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风度.
[backcolor=#050505][table=580][tr][td]•[align=center][backcolor=#ffffff][table=540][tr][td][align=left][color=#000000] [size=2][color=#6699cc][/color][color=#6699cc]天朝特别威武，尤其是古代天朝的文化，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朝各代皆有各领风骚的牛人或者是由牛人组成的集团，魏晋时期的牛人或者牛人集团更是“姹紫嫣红全开遍”，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李杜已觉不新鲜，学了很多年的历史知识，历史告诉我——战乱的年代才是思想活跃的时代，才是思想自由的时代，才是行为自由的时代，（当然这里的自由也是一定限度里的~~），一直喜欢魏晋那个时期，那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虽然动乱，可是魏晋时代的风流给后世留下了畅想，不仅仅是美男，也有美酒，更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精神气。 [/color][/size][/color]
[color=#6699cc][size=2] ——兰陵[/size][/color]
[backcolor=#050505] [/backcolor][color=#669900]何为魏晋风度？[/color]
[size=2]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size][color=#669900]如此牛叉的风度是如何形成的呢？[/color]
[size=2]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size=3][color=#669900]“风度”是个很抽象的词，那么就由具体的事物去体现下——魏晋风度吧。~(≧▽≦)/~啦啦啦 [/color]
[/size]首先——酒。
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
《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很到位的。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
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着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些都说明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还有的借饮酒来装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再者——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也谈到服食五石散，说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附庸风雅，跟着名人将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许多吃不起药的人会在路旁假装药性发作以摆阔气，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时代的样子。鲁迅先生形象地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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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放情山水
[size=2]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曾说“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年代山水文学勃兴的事实。在偏安江左的时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秀丽的山水景色之中，优哉悠哉，其乐无穷。谢安在今天的浙东一带邀集王羲之等人带着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说“我卒当以乐死！”
然后——喜欢清谈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魏晋清谈之风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率性而为、慷慨任情的自我放逐现象；一种是服药饮酒、扪虱而谈自我标榜现象。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刘伶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骨；后者的代表人物为何晏、夏侯玄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当然，如此划分未免头巾气。两种现象的形成与士大夫贵族的形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最大最旺的王氏家族与谢氏家族。士大夫贵族上承祖荫沿袭公卿，却文不足以治世，武不足以安邦（王徽之在桓温军中行为怪诞不理军务便是其一）。
魏晋清谈之风的贡献是刺激了思辨的发展，展示了个体独立与追求自由的精神。魏晋名士们蔑视礼法、摒弃世务、放浪形骸，他们服寒食散、酗酒成性、赤身裸袒，他们莫名其妙的月夜泛舟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他们颓废、郁闷、执著、豁达、飘逸，他们是文化精英，他们以怀着无尽的乡愁寻找人类心灵精神家园的冲动诠释了那个时代的丰富多彩。
魏晋清谈之风肢解了儒学 “体”、“用”的内在逻辑。魏晋名士们基本抛弃了儒学对现实关怀的“用”，而在儒学道德自备、伦理自觉与道家的隐逸、方术之间徘徊，最终悖离儒学“中庸”的社会内涵和人性内涵，由此形成了小资的自娱自乐自恋自怜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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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 [size=2]正如度娘所说——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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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size=2] ——兰陵[/size][/color]
[backcolor=#050505] [/backcolor][color=#669900]何为魏晋风度？[/color]
[size=2]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size][color=#669900]如此牛叉的风度是如何形成的呢？[/color]
[size=2]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size=3][color=#669900]“风度”是个很抽象的词，那么就由具体的事物去体现下——魏晋风度吧。~(≧▽≦)/~啦啦啦 [/color]
[/size]首先——酒。
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
《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很到位的。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
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着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些都说明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还有的借饮酒来装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再者——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也谈到服食五石散，说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附庸风雅，跟着名人将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许多吃不起药的人会在路旁假装药性发作以摆阔气，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时代的样子。鲁迅先生形象地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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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放情山水
[size=2]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曾说“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年代山水文学勃兴的事实。在偏安江左的时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秀丽的山水景色之中，优哉悠哉，其乐无穷。谢安在今天的浙东一带邀集王羲之等人带着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说“我卒当以乐死！”
然后——喜欢清谈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魏晋清谈之风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率性而为、慷慨任情的自我放逐现象；一种是服药饮酒、扪虱而谈自我标榜现象。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刘伶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骨；后者的代表人物为何晏、夏侯玄等，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当然，如此划分未免头巾气。两种现象的形成与士大夫贵族的形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最大最旺的王氏家族与谢氏家族。士大夫贵族上承祖荫沿袭公卿，却文不足以治世，武不足以安邦（王徽之在桓温军中行为怪诞不理军务便是其一）。
魏晋清谈之风的贡献是刺激了思辨的发展，展示了个体独立与追求自由的精神。魏晋名士们蔑视礼法、摒弃世务、放浪形骸，他们服寒食散、酗酒成性、赤身裸袒，他们莫名其妙的月夜泛舟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他们颓废、郁闷、执著、豁达、飘逸，他们是文化精英，他们以怀着无尽的乡愁寻找人类心灵精神家园的冲动诠释了那个时代的丰富多彩。
魏晋清谈之风肢解了儒学 “体”、“用”的内在逻辑。魏晋名士们基本抛弃了儒学对现实关怀的“用”，而在儒学道德自备、伦理自觉与道家的隐逸、方术之间徘徊，最终悖离儒学“中庸”的社会内涵和人性内涵，由此形成了小资的自娱自乐自恋自怜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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