶，因此关系重大。
只是袁督师事迹，早年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近年的杨宝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过精湛的编撰和考证，其中杨、金两位的《袁崇焕杂考》和《袁崇焕评传》更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杨先生的《袁崇焕杂考》，对袁崇焕生平、故里之考据可说极其厚实详尽；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焕评传》，则因其小说《碧血剑》的流传而对袁督师事迹推广影响甚大，在这点上，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是以关于袁督师的事迹和冤狱过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说些方家们弃而未用的细枝末节、未尽之处，以及当时明辽东系将领的大略情况为好。
在崇祯二年底，后金军围北京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门狙击后金军。
双方在血战数场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日益逼近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
面对这个开始凶险起来的局面，清军首领皇太极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崇祯和袁崇焕，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对袁崇焕的看法顿时开始改观。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是个英雄，但却是个莽汉子，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满桂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为后金部队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满桂原本也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如今发现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的时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这两下里一对，崇祯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同时密令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平台，又埋伏大批锦衣卫、校尉于侧。
袁崇焕以为崇祯要召问战况，于是带关宁铁骑大将祖大寿、吴三桂，以及替他背尚方宝剑的韩润昌《袁崇焕杂考》：“韩润昌，东莞人，袁崇焕爱将，隶袁崇焕麾下为都司。崇祯所赐袁崇焕的尚方剑，是由韩润昌带领的。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只有祖大寿、吴三桂(祖大寿的外甥)及韩润昌跟随。崇焕下狱，祖大寿、吴三桂大惊，夺山海关而出，奔回锦州。韩润昌自投于狱，袁崇焕被磔死，韩润昌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里为僧。(［民国］《东莞县志》引《袁督师行状》)”等三人一起入宫面圣。
结果他们一到平台，崇祯就在平台之上质问袁崇焕杀皮岛毛文龙、勾连清军入关围北京、射伤满桂三事，并命令身边的满桂脱下血衣，远远掷到了跪在台阶下的袁崇焕面前。
袁崇焕虽赤胆忠心，然而此刻却无以自明，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就被埋伏在侧的十名锦衣卫、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来，褫夺朝服后，立刻械送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这段记载时，我几乎可以肯定，祖大寿、吴三桂、韩润昌这三人在那一刻，心里升腾起的是愤怒和屈辱的感觉。
他们这些辽东军人，从关外不吃不睡赶回关内，以九千人马力敌数万后金军，天天面对后金军的马刀和箭矢，为的就是解北京之围。但现在却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心底里尊敬的、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统帅，被锦衣卫们当场按倒，剥去衣冠套上了刑械，像牲畜一样被拖了出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感到愤怒和屈辱，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关宁铁骑全军反出山海关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师一起入见的这三人中，他的东莞同乡韩润昌自投于狱。在督师身亡后被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乡出家为僧。
但当时韩润昌这个豪气干云的举动，我相信是不会让崇祯感动的。因为那时袁督师是戴着内奸、叛贼的帽子下狱的，而关宁铁骑们这种对袁崇焕的忠贞和景仰，肯定只能让崇祯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从他接下来的举动中就表现了出来。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
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此前明军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吸引辽东的明军将士投诚。可惜，这一手在当时作用并不大。
但自袁督师身亡，一直到松锦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整个辽东系的将领、士兵，除吴三桂所部外，已几乎全为清军所用，这五十余员辽将成为清军南下的利器。日后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几乎个个都成了一镇大将、封疆大吏，甚至成为深通政务、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宁远副将张存仁，在大凌河一战中随祖大寿降清。此人因官阶较低，故在明并无什么事迹，但降清后却敢对皇太极屡屡犯颜直谏乃至当廷争论，纯粹只以事迹论，为人极是刚正。在争取录用汉人奴仆为官一事中，皇太极甚至大怒，指责他和祖可法二人“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由此可见当时争执情况之激烈。顺治元年，张存仁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顺治六年，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顺治九年卒，追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由于他为官期间名声极佳政绩斐然，故准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对此种现象，《明史》的《张存仁传》最后这样评说：
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作者注：另一人指孟乔芳)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李自成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
金庸甚至在《袁崇焕评传》里作如此说：
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此说固然值得商榷，但道出了袁督师在辽东兵将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无疑的。果真如此，则祖大寿、吴三桂等人确实未必有机会降清，甚至李自成也未必能破北京。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可做一叹。
再说回来。
且看当时在袁督师下狱，在如此群情激奋及伤心失望的情况之下，辽东兵将们还是没有内讧反叛，仅仅是退回了关外，就可知他们此刻乃是怀着对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极度失望之心，抱着远离是非之地的念头奔回锦州的。他们还只是灰心，只是想避祸，只是不想被冤杀而已。这些辽将辽兵当时确实都还没有起二心，他们在这个时候，依然还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是大明朝北方的血肉长城。
其实袁督师早在增援北京的途中，就已经安排侯世禄、尤世威等部兵力去截断后金的退路，而初二、初三日关宁军大股主力就将赶到。如果他不下狱，届时合京畿附近及京师大营、满桂、马世龙等部兵力，倚仗地利、人和还有北京城这个最坚固的据点发起反攻，重创后金主力是完全可能的。可在初一日他却下了狱，这前后仅仅差一两天，着实令人扼腕不已。
另外，崇祯皇帝对两天急驰三百里增援北京的关宁铁骑，态度自一开始就有问题。袁督师率军到北京时，只有九千骑兵，其中还有四千人是掉队陆续赶到的，实际同时抵达的只有五千人。到北京后，袁督师请求让部队入城休息，崇祯不准。其中心思，不外两种：第一，要关宁军在城外和清军拼死战斗，所以不给他们进城，断了他们后撤的路。第二，对关宁军不放心，生怕他们对北京不利。无论崇祯是哪种心思，都可以说是恶念。
关于这些情况，袁督师的幕僚、布衣程本直，在他为督师申冤上给崇祯的《白冤疏》中记载得最清楚：
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废敝，请休息城中来，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爰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
焕自辽趋蓟入援。朝议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诏入城，下之狱。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然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时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与栋，未敢救。
其他事体，余大成的陈述都比较客观，但其中对满桂以及他部队的揣测，大约是为袁督师抱不平之故，似乎有点偏颇。尽管此前满桂与袁督师有过节，但满桂也是一位好汉子，而且在结怨之后，他也与袁督师在抗清战事上有过合作，合作还相当成功。因此，他还远不至于到因私怨而刻意陷害袁督师的地步，最多是较容易相信袁督师通敌，所以余大成说他“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似稍有不确。相比之下，《明季北略》中的记载更合乎情理：
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此后，祖大寿率领唯一能和后金抗衡的关宁铁骑，悲愤之下踏破山海关，东归锦州，北京的形势马上就开始逆转，后金大军复围北京。在崇祯的催促下，十二月十七日，满桂勉强带伤出战，与孙祖寿一起不幸战死，大将黑云龙、麻登云被俘，僧人申甫夜袭后金大营，战死。北京危急。
此刻的崇祯，方开始大悔起来。但是，他此刻后悔的不是抓了袁督师，而是在后悔没有妥善安抚祖大寿等关宁铁骑将帅。
不过当他和所有官员多番尝试也未能召回祖大寿等人后，无奈之下他只得又试图去求助已经是阶下囚的袁督师。于是他令各部官员轮番入天牢，去劝说袁崇焕给关宁军将作书，召祖大寿率军回援北京。
袁督师不以被诬下狱为念，手书召祖大寿回援，同时又得祖大寿老母和以前的辽督孙承宗劝说祖大寿，要他以击退后金军为证，来洗清袁督师的冤屈。
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袁督师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作书，而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在接到他们景仰的袁督师手书后，他们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但金庸先生以他那支利笔写就的一段小说家言式的描写，却让我相信，当时的情景只能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的：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熗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颇为替袁督师洗冤这个设想所动，他们失望而恐惧的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于是祖大寿再次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吴三桂等关宁精锐入关，在孙承宗的部署下，会合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等各路人马开始反击，猛攻被后金所占的滦州、永平等四城。
仅仅几天时间，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就大破后金驻守四城的镶蓝旗阿敏所部，阿敏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四城引兵退回关外。阿敏因此被皇太极定罪，判其幽禁，并剥夺了他所辖的镶蓝旗，赐给了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
只是祖大寿等人此后虽然被嘉奖，可崇祯却并没有如祖大寿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就此为袁督师洗冤，而是继续对此事进行廷议。祖大寿、吴三桂等人无奈，只好率关宁铁骑归镇辽东锦州、宁远等地。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遭后金反间诬陷，又因大臣倾轧蓄意加罪，最终被处磔刑，冤死于北京西市的西四牌楼。其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抄没其家时，无一余赀。
袁督师幕僚、布衣程本直，因仰慕袁督师高义，自称袁督师门生，谓生平意气以豪杰相许，义不独生，上《白冤疏》自请同死，亦被斩。
据《明季北略》说，当时议论以袁督师勾引清军到京烧杀抢掠，北京城人人怨恨，在行刑时，北京百姓“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石匮书后集》则曰：“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不过袁督师的首级，最终并没有真的被传视九边，而是为其部下佘姓义士所盗取，在北京广渠门一处私宅内筑墓安之，即今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寺斜街袁崇焕祠、墓所在之处。这轮甲申年的清明，我曾去此地吊唁，见场馆颇为干净，并有不少中小学生以及一些商业公司敬献的花圈和菊花。并誓曰世代守护直至洗冤之日。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戌时，时年四十七岁。
另外，关于袁督师的后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存在，在此也一并说说。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的注释中道：
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来，对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责日厚，通常是责其未查阅《清史稿》，因其中明写乾隆派员寻得督师后裔五世孙袁炳一事，是以并非如其所言为旁系子孙，且袁督师后人在《清史稿》中自有传记，如此为文颇失之于粗心。
此言所论，略为偏颇，不免过于小觑了金庸先生。
指责金庸先生没有查阅《清史稿》者，其论源出几处。
首先是举证《清史稿·高宗本纪》有“四十八年……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八九品官选补”一句，另外《东华续录·乾隆》也载曰：“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这两者都说“五世孙”，并无说是旁系，所以应该是嫡系。而《清史稿》中更有袁督师后裔的几篇传记，也都未说是旁系子孙繁衍。另又责曰，金庸先生是知道《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的，而那时候乾隆还没去找袁督师后代，因此他依据《明史》言其无后显然不足为凭，且忽略了查阅《清史稿》云云，大致如此。
但是，如果考据仔细些的话，应该知道处理袁督师一案的经办人之一余大成在其《剖肝录》中，说袁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据此，则似可说督师实无嫡出后裔。
盖因余大成为审理督师一案的当事人之一，更曾于其间力挽狂澜，最后是靠着威胁其上司方救下了督师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则督师有无嫡出后嗣，作为办案官员的余大成自是一清二楚的，外加督师一案，前后勘察达九个半月之多，绝无搞错的道理。再退一步说，即使余大成想维护督师后裔，在其中做点手脚，却又如何瞒得过这许多欲置袁督师于死地的大臣们。
另外，金庸先生也说：“《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这一条说辞，显然可以证明他是查阅过《清史稿》的，怎么能说他没看呢。
我以为金庸先生不但查阅了《清史稿》和《东华续录》等书，多半还查阅了部分地方志和清档案。譬如康熙年间的《广东通志》就道：“(袁崇焕)籍没之日，无子。”而在清宫档案的《清高宗实录》中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条，更有这么一条极为详细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一年后，广东巡抚尚安回奏道：
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选补。
乾隆一向自诩英明神武，此人才具虽不如他自视得那么高，但是个聪明人且精明能干是肯定的。以他对此事几次亲自追问的认真和着紧态度，想在这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上糊弄他，那简直是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在开玩笑，而且毫无这个必要。而尚安追查时间长达一年，汇报的时候更是把袁炳的来历身世、学问、为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所谓的五世孙袁炳，乃是过继的袁督师堂弟之子后裔。至此，袁督师无嫡出子孙一事，已经可以说确凿无疑。
而关于指责金庸先生忽略《清史稿》中有袁督师后裔传记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
因为金庸先生在《评传》中提到叶恭绰曾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云云，又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这猜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本的。因为既然已经证实袁督师无后，且家人都流放去了南方，又于乾隆四十八年找到了被流放的袁氏族裔，而《清史稿》中的袁督师后裔，据记载却是黑龙江汉军旗人，这其中的联系，在其传记里并没有说到，所以金庸先生只能按照当时的环境去推测。如果撇开其他不论，他这个“给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的推测，应该说确实是比较合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但是，袁督师是不是就真的无后了呢？
答案是：有。
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错了。
但是，他的出错并不是出在如时下所指责的那样，是忽略了《明史》成书时间，以及没有查阅《清史稿》等等，而是忽略了北方地区的一些地方志和时人笔记、实物，以及东莞本地康熙年间所修的一部地方志。我猜想这是由于他受史籍记载中袁督师家人被流放到贵州和福建的暗示，因此没有想到可以在北方地区以及东莞当地的资料中寻找相关线索。
袁督师妻无子，不等于妾无子。袁督师家属被流放的时候无子，不等于没有遗腹子。
督师留下了一位庶出的遗腹子。
其实袁督师入狱时，他的小妾已有身孕，遗腹子一般不在流放之列。且依明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被判流放，是可以用劳役和银子来赎的，《明史·刑法志》：“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
当时袁督师恶名满中原，如大大有名的南明督师史可法就曾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说过这样的话：“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话中，“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想来不会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时期，大约是解释袁崇焕迫使皇太极去掉了帝号，向明朝求发印而不得一事。此事在清，可说是极大之屈辱，因此后来清廷在修明、清史时，全部予以删除，在官方文书中全无记载。但百密一疏，清宫秘档中却还留有皇太极写于天聪四年的一道上谕，其曰：
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史可法而后言语中的“先帝”，说的是崇祯，而小人则当然是说袁督师了。盖因督师宁远一战，导致努尔哈赤发病身亡。在史可法看来，许是觉得此事与清仇怨甚大，故有“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之语，无非是希冀藉此揭过这段恩怨，明清两家好联手剿闯耳。
写至此，又不禁复为督师心酸，一时唏嘘不已。
评曰：程本直布衣之士，尚知道督师之忠之冤，而余大成则说朝中大臣十之七知其冤，史督师在此处大骂袁督师为小人也就算了，毕竟当时袁督师还没*，也勉强可以成理。但他颠倒黑白，诬指袁督师启肇了明、清两家的兵祸，却是其心可诛。清军犯边，历来是清军主动为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天下无人不知，史可法此处无非是要和清军联盟而已，即使这样，也不应如此颠倒是非嫁祸于袁督师。同是大明督师，相煎何急哉，相去何远乎。史督师此举与袁督师相较，岂止于陈元龙于许汜的上下床之差，更直欲追刘备所云之百尺楼上与地下之别矣。余颇以为耻。
袁督师际遇如此，其庶子自是无法于中原存身立命，要生活下去只能隐姓埋名。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原人如此，辽东人却不是这样。在辽东，袁督师依然是人人景仰的大英雄，他的后人流落关外后，在宁古塔谋生起家。《东挽县志》：“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今北京)民间。大兵入关，为满州某所得，隶籍于旗。”
督师庶子名文弼，成年后因有军功，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从此成了旗人。也有说其后袁督师后裔改称为袁佳氏的，此说似不太可信。编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收罗了当时除爱新觉罗外，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全部姓氏一千一百一十四个，查其中满族老姓只有袁氏，并无袁佳氏，另有姚佳氏、殷佳氏等，故余疑其或为讹误之说。
据民国时张江裁辑录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卷五《袁督师后裔考》所载，袁督师宁古塔一脉后人的传承顺序为：袁文弼——袁尔汉——袁贵——袁常在——袁赶，袁赶有三子：袁世有、袁世宽、袁世福。
袁世福及其两个儿子在《清史稿》均自有传记，这位袁世福，还有他的子孙，乃是晚清大大有名之人。
咸丰九年，江北大营清军大战太平军，江北大营是由和春节制，其搭档宁古塔副都统富明阿，就是袁督师的这位六世孙袁世福，《清史稿》道：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富明阿幼年名世福，以马甲清制，八旗男丁十六岁以上，通过考试可披甲，分入步甲、马甲。从军，始有旗名富明阿。
清代的旗人风俗，称呼人一般只呼名不称姓，如“佟图赖”大多直接称呼为“图赖”，富明阿是袁世福的旗人名字，所以一般称其为“富将军”，而黑龙江土著则干脆直接称之为“袁富将军”云云。
富明阿的身世来由，绝不是孤证，也不是重复引证、互相转录。除《清史稿》及张江裁编纂的《袁督师遗事汇辑》外，在不同地区的地方志以及当时人笔记中，都有着差不多的记载。记载富明阿身世的地方志，至少有一北一南两种，如光绪年重修的《吉林通志》和康熙年间广东编修的《东挽(莞)县志》，其他笔记如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余集》，魏毓兰的《龙城旧闻》，还有黑龙江省至今尚在的《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缪荃荪《艺风堂文集外篇》中《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缪荃荪辑《续碑传集》中屠寄所撰的《袁富将军战略》、齐齐哈尔市的《御赐富将军碑》等碑文、拓片中，均记有此事。而这些天南海北的记载中，都一致说富明阿是袁督师的六世孙，来由也都说是出自督师遗腹子袁文弼。
另外，富明阿自己也曾亲口对在东莞为袁督师扫墓祭奠的同乡人陈国泰道：“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并因此和陈国泰结拜为义兄弟。《东挽县志》：“新安陈国泰尝与人言，昔在江南军营时，参领富明阿问：‘新安与莞县邻，督师宗裔如何？’答以‘督师祖茔去敝乡不远，清明、重九，敝乡代为祭扫，盖无宗裔矣！’富闻之，次日，即与通谱，密语曰：‘余督师几世孙也，尔祀我祖，与兄弟何异？宜告乡人好为之！’”
通谱：即统谱，通常全称是“统宗世谱”，也叫“会通宗谱”、“大成谱”、“通谱”等。这种谱是将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统贯于一的谱牒，是一个始祖下各族各房家谱的集成。
此处所说的“通谱”，意指富明阿与陈国泰二人结拜为义兄弟。《清史稿》记富明阿身世曰：“富明阿……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而富明阿、寿山、永山三人皆为当时的名将重臣，功名赫赫，此晚清时节，冒称督师后裔并不能沾到督师的光，且其与陈国泰所言还是“密语”，显见其并不欲声张，此亦可为一证。再者当时袁家传承自文弼起，也不过五世而已，富明阿之祖父、高祖，即可与袁文弼、富明阿两人分别相接于世，其在世时期完全可以幼拜袁文弼，老见富明阿，是以此一脉谱牒传承当无可疑，袁氏后裔入旗籍，当如《东挽县志》所载，为满人蓄包衣所致。
因此，可以说袁崇焕——袁文弼——(世福)富明阿的这一传承，基本确凿无疑。督师有后。
富明阿骁勇善战，颇具当年关宁铁骑之遗风，是清军中的一员悍将，《清史》载曰：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熗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
同治元年(1862年)，富明阿以残废之身，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率领神机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一起剿捻，后来率精锐与僧格林沁联手进剿苗沛霖，苗沛霖被杀。
三年春，富明阿被授江宁将军，统管八旗兵协助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也就是著名的“克复江宁”之役，此战对清廷意义极为重大。富明阿因此被授骑都尉世职，并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
五年，授吉林将军，督剿吉林马贼，富明阿不顾残疾亲自进山挥军力战，数月之间肃清马贼。然后在当地开田达数万顷之多，此后不到十年，他所开垦的地方便开建郡县。富明阿最后以伤病归家，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
由于富明阿为政颇有佳绩，所以吉林、扬州两地百姓分别请为富明阿建祠，并立《去思碑》纪念。至今在黑龙江省尚保存有《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艺风堂文集外篇》则附录有《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碑文，另据报道，在齐齐哈尔市一位私人收藏者手中，还藏有一《御赐富将军碑》的拓片。
而富明阿的两个儿子寿山和永山事迹，比之乃父则更有过之。这两兄弟分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辽东抗击沙俄的战事中以身殉国，极具袁督师遗风。其人其事，令人无法不想起当年叱咤风云威震辽东的关宁铁骑之绝世雄风。
寿山，字眉峰，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起，日军自朝鲜越鸭绿江进犯奉天。当时在北京任官的寿山，闻讯投笔而起，自请抗敌，单骑奔赴辽东前线。
在到达奉天后，他开始在当地招收义军，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就成功募集了两营兵力，寿山被命为步队统领，其弟永山任马队统领，率领两营士兵开赴抗日前线。
两兄弟在与日军战斗中激战连场，连战连克，一路恢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逼凤凰城。据《寿将军家传》曰，寿山于草河岭一役中“怒马当先，披坚执锐”，“绕山越涧，披荆力战”，“在南路山脊冲锋陷阵，戈什哈伤亡几尽，犹统率所部猛攻”，击毙日军步兵大尉斋腾正起，伤炮兵大尉泄田纲平、炮兵中尉关谷豁等。随后寿山和永山分别率马、步队“由崔家房、白水寺、谢家堡转战而前”，“在四颗树大获一胜”，日军抵敌不住，败退凤凰城。
其后清军统帅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准备分兵两路，收复凤凰。其中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云率领，另一路则由寿山、永山两兄弟率领马步队各一队，进攻凤凰城东北。
是役，寿山、永山率军“肉搏风城，恒玉(镇边军步队营官)率其所部攻入东门，已就得手。讵城内伏兵突起，城外援贼大至，将我军四十余名截断城中，悉殁于阵，统领三等侍卫永山身先士卒，率队策应，连受熗伤，洞胸阵亡，兵力不支，伤亡几半。幸经寿山等各营分投径援，贼始稍却，我军亦即收队”。《清史》则载此役道，“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熗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并将其与邓世昌等人并为一传，评曰：
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此后，中日双方在摩天岭地区展开了多次激战，根据依克唐阿的奏报，寿山每战“无不登山越洞，身先士卒。综计前后该员头冠戎服，迭经洞穿，迄未受伤，其身旁亲兵伤亡不下十余名”，并曰其“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
次年，清军克复海城，寿山领七十骑外出侦察敌情，在汤冈子遭遇日军，遂与之搏战。《寿将军家传》道，“正酣战间，忽中飞弹，自右腹入，左臀出”，寿山“屹立不为动，战愈猛，敌即却。跨马三十里回营。衣袴淋漓，血厚盈指。一时江淮诸宿将，作壁上观者，皆舌挢不能下”。如此悍勇，与古之猛将不罔多让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寿山任镇边军统领，驻瑷珲。
二十五年任瑷珲副都统，帮办黑龙江边防和军务。明年署黑龙江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部队数千人扬言要去保护哈尔滨的铁轨，纷集海兰泡，前来向寿山借道。
《清史》记载，当时寿山大怒道：“敌偪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遂拒绝其要求。又传檄瑷珲副都统凤翔道：“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同时以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守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守东路，警告俄军不要进兵，由清军负责护路。随即闻听俄军已经分道并进的消息，寿山遂下令：“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
但俄军不宣而战，突然炮击瑷珲卡伦山，之后又制造了屠杀我江东六十四屯百姓之大惨案，我百姓被驱赶赴水淹死者，遮蔽江面，而呼伦贝尔等地也纷纷告警，哈尔滨沦陷。
寿山闻讯，“千绕室，夜愤恚垂绝”，他一面电告吉林将军长顺，要求其前来会攻哈尔滨，一面通告俄军，谓若罢兵，愿以全家为人质，勿得侵凌我国百姓。
七月下旬，寿山所部清军和义军配合，向被沙俄占领的哈尔滨发动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并将俄军压缩在新市街松花江车站一带。在瑷珲前线，清军与义军固守待援，和俄军对峙不下。但由于东路的吉林清军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沙俄则不断增兵，最后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之多，致使寿山孤军奋战，哈尔滨之战终于遭挫。
面对十几万沙俄部队，清军寡不敌众，又无增援，八月十五日瑷珲也终于失守，固守此城的凤翔死战殉国。随后，齐齐哈尔门户北大岭被攻陷，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等人全部战死，俄军进逼齐齐哈尔省城。
八月二十一日，俄军致函寿山，要求商议停战。
寿山派程德全前往商谈和议，而自己却以古有“军覆则死”之义，又“疆土不保，负罪甚深”，穿戴整齐后于棺材中吞金自杀，不死，呼其属下来熗击，属下不忍，手发抖第一发打偏，中寿山左肋，不死，又命其击小腹，仍不死，于是厉声命令再击，乃气绝。
如此一位忠勇之士，可清廷对他，却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清廷先是下诏责备他挑起边境冲突，后又剥夺其世袭职位，最后还是由于总督徐世昌屡请复官，才在六年后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准其附祀富明阿祠。
寿山还有一位族孙也于此役战死沙场，他就是在黑河与统领崇玉一起战死的那个北路营官瑞昌。
袁督师这一门，是真正的英雄。而读寿山、永山、瑞昌事迹，不能不使人想起袁督师，这位尽毕生之力保家卫国，最后反被他保护的那些人们摧至真正粉身碎骨的英雄，他在临死前，在即将对他千刀万剐的刑场上口占了一首绝命诗，诗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果然，在袁督师死后，他的后代们或于乱世造福辽东百姓，或死于守卫辽东的边事，真的无愧于督师“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遗言。关宁铁骑的后裔雄风不绝，在袁督师英灵的注视下，依然守卫着督师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辽东大地，他们是真正的好男儿。
有后若此，袁督师可以含笑九泉矣。只是先贤如此，后来者又需要以怎样的姿态和作为，才能去面对督师以及他后裔们的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