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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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独爱穿越 从 学习&职场 移动到本区(201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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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酒池肉林[/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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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的帝王，多是淫暴之主，一味追求享受安乐。商代的贵族也多酗酒，据现代人分析推测，由于当时的盛酒器具和饮酒器具多为青铜器，其中含有锡，溶于酒中，使商朝的人饮后中毒，身体状况日益下降。商末帝纣，却是一个好色好酒的人，《史记·殷本纪》称：“（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后人常用“酒池肉林”形容生活奢侈，纵欲无度。商纣的暴政，加上酗酒，最终导致商代的灭亡。周代在商人的聚集地曾发布严历的禁酒令。
以酒误事误国的例子在古代不可胜数，楚恭王与晋国的军队战于鄢陵，楚国打了败战，楚恭王的眼睛也中了一箭，为准备下一次战斗，召大司马子反前来商量，子反却喝醉了酒，无法前来。楚恭王只得对天长叹，说“天败我也”。将因酒误了战事的子反杀了。只得班师回朝。
帝王因酒误事有时也是好事，如齐桓公因为醉酒，将帽子丢了，齐桓公为此事感到羞耻，于是三天都不上朝，恰逢粮荒，管仲只好自作主张，打开公家的粮仓，救济灾民。灾民欣喜若狂，当时流传的民谣说：（齐桓公）为什么不再丢一次帽子啊！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酒中之最[/size][/color][/backcolor]
人类最先学会酿造的酒:果酒和乳酒。
我国最早的麦芽酿成的酒精饮料：醴。
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黄酒和白酒。
我国最早的机械化葡萄酒厂：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我国最早的啤酒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
我国最早的酒精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
我国第一个全机械化黄酒厂:无锡黄酒厂
记载酒的最早文字：商代甲骨文。
最早的药酒生产工艺记载：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
葡萄酒的最早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麦芽制造方法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现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约三千年)古墓出土的酒，现存故宫博物院。
目前产量最大的饮料酒：啤酒。
目前国产价格最贵的酒：茅台酒。
传说中的酿酒鼻祖：杜康、仪狄。
最早提出酿酒始于农耕的人：汉代刘安《淮南子》，“清盎之美，始于耒耜”。
最早提出酒是天然发酵产物的人：晋代的江统《酒诰》。
现已出土的最早成套酿酒器具：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
现已出土的最早的反映酿酒全过程的图像：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庖厨图》画像石。
已发现的最早的蒸馏器：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
最早的酿酒规章：周代，见《礼记·月令》。
古代学术水平最高的黄酒酿造专著：北宋朱肱的《北山酒经》。
最早记载加热杀菌技术：北宋《北山酒经》。
古代记载酒名最多的书：宋代张能臣的《酒名记》
古代最著名的酒百科全书：宋代窦苹的《酒谱》。
最早的禁酒令：周代的《酒诰》。
最早实行酒的专卖：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
酒价的最早记载：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官卖酒，每升四钱。
最早的卖酒广告记载：战国末期韩非子《宋人酤酒》：“宋人酤酒，悬帜甚高”，帜：酒旗。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箪醪劳师[/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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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春秋时代，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后，为了实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略，下令鼓励人民生育，并用酒作为生育的奖品：“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越王勾践率兵伐吴，出师前，越中父老献美酒于勾践，勾践将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一起迎流共饮，士卒士气大振，绍兴现在还有“投醪河”。
类似的历史故事如《酒谱》所载，战国时，秦穆公讨伐晋国，来到河边，秦穆公打算犒劳将士，以鼓舞将士，但酒醪却仅有一钟，有人说，即使只有一粒米，投入河中酿酒，（也可使大家分享），于是秦穆公将这一钟酒倒入河中，三军饮后都醉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名贵的白酒[/size][/color][/backcolor]
锦州有大凌河、小凌河，水质优良，当然出好酒。明清酿制“烧酒”，最为驰名。尤其“东关烧锅”最是神勇。
1996年6月9日，一项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在辽宁锦州面世。人们搬迁锦州凌川酿酒总厂的老厂时，偶然在地下80厘米处发现了四个木制的酒海（古代酒的容器），酒海内竟然完好地保存着香气宜人的白酒。这些酒海以红桦构筑，长为2.62米、宽1.31米、深1.64米箱内裱糊以约1500层、内蘸以鹿血的宣纸。这些宣纸上用汉字，涝文书写“大清道光乙已年”“同盛金”、“大清国”等字样。通过这些记载及其他遗迹、文物考古专家确认这是“同盛金”酒坊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封存的，这些酒不仅命长，而且十分好喝。
“烧酒”属陈香型，色微黄，酒精度53%，理化和卫生指标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由于是贡酒，它用鹿血蘸宣纸封存，150多年的浸泡使鹿血渗入酒中，功效了得。
据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食品工艺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反复考证后认为：这批被命名为“道光二十五”清朝贡酒是世界上穴藏时间最长的白酒，它和盛酒器皿“木酒海”的发现，对中国酒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道光二十五”经多位全国著名评酒专家通过感官品评认为，该酒酒液呈微黄色，浓郁陈香，人口绵柔，醇厚细腻，后味悠长，风味独特，是白酒家族的稀世珍宝，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商品价值。
好东西谁都不放过，先是英国伦敦吉尼斯总部审核认定“道光二十五”贡酒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窖贮时间最长的穴藏贡酒，并收入吉尼斯大全。马上又在1999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首例文物级食品专场拍卖会在京成功举行。由辽宁省锦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委托中国嘉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的1000公斤“道光廿五”被组成50个拍卖标的拍卖，最后成交额达350万元。
被拍卖的100公斤“道光廿五”贡酒从500克到4公斤的不同组合，参考价从1.8万元至20万元。
在拍卖过程中，价位较低的标的拍卖十分顺利，落槌价也略高于参考价，价位较高的标的拍卖相对迟缓，没卖出去的都是这一部分。一位先生花了14.1万元买了3.5公斤3瓶装的贡酒。尽管他觉得有些贵，但冲着此酒100多年的历史，想买回去给父母尝尝，同时也满足了收藏爱好。
为使穴藏贡酒价值更高，特为其定制了由香木雕刻而成的木匣和由景德镇高级工艺美术师亲手绘制的青花红龙双耳扁壶。
本次拍卖的贡酒虽属文物，但可办理出境手续，携出国外。另外余下的贡酒作为锦州市政府的国有资产，由凌川道光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为保存。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鲁酒薄而邯郸围[/size][/color][/backcolor]
“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故事，说的是楚宣王会见诸候，鲁国恭公后到并且酒很淡薄，楚宣王甚怒。恭公说，我是周公之后，勋在王室，给你送酒已经是有失礼节和身份的事了，你还指责酒薄，不要太过份了。
于是不辞而归。宣王于是发兵与齐国攻鲁国。齐国的梁惠王一直想进攻赵国，但却畏惧楚国会帮助赵国，这次楚国有求，便不必再担心楚国来找麻烦了，于是赵国的邯郸因为鲁国的酒薄不明不白地做了牺牲品。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大的糖酒盛会[/size][/color][/backcolor]
全国糖酒交易会，享有“中国第一商贸会”之称，至今已举办了61届。1984年，由于向市场经济转换，除国家名酒外，其它糖酒商品一律满足市场。在安阳举办的全国糖酒会采取开放式办会，使各省、市、自治区糖酒公司及其他工商企业自行举展。
1990年春，在石家庄举办的糖酒会因参会的工商企业较多，就实行集中布展形式的糖酒会，自此便成为公开的江湖英雄大会，不少企业为之殚精竭虑，都想在这个舞台上名扬天下，成为大腕，广招财源。
多年来，参会企业之多，交易数额之高，令不少企业为之殚精竭虑，都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好这出戏。不少企业也由此名扬天下，成为名牌企业，财源随之滚滚而来。
99年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大连举行。参会企业3400多家。10万客商云集，大多是酒企业，从铺天盖地的酒广告中即可窥其一斑。在白酒中，众多高档品牌酒得到众多参会者的首肯。其中茅台、五粮液、宁城老客表现不俗。啤酒、葡萄酒与白酒仍呈三足鼎立之势，雄踞市场。
参展的各路豪杰，更加注重内功修炼。国产葡萄酒依然醉红一片，显现出勃勃生机；啤酒行业仍旧如火如荼，以龙头企业开始走跨地域，低成本的扩张之路。一些名酒延伸出的品牌，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在本届的秋交会上，酒类成交额为75.70亿元。
糖酒会之最：
最早举办糖酒会的城市北京1995年
最早设展的糖酒会上海1964年
成交额最高的糖酒会郑州市1977年秋135.62亿元
举办糖酒会最多的城市成都12次
最早实行集中布展的糖酒会石家庄1990年春
第一次采用“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名称的糖酒会郑州1990年秋
最早的糖酒会研讨会郑州1988年
最早采取开放式办会的糖酒会安阳1984年秋
最早集中在一个会场布展的糖酒会成都1988年
参会人数最多的糖酒会长沙1995年秋14万人
最早进入糖酒会的外企瑞士雀巢公司
最先突破百亿元的糖酒会成都1994年春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鸿门宴[/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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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王朝的部队，刘邦先破咸阳（秦始皇的都城），但刘邦兵力不及项羽，项羽大怒，派当阳君击关，项羽入咸阳后，到达戏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季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拨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只好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且不避，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樊哙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壁一双，并向大将军（亚父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壁，气得范增却拨剑将玉斗撞碎。后人将鸿门宴喻指暗藏杀机。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古的中山王酒[/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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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河南省平山县地区发掘战国时中山王的墓。在整理出土文物时，发现有两个装有液体的铜壶，这两个铜壶分别藏于墓穴东西两个库中。外形为一扁一圆。东库藏的扁形壶，西库藏的圆形壶。两个壶都有子母口及咬合很紧的铜盖。该墓地势较高，室内干燥，没有积水痕迹。发掘人员当场将这两个壶的生锈的密封盖打开，发现壶中有液体，一种青翠透明似现在的竹叶青；另一种呈黛绿色。出土时，两壶都锈封的很严密，启封时，酒香扑鼻。这两种古酒竟能储存二千多年，至今不坏，证明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221年），我国的酿酒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故宫博物院于1978年10月委托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鉴定。11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派人去故宫博物院取样鉴定。从外观察，两个壶整体完好，并不渗漏。首先将东库的扁形壶打开，开盖时有特殊气味，其壶内液体未满至壶口，壶壁没有液体下降的痕迹，液体呈浅翡翠绿色，透明，有很多像泥土状的棕色沉淀物。壶底有少量的铜锈块。壶中有一块直径大约 5厘米呈扁椭圆形鸭蛋状的固状物；将西库圆壶打开，开盖时也有特殊气味，壶内液体也未至壶口，但壶壁上有液体下降5厘米的痕迹。液体呈黛绿色，发暗，不太透明。壶底有很多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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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员用虹吸法将两壶内的液体分别转移到玻璃瓶内。并用广口瓶提取部分样品到化验室进行查验。12月完成鉴定，综合分析为：
1、两壶液体均含有乙醇；2、液体的沉淀物很多，不是蒸馏酒；3、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4、含氮量较高，含有乳酸、丁酸。确定氮是属于动物性或植物性蛋白物质。
根据化验结果，判定该液体为奶汁或谷物酿造的酒。有些专家认为是一种配制酒，因壶中鸭蛋形固状物是人为加进去的，作为药材或香源在酒中进行浸渍泡制。
总之，无论中山王酒是奶汁酒还是谷物酒或是配制酒，它是我国也是世界是现存最古老的酒。距今已有2200余年之久。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汉高祖醉斩白蛇[/size][/color][/backcolor]
秦始皇末期，刘邦（汉高祖）做亭长时，往郦山押送劳工，但在路上，劳工大多在路上死亡，到了丰西泽中，将劳工放走，结果只有十来个壮士愿意跟随刘邦。夜中，刘邦喝醉了酒，令一人前行，前行者回报道，前面有一条大蛇阻挡在路上。请求让我们回来。刘邦正在酒意朦胧之中，似乎什么也不怕，说:是壮士的跟我来，怕什么!由是勇往直前，刘邦挥剑将挡路的大白蛇斩为两段，路开通了，走了数里路，刘邦困了，倒头就睡着了。有一老妇人在蛇被杀死的地方哭，有人问哭的原因，老妇人说，有人将我儿子杀死了，有人又问，何以见得你儿子被杀? 老妇人说，我的儿子，就是化成为蛇的白帝子，因挡在路上被赤帝子所斩。后来有人将此事告诉刘邦，刘邦听后暗自高兴，颇为自负。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早酿酒用曲的国家[/size][/color][/backcolor]
不是随便什么东西烂了都能叫酒的。酿酒有两个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一是淀粉糖化，二是酒精发酵。这两个过程必须由糖化菌，酵母菌来进行。微生物多了去了，能出酒的不多，培养出来更不容易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武丁时期就已掌握了微生物“霉菌”生物繁殖的规律，已能使用麦芽、谷芽制成蘖，作为糖化发酵剂酿醴，使用谷物发霉制成曲，把糖化和酒精发酵结合起来，作为糖化发酵剂酿酒了。《尚书》就有“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的记载。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以制曲培养微生物酿酒的国家。
在殷商时代，人们已经能成熟地、大规模地制曲和用曲酿酒了。这从殷墟发现的酿酒遗址中用大缸酿酒的情况和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酒器之多，可以得到说明。但那时的酒曲，也就是曲蘖，是松散的发霉发芽的谷粒，所以叫散曲。它含有有用的微生物不很纯，糖化和酒化力也不很强，所以酿酒时的酒曲的用量很大。
到了周代，由于酒曲的发展，曲蘖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有了变化。曲，专指酒曲，种类也增加了，例如《左传》中记有“麦曲”的名称，在“曲”前加麦字限制，可见已不止一种曲。因为谷芽中含有糖化酵素即糖化酶，所以人们用它来制饴糖。当时制的散曲中，一种叫黄曲霉的霉菌已占了优势。黄曲霉有较强的糖化力，用它酿酒，用曲量较之过去有所减少。有趣的是由于黄曲霉呈现美丽的黄色，周代王室也许认为这种颜色很美，所以用黄色制定了一种礼服，就叫“曲衣”。黄色后来成了历代帝王家的代表色。两汉时期，曲的种类更多了，例如有大麦制的，有小麦制的；有曲表面长有霉菌的，有表面没有长霉菌的。特别是当时除了散曲外，还出现了制成块状的曲，叫饼曲，而且不止一种。
从松散的曲到成块的曲，不只是形式的变化。因为饼曲外面和内部接触空气面不一样，外面有利于曲霉的增长，内部则有利于根霉和酵母的繁殖。根霉菌有很强的糖化力，也有酒精发酵力，它能在发酵中，不断繁殖，不断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使酵母菌好再将葡萄糖变为酒精。东汉时代，有种叫“九酝酒法”的酿酒法，用曲量仅及原料的百分之五，这表明当时的曲已是根霉为主，且曲的作用也从糖化发酵剂变成了所需要的微生物繁殖的菌种。从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晋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制曲法，即在酒曲中加入草药。晋代人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就记载有制曲时加入植物枝叶及汁液的方法，这样制出的酒曲中的微生物长得更好。用这种曲酿出的酒，也别有风味。今天，我国有不少名酒酿造用的小曲中，就加有中草药植物，如白酒中的白董酒、桂林三花酒、绍兴酒等等。
红曲，是红曲霉寄生在粳米上而成的曲。红曲霉虽然耐酸、耐较浓的酒精、耐缺氧，但生长的慢，只有在较高的温度下才能繁殖，所以成为我国南方福建、广东、台湾一带酿酒的重要酒曲。宋代我国已以能较普遍地制作红曲了。
红曲制作工艺难度较高，稍有不慎红曲霉就很容易被繁殖迅速的其它菌所压倒。
无怪明代李时珍赞美说：“此乃窥造化之巧者也。”
酒曲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酿酒业的一项重大贡献。后来传给日本、印度和东南亚，东方诸国的酿酒方法也就都用酒曲做糖化发酵剂。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在法国人卡尔迈特氏在研究我国酿酒药曲的基础上，分离出糖化力强并能起酒化作用的霉菌菌株，用以生产酒精，称为“阿米诺法”，才突破了酿酒非用麦芽，谷芽制作蘖作糖剂不可的状况。
更晚些时间，德国人可赫氏才发明了用固体培养做微生物制成糖化发酵剂的方法进行酿造，这比我国发明用酒曲酿酒，已经晚了几千年。
想不到长霉的东西竟能为国争光。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文君当垆[/size][/color][/backcolor]
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为景帝时武骑常侍，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回到家乡四川临邛。有一次，他赴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宴饮。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相如亦早闻文君芳名。相如、文君倾心相恋，当夜即携手私奔。相如一贫如洗，文君亦因卓王孙怒其败坏门风而不分给她一文钱。两人只好变卖所有东西后回到临邛开了家小酒铺。每日，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来，卓王孙心疼女儿，又为他俩的真情所感动，就送了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给他们。司马相如有财、有名后，又受皇帝宠幸，便宿娼纳妾，竟不理会卓文君。文君因作《白头吟》以诀别。“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天下的负心郎皆愧之。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闲话酒旗[/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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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旗，亦称酒望、酒帘、青旗、锦旆等。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广告形式，酒旗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韩非子》记载：“宋人有沽酒者……悬帜甚高。”“帜”就是酒旗，后世人称：“酒市有旗，始见于些。”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就知道利用酒旗这一特殊的广告形式来传播商品信息了。
自唐代以后，酒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十分普通的市招，而且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这从自唐代始的不少诗歌作品中便可窥斑见豹，如：“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君不见菊潭之水饮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一面“孙羊正店”的酒招。
酒旗在古时的作用，一般来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招牌、灯箱或霓虹灯之类。在酒旗上署上店家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挂在屋顶房前，或干脆另立一根望杆，扯上酒旗，让其随风飘展，以达到招徕顾客的目的。有的店家还在酒旗上注有经营方式或售卖数量等内容，以便让客人一目了然。如：《歧路灯》上开封祥符三月三吹台会上的那面“飞在半天里”的“酒帘儿”写着“现沽不赊”；《水浒传》里武松打虎前所进店家的招旗写着“三碗不过冈”；而孟州蒋门神“河阳风月”的招旗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两把销金旗上的“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即使与现代广告语相比，也毫不逊色。
除经之外，酒旗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酒旗的升降是店家有酒或无酒、营业或不营业的标志。早晨起来，开始营业，有酒可卖，便高悬酒旗；若无酒可售，就收下酒旗。《东京梦华录》里说：“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望子”就是酒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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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酒旗如今已被高科技广告设施所取代。偶有仿古酒旗有林立的高楼间悬着，但仍透着一种韵味，不过“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景致现代人已越来越难领略到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煮酒论英雄[/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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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中所讲述的一则故事。东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势力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力薄，为防曹操谋害，不得不在住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云长和张飞蒙在鼓中，说刘备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
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派人请刘备，刘备只得胆战心惊地一同前往入府见曹操。曹操不动声色对刘备说，“在家做得大好事！”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这句话将刘备吓得面如土色，曹操又转口说，你学种菜，不容易，这才使刘备稍稍放心下来。曹操说，则才看见园内枝头上的梅子青青的，想起以前一件往事（即“望梅止渴”），今天见此梅，不可不赏，恰逢煮酒正熟，故邀你到小亭一会。刘备听后心神方定。随曹操来到小亭，只见已经摆好了各种酒器，盘内放置了青梅，于是就将青梅放在酒樽中煮起酒来了，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将至，曹操大谈龙的品行，又将龙比作当世英雄，问刘备，请你说说当世英雄是谁，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否定。
曹操此时正想打听刘备的心里活动，看他是否想称雄于世，与是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英雄呢？曹操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一听，吃了一惊，手中拿的筷子，也不知不觉地掉下地下。正巧突然下大雨，雷声大作，刘备灵机一动，从容地低下身拾起筷子，说是因为害怕打雷，才掉了筷子。曹操此时才放心地说，大丈夫也怕雷吗？刘备说，连圣人对迅雷烈风也会失态，我还能不怕吗？刘备经过这样的掩饰，使曹操认为自己是个胸无大志，胆小如鼠的庸人，曹操从此再也不疑刘备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竹林七贤[/size][/color][/backcolor]
竹林七贤，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嵇康
嵇康(224─263)，三國時譙國銍縣(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雖家世儒學，但學不師授，唯好老、莊之說。與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稱嵇中散。崇尚自然、養生之道，著有《養生論》，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與王戎、劉伶、向秀、山濤、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稱為「竹林七賢」。後因與山濤志趣不同，山濤將去官，舉以自代，遂作書與濤絕交；又因與鍾會有隙，被譖於大將軍司馬昭，年四十遭殺害。嵇康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魯迅輯校《嵇康集》為精善。
阮籍(210－263)，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於散文和辭賦。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志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獮猴賦〉。考《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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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濤(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賢」之一。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貧。好老莊學說，與嵇康、阮籍等交遊。山濤將離選職，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書與之絕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山濤見司馬懿與曹爽爭權，乃隱身不問事務。司馬師執政後，欲傾心依附，被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司馬昭以鍾會作亂於蜀，將西征，任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昭進爵晉公，濤主張以司馬炎為太子。炎代魏稱帝時，任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為冀州刺史，甄拔隱屈，搜訪賢才三十餘人。入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晉武帝之意旨，且親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曾多次以老病辭官，皆不准。後拜司徒，復固辭，乃歸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輯本。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戏说酒徒与酒狂[/size][/color][/backcolor]
酒徒，是对饮酒者的泛称。现在多用作贬义，往往同“酒鬼”、“酒狂”等同。“酒徒”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当初并无贬义。传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郦生名郦食其，陈留高阳人。好读书，有奇谋，家贫落魄却放荡不羁，故人们称他为“狂生”。汉高祖刘邦起义后，久攻陈留不下。正在无计可施之际，郦生前去求见，他对看门的军士说：“请你通报一声，说有个60多岁的儒生来见。”军士说：“刘邦向来讨厌儒生。过去有个儒生来见，他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夜壶撒尿。平时说话，一提到儒生他就大骂，所以最好不说是儒生求见。”郦生说：“但说无妨，你就这样去通报吧。”军士只好进帐通报。当时刘邦坐在床上由两个女人为他洗脚。他问道：“来的是怎样一个人？”军士说：“看样子像个大儒，穿的儒者衣服，戴的儒者帽子。”刘邦说：“你就说我正在为天大的事发愁，没有闲功夫见儒生。”军士出来传达了刘邦的话，郦生怒眼圆睁，呵军士说：“你再滚进去通报，就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刘邦听是酒徒求见，马上停止洗脚，说：“快请客人进来。”由此可见，酒徒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比儒生要高得多。
“酒狂”这一名称，也始于汉朝。《汉书》77卷记载：汉宣帝时期有个盖宽饶，河南人，为人刚直清廉，任负责治安的司隶校尉，以法办事，京师清宁。一次，平恩侯许伯新建的府第落成，丞相、御史、将军等达官贵人都前往祝贺。盖宽饶迟到，许伯说：“盖君迟到……”话还没有说完，盖就说：“不要让我多饮酒，我是酒狂！”丞相魏侯说：“他醒的时候就狂，何必饮酒。”一会儿酒酣作乐，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扮成猴子与狗斗，满座大笑。唯独盖宽饶仰头环视新房，长叹一声说：“这房子真好啊！然而富贵不能长久，新居落成忽然换了主人的事，我见得多了。唯有谨慎做人才能长久，君侯要引以为戒啊！”说完，他便退席而去，接着就向宣帝弹劾檀长卿在众人面前跳猕猴舞，失礼不敬。宣帝要治檀罪，许伯入朝罪才得以幸免。可见这位自称“酒狂”的人老盖一点不狂，而那位装扮猕猴的老檀倒是“狂”得差点被罢官。
到了西晋，“竹林七贤”中有位刘伶，纵酒放达，那才真是个酒狂哩。他经常喝醉以后赤身裸体躺在地上酣睡。有人进屋去劝他穿上衣裤上床睡，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床，房间就是我的裤，你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啦！”他又曾坐鹿车出门，随身带着一壶酒，命家人拿着锄头跟在后边，说：“我醉死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我埋了。”你说狂不狂？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清圣浊贤[/size][/color][/backcolor]
中国之酒源于何时，难以确考。世传有仪狄造酒之说，或杜康造酒之说，但仪狄为大禹时代之人，似为更早。其实，酒的发现、发明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晋朝人江统的《酒诰》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然有此说，最早积于空桑或其他凹处的应是桃、李、杏之类水果，而非剩饭，所以最早的酒应该是水果类发酵之酒，而非粮食类发酵之酒。山间之猴，因食用发酵中的水果或汁液而如人般手舞足蹈，亦属发酒疯的表现。时至周代，酒制已成。膳夫统管之下已有酒正、酒人，酒正系管酒之吏，酒人系造酒之人。造酒这场所，也在庖厨之列。所造之酒有三酒五齐之分。原料为稻、黍之类。三酒为事酒、昔酒、清酒。事酒为因事之酿，时间很短；昔酒是可以短时储藏之酒，稍醇厚一些；清酒则冬酿夏熟，为当时酒中之冠。五齐是五种不同成色的酒，为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泛齐为酒糟浮在酒中，醴齐是滓、液混合，盎齐是白色之酒，缇齐是丹黄色之酒，沉齐是酒的糟、渣下沉。此五种酒是相对于清酒的浊酒。但不论清酒、浊酒、三酒、五齐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之酒。后世又经榨滤和装坛煎煮，有如今之绍酒，其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并非今之高度蒸馏酒。中国人、中原人是在元代后才开始大量生产和饮用蒸馏白酒的。
酒有清浊，味有薄厚。《庆子·胠箧》有“鲁酒薄而邯郸围”之语，乃是春秋楚王称霸，鲁、赵两国献酒，鲁酒薄，赵酒厚。楚之主酒之吏求酒于赵，赵国不与，吏怒便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于楚王，楚王因赵酒薄而发兵围邯郸。据此可知，酒在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那位管酒小吏想私得赵酒而不成，却引发了一场战争，不是赵国小气，而是好酒难得。酒从秦汉之后，多为官营，至北宋更为苛严。民间私酿，只能自饮，酒楼所售，是官曲自酿。但民间之酒多为浊酒，饮时筛与不筛均可，村野浊醪，饮酒食糟，自是一番情趣。但制酒甚耗粮，因此，凡饥荒、战争，政府便下令禁酒。汉末曹操主政，此公善饮，其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流传千古。但碍于时政，禁酒甚严，时人因此颇讳酒字，于是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饮酒而醉称为中圣人，或称中圣，清圣浊贤便自此为酒之雅称。南宋陆游有句为“遣闷唯清圣，忘情付黑甜”，黑甜应为浊酒一种。但要说还是李白直接爽快，“已知清比圣，更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因圣贤而成仙，其确属性情中人，而“仙人”之外，“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布衣大众的所好。酒对于中国人、中国的餐饮文明、中国的文化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尽管千古至今，多少成败都与酒不可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中华酒楼[/size][/color][/backcolor]
作为一种消费品，酒在中国古代以至现在，都是重要的商品。卖酒和为顾客提供饮用器具、场所及各种服务的店肆，古往今来有各种名称，如酒肆、酒舍、酒垆、酒家、酒楼、酒馆、酒店等。这种卖酒兼提供饮食服务的店肆的出现，在中国，是与商品交换发展，城郭、市场的建立有关的，至于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酒是全人类的饮料。不过，与古希腊等西方民族最早以葡萄为原料酿酒不同，中国人最早是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的。中国谷物酒的酿造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至商代，由于发现了曲分离技术，不仅使酒的质量有所提高，也使酒的酿造得到进一步的普及。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用酒来祭祀的记载，从古史中可知当时上层贵族饮酒的风气已经很盛，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造成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据《尚书.微子》）。传为战国人写的《冠子.世兵》说：“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广雅》解释这句话时说：“保，使也，言为人佣力，保任而之。”“伊尹酒保”的意思是说伊尹曾经在卖酒的人家或店肆中作过奴隶或雇工。伊尹原是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商人用为“小臣”，后来成为商初的执政大臣。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夏末商初就已经有了卖酒的店肆了。虽然这则材料因晚出不一定可信，但是，商代未年的一些小墓中，舰爵等象征性的陶制酒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随葬品，说明饮酒在当时的下层贵族甚至平民中也很普遍。而商人已经建立固定的城邑，有了一定的商品交换，这时候有酒在市肆中买卖应该说是可能的。
周人崛起于渭水平原，以农耕立国。《周礼.天官.家宰》谈到周王朝“设官分职”，已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王室的酿酒事务：“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吏八人，青八人，徒八十人。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莫三百人。”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说明当时王室酿酒的规模之大，再加上贵族的家酿，可以想见当时全国的酒产量一定相当可观。而由于王都铺京、东都洛邑以及数十个封国都邑的营建，包括“酒肆”在内的“市肆”已经普遍出现，更为酒作为商品的交换提供了条件。
《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所谓“建国”，就是筑城。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市”里设“次”和“叙”（市场管理官员处理事物的处所），“肆'，则指陈列出卖货物的场地或店铺（亦包括制造商品的作坊）。城邑市场里“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品相划分，所以卖酒的区域、场所、店肆自然被称为“酒肆”。
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到唐代，手工业者都是在市场上列“肆”而居、“肆”经营的，故《论语.子张》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淮南子.真训》说：“贾便其肆，农乐其业。”但是卖酒的店肆作为一种饮食服务业，实际上不断突破“市肆”的限制，以至逐渐遍布城乡。不过，“酒肆”作为卖酒店肆的称呼却被沿袭下来。如题为晋·张华作《博物志》云：“刘元石于山中酒肆沽酒。”山中自然没有“市肆”，故这里的“酒肆”实指的是山中的酒店。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衡，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里的“酒肆”则指的是北宋泞京城里的酒馆酒楼。诗文中写到卖酒兼提供各种服务的酒店也常用“酒肆”一词禹.
古代“市”、“肆”，通。《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永和）六年十二月，锥阳酒市失火，烧肆，杀人。”所以古代也用“酒市”来称酒店。如北周庚《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王成之藏李 ，为佣酒市。”唐.沈彬《结客少年场行》诗：“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间布衣。”唐·姚合《赠刘义》诗：“何处相期处，咸阳酒市春。”元·张可久《醉太平.登卧龙山》曲：“半天红雨残云在，几家渔网夕晒，孤村酒市野花开。”
西周时，王室酿酒，贵族一般也有条件酿酒，但平民则主要到市场上买酒。西周初，鉴于商朝统治者沉溺于饮酒而亡，曾经由周公旦以王命发布《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对民众则规定不准群饮：“群饮，汝勿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说，民众群饮，不能轻易放过，统统抓送到京城处以死刑。民众聚饮的酒，当购自酒肆，也很有可能当时民众聚饮的地方就在市场上的酒肆。《诗经.小雅》的作者主要是西周的大小贵族，其中很流行的一首宴亲友的诗《伐木》篇写道：“有酒婿我，无酒酤我。'，意思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了。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其他流动人口的增加，战国时饮食服务业发展得很快。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谈到以刺秦王闻名的荆柯：“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辆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战国末年，象燕国都市的酒店，为客人提供酒具，客人已经不仅可以在买酒后当场饮用，而且可以留连作歌于其中，基本上和后世的酒馆没有什么差别了。
由于春秋经济的发展，经战国到秦，不仅都市里有酒肆、酒店，连一般的乡镇也有酒店了。汉高祖刘邦本是丰沛的一个乡村无赖，《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他常到王姐、武负开的酒店去赊酒，有时还当场喝醉，睡倒不起。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很快，酒店业遂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
汉未建安年间，曹操为励精图治曾下过禁酒令，当时的名士孔融为此写了一篇《与曹相论酒禁书》与之论辩，刘备建立蜀汉之初，也曾下令禁酒，不许私酿，则被简雍劝止。所以汉未三国时可以说基本没有酒禁，自然不能禁止酒店酿酒卖酒。吴大帝孙权的叔父孙济，就经常以蕴袍偿付酒店的酒债（《江表传>>）。到魏晋时，由于种种原因，从吃药到饮酒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形成风气。特别是入晋以后，饮酒几乎成为当时名士的标志，其中突出的代表自然是“竹林七贤”。据说阮籍曾因步兵署中有酒而愿作步兵校尉，还曾在家中大醉六十余天，以逃避司马氏的提亲。刘伶则出游时车中载酒，走到哪喝到哪。但如果以为阮籍、康等饮酒除了在家里，就是饮于郊野林泉，就不尽然了，其实他们也会到酒店饮酒。《晋书》阮籍本传就提到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即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因为魏晋时不禁私酿，所以当时的私家酒店不少，各家所酿之酒其味必然不同。晋代的清谈名士阮修，家境贫寒，四十岁还没有娶亲，以至大将军王敦为他发起捐钱娶亲。可是他虽穷却嗜酒，酒钱常常储备不乏。据说，他往往步行出游，将百钱挂于杖头，走到哪个酒店，便取下杖头钱买酒独酌。后世因称酒钱为“杖头钱” <<<世说新语·任诞>>。
东晋到刘宋初的文学家陶潜（即陶渊明）好饮，晋未为彭泽令，分配给他公田，就全叫种上称，以供酿酒，还曾亲取头上的葛巾漉酒。家酿不够，陶潜也到酒店买酒。《宋书》本传记颜延之曾送给他二万钱，“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大概陶渊明主要是将酒买到家里喝，而送钱给他买酒的颜延之则喜欢到酒店饮酒。《南史》颜延之本传记其逸事云：“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到酒肆裸袒挽歌，了不应对。”颜延之在刘宋时官至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象他这样的人还经常跑到酒店去光着膀子饮酒高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酒店是可以尽情尽性不拘礼法的所在吧!喜欢到酒店喝酒的士大夫在东晋六朝还不少。《南史.谢几卿传》：“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别酒萨，停车寨慢与车前二挡对饮，观者如堵。”参加朝宴犹不足，又跑到酒店去与驾车的牲口对饮，这位谢大夫确是一位可人。还有一位东晋的会稽玉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庐，列肆使姬人酷蕾酒肴，如梅饭者，数游其中，身自买易，因醉，寓寝动连日夜。”（《宋书.五行志》）这位亲王为了追求酒店饮酒的情趣氛围，竟然叫人假设酒店以求醉，行为固然荒唐，亦可见当时酒店的吸引力。
南朝的经济比北朝发达，但是由于北朝没有实行榷酷，民间可以自由酿酒，所以当时北朝市场上洒的买卖也很活跃。特别是其中有几个地方所酿之酒遐尔闻名，成为远销他方的畅销商品。名气最大的则是洛阳刘白堕所酿的“鹤筋酒”。
北魏时的这位刘白堕可请是当时的酿酒专家，有自己的名牌产品，也有自己私人的酿酒作坊。这种私人的酿酒作坊的发展，形成了与官置酒坊的对立。隋统一全国以后，还曾一度罢官酒坊：“开皇二年正月，帝入新宫。......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宫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隋书.食货志》）这无疑促进了私人酒坊、酒店的发展。“酒坊，，本指酿酒的作坊，因其也兼卖酒，故人们也用之来称酒店。如唐.姚合《昕僧云端讲经》诗：“远近持斋来谛昕，酒坊渔市尽无人。”元.张垦《塞上谣》诗：“玉貌当萨坐酒坊，黄金饮器索人尝。'，唐初无酒禁，加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酿酒业及相关行业都得到较大发展，大小酒肆、酒店遍布城乡。乾元元年（750年）以后，虽然由于缺粮或遇灾荒，有几次在局部地区禁酒，甚至“建中三年，复禁酷”，不许民间私人开酒店卖酒，但却官司“置肆酿酒，制收值三千”，“以佐军费”。所以在唐代，无论是否有酒禁，人们都可以在一般的城乡随时找到酒店。唐制三十里设一驿，全国陆驿1291，水驿1330，水陆相兼之驿86，沿途随处都有酒店等服务施。“东至宋泞，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馍丰溢，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特别是“京都王者师，特免其榷”（《旧唐书.食货志》），快安、东都洛阳及其附近的酒肆、酒店得到特别的发展。据《开元遗事》记载：“自昭应县（今陕西临漳）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门，当大路市酒，量酒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乏，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唐代长安虽有东西两大市，但酒店早已突破两市，发展到里巷郊外。从春江门到曲江一带游兴之地，沿途酒家密集，所以杜甫诗中说z“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城厢内外热闹的地带则盖起豪华酒楼。当时长安的酒楼，楼高百尺，酒旗高扬，丝竹之音嗦亮。这种带楼座的“酒楼”的出现相对于酒店的历史来说，是比较晚近的事，至少在唐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酒楼因酒店之房舍建筑而得名，也意味着酒店规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与饮食供应品位的提高，无疑是与城市的繁荣、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来人们将规模较小、条件比较简陋的酒店称为“酒馆”、“酒铺”，而将档次高些、带楼座并有各种相应服务的酒店称之为“酒楼”。
宋王朝重视对酒务的管理，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其中有继承前代的，也有自行制定的。在宋代，除了有些地方，如两广路以及费州路、福建路等地区实行“许民般酷”，即将坊场酒税摊入民间，随二税征收，允许民间自酿自卖外，酒的榷酷制度主要是“官榷飞酒曲由官府即都曲院制造，从曲值上获取利润;而酒户则购买官曲酿酒沽卖，从卖酒中获得利润。“都酒务，，是作京以外各州、军的官办卖酒机构，县谓之“酒务”。都酒务和酒务都有造酒的作坊，又直接卖酒。所以宋人或径称酒店为“酒务”。
官榷之外还有“买扑”，制度，即酒税承包制度。如果某人“买扑”到某一地区的酒税以后，就可以独占这一地区的酒利，于是其他小酒店就成为其附庸，只能到它那里买酒贩卖。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给三司的一道诏书说：“自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令在京脚店小户内拨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之三）可知当时京城内“买扑”的情况。
南宋除继承了北宋官榷、买扑制度外，还创立了“赌军酒库”。到绍兴十年（1140年），户部所辖的赌军酒库已有十多处，这年十月又改为点检赌军酒库。赌军酒库虽然是由户部主办的，但主要由军队掌握：行在临安府由殿前司经营，镇江府、建康府、扬州以及兴元府，由所在驻军掌握。至绍兴二十一年，光殿前司诸军就有66处酒坊，“脚店”无数。除此之外，各地豪绅以及达官贵人或酿私酒，或私设酒坊，与国家争利。如绍兴时殿前司都指挥使杨存中就在湖州、秀州、临安等地开设了9家私人酒坊。
有宋一代，国家将酒的生产买卖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加以鼓励，另一方面酿酒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酒的生产、销售和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表现得十分明显。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盛》、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纪事》等书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蒙古人犹如一股巨大的泥石流，从漠北草原，汹涌地冲向中原。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有相当意义，但是其负面和消极的作用、影响也是很大的。至少，在经济发展方面，蒙古人包括在其前面的女真人的入侵，打断了古代中国经济的进程，从两宋到明代中期一个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呈现出来的马鞍形，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元朝对酿酒基本上听任私人制造，而榷以“酒课，气另外，元朝城市商业发达，首都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扬州等城市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所以中国南北方原来已经发达的酒店、酒楼等饮食服务业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据记载，元朝时，“京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己耗谷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数'，（《牧庵集》卷十五）。顺帝至元时的塞相马扎尔台在通州开酒坊糟房，日产酒万石（《庚申外史衍》）可以想见当时首都及各地酒店、酒楼卖酒数量之巨。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曾下令禁酒，后又改变主张，自云“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同乐”，于是“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皇明大政记》）。这十座楼分别取名为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但他觉得十楼还不够，于是又命工部增造五楼，洪武二十七年（1390八月新楼建成，他还“诏赐文武百官，命宴于醉仙楼。”由于明王朝政策的允许，南京、北京和各地的酒店、酒楼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发展而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商业，尤其是贩运性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大中城市数量增加，不少乡村也因商业的繁荣变成繁华的小市镇。从而引起消费生活的更新、人情风尚的改观。所请“世欲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中晚明追求奢华享乐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官绅商贾，到读书士子、厮隶走卒，几乎无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濡染。当时不仅经济发达的南方城镇到处是歌楼酒馆，就是北方的小县城，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明万历修《博平县志》所记：“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奢，互尚荒快，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
清末民初，北京繁华区域，如东四、西单、鼓楼前有许多大的饭庄，一般叫某某堂（天津则叫某某成，如义和成、福聚成），如庆和堂（在地安门大街）、会贤堂（什刹海北岸）、聚贤堂（报子街路北）、福寿堂（金鱼胡同）、天福堂（前门外肉市大街）等等。这些饭庄有着共同的特点，一般都有宽阔的庭院，幽静的房间，陈设着高档家具，悬挂着名人字画。使用的餐具成桌成套，贵重精致，极其考究。这类饭庄可以同时开出几十桌华宴，也有单间雅座，接待零星客人便酌。甚至各饭庄内还搭有戏台，可以在大摆宴席的同时唱大戏，演曲艺。这些大饭庄在京城餐饮业中的地位，大概较之两宋作京、临安的豪华酒楼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饭庄规模小一些的饮食店当时叫饭馆，其名则不拘一格，如致美斋、宴宾斋、广和居、福兴居、龙源楼、泰丰楼、裕兴园、如松馆、便宜坊。这类饭馆讲口味胜于讲排场，酒当然同样不可少。其雅座之内也悬挂匾联书画，如福兴居有一个小院子，有一匾云“醉乡深处”，后改“寻常行处”，取杜甫“酒债寻常行有”诗意;又有一匾是“太白酒楼”，有集唐诗一联云：“劝君更进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同以往酒店、酒楼没有什么差别。至于当时一些风味饭馆，也同时卖酒。
饮食消费问题，不管是消费的形式，还是消费的水平和差别，都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状况以至暴露社会的种种痛疾。对历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对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现代以来，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饮食服务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有些方面不一定是十分合理的，似乎只有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我们这个社会饮食文化、包括酒文化的健康发展。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饮中八仙[/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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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诗人杜甫作了一首著名的诗《饮中八仙歌》，对唐朝八位嗜酒如命的名人作了生动的描述
诗人写道：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杯酒释兵权[/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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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二年（公元96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乱宴请禁军宿将，以温和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不久，就开始设法解除拥护他登皇帝位的统兵将领的兵权。一天，他专门设宴，将高级将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请入宫中。饭饱酒酣之时，宋大祖说：“我当上皇帝，全靠你们。可当了皇帝以后，晚上却经常失眠。”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宋太祖答道：“你们都对我忠心耿耿，并无异心，我担心的是如果你们部下有贪图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也强将黄袍加身，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不行了。”石守信等人惶恐着清太祖指点一条生路。大祖便委婉诱导他们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购良田美宅，为子刊。创下永久的家业。还可多养些歌儿舞女，每日饮酒取乐，以尽天年。如果能这样的话，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石守信等人大悟，第二天便L表假称有病，要求解除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
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至此，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为了避兔“君弱臣强”局面的出现，宋太祖又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若干人，以削弱宰相权力，并改变以前皇帝与宰相共同商讨国事的规矩，改为由皇帝批阅，再给宰相下旨处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漫话武松酒后打虎[/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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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嗜酒，或因酒能启发灵感，或因酒能消愁，武者嗜酒，和文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酒能使人的情绪提升，使人神情亢奋，醉醺醺有飘飘然的快感，不同的是文人酒后大做文章，武者酒后哆嗦动武。
酒后大发神威者，也和嗜酒的文人墨客般不胜枚举。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有不少文字描述各好汉吃酒吃肉的情景，其中“花和尚”鲁智深和家喻户晓的打虎英雄武松，可以引为二例。
小说第四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有一句这么写：
鲁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鲁智深把自己称着“酒家”说他自己一分酒一分力，十分酒十分力。小说的情节纵然多是虚构，但若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写小说的人也不会那么写出的，施耐庵（1296-1370）写《水浒传》时，北宋时期必也有不少嗜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侠士。
武松，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打虎英雄，但小孩子不晓得武松是在豪饮十多碗酒之后，才摇晃着身子上山打虎的。第二十二回描述武松上景阳岗的一段说：“……（武松）前后共吃了十八碗，掉了哨棒，立起身来道：‘我却又不会醉’，走出门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岗！’”手提哨棒便走。”
这是武松在阳毅孙一家酒店喝酒的情形，也正是他步上景阳岗打虎前的一刻，看水浒二十二回，看到了武松三大碗接三大碗的喝，直喝完十八大碗之后，才甘愿离开酒店，独个儿上景阳岗。 古人是这样的喝酒，今人也有的是这样的喝。已经作古的武侠小说家古龙说：“要我不喝酒而多活几年，我宁可不活。”您要酒，还是要活？您要留命，还是要留名？无论如何，酒都是不能不喝的，喝酒总是第一位的。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诗仙李白 溺毙江中[/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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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嗜酒的文人墨客，多得不胜枚举。
在唐宋诗人词人中，爱酒者最为人知的是李白和苏东坡；武者之中，晋代建威将军刘伶，成了酗酒者的代表；《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爱酒者可真多了，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行者武松及花和尚鲁智深。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的一首《将进酒》，就足以道尽这们天才英雄们是如何的爱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近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多寂寞，惟在饮者留其名？”“莫使金樽空对月”，金樽是指酒杯。对着皎洁的明月，杯中岂能无酒呢？“会须一饮三百杯”，既要喝酒，就痛快的喝，一喝就喝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顾长醉不复醒”，鸣钟击鼓，尝尽美馔佳肴都不可贵，最好是长醉。“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诗中其中一句千古绝诵，圣人贤人，生前死后都默默无闻，只有喝酒的人名留千古！
李白的诗以高妙清逸著称。也有的人则以狂放而知名，更以狂饮“留名”。
李白在唐玄宗年代供奉翰林，曾在宫廷里喝醉，使皇上的爱臣高力士帮他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诗句以激杨贵妃，帝欲弃白，妃辄阻止。这是李白生平中的一件妙事。
《将进酒》是李白在他“人生得意须尽饮”时，在他开怀举杯时写的。他也在苦闷的时候作诗，如他的一首《宣州谢桃楼贱别校书叔云》，就写道“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稍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举杯消愁愁更愁，有如现在的人所说的“喝闷酒”，越喝，愁闷越涌上心头，李白用抽刀断水来比喻举杯消愁，实在恰当不过了。
只要举这两首诗为例，就可知李白开心得意时也喝酒，伤心时也喝酒，根据民间的传说，李白最终是被酒害死的，有一天，他喝得醉眼昏花，竟然扑身跃进水池去捞“水中月”，结果，一代诗仙就此被溺毙！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岳飞立志痛饮黄龙[/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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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军行遇雨，武穆下马徒步行，僚属皆从。至一庙宇……庙旁有山险峻，武穆问曰：“诸公识黄龙城乎？其城若此山之高。某旧能饮，尝有酒失，老母戒某勿饮，主上亦命戒之，某自此不复饮。他日至黄龙城，当与诸君痛饮。”
【解说】
《金佗续编》：南宋岳珂撰。正编２８卷，续编３０卷，系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岳珂系岳飞之孙，为其祖岳飞辨冤而作。本书搜集岳飞的诗文、表奏、战报、高宗的御札等原始资料，旁及传记佚事等。岳珂别业在嘉兴金佗坊，故以名书。
《宋史·岳飞传》亦有“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记载。
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家贫力学，好《春秋左氏传》及孙武、吴起兵书，少年从军。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金人再度南侵，岳飞任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大败敌兵，进军朱仙镇（在今河南开封市南）；秦桧恐飞阻梗和议，一日内降十二道金牌召还。次年以“莫须有”之罪杀害。作品多见于岳珂《金佗粹编》。《宋史》卷３６５有传。
岳飞曾“豪于饮”而有酒失，其母及高宗赵构都让他戒酒，他也听从了劝告，立即断了酒，但他却发下誓愿：“直捣黄龙府（金国的都城），与诸君痛饮耳！”戒酒能断，是大丈夫，而“与诸君痛饮耳”更充满英雄豪情。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弥勒的葡萄与葡萄酒[/size][/color][/backcolor]
大肚弥勒佛，发现了一个美丽舒适如仙境的地方，于是安家于这个地方——。那么，是先有佛？还是先有县？ 回答：先有佛，才有人，最后才有县城——弥勒县。
一百多年前，滇越铁路在建。法国传教士发现了弥勒县——这个风光旖旎的小县城，于是，在此修建了教堂，定居于此。
法国人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的多情。为了追求俺村里的小芳，不远万里，从法国波尔多带来了法国最好的玫瑰蜜葡萄枝，种植了最美味的葡萄，酿制了最美味的葡萄酒，献给了最美丽的女神。
至2005年底，弥勒县共种植葡萄2万多亩，葡萄总产量近3万吨。2006年6月26日——29日，葡萄采摘节，红的、紫的、绿的各种葡萄，组成一千多米的葡萄长廊。到此一游的人们，免费吃个饱，免费吃个好，还可以亲自到葡萄院摘葡萄。爽吧，亲爱的你，流口水了吗？想吃了吗？
红葡萄酒是用红葡萄来酿造，酒的红色均来自葡萄皮中的红色素，绝不可使用人工合成的色素。葡萄进入酒庄之后，去梗，破碎，发酵，澄清，陈酿，装瓶，如此这般，红酒诞生了。
好的红酒是要经过橡木桶的窖藏。这里的橡木桶都从法国进口，每个价值1－2万元，而且使用3-5年，橡木的精华用光了，桶就淘汰了。所以，好的红酒都会价值不斐！原来，成就红酒内涵，是付出了橡木桶的人生。也许，橡木桶就是那个“成熟女人”生命中的初恋吧！
葡萄酒是钟情女人的——葡萄酒中含有各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B12能促进红血细胞成熟，有一定的补血作用。葡萄酒的美容效果极佳，坚持早晚用葡萄酒涂抹皮肤，可以使粗糙的皮肤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女性经痛时喝点红葡萄酒，能缓解经痛与痉挛情形。
葡萄酒是关爱家人的——葡萄酒中所含的丹宁，能抑制细菌繁殖，有抗发炎与帮助消化作用，可以有效防止老化、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变及癌症。由葡萄皮和葡萄籽释放出的酚类物质，可对抗动脉硬化，预防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减少高血压的发病率。
葡萄酒是感性的——闻其香：酒的香气如同酒的气质，或清纯，或浓厚，举杯轻嗅、摇晃过后再闻，香味都是不同的；观其色：酒体晶莹剔透，清澈动人，呈现高贵艳丽的宝石红色；尝其味：入口醇厚丰润，回味细腻柔和，这一口葡萄酒润唇入口，每个味蕾都仿佛竖耳倾听，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葡萄酒是理性的——全球海拔最高（1500米以上），纬度最低（北纬25度）的红土地优质葡萄园里（弥勒县），种植出的最好的玫瑰蜜葡萄，葡萄酒严格按照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技术法规精心醇制。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古时的酒楼与酒联[/size][/color][/backcolor]
唐代，胡人来我国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代。酒肆的服务员，即是西域的女子，被称为“胡姬”。她们是促使胡酒在唐代城市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古代青年女子当垆不多的情况下，这些“胡姬酒肆”曾为唐代长安饮食市场开创了新的局面。
胡姬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翻开《全唐诗》，可见其中有许多描写。初唐诗人王绩曾以隋代遗老身份待诏门下省，每日得酒一斗，被称为“斗酒学士”，他在《过酒家五首》中最先描写了唐代城市里酒肆中的胡姬：“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此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依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上“世”下“贝”），惭愧酒家胡。“这里饮酒饮葡萄酒，去的又是胡人开的酒店，而且钱少了不好意思进门，很显然有为侍酒的胡姬准备“小费”的意思。为了胡姬而去酒店饮酒，在唐代城市里是一种世风，张（礻古）有一首《白鼻（马呙）》写得很清楚：“为底胡姬酒，常来马鼻（马呙）。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胡姬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长在此饯行。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姬酒肆”里的情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毛旁，上日下羽）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鱼会）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所有诗人中似乎是李白最爱与胡姬谈笑了，所以他的诗作中描写胡姬的地方甚多。他指出胡姬常在酒店门口招揽顾客：“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之一》）胡姬能招揽到顾客，一凭异国情调的美貌，二凭高超的歌舞技巧。李白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指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他在另一首诗《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之二》中又写道：“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
胡姬侍酒，收费一定很高，大概只有贵族少年才敢不断光顾胡姬招手的酒肆。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他在另一首《白鼻（马呙）》中也写道：“银鞍白马（马呙），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按鞭直就胡姬饮。”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大量旅途的艰辛。为此，她们在酒肆里强欢作笑时也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征。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浩月愁中听。寒贴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不过，胡姬在酒肆里服务态度和收入都是不错的，这是数百年间酒肆里能保持胡姬侍酒的主要原因。
胡姬酒肆里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象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我国。《册府元龟》记载：“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汉代的酒点不着[/size][/color][/backcolor]
史剧《大汉天子》中淮南叛军攻打长安，只见汉武帝身穿重铠，神情肃穆，把一坛酒浇在柴堆上，扔下火把，大火熊熊而起，蔚为壮观。壮观倒是壮观了，可这样的场面，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汉代的酒，根本就点不着。
宋代的大科学家沈括曾说，汉代的酒不过是“粗有酒气”而已———刚刚有点酒味，醉不倒人。酒的度数有多高，关键在使用什么样的酿酒技术。一般来说，用粮食发酵酿酒，
酿到10度左右时，酵母菌的繁殖就受到抑制，度数就上不去了。这时，再用压榨、过滤的办法，把酒糟和酒汁分开，得出的酒就是压榨酒，汉代的酒就是压榨酒，度数和今天的黄酒差不多。而那种五六十度的白酒，则是用蒸馏法酿成的，是利用酒精的沸点比水低的原理，提高酒的度数。在中国，蒸馏酿酒的技术在宋代才出现。因此，宋代人已经能喝上高度数的白酒了。
在汉唐，可没有蒸馏出的白酒，只有低度数的压榨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的酒量，看上去比今人大得多。更何况，古代的度量衡和今天也不一样，西汉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0.3升多一点；东汉的一升，连今天的0.2升都不到；唐代的一升，不到今天的0.6升，古人的海量，按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看，更是严重“缩水”的……
还说《大汉天子》，拍汉代的历史剧，导演安排用酒点火的情节，就是对酒文化缺乏起码常识—————试想，真要拿十多度的黄酒点柴堆，不是犯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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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酒池肉林[/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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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的帝王，多是淫暴之主，一味追求享受安乐。商代的贵族也多酗酒，据现代人分析推测，由于当时的盛酒器具和饮酒器具多为青铜器，其中含有锡，溶于酒中，使商朝的人饮后中毒，身体状况日益下降。商末帝纣，却是一个好色好酒的人，《史记·殷本纪》称：“（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后人常用“酒池肉林”形容生活奢侈，纵欲无度。商纣的暴政，加上酗酒，最终导致商代的灭亡。周代在商人的聚集地曾发布严历的禁酒令。
以酒误事误国的例子在古代不可胜数，楚恭王与晋国的军队战于鄢陵，楚国打了败战，楚恭王的眼睛也中了一箭，为准备下一次战斗，召大司马子反前来商量，子反却喝醉了酒，无法前来。楚恭王只得对天长叹，说“天败我也”。将因酒误了战事的子反杀了。只得班师回朝。
帝王因酒误事有时也是好事，如齐桓公因为醉酒，将帽子丢了，齐桓公为此事感到羞耻，于是三天都不上朝，恰逢粮荒，管仲只好自作主张，打开公家的粮仓，救济灾民。灾民欣喜若狂，当时流传的民谣说：（齐桓公）为什么不再丢一次帽子啊！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酒中之最[/size][/color][/backcolor]
人类最先学会酿造的酒:果酒和乳酒。
我国最早的麦芽酿成的酒精饮料：醴。
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黄酒和白酒。
我国最早的机械化葡萄酒厂：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我国最早的啤酒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
我国最早的酒精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
我国第一个全机械化黄酒厂:无锡黄酒厂
记载酒的最早文字：商代甲骨文。
最早的药酒生产工艺记载：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
葡萄酒的最早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麦芽制造方法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现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约三千年)古墓出土的酒，现存故宫博物院。
目前产量最大的饮料酒：啤酒。
目前国产价格最贵的酒：茅台酒。
传说中的酿酒鼻祖：杜康、仪狄。
最早提出酿酒始于农耕的人：汉代刘安《淮南子》，“清盎之美，始于耒耜”。
最早提出酒是天然发酵产物的人：晋代的江统《酒诰》。
现已出土的最早成套酿酒器具：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
现已出土的最早的反映酿酒全过程的图像：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庖厨图》画像石。
已发现的最早的蒸馏器：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
最早的酿酒规章：周代，见《礼记·月令》。
古代学术水平最高的黄酒酿造专著：北宋朱肱的《北山酒经》。
最早记载加热杀菌技术：北宋《北山酒经》。
古代记载酒名最多的书：宋代张能臣的《酒名记》
古代最著名的酒百科全书：宋代窦苹的《酒谱》。
最早的禁酒令：周代的《酒诰》。
最早实行酒的专卖：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
酒价的最早记载：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官卖酒，每升四钱。
最早的卖酒广告记载：战国末期韩非子《宋人酤酒》：“宋人酤酒，悬帜甚高”，帜：酒旗。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箪醪劳师[/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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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春秋时代，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后，为了实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略，下令鼓励人民生育，并用酒作为生育的奖品：“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越王勾践率兵伐吴，出师前，越中父老献美酒于勾践，勾践将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一起迎流共饮，士卒士气大振，绍兴现在还有“投醪河”。
类似的历史故事如《酒谱》所载，战国时，秦穆公讨伐晋国，来到河边，秦穆公打算犒劳将士，以鼓舞将士，但酒醪却仅有一钟，有人说，即使只有一粒米，投入河中酿酒，（也可使大家分享），于是秦穆公将这一钟酒倒入河中，三军饮后都醉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名贵的白酒[/size][/color][/backcolor]
锦州有大凌河、小凌河，水质优良，当然出好酒。明清酿制“烧酒”，最为驰名。尤其“东关烧锅”最是神勇。
1996年6月9日，一项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在辽宁锦州面世。人们搬迁锦州凌川酿酒总厂的老厂时，偶然在地下80厘米处发现了四个木制的酒海（古代酒的容器），酒海内竟然完好地保存着香气宜人的白酒。这些酒海以红桦构筑，长为2.62米、宽1.31米、深1.64米箱内裱糊以约1500层、内蘸以鹿血的宣纸。这些宣纸上用汉字，涝文书写“大清道光乙已年”“同盛金”、“大清国”等字样。通过这些记载及其他遗迹、文物考古专家确认这是“同盛金”酒坊在清道光二十五年封存的，这些酒不仅命长，而且十分好喝。
“烧酒”属陈香型，色微黄，酒精度53%，理化和卫生指标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由于是贡酒，它用鹿血蘸宣纸封存，150多年的浸泡使鹿血渗入酒中，功效了得。
据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食品工艺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反复考证后认为：这批被命名为“道光二十五”清朝贡酒是世界上穴藏时间最长的白酒，它和盛酒器皿“木酒海”的发现，对中国酒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道光二十五”经多位全国著名评酒专家通过感官品评认为，该酒酒液呈微黄色，浓郁陈香，人口绵柔，醇厚细腻，后味悠长，风味独特，是白酒家族的稀世珍宝，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商品价值。
好东西谁都不放过，先是英国伦敦吉尼斯总部审核认定“道光二十五”贡酒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窖贮时间最长的穴藏贡酒，并收入吉尼斯大全。马上又在1999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首例文物级食品专场拍卖会在京成功举行。由辽宁省锦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委托中国嘉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的1000公斤“道光廿五”被组成50个拍卖标的拍卖，最后成交额达350万元。
被拍卖的100公斤“道光廿五”贡酒从500克到4公斤的不同组合，参考价从1.8万元至20万元。
在拍卖过程中，价位较低的标的拍卖十分顺利，落槌价也略高于参考价，价位较高的标的拍卖相对迟缓，没卖出去的都是这一部分。一位先生花了14.1万元买了3.5公斤3瓶装的贡酒。尽管他觉得有些贵，但冲着此酒100多年的历史，想买回去给父母尝尝，同时也满足了收藏爱好。
为使穴藏贡酒价值更高，特为其定制了由香木雕刻而成的木匣和由景德镇高级工艺美术师亲手绘制的青花红龙双耳扁壶。
本次拍卖的贡酒虽属文物，但可办理出境手续，携出国外。另外余下的贡酒作为锦州市政府的国有资产，由凌川道光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为保存。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鲁酒薄而邯郸围[/size][/color][/backcolor]
“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故事，说的是楚宣王会见诸候，鲁国恭公后到并且酒很淡薄，楚宣王甚怒。恭公说，我是周公之后，勋在王室，给你送酒已经是有失礼节和身份的事了，你还指责酒薄，不要太过份了。
于是不辞而归。宣王于是发兵与齐国攻鲁国。齐国的梁惠王一直想进攻赵国，但却畏惧楚国会帮助赵国，这次楚国有求，便不必再担心楚国来找麻烦了，于是赵国的邯郸因为鲁国的酒薄不明不白地做了牺牲品。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大的糖酒盛会[/size][/color][/backcolor]
全国糖酒交易会，享有“中国第一商贸会”之称，至今已举办了61届。1984年，由于向市场经济转换，除国家名酒外，其它糖酒商品一律满足市场。在安阳举办的全国糖酒会采取开放式办会，使各省、市、自治区糖酒公司及其他工商企业自行举展。
1990年春，在石家庄举办的糖酒会因参会的工商企业较多，就实行集中布展形式的糖酒会，自此便成为公开的江湖英雄大会，不少企业为之殚精竭虑，都想在这个舞台上名扬天下，成为大腕，广招财源。
多年来，参会企业之多，交易数额之高，令不少企业为之殚精竭虑，都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好这出戏。不少企业也由此名扬天下，成为名牌企业，财源随之滚滚而来。
99年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大连举行。参会企业3400多家。10万客商云集，大多是酒企业，从铺天盖地的酒广告中即可窥其一斑。在白酒中，众多高档品牌酒得到众多参会者的首肯。其中茅台、五粮液、宁城老客表现不俗。啤酒、葡萄酒与白酒仍呈三足鼎立之势，雄踞市场。
参展的各路豪杰，更加注重内功修炼。国产葡萄酒依然醉红一片，显现出勃勃生机；啤酒行业仍旧如火如荼，以龙头企业开始走跨地域，低成本的扩张之路。一些名酒延伸出的品牌，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在本届的秋交会上，酒类成交额为75.70亿元。
糖酒会之最：
最早举办糖酒会的城市北京1995年
最早设展的糖酒会上海1964年
成交额最高的糖酒会郑州市1977年秋135.62亿元
举办糖酒会最多的城市成都12次
最早实行集中布展的糖酒会石家庄1990年春
第一次采用“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名称的糖酒会郑州1990年秋
最早的糖酒会研讨会郑州1988年
最早采取开放式办会的糖酒会安阳1984年秋
最早集中在一个会场布展的糖酒会成都1988年
参会人数最多的糖酒会长沙1995年秋14万人
最早进入糖酒会的外企瑞士雀巢公司
最先突破百亿元的糖酒会成都1994年春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鸿门宴[/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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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王朝的部队，刘邦先破咸阳（秦始皇的都城），但刘邦兵力不及项羽，项羽大怒，派当阳君击关，项羽入咸阳后，到达戏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季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拨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只好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且不避，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樊哙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壁一双，并向大将军（亚父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壁，气得范增却拨剑将玉斗撞碎。后人将鸿门宴喻指暗藏杀机。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古的中山王酒[/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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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河南省平山县地区发掘战国时中山王的墓。在整理出土文物时，发现有两个装有液体的铜壶，这两个铜壶分别藏于墓穴东西两个库中。外形为一扁一圆。东库藏的扁形壶，西库藏的圆形壶。两个壶都有子母口及咬合很紧的铜盖。该墓地势较高，室内干燥，没有积水痕迹。发掘人员当场将这两个壶的生锈的密封盖打开，发现壶中有液体，一种青翠透明似现在的竹叶青；另一种呈黛绿色。出土时，两壶都锈封的很严密，启封时，酒香扑鼻。这两种古酒竟能储存二千多年，至今不坏，证明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221年），我国的酿酒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故宫博物院于1978年10月委托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鉴定。11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派人去故宫博物院取样鉴定。从外观察，两个壶整体完好，并不渗漏。首先将东库的扁形壶打开，开盖时有特殊气味，其壶内液体未满至壶口，壶壁没有液体下降的痕迹，液体呈浅翡翠绿色，透明，有很多像泥土状的棕色沉淀物。壶底有少量的铜锈块。壶中有一块直径大约 5厘米呈扁椭圆形鸭蛋状的固状物；将西库圆壶打开，开盖时也有特殊气味，壶内液体也未至壶口，但壶壁上有液体下降5厘米的痕迹。液体呈黛绿色，发暗，不太透明。壶底有很多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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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员用虹吸法将两壶内的液体分别转移到玻璃瓶内。并用广口瓶提取部分样品到化验室进行查验。12月完成鉴定，综合分析为：
1、两壶液体均含有乙醇；2、液体的沉淀物很多，不是蒸馏酒；3、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4、含氮量较高，含有乳酸、丁酸。确定氮是属于动物性或植物性蛋白物质。
根据化验结果，判定该液体为奶汁或谷物酿造的酒。有些专家认为是一种配制酒，因壶中鸭蛋形固状物是人为加进去的，作为药材或香源在酒中进行浸渍泡制。
总之，无论中山王酒是奶汁酒还是谷物酒或是配制酒，它是我国也是世界是现存最古老的酒。距今已有2200余年之久。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汉高祖醉斩白蛇[/size][/color][/backcolor]
秦始皇末期，刘邦（汉高祖）做亭长时，往郦山押送劳工，但在路上，劳工大多在路上死亡，到了丰西泽中，将劳工放走，结果只有十来个壮士愿意跟随刘邦。夜中，刘邦喝醉了酒，令一人前行，前行者回报道，前面有一条大蛇阻挡在路上。请求让我们回来。刘邦正在酒意朦胧之中，似乎什么也不怕，说:是壮士的跟我来，怕什么!由是勇往直前，刘邦挥剑将挡路的大白蛇斩为两段，路开通了，走了数里路，刘邦困了，倒头就睡着了。有一老妇人在蛇被杀死的地方哭，有人问哭的原因，老妇人说，有人将我儿子杀死了，有人又问，何以见得你儿子被杀? 老妇人说，我的儿子，就是化成为蛇的白帝子，因挡在路上被赤帝子所斩。后来有人将此事告诉刘邦，刘邦听后暗自高兴，颇为自负。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最早酿酒用曲的国家[/size][/color][/backcolor]
不是随便什么东西烂了都能叫酒的。酿酒有两个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一是淀粉糖化，二是酒精发酵。这两个过程必须由糖化菌，酵母菌来进行。微生物多了去了，能出酒的不多，培养出来更不容易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武丁时期就已掌握了微生物“霉菌”生物繁殖的规律，已能使用麦芽、谷芽制成蘖，作为糖化发酵剂酿醴，使用谷物发霉制成曲，把糖化和酒精发酵结合起来，作为糖化发酵剂酿酒了。《尚书》就有“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的记载。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以制曲培养微生物酿酒的国家。
在殷商时代，人们已经能成熟地、大规模地制曲和用曲酿酒了。这从殷墟发现的酿酒遗址中用大缸酿酒的情况和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酒器之多，可以得到说明。但那时的酒曲，也就是曲蘖，是松散的发霉发芽的谷粒，所以叫散曲。它含有有用的微生物不很纯，糖化和酒化力也不很强，所以酿酒时的酒曲的用量很大。
到了周代，由于酒曲的发展，曲蘖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有了变化。曲，专指酒曲，种类也增加了，例如《左传》中记有“麦曲”的名称，在“曲”前加麦字限制，可见已不止一种曲。因为谷芽中含有糖化酵素即糖化酶，所以人们用它来制饴糖。当时制的散曲中，一种叫黄曲霉的霉菌已占了优势。黄曲霉有较强的糖化力，用它酿酒，用曲量较之过去有所减少。有趣的是由于黄曲霉呈现美丽的黄色，周代王室也许认为这种颜色很美，所以用黄色制定了一种礼服，就叫“曲衣”。黄色后来成了历代帝王家的代表色。两汉时期，曲的种类更多了，例如有大麦制的，有小麦制的；有曲表面长有霉菌的，有表面没有长霉菌的。特别是当时除了散曲外，还出现了制成块状的曲，叫饼曲，而且不止一种。
从松散的曲到成块的曲，不只是形式的变化。因为饼曲外面和内部接触空气面不一样，外面有利于曲霉的增长，内部则有利于根霉和酵母的繁殖。根霉菌有很强的糖化力，也有酒精发酵力，它能在发酵中，不断繁殖，不断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使酵母菌好再将葡萄糖变为酒精。东汉时代，有种叫“九酝酒法”的酿酒法，用曲量仅及原料的百分之五，这表明当时的曲已是根霉为主，且曲的作用也从糖化发酵剂变成了所需要的微生物繁殖的菌种。从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晋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制曲法，即在酒曲中加入草药。晋代人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就记载有制曲时加入植物枝叶及汁液的方法，这样制出的酒曲中的微生物长得更好。用这种曲酿出的酒，也别有风味。今天，我国有不少名酒酿造用的小曲中，就加有中草药植物，如白酒中的白董酒、桂林三花酒、绍兴酒等等。
红曲，是红曲霉寄生在粳米上而成的曲。红曲霉虽然耐酸、耐较浓的酒精、耐缺氧，但生长的慢，只有在较高的温度下才能繁殖，所以成为我国南方福建、广东、台湾一带酿酒的重要酒曲。宋代我国已以能较普遍地制作红曲了。
红曲制作工艺难度较高，稍有不慎红曲霉就很容易被繁殖迅速的其它菌所压倒。
无怪明代李时珍赞美说：“此乃窥造化之巧者也。”
酒曲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酿酒业的一项重大贡献。后来传给日本、印度和东南亚，东方诸国的酿酒方法也就都用酒曲做糖化发酵剂。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在法国人卡尔迈特氏在研究我国酿酒药曲的基础上，分离出糖化力强并能起酒化作用的霉菌菌株，用以生产酒精，称为“阿米诺法”，才突破了酿酒非用麦芽，谷芽制作蘖作糖剂不可的状况。
更晚些时间，德国人可赫氏才发明了用固体培养做微生物制成糖化发酵剂的方法进行酿造，这比我国发明用酒曲酿酒，已经晚了几千年。
想不到长霉的东西竟能为国争光。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文君当垆[/size][/color][/backcolor]
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为景帝时武骑常侍，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回到家乡四川临邛。有一次，他赴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宴饮。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相如亦早闻文君芳名。相如、文君倾心相恋，当夜即携手私奔。相如一贫如洗，文君亦因卓王孙怒其败坏门风而不分给她一文钱。两人只好变卖所有东西后回到临邛开了家小酒铺。每日，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来，卓王孙心疼女儿，又为他俩的真情所感动，就送了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给他们。司马相如有财、有名后，又受皇帝宠幸，便宿娼纳妾，竟不理会卓文君。文君因作《白头吟》以诀别。“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天下的负心郎皆愧之。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闲话酒旗[/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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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旗，亦称酒望、酒帘、青旗、锦旆等。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广告形式，酒旗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韩非子》记载：“宋人有沽酒者……悬帜甚高。”“帜”就是酒旗，后世人称：“酒市有旗，始见于些。”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就知道利用酒旗这一特殊的广告形式来传播商品信息了。
自唐代以后，酒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十分普通的市招，而且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这从自唐代始的不少诗歌作品中便可窥斑见豹，如：“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君不见菊潭之水饮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一面“孙羊正店”的酒招。
酒旗在古时的作用，一般来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招牌、灯箱或霓虹灯之类。在酒旗上署上店家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挂在屋顶房前，或干脆另立一根望杆，扯上酒旗，让其随风飘展，以达到招徕顾客的目的。有的店家还在酒旗上注有经营方式或售卖数量等内容，以便让客人一目了然。如：《歧路灯》上开封祥符三月三吹台会上的那面“飞在半天里”的“酒帘儿”写着“现沽不赊”；《水浒传》里武松打虎前所进店家的招旗写着“三碗不过冈”；而孟州蒋门神“河阳风月”的招旗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两把销金旗上的“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即使与现代广告语相比，也毫不逊色。
除经之外，酒旗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酒旗的升降是店家有酒或无酒、营业或不营业的标志。早晨起来，开始营业，有酒可卖，便高悬酒旗；若无酒可售，就收下酒旗。《东京梦华录》里说：“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望子”就是酒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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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酒旗如今已被高科技广告设施所取代。偶有仿古酒旗有林立的高楼间悬着，但仍透着一种韵味，不过“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景致现代人已越来越难领略到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煮酒论英雄[/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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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中所讲述的一则故事。东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势力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力薄，为防曹操谋害，不得不在住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云长和张飞蒙在鼓中，说刘备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
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派人请刘备，刘备只得胆战心惊地一同前往入府见曹操。曹操不动声色对刘备说，“在家做得大好事！”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这句话将刘备吓得面如土色，曹操又转口说，你学种菜，不容易，这才使刘备稍稍放心下来。曹操说，则才看见园内枝头上的梅子青青的，想起以前一件往事（即“望梅止渴”），今天见此梅，不可不赏，恰逢煮酒正熟，故邀你到小亭一会。刘备听后心神方定。随曹操来到小亭，只见已经摆好了各种酒器，盘内放置了青梅，于是就将青梅放在酒樽中煮起酒来了，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将至，曹操大谈龙的品行，又将龙比作当世英雄，问刘备，请你说说当世英雄是谁，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否定。
曹操此时正想打听刘备的心里活动，看他是否想称雄于世，与是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英雄呢？曹操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一听，吃了一惊，手中拿的筷子，也不知不觉地掉下地下。正巧突然下大雨，雷声大作，刘备灵机一动，从容地低下身拾起筷子，说是因为害怕打雷，才掉了筷子。曹操此时才放心地说，大丈夫也怕雷吗？刘备说，连圣人对迅雷烈风也会失态，我还能不怕吗？刘备经过这样的掩饰，使曹操认为自己是个胸无大志，胆小如鼠的庸人，曹操从此再也不疑刘备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竹林七贤[/size][/color][/backcolor]
竹林七贤，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嵇康
嵇康(224─263)，三國時譙國銍縣(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雖家世儒學，但學不師授，唯好老、莊之說。與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稱嵇中散。崇尚自然、養生之道，著有《養生論》，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與王戎、劉伶、向秀、山濤、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稱為「竹林七賢」。後因與山濤志趣不同，山濤將去官，舉以自代，遂作書與濤絕交；又因與鍾會有隙，被譖於大將軍司馬昭，年四十遭殺害。嵇康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魯迅輯校《嵇康集》為精善。
阮籍(210－263)，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於散文和辭賦。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志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獮猴賦〉。考《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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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濤(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賢」之一。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貧。好老莊學說，與嵇康、阮籍等交遊。山濤將離選職，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書與之絕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山濤見司馬懿與曹爽爭權，乃隱身不問事務。司馬師執政後，欲傾心依附，被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司馬昭以鍾會作亂於蜀，將西征，任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昭進爵晉公，濤主張以司馬炎為太子。炎代魏稱帝時，任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為冀州刺史，甄拔隱屈，搜訪賢才三十餘人。入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晉武帝之意旨，且親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曾多次以老病辭官，皆不准。後拜司徒，復固辭，乃歸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輯本。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戏说酒徒与酒狂[/size][/color][/backcolor]
酒徒，是对饮酒者的泛称。现在多用作贬义，往往同“酒鬼”、“酒狂”等同。“酒徒”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当初并无贬义。传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郦生名郦食其，陈留高阳人。好读书，有奇谋，家贫落魄却放荡不羁，故人们称他为“狂生”。汉高祖刘邦起义后，久攻陈留不下。正在无计可施之际，郦生前去求见，他对看门的军士说：“请你通报一声，说有个60多岁的儒生来见。”军士说：“刘邦向来讨厌儒生。过去有个儒生来见，他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夜壶撒尿。平时说话，一提到儒生他就大骂，所以最好不说是儒生求见。”郦生说：“但说无妨，你就这样去通报吧。”军士只好进帐通报。当时刘邦坐在床上由两个女人为他洗脚。他问道：“来的是怎样一个人？”军士说：“看样子像个大儒，穿的儒者衣服，戴的儒者帽子。”刘邦说：“你就说我正在为天大的事发愁，没有闲功夫见儒生。”军士出来传达了刘邦的话，郦生怒眼圆睁，呵军士说：“你再滚进去通报，就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刘邦听是酒徒求见，马上停止洗脚，说：“快请客人进来。”由此可见，酒徒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比儒生要高得多。
“酒狂”这一名称，也始于汉朝。《汉书》77卷记载：汉宣帝时期有个盖宽饶，河南人，为人刚直清廉，任负责治安的司隶校尉，以法办事，京师清宁。一次，平恩侯许伯新建的府第落成，丞相、御史、将军等达官贵人都前往祝贺。盖宽饶迟到，许伯说：“盖君迟到……”话还没有说完，盖就说：“不要让我多饮酒，我是酒狂！”丞相魏侯说：“他醒的时候就狂，何必饮酒。”一会儿酒酣作乐，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扮成猴子与狗斗，满座大笑。唯独盖宽饶仰头环视新房，长叹一声说：“这房子真好啊！然而富贵不能长久，新居落成忽然换了主人的事，我见得多了。唯有谨慎做人才能长久，君侯要引以为戒啊！”说完，他便退席而去，接着就向宣帝弹劾檀长卿在众人面前跳猕猴舞，失礼不敬。宣帝要治檀罪，许伯入朝罪才得以幸免。可见这位自称“酒狂”的人老盖一点不狂，而那位装扮猕猴的老檀倒是“狂”得差点被罢官。
到了西晋，“竹林七贤”中有位刘伶，纵酒放达，那才真是个酒狂哩。他经常喝醉以后赤身裸体躺在地上酣睡。有人进屋去劝他穿上衣裤上床睡，他却说：“天地就是我的床，房间就是我的裤，你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啦！”他又曾坐鹿车出门，随身带着一壶酒，命家人拿着锄头跟在后边，说：“我醉死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我埋了。”你说狂不狂？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清圣浊贤[/size][/color][/backcolor]
中国之酒源于何时，难以确考。世传有仪狄造酒之说，或杜康造酒之说，但仪狄为大禹时代之人，似为更早。其实，酒的发现、发明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晋朝人江统的《酒诰》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然有此说，最早积于空桑或其他凹处的应是桃、李、杏之类水果，而非剩饭，所以最早的酒应该是水果类发酵之酒，而非粮食类发酵之酒。山间之猴，因食用发酵中的水果或汁液而如人般手舞足蹈，亦属发酒疯的表现。时至周代，酒制已成。膳夫统管之下已有酒正、酒人，酒正系管酒之吏，酒人系造酒之人。造酒这场所，也在庖厨之列。所造之酒有三酒五齐之分。原料为稻、黍之类。三酒为事酒、昔酒、清酒。事酒为因事之酿，时间很短；昔酒是可以短时储藏之酒，稍醇厚一些；清酒则冬酿夏熟，为当时酒中之冠。五齐是五种不同成色的酒，为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泛齐为酒糟浮在酒中，醴齐是滓、液混合，盎齐是白色之酒，缇齐是丹黄色之酒，沉齐是酒的糟、渣下沉。此五种酒是相对于清酒的浊酒。但不论清酒、浊酒、三酒、五齐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之酒。后世又经榨滤和装坛煎煮，有如今之绍酒，其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并非今之高度蒸馏酒。中国人、中原人是在元代后才开始大量生产和饮用蒸馏白酒的。
酒有清浊，味有薄厚。《庆子·胠箧》有“鲁酒薄而邯郸围”之语，乃是春秋楚王称霸，鲁、赵两国献酒，鲁酒薄，赵酒厚。楚之主酒之吏求酒于赵，赵国不与，吏怒便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于楚王，楚王因赵酒薄而发兵围邯郸。据此可知，酒在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那位管酒小吏想私得赵酒而不成，却引发了一场战争，不是赵国小气，而是好酒难得。酒从秦汉之后，多为官营，至北宋更为苛严。民间私酿，只能自饮，酒楼所售，是官曲自酿。但民间之酒多为浊酒，饮时筛与不筛均可，村野浊醪，饮酒食糟，自是一番情趣。但制酒甚耗粮，因此，凡饥荒、战争，政府便下令禁酒。汉末曹操主政，此公善饮，其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流传千古。但碍于时政，禁酒甚严，时人因此颇讳酒字，于是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饮酒而醉称为中圣人，或称中圣，清圣浊贤便自此为酒之雅称。南宋陆游有句为“遣闷唯清圣，忘情付黑甜”，黑甜应为浊酒一种。但要说还是李白直接爽快，“已知清比圣，更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因圣贤而成仙，其确属性情中人，而“仙人”之外，“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布衣大众的所好。酒对于中国人、中国的餐饮文明、中国的文化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尽管千古至今，多少成败都与酒不可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中华酒楼[/size][/color][/backcolor]
作为一种消费品，酒在中国古代以至现在，都是重要的商品。卖酒和为顾客提供饮用器具、场所及各种服务的店肆，古往今来有各种名称，如酒肆、酒舍、酒垆、酒家、酒楼、酒馆、酒店等。这种卖酒兼提供饮食服务的店肆的出现，在中国，是与商品交换发展，城郭、市场的建立有关的，至于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酒是全人类的饮料。不过，与古希腊等西方民族最早以葡萄为原料酿酒不同，中国人最早是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的。中国谷物酒的酿造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至商代，由于发现了曲分离技术，不仅使酒的质量有所提高，也使酒的酿造得到进一步的普及。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用酒来祭祀的记载，从古史中可知当时上层贵族饮酒的风气已经很盛，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造成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据《尚书.微子》）。传为战国人写的《冠子.世兵》说：“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广雅》解释这句话时说：“保，使也，言为人佣力，保任而之。”“伊尹酒保”的意思是说伊尹曾经在卖酒的人家或店肆中作过奴隶或雇工。伊尹原是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商人用为“小臣”，后来成为商初的执政大臣。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夏末商初就已经有了卖酒的店肆了。虽然这则材料因晚出不一定可信，但是，商代未年的一些小墓中，舰爵等象征性的陶制酒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随葬品，说明饮酒在当时的下层贵族甚至平民中也很普遍。而商人已经建立固定的城邑，有了一定的商品交换，这时候有酒在市肆中买卖应该说是可能的。
周人崛起于渭水平原，以农耕立国。《周礼.天官.家宰》谈到周王朝“设官分职”，已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王室的酿酒事务：“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吏八人，青八人，徒八十人。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莫三百人。”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说明当时王室酿酒的规模之大，再加上贵族的家酿，可以想见当时全国的酒产量一定相当可观。而由于王都铺京、东都洛邑以及数十个封国都邑的营建，包括“酒肆”在内的“市肆”已经普遍出现，更为酒作为商品的交换提供了条件。
《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所谓“建国”，就是筑城。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市”里设“次”和“叙”（市场管理官员处理事物的处所），“肆'，则指陈列出卖货物的场地或店铺（亦包括制造商品的作坊）。城邑市场里“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品相划分，所以卖酒的区域、场所、店肆自然被称为“酒肆”。
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到唐代，手工业者都是在市场上列“肆”而居、“肆”经营的，故《论语.子张》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淮南子.真训》说：“贾便其肆，农乐其业。”但是卖酒的店肆作为一种饮食服务业，实际上不断突破“市肆”的限制，以至逐渐遍布城乡。不过，“酒肆”作为卖酒店肆的称呼却被沿袭下来。如题为晋·张华作《博物志》云：“刘元石于山中酒肆沽酒。”山中自然没有“市肆”，故这里的“酒肆”实指的是山中的酒店。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衡，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里的“酒肆”则指的是北宋泞京城里的酒馆酒楼。诗文中写到卖酒兼提供各种服务的酒店也常用“酒肆”一词禹.
古代“市”、“肆”，通。《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永和）六年十二月，锥阳酒市失火，烧肆，杀人。”所以古代也用“酒市”来称酒店。如北周庚《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王成之藏李 ，为佣酒市。”唐.沈彬《结客少年场行》诗：“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间布衣。”唐·姚合《赠刘义》诗：“何处相期处，咸阳酒市春。”元·张可久《醉太平.登卧龙山》曲：“半天红雨残云在，几家渔网夕晒，孤村酒市野花开。”
西周时，王室酿酒，贵族一般也有条件酿酒，但平民则主要到市场上买酒。西周初，鉴于商朝统治者沉溺于饮酒而亡，曾经由周公旦以王命发布《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对民众则规定不准群饮：“群饮，汝勿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说，民众群饮，不能轻易放过，统统抓送到京城处以死刑。民众聚饮的酒，当购自酒肆，也很有可能当时民众聚饮的地方就在市场上的酒肆。《诗经.小雅》的作者主要是西周的大小贵族，其中很流行的一首宴亲友的诗《伐木》篇写道：“有酒婿我，无酒酤我。'，意思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了。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其他流动人口的增加，战国时饮食服务业发展得很快。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谈到以刺秦王闻名的荆柯：“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辆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战国末年，象燕国都市的酒店，为客人提供酒具，客人已经不仅可以在买酒后当场饮用，而且可以留连作歌于其中，基本上和后世的酒馆没有什么差别了。
由于春秋经济的发展，经战国到秦，不仅都市里有酒肆、酒店，连一般的乡镇也有酒店了。汉高祖刘邦本是丰沛的一个乡村无赖，《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他常到王姐、武负开的酒店去赊酒，有时还当场喝醉，睡倒不起。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很快，酒店业遂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
汉未建安年间，曹操为励精图治曾下过禁酒令，当时的名士孔融为此写了一篇《与曹相论酒禁书》与之论辩，刘备建立蜀汉之初，也曾下令禁酒，不许私酿，则被简雍劝止。所以汉未三国时可以说基本没有酒禁，自然不能禁止酒店酿酒卖酒。吴大帝孙权的叔父孙济，就经常以蕴袍偿付酒店的酒债（《江表传>>）。到魏晋时，由于种种原因，从吃药到饮酒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形成风气。特别是入晋以后，饮酒几乎成为当时名士的标志，其中突出的代表自然是“竹林七贤”。据说阮籍曾因步兵署中有酒而愿作步兵校尉，还曾在家中大醉六十余天，以逃避司马氏的提亲。刘伶则出游时车中载酒，走到哪喝到哪。但如果以为阮籍、康等饮酒除了在家里，就是饮于郊野林泉，就不尽然了，其实他们也会到酒店饮酒。《晋书》阮籍本传就提到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即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因为魏晋时不禁私酿，所以当时的私家酒店不少，各家所酿之酒其味必然不同。晋代的清谈名士阮修，家境贫寒，四十岁还没有娶亲，以至大将军王敦为他发起捐钱娶亲。可是他虽穷却嗜酒，酒钱常常储备不乏。据说，他往往步行出游，将百钱挂于杖头，走到哪个酒店，便取下杖头钱买酒独酌。后世因称酒钱为“杖头钱” <<<世说新语·任诞>>。
东晋到刘宋初的文学家陶潜（即陶渊明）好饮，晋未为彭泽令，分配给他公田，就全叫种上称，以供酿酒，还曾亲取头上的葛巾漉酒。家酿不够，陶潜也到酒店买酒。《宋书》本传记颜延之曾送给他二万钱，“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大概陶渊明主要是将酒买到家里喝，而送钱给他买酒的颜延之则喜欢到酒店饮酒。《南史》颜延之本传记其逸事云：“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到酒肆裸袒挽歌，了不应对。”颜延之在刘宋时官至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象他这样的人还经常跑到酒店去光着膀子饮酒高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酒店是可以尽情尽性不拘礼法的所在吧!喜欢到酒店喝酒的士大夫在东晋六朝还不少。《南史.谢几卿传》：“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别酒萨，停车寨慢与车前二挡对饮，观者如堵。”参加朝宴犹不足，又跑到酒店去与驾车的牲口对饮，这位谢大夫确是一位可人。还有一位东晋的会稽玉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庐，列肆使姬人酷蕾酒肴，如梅饭者，数游其中，身自买易，因醉，寓寝动连日夜。”（《宋书.五行志》）这位亲王为了追求酒店饮酒的情趣氛围，竟然叫人假设酒店以求醉，行为固然荒唐，亦可见当时酒店的吸引力。
南朝的经济比北朝发达，但是由于北朝没有实行榷酷，民间可以自由酿酒，所以当时北朝市场上洒的买卖也很活跃。特别是其中有几个地方所酿之酒遐尔闻名，成为远销他方的畅销商品。名气最大的则是洛阳刘白堕所酿的“鹤筋酒”。
北魏时的这位刘白堕可请是当时的酿酒专家，有自己的名牌产品，也有自己私人的酿酒作坊。这种私人的酿酒作坊的发展，形成了与官置酒坊的对立。隋统一全国以后，还曾一度罢官酒坊：“开皇二年正月，帝入新宫。......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宫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隋书.食货志》）这无疑促进了私人酒坊、酒店的发展。“酒坊，，本指酿酒的作坊，因其也兼卖酒，故人们也用之来称酒店。如唐.姚合《昕僧云端讲经》诗：“远近持斋来谛昕，酒坊渔市尽无人。”元.张垦《塞上谣》诗：“玉貌当萨坐酒坊，黄金饮器索人尝。'，唐初无酒禁，加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酿酒业及相关行业都得到较大发展，大小酒肆、酒店遍布城乡。乾元元年（750年）以后，虽然由于缺粮或遇灾荒，有几次在局部地区禁酒，甚至“建中三年，复禁酷”，不许民间私人开酒店卖酒，但却官司“置肆酿酒，制收值三千”，“以佐军费”。所以在唐代，无论是否有酒禁，人们都可以在一般的城乡随时找到酒店。唐制三十里设一驿，全国陆驿1291，水驿1330，水陆相兼之驿86，沿途随处都有酒店等服务施。“东至宋泞，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馍丰溢，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特别是“京都王者师，特免其榷”（《旧唐书.食货志》），快安、东都洛阳及其附近的酒肆、酒店得到特别的发展。据《开元遗事》记载：“自昭应县（今陕西临漳）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门，当大路市酒，量酒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乏，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唐代长安虽有东西两大市，但酒店早已突破两市，发展到里巷郊外。从春江门到曲江一带游兴之地，沿途酒家密集，所以杜甫诗中说z“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城厢内外热闹的地带则盖起豪华酒楼。当时长安的酒楼，楼高百尺，酒旗高扬，丝竹之音嗦亮。这种带楼座的“酒楼”的出现相对于酒店的历史来说，是比较晚近的事，至少在唐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酒楼因酒店之房舍建筑而得名，也意味着酒店规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与饮食供应品位的提高，无疑是与城市的繁荣、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来人们将规模较小、条件比较简陋的酒店称为“酒馆”、“酒铺”，而将档次高些、带楼座并有各种相应服务的酒店称之为“酒楼”。
宋王朝重视对酒务的管理，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其中有继承前代的，也有自行制定的。在宋代，除了有些地方，如两广路以及费州路、福建路等地区实行“许民般酷”，即将坊场酒税摊入民间，随二税征收，允许民间自酿自卖外，酒的榷酷制度主要是“官榷飞酒曲由官府即都曲院制造，从曲值上获取利润;而酒户则购买官曲酿酒沽卖，从卖酒中获得利润。“都酒务，，是作京以外各州、军的官办卖酒机构，县谓之“酒务”。都酒务和酒务都有造酒的作坊，又直接卖酒。所以宋人或径称酒店为“酒务”。
官榷之外还有“买扑”，制度，即酒税承包制度。如果某人“买扑”到某一地区的酒税以后，就可以独占这一地区的酒利，于是其他小酒店就成为其附庸，只能到它那里买酒贩卖。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给三司的一道诏书说：“自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令在京脚店小户内拨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之三）可知当时京城内“买扑”的情况。
南宋除继承了北宋官榷、买扑制度外，还创立了“赌军酒库”。到绍兴十年（1140年），户部所辖的赌军酒库已有十多处，这年十月又改为点检赌军酒库。赌军酒库虽然是由户部主办的，但主要由军队掌握：行在临安府由殿前司经营，镇江府、建康府、扬州以及兴元府，由所在驻军掌握。至绍兴二十一年，光殿前司诸军就有66处酒坊，“脚店”无数。除此之外，各地豪绅以及达官贵人或酿私酒，或私设酒坊，与国家争利。如绍兴时殿前司都指挥使杨存中就在湖州、秀州、临安等地开设了9家私人酒坊。
有宋一代，国家将酒的生产买卖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加以鼓励，另一方面酿酒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酒的生产、销售和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表现得十分明显。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盛》、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纪事》等书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蒙古人犹如一股巨大的泥石流，从漠北草原，汹涌地冲向中原。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有相当意义，但是其负面和消极的作用、影响也是很大的。至少，在经济发展方面，蒙古人包括在其前面的女真人的入侵，打断了古代中国经济的进程，从两宋到明代中期一个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呈现出来的马鞍形，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元朝对酿酒基本上听任私人制造，而榷以“酒课，气另外，元朝城市商业发达，首都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扬州等城市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所以中国南北方原来已经发达的酒店、酒楼等饮食服务业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据记载，元朝时，“京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己耗谷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数'，（《牧庵集》卷十五）。顺帝至元时的塞相马扎尔台在通州开酒坊糟房，日产酒万石（《庚申外史衍》）可以想见当时首都及各地酒店、酒楼卖酒数量之巨。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曾下令禁酒，后又改变主张，自云“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同乐”，于是“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皇明大政记》）。这十座楼分别取名为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但他觉得十楼还不够，于是又命工部增造五楼，洪武二十七年（1390八月新楼建成，他还“诏赐文武百官，命宴于醉仙楼。”由于明王朝政策的允许，南京、北京和各地的酒店、酒楼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发展而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商业，尤其是贩运性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大中城市数量增加，不少乡村也因商业的繁荣变成繁华的小市镇。从而引起消费生活的更新、人情风尚的改观。所请“世欲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中晚明追求奢华享乐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官绅商贾，到读书士子、厮隶走卒，几乎无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濡染。当时不仅经济发达的南方城镇到处是歌楼酒馆，就是北方的小县城，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明万历修《博平县志》所记：“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奢，互尚荒快，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
清末民初，北京繁华区域，如东四、西单、鼓楼前有许多大的饭庄，一般叫某某堂（天津则叫某某成，如义和成、福聚成），如庆和堂（在地安门大街）、会贤堂（什刹海北岸）、聚贤堂（报子街路北）、福寿堂（金鱼胡同）、天福堂（前门外肉市大街）等等。这些饭庄有着共同的特点，一般都有宽阔的庭院，幽静的房间，陈设着高档家具，悬挂着名人字画。使用的餐具成桌成套，贵重精致，极其考究。这类饭庄可以同时开出几十桌华宴，也有单间雅座，接待零星客人便酌。甚至各饭庄内还搭有戏台，可以在大摆宴席的同时唱大戏，演曲艺。这些大饭庄在京城餐饮业中的地位，大概较之两宋作京、临安的豪华酒楼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饭庄规模小一些的饮食店当时叫饭馆，其名则不拘一格，如致美斋、宴宾斋、广和居、福兴居、龙源楼、泰丰楼、裕兴园、如松馆、便宜坊。这类饭馆讲口味胜于讲排场，酒当然同样不可少。其雅座之内也悬挂匾联书画，如福兴居有一个小院子，有一匾云“醉乡深处”，后改“寻常行处”，取杜甫“酒债寻常行有”诗意;又有一匾是“太白酒楼”，有集唐诗一联云：“劝君更进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同以往酒店、酒楼没有什么差别。至于当时一些风味饭馆，也同时卖酒。
饮食消费问题，不管是消费的形式，还是消费的水平和差别，都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状况以至暴露社会的种种痛疾。对历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对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现代以来，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饮食服务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有些方面不一定是十分合理的，似乎只有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我们这个社会饮食文化、包括酒文化的健康发展。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饮中八仙[/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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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诗人杜甫作了一首著名的诗《饮中八仙歌》，对唐朝八位嗜酒如命的名人作了生动的描述
诗人写道：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杯酒释兵权[/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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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二年（公元96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乱宴请禁军宿将，以温和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不久，就开始设法解除拥护他登皇帝位的统兵将领的兵权。一天，他专门设宴，将高级将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请入宫中。饭饱酒酣之时，宋大祖说：“我当上皇帝，全靠你们。可当了皇帝以后，晚上却经常失眠。”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宋太祖答道：“你们都对我忠心耿耿，并无异心，我担心的是如果你们部下有贪图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也强将黄袍加身，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不行了。”石守信等人惶恐着清太祖指点一条生路。大祖便委婉诱导他们交出兵权，出守藩镇，多购良田美宅，为子刊。创下永久的家业。还可多养些歌儿舞女，每日饮酒取乐，以尽天年。如果能这样的话，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石守信等人大悟，第二天便L表假称有病，要求解除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
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至此，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为了避兔“君弱臣强”局面的出现，宋太祖又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若干人，以削弱宰相权力，并改变以前皇帝与宰相共同商讨国事的规矩，改为由皇帝批阅，再给宰相下旨处理。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漫话武松酒后打虎[/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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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嗜酒，或因酒能启发灵感，或因酒能消愁，武者嗜酒，和文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酒能使人的情绪提升，使人神情亢奋，醉醺醺有飘飘然的快感，不同的是文人酒后大做文章，武者酒后哆嗦动武。
酒后大发神威者，也和嗜酒的文人墨客般不胜枚举。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有不少文字描述各好汉吃酒吃肉的情景，其中“花和尚”鲁智深和家喻户晓的打虎英雄武松，可以引为二例。
小说第四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有一句这么写：
鲁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鲁智深把自己称着“酒家”说他自己一分酒一分力，十分酒十分力。小说的情节纵然多是虚构，但若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写小说的人也不会那么写出的，施耐庵（1296-1370）写《水浒传》时，北宋时期必也有不少嗜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侠士。
武松，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打虎英雄，但小孩子不晓得武松是在豪饮十多碗酒之后，才摇晃着身子上山打虎的。第二十二回描述武松上景阳岗的一段说：“……（武松）前后共吃了十八碗，掉了哨棒，立起身来道：‘我却又不会醉’，走出门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岗！’”手提哨棒便走。”
这是武松在阳毅孙一家酒店喝酒的情形，也正是他步上景阳岗打虎前的一刻，看水浒二十二回，看到了武松三大碗接三大碗的喝，直喝完十八大碗之后，才甘愿离开酒店，独个儿上景阳岗。 古人是这样的喝酒，今人也有的是这样的喝。已经作古的武侠小说家古龙说：“要我不喝酒而多活几年，我宁可不活。”您要酒，还是要活？您要留命，还是要留名？无论如何，酒都是不能不喝的，喝酒总是第一位的。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诗仙李白 溺毙江中[/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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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嗜酒的文人墨客，多得不胜枚举。
在唐宋诗人词人中，爱酒者最为人知的是李白和苏东坡；武者之中，晋代建威将军刘伶，成了酗酒者的代表；《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爱酒者可真多了，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行者武松及花和尚鲁智深。
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的一首《将进酒》，就足以道尽这们天才英雄们是如何的爱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近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多寂寞，惟在饮者留其名？”“莫使金樽空对月”，金樽是指酒杯。对着皎洁的明月，杯中岂能无酒呢？“会须一饮三百杯”，既要喝酒，就痛快的喝，一喝就喝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顾长醉不复醒”，鸣钟击鼓，尝尽美馔佳肴都不可贵，最好是长醉。“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诗中其中一句千古绝诵，圣人贤人，生前死后都默默无闻，只有喝酒的人名留千古！
李白的诗以高妙清逸著称。也有的人则以狂放而知名，更以狂饮“留名”。
李白在唐玄宗年代供奉翰林，曾在宫廷里喝醉，使皇上的爱臣高力士帮他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诗句以激杨贵妃，帝欲弃白，妃辄阻止。这是李白生平中的一件妙事。
《将进酒》是李白在他“人生得意须尽饮”时，在他开怀举杯时写的。他也在苦闷的时候作诗，如他的一首《宣州谢桃楼贱别校书叔云》，就写道“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稍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举杯消愁愁更愁，有如现在的人所说的“喝闷酒”，越喝，愁闷越涌上心头，李白用抽刀断水来比喻举杯消愁，实在恰当不过了。
只要举这两首诗为例，就可知李白开心得意时也喝酒，伤心时也喝酒，根据民间的传说，李白最终是被酒害死的，有一天，他喝得醉眼昏花，竟然扑身跃进水池去捞“水中月”，结果，一代诗仙就此被溺毙！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岳飞立志痛饮黄龙[/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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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军行遇雨，武穆下马徒步行，僚属皆从。至一庙宇……庙旁有山险峻，武穆问曰：“诸公识黄龙城乎？其城若此山之高。某旧能饮，尝有酒失，老母戒某勿饮，主上亦命戒之，某自此不复饮。他日至黄龙城，当与诸君痛饮。”
【解说】
《金佗续编》：南宋岳珂撰。正编２８卷，续编３０卷，系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岳珂系岳飞之孙，为其祖岳飞辨冤而作。本书搜集岳飞的诗文、表奏、战报、高宗的御札等原始资料，旁及传记佚事等。岳珂别业在嘉兴金佗坊，故以名书。
《宋史·岳飞传》亦有“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记载。
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家贫力学，好《春秋左氏传》及孙武、吴起兵书，少年从军。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金人再度南侵，岳飞任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大败敌兵，进军朱仙镇（在今河南开封市南）；秦桧恐飞阻梗和议，一日内降十二道金牌召还。次年以“莫须有”之罪杀害。作品多见于岳珂《金佗粹编》。《宋史》卷３６５有传。
岳飞曾“豪于饮”而有酒失，其母及高宗赵构都让他戒酒，他也听从了劝告，立即断了酒，但他却发下誓愿：“直捣黄龙府（金国的都城），与诸君痛饮耳！”戒酒能断，是大丈夫，而“与诸君痛饮耳”更充满英雄豪情。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弥勒的葡萄与葡萄酒[/size][/color][/backcolor]
大肚弥勒佛，发现了一个美丽舒适如仙境的地方，于是安家于这个地方——。那么，是先有佛？还是先有县？ 回答：先有佛，才有人，最后才有县城——弥勒县。
一百多年前，滇越铁路在建。法国传教士发现了弥勒县——这个风光旖旎的小县城，于是，在此修建了教堂，定居于此。
法国人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的多情。为了追求俺村里的小芳，不远万里，从法国波尔多带来了法国最好的玫瑰蜜葡萄枝，种植了最美味的葡萄，酿制了最美味的葡萄酒，献给了最美丽的女神。
至2005年底，弥勒县共种植葡萄2万多亩，葡萄总产量近3万吨。2006年6月26日——29日，葡萄采摘节，红的、紫的、绿的各种葡萄，组成一千多米的葡萄长廊。到此一游的人们，免费吃个饱，免费吃个好，还可以亲自到葡萄院摘葡萄。爽吧，亲爱的你，流口水了吗？想吃了吗？
红葡萄酒是用红葡萄来酿造，酒的红色均来自葡萄皮中的红色素，绝不可使用人工合成的色素。葡萄进入酒庄之后，去梗，破碎，发酵，澄清，陈酿，装瓶，如此这般，红酒诞生了。
好的红酒是要经过橡木桶的窖藏。这里的橡木桶都从法国进口，每个价值1－2万元，而且使用3-5年，橡木的精华用光了，桶就淘汰了。所以，好的红酒都会价值不斐！原来，成就红酒内涵，是付出了橡木桶的人生。也许，橡木桶就是那个“成熟女人”生命中的初恋吧！
葡萄酒是钟情女人的——葡萄酒中含有各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B12能促进红血细胞成熟，有一定的补血作用。葡萄酒的美容效果极佳，坚持早晚用葡萄酒涂抹皮肤，可以使粗糙的皮肤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女性经痛时喝点红葡萄酒，能缓解经痛与痉挛情形。
葡萄酒是关爱家人的——葡萄酒中所含的丹宁，能抑制细菌繁殖，有抗发炎与帮助消化作用，可以有效防止老化、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变及癌症。由葡萄皮和葡萄籽释放出的酚类物质，可对抗动脉硬化，预防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减少高血压的发病率。
葡萄酒是感性的——闻其香：酒的香气如同酒的气质，或清纯，或浓厚，举杯轻嗅、摇晃过后再闻，香味都是不同的；观其色：酒体晶莹剔透，清澈动人，呈现高贵艳丽的宝石红色；尝其味：入口醇厚丰润，回味细腻柔和，这一口葡萄酒润唇入口，每个味蕾都仿佛竖耳倾听，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葡萄酒是理性的——全球海拔最高（1500米以上），纬度最低（北纬25度）的红土地优质葡萄园里（弥勒县），种植出的最好的玫瑰蜜葡萄，葡萄酒严格按照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技术法规精心醇制。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古时的酒楼与酒联[/size][/color][/backcolor]
唐代，胡人来我国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代。酒肆的服务员，即是西域的女子，被称为“胡姬”。她们是促使胡酒在唐代城市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古代青年女子当垆不多的情况下，这些“胡姬酒肆”曾为唐代长安饮食市场开创了新的局面。
胡姬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翻开《全唐诗》，可见其中有许多描写。初唐诗人王绩曾以隋代遗老身份待诏门下省，每日得酒一斗，被称为“斗酒学士”，他在《过酒家五首》中最先描写了唐代城市里酒肆中的胡姬：“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此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依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上“世”下“贝”），惭愧酒家胡。“这里饮酒饮葡萄酒，去的又是胡人开的酒店，而且钱少了不好意思进门，很显然有为侍酒的胡姬准备“小费”的意思。为了胡姬而去酒店饮酒，在唐代城市里是一种世风，张（礻古）有一首《白鼻（马呙）》写得很清楚：“为底胡姬酒，常来马鼻（马呙）。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胡姬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长在此饯行。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姬酒肆”里的情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毛旁，上日下羽）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鱼会）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所有诗人中似乎是李白最爱与胡姬谈笑了，所以他的诗作中描写胡姬的地方甚多。他指出胡姬常在酒店门口招揽顾客：“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之一》）胡姬能招揽到顾客，一凭异国情调的美貌，二凭高超的歌舞技巧。李白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指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他在另一首诗《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之二》中又写道：“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
胡姬侍酒，收费一定很高，大概只有贵族少年才敢不断光顾胡姬招手的酒肆。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他在另一首《白鼻（马呙）》中也写道：“银鞍白马（马呙），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按鞭直就胡姬饮。”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大量旅途的艰辛。为此，她们在酒肆里强欢作笑时也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征。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浩月愁中听。寒贴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不过，胡姬在酒肆里服务态度和收入都是不错的，这是数百年间酒肆里能保持胡姬侍酒的主要原因。
胡姬酒肆里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象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高昌“葡萄酒”在唐太宗平定高昌后传入我国。《册府元龟》记载：“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这是在中原仿制西域酒的开始。波斯的“三勒酒”是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酒的合称。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汉代的酒点不着[/size][/color][/backcolor]
史剧《大汉天子》中淮南叛军攻打长安，只见汉武帝身穿重铠，神情肃穆，把一坛酒浇在柴堆上，扔下火把，大火熊熊而起，蔚为壮观。壮观倒是壮观了，可这样的场面，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汉代的酒，根本就点不着。
宋代的大科学家沈括曾说，汉代的酒不过是“粗有酒气”而已———刚刚有点酒味，醉不倒人。酒的度数有多高，关键在使用什么样的酿酒技术。一般来说，用粮食发酵酿酒，
酿到10度左右时，酵母菌的繁殖就受到抑制，度数就上不去了。这时，再用压榨、过滤的办法，把酒糟和酒汁分开，得出的酒就是压榨酒，汉代的酒就是压榨酒，度数和今天的黄酒差不多。而那种五六十度的白酒，则是用蒸馏法酿成的，是利用酒精的沸点比水低的原理，提高酒的度数。在中国，蒸馏酿酒的技术在宋代才出现。因此，宋代人已经能喝上高度数的白酒了。
在汉唐，可没有蒸馏出的白酒，只有低度数的压榨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的酒量，看上去比今人大得多。更何况，古代的度量衡和今天也不一样，西汉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0.3升多一点；东汉的一升，连今天的0.2升都不到；唐代的一升，不到今天的0.6升，古人的海量，按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看，更是严重“缩水”的……
还说《大汉天子》，拍汉代的历史剧，导演安排用酒点火的情节，就是对酒文化缺乏起码常识—————试想，真要拿十多度的黄酒点柴堆，不是犯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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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帖被独爱穿越在2012-08-29 13:4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