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地坐、垂腿坐以及缠足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很多年前，就有人讨论这两句诗中的“床”究竟是什么。以前有人解释说，这个床是井台上的栏杆，而不是睡觉的床。后来又有人解释说，这个床是折叠凳。后一种说法由于马未都先生在《百家讲坛》说家具收藏而广泛传播。马未都先生用北方话说，这个“床”是指“马扎”。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床不是睡觉用的床。马未都先生广泛传播的这一观点是对的，反驳马未都先生的意见不够充分。
简单来说，李白“静夜思”中的这两句诗，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而缓慢的变化。中国人以前是席地而坐的，现在是坐在凳子上，也叫垂腿而坐，当今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垂腿坐。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马未都先生结合古代家具式样的变化指出，唐代，凳子、椅子之类开始在中国出现，到宋代基本已经普及，这个说法大致也是正确的。其原因是，唐代开通西域后，中外交往给中国带来很多新东西，其中就包括凳子、椅子，以及很多中土之外的外国人，从而渐渐改变了中国人一个长达数千年的习惯。
但是，为什么这个变化会在当时的中国发生？如果没有对比参照，我的这个问题会显得很突兀。所谓对比参照，是中国的两个邻国，韩国和日本。日本与韩国原先同中国人一样，是席地坐的，也叫跪坐。至今，他们依然保持了跪坐的传统和习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发生了“坐式”的变化，而在日本和韩国却没有？是因为凳子、椅子没有传到日本吗？我们知道，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很多“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日本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日本人已经开始使用椅子。日本的“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唐代中叶到南宋中叶（西元794-1192），因此，日本遣唐使显然也把当时中国正在出现的凳子、椅子带到了日本。然而，两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中国人后来彻底改变了“坐式”，日本至今都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参照，我们对于中国的改变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只说它是一个历史现象罢了。如果看到了日本、韩国的参照，那么同一个流行造成不同的结果，应该有不同的原因。包括马未都先生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很少有人对此问题发表过意见。我试着给出一个解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凳子、椅子大致在唐代出现于中国，应该是不错的。然而，改变中国人的“坐式”习惯，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凳子、椅子刚在唐代出现的时候，使用并不很普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振教授认为，唐代出现的凳子、椅子，在后来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尊长、老人、病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特殊需要者使用的工具，在当时的正式场合，中国人依然采用席地坐。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席地坐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以前，中国人是跪坐，但是，唐代之后的五代时期，跪坐已经改变了。五代时期有一副著名的画，名叫《韩熙载夜宴图》，从中可以看到，那时候的人们以盘腿坐为主。盘腿坐的流行，可能是凳子、椅子出现后，席地坐依然是正宗，两者结合的结果。因此，基本可以说，从五代到北宋初期，跪坐和盘腿坐的习惯依然被保持，尤其在正式场合，它还是常规的“坐式”。从皇帝出行的仪仗看，北宋末年，椅子已经成为必备物。南宋中前期的诗人陆游曾经记载：“徐敦立言，往日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从这段描述看，北宋末年男人坐椅子应该已经普及，但是，女人坐椅子，依然被讥笑。而到陆游所在南宋中前期，女人坐椅子也已经很正常了。
由此，我们看到从席地坐到垂腿坐的一个重要变化时期，就是北宋。在这个时期的某个重要原因，导致凳子、椅子在民众中间开始流行。我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以前简单说过“免役法”。王安石变法中还有一项不太被人注意，叫做“保马法”。北宋经常面临北方民族的战争，马匹是当时重要的战争物资。起初战马由官府统一饲养，但是，成效不好。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做好充分战争准备，便实行了“保马法”。所谓“保马法”简单来说就是，由老百姓广泛养马，每家每户养几匹，政府采取收购、免税等补贴措施。王安石下台后，仅当时的开封府，老百姓养马就达到6000匹。因此，我认为，“保马法”使得马匹在中原百姓生活中大量出现，是导致席地坐向垂腿坐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再对照日本，就会看到这个转变在日本没有出现的原因。日本很早以前也引进了蒙古马，但是，一直到近代日本引进“洋马”之前，日本的本地马大多属于矮马或中型马，负重能力较差。而且，由于日本的地理原因，马匹在日本本土内部战争中的使用并不普遍，因此，养马在当时的日本也不普及。日本对马匹的热情，基本上是在明治维新后，引进“洋马”的结果。由此，我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保马法”使得养马在当时中原地区的老百姓中开始普及，是造成垂腿坐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因为，骑马就是垂腿坐。而日本、韩国等，由于没有养马的广泛普及，因而，没有大范围地改变传统的“坐式”。
但是，这种猜想还必须解释一个问题。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提倡“胡服骑射”。汉武帝时期，为了对付匈奴的战争，马匹也受到汉朝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何那时候没有导致“坐式”的改变？偏偏到了宋朝才发生改变？我认为，赵武灵王时期，北方部分可以养马的地区还在汉人的掌握之中，对于赵国来说，养马主要集中在北方农耕区和游牧区相交接的范围，同时，还能大量向游牧民族购买马匹，因此，养马没有在中原地区普及。汉武帝时期，买马依然可行。而且，那时候养马是政府的军事政策，没有广泛交给百姓，汉朝的地域疆界比宋朝大，汉代官方养马的地区没在宋朝的控制范围内。宋朝没能控制北方适宜养马的大片领土，购买马匹的渠道也被阻碍。宋朝官府不得不在中原地区养马，效率也不高，因而，不得不发动中原百姓养马。与之相对照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引入“洋马”，引发对马的热情，也没有在老百姓中普及养马，而是集中性地、工业化地养马，因而没有彻底改变日本人跪坐的习惯，只是让跪坐和椅子同时流行而已。
这个猜想性的解释，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与养马在中原地区普及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中原妇女开始裹小脚。隋唐五代时期，包括以前，中国的女性是不裹小脚的。关于缠足的流行，以前的常见说法认为，裹小脚是宋明理学的后果。实际上，理学家并没有主张裹小脚。缠足兴起于北宋时，理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流派。因此，我认为，缠足的流行与理学无关，很可能与北宋时期马匹在中原的普及有关。宋代记载，当时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而不是像后世那样弓弯。宋朝当时的这种裹脚法名字就叫“快上马”，与后来畸形的小脚审美毫无关系。因此，我认为，裹脚最早开始在北宋流行，是因为妇女也开始流行骑马，也许只是为了郊游、出行之类的消遣。为了让不习惯骑马的汉族女性在马背上坐稳，人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鞋子，当时叫做“错到底”，这种鞋子像今天的尖头皮鞋，头部比较尖锐，方便妇女把脚伸入马镫，同时也可能伴随对脚的某种裹法，类似绷带，目的是妇女骑马踩马镫的时候，对脚起到保护作用。后来，这种中原妇女的时尚习惯，在南宋时被带到南方。很少骑马的南方人不明就里，把这个习惯变成了后来的缠足。当然，这个猜想要能得到证实，还需要从史料和考古发现中寻找更多的证据。
简单来说，李白“静夜思”中的这两句诗，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而缓慢的变化。中国人以前是席地而坐的，现在是坐在凳子上，也叫垂腿而坐，当今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垂腿坐。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马未都先生结合古代家具式样的变化指出，唐代，凳子、椅子之类开始在中国出现，到宋代基本已经普及，这个说法大致也是正确的。其原因是，唐代开通西域后，中外交往给中国带来很多新东西，其中就包括凳子、椅子，以及很多中土之外的外国人，从而渐渐改变了中国人一个长达数千年的习惯。
但是，为什么这个变化会在当时的中国发生？如果没有对比参照，我的这个问题会显得很突兀。所谓对比参照，是中国的两个邻国，韩国和日本。日本与韩国原先同中国人一样，是席地坐的，也叫跪坐。至今，他们依然保持了跪坐的传统和习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发生了“坐式”的变化，而在日本和韩国却没有？是因为凳子、椅子没有传到日本吗？我们知道，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很多“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日本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日本人已经开始使用椅子。日本的“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唐代中叶到南宋中叶（西元794-1192），因此，日本遣唐使显然也把当时中国正在出现的凳子、椅子带到了日本。然而，两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中国人后来彻底改变了“坐式”，日本至今都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参照，我们对于中国的改变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只说它是一个历史现象罢了。如果看到了日本、韩国的参照，那么同一个流行造成不同的结果，应该有不同的原因。包括马未都先生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很少有人对此问题发表过意见。我试着给出一个解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凳子、椅子大致在唐代出现于中国，应该是不错的。然而，改变中国人的“坐式”习惯，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凳子、椅子刚在唐代出现的时候，使用并不很普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振教授认为，唐代出现的凳子、椅子，在后来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尊长、老人、病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特殊需要者使用的工具，在当时的正式场合，中国人依然采用席地坐。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席地坐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以前，中国人是跪坐，但是，唐代之后的五代时期，跪坐已经改变了。五代时期有一副著名的画，名叫《韩熙载夜宴图》，从中可以看到，那时候的人们以盘腿坐为主。盘腿坐的流行，可能是凳子、椅子出现后，席地坐依然是正宗，两者结合的结果。因此，基本可以说，从五代到北宋初期，跪坐和盘腿坐的习惯依然被保持，尤其在正式场合，它还是常规的“坐式”。从皇帝出行的仪仗看，北宋末年，椅子已经成为必备物。南宋中前期的诗人陆游曾经记载：“徐敦立言，往日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从这段描述看，北宋末年男人坐椅子应该已经普及，但是，女人坐椅子，依然被讥笑。而到陆游所在南宋中前期，女人坐椅子也已经很正常了。
由此，我们看到从席地坐到垂腿坐的一个重要变化时期，就是北宋。在这个时期的某个重要原因，导致凳子、椅子在民众中间开始流行。我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以前简单说过“免役法”。王安石变法中还有一项不太被人注意，叫做“保马法”。北宋经常面临北方民族的战争，马匹是当时重要的战争物资。起初战马由官府统一饲养，但是，成效不好。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做好充分战争准备，便实行了“保马法”。所谓“保马法”简单来说就是，由老百姓广泛养马，每家每户养几匹，政府采取收购、免税等补贴措施。王安石下台后，仅当时的开封府，老百姓养马就达到6000匹。因此，我认为，“保马法”使得马匹在中原百姓生活中大量出现，是导致席地坐向垂腿坐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再对照日本，就会看到这个转变在日本没有出现的原因。日本很早以前也引进了蒙古马，但是，一直到近代日本引进“洋马”之前，日本的本地马大多属于矮马或中型马，负重能力较差。而且，由于日本的地理原因，马匹在日本本土内部战争中的使用并不普遍，因此，养马在当时的日本也不普及。日本对马匹的热情，基本上是在明治维新后，引进“洋马”的结果。由此，我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保马法”使得养马在当时中原地区的老百姓中开始普及，是造成垂腿坐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因为，骑马就是垂腿坐。而日本、韩国等，由于没有养马的广泛普及，因而，没有大范围地改变传统的“坐式”。
但是，这种猜想还必须解释一个问题。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提倡“胡服骑射”。汉武帝时期，为了对付匈奴的战争，马匹也受到汉朝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何那时候没有导致“坐式”的改变？偏偏到了宋朝才发生改变？我认为，赵武灵王时期，北方部分可以养马的地区还在汉人的掌握之中，对于赵国来说，养马主要集中在北方农耕区和游牧区相交接的范围，同时，还能大量向游牧民族购买马匹，因此，养马没有在中原地区普及。汉武帝时期，买马依然可行。而且，那时候养马是政府的军事政策，没有广泛交给百姓，汉朝的地域疆界比宋朝大，汉代官方养马的地区没在宋朝的控制范围内。宋朝没能控制北方适宜养马的大片领土，购买马匹的渠道也被阻碍。宋朝官府不得不在中原地区养马，效率也不高，因而，不得不发动中原百姓养马。与之相对照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引入“洋马”，引发对马的热情，也没有在老百姓中普及养马，而是集中性地、工业化地养马，因而没有彻底改变日本人跪坐的习惯，只是让跪坐和椅子同时流行而已。
这个猜想性的解释，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与养马在中原地区普及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中原妇女开始裹小脚。隋唐五代时期，包括以前，中国的女性是不裹小脚的。关于缠足的流行，以前的常见说法认为，裹小脚是宋明理学的后果。实际上，理学家并没有主张裹小脚。缠足兴起于北宋时，理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流派。因此，我认为，缠足的流行与理学无关，很可能与北宋时期马匹在中原的普及有关。宋代记载，当时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而不是像后世那样弓弯。宋朝当时的这种裹脚法名字就叫“快上马”，与后来畸形的小脚审美毫无关系。因此，我认为，裹脚最早开始在北宋流行，是因为妇女也开始流行骑马，也许只是为了郊游、出行之类的消遣。为了让不习惯骑马的汉族女性在马背上坐稳，人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鞋子，当时叫做“错到底”，这种鞋子像今天的尖头皮鞋，头部比较尖锐，方便妇女把脚伸入马镫，同时也可能伴随对脚的某种裹法，类似绷带，目的是妇女骑马踩马镫的时候，对脚起到保护作用。后来，这种中原妇女的时尚习惯，在南宋时被带到南方。很少骑马的南方人不明就里，把这个习惯变成了后来的缠足。当然，这个猜想要能得到证实，还需要从史料和考古发现中寻找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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