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的“中国式分手”
[align=center][table=650,#ffffff,#92d050,8][tr][td]
[align=left]据九个头条网报道，《中国合伙人》热映，关于中国式合伙的讨论也逐渐升温。
要领会中国式合伙的精髓，研究拆伙的案例更似乎有用。
从新东方三大佬，到万通六兄弟，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等，江湖义气、不合理的股权设置、利益分配不平衡、合伙人角色转变、理念冲突、功高盖主是中国式拆伙的一些关键词。
[b]1、新东方三大佬[/b]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新东方教育集团则经历过一段广受公众关注的混乱时期，由于新东方学生众多，大众知名度高，一有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学生好奇，例如广受学生喜爱的名师罗永浩（现锤子ROM创始人），就曾经“带头造反”，对呛俞敏洪，造成一时轰动。
新东方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纠结许多，和君咨询公司创始人王明夫在《高手过招》一书里提及，最早新东方学校是个杂乱无章的大摊子，一块大牌子底下搁着一群个体户，尽管名师辈出，但学校老师如同地方诸侯割据、各自为政，有人把持了托福班和GRE、有人把持了雅思和GMAT，谁能多开班，就能多分钱，校方只管拆帐，其余几乎不管，导致老师们为了自身利益出发，互相挤兑攻击，抢课程、抢学生，对新东方品牌产生了负面作用。
直到2000年俞敏洪找到王明夫，制订出一套统一战略，慢慢把权力重心从“地方诸侯”手上收回“中央”，对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王明夫形容，当时各方利益难以平衡，俞敏洪安抚了这个又得罪了那个，最后核心团队辞职的辞职、栽赃的栽赃、跳槽的跳槽、另起炉灶的另起炉灶，争权夺利到了白热化程度，连创始大佬间都气氛火爆。
熟识新东方三大佬的人士说，三人因为有创业的革命情谊在，许多冲突是在一方觉得对方应该能理解、支持的情况下，发生了期待的落差，导致严重的失落感，使彼此间的冲突放大、更加难以收拾。
一次俞敏洪得知徐小平竟然带领内部教师进行“革命”，反对他的新政，心中愤怒不解，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隔日徐小平上班一看，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别人，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在熟悉双方的人士看来，徐小平也有私下为俞敏洪化解集体冲突的想法，并不是单纯为了反对俞敏洪，“他们的事，反正说不清。”类似的冲突持续进行了四到五年，王强、徐小平以淡出新东方收场。
[b]2、万通六兄弟[/b]
万通六兄弟在1991年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此后六兄弟陆续离去，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剩下冯仑为止，历时12年时间。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以“梁山模式”形容万通六兄弟，“座有序、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如同梁山泊好汉在海南聚义，是水浒的现代翻版。结果商业合伙的关系中，兄弟情义往往凌驾了合伙关系。
商业关系终究是商业关系，必须回到商业经营的层次就事论事。王石第一次跟冯仑见面时，就预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冲突，冯仑当时不以为然，直到第一次拆伙前夕，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兄弟情义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 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据说，他们最大的分岐在于钱往哪儿投。冯仑说，全部是经营思想上的不同，你想往东我想往西，没有利益上的纷争。大家说不到一块去，于是争吵就不可避免。“大约有一年时间，我们一开会就吵，几乎天天吵。”潘石屹说，吵到无法调和时，剩下的只有分手。
1994年秋天，万通六雄在广西西山开会，这次会议在万通历史上被称为“分裂会议”。表面上的矛盾是冯仑和潘石屹而起，最简单的说法是，当时的冯仑要干事，而管钱的潘石屹不给钱，矛盾就变得尖锐了。表现形式是这样的，但背后的因素是价值观的明显冲突：冯仑生于古城西安，西安是古老的首都，封建礼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陕西人多数很固执，是骨子里的固执，对外人都很给面子，但内心却异常执著，从不被别人所左右。然而，从人事的角度上来说，当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大家都太能干，而且个个都是老板之才，这本身就会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几个人吵了不下十几次。王功权哭了，冯仑也哭了……无关利益，泪为情洒，就好像一场同甘共苦、坦诚相爱的婚姻，终要忍痛分别。
1995年，六雄正式分手，散伙基本上是按各人原来所分管的业务来分的。因为几个合伙人既在万通集团里任职，又是各个分公司的经理。按照商业操作模式，5个合伙人平分了万通65%的股权。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那块地，后来做了现代城，易小迪分得了深圳的分公司。
现在看来，以“水浒模式”起家的万通，梁山众好汉打下一定的江山后，分解是必然的。十年后，潘石屹总结说，这次裂变就像宇宙爆炸一样，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个个独立体又不断裂变，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b]3、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b]
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
倪光南是技术派，柳传志是销售派。柳传志曾经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事前，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倪光南等不得时间，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错。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最后，柳传志不得不出场，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最终，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
但是，最终两人对公司经营的理念到了最后南辕北辙，联想退出倪光南主导的汉卡市场，柳传志并且否决了倪光南申请的大笔研发经费，倪光南在联想的主要项目几乎停摆。
两人关系在公司成立的第10年崩溃，但是倪柳的关系千丝万缕，很难善终；倪光南状告柳传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认为柳传志在联想的香港IPO项目中窃取国有资产，虚报资产负债表，几乎到了恨不得把柳传志送进监牢的程度。倪柳恶斗持续多年，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1995到1996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踢出”联想，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难以开展自己新的人生。
倪光南的这一着没能让柳传志身陷囹圄，柳传志后来却真的把一度有联想接班人气势的孙宏斌（现融创中国董事长）送进大牢。柳传志向来不吝提拔年轻后进，现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都是在20多岁时获得重用，成为单项业务的总经理。
孙宏斌也是在联想内部快速获得提升，然而外界认为孙窜红太快，节制太少，让联想内部人士认为有动用公司内部资产接济个人事业的企图。柳传志硬是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将孙宏斌移送法办，最终孙在否认犯罪的情形下获判有期徒刑五年。两人爱恨交织的师徒情分至此并未结束。当孙宏斌出狱后，柳传志给了他第一笔资金创立顺驰地产，东山再起。
[b]4、真功夫蔡潘之争[/b]
蔡达标、潘宇海，昔日携手创业的兄弟，共同打造了全国餐饮连锁企业 真功夫；他们，前者是真功夫的董事长，后者是真功夫的副董事长，但他们拥有同样47%的股权；他们都不排斥真功夫的IPO上市计划；但前者已身陷囹圄；后者欲借机重掌公司大权。
自2006年蔡达标与潘宇海姐姐潘敏峰离婚后，蔡潘家族的矛盾便日渐升级。不过，一位真功夫子公司的高层称，真正促使蔡潘翻脸的是蔡达标启动的一系列“去家族化”改革。
在“去家族化”改革的进程中，真功夫多位中高层离职或被辞退，尤其是与潘宇海关系密切的原董事周明、华南区总经理易正伟等的离职，使潘宇海进一步被“架空”。
不过，初始股权结构的设置不合理也被认为是内斗的根本根源。初始，真功夫曾由蔡达标、其妻弟潘宇海和一家蔡潘两家共同拥有的公司“双种子”共同持有。这样平均分配的股权结构，对于投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结构，“如果两方意见一致还好，不一致就很难办”。
从2010年开始，两方投资人以为看到了解决真功夫股权问题的曙光。在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们终于和两大股东蔡达标、潘宇海达成协议，由投资人逐渐受让潘宇海稀释的股份，使得真功夫的股权结构“一股独大”。
这个逐渐稀释的过程得到了多方认可，“潘也表现得很有诚意”。投资人也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信任，愿意增加持有股份。
但是由于真功夫性质上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相关股权转让需要政府部门审批，这部分股权至今尚未交割完毕。
拆伙不成，便成内斗。
内斗让真功夫IPO上市不得不延迟；与此同时，蔡潘的内斗也在无形中重创了真功夫的品牌美誉度。
[b]5、孙成纲孙成旗兄弟反目成仇[/b]
1993年3月，大学毕业分到山东莱芜铁矿的孙成纲迷上了股票。很快，他编制的程序在286微机上运行成功，这就是“神光预测系统”的雏形。经过几次“几乎赔进去全年工资”的挫折，1994年10月，孙成纲创立了山东神光咨询公司的前身—神光工作室。当时，弟弟孙成旗师范毕业后在一个山区中学当老师，每月工资几十块钱。父母亲对孙成纲说，你带着兄弟，一起干吧。孙成纲二话没说，就把对证券业一窍不通的三弟孙成旗带进了浮躁的股票市场。1996年注册成立了山东神光钟英证券咨询公司。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孙成纲50%，孙成旗40%，董琳10%.资金全部由孙成纲垫支。
后来神光证券成为山东省第一批三个被授予经营权的证券公司之一，在国内也处于领先地位。孙成纲负责全局和技术，在台前抛头露面，冲冲杀杀；弟弟孙成旗负责管理和业务，在后面稳稳的掌着舵。相互制约、相互提醒，大事小情，哥俩商量着来，配合相当默契。当企业走过初创期，累计资产达到2亿人民币的时候，兄弟之间却出现了对企业经营理念的分歧，成纲坚持多元化发展与成旗对本行业做深做专的思路格格不入，兄弟间的矛盾不断凸显。直到由于弟弟与另一股东董琳结婚后，造成兄弟双方所占股权都是50%的时候，冲突终于全面爆发。
在尝试了多种解决方案未果的情况下，后来弟弟逼宫，哥哥夺权，直至对簿公堂。最终，经法院调解，孙成旗及董琳将彻底退出。孙成纲收购他们夫妻所持50%股权从而百分之百控股神光，所有款项1320万元在一个月之内付清。
有点评称，在制定合约时，没有对无形资产给予界定。这样一间公司最核心的地头力，是孙成纲手里的证券市场分析工具，以及它作为公众人物对市场的号召力。没界定无形资产以至造成合作中严重的文化冲突。后来，当日常管理的重要性盖过了市场拓展后，当弟弟掌握了更多的秘密信息，引发孙成旗对公司运营和收入形成新预期。触发点是权力之争而非权益之争。
[b]6、国美黄陈之争[/b]
1996年陈晓（微博）一手创建上海永乐家电，2005年10月，陈晓率永乐在香港上市。国美电器于2006年并购永乐家电，此后陈晓担任国美电器总裁。很多人把“黄陈之争”看做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的斗争。
但有PE投资者提出：陈晓不是职业经理人，他是创始人！
陈晓创业十余载，创始人的基因、性格、行事模式，已在他多年的企业掌舵生涯中留下了烙印，被国美并购之后，陈晓要从企业创始人转身成为企业的管理执行者，这对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挑战。
被并购之后，陈晓的职位是CEO，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分工，CEO是代表管理层与董事会沟通和协调的角色，是企业的主要管理执行者，这个角色往往被认为是更多带有“打工”的色彩。
在这位PE人士看来，国美并购永乐之后，黄光裕用陈晓为CEO，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也注定陈晓一有机会，就会争取自己可以在”相当于创始人“的位置上去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纵观大多数企业并购的案例，尤其是实力差距不是太大的企业之间的并购，但凡被并购的企业的创始人，在新公司都是呆不长的，譬如此前分众对聚众、框架传媒等的并购，聚众的创始人虞峰（一度担任分众传媒的副董事长）、框架传媒的创始人谭智（一度担任分众传媒的CEO），最终都陆续离开了分众传媒。
有分析称，如果当初黄光裕任命陈晓为副董事长，而不是CEO，也不至于会给陈晓太大的想象机会。
创始人的气质和内心愿望很难使自身转变成为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可以成为创始人。
[b]7、牛根生与郑俊怀：命运分野[/b]
当年在伊利，负责战略指挥的是郑俊怀，作为二把手的牛根生扮演着实战家的角色。随着牛根生屡建战功，在员工中的威信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对郑俊怀功高盖主的局面。
郑俊怀的战略思想是稳中求升，而牛根生的战略思想却是大胆挺进。郑俊怀担心，如果按照牛根生的思路发展，自己就会对伊利失控，这是他绝对不允许发生的。1998年，身为伊利生产经营副总裁的牛根生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自己在伊利做了16年，最近在使用资源方面却感到了某种不顺畅，调动很小的一部分资金，也有众多部门来掣肘。
牛根生找到郑俊怀反映问题，第一次感到老大哥眼神里传递出的陌生和不信任。
最后牛根生不明不白地以“外出学习”的名义离开了伊利。后来创办蒙牛，从伊利跑过去几百名员工。
郑、牛两人的命运走上了不同方向。2004年6月，郑俊怀因曲线MBO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郑有口难辩。在法庭之上，郑俊怀称：“所为一切均是为了解决管理层持股的来源问题，至今不明白我的行为已经犯法。”
2004年6月10日，就在郑俊怀被举报的同一个月，蒙牛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13.74亿港元，牛根生以1.35亿美元的身价进入当年度《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
[b]8、陈可辛：遗憾至今的合伙生意[/b]
《中国合伙人》导演陈可辛也曾有合伙失败的经理。1990年代初，陈可辛和曾志伟等五个人做UFO电影公司。
陈可辛说，最初因为每一个人单独的实力不够，想要在电影圈里面有话语权我们就要集结一班人一起做。当然中间也有一大堆问题，那些关于电影的问题更尖锐，更明显。
在利益分配上，曾志伟是老大，虽然他不干活，但因为他是精神领袖，他有话语权，利益分配一定是他拿大头。电影就由陈可辛等几个年轻人拍，赚了钱就平分，因为不平分摆不平。但是慢慢的，赚了钱平分的方式就开始不平衡了。
陈可辛说，当时UFO这个大范围的合伙矛盾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更小范围合伙矛盾是陈可辛跟李志毅，UFO头两部卖座的戏都是陈可辛和他联合导演的，联合导演赚钱了怎么分？这里的利益分配就会有矛盾。
经历过UFO之后，陈可辛后来跟另外2个朋友合伙，一开始就讲清楚三个人怎么分，但结果还是散了。直到他最后的公司，陈可辛把合伙方的股份用钱买回来了。[/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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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据九个头条网报道，《中国合伙人》热映，关于中国式合伙的讨论也逐渐升温。
要领会中国式合伙的精髓，研究拆伙的案例更似乎有用。
从新东方三大佬，到万通六兄弟，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等，江湖义气、不合理的股权设置、利益分配不平衡、合伙人角色转变、理念冲突、功高盖主是中国式拆伙的一些关键词。
[b]1、新东方三大佬[/b]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新东方教育集团则经历过一段广受公众关注的混乱时期，由于新东方学生众多，大众知名度高，一有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学生好奇，例如广受学生喜爱的名师罗永浩（现锤子ROM创始人），就曾经“带头造反”，对呛俞敏洪，造成一时轰动。
新东方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纠结许多，和君咨询公司创始人王明夫在《高手过招》一书里提及，最早新东方学校是个杂乱无章的大摊子，一块大牌子底下搁着一群个体户，尽管名师辈出，但学校老师如同地方诸侯割据、各自为政，有人把持了托福班和GRE、有人把持了雅思和GMAT，谁能多开班，就能多分钱，校方只管拆帐，其余几乎不管，导致老师们为了自身利益出发，互相挤兑攻击，抢课程、抢学生，对新东方品牌产生了负面作用。
直到2000年俞敏洪找到王明夫，制订出一套统一战略，慢慢把权力重心从“地方诸侯”手上收回“中央”，对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王明夫形容，当时各方利益难以平衡，俞敏洪安抚了这个又得罪了那个，最后核心团队辞职的辞职、栽赃的栽赃、跳槽的跳槽、另起炉灶的另起炉灶，争权夺利到了白热化程度，连创始大佬间都气氛火爆。
熟识新东方三大佬的人士说，三人因为有创业的革命情谊在，许多冲突是在一方觉得对方应该能理解、支持的情况下，发生了期待的落差，导致严重的失落感，使彼此间的冲突放大、更加难以收拾。
一次俞敏洪得知徐小平竟然带领内部教师进行“革命”，反对他的新政，心中愤怒不解，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隔日徐小平上班一看，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别人，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在熟悉双方的人士看来，徐小平也有私下为俞敏洪化解集体冲突的想法，并不是单纯为了反对俞敏洪，“他们的事，反正说不清。”类似的冲突持续进行了四到五年，王强、徐小平以淡出新东方收场。
[b]2、万通六兄弟[/b]
万通六兄弟在1991年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此后六兄弟陆续离去，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剩下冯仑为止，历时12年时间。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以“梁山模式”形容万通六兄弟，“座有序、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如同梁山泊好汉在海南聚义，是水浒的现代翻版。结果商业合伙的关系中，兄弟情义往往凌驾了合伙关系。
商业关系终究是商业关系，必须回到商业经营的层次就事论事。王石第一次跟冯仑见面时，就预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冲突，冯仑当时不以为然，直到第一次拆伙前夕，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兄弟情义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 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据说，他们最大的分岐在于钱往哪儿投。冯仑说，全部是经营思想上的不同，你想往东我想往西，没有利益上的纷争。大家说不到一块去，于是争吵就不可避免。“大约有一年时间，我们一开会就吵，几乎天天吵。”潘石屹说，吵到无法调和时，剩下的只有分手。
1994年秋天，万通六雄在广西西山开会，这次会议在万通历史上被称为“分裂会议”。表面上的矛盾是冯仑和潘石屹而起，最简单的说法是，当时的冯仑要干事，而管钱的潘石屹不给钱，矛盾就变得尖锐了。表现形式是这样的，但背后的因素是价值观的明显冲突：冯仑生于古城西安，西安是古老的首都，封建礼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陕西人多数很固执，是骨子里的固执，对外人都很给面子，但内心却异常执著，从不被别人所左右。然而，从人事的角度上来说，当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大家都太能干，而且个个都是老板之才，这本身就会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几个人吵了不下十几次。王功权哭了，冯仑也哭了……无关利益，泪为情洒，就好像一场同甘共苦、坦诚相爱的婚姻，终要忍痛分别。
1995年，六雄正式分手，散伙基本上是按各人原来所分管的业务来分的。因为几个合伙人既在万通集团里任职，又是各个分公司的经理。按照商业操作模式，5个合伙人平分了万通65%的股权。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那块地，后来做了现代城，易小迪分得了深圳的分公司。
现在看来，以“水浒模式”起家的万通，梁山众好汉打下一定的江山后，分解是必然的。十年后，潘石屹总结说，这次裂变就像宇宙爆炸一样，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个个独立体又不断裂变，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b]3、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b]
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
倪光南是技术派，柳传志是销售派。柳传志曾经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事前，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倪光南等不得时间，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错。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最后，柳传志不得不出场，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最终，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
但是，最终两人对公司经营的理念到了最后南辕北辙，联想退出倪光南主导的汉卡市场，柳传志并且否决了倪光南申请的大笔研发经费，倪光南在联想的主要项目几乎停摆。
两人关系在公司成立的第10年崩溃，但是倪柳的关系千丝万缕，很难善终；倪光南状告柳传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认为柳传志在联想的香港IPO项目中窃取国有资产，虚报资产负债表，几乎到了恨不得把柳传志送进监牢的程度。倪柳恶斗持续多年，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1995到1996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踢出”联想，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难以开展自己新的人生。
倪光南的这一着没能让柳传志身陷囹圄，柳传志后来却真的把一度有联想接班人气势的孙宏斌（现融创中国董事长）送进大牢。柳传志向来不吝提拔年轻后进，现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都是在20多岁时获得重用，成为单项业务的总经理。
孙宏斌也是在联想内部快速获得提升，然而外界认为孙窜红太快，节制太少，让联想内部人士认为有动用公司内部资产接济个人事业的企图。柳传志硬是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将孙宏斌移送法办，最终孙在否认犯罪的情形下获判有期徒刑五年。两人爱恨交织的师徒情分至此并未结束。当孙宏斌出狱后，柳传志给了他第一笔资金创立顺驰地产，东山再起。
[b]4、真功夫蔡潘之争[/b]
蔡达标、潘宇海，昔日携手创业的兄弟，共同打造了全国餐饮连锁企业 真功夫；他们，前者是真功夫的董事长，后者是真功夫的副董事长，但他们拥有同样47%的股权；他们都不排斥真功夫的IPO上市计划；但前者已身陷囹圄；后者欲借机重掌公司大权。
自2006年蔡达标与潘宇海姐姐潘敏峰离婚后，蔡潘家族的矛盾便日渐升级。不过，一位真功夫子公司的高层称，真正促使蔡潘翻脸的是蔡达标启动的一系列“去家族化”改革。
在“去家族化”改革的进程中，真功夫多位中高层离职或被辞退，尤其是与潘宇海关系密切的原董事周明、华南区总经理易正伟等的离职，使潘宇海进一步被“架空”。
不过，初始股权结构的设置不合理也被认为是内斗的根本根源。初始，真功夫曾由蔡达标、其妻弟潘宇海和一家蔡潘两家共同拥有的公司“双种子”共同持有。这样平均分配的股权结构，对于投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结构，“如果两方意见一致还好，不一致就很难办”。
从2010年开始，两方投资人以为看到了解决真功夫股权问题的曙光。在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们终于和两大股东蔡达标、潘宇海达成协议，由投资人逐渐受让潘宇海稀释的股份，使得真功夫的股权结构“一股独大”。
这个逐渐稀释的过程得到了多方认可，“潘也表现得很有诚意”。投资人也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信任，愿意增加持有股份。
但是由于真功夫性质上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相关股权转让需要政府部门审批，这部分股权至今尚未交割完毕。
拆伙不成，便成内斗。
内斗让真功夫IPO上市不得不延迟；与此同时，蔡潘的内斗也在无形中重创了真功夫的品牌美誉度。
[b]5、孙成纲孙成旗兄弟反目成仇[/b]
1993年3月，大学毕业分到山东莱芜铁矿的孙成纲迷上了股票。很快，他编制的程序在286微机上运行成功，这就是“神光预测系统”的雏形。经过几次“几乎赔进去全年工资”的挫折，1994年10月，孙成纲创立了山东神光咨询公司的前身—神光工作室。当时，弟弟孙成旗师范毕业后在一个山区中学当老师，每月工资几十块钱。父母亲对孙成纲说，你带着兄弟，一起干吧。孙成纲二话没说，就把对证券业一窍不通的三弟孙成旗带进了浮躁的股票市场。1996年注册成立了山东神光钟英证券咨询公司。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孙成纲50%，孙成旗40%，董琳10%.资金全部由孙成纲垫支。
后来神光证券成为山东省第一批三个被授予经营权的证券公司之一，在国内也处于领先地位。孙成纲负责全局和技术，在台前抛头露面，冲冲杀杀；弟弟孙成旗负责管理和业务，在后面稳稳的掌着舵。相互制约、相互提醒，大事小情，哥俩商量着来，配合相当默契。当企业走过初创期，累计资产达到2亿人民币的时候，兄弟之间却出现了对企业经营理念的分歧，成纲坚持多元化发展与成旗对本行业做深做专的思路格格不入，兄弟间的矛盾不断凸显。直到由于弟弟与另一股东董琳结婚后，造成兄弟双方所占股权都是50%的时候，冲突终于全面爆发。
在尝试了多种解决方案未果的情况下，后来弟弟逼宫，哥哥夺权，直至对簿公堂。最终，经法院调解，孙成旗及董琳将彻底退出。孙成纲收购他们夫妻所持50%股权从而百分之百控股神光，所有款项1320万元在一个月之内付清。
有点评称，在制定合约时，没有对无形资产给予界定。这样一间公司最核心的地头力，是孙成纲手里的证券市场分析工具，以及它作为公众人物对市场的号召力。没界定无形资产以至造成合作中严重的文化冲突。后来，当日常管理的重要性盖过了市场拓展后，当弟弟掌握了更多的秘密信息，引发孙成旗对公司运营和收入形成新预期。触发点是权力之争而非权益之争。
[b]6、国美黄陈之争[/b]
1996年陈晓（微博）一手创建上海永乐家电，2005年10月，陈晓率永乐在香港上市。国美电器于2006年并购永乐家电，此后陈晓担任国美电器总裁。很多人把“黄陈之争”看做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的斗争。
但有PE投资者提出：陈晓不是职业经理人，他是创始人！
陈晓创业十余载，创始人的基因、性格、行事模式，已在他多年的企业掌舵生涯中留下了烙印，被国美并购之后，陈晓要从企业创始人转身成为企业的管理执行者，这对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挑战。
被并购之后，陈晓的职位是CEO，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分工，CEO是代表管理层与董事会沟通和协调的角色，是企业的主要管理执行者，这个角色往往被认为是更多带有“打工”的色彩。
在这位PE人士看来，国美并购永乐之后，黄光裕用陈晓为CEO，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也注定陈晓一有机会，就会争取自己可以在”相当于创始人“的位置上去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纵观大多数企业并购的案例，尤其是实力差距不是太大的企业之间的并购，但凡被并购的企业的创始人，在新公司都是呆不长的，譬如此前分众对聚众、框架传媒等的并购，聚众的创始人虞峰（一度担任分众传媒的副董事长）、框架传媒的创始人谭智（一度担任分众传媒的CEO），最终都陆续离开了分众传媒。
有分析称，如果当初黄光裕任命陈晓为副董事长，而不是CEO，也不至于会给陈晓太大的想象机会。
创始人的气质和内心愿望很难使自身转变成为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经理可以成为创始人。
[b]7、牛根生与郑俊怀：命运分野[/b]
当年在伊利，负责战略指挥的是郑俊怀，作为二把手的牛根生扮演着实战家的角色。随着牛根生屡建战功，在员工中的威信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对郑俊怀功高盖主的局面。
郑俊怀的战略思想是稳中求升，而牛根生的战略思想却是大胆挺进。郑俊怀担心，如果按照牛根生的思路发展，自己就会对伊利失控，这是他绝对不允许发生的。1998年，身为伊利生产经营副总裁的牛根生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自己在伊利做了16年，最近在使用资源方面却感到了某种不顺畅，调动很小的一部分资金，也有众多部门来掣肘。
牛根生找到郑俊怀反映问题，第一次感到老大哥眼神里传递出的陌生和不信任。
最后牛根生不明不白地以“外出学习”的名义离开了伊利。后来创办蒙牛，从伊利跑过去几百名员工。
郑、牛两人的命运走上了不同方向。2004年6月，郑俊怀因曲线MBO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郑有口难辩。在法庭之上，郑俊怀称：“所为一切均是为了解决管理层持股的来源问题，至今不明白我的行为已经犯法。”
2004年6月10日，就在郑俊怀被举报的同一个月，蒙牛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13.74亿港元，牛根生以1.35亿美元的身价进入当年度《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
[b]8、陈可辛：遗憾至今的合伙生意[/b]
《中国合伙人》导演陈可辛也曾有合伙失败的经理。1990年代初，陈可辛和曾志伟等五个人做UFO电影公司。
陈可辛说，最初因为每一个人单独的实力不够，想要在电影圈里面有话语权我们就要集结一班人一起做。当然中间也有一大堆问题，那些关于电影的问题更尖锐，更明显。
在利益分配上，曾志伟是老大，虽然他不干活，但因为他是精神领袖，他有话语权，利益分配一定是他拿大头。电影就由陈可辛等几个年轻人拍，赚了钱就平分，因为不平分摆不平。但是慢慢的，赚了钱平分的方式就开始不平衡了。
陈可辛说，当时UFO这个大范围的合伙矛盾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更小范围合伙矛盾是陈可辛跟李志毅，UFO头两部卖座的戏都是陈可辛和他联合导演的，联合导演赚钱了怎么分？这里的利益分配就会有矛盾。
经历过UFO之后，陈可辛后来跟另外2个朋友合伙，一开始就讲清楚三个人怎么分，但结果还是散了。直到他最后的公司，陈可辛把合伙方的股份用钱买回来了。[/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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