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诗人疲倦得很快，上一代的波浪般涌去，下一代又滚滚而来。赵翼“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看各领风骚几十年才是，也难怪当下的作家、诗人唯恐不红，争山头，争舵主，争相炒作，想通过文本之外的手段千方百计显摆自己。
学问界历来有“不靠拼命靠长命”的说法，季羡林若是80寿终，那就显然不会有现在的声望。一个作家、诗人必须不断写下去使自己不从读者面前消失，才有可能供人崇仰，指望一下弄出一部甚而几部大作决非现实，因为毕竟90%的作家、诗人做的是普及文化的事情，自娱自乐而已；很多作家、诗人就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一辈子都在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神庙，即便历史上文学鼎盛时期也没有处在优秀、经典作品的井喷状态，而那些巨匠、那些像太白金星一样放射着无尽光彩值得加额致敬的天才作家、诗人，一百年年也出不了一个。
有些有着相当才具的老作家，在文学界的地位可能说得过去，作为地域性的名人拥有一批拥趸，环顾左右也并无人取代位置，可年轻一代的作家对其几乎流于轻薄了，显然是因为他即使爬上山顶也不可能长期留在那上面。老诗人山青先生系我同乡，故去后子女为他出了一本《山青诗文集》，有些精品之作得到了梳理和留存；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时名气有限，他的妻子安娜那时仅35岁，他去世前不止一次说只有在他死后才会有人重视他、理解他，为了丈夫死后的荣耀，安娜想尽千方百计7次为丈夫出版全集，单行本更是不计其数，还创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和以其名字命名的学校，直到她70多岁去世，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60岁的生命延续到100多岁，有人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从这一层面说也不为过。
流行文化可能只是时代的陪葬品，只有真正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流传。时下某些作家、诗人热衷于往晚报、时报投稿，因其稿酬高而投其所好，对晚报这种不能过夜的商品情有独钟，这不是真正的作家，也不是真正的诗人，看看他们现在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啊？一看他们的狗屁作品，即使获了XX文学奖的狗屁作品，就知道没一点儿戏。
越是发达的社会，人的心理往往越是残缺，报纸上的东西总是浅薄了些，叙述的不过现代人平面化的一点小情感、一点小趣味，现在的晚报小品文大都是垃圾，以营造虚假意识为能事、抒发点滴的小感悟，催生的是城市的新污染。A.庞德就曾告诫过搞文学的一位年轻朋友：“从对上帝的爱出发，考虑一下有一次我对你说过的事情，任何为了钱而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惟一有价值的是那种对抗市场的写作。没有比钱更有毒的东西了，如果有人收到了一张高额汇款单，他马上会想到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但是很快他的血管里流出的就不是血了，而是墨水。”一个作家尤其一个诗人有可能一辈子无法通过写作挣到钱，只能东食西宿，但即便这样，也不应该屈从市场的压力，作家对社会的挑战实际是其作品对社会的挑战，迎合市场的作品大都是速朽的东西，和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歌比起来什么也算不上。
“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高行健语）”。每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都像索引一样保留在我们的大脑中，等待从记忆中召回。不同的作家、诗人因为出身、地位、人生阅历的不同，创作历程既不能模仿也不能复制，每个人都在孤独地行走，即便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他们也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
清代叶燮曾提出“才、胆、识、力”，认为“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胆”并不是一般作家能有的。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作品本身具有的含金量，可谓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有人往往碌碌一生未曾梦见。因此说虽当下写作者多如牛毛，但写作这个活真能干的了、干得好的人并不很多，有人因为早年相信了某一文化名人的鼓励话，就笔耕不辍了几十年，实际自己天分有限，再活一辈子离成名作还远。所谓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关键是用到什么地方，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写作的意义，主要看的还是你能不能写出更有意义的文本。
学问界历来有“不靠拼命靠长命”的说法，季羡林若是80寿终，那就显然不会有现在的声望。一个作家、诗人必须不断写下去使自己不从读者面前消失，才有可能供人崇仰，指望一下弄出一部甚而几部大作决非现实，因为毕竟90%的作家、诗人做的是普及文化的事情，自娱自乐而已；很多作家、诗人就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一辈子都在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神庙，即便历史上文学鼎盛时期也没有处在优秀、经典作品的井喷状态，而那些巨匠、那些像太白金星一样放射着无尽光彩值得加额致敬的天才作家、诗人，一百年年也出不了一个。
有些有着相当才具的老作家，在文学界的地位可能说得过去，作为地域性的名人拥有一批拥趸，环顾左右也并无人取代位置，可年轻一代的作家对其几乎流于轻薄了，显然是因为他即使爬上山顶也不可能长期留在那上面。老诗人山青先生系我同乡，故去后子女为他出了一本《山青诗文集》，有些精品之作得到了梳理和留存；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时名气有限，他的妻子安娜那时仅35岁，他去世前不止一次说只有在他死后才会有人重视他、理解他，为了丈夫死后的荣耀，安娜想尽千方百计7次为丈夫出版全集，单行本更是不计其数，还创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和以其名字命名的学校，直到她70多岁去世，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60岁的生命延续到100多岁，有人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从这一层面说也不为过。
流行文化可能只是时代的陪葬品，只有真正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流传。时下某些作家、诗人热衷于往晚报、时报投稿，因其稿酬高而投其所好，对晚报这种不能过夜的商品情有独钟，这不是真正的作家，也不是真正的诗人，看看他们现在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啊？一看他们的狗屁作品，即使获了XX文学奖的狗屁作品，就知道没一点儿戏。
越是发达的社会，人的心理往往越是残缺，报纸上的东西总是浅薄了些，叙述的不过现代人平面化的一点小情感、一点小趣味，现在的晚报小品文大都是垃圾，以营造虚假意识为能事、抒发点滴的小感悟，催生的是城市的新污染。A.庞德就曾告诫过搞文学的一位年轻朋友：“从对上帝的爱出发，考虑一下有一次我对你说过的事情，任何为了钱而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惟一有价值的是那种对抗市场的写作。没有比钱更有毒的东西了，如果有人收到了一张高额汇款单，他马上会想到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但是很快他的血管里流出的就不是血了，而是墨水。”一个作家尤其一个诗人有可能一辈子无法通过写作挣到钱，只能东食西宿，但即便这样，也不应该屈从市场的压力，作家对社会的挑战实际是其作品对社会的挑战，迎合市场的作品大都是速朽的东西，和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歌比起来什么也算不上。
“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高行健语）”。每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都像索引一样保留在我们的大脑中，等待从记忆中召回。不同的作家、诗人因为出身、地位、人生阅历的不同，创作历程既不能模仿也不能复制，每个人都在孤独地行走，即便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他们也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
清代叶燮曾提出“才、胆、识、力”，认为“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胆”并不是一般作家能有的。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作品本身具有的含金量，可谓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有人往往碌碌一生未曾梦见。因此说虽当下写作者多如牛毛，但写作这个活真能干的了、干得好的人并不很多，有人因为早年相信了某一文化名人的鼓励话，就笔耕不辍了几十年，实际自己天分有限，再活一辈子离成名作还远。所谓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关键是用到什么地方，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写作的意义，主要看的还是你能不能写出更有意义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