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原因
在明朝中后期，我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安平乐道"已经不再成为士人的人格理念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弃儒就贾，成为当时商业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但究其原因，有很多种，正是在诸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使士人经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将从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中寻求促成士人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系列原因并进行扼要的分析。
一
特定社会下的社会思潮必定对此社会的风气和世人的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思潮有了很大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的变化，这无疑对士人的守旧心理也是一次重要的冲击。
可以说明代中后期以后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根本上摧毁了士人的"轻商"的心理防线，且看明朝中后期，在社会思潮上起重要作用的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一个思想派别--泰州学派，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学派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但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对自我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它与明代中后期因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观念的变革潮流是相一致的，并在促进这种观念变革走向深入和普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他的"格物论"，时称之为"淮南格物"。而强调个体的生存权利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的"保身爱人"说，又是"淮南格物"中最具特色的内容。王艮认为个人与国家同等重要。他对《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的解释很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修身就是立本，而立本也就是为了修身。由于入仕做官有时会导致"害身"的结果，所以王艮对做官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在"保身"的基础上，王艮又进一步提出"爱人"的主张，并把"爱"视作维系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他因此认为皇帝是从百姓中产生的，与百姓没有什么区别。[1] (p.543-544)也就是说，人与人都是生来平等的。这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爱应该是有等级和差别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背叛，也有利于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反思。
以上的所列举的王艮的"保身"、"安身"的说法，是强调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的必要性。给了"人欲"以应有的地位。其后学者对"人欲"有了更大的发展。如王栋反对遏人欲，他认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圣门有用来遏制人欲的教法。在这点上，何心隐更是大加发挥，他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2] (p.40)"声色、臭味、安逸之乘于耳目鼻口四肢……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2] (.p.19)由此可知，他实际上把人欲与天性等同起来了，赋予了人的物质欲望以很高的地位和价值。被称为儒教的叛逆者的泰州学派的后学李贽对"人欲"的价值也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3] (p.4)他还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天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4] (p.544)其中的"私"是自然之理，是推动人们勤勉进取的内在动力，就是所谓的"圣人"，没有心中的"私"的支撑，也不会有所作为，所以他认为治国的人只有顺应人皆有私的自然之理，社会才能安宁。虽然他们的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但客观上扩大了世人的思维空间，有利于新旧思维的更新。
以上的泰州学派通过"人欲"的张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追求财富和私利的社会新思潮提供了强有力地理论依据。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士人最终摆脱"儒学"的束缚，选择经商提供了理论参考，成了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从另一方面，即历史上对商业的传统看法来看，以前历来的统治者和儒家都很"重农抑商"，将商贾置于"末流"和"市井小人"的地位而不屑为伍。宋儒的"四民"之分，士、农、工、商，以"士"为首，以商为末。然而，自明代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明代知识分子对商业和商贾的看法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明代大儒王守仁所谓只要心体不累，就是天天做买卖，也不影响他成为贤人。他还认为四民虽异业但同道。隆庆、万历时的宰辅张居正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商业不能互通，对农业也不利，农业就会歉收；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启蒙思想家李贽对商人也寄以同情，他认为商人没有可鄙的地方，他们既要拿出数万的资本，冒很大的风险，还受官吏的侮辱，在市场上还要忍受诟骂，可以说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的回报却少得可怜。这都反映了传统四民观念的动摇及新的四民观念的确立。从而为一般儒者弃儒就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因为以上诸因素的存在，使得明代士人首先从意识上强化了经商的概念，鼓励了弃儒就贾的行动，有利于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掀起一股士人弃学经商的热潮。
二
社会风气必然对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对士人经商也有很大的诱惑作用。明朝中后期封建同统治机构瘫痪，过去那种凭人的穿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他用的物品而可以看出其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制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当时江南一带衣丝蹑缟的人很多，而布服菲履的人很少，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购买；杭州人好游玩；广东人厚宴；山东人连饮食器用和婚丧游宴，都与旧俗不一样。富者之间斗富，敦厚俭朴的人遭窘笑，华奢相高衍为风气。如《博平县志》所说，"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5] (p.103)由此可见，全国上下，世风日下，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明朝中后期几遍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几乎掀起了拜金主义的盲潮，体现于当时的社会各个角落。
例如嘉靖时苏州人蔡羽在其《辽阳海神传》中曾介绍了徽州的商俗。按照当地的习惯，外出经商者 ，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回来后，其妻子、儿女、亲友、乡族首先看他的收获多少，赚的钱多的人自然受到称赞和尊敬，而赚钱少或者不赚钱的则受到冷遇或被人嫌恶。
这种风气不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情世态。据《歙县志》记载：嘉靖、万历年间歙县的风气是"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6] (p.88)这正是由凭赚钱的多少来判定贤与不屑的价值标准的影响的结果。在金钱的支配下，人们不惜血缘上的感情和联系，甚至以牺牲宗法关系为代价，作出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事情。
这种"求利"的风气给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河北宝坻小镇林亭过去曾经家弦户诵，大约有专馆延师教读者十数家，即附近村庄，多习儒业，故入胶庠，食禀饩，贡成均者，概不乏人。七十年来，渐式微矣。"[7] (p.37)世人对文化的淡化，对赖之以生存的士人来讲无非是一种打击，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士人斯文扫地，他们意识到没有经济地位便不能让人仰慕，于是"重财尚利"便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析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原因（二）
除了上述两种因素导致士人经商外，还有以下诸多原因，现一一列举如下并加以浅要的分析：
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发展和士人弃儒经商也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统治阶层中垂涎工商之利，去经营工商业的缙绅大夫不胜枚举。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玠家里蓄养了很多的织妇，到年终便将丝织物拿到市场参与买卖；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地有十多家；大官僚王世贞家里也有大量的典当在外，每年得利很多。即使是皇家，亦广开皇店，与民间商贾争利。皇家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只要能赚钱敛财，他们也顾不得什么体统了。但是无论怎样，这一切从客观上也刺激了部分士人的经商积极性。 明代的科举制度对士人经商也有重要影响，明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教化与文化控制的目的，广建官学并放松了对入学及科举资格与身份的限制，这一方面导致了求学人数的增加与士群体的扩大，由于学校体系的相对开放，极大的改变了明代"士"阶层的社会构成，出身于中、下层庶民家庭的子弟日渐占据了主体地位，明代中叶之后开始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平民文人的兴起便是极好的例证。顾炎武也曾认为晚明"生员"中约有十分之七是依靠这一身份来达到"保身家"的目的的。明代生员虽享有一定的经济特权，但决达不到富家兴族的地步。而出身于豪宦富家的子弟凭借"权"、"钱"是无须依靠这种卑微的身份来"保身家"的。因此，这十分之七的生员应当是出身于中、下层家庭。因为只有他们才最需要依靠这样一种身份来庇身保家的，这也注定了明代中后期士人生计日窘的基本格局与趋势。关于士人贫困的问题后面的内容还要详细的谈到。另外，由于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也出促动了社会等级观念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身份标准向四民之中，只有士是最尊的，但没成就的士人连农民和商人也不如的标准的转化，表面上看来这种等级标准将"士"摆在了首位，但这只是基于"士"科举成功前提之下的，作为那些"无成"或"尚未有成"之士，正因为生计维艰与生活的贫困才在这种功利化的社会观念中排在了农、贾之后。毕竟进入仕途可以食禄于君者只有十分之一。而对大多数仕途无望者来说，治生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于是弃儒就贾就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
明代实行的捐纳制度，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途，同时对知识分子也颇具有吸引力。这也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原因。有钱即可以捐官。"凡文武擢升，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8] (p.5540)对于那些想做官而又囊中羞涩的知识分子来说，先筹集一笔钱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筹集经费，"就贾"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捐纳制度的推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了"曲线入仕"的道路，欲入仕，先经商。以至于古代士之子才能恒为士，后世商人的子女才能入仕，造成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的局面。
明代中后期士人自身的穷困是造成他们经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伤者，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士人生计的困窘与贫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本不足以为奇，但在明代却有了普遍化的趋势。士人生计的贫困化在明代初叶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中叶以后，尤其晚明日渐显露出来。明朝有士人曾对明朝时候的贫困程度与古代相比较时说了大致意思的一句话，就是古人穷是以不举火为奇怪，现在明朝的穷是以举火为奇怪。这话虽不无调侃，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士"对其生活日渐贫困化的一种敏锐感应。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也可以从明代政府采取的某些行为和举措中得到很好的印证。例如明代的学田本来是为供官学师生祭祀、俸禄以及笔札之用，但在明中叶以后却出现了许多专门用于资助贫士问学的学田。尽管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与当时吏治的腐败，使这些"以赡贫士"为目的的学田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能发挥太大功能，但它却从侧面向我们反映出了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以及士人的贫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的事实。但是明朝政府的政策与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被动性，它一般只对业已发生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的事物或事件采取措施，倘若明代士人的生活的贫困程度与普遍化维持在其先前的水平与状况，并且未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的话，明朝政府是不会如此竭力"以赡贫士"的。对于士人的贫穷，江苏昆山人龚炜也曾抱怨，"士贫难为工"，[10] (p.135)他说："国有四民，农、工、商皆自食其力，士则取给于三者，得食较逸，然舌耕笔畦，短褐不完，往往视三者为更苦"。[10] (p.88)当时吴下有谚，"穷不读书，富不教学"。[11] (p.53)"盖穷人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育，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矣，此固势所不能也"。[11] (p.53)经济上的保障是人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正因为广大士人的穷困潦倒，才使他们将生计问题置于读书之前，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极世俗的又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谋生出路--经商。值得注意的是，士人经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完全的放弃他们的学业，有的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继续他们的仕途梦。
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上述的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士人在当时的明代特有的社会背景下而迫不得已的化被动为主动的做法。也是一种适应客观形势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士人弃学经商现象的产生有很大的客观性。而我们所看到的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现象正是在诸多主客观原因的共同支配下而形成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一
特定社会下的社会思潮必定对此社会的风气和世人的思维支配下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思潮有了很大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的变化，这无疑对士人的守旧心理也是一次重要的冲击。
可以说明代中后期以后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根本上摧毁了士人的"轻商"的心理防线，且看明朝中后期，在社会思潮上起重要作用的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一个思想派别--泰州学派，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学派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但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对自我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它与明代中后期因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观念的变革潮流是相一致的，并在促进这种观念变革走向深入和普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他的"格物论"，时称之为"淮南格物"。而强调个体的生存权利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的"保身爱人"说，又是"淮南格物"中最具特色的内容。王艮认为个人与国家同等重要。他对《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句的解释很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修身就是立本，而立本也就是为了修身。由于入仕做官有时会导致"害身"的结果，所以王艮对做官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在"保身"的基础上，王艮又进一步提出"爱人"的主张，并把"爱"视作维系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他因此认为皇帝是从百姓中产生的，与百姓没有什么区别。[1] (p.543-544)也就是说，人与人都是生来平等的。这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爱应该是有等级和差别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背叛，也有利于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反思。
以上的所列举的王艮的"保身"、"安身"的说法，是强调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的必要性。给了"人欲"以应有的地位。其后学者对"人欲"有了更大的发展。如王栋反对遏人欲，他认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圣门有用来遏制人欲的教法。在这点上，何心隐更是大加发挥，他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2] (p.40)"声色、臭味、安逸之乘于耳目鼻口四肢……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2] (.p.19)由此可知，他实际上把人欲与天性等同起来了，赋予了人的物质欲望以很高的地位和价值。被称为儒教的叛逆者的泰州学派的后学李贽对"人欲"的价值也作了很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3] (p.4)他还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天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4] (p.544)其中的"私"是自然之理，是推动人们勤勉进取的内在动力，就是所谓的"圣人"，没有心中的"私"的支撑，也不会有所作为，所以他认为治国的人只有顺应人皆有私的自然之理，社会才能安宁。虽然他们的目的还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但客观上扩大了世人的思维空间，有利于新旧思维的更新。
以上的泰州学派通过"人欲"的张扬，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追求财富和私利的社会新思潮提供了强有力地理论依据。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士人最终摆脱"儒学"的束缚，选择经商提供了理论参考，成了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从另一方面，即历史上对商业的传统看法来看，以前历来的统治者和儒家都很"重农抑商"，将商贾置于"末流"和"市井小人"的地位而不屑为伍。宋儒的"四民"之分，士、农、工、商，以"士"为首，以商为末。然而，自明代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明代知识分子对商业和商贾的看法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明代大儒王守仁所谓只要心体不累，就是天天做买卖，也不影响他成为贤人。他还认为四民虽异业但同道。隆庆、万历时的宰辅张居正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认为只有通过商业互通有无，才有农业的正常生产，商业不能互通，对农业也不利，农业就会歉收；反过来农业不好就不能来支持商业，商业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所以他认为农商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启蒙思想家李贽对商人也寄以同情，他认为商人没有可鄙的地方，他们既要拿出数万的资本，冒很大的风险，还受官吏的侮辱，在市场上还要忍受诟骂，可以说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的回报却少得可怜。这都反映了传统四民观念的动摇及新的四民观念的确立。从而为一般儒者弃儒就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因为以上诸因素的存在，使得明代士人首先从意识上强化了经商的概念，鼓励了弃儒就贾的行动，有利于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掀起一股士人弃学经商的热潮。
二
社会风气必然对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对士人经商也有很大的诱惑作用。明朝中后期封建同统治机构瘫痪，过去那种凭人的穿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他用的物品而可以看出其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制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当时江南一带衣丝蹑缟的人很多，而布服菲履的人很少，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购买；杭州人好游玩；广东人厚宴；山东人连饮食器用和婚丧游宴，都与旧俗不一样。富者之间斗富，敦厚俭朴的人遭窘笑，华奢相高衍为风气。如《博平县志》所说，"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5] (p.103)由此可见，全国上下，世风日下，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明朝中后期几遍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几乎掀起了拜金主义的盲潮，体现于当时的社会各个角落。
例如嘉靖时苏州人蔡羽在其《辽阳海神传》中曾介绍了徽州的商俗。按照当地的习惯，外出经商者 ，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回来后，其妻子、儿女、亲友、乡族首先看他的收获多少，赚的钱多的人自然受到称赞和尊敬，而赚钱少或者不赚钱的则受到冷遇或被人嫌恶。
这种风气不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情世态。据《歙县志》记载：嘉靖、万历年间歙县的风气是"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6] (p.88)这正是由凭赚钱的多少来判定贤与不屑的价值标准的影响的结果。在金钱的支配下，人们不惜血缘上的感情和联系，甚至以牺牲宗法关系为代价，作出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事情。
这种"求利"的风气给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河北宝坻小镇林亭过去曾经家弦户诵，大约有专馆延师教读者十数家，即附近村庄，多习儒业，故入胶庠，食禀饩，贡成均者，概不乏人。七十年来，渐式微矣。"[7] (p.37)世人对文化的淡化，对赖之以生存的士人来讲无非是一种打击，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士人斯文扫地，他们意识到没有经济地位便不能让人仰慕，于是"重财尚利"便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析明朝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的原因（二）
除了上述两种因素导致士人经商外，还有以下诸多原因，现一一列举如下并加以浅要的分析：
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发展和士人弃儒经商也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统治阶层中垂涎工商之利，去经营工商业的缙绅大夫不胜枚举。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玠家里蓄养了很多的织妇，到年终便将丝织物拿到市场参与买卖；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地有十多家；大官僚王世贞家里也有大量的典当在外，每年得利很多。即使是皇家，亦广开皇店，与民间商贾争利。皇家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只要能赚钱敛财，他们也顾不得什么体统了。但是无论怎样，这一切从客观上也刺激了部分士人的经商积极性。 明代的科举制度对士人经商也有重要影响，明代统治者出于社会教化与文化控制的目的，广建官学并放松了对入学及科举资格与身份的限制，这一方面导致了求学人数的增加与士群体的扩大，由于学校体系的相对开放，极大的改变了明代"士"阶层的社会构成，出身于中、下层庶民家庭的子弟日渐占据了主体地位，明代中叶之后开始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平民文人的兴起便是极好的例证。顾炎武也曾认为晚明"生员"中约有十分之七是依靠这一身份来达到"保身家"的目的的。明代生员虽享有一定的经济特权，但决达不到富家兴族的地步。而出身于豪宦富家的子弟凭借"权"、"钱"是无须依靠这种卑微的身份来"保身家"的。因此，这十分之七的生员应当是出身于中、下层家庭。因为只有他们才最需要依靠这样一种身份来庇身保家的，这也注定了明代中后期士人生计日窘的基本格局与趋势。关于士人贫困的问题后面的内容还要详细的谈到。另外，由于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也出促动了社会等级观念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身份标准向四民之中，只有士是最尊的，但没成就的士人连农民和商人也不如的标准的转化，表面上看来这种等级标准将"士"摆在了首位，但这只是基于"士"科举成功前提之下的，作为那些"无成"或"尚未有成"之士，正因为生计维艰与生活的贫困才在这种功利化的社会观念中排在了农、贾之后。毕竟进入仕途可以食禄于君者只有十分之一。而对大多数仕途无望者来说，治生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于是弃儒就贾就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
明代实行的捐纳制度，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途，同时对知识分子也颇具有吸引力。这也成了士人经商的一个原因。有钱即可以捐官。"凡文武擢升，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8] (p.5540)对于那些想做官而又囊中羞涩的知识分子来说，先筹集一笔钱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筹集经费，"就贾"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捐纳制度的推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了"曲线入仕"的道路，欲入仕，先经商。以至于古代士之子才能恒为士，后世商人的子女才能入仕，造成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的局面。
明代中后期士人自身的穷困是造成他们经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伤者，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士人生计的困窘与贫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本不足以为奇，但在明代却有了普遍化的趋势。士人生计的贫困化在明代初叶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中叶以后，尤其晚明日渐显露出来。明朝有士人曾对明朝时候的贫困程度与古代相比较时说了大致意思的一句话，就是古人穷是以不举火为奇怪，现在明朝的穷是以举火为奇怪。这话虽不无调侃，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士"对其生活日渐贫困化的一种敏锐感应。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也可以从明代政府采取的某些行为和举措中得到很好的印证。例如明代的学田本来是为供官学师生祭祀、俸禄以及笔札之用，但在明中叶以后却出现了许多专门用于资助贫士问学的学田。尽管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与当时吏治的腐败，使这些"以赡贫士"为目的的学田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能发挥太大功能，但它却从侧面向我们反映出了士人生计贫困化趋势的增强，以及士人的贫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的事实。但是明朝政府的政策与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被动性，它一般只对业已发生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的事物或事件采取措施，倘若明代士人的生活的贫困程度与普遍化维持在其先前的水平与状况，并且未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的话，明朝政府是不会如此竭力"以赡贫士"的。对于士人的贫穷，江苏昆山人龚炜也曾抱怨，"士贫难为工"，[10] (p.135)他说："国有四民，农、工、商皆自食其力，士则取给于三者，得食较逸，然舌耕笔畦，短褐不完，往往视三者为更苦"。[10] (p.88)当时吴下有谚，"穷不读书，富不教学"。[11] (p.53)"盖穷人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育，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矣，此固势所不能也"。[11] (p.53)经济上的保障是人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正因为广大士人的穷困潦倒，才使他们将生计问题置于读书之前，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极世俗的又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谋生出路--经商。值得注意的是，士人经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完全的放弃他们的学业，有的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继续他们的仕途梦。
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上述的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士人在当时的明代特有的社会背景下而迫不得已的化被动为主动的做法。也是一种适应客观形势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士人弃学经商现象的产生有很大的客观性。而我们所看到的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现象正是在诸多主客观原因的共同支配下而形成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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