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乒乓是国球，国足是国难——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之二
[size=5][b]为什么乒乓是国球，国足是国难——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之二[/b][/size]
[color=#ff0000][font=黑体 ][b]请[/b][/font][/color]允许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比喻：如果中国体育某种程度是一个“江宁织造”，中国足球是那个忠心耿耿但怨声载道的焦大。
《中国足球九评之一》回溯了自1952年中国体育大部队的来历，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来没有独立意义的体育，它是向政经的谄媚，是树立人民群众信心的爱国主义武器。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其实是“国家体育运动队夺金总局”，而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所以，作为体育大部队附庸的中国足球根本不可能按照足球规律自觉的革命，因为焦大无须革命。即使幸福如1992年“红山口”革命也是老佛爷旨下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足球的改革却是“明治维新”，这就是两国足球差距的由来。
在质疑中国体育大背景之于中国足球的合理性后，无数人诘问：为什么同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的中国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能够大放异彩，而中国足球却连亚洲都冲不出去？“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趣，所以它甚至被长期作为“中国足球是不是该回到专业体制”的有力证据。
奥运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先生也曾公开论述了关于“今后长期坚持举国体制”的观点，主要观点如下：中国军团在历届奥运会收获的金牌证明举国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也从中得到愉悦和民族自豪感；二、奥运后，一些国外体育强国纷纷都在了解中国“举国体制”的奥秘，证明我们现行机制具有相当先进性；三、有人认为用大量金钱堆出冠军不合时宜，但国家体育总局是依靠事业经费运作的单位，比外界传闻的上面亿少多了，目前一年经费也就三五亿而已。
我不认为从一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角度这段论述有什么错误，他及他的前任要做的就是集中举国之力和金钱为这个国家收取更多金牌，这是国情。但是刘鹏同样没能解释清楚一个体制下却出现“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的尴尬现象，我以为，在“后奥运时代”中国足球如继续以此为风向标，将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解释中国足球落后的问题时，我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中国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骚的原因，也许会得到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我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中国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中国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中国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中国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中国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中国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中国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中国柔道队拼命从中国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
中国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中国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中国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项目。这也就是刘鹏先生所说的“行之有效”，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经历北京奥运金牌大狂欢后，这种愉悦不可避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我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何况这个话题也不在我的《足球九评》讨论范围中。我真正想说的是：上述中国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性，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府机构的财产。
比如说“业余体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大大发展，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业余体校”制度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功勋制度，虽然到本世纪“业余体校”制度因市场冲击已减弱不小，但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委仍能够轻易地行政控制这些培训选拔渠道。只要你到某所小学、中学发现一些好苗子，或者去农村说服贫穷的家长能给孩子以“城镇户口和退役后的正式工作”，然后就把孩子们带到体校或相当于体校的所在，经过十余年后，从一万个孩子里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事情比我叙述的还要简单，翻开杜丽的成长史可以知道，她正在学校玩，就和另一些孩子被前来先拔人材的体校教练带到一处空地，大家玩举着木棍的游戏，前面拴着一块砖头，然后她就去了体校，然后进了省队，然后进入国家队……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射击、举重这些显然单线培养的项目中，一个又一个冠军被制造出来，由于勤奋而聪明的中国体育界在这方面富有经验，所以有时一个乡一个村就能出现两个奥运冠军，比如福建的举重之乡龙岩，湖北的体操之乡仙桃……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竞争本身的单纯性，更重要的是国家体育总局本身就是政府机构，它对于地方行业协会的控制是可观的，一个总局局长级别的官员的命令对于一个地方行业协会意味着政策和文件，如果一个官员前往如仙桃、龙岩这样的冠军之乡，无异于一次重要的现场办公，经费、条件、升迁……都可以结合到自己的成绩得到保障。
中国的体育大部队从1952年就这么生存和成长着，整整7届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也证明它在行政体育的控制下活得很好，很滋润，很合理，它不需要市场改革而且无数例子证明靠国家体育事业经费反而活得更好，至于近十年来的商业赞助只是行政拨款外一个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从经费角度也允许包括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这么成功地活着，它们相对而言不太花钱——但是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都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足球”。
我之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举国体制”之于小众项目的如鱼得水，其实是为了说明“行政力量”之于中国足球职业市场的乏力，因为项目特点和其它原因，像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这些都是体育总局及各运动管理中心“行政可控资源”，国家体育总局轻易就能直接或间接控制郴州排球基地、仙桃体操之乡、龙岩举重冠军村和一整条竞赛系统，但进入市场改革的足球（甚至下一步的职业篮球、网球）却必然面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它们都是“非行政可控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当你进入市场后，能控制徐明吗，能控制朱峻吗，能控制不属于任何体委人事处管辖的李玮峰郑智吗，更大的话题是，你能控制各大赞助商甚至北京大连上海市政府吗，可好笑的是，中国足协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社会资源，却硬是要事无巨细到了每年能引进多少外援，年薪定为多少，是否升降级，这就是天大的笑话，相当于让文化部去参与经营各城市的院线票房，让铁道部参与经营车站小卖部。
中国体育“江宁织造”的封闭背景以及多年以来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誉产生的自傲感，使体育界管理者们很难用正常的心态看待复杂的社会，被金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也不想想“举国体制”面对市场的无力，所以历任分管足球的局长都愤然而纳闷地骂：就你们足球事情多，我搞中长跑时拿世界冠军时都没这么难。
无论是足协主席还是局长们都忽略了这个社会在最近二十年来正在发生的巨变，再说一遍：中国体育是“行政可控资源”，可中国足球是“非行政可控资源”，用行政的思路管理足球，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难以自拔的现象。如果1952年创建的体制是一只母鸡，1979年奥运夺金计划是从母鸡里生出鸡蛋，那么1992年“红山口”，我们却要母鸡肚子里生出一只凤凰蛋。
比如，我曾经问过董烔一个羽毛球冠军从小到大花多少钱，他说：“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相当准确的，其它项目如乒乓、跳水、举重也如此，甚至更少，可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要以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却连一个足球二级联赛球队半个赛季都支撑不了。
这是关键问题之一——高傲的中国的体育行政力量面对席卷全球，每年产值达两千亿欧元（全球最著名的德勤事务所统计）的职业足球时，它显得无力了，即使面对200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足球每年近三十亿人民币的盘子，号称一年经费只需几亿人民币的体育总局及下属的“中国足协”更无力。因为职业足球庞大的规模不受所谓国家机关控制，举例说明：2003年上海申花为获得“末代甲A冠军”，竟投入一个亿人民币，而同城竞争对手上海国际投入达到9000万人民币，加上8000万人民币的北京国安，基本就是整个体育总局全年的事业经费。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构成的来源问题，一个习惯于每年手握三五亿国家拨款的副部级行政单位及它属下的中国足协，在面对社会资本时非常倨傲却又非常无力。1999年，中国足球的红人王健林突然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球，5年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七君子造反”登场了，明确提出“产权明晰，仿照欧洲日本成立职业大联盟”，这样一个事件至今毁誉参半，可是它说明：职业足球根本就不是中国足协这么一股小小的行政力量能够控制的，因为它是商业，是游戏，是各地背后的政府。
关键问题之二——中国足协没想到“红山口会议”打开了市场之门时，也打开了潘多拉，这些行政高手市场俗手根本没有准备好制约魔鬼的咒语，假球黑哨于是泛滥，可以想像，当大部分俱乐部背后都拥有着超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巨资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背景时，一个不过正局级的中国足协怎可能还将副省级正省级甚至军方对象视作“行政可控资源”？我曾反思过1994年保卫成都，那是在一场“保卫城市名片”高尚旗帜下默契球的滥觞，但中国足协不可能和省政府较劲，何况还要保护当时的金牌球市，之后就有了“保卫延边”、“保卫山城”“保卫首都”“保卫八一”的口号，中国足协最终堕落成保卫一切必须保卫球队的机构。
中国乒乓、羽毛球“让球”并非传言，但那属于内部利益协调或者要尽可能在风格上压制国外选手确保金牌，何况除何智丽外基本太平，没有一个省长或赞助商会为该省乒乓球队保住冠军给乒协打电话，可是足球不一样，它牵涉的利益太巨大了，很多足球联赛的假球后面都有城市荣誉和巨大商业利益的动机，当所有矛盾集中到这个叫“中国足协”头上时，它只能学作驼鸟。最著名的是“渝沈悬案”，那一年沈阳在最后两分钟“神奇”逆转重庆成功上岸，而原本形势不错的松日惨遭降级，傻子都看得出来那是一场假球，中国足协也浩浩荡荡率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足球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前往沈阳调查俱乐部财务情况，可“沈阳华晨”后面的背景是什么，直辖市的重庆意味着什么，中国足协根本无法左右，那份财务帐单里的秘密至今被锁在足协某层的抽屉里。同样的例子还有“三号隋波”，陕西国力队员，贾秀全当着全国人民说出一声“三号隋波”后，国力宣布手里有假球录音带后，中国足协张吉友率员调查几个月，却只得出“录音带里其实只是一个女人在勾引队员，淫词秽语而已”的说法。你信吗。
中国的假球调查史其实就是中国足协这股小小行政力量在更大的行政力量前的碰壁史，当然不能姑息中国足协，因为作为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份子，更多的时候它并没有积极去调查，甚至在变相合作着“假球”，因为它也是“行政”，比如说中国足协长期强调“假球和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一付大义凛然而且无辜的样子，其实是驼鸟政策不作为，中国足协是官，地方也是官，中国官场的相护规则使调查进入关键时刻时，“查无实据，以观后效”成为最大的挡箭牌。
关键问题之三——包括对“资本的力量”，资本本来是推动职业足球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魔力，中国足协一方面为了自己身利益坚决反对成立“职业大联盟”从而把中国足球引入全球化运作中，另一方面又委曲求全地向它妥协，从中得到私利甚至传闻有官员亲自参与到假球制造中。还比如说我一直批评的“关联”问题，和假球问题一样，中国足协一直以“找不到实据证明大连实德和四川大河有关联，也找不到证据深圳健力宝和辽宁队有关联”，直到两年之后，才拖沓地和平解决这个严重违背“公平竞赛”的问题。
但中国人在看待体育游戏的理念上如此奇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各地方的人们（包括媒体）拼命保护着各地方俱乐部，甚至无视当地俱乐部假球、关联的存在，这就是长期乱战于中国各足球城市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却对代表其实制约行政的资本力量充满反感，把足球资本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在世界足球近十五年的事实证明，资本的具体形状就是“职业大联盟”，但没有具有民主气息的“联盟”，就不会有更广泛的行业规则，也只有相互制约的“职业联盟”才最接近行业的公平（我说的不是完全，因为不可能完全达到公平），否则，以行政控制足球职业化只能在行政和资本的博弈中纵养出如朱峻、徐明这样坐地为大的老板，可我们的媒体及行业却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非常苍白地用道德沦丧、为富不仁、家天下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太业余太搞笑了。
如果还有人不理解中国体育的“行政可控资源”和“非行政可控资源”，我就用一个实例来说明：
我们都知道国家体育总局拥有很多创造了无数奥运冠军的“某某之乡”也就是项目特区，早在在1992年前后，中国足协也顺应中央经济改革中“创建特区”，决定创建包括大连、青岛、广州、沈阳等十家左右的“足球特区”，希望从个别地区突破找到中国足球出路，这是轰动当时的足坛头号新闻，王俊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十分动容：“有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这将是中国职业足球未来的希望，经过十年以后，我们就能以此作为冲击亚洲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地”，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国家体委当时设置的十几个基地（特区）也正在源源不断生产着奥运冠军。
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家体育总局设置的无数如“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排球之乡”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已成这个项目的圣殿，但“足球特区”却名存实亡，无论是当地企业、政府主管体育的官员还是球迷，如今早遗忘了“足球特区”这段陈年往事，可当时它的轰动性不压于中国足球来了一位新主席。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可控”和“非可控”资源的例子，乒乓、体操能得到长达数十年各管理中心或协会的行政控制，可当市场宠儿足球进入市场后必然不为“中国足协”所左右，那些“足球特区”的领导、企业在之后几年迅速转入更直接的GDP建设中，忘了当初新闻发布会上的宣言，靠中国足协的“行政力量”无法行业管辖这些计划。
“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活得很好，“足球特区”却破产了，这实际上是宣告以行政力量推动足球运动市场化做法的破产，其实我的断言一点都不极端——乒乓球包括举重、射击、体操天生就拥有“举国体制”的属性，它们都缺乏像足球、NBA或F1这些项目极大市场化的空间，它们仍然可以坚守“江宁织造”的模式，但足球不行，足球江湖之庞大根本不是一个长期以血统纯正皇恩浩荡自居的“江宁织造”可以应付的，在波诡云鹬之中，中国足协这个焦大在改变不了现实后，也只有像它指责过的那样去扒灰、偷小叔……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讲一个本来答应不讲出来的故事，但我写到这里，已收不住了：
都知道中国足协将“中国之队”签给瑞士盈方很失败，双方正在打着一场口水官司，也有很多人知道其实当初谢亚龙是答应签给“亚足联开发公司”，这对中国国家队有相当的实惠，当时事情已进展到中国足协和亚足联代表草签约定第二天上午正式签的地步，亚足联开发公司代表已抵达中国只等署名，按国际惯例，这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情况突变，谢亚龙宣布将和盈方签约，人们用各种版本猜测中间出现的故事，甚至有人用盈方是国际足联背景，而亚足联开发公司的亚足联背景，这是国际足联压倒亚足联……来幼稚地分析，其实真相很简单，据说一位曾经有恩于谢的高层领导的儿子找到了谢亚龙，该亲属带着瑞士盈方的代表和谢亚龙一起吃饭，在饭局上直接要求谢亚龙如此如此办理……于是，谢亚龙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亚足联开发公司不签了，中国之队将属于瑞士盈方。
按优势项目的做法这并不为过，这是行政旨意，因为圈子就这么小，中国人自己就代表着世界，可是中国足协仍然把复杂的足球市场当成行政可控资源……以为尊重了官场规则就尊重了市场规则。
你该理解为什么“乒乓是国球，足球是国难”了吧。作为亚足联金库的开发公司代表当时就对谢亚龙说：“你等着吧，看年底的世界杯抽签分组吧”，不知道这只算一种威胁，还是真激怒了亚足联开公司的大后台，反正中国国家足球队最后真地分在死亡之组，只能打肿脸充胖子，集体说“我们在亚洲谁都不怕，打谁不是打”，最后“打谁不是打”变成了“输谁不是输”。
纯属个人观点，但我已从项目技术、市场运作、产权所属、社会结构及政治复杂性表达了“足球”与其它项目的不同，足球从利物浦教会创始它的第一天就不属于“行政可控资源”，但中国足球却一定要用目空一切却又回避一切的态度运作它，这就是中国乒协能搞好乒乓，中国足协搞不好足球的重要原因，以一个正局级的单位就像搞好那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这本身就是中国足球的“原罪”，在“原罪”无法更改的前提下，所以接下来我还要分析：
什么样的人，才更适合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color=#ff0000][font=黑体 ][b]请[/b][/font][/color]允许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比喻：如果中国体育某种程度是一个“江宁织造”，中国足球是那个忠心耿耿但怨声载道的焦大。
《中国足球九评之一》回溯了自1952年中国体育大部队的来历，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来没有独立意义的体育，它是向政经的谄媚，是树立人民群众信心的爱国主义武器。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其实是“国家体育运动队夺金总局”，而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所以，作为体育大部队附庸的中国足球根本不可能按照足球规律自觉的革命，因为焦大无须革命。即使幸福如1992年“红山口”革命也是老佛爷旨下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足球的改革却是“明治维新”，这就是两国足球差距的由来。
在质疑中国体育大背景之于中国足球的合理性后，无数人诘问：为什么同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的中国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能够大放异彩，而中国足球却连亚洲都冲不出去？“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趣，所以它甚至被长期作为“中国足球是不是该回到专业体制”的有力证据。
奥运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先生也曾公开论述了关于“今后长期坚持举国体制”的观点，主要观点如下：中国军团在历届奥运会收获的金牌证明举国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也从中得到愉悦和民族自豪感；二、奥运后，一些国外体育强国纷纷都在了解中国“举国体制”的奥秘，证明我们现行机制具有相当先进性；三、有人认为用大量金钱堆出冠军不合时宜，但国家体育总局是依靠事业经费运作的单位，比外界传闻的上面亿少多了，目前一年经费也就三五亿而已。
我不认为从一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角度这段论述有什么错误，他及他的前任要做的就是集中举国之力和金钱为这个国家收取更多金牌，这是国情。但是刘鹏同样没能解释清楚一个体制下却出现“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的尴尬现象，我以为，在“后奥运时代”中国足球如继续以此为风向标，将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解释中国足球落后的问题时，我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中国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骚的原因，也许会得到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我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中国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中国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中国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中国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中国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中国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中国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中国柔道队拼命从中国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
中国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中国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中国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项目。这也就是刘鹏先生所说的“行之有效”，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经历北京奥运金牌大狂欢后，这种愉悦不可避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我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何况这个话题也不在我的《足球九评》讨论范围中。我真正想说的是：上述中国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性，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府机构的财产。
比如说“业余体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大大发展，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业余体校”制度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功勋制度，虽然到本世纪“业余体校”制度因市场冲击已减弱不小，但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委仍能够轻易地行政控制这些培训选拔渠道。只要你到某所小学、中学发现一些好苗子，或者去农村说服贫穷的家长能给孩子以“城镇户口和退役后的正式工作”，然后就把孩子们带到体校或相当于体校的所在，经过十余年后，从一万个孩子里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事情比我叙述的还要简单，翻开杜丽的成长史可以知道，她正在学校玩，就和另一些孩子被前来先拔人材的体校教练带到一处空地，大家玩举着木棍的游戏，前面拴着一块砖头，然后她就去了体校，然后进了省队，然后进入国家队……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射击、举重这些显然单线培养的项目中，一个又一个冠军被制造出来，由于勤奋而聪明的中国体育界在这方面富有经验，所以有时一个乡一个村就能出现两个奥运冠军，比如福建的举重之乡龙岩，湖北的体操之乡仙桃……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竞争本身的单纯性，更重要的是国家体育总局本身就是政府机构，它对于地方行业协会的控制是可观的，一个总局局长级别的官员的命令对于一个地方行业协会意味着政策和文件，如果一个官员前往如仙桃、龙岩这样的冠军之乡，无异于一次重要的现场办公，经费、条件、升迁……都可以结合到自己的成绩得到保障。
中国的体育大部队从1952年就这么生存和成长着，整整7届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也证明它在行政体育的控制下活得很好，很滋润，很合理，它不需要市场改革而且无数例子证明靠国家体育事业经费反而活得更好，至于近十年来的商业赞助只是行政拨款外一个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从经费角度也允许包括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这么成功地活着，它们相对而言不太花钱——但是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都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足球”。
我之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举国体制”之于小众项目的如鱼得水，其实是为了说明“行政力量”之于中国足球职业市场的乏力，因为项目特点和其它原因，像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这些都是体育总局及各运动管理中心“行政可控资源”，国家体育总局轻易就能直接或间接控制郴州排球基地、仙桃体操之乡、龙岩举重冠军村和一整条竞赛系统，但进入市场改革的足球（甚至下一步的职业篮球、网球）却必然面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它们都是“非行政可控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当你进入市场后，能控制徐明吗，能控制朱峻吗，能控制不属于任何体委人事处管辖的李玮峰郑智吗，更大的话题是，你能控制各大赞助商甚至北京大连上海市政府吗，可好笑的是，中国足协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社会资源，却硬是要事无巨细到了每年能引进多少外援，年薪定为多少，是否升降级，这就是天大的笑话，相当于让文化部去参与经营各城市的院线票房，让铁道部参与经营车站小卖部。
中国体育“江宁织造”的封闭背景以及多年以来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誉产生的自傲感，使体育界管理者们很难用正常的心态看待复杂的社会，被金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也不想想“举国体制”面对市场的无力，所以历任分管足球的局长都愤然而纳闷地骂：就你们足球事情多，我搞中长跑时拿世界冠军时都没这么难。
无论是足协主席还是局长们都忽略了这个社会在最近二十年来正在发生的巨变，再说一遍：中国体育是“行政可控资源”，可中国足球是“非行政可控资源”，用行政的思路管理足球，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难以自拔的现象。如果1952年创建的体制是一只母鸡，1979年奥运夺金计划是从母鸡里生出鸡蛋，那么1992年“红山口”，我们却要母鸡肚子里生出一只凤凰蛋。
比如，我曾经问过董烔一个羽毛球冠军从小到大花多少钱，他说：“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相当准确的，其它项目如乒乓、跳水、举重也如此，甚至更少，可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要以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却连一个足球二级联赛球队半个赛季都支撑不了。
这是关键问题之一——高傲的中国的体育行政力量面对席卷全球，每年产值达两千亿欧元（全球最著名的德勤事务所统计）的职业足球时，它显得无力了，即使面对200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足球每年近三十亿人民币的盘子，号称一年经费只需几亿人民币的体育总局及下属的“中国足协”更无力。因为职业足球庞大的规模不受所谓国家机关控制，举例说明：2003年上海申花为获得“末代甲A冠军”，竟投入一个亿人民币，而同城竞争对手上海国际投入达到9000万人民币，加上8000万人民币的北京国安，基本就是整个体育总局全年的事业经费。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构成的来源问题，一个习惯于每年手握三五亿国家拨款的副部级行政单位及它属下的中国足协，在面对社会资本时非常倨傲却又非常无力。1999年，中国足球的红人王健林突然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球，5年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七君子造反”登场了，明确提出“产权明晰，仿照欧洲日本成立职业大联盟”，这样一个事件至今毁誉参半，可是它说明：职业足球根本就不是中国足协这么一股小小的行政力量能够控制的，因为它是商业，是游戏，是各地背后的政府。
关键问题之二——中国足协没想到“红山口会议”打开了市场之门时，也打开了潘多拉，这些行政高手市场俗手根本没有准备好制约魔鬼的咒语，假球黑哨于是泛滥，可以想像，当大部分俱乐部背后都拥有着超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巨资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背景时，一个不过正局级的中国足协怎可能还将副省级正省级甚至军方对象视作“行政可控资源”？我曾反思过1994年保卫成都，那是在一场“保卫城市名片”高尚旗帜下默契球的滥觞，但中国足协不可能和省政府较劲，何况还要保护当时的金牌球市，之后就有了“保卫延边”、“保卫山城”“保卫首都”“保卫八一”的口号，中国足协最终堕落成保卫一切必须保卫球队的机构。
中国乒乓、羽毛球“让球”并非传言，但那属于内部利益协调或者要尽可能在风格上压制国外选手确保金牌，何况除何智丽外基本太平，没有一个省长或赞助商会为该省乒乓球队保住冠军给乒协打电话，可是足球不一样，它牵涉的利益太巨大了，很多足球联赛的假球后面都有城市荣誉和巨大商业利益的动机，当所有矛盾集中到这个叫“中国足协”头上时，它只能学作驼鸟。最著名的是“渝沈悬案”，那一年沈阳在最后两分钟“神奇”逆转重庆成功上岸，而原本形势不错的松日惨遭降级，傻子都看得出来那是一场假球，中国足协也浩浩荡荡率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足球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前往沈阳调查俱乐部财务情况，可“沈阳华晨”后面的背景是什么，直辖市的重庆意味着什么，中国足协根本无法左右，那份财务帐单里的秘密至今被锁在足协某层的抽屉里。同样的例子还有“三号隋波”，陕西国力队员，贾秀全当着全国人民说出一声“三号隋波”后，国力宣布手里有假球录音带后，中国足协张吉友率员调查几个月，却只得出“录音带里其实只是一个女人在勾引队员，淫词秽语而已”的说法。你信吗。
中国的假球调查史其实就是中国足协这股小小行政力量在更大的行政力量前的碰壁史，当然不能姑息中国足协，因为作为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份子，更多的时候它并没有积极去调查，甚至在变相合作着“假球”，因为它也是“行政”，比如说中国足协长期强调“假球和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一付大义凛然而且无辜的样子，其实是驼鸟政策不作为，中国足协是官，地方也是官，中国官场的相护规则使调查进入关键时刻时，“查无实据，以观后效”成为最大的挡箭牌。
关键问题之三——包括对“资本的力量”，资本本来是推动职业足球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魔力，中国足协一方面为了自己身利益坚决反对成立“职业大联盟”从而把中国足球引入全球化运作中，另一方面又委曲求全地向它妥协，从中得到私利甚至传闻有官员亲自参与到假球制造中。还比如说我一直批评的“关联”问题，和假球问题一样，中国足协一直以“找不到实据证明大连实德和四川大河有关联，也找不到证据深圳健力宝和辽宁队有关联”，直到两年之后，才拖沓地和平解决这个严重违背“公平竞赛”的问题。
但中国人在看待体育游戏的理念上如此奇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各地方的人们（包括媒体）拼命保护着各地方俱乐部，甚至无视当地俱乐部假球、关联的存在，这就是长期乱战于中国各足球城市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却对代表其实制约行政的资本力量充满反感，把足球资本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在世界足球近十五年的事实证明，资本的具体形状就是“职业大联盟”，但没有具有民主气息的“联盟”，就不会有更广泛的行业规则，也只有相互制约的“职业联盟”才最接近行业的公平（我说的不是完全，因为不可能完全达到公平），否则，以行政控制足球职业化只能在行政和资本的博弈中纵养出如朱峻、徐明这样坐地为大的老板，可我们的媒体及行业却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非常苍白地用道德沦丧、为富不仁、家天下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太业余太搞笑了。
如果还有人不理解中国体育的“行政可控资源”和“非行政可控资源”，我就用一个实例来说明：
我们都知道国家体育总局拥有很多创造了无数奥运冠军的“某某之乡”也就是项目特区，早在在1992年前后，中国足协也顺应中央经济改革中“创建特区”，决定创建包括大连、青岛、广州、沈阳等十家左右的“足球特区”，希望从个别地区突破找到中国足球出路，这是轰动当时的足坛头号新闻，王俊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十分动容：“有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这将是中国职业足球未来的希望，经过十年以后，我们就能以此作为冲击亚洲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地”，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国家体委当时设置的十几个基地（特区）也正在源源不断生产着奥运冠军。
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家体育总局设置的无数如“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排球之乡”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已成这个项目的圣殿，但“足球特区”却名存实亡，无论是当地企业、政府主管体育的官员还是球迷，如今早遗忘了“足球特区”这段陈年往事，可当时它的轰动性不压于中国足球来了一位新主席。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可控”和“非可控”资源的例子，乒乓、体操能得到长达数十年各管理中心或协会的行政控制，可当市场宠儿足球进入市场后必然不为“中国足协”所左右，那些“足球特区”的领导、企业在之后几年迅速转入更直接的GDP建设中，忘了当初新闻发布会上的宣言，靠中国足协的“行政力量”无法行业管辖这些计划。
“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活得很好，“足球特区”却破产了，这实际上是宣告以行政力量推动足球运动市场化做法的破产，其实我的断言一点都不极端——乒乓球包括举重、射击、体操天生就拥有“举国体制”的属性，它们都缺乏像足球、NBA或F1这些项目极大市场化的空间，它们仍然可以坚守“江宁织造”的模式，但足球不行，足球江湖之庞大根本不是一个长期以血统纯正皇恩浩荡自居的“江宁织造”可以应付的，在波诡云鹬之中，中国足协这个焦大在改变不了现实后，也只有像它指责过的那样去扒灰、偷小叔……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讲一个本来答应不讲出来的故事，但我写到这里，已收不住了：
都知道中国足协将“中国之队”签给瑞士盈方很失败，双方正在打着一场口水官司，也有很多人知道其实当初谢亚龙是答应签给“亚足联开发公司”，这对中国国家队有相当的实惠，当时事情已进展到中国足协和亚足联代表草签约定第二天上午正式签的地步，亚足联开发公司代表已抵达中国只等署名，按国际惯例，这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情况突变，谢亚龙宣布将和盈方签约，人们用各种版本猜测中间出现的故事，甚至有人用盈方是国际足联背景，而亚足联开发公司的亚足联背景，这是国际足联压倒亚足联……来幼稚地分析，其实真相很简单，据说一位曾经有恩于谢的高层领导的儿子找到了谢亚龙，该亲属带着瑞士盈方的代表和谢亚龙一起吃饭，在饭局上直接要求谢亚龙如此如此办理……于是，谢亚龙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亚足联开发公司不签了，中国之队将属于瑞士盈方。
按优势项目的做法这并不为过，这是行政旨意，因为圈子就这么小，中国人自己就代表着世界，可是中国足协仍然把复杂的足球市场当成行政可控资源……以为尊重了官场规则就尊重了市场规则。
你该理解为什么“乒乓是国球，足球是国难”了吧。作为亚足联金库的开发公司代表当时就对谢亚龙说：“你等着吧，看年底的世界杯抽签分组吧”，不知道这只算一种威胁，还是真激怒了亚足联开公司的大后台，反正中国国家足球队最后真地分在死亡之组，只能打肿脸充胖子，集体说“我们在亚洲谁都不怕，打谁不是打”，最后“打谁不是打”变成了“输谁不是输”。
纯属个人观点，但我已从项目技术、市场运作、产权所属、社会结构及政治复杂性表达了“足球”与其它项目的不同，足球从利物浦教会创始它的第一天就不属于“行政可控资源”，但中国足球却一定要用目空一切却又回避一切的态度运作它，这就是中国乒协能搞好乒乓，中国足协搞不好足球的重要原因，以一个正局级的单位就像搞好那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这本身就是中国足球的“原罪”，在“原罪”无法更改的前提下，所以接下来我还要分析：
什么样的人，才更适合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