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门胥吏倒底有多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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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编《折狱新语》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阿安、叶僧受淫棍章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之事”；如《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趁拘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又如《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未厌，又益以二鹅”。
“吏”已述过，该说“胥”了。胥也是一个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的概念。广义上的胥，也是吏的一种，狭义上的胥则又有区别，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者为胥。从身份上讲，胥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等次更低一档；从制度上讲，吏是一种固定的职，胥是一种轮换性质的差，是古代社会中农民服役的一种形式。要把农民有义务去官衙里服役当差的来龙去脉讲透彻，那得做一篇大文章，咱们这儿，只交代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徭役中有不少差事，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干不来或不屑干，也怕因此耽误了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本份，因此就逐渐形成了出钱免役、由官府募人代替的办法。时间一长，好多衙役也成了固定的差使，并且率多由破落户、无赖儿甚至地头蛇之类充任。不过他们是在替官衙当差，又有了种种动听的名义。比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之后，被阎婆诳到八字衙门前，阎婆突然“把宋江一把结住，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县前有几个做公的走将拢来……”瞧，他们就是“做公的”，也叫“公人”。
至于老百姓背后的叫法嘛，那就不太入耳了，谓：差狗子。做公的也罢，差狗子也罢，反正也算是衙门里的成员之一了。元朝时有人分十等之说，所谓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皂六隶，七倡八优，九儒十丐，官吏之下便是这皂隶，比演员、儒生还体面些。当然这皂与隶之间还有区别，所谓“公人”，主要指皂而言；隶者，就是在衙门里当轿夫、马夫、伙夫、更夫、闸夫之类的了。当衙前胥役是由农民轮番当差时，自然是吃自家伙食替“公”家尽义务，改成募人充任固定差使后，衙门里就得给一份开销了。我们从沈榜的《宛署杂记》中得知，明朝时宛平县衙门里的这班皂隶，每年可领取“工食银”三两六钱，恰好是书办的二分之一。有了“工食银”支出，自然得讲个定额，否则会增加衙门办公经费的成本。还是以明代宛平县为例，据说是定额49人，门子、库子、仓斗级等不计算在内。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定额总是被大大突破的，所谓“大县千人小县百”，那是一点也不虚妄的。《水浒传》里说晁盖一伙劫了生辰纲后，济州衙门老爷严命“缉捕使臣”何涛捉拿劫犯，据何涛兄弟何清言，“哥哥，你管下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个。”这么多“公人”又该吃哪一家的饭呢？不外是“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了。这就难怪南宋学者叶适会咬牙切齿地说，当时的社会，“号为公人世界”(《冰心先生文集》卷3)！所谓老爷“与吏胥共天下”，说什么也不能把这个“胥”字漏掉。
“吏人世界”的代表性构成是“六房”，“公人世界”的代表性结构是“三班”。六房的代号是富贵威武贫贱，三班的形象就是狼、狗、狐。
“狼”即皂班，专供学狼嗥摆威风的。老爷坐堂时，他们分站两边吼堂；老爷出巡时，他们走在前面吼道；平素还有许多打杂差使。他们赚钱的法门，主要有两条，一是借执行刑罚，二是趁采买物件。州县衙门的大堂上，动用刑具是家常便饭，追赋逼税要动刑，审讯讼案要动刑，处分非礼、违制或不良，也要动刑。这道手续例由皂班经办，卖人情收讹诈全从这上头出来。《水浒传》里，武松被判“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这就是他们的业务专长，但平素发挥这种专长时，都得收钱；反过来的做法，南宋时名宦吴势卿有过一篇《禁约吏卒毒虐平人》，暴露出的黑幕是：“近阅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不满而杀人者，有因押下争讨支NC036而杀人者，有讨断杖兜钱而杀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名公书判清明集》)。这全是勒索不成所致，是以当事人才进衙门听审，家属先已上下打点忙开了，皂班的这一笔杖头钱是稳取的。元代时有人写过一出杂剧叫《神奴儿》，里头有个叫何正的皂班在赶路接回任官员时，不慎撞到李二员外，李二员外骂他是个“驴前马后的人”，这是取笑他的“吼道”差事，何正反过来警告他道：“你常踏着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该谁当值，马粪里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层皮。李二，咱两个休轴头儿厮抹着！”可巧，这李二员外后来果真被人告了，犯在衙门里，过堂时被何正下死劲拼命打，连坐堂问案的老爷都疑惑起来，问他，“何正做甚么，将那李德义这般打也？”何正回答：“大人断事，小的每是只候人。官不威，牙爪威！”真是妙极了。至于采买物件时的外快，也不消细说，既要诈店铺的，还得揩账房油。
再说一件关于皂班的史实。据宋人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记，唐代宰相毕诚出身寒微，他的舅舅就是太湖县衙门里的皂班，靠赚杖头钱致富。毕诚显达后，想替舅舅谋一个官职，舅舅还执意不肯，说是我干这个行当，每年光“事例钱”便有六十缗可拿，“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知你想替我谋什么官职？言下之意是，还有比行杖更好的进账吗？六十缗即六千文，抵得上当时一个县令加上一个县尉的俸料了。况且这仅仅是“事例钱”，“例”外的受贿还不算在内。怪不得老娘舅连官也不愿做哩。
“狗”是快班，靠手脚快捷嗅觉灵敏混事，专供持票传案、拘捕人犯、刺探侦缉和传送公事等。也叫“快手”、“捕快”等，前文引述《水浒传》中的何涛，就是捕快的领班人。唐朝时的快班，还有个“不良人”俗称，如《朝野佥载》中，记有一则故事，谓中书舍人郭正一有个高丽婢名玉素，貌美受宠，替主人掌管财物。后来玉素投毒谋害主人，泄露后卷带金银器物逃跑。“录奏，敕令长安(县)、万年(县)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有关破案的过程，作者作了省略，但读者看了后自然明白这里头反复出现的“不良”，并不能望文生义作“不良分子”解，倒是“捉不良”的，而魏昶则同何涛一样，是他们的领班。也不知什么缘故，大家把“捉不良人”的“捉”字省掉了，简称“不良人”或“不良”，意思肯定弄反了。但对于这班捕快的平素为人来讲，形容得恰到好处。西汉时人们又管缉捕盗贼的隶卒叫“求盗”，也和“不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快班辈究竟怎么个“不良”，沈榜是当知县老爷的，该知道很多，也该相瞒不少，但《宛署杂记》中仍有“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考语，大体是“每民间有事，应与拘送，则有‘鞋脚钱’；或已就拘执，两愿和息，则有‘酒饭钱’；奉檄踪迹奸宄，未得而株连之，则有‘宽限钱’；已得而墨覆之，则有‘买放钱’；城内每月每家有‘灯油钱’；买卖房契有‘画字钱’；各巷搭盖披檐(即“违章建筑”)有‘隐报分例’；相验有被犯法物；每初佥及年终，置酒邀会，每家银三五分，则曰‘打网’、曰‘秋风’；……巧立名色，莫可枚举。”以“宽限钱”为例，又叫“贼开花”，清人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里，对此有描述：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戴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
李伯元《活地获》中，用了许多篇幅，专述清代安徽天长县捕头吴良勾结窃贼玩弄“贼开花”的事迹。在这里，“警察”与小偷的对话是：“现在我就收你做个徒弟，你尽管去做生意。可是做徒弟的规矩，是个三七分红。你做了买卖，我是扣一个七成，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还有一样，你去偷东西，总要把人家的门同房屋记清了，碰到嵌儿上，也可以攀他一攀。等到明白了，他的钱已是我们的了。”
李清编《折狱新语》里，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卷5《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阿安、叶僧受淫棍章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之事”；如《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趁拘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又如卷4《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未厌，又益以二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即便发作了，至多是“杖治”，而执行者又是他们的皂班同行，到底有几下“着肉” 的，不言而喻。“不良”丧尽天良的极端行为，是养寇自重或干脆自己也当盗贼，县令县尉等老爷追比急迫时，就胡乱抓平时有仇隙的人抵罪，甚而有比这还骇人听闻的。徐珂编《清稗类钞》上就记有一事：清朝咸丰时，“河南多盗，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时遣其徒党出劫，捕之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
有个镇平县捕快胡体安，阳为胥役，阴为盗魁，有一回唆徒党去邻近某县掠劫巨室，被害人知道了是胡体安当主谋后，上控到守道衙门，当时正值涂宗瀛在河南当地方官，马上指派有司去镇平拘人。这个胡体安竟买通来抓人的邻县捕快，把自己掠来的一个小伙夫王树汶充胡体安名字带走归案。 “(王)树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谓即定案必不死，始诺。”读者或许要问老爷干什么吃的？这也有记载，“县令马翥闻(胡)体安就获，狂喜，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涂宗瀛在清代官员中，也算是以能干著称了，偏偏就在他的管下出这等事情，足见“公人世界”的能量，上下左右的吏人和胥役用铜钱串接起来，何惧区区涂宗瀛？所以姚元之又喟叹：“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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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编《折狱新语》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阿安、叶僧受淫棍章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之事”；如《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趁拘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又如《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未厌，又益以二鹅”。
“吏”已述过，该说“胥”了。胥也是一个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的概念。广义上的胥，也是吏的一种，狭义上的胥则又有区别，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者为胥。从身份上讲，胥既要听命于官，也要听命于吏，等次更低一档；从制度上讲，吏是一种固定的职，胥是一种轮换性质的差，是古代社会中农民服役的一种形式。要把农民有义务去官衙里服役当差的来龙去脉讲透彻，那得做一篇大文章，咱们这儿，只交代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徭役中有不少差事，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干不来或不屑干，也怕因此耽误了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本份，因此就逐渐形成了出钱免役、由官府募人代替的办法。时间一长，好多衙役也成了固定的差使，并且率多由破落户、无赖儿甚至地头蛇之类充任。不过他们是在替官衙当差，又有了种种动听的名义。比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之后，被阎婆诳到八字衙门前，阎婆突然“把宋江一把结住，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县前有几个做公的走将拢来……”瞧，他们就是“做公的”，也叫“公人”。
至于老百姓背后的叫法嘛，那就不太入耳了，谓：差狗子。做公的也罢，差狗子也罢，反正也算是衙门里的成员之一了。元朝时有人分十等之说，所谓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皂六隶，七倡八优，九儒十丐，官吏之下便是这皂隶，比演员、儒生还体面些。当然这皂与隶之间还有区别，所谓“公人”，主要指皂而言；隶者，就是在衙门里当轿夫、马夫、伙夫、更夫、闸夫之类的了。当衙前胥役是由农民轮番当差时，自然是吃自家伙食替“公”家尽义务，改成募人充任固定差使后，衙门里就得给一份开销了。我们从沈榜的《宛署杂记》中得知，明朝时宛平县衙门里的这班皂隶，每年可领取“工食银”三两六钱，恰好是书办的二分之一。有了“工食银”支出，自然得讲个定额，否则会增加衙门办公经费的成本。还是以明代宛平县为例，据说是定额49人，门子、库子、仓斗级等不计算在内。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定额总是被大大突破的，所谓“大县千人小县百”，那是一点也不虚妄的。《水浒传》里说晁盖一伙劫了生辰纲后，济州衙门老爷严命“缉捕使臣”何涛捉拿劫犯，据何涛兄弟何清言，“哥哥，你管下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个。”这么多“公人”又该吃哪一家的饭呢？不外是“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了。这就难怪南宋学者叶适会咬牙切齿地说，当时的社会，“号为公人世界”(《冰心先生文集》卷3)！所谓老爷“与吏胥共天下”，说什么也不能把这个“胥”字漏掉。
“吏人世界”的代表性构成是“六房”，“公人世界”的代表性结构是“三班”。六房的代号是富贵威武贫贱，三班的形象就是狼、狗、狐。
“狼”即皂班，专供学狼嗥摆威风的。老爷坐堂时，他们分站两边吼堂；老爷出巡时，他们走在前面吼道；平素还有许多打杂差使。他们赚钱的法门，主要有两条，一是借执行刑罚，二是趁采买物件。州县衙门的大堂上，动用刑具是家常便饭，追赋逼税要动刑，审讯讼案要动刑，处分非礼、违制或不良，也要动刑。这道手续例由皂班经办，卖人情收讹诈全从这上头出来。《水浒传》里，武松被判“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这就是他们的业务专长，但平素发挥这种专长时，都得收钱；反过来的做法，南宋时名宦吴势卿有过一篇《禁约吏卒毒虐平人》，暴露出的黑幕是：“近阅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不满而杀人者，有因押下争讨支NC036而杀人者，有讨断杖兜钱而杀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名公书判清明集》)。这全是勒索不成所致，是以当事人才进衙门听审，家属先已上下打点忙开了，皂班的这一笔杖头钱是稳取的。元代时有人写过一出杂剧叫《神奴儿》，里头有个叫何正的皂班在赶路接回任官员时，不慎撞到李二员外，李二员外骂他是个“驴前马后的人”，这是取笑他的“吼道”差事，何正反过来警告他道：“你常踏着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该谁当值，马粪里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层皮。李二，咱两个休轴头儿厮抹着！”可巧，这李二员外后来果真被人告了，犯在衙门里，过堂时被何正下死劲拼命打，连坐堂问案的老爷都疑惑起来，问他，“何正做甚么，将那李德义这般打也？”何正回答：“大人断事，小的每是只候人。官不威，牙爪威！”真是妙极了。至于采买物件时的外快，也不消细说，既要诈店铺的，还得揩账房油。
再说一件关于皂班的史实。据宋人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记，唐代宰相毕诚出身寒微，他的舅舅就是太湖县衙门里的皂班，靠赚杖头钱致富。毕诚显达后，想替舅舅谋一个官职，舅舅还执意不肯，说是我干这个行当，每年光“事例钱”便有六十缗可拿，“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知你想替我谋什么官职？言下之意是，还有比行杖更好的进账吗？六十缗即六千文，抵得上当时一个县令加上一个县尉的俸料了。况且这仅仅是“事例钱”，“例”外的受贿还不算在内。怪不得老娘舅连官也不愿做哩。
“狗”是快班，靠手脚快捷嗅觉灵敏混事，专供持票传案、拘捕人犯、刺探侦缉和传送公事等。也叫“快手”、“捕快”等，前文引述《水浒传》中的何涛，就是捕快的领班人。唐朝时的快班，还有个“不良人”俗称，如《朝野佥载》中，记有一则故事，谓中书舍人郭正一有个高丽婢名玉素，貌美受宠，替主人掌管财物。后来玉素投毒谋害主人，泄露后卷带金银器物逃跑。“录奏，敕令长安(县)、万年(县)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有关破案的过程，作者作了省略，但读者看了后自然明白这里头反复出现的“不良”，并不能望文生义作“不良分子”解，倒是“捉不良”的，而魏昶则同何涛一样，是他们的领班。也不知什么缘故，大家把“捉不良人”的“捉”字省掉了，简称“不良人”或“不良”，意思肯定弄反了。但对于这班捕快的平素为人来讲，形容得恰到好处。西汉时人们又管缉捕盗贼的隶卒叫“求盗”，也和“不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快班辈究竟怎么个“不良”，沈榜是当知县老爷的，该知道很多，也该相瞒不少，但《宛署杂记》中仍有“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考语，大体是“每民间有事，应与拘送，则有‘鞋脚钱’；或已就拘执，两愿和息，则有‘酒饭钱’；奉檄踪迹奸宄，未得而株连之，则有‘宽限钱’；已得而墨覆之，则有‘买放钱’；城内每月每家有‘灯油钱’；买卖房契有‘画字钱’；各巷搭盖披檐(即“违章建筑”)有‘隐报分例’；相验有被犯法物；每初佥及年终，置酒邀会，每家银三五分，则曰‘打网’、曰‘秋风’；……巧立名色，莫可枚举。”以“宽限钱”为例，又叫“贼开花”，清人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里，对此有描述：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戴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
李伯元《活地获》中，用了许多篇幅，专述清代安徽天长县捕头吴良勾结窃贼玩弄“贼开花”的事迹。在这里，“警察”与小偷的对话是：“现在我就收你做个徒弟，你尽管去做生意。可是做徒弟的规矩，是个三七分红。你做了买卖，我是扣一个七成，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还有一样，你去偷东西，总要把人家的门同房屋记清了，碰到嵌儿上，也可以攀他一攀。等到明白了，他的钱已是我们的了。”
李清编《折狱新语》里，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卷5《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阿安、叶僧受淫棍章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之事”；如《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趁拘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又如卷4《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未厌，又益以二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即便发作了，至多是“杖治”，而执行者又是他们的皂班同行，到底有几下“着肉” 的，不言而喻。“不良”丧尽天良的极端行为，是养寇自重或干脆自己也当盗贼，县令县尉等老爷追比急迫时，就胡乱抓平时有仇隙的人抵罪，甚而有比这还骇人听闻的。徐珂编《清稗类钞》上就记有一事：清朝咸丰时，“河南多盗，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时遣其徒党出劫，捕之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
有个镇平县捕快胡体安，阳为胥役，阴为盗魁，有一回唆徒党去邻近某县掠劫巨室，被害人知道了是胡体安当主谋后，上控到守道衙门，当时正值涂宗瀛在河南当地方官，马上指派有司去镇平拘人。这个胡体安竟买通来抓人的邻县捕快，把自己掠来的一个小伙夫王树汶充胡体安名字带走归案。 “(王)树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谓即定案必不死，始诺。”读者或许要问老爷干什么吃的？这也有记载，“县令马翥闻(胡)体安就获，狂喜，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涂宗瀛在清代官员中，也算是以能干著称了，偏偏就在他的管下出这等事情，足见“公人世界”的能量，上下左右的吏人和胥役用铜钱串接起来，何惧区区涂宗瀛？所以姚元之又喟叹：“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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