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廖仲恺遇刺案为何引发国民党高层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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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刺杀廖仲恺案现场，被击伤的凶嫌名叫陈顺，此人为粤军南路司令部军事委员，8月24日在医院不治而亡，但从其身上所获得的线索，则指向广州公安局侦缉梁博、香山县原县长朱卓文等人。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以及许崇智部粤军的很多将领都被牵连进去。
胡汉民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是汪精卫党内最有力的政敌。胡汉民思想右倾，与廖仲恺不睦。鲍罗廷和陈公博事后均曾提到，胡汉民曾被部下问及是否要干掉廖仲恺，他沉默不语。他的堂弟胡毅生此前则有公开的反廖言行。所以廖仲恺遇刺后，虽无证据，但坊间几乎均将杀人幕后指使指向胡汉民兄弟。
在黄埔军校，廖仲恺是党代表，胡汉民则并未担任重要职务，只是阶段性出任过政治教官。但在当时的权力序列中，黄埔军校还没有那么重要，就“后孙中山时代”的权力格局而言，胡汉民比廖仲恺更有接班可能性。
因胡汉民与廖仲恺素有矛盾，故在刺杀案后成立的“廖案特别委员会”中，他被排除在外。该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3人组成，鲍罗廷出任顾问。
廖案发生后，胡毅生外逃，胡汉民被软禁在黄埔军校，而后被强令出洋。但在接下来的国民党二大上，胡汉民又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他的堂弟胡毅生也未出现在“廖案人犯”名单中，汪精卫且有公开为胡汉民辩解的言词。这是汪精卫与蒋介石此时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的政治反对派——西山会议派的缘故。当时，以谢持、邹鲁和林森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反对国民党中央“容共”等政策，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停止职权”，构成国民党内部一大分裂。
廖案引发广东政局变动，在事发后半个月，《申报》公布了一则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的内部谈话，大意是：此次廖氏被刺，纯然为反动分子所为。此种分子，大概由帝国主义走狗、失意政客和无聊军人组成。暗杀廖仲恺不过是第一步计划，第二步计划是强加国民政府以“意图共产”的恶名，煽动军队将其推翻。政府为完成革命的目的，不能不下决心以肃清反革命分子。许崇智和蒋介石还表示，“政府力辟共产谣诼之宣言”已多次见诸报端，无奈反革命分子还“故意制造共产谣言以图倾坠政府”，要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绝非共产主义，国民党亦非共产党，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不是共产政策。
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在大政方针上坚持内外有别原则。虽然对外撇清“共产”关系，但在内部则仍贯彻“联俄容共”主张，与西山会议派等构成紧张态势。
国民党的容共主张，不独引发外界侧目，也在内部导致纷争。
原本被孙中山纳入麾下的滇军将领杨希闵、胡思舜等人，就曾在廖仲恺遇刺前通电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智、德和生计程度尚不足以语此，即便苏俄也幡然变计，力图发展农工实业。他们还援引孙中山的话说，共产不宜于今日中国。
他们在通电中，指控蒋介石、廖仲恺和谭平山等人“利用俄人私相勾结，代彼宣传，冀以少数党人专制革命，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杨希闵表示，为制止这种传播，滇军因此喋血也在所不惜，只要一兵一弹尚存，“必尽力奋斗剪除少数赤化党人，光大我先帅三民主义”。
在发布的三项声明中，杨希闵首先把“服从三民主义，贯彻国民革命精神，拥护真正国民革命政府”放在首位，而后表示，地方行政统由人民及国民党主持，各军不干涉，促成军民财政统一。最后则是，非经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不受任何方面支配并赞助入桂联军速定滇乱，无论是何军队“除赤化者外概与联络”(参见1925年6月8日《申报》)。
从杨希闵的表态看，他已将廖仲恺等人视为“赤化”分子。在进行抨击时，他也表明效忠孙中山之意。这是当时革命阵营内斗时颇为吊诡的现象，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他们均宣称是在服从孙中山的教诲。
其后窜起的西山会议派，也代表了国民党内另一拨欲与共产划清界限的势力。
廖仲恺生前也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据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回忆，在遇刺前一周，廖仲恺来到胡家，对胡汉民说：“你相信我不是共产党吗?外间许多人都以为我是共党分子，汝意云何?”胡汉民回答：“你从事联俄之工作，乃总理所命，乃党之决策而派你执行之，并非汝私意为之。外间虽有所误会，我则绝对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也不会被共产党所收买。”在遇刺前一晚，廖再度前来，只因胡汉民没在家而落空，廖仲恺称第二天再来有急事相告。但次日一早，廖仲恺即被刺死。
胡木兰的回忆，似有为乃父开脱的意味。如果胡汉民当天真的说过“绝对相信”廖仲恺的话，那也更像是言行不一的场面应付而已。在廖仲恺遇刺前一月，孙科、邹鲁、吴铁城、林直勉和胡毅生等人就曾多次在胡汉民家开会，攻击廖仲恺为共党所利用。胡毅生虽似因政治原因而未进“廖案人犯”名单，但与会的林直勉则被列入。
抛开国共两党的内部评价不谈，外界舆论也普遍以内斗自残视廖案。政治立场相对独立的《申报》曾刊发时评《自残之可忧》，内称：自斗之极至于自残，此大可忧者也。广州之熗击廖仲恺案，上海之捣毁总工会案，此即自残之先机也。盖自斗尚为不同地位之人之行动，而自残则且尚出于同一地位者矣。天下有一至显之理，合则力大，分则力小，分之愈多则力愈小，分之后而各以力相消，则不特小也，且可反成负数。此自斗自残之所以大可忧也。
借着廖案的整肃，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失去中枢地位，蒋介石则在鲍罗廷的支持下上位，成为党国无出其右的军事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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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刺杀廖仲恺案现场，被击伤的凶嫌名叫陈顺，此人为粤军南路司令部军事委员，8月24日在医院不治而亡，但从其身上所获得的线索，则指向广州公安局侦缉梁博、香山县原县长朱卓文等人。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以及许崇智部粤军的很多将领都被牵连进去。
胡汉民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是汪精卫党内最有力的政敌。胡汉民思想右倾，与廖仲恺不睦。鲍罗廷和陈公博事后均曾提到，胡汉民曾被部下问及是否要干掉廖仲恺，他沉默不语。他的堂弟胡毅生此前则有公开的反廖言行。所以廖仲恺遇刺后，虽无证据，但坊间几乎均将杀人幕后指使指向胡汉民兄弟。
在黄埔军校，廖仲恺是党代表，胡汉民则并未担任重要职务，只是阶段性出任过政治教官。但在当时的权力序列中，黄埔军校还没有那么重要，就“后孙中山时代”的权力格局而言，胡汉民比廖仲恺更有接班可能性。
因胡汉民与廖仲恺素有矛盾，故在刺杀案后成立的“廖案特别委员会”中，他被排除在外。该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3人组成，鲍罗廷出任顾问。
廖案发生后，胡毅生外逃，胡汉民被软禁在黄埔军校，而后被强令出洋。但在接下来的国民党二大上，胡汉民又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他的堂弟胡毅生也未出现在“廖案人犯”名单中，汪精卫且有公开为胡汉民辩解的言词。这是汪精卫与蒋介石此时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的政治反对派——西山会议派的缘故。当时，以谢持、邹鲁和林森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反对国民党中央“容共”等政策，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停止职权”，构成国民党内部一大分裂。
廖案引发广东政局变动，在事发后半个月，《申报》公布了一则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的内部谈话，大意是：此次廖氏被刺，纯然为反动分子所为。此种分子，大概由帝国主义走狗、失意政客和无聊军人组成。暗杀廖仲恺不过是第一步计划，第二步计划是强加国民政府以“意图共产”的恶名，煽动军队将其推翻。政府为完成革命的目的，不能不下决心以肃清反革命分子。许崇智和蒋介石还表示，“政府力辟共产谣诼之宣言”已多次见诸报端，无奈反革命分子还“故意制造共产谣言以图倾坠政府”，要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绝非共产主义，国民党亦非共产党，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不是共产政策。
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在大政方针上坚持内外有别原则。虽然对外撇清“共产”关系，但在内部则仍贯彻“联俄容共”主张，与西山会议派等构成紧张态势。
国民党的容共主张，不独引发外界侧目，也在内部导致纷争。
原本被孙中山纳入麾下的滇军将领杨希闵、胡思舜等人，就曾在廖仲恺遇刺前通电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智、德和生计程度尚不足以语此，即便苏俄也幡然变计，力图发展农工实业。他们还援引孙中山的话说，共产不宜于今日中国。
他们在通电中，指控蒋介石、廖仲恺和谭平山等人“利用俄人私相勾结，代彼宣传，冀以少数党人专制革命，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杨希闵表示，为制止这种传播，滇军因此喋血也在所不惜，只要一兵一弹尚存，“必尽力奋斗剪除少数赤化党人，光大我先帅三民主义”。
在发布的三项声明中，杨希闵首先把“服从三民主义，贯彻国民革命精神，拥护真正国民革命政府”放在首位，而后表示，地方行政统由人民及国民党主持，各军不干涉，促成军民财政统一。最后则是，非经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不受任何方面支配并赞助入桂联军速定滇乱，无论是何军队“除赤化者外概与联络”(参见1925年6月8日《申报》)。
从杨希闵的表态看，他已将廖仲恺等人视为“赤化”分子。在进行抨击时，他也表明效忠孙中山之意。这是当时革命阵营内斗时颇为吊诡的现象，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他们均宣称是在服从孙中山的教诲。
其后窜起的西山会议派，也代表了国民党内另一拨欲与共产划清界限的势力。
廖仲恺生前也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据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回忆，在遇刺前一周，廖仲恺来到胡家，对胡汉民说：“你相信我不是共产党吗?外间许多人都以为我是共党分子，汝意云何?”胡汉民回答：“你从事联俄之工作，乃总理所命，乃党之决策而派你执行之，并非汝私意为之。外间虽有所误会，我则绝对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也不会被共产党所收买。”在遇刺前一晚，廖再度前来，只因胡汉民没在家而落空，廖仲恺称第二天再来有急事相告。但次日一早，廖仲恺即被刺死。
胡木兰的回忆，似有为乃父开脱的意味。如果胡汉民当天真的说过“绝对相信”廖仲恺的话，那也更像是言行不一的场面应付而已。在廖仲恺遇刺前一月，孙科、邹鲁、吴铁城、林直勉和胡毅生等人就曾多次在胡汉民家开会，攻击廖仲恺为共党所利用。胡毅生虽似因政治原因而未进“廖案人犯”名单，但与会的林直勉则被列入。
抛开国共两党的内部评价不谈，外界舆论也普遍以内斗自残视廖案。政治立场相对独立的《申报》曾刊发时评《自残之可忧》，内称：自斗之极至于自残，此大可忧者也。广州之熗击廖仲恺案，上海之捣毁总工会案，此即自残之先机也。盖自斗尚为不同地位之人之行动，而自残则且尚出于同一地位者矣。天下有一至显之理，合则力大，分则力小，分之愈多则力愈小，分之后而各以力相消，则不特小也，且可反成负数。此自斗自残之所以大可忧也。
借着廖案的整肃，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失去中枢地位，蒋介石则在鲍罗廷的支持下上位，成为党国无出其右的军事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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