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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收集——历史篇】任务(11)之近代民国 时间:6月1-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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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收集——历史篇】任务(11)之近代民国 时间:6月1-15日
一、民国军阀 1。北洋军阀 a.直系军阀 b.皖系军阀 c.奉系军阀 2。滇系军阀 3。桂系军阀 4。晋系军阀 | ||||||||
二、军阀割据 军阀历史 但是情况 军阀混战 张勋复辟 护法运动 | ||||||||
三、三大军阀 吴佩孚 孙传芳 张作霖 | ||||||||
四、北洋军阀上将 1楼 1。北洋军阀上将
2。二十四位军阀上将 |
五、十大北洋军阀 1楼 1。袁世凯 2。冯国璋 3。段祺瑞 4。吴佩孚 5。曹 锟 6。黎元洪 7。张作霖 8。冯玉祥 9。张勋 10。张宗昌 |
民国军阀 军阀是旧时拥有军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有著名的北洋军阀、直系军阀等。 1、由于现实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很多被消灭或势力不够而失败的政权或割据势力,很多都被视为军阀,如东汉初的公孙述、元朝末年陈友谅...等。 2、掌握一个政权的军队事务,如:日本帝国时期军部里的长州阀、皇道派、统制派等各种势力。 3、指以武力割据一方的政权,主要是用在民初时的武力政权,像张作霖、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又或像日本战国时期的大名。 4、以武力作为政治资本、拥兵自重,占有国家土地、国家资源,以扩充地盘为唯一目的,对于其他方面的建设通常少有建树。 5、常是由掌握军事、经济的名士演变成军阀。因中央势力衰弱,出现能垄断权力的人。 6、即使是现代民主国家,对于不听中央政府指挥的地方首长或势力,而自己为政者,有时也会被戏称为军阀。 民国军阀是指在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但他们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势力并为扩大自己的势力采用各种手段,以军队作为主要政治资本的势力。在实质上依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割据势力。中国共产党认为民国军阀的出现则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表现。主要势力为北洋军阀、滇系军阀、粤系军阀等。 【军阀的产生内在原因】 袁世凯死后无人有足够力量支配整个中国,加上北洋军内存在明显的派系争斗,各省有实力的人物为保存自己的政治利益纷纷组建军队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经过二千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 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军阀的产生外部原因】 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英、法做大成为美日相争(「二十一条签订后甚至出现日本独占中国的现象),辛亥革命后各帝国主义没有了在华有力的统治代言人,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使得各国在华利益遭到损失,转而寻求建立地方上的统治代言人,向军阀提供经济、技术上的支持。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利用,形成「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重新洗牌,由日本独占的格局转为各国在华权利均等,美国势力上升的现象,这加剧了民国军阀的势力膨胀。帝国主义在华分赃不均直接表现为不同军阀的战争,导致中国内乱不断。 早期军阀列表
北洋军阀 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的嫡系有两派,分别是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的统治 从“兴衰”角度看 ·历史渊源:组织上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 ·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 ·发展阶段: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起到1916年逝世。 ·衰落阶段:1916年袁世凯病逝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 ·覆灭阶段:1926年7月开始北伐到1928年东北易帜。 从不同派系掌握北京政权的角度看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内容包括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权,直皖战争皖系战败。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内容包括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北京政变等。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0月至1928年12月。内容包括张、段、冯的短暂联合,直奉联合反对国民军,北伐成功,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回东北。 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 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其首领。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地盘有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四省。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2年9月任直隶都督,次年被派南下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攻占南京,其部属驻守长江下游一带。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继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了直系的基本势力。
直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18年8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的职权。次年12月冯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他们一面迎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一面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赢得了舆论的支持。1920年7月同奉系首领联合发动了直皖战争,在京汉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地打败了皖系军队,与奉系一起控制北京政府。 直皖战争后,直奉之间在地盘和权力的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锐,导致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双方在北京附近开战,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仍采用消灭异己势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先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驱逐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出广东。同时向外地伸张势力,派杨森督川,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1923年吴佩孚制造了屠杀京汉工人的“二七”惨案。6月曹锟在京驱逐黎元洪,10月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直系由此而声名狼藉,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兴起,孙中山同奉系和皖系势力的反直系“三角同盟”发挥一定的作用。直系内部四分五裂,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酝酿推倒曹锟统治,并同奉军秘密联结。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逃。11月3日,战争结束。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奉系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政权实际上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控制。 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为抵制奉系控制长江下游,1925年10月和省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发出反奉通电,并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兵进攻上海,沿沪宁路击溃奉军,占领南京、徐州,从此以东南五省首领自居。吴佩孚乘孙传芳反奉机会,到汉口自称苏、浙、鄂、赣、川等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委任萧耀南为鄂军总司令,重新纠集直系势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支援下,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北洋军阀的旁系有奉系军阀。 皖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 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他们在日美为控制中国展开争夺的情况下,矛盾日益激化。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官僚,积极维护外蒙古的权益,同时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是参战问题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十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讨伐,在全国人民声援下,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直系首领冯国璋虽接任北京政府总统,但无实权。北京政府宣布:民国法统中断,再造共和,决定另组国会、重议宪法。皖系为了实行武力统一全国政策而大借外债,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向全国宣告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以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与军事进攻的同时,他们号召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积极进行地方选举。1918年秋,组成以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新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任总统,压制直系,实行一系专制。 皖系武力统一政策激起南方军阀的不满,也为直系将领所反对。直皖军阀的权力争夺日益加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皖系重要头目被通缉,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1924年11月,段祺瑞受国民军、奉系、直系余部推举,任“临时执政”,但他已不是作为皖系首领执政,而只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缓冲人物。 奉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因其首领张作霖系奉天(今辽宁省)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吴俊升、张作相、孙烈臣、张景惠、杨宇霆、张宗昌等。奉系利用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在日本支持下实行地方割据和武力扩张,逐步建立了对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统治。日本则取得了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等特权。 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奉系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击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但直、奉两系矛盾逐渐加剧,奉系转而与皖系合作,并联合孙中山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1922年4 月首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撤回关外,宣布“东北自治”。此后,张作霖倚重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编练新式军队,并在日本支持下建立海、空军和兵工厂。1924年 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总统曹锟,吴佩孚兵败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热河、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份及上海市,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1925年11月,浙江军阀孙传芳联合闽、赣、苏、皖等省军阀将奉军驱逐出江苏、安徽和淞沪地区。奉系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同年11月下旬,驻守河北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策动下率部倒戈,向奉天省会渖阳推进,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郭兵败被杀。 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11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组织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7年4月,奉系当局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 1928年 6月,国民党军队进逼京、津,张作霖败退出关。由于他未能完全满足日本对满蒙地区的权益要求,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於渖阳近郊的皇姑屯(见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反对,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於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任国民政府委员兼东北边防长官。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至此结束。 以上三系是历史教课书中对北洋军阀的分类,除此之外,长期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晋系军阀,广义上说也可以算作北洋军阀。 公元1850年洪杨之乱使清政府命令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武装。各地方部队领导人同时又兼各省督抚,在拥有兵权的同时握地方大权。如曾国藩督两江,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曾国荃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宣布脱离清政府,从此各地基本以省为单位进入军阀混战。 有此可见,军阀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政府允许养兵,二是有足够的地盘和钱养兵。军阀割据大多源于中央在面对动乱而无兵或养的兵不能打仗的情况下把权力放给地方,从而导致各地拥有军事,财政大权,导致拥兵自重。 按照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军阀”是指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 滇系军阀 在民国西南各军阀派系中,滇系算得上是一股重要的势力。曾经以一隅之地对抗势如日中天的北洋军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赢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战后护国三杰之首的唐继尧称滇黔川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帅,自制印章“东亚大陆主人”。其时滇军善战名动天下。 云南陆军讲武堂 要谈滇系军阀,不妨先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谈及新军第十九镇谈起。1907年8月,云南创办了一所新式的军事学校,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但是,到了1908年3月,讲武堂又告停办。1909年,当时的云南总督锡良重办,延聘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庚恩旸 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云南讲武堂的规模较大,开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二十人,来源于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督队官、队管、排长等。乙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人,来源于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等三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丙班学员第一期为二百人,来源于贡生、禀生、中学学生,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二岁之间,学成后用来补充下级军官。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一百名,特授学术,为特别班。由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多为同盟会员和激进分子,云南讲武堂实际上成了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新式军事学校。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甲、乙、丙三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一百人,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到1909年暂编成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第十九镇统制为钟麟同,总参议为靳云鹏,兵备处总办为王振畿,都是清廷的鹰犬。但是,第十九镇却也聚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镇参谋官殷承瓛 、统带罗佩金、管带李鸿祥、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韩凤楼、李凤楼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同盟会员。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追随梁启超,到云南后,蔡锷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历10月30日)发动。云南都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以及钟麟同、靳云鹏、王振畿等有所觉察,想将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等革命党人调职或撤职,但九月初九夜,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史称“重九起义”),次日上午攻占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与起义军顽抗的钟麟同、王振畿被俘后处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很多官员被俘。蔡锷、李根源等与李经羲有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云南其他地方也先后发动起义,云南全省很快被革命党人控制。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瓛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张惟聪为省议会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务,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不但地理上互相邻接,而且云南的财政要靠四川协济。而此时,四川的局面仍在混乱之中,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中旬组成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入川,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 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已经宣布独立,组织了军政府的贵州省,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与革命党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了打击革命党人,请求蔡锷派兵入黔。蔡锷命令率师北伐的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1912年2月,唐继尧以“代平黔乱”为名率军进逼贵阳。3月,在贵州立宪派的支持和配合下,唐继尧指挥滇军推翻了贵州革命政府,夺取政权,随即被贵州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举为贵州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就这样,滇军以武力在贵州建立了军事统治,唐继尧因此也跨进入军阀的行列。 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出任云南都督,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追随老师梁启超,变成了拥袁派。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6、7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世凯“保障西南”。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给予袁世凯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1913年3、4月,“宋教仁被刺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论,为袁世凯多方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 蔡锷的拥袁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前提,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为了改良政治。尽管蔡锷属于拥袁派,但仍然受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年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想利用他的才干整顿日显暮气的北洋军。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开始了以他为首的旧滇军阀对云南的统治。 护国战争撼天下 唐继尧出任云南总督后,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然是老同盟会员,但是,此时,他和革命党人已经不是一条心,他限制和阻止革命党人进入云南,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往云南的革命党人。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方,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前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暗中与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敌反袁方略,联络滇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使滇军上下统一了思想和行为。8月间,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云南,云南舆论公开反对,尤其是《觉报》,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帝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这时,争取唐继尧反袁,成为滇军将领的首要任务。 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袁世凯又授他为将军府开武将军,极力拉拢,而唐继尧也无反袁之心。当滇军将领派出原旅长黄毓成、团长邓泰中、杨蓁为代表向他进言时,唐继尧仍以不了解在京的蔡锷的意向和各省各方的真相,以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且财力匮乏等原因而不肯公开宣布反袁。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滇军将领的强烈不满。10月间,他们开会决议: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他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查暗访,发现如不再表示反袁的立场,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另外,他也了解到蔡锷也转向反袁,因此,他迅速改变态度,要把反袁的领导权抓到手,以巩固自己在云南的统治。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辛,回到了云南昆明。 蔡锷自1913年10月奉调入京后,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在筹安会发生前,蔡锷还没有公开反袁,而是力图通过拥戴袁世凯以维护共和政体。1915年8月,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野心昭然若揭,蔡锷感到失望,从此追随老师梁启超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之后,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准备发动军事讨袁。为了麻痹袁世凯,他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对所任各职,他比以前更为主动和积极;在生活上,他故意表现出沉迷酒色,与京中名妓小凤仙时有往来。 尽管如此,袁世凯对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的消息已有所闻。10月14日,袁世凯派军警突然借故搜查蔡锷住宅,虽未查出证据,但蔡锷已深感北京不可久留,经和梁启超等密商,决定尽快逃出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11月初,蔡锷以喉疾为由,要求赴天津就医,袁世凯没有怀疑,准假七天,这样,蔡锷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之后,蔡锷避过了袁世凯派来的耳目,于11月18日乘船再往日本“治病”,12月初抵达东京。袁世凯无奈,只得准假两月,并促他“早日回国销假任事”。随后蔡锷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途中挫败了袁世凯几次行刺阴谋,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 抵滇当日,蔡锷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2月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成、殷承瓛 、由云龙、籍忠寓、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瘐恩旸 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梁启超起草的讨袁通电,决定成立“护国军”讨袁。至于都督人选,唐继尧和蔡锷推让不止,最后只好公决由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为事实上的首领。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率部出征;并推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正式发出反帝制通电,限袁世凯25日10时以前答复。12月25日,未见袁世凯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宣布云南即日起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的重要战役有四川泸纳之战、湘西之战、滇桂边之战等,这里主要介绍泸纳之战和滇桂边之战。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比节入川,取纳溪、泸州。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于1月21日攻下叙州。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2月28日,护国军发起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3月17日,护国军再次发起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鉴于大势已去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 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还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川滇黔军阀混战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 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最后实在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四川靖国战争。 唐继尧将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部驻在贵州毕节,然后挥军入川。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12月3日,北京政府派入四川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入湘鄂边境,周道刚则败走永川。形成战局的关键性转折。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向川南进击,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东路由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统领;中路由黔军袁祖铭、王天培统领;北路由川军第五师但懋辛统领。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 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4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会议除了川、滇、黔军主要将领外,还有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等。 9月10日,唐继尧以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故意逗留一周之久,以显示“联帅”的威风。9月17日,他才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唐继尧在二十一响礼炮和盛大的仪仗伴随下,乘坐八抬绿呢大桥入城,然后乘其黄骠坐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一份早已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早已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这份同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药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则全归滇黔军所有;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四川全省厘税,包括盐税、并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则是作滇黔军的军饷;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所有;上述各项由联军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对于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拒绝签字。唐继尧无奈,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会议草草收场。唐继尧也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唐继尧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以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使他的声威达到顶峰。这时,北洋直系军阀为对付皖系段祺瑞,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立即响应。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直系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进一步加紧。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这样,唐继尧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距离愈来愈远。 由于熊克武拒绝在《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上签字,唐继尧完全控制四川的野心未能实现。唐继尧深感熊克武是他企图控制四川的最大障碍,他想法分化拉拢熊克武的部属,胁迫其就范。1919年6月22日,在唐继尧的授意下,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川滇黔俱进会。参加该会的,有黔军将领袁祖铭等;熊克武的得力部将但懋辛、余际唐、吕超;与熊克武有矛盾的民军首领黄复生、卢师谛等。公推顾品珍、余际唐、袁祖铭为会长,并发表了通电和成立宣言,主张维护西南护法政府,加强三省密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发展。其实该会的真正目的是为分化熊部并最终倒熊。 1920年春,川军将领吕超、石青阳等策划倒熊克武,反动了倒熊之战,唐继尧乘机鼓动支持。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下旬,川军吕超、石青阳等率部从绵阳、中江攻成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从川南攻成都;黔军王文华部与川军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见局势于己不利,遂宣告辞去四川督军职。后得旧川军将领支持,发起反击,但失利。7月10日,熊克武离开成都,退往川北保宁一带。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兼任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 川军吕超部虽然进入成都,然而,滇黔军却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与四川兵工厂、造币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但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同样深感事关重大,未予同意。 这时,出身于四川的滇军将领朱德深感政治形式不利,上书唐继尧指出,只有放弃地盘主义,分化反对力量,高唱北伐,取得大义名分,出兵武汉才能解救目前的困局,此书一公开,获得在川各方将领的一致叫好,熊可武也表示愿意追随北伐,可唐继尧干脆拒绝了这个建议。朱德长叹:“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唐继尧的回电也证实了他名为靖国,实为图川的事实,激起了川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熊克武、刘存厚等联合起来,决定以武力驱逐滇黔军,发动靖川之战。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委任田颂尧为第一路司令,唐廷牧为第二路司令,张印本为第三路司令。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委任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消灭吕超部队,接着,川军集结兵力八十一营仰攻在龙泉山顶布阵的滇军5个旅,滇军百战之余,视川军各部为乌合鸟聚,人数虽少,却很自信。以逸待劳迎击川军,打到第五日中午,川军气势已弱,滇军乱战怪杰朱德率先在中午击破川军正面,一口气追击到成都城下,甚至迂回到城北驷马桥,意欲切断川军退路,川军各部知道这是最后关头了,失败了就再没机会翻本了,高唱着为川人争人格,不退反进,在成都东门打了个五进五出,最后,厌战的滇军终于不想打了,与朱德齐名的金汉鼎对顾品珍说,这样杀来杀去有什么意思,白白的被川人视为侵略者,不如带这些云南健儿回家,关起门来搞自治。9月21日,滇军撤离龙泉山阵地。由滇军叛逃到川军的杨森知道滇军虽败不乱,为防止滇军卷土重来,建议发起追击战,并充当先锋昼夜强行军,连克简阳、资阳、隆昌等县。10月3日,咬住滇军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击毙了对他恩重如山的军长赵又新,顾品珍无心再战,率军回滇。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靖川之战,滇黔军完全退出川境。 入川滇军将领顾品珍原来就不满意唐继尧强驱滇军入川混战,更不同意倒熊之战。这次率部离川返滇,决定乘机联合第八军军长叶荃发动倒唐,与熊克武达成默契,并得其资助。1920年12月,先回滇的叶荃计划袭取昆明。不料唐继尧已得知叶荃部下告密,调集重兵迎击,叶军连遭败绩,几乎全军覆没。后叶军退往玉溪方向,而唐军尾随追击。顾品珍乘唐军兵力分散,远离省城之机,于1921年2月初突然进军昆明。唐继尧措手不及,无力抵抗,于2月7日旧历除夕仓皇逃至蒙自,企图收集部队反攻。2月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顾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劝”唐继尧出国游历,一面派兵进逼。唐继尧不得已委任李友勋为第二卫戍区司令,龙云为近卫团长,同驻蒙自地区,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力量,然后率少量亲信护卫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顾品珍即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政务。倒唐之战的结果,使顾品珍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顾品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起用了一些滇军旧将。如罗佩金,在1917年刘罗之战失败后回滇闲居,顾品珍委任他为迤南巡阅使。但是,顾品珍也与某些将领不和,如叶荃(云南云州人),后来出走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中,任参军长。又如杨蓁(云南昆明人),原任第三卫戍司令,也与顾意见不合,被逐入粤。对唐继尧旧部亲信,顾品珍更是处处防范并加以打击。 唐继尧到达香港后,积极筹划,准备返回云南夺权,返滇之战随即打响。1921年秋,唐继尧亲信李友勋、龙云等部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兵广西,攻下柳州。这时,唐继尧即令所有在两广的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与李友勋、龙云部汇合。1922年2月,唐继尧将集中在柳州的四千余人编为第一、二、三、四军。李友勋任第一军军长、龙云任第一军的前敌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顾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龙云即代理第一军军长,继续向顾品珍部进攻。顾品珍率部在滇东抵抗。3月,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天生关鹅毛寨,余部溃散。第八旅旅长范石生、第一梯团长杨希闵部到广东投孙中山。罗佩金则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杀于苴却。 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1922年,在贵州军阀内讧中,刘显世下台,流亡昆明,贵州实际已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这年底,唐继尧已经在云南重新站稳了脚跟,他组织了滇、贵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兄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贵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退入四川。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贵州省省长职。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手中。 唐继尧虽然控制了贵州,但是,其主力也被牵制在贵州这个贫瘠的省份,难以向外扩张。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唐继尧只得和黔军袁祖铭妥协。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于10月份派出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与袁祖铭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到12月间,双方达成了《滇黔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不久,唐继尧即为占领两广而发动了第一次滇桂战争。 当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时,为了争取唐继尧,曾推举他任副元帅职,但唐继尧拒不就任。1925年初,唐继尧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机,忽然通电就任副元帅,派出两路大军,假道广西,声称前往广州视事。1月下旬,龙云率一路三万余人由云南广南府进发,占领广西百色县,沿各江直趋南宁。唐继虞率一路二万五千余人由贵州榕江县进入广西,占领三江县、融县、直趋柳州。当时,桂军李宗仁、黄绍竑部正在追击沈鸿英,力量单薄,主动退出南宁。龙云部即入驻南宁。桂军以部分兵力牵制住南宁方面的滇军,然而集中兵力,联合半援的驻粤滇军范石生部(总指挥杨蓁于6月在广西遇刺身亡),先后在沙浦、庆远、孙远等地击败滇军。柳州之唐继虞部只好退回云南。南宁之龙云部也由于势单力孤,被迫于7月上旬撤出南宁,退回云南。 四镇守使乱云南 滇军从广西退回云南后,云南各界反唐继尧的呼声日高。当时,全国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战争,横扫两湖和浙赣,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近末日。云南人民对唐继尧穷兵黩武,勾结北洋军阀的行为十分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乘机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宠信亲族,排斥异己,也引起了不省滇军将领强烈的不满。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发动了云南二·六政变(也称云南四镇守使倒唐事件)。 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肖小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同时,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即向昆明进发。2月10日,胡若愚、龙云等在宜良开会后,又以四镇守使的名义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省政府,确立会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清发欠饷,惩办贪污,与广州方面合作等要求。声称各项要求如唐氏不采纳,势必以兵戎相见。唐继尧在各军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令唐继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组省政府。2月中旬,胡、张两军先后到达昆明。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废除省长制,采取合议制,于3月初由各法团联合会拟定组织大纲。根据组织大纲,推唐继尧为云南省政府总裁,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九人为省和委员会委员。在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3月8日,新政府成立,总裁及省务委员宣布就职。在第一次省务委员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 云南二·六四镇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谏”,实质政变,唐继尧成了有名无实的“总裁”,他对云南十四年之久的统治亦宣告结束。四镇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龙云,都是唐继尧一手提拔的部将,这次倒戈相向,令他气愤交加。两月后,即5月23日,唐继尧病死,享年不过四十四岁。唐继尧死后,旧滇系军阀亦告结束。 二·六政变之后,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纵在胡若愚、龙云之手。张汝骥倒向胡若愚一边;而李选廷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参与相争。唐继尧死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各怀野心,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不久即发生了六·一四政变,龙云被囚禁。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及第三十八军军部。一颗小型炮弹在龙云住宅的花园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一只眼睛被玻璃片砸伤,顿时鲜血淋漓,束手就擒,因为害怕他的武功高强,龙云被胡若愚并在铁笼子里。龙云的眼睛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成为终生残疾。这就云南六·一四政变。 在六·一四政变生时,龙云部主要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领先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7月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怕第三十八军追击,于是便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云南省政府。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不遵守“板桥协议”,命卢汉、朱旭等部将胡若愚、张汝骥部包围于曲靖,准备加以消灭。但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虞趁昆明城防空虚,发兵进逼昆明,昆明危在旦夕。龙云一面指挥部队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张疏通,表示不再为难,维护“板桥协议”。说成后,即将朱旭部调回昆明,将唐继虞部击退。 胡若愚、张汝骥被解围后,也不执行“板桥协议”,却与贵州周西成相勾结,联合黔军向昆明反击。龙云任命胡瑛为第三十八军前敌总指挥,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反复混战,龙云部将周西成之黔军击退,进而将胡、张部赶至川、滇、黔边境。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 1929年初,龙云为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乃以胡瑛代理省主席,自率朱旭、张凤春等师进军贵州,发动了滇黔战争。与此同时,黔军将领李燊 也在蒋介石及龙云的支持下,由湖北宜昌率部回黔倒周西成。在龙云和李燊 的联合攻击之下 ,周西成节节溃败,4月间,周西成部在镇宁一带被击溃,周西成也被击毙。 滇黔战争爆发后,胡若愚、张汝骥认为有机可乘,联合龙部叛将孟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龙云急调入黔之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碧鸡关。龙云采用参谋长孙渡所献之反间计,由胡瑛寄信给孟坤,却故意将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信中暗示与孟坤已部署当合击胡、张,使胡、张对孟坤大为怀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乎全这覆灭。待胡、张知道上当时,后悔已晚,只有退往滇西。龙云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由华坪、宁蒗退入四川盐源、木里一带。1930年春,张汝骥在盐源战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熗毙;孟坤在渡江进,翻船淹死;只有胡若愚只身逃脱,后率残部并入桂军。 从1927年六·一四政变算起,这场龙胡之战经历了近三年。龙云最后消灭了对手,统一了云南,确立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当上了“云南王”,云南从此也进入新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彝王龙云和卢汉 旧滇系以清末陆军第十九镇为基础发展而成,其首领是唐继尧;新滇系则由旧滇系演化而来,其首领是龙云,已属于国民党新军阀之列。新滇系的主要将领有卢汉、孙渡、朱旭、张凤春、张冲、刘政富、安恩溥、龙雨巷、龚顺壁等。其中卢汉,也是彝族人,是龙云的同乡(昭通炎山人),与龙云的家仅有一山之隔。辛亥革命时,卢汉刚十六岁,跟随龙云投身滇军,以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成为新滇系军阀中仅次于龙云的实权人物。 龙云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以后,即依附蒋介石,参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率部北上入湘,企图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蒋介石命令龙云发兵讨桂,并许诺如攻下南宁,则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龙云欣然受命,挑起了第二次滇桂战争。5月,龙云令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三个师共十五个团二万余人进入广西,抄袭李宗仁的后路。滇军先攻占百色,7月,包围南宁。南宁守军韦云淞部凭城固守,而滇军则因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疾病流行,致使军心怠惰,士气沮丧,攻打南宁城三月而未下。9月底,桂张军从湖南撤回,白崇禧率部回援南宁。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滇军失败,退出广西。1931年2月,滇军撤回昆明,经过整编,仅剩下六个团,损失大半。 这时,龙云借整编部队之机,削弱异己力量,提出“废师改旅”的整军方案,而他可以越过旅长直接指挥团长。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个师长不服,于1931年3月10日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倒龙,演出了“四师长倒龙”一幕。龙云为了避免“二·六政变”时唐继尧的下场,以“扫墓”为名,离开昆明回昭通,实际只到寻甸羊街躲避风险。龙云离开昆明后,四个师长由谁来当主席,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最后,卢汉、张冲只好把龙云请回来当省主席。龙云重返昆明后,宣布四个师长以下犯上之罪,下令全部扣押起来,立即撤销各师番号,实行废师改旅。不久,他又将卢汉、朱旭、张冲释放,另行安排工作。未获释的张观春不服,说话激怒了龙云,当场被打了两耳光,一直关押到抗战初期。 这之后数年,龙云全力加强云南的统治,并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滇军系统,成立军官学校,直接向法、德、比、捷等国购买军火,武装滇军。此外,在1935年及1936年间,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对长征路过滇黔边境的中央红军进行防堵追剿,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龙云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他在云南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并编成三万人的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开赴抗日前线。之后,又新编成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与第六十军合组成第三十军团。之后,第三十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和第一方面军。滇军在抗日战争中,参与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出身于滇军的第三军中将军长唐淮源、第三军第十二师(追赠)中将师长寸性奇、第七十九军(追赠)中将军长王甲本、第四十八军第一七一师少将副师长周元等,都是为抗战而牺牲的烈士。1942年5月,日寇从缅甸入侵滇西,龙云领导云南军民奋起抗战,于1945年1月收复滇西。由于滇西抗战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等部乘势进入云南,打破了由滇系军阀统治的云南这个独立王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任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为中国战区越南方面受降主官,令其率第一方面军开往越南。当滇军开拔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亲自指挥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于10月3日凌晨突然占领昆明市各要害地区,包围龙云的住宅。龙云在仓皇中逃上五华山。清晨,杜聿明派人给龙云送去蒋介石的命令,免去他军委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任命他为军委会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由杜聿明接收云南地方部队。龙云拒绝离开昆明去重庆任职。蒋介石先后派何应钦、宋子文来劝驾,又以武力相威逼。龙云无奈,只得于10月6日乘飞机到重庆任职。蒋介石这次“小偷式政变”(龙云语),从此结束了龙云在云南的十年统治。 此后,龙云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闲职,实质遭到蒋介石软禁。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劫持他到台湾,因而决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济部署空运大队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12月8日,龙云乘飞机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广州,于9月乘轮船到达香港。龙云到香港后,即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加入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 再说卢汉,于是1945年9月20日率领总部人员直飞河内,9月28日在河内总部主持了日军受降仪式。当几乎全部滇军进入越南以后,蒋介石发动了10月3日“小偷式政变”,以武力解除龙云职务,改组云南省政府。10月4日,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飞往河内,名为视察,实则监视卢汉行动。接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往河内,向卢汉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接任前,由亲蒋的新任民政厅长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代理。对此事变,卢汉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原想以李宗黄取代卢汉,但李宗黄与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遭到云南各界的强烈不满。就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殴打、杀害爱国请愿的师生)的当天,卢汉回到昆明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此时受到控制,被迫同意。他将滇军两个军即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和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交由孙渡指挥,合编为第六兵团,孙渡任兵团司令,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孙渡还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但是,不到两月,即5月31日,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就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在海城起义。到1948年10月,第六十军二万余人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在长春起义。而第九十三军则被东北解放军消灭于锦州,军长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虏,派到东北的滇军就这样瓦解了。 由于滇军被调往东北打内战,卢汉在统治云南的几年间,为了掌握自己的武装,不断建立和扩充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到1949年,已扩编有十七个保安团,组成了以余建勋为军长的第七十四军和以龙泽汇为军长的第九十三军。6月,迫于形势,蒋介石撤销了由国民党中央接近指挥的设在昆明的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正式合法地总揽了全省的军政大权。 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以后,积极参与反蒋民主活动,成为民革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他多次派人回云南与卢汉联系,策动云南起义。卢汉也看到人民解放军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也不愿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暗中也在作起义的准备。他一面与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联络,一面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的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因而,他在云南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新闻限制,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长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龙云与黄绍竑 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事,史称“香港起义”。同一天,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获悉后,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恐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往重庆,连续发电报召卢汉赴渝。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俞济时到昆明催促,卢汉无奈,只好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蒋介石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面商,同时派出中央军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分路向云南进逼,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另外,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多次来电催促,表示愿意担保安全。卢汉迫于形势,不得已于9月6日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安恩溥、龙泽汇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他指定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到重庆后,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当时,蒋介石要利用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需要稳住这块大后方的秩序,因而他不仅没有扣留卢汉,反而表示交给卢汉全权处理云南问题,并拨军费银元一百万元以及武器、弹药装备补充云南两个军,但是,要卢汉逮捕黑名单上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卢汉表面上同意,于9月8日下午即飞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共产党员迅速转移。 9月9日下午,云南的特务在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的率领下进行大搜捕,共逮捕近五百人之多。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经过残酷的审讯后,准备熗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的也大多判了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处理人员的名单送交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采取复审拖延的办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经卢汉请求,李宗仁同意从宽处理这批人员,卢汉即下令一律释放。 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卢汉将其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区,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卢汉准备起义这一情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已经掌握,他电告毛人凤,请求指示。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命令沈醉严密地监视卢汉。12月6日,深醉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坏,但卢汉摇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以此来应付沈醉。同一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到昆明,监视卢汉,要把云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等开会。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离开昆明的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于12月9日夜举行起义。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突然派兵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九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结果,当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依时到达后,亦遭到软禁。晚上十时正,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命令。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通电,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 12月10日,卢汉迫使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发布手令,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及军统特务停止一切的活动,服从卢汉的指挥。但是,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并没有执行手令,从12月16日起,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攻势。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由于战况危急,卢汉不得已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释放。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但是,他们归队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一度进占昆明飞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击退。到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昆明,纷纷撤退,坚持了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不久,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 云南起义,标志着滇系军阀的最终结束。新滇系军阀的首领龙云和卢汉,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余波 1950年1月3日,龙云离开了避居一年的香港回大陆,于1月18日到达北京。在新中国期间,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等。1957年,龙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6月27日,龙云在北京病逝。1980年7月,中共中央给予他彻底平反。 在新中国期间,卢汉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1974年5月13日,卢汉在北京因肺癌逝世。 而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孙渡,兵败后逃匿隐藏,1952年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被关押改造,1963年获特赦,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67年逝世。 曾任滇军团长、少将旅长,中将警察厅长勋二位的朱德,因亲身经历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和军阀混战的失败,知道了信仰的力量,一只没有信仰的军队无论如何英勇,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消失的无影无踪,为了找到这个维护战斗力的信仰灵魂,弃官离职,赴德国留学,经过周恩来的老师张申府介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成了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在滇军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他的游击战开创者和大兵团指挥经验,后来统统在年期一代的红军将领和整个红军身上得到移植和再现。即使是毛,在兵法上也不过是他的学生。这在井冈山就是公认的了。建国后,无可争辩的成为共和国第一元帅、从这个意义上讲,狭义的滇军不存在了,广义的滇军护国精神却没有消失。 还有就是黄埔军校初建的时候,从云南讲武堂广州分校借去了全套讲义和大部教师,其中就有叶剑英,当时就有人说黄埔不过是讲武堂的黄埔分校。 滇军60军长春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在朝鲜战争第一个攻入汉城,这也是自1840年以来我军第一个打进别国首都,现在守卫西藏的陆军52旅就是这只军队的浓缩。 桂系军阀 西南地区军阀派系之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集团。控制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主要人物有陈炳琨。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等。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1913年又兼任民政长,将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打着“桂人治桂”旗号,独揽广西军政大权。 1916年3月乘护国战争之机,宣告广西独立,并向湖南进军。7月派兵入广东,继而任广东督军。次年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属谭浩明、陈炳■分别任广西和广东督军。从此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把桂军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派军事势力。 1917年7月,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国会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时,陆荣廷等桂系军阀一面利用护法名义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一面又与吴佩孚等直系势力暗中谋和,并利用政学会分子等国会议员,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出广东,把持了军政大权。1920年8月驻闽粤军在孙中山号召下,回师广东,到10月下旬,桂军战败退出广东。次年6月,孙中山动员粤、滇、黔、赣各军入桂讨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战,粤滇各军占领南宁和桂林,陆荣廷逃往上海。1922年陆荣廷的旧部林俊廷、韩彩凤等利用陈炯明叛变的时机,以“自治军”的名义,占据广西的城邑和要地。9月陆荣廷回龙州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次年12月又进南宁就任“督理广西军务”,企图恢复旧桂系的统治。但此时桂系内部分裂加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广东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广西人民也掀起了反军阀的斗争。驻在梧州一带的桂军首领李宗仁和黄绍竑,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领导,分别就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和“定桂军总指挥”的职务,通电讨陆,率部于6月占领南宁和左右江各县。不久陆荣廷再次通电下野,逃离广西。次年沈鸿英部也在桂林等地被击溃。至此,以陆荣廷为首领的桂系军阀统治结束。 新桂系 旧桂军将领刘震寰曾率部参加驱逐陈炯明,留驻广东境内,并把持了一部分军政和税收大权。1925年同滇军首领杨希闵发动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6月中旬被广东革命军队消灭。此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的桂军长期统治广西,并以这里为据点与蒋介石等争夺统治权,被称为“新桂系”,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之一。 晋系军阀 晋系,民国军阀派系之一,占据山西,20世纪上半叶,晋系军阀集团统治山西38年之久。于其他军阀类似,和当时的北洋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代表人物阎锡山就曾拥戴袁世凯称帝。 代表人物﹕ 阎锡山 傅作义
参加的主要战役﹕中原大战 抗日战争 军阀割据 【军阀历史】 以东汉末,唐末,清末最甚. 自秦以来,一直实行郡县制,汉末将刺使改州牧,在郡县的基础上又加一级行政单位,同时控制各地财政,军队。 为镇压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东汉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和地方士族豪强自行招募军队,自黄巾后,各地已呈割据之势。 黄巾之后,汉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进入军阀混战。 唐政府为防止各族的进犯,扩充军镇,设立节度使。睿宗始设,玄宗时期,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各地的节度使拥有军事,财政,监察管内州县等权力。节度使的设立导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亦导致藩镇割据,乾符二年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直接导致唐中央政权瓦解,进入军阀混战。 公元1850年洪杨之乱使清政府命令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武装。各地方部队领导人同时又兼各省督抚,在拥有兵权的同时握地方大权。如曾国藩督两江,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曾国荃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宣布脱离清政府,从此各地基本以省为单位进入军阀混战。 有此可见,军阀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政府允许养兵,二是有足够的地盘和钱养兵。军阀割据大多源于中央在面对动乱而无兵或养的兵不能打仗的情况下把权力放给地方,从而导致各地拥有军事,财政大权,导致拥兵自重。 【当时情况】 1.护国运动使袁世凯称帝梦破灭,他的统治随之结束。但护国运动并未能动摇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北洋军阀仍控制着北京中央政府。 2.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公开分裂成许多派系,其中主要的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与此同时,原先依附于北洋军阀的各地军阀也纷纷裂土称雄,分别把持着或大或小的地方。这些不同派系的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自己占据的地盘,进行着连年不断的纷争,并引发出战争。讲述这部分内容,应把课本上的《主要军阀割据形势表》与《北洋军阀割据形势示意图》放大用投影打出或挂出。 3.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关。因当时的中国经济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各个地方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这为军阀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它们分别在中国扶植各派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样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也就促进了中国各派军阀的割据纷争。 4.政局的动荡,军阀的割据、纷争乃至混战,使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讲述时可把课文里的《军阀割据混战造成的一些后果》用投影片打出,或用小黑板挂出。插图对学生不作要求。 【军阀混战】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10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棋瑞率兵讨伐,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1918年秋,组成以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新国会,史称安福国会.皖系又利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任总统,压制直系军阀,以便实行一系专制.皖系武力统一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也为直系将领所反对.直皖军阀的权力争夺日益加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 ,曹锟,吴佩孚继为首领.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地盘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北洋军阀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冯死后国璋到北京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直系的基本势力. 直系在英,美支持下,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l8年8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的职权.次年12月冯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1920年7月同奉系首领联合发动了直皖战争,打败了皖系军队,与奉系一起控制北京政府.直皖战争后,直奉之间因在地盘和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导致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仍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驱逐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策动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出广东.同时派杨森督川,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1923年吴佩孚制造了"二七"惨案.6月曹锟在京驱逐黎元洪,10月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直系由此而声名狼藉,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逃.1925 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政权实际上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控制.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跃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首领.1925年10月,组织浙,闽,苏,皖,赣5省联军,自任总司令,以东南5省首领自居.吴佩孚乘机到汉口自称苏,浙,鄂,赣,川等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重新纠集直系势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拥有兵力约20万人,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拥有兵力约20万人,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张勋复辟】 1917年7月清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12天的事件. 由于这次事件是张勋一手策划,史称张勋复辟. 张勋(1854~1923),原是清代的江南提督.中华民国成立后,他率领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 表示效忠清室,所部故称辫子军.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 提拔为长江巡阅使, 统率两万军队驻扎徐州一带.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 张勋遂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 1917年5月,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争端. 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带领3000军队于6月14日入京. 30日晚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恢复清帝国.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 率领康有为等群党, 拥12岁的傅仪登极.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 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消息传出,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 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通电,要求讨伐张勋. 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援, 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张的军队一触即溃, 7月12日,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段祺瑞于7月14日到北京,重新执政. 【护法运动】 亦称"护法战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孙中山发表《讨逆宣盲》,号召护法. 段祺瑞重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拒绝恢复国会,实行《临时约法》. 孙中山发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号召,率驻沪海军到广东,与西南军阀联合. 8月,孙中山召集离京南下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遂称国会非常会议 或"非常国会",决定成立护法军政府. 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领导滇军,粤军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 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事进攻,曾击败进入湘,川的北洋军. 1918年5月,孙中山在桂系军阀陆荣廷排挤下辞职赴沪.护法军政府成为南方军阀的政权, 并向北洋军阀靠拢,酝酿南北议和,护法运动遂告失败. 三大军阀 三大军阀: 军阀割据时期的三大军阀是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孙传芳的皖系军阀、吴佩孚的直系军阀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熗十万支、机熗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1 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干将。1923年1月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年江浙战争中,出兵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理。1925年奉浙战争中打 败奉军,占据沪、苏、皖一带,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在江 西战场为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与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联合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又 失苏皖地盘,8月反攻南京,在龙潭兵败。1928年逃往沈阳,后避往大连、天津。1925年11 月被施剑翘为报父仇击毙。 张作霖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后,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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