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毓：汪精卫如何陷入深渊？
全 文 提 要
1、汪精卫早期也有积极的抗战言论，但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往往是一种政治斗争或对外宣传的策略；
2、广州失陷，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定，让汪精卫对抗战绝望，他断定国际援助已不可得，蒋政府独木难支；
3、从孔祥熙之子从香港发来的电文，汪精卫坚定与日和谈的决心，次日与日方在上海签订重光堂密约；
4、汪日和谈之路，一步步背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初衷，但汪精卫已丧失谈判的政治资本；
5、汪精卫的和日过程，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冲动、自恋的性格，缺少圆融通达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
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如何从一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舍身刺杀摄政王的同盟会英雄，变成国民公敌、大汉奸？历来众说纷纭。此前一度流传的蒋汪合演双簧说、蒋的阴谋布局说，皆因证据不足，现已多为学界略过不提。
汪精卫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李志毓近年来致力于汪精卫研究，2014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以丰富的史料、细腻敏锐的分析，并带入一部分心理学的视角，提供了对汪新的解读，受到学界好评。
2015年末，李志毓在《安徽史学》发表新论文《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政治环境及其思想脉络》，以台湾“国史馆”开放的《汪兆铭史料》为基础，结合《蒋介石日记》、《陈克文日记》、《王世杰日记》等相关文献资料，梳理从抗战初期，至汪离渝求和期间的一些关键节点，并以此分析汪精卫的思想和心理脉络。
1938年，在未获得日本确切态度之前，汪精卫与日本签订重光堂密约。待他出走河内，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公然违背密约内容，一年后汪日签订落实近卫声明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早已背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初衷，但汪精卫已无法回头，半推半就陷入深渊。
李志毓认为，汪的悲剧性，除了其以文人之躯投入空前严酷的军事化环境和社会重组的巨变时代，也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多情、脆弱，而易冲动的自恋性格有很大关系，其“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
广州沦陷给汪精卫致命一击
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此时，除了汪精卫，党政高层如何应钦，孔祥熙都开始极力主和。
汪曾向蒋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的议和主张，被蒋否决。
据国史馆公布的《汪兆铭史料》显示，汪还试探过由民间人士出面议和的办法，前提是蒋介石下野。但事实上并无实施的可能。
汪精卫与蒋介石
在李志毓看来，蒋汪对于“持久战”之分歧，是两人的根本分歧。蒋试图以民族矛盾转化内部矛盾，借领导抗战，提升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而汪精卫认为，持久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即便抗战成功，但最后也将无力应付中共，结果必是败局。
而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给汪精卫的抗战信心造成了致命一击。原本寄予厚望的英国继续绥靖中立，对日妥协。
而此前欧洲爆发苏台德危机，以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将苏联排除协定之外而告终，这让汪精卫断定英法不愿与德国开战，更无力声援中国的抗战。在美、英、法都无法援中的情况下，汪认为蒋政府独木难支。
在未得到日本明确态度之前，汪精卫就与日和谈
1938年，在抗战最为艰难之时，日本也改变策略，以军事打击为辅，对地方实力派实行政治分化，表现出迫切的求和姿态，条件苛刻程度也略有减弱，包括分期撤兵和蒋下野后仍承认国民政府，并取消华北、华中伪组织等条款。
李志毓认为，“至此汪的求和意志已不可动摇”。但因日本人坚持———议和需以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这使他暂时未作公然议和主张。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根据“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1938年11月2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亲信面谈之后，给孔祥熙汪精卫等发来电报：日本此次对中国的侵略，是“日军阀之侵略”，“其内部既有反军阀组织，为中国之福，中国似宜予以援助。但在未得确保前，与继续抗战并无冲突。”
与日本国内的主和势力合作，尽快结束战争，这正符合汪精卫所期望。只是，在未得到更确切的保证之前，孔氏父子将继续支持抗战。而汪却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出而求和，“这既反映了他求和之心切，也反映出他冲动的性格。”
近卫声明违背了汪日和谈条约
收到孔令侃的电文第二天，汪精卫派代表与日方主和派的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秘密会谈，双方约定：
第一，日本“尽快”撤军，条件包括：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
其次，汪精卫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随后日本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
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召集亲汪派，成立新政府。
李志毓认为，这些明确的条款，使汪精卫最终下定叛逃重庆的决心。一个月后，汪精卫经昆明飞赴河内。
日本随后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但是，在这次声明中，完全删去了有关“撤兵”的字句，而且把“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概念也改成了含混的“特定地区”。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声明，日本军部亦没有履行的诚意。
1939年12月，汪日双方就落实近卫声明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条款进行最后之讨价还价，陈公博曾对影佐祯昭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回答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据说在签署《要纲》时汪精卫潸然泪下，说：“他们要我签，我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之后悬崖勒马逃离汪精卫阵营的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李志毓认为，“喝毒酒”的隐喻，形象地表现了汪的性格，他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相信自己能够挽救时势，并不计后果付诸行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汪精卫访日时与东条英机（左二）在一起。
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李志毓专访：
腾讯文化：从九一八事变到1938年投日，汪精卫是否也有一个从坚主抗日到和日的转变过程？
李志毓：很多研究者都这么认为。如果我们从汪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往往是一种政治斗争或对外宣传的策略，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1932年-1936年之间，汪有相当激进的抗日宣传。
但同时他也会在一些私人的书信中，表达对中日战争的完全悲观的看法。在外交上，他也推行亲日的外交路线，并希望通过避免战争，使日本国内军人派的势力下降，非军人派的势力上升，直到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
抗战爆发初期，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坚持备战、应战、不求战、亦不避战的总方针。但在抗战精神和态度上，汪蒋却有很大差别。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对于抗战的态度，是坚决的、主战的，对形势的估计常常是乐观的。而汪则表现出更多的犹疑、焦虑，和避战、和谈的心理。
腾讯文化：汪精卫滞留河内时，胡适从纽约来电劝汪：“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他所说的国际形势好转，是否确有好转，还是奉蒋之托的劝慰之辞？
李志毓：1938年12月，国际形势应该说有了一点起色，例如经过驻英公使郭泰祺的外交努力，英国已答应对中国进行物资援助，并称正在草拟“对日报复办法”。中国一直期待的英美在远东合作、一致行动的局面也现出端倪。据郭泰祺报告，“英美平行动作，确在进行中”，“美政府……已向英政府提议，对日采取经济报复步骤，现正在商洽中，英国政府甚愿合作，决Go as Far as and as fast as American Government（与美国政府）”。
驻英公使郭泰祺
就在汪精卫出走之际，国民政府向美国的2500万美元借款又取得了成功，这使抗战阵营充满了乐观的气氛。“艳电”发表后，郭泰祺曾自伦敦向蒋介石报告说：“英方对我抗战主张不因汪之艳电有所影响”，总裁驳斥近卫声明的演说，已在英国很多报纸登载，英国朝野都明白，谋和主张在中国国内没有力量，不会影响政府抗战到底的既定方针。
在新的一年中，欧战可能全面爆发，英美苏法四国的合作必将增强，美国有望放弃孤立政策。这些消息，都鼓舞了抗战阵营的信心。也使汪的求和主张更加孤立。但是，这些好转，并不足以改变汪精卫对于中国本身无力抗战的悲观看法。
腾讯文化：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有违重光密约的协定。为何汪精卫仍然在29日发表了“艳电”？如果汪此时意识到日本的虚伪，他是否仍有回头的余地？
李志毓：没有。汪不可能再回重庆政府。如果汪蒋可以合作下去，汪就不会出走了。汪对于和谈的艰难有充分的估计，更不会一遇挫折就改弦更张。
腾讯文化：汪精卫曾对犬养健说，自己发起的“和平运动”，最终目的不是为反蒋，并且希望重庆政府能加入进来。汪所说的“和平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李志毓：和平运动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和平”，是停止战争。关键是怎样的条件下的“和平”。重光堂密约中提出的条件是汪精卫可以接受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汪精卫在中立地区已无法立足，事实上已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时，汪对“和平运动”有什么期待呢？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除了犬养健，参与对汪工作的另一个日本人影佐祯昭，也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汪精卫去上海途中的谈话。汪精卫说：首先，他有一些请求和希望，希望近卫声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而要能确确实实的实行，如果不能确实的实行近卫声明，则他必免不了被责备说受了日本人的骗。
如果能够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行近卫声明，则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必将落空。其次，希望日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和平政府的发展。汪还提出，建立和平政府之后，必须拥有兵力，但这个兵力要绝对避免与重庆作战，绝不能发生民族间流血的惨剧。
总之，汪希望通过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人树立和平合作的模范，以事实向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并非没有根据、从而诱导重庆政府走向和平，使其与日本从事全面的和平合作。”
腾讯文化：胡适得知汪死讯之后，曾评价汪精卫终身受“烈士心理”之累。您如何理解？
李志毓：这是胡适的看法，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汪精卫的主和的根本原因，是对于抗战胜利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不相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能够打败日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更不相信英美等列强能够出于道义而不是国家利益来援助中国，他认为国民党抗战的结果，不输于日本，便输于共产党。
当时在国民党内持此见解的人并不是少数。因此汪精卫才敢对张群说“此意乃人人意中之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
但是其他主张和谈的人，例如孔祥熙父子，积极的与日本人联络，试探和平条件，但在未得到日本的确切保证之前，都不会轻举妄动。因为私下斡旋与公开抗战，事实上并无冲突。
但汪精卫却没有得到任何确切保证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脱离重庆出面求和，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冲动的性格。
如果一定要套用“烈士”的概念，可以说，汪精卫从青年时代投身政治起，就不缺乏赴汤蹈火的血性，敢于牺牲，不计成败，这在汪的求和过程中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
/李志毓
1、汪精卫早期也有积极的抗战言论，但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往往是一种政治斗争或对外宣传的策略；
2、广州失陷，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定，让汪精卫对抗战绝望，他断定国际援助已不可得，蒋政府独木难支；
3、从孔祥熙之子从香港发来的电文，汪精卫坚定与日和谈的决心，次日与日方在上海签订重光堂密约；
4、汪日和谈之路，一步步背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初衷，但汪精卫已丧失谈判的政治资本；
5、汪精卫的和日过程，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冲动、自恋的性格，缺少圆融通达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
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如何从一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舍身刺杀摄政王的同盟会英雄，变成国民公敌、大汉奸？历来众说纷纭。此前一度流传的蒋汪合演双簧说、蒋的阴谋布局说，皆因证据不足，现已多为学界略过不提。
汪精卫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李志毓近年来致力于汪精卫研究，2014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以丰富的史料、细腻敏锐的分析，并带入一部分心理学的视角，提供了对汪新的解读，受到学界好评。
2015年末，李志毓在《安徽史学》发表新论文《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政治环境及其思想脉络》，以台湾“国史馆”开放的《汪兆铭史料》为基础，结合《蒋介石日记》、《陈克文日记》、《王世杰日记》等相关文献资料，梳理从抗战初期，至汪离渝求和期间的一些关键节点，并以此分析汪精卫的思想和心理脉络。
1938年，在未获得日本确切态度之前，汪精卫与日本签订重光堂密约。待他出走河内，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公然违背密约内容，一年后汪日签订落实近卫声明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早已背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初衷，但汪精卫已无法回头，半推半就陷入深渊。
李志毓认为，汪的悲剧性，除了其以文人之躯投入空前严酷的军事化环境和社会重组的巨变时代，也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多情、脆弱，而易冲动的自恋性格有很大关系，其“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
广州沦陷给汪精卫致命一击
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此时，除了汪精卫，党政高层如何应钦，孔祥熙都开始极力主和。
汪曾向蒋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的议和主张，被蒋否决。
据国史馆公布的《汪兆铭史料》显示，汪还试探过由民间人士出面议和的办法，前提是蒋介石下野。但事实上并无实施的可能。
汪精卫与蒋介石
在李志毓看来，蒋汪对于“持久战”之分歧，是两人的根本分歧。蒋试图以民族矛盾转化内部矛盾，借领导抗战，提升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而汪精卫认为，持久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即便抗战成功，但最后也将无力应付中共，结果必是败局。
而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给汪精卫的抗战信心造成了致命一击。原本寄予厚望的英国继续绥靖中立，对日妥协。
而此前欧洲爆发苏台德危机，以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将苏联排除协定之外而告终，这让汪精卫断定英法不愿与德国开战，更无力声援中国的抗战。在美、英、法都无法援中的情况下，汪认为蒋政府独木难支。
在未得到日本明确态度之前，汪精卫就与日和谈
1938年，在抗战最为艰难之时，日本也改变策略，以军事打击为辅，对地方实力派实行政治分化，表现出迫切的求和姿态，条件苛刻程度也略有减弱，包括分期撤兵和蒋下野后仍承认国民政府，并取消华北、华中伪组织等条款。
李志毓认为，“至此汪的求和意志已不可动摇”。但因日本人坚持———议和需以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这使他暂时未作公然议和主张。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根据“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1938年11月2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亲信面谈之后，给孔祥熙汪精卫等发来电报：日本此次对中国的侵略，是“日军阀之侵略”，“其内部既有反军阀组织，为中国之福，中国似宜予以援助。但在未得确保前，与继续抗战并无冲突。”
与日本国内的主和势力合作，尽快结束战争，这正符合汪精卫所期望。只是，在未得到更确切的保证之前，孔氏父子将继续支持抗战。而汪却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出而求和，“这既反映了他求和之心切，也反映出他冲动的性格。”
近卫声明违背了汪日和谈条约
收到孔令侃的电文第二天，汪精卫派代表与日方主和派的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秘密会谈，双方约定：
第一，日本“尽快”撤军，条件包括：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
其次，汪精卫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随后日本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
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召集亲汪派，成立新政府。
李志毓认为，这些明确的条款，使汪精卫最终下定叛逃重庆的决心。一个月后，汪精卫经昆明飞赴河内。
日本随后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但是，在这次声明中，完全删去了有关“撤兵”的字句，而且把“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概念也改成了含混的“特定地区”。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声明，日本军部亦没有履行的诚意。
1939年12月，汪日双方就落实近卫声明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条款进行最后之讨价还价，陈公博曾对影佐祯昭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回答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据说在签署《要纲》时汪精卫潸然泪下，说：“他们要我签，我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之后悬崖勒马逃离汪精卫阵营的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李志毓认为，“喝毒酒”的隐喻，形象地表现了汪的性格，他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相信自己能够挽救时势，并不计后果付诸行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汪精卫访日时与东条英机（左二）在一起。
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李志毓专访：
腾讯文化：从九一八事变到1938年投日，汪精卫是否也有一个从坚主抗日到和日的转变过程？
李志毓：很多研究者都这么认为。如果我们从汪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往往是一种政治斗争或对外宣传的策略，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1932年-1936年之间，汪有相当激进的抗日宣传。
但同时他也会在一些私人的书信中，表达对中日战争的完全悲观的看法。在外交上，他也推行亲日的外交路线，并希望通过避免战争，使日本国内军人派的势力下降，非军人派的势力上升，直到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
抗战爆发初期，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坚持备战、应战、不求战、亦不避战的总方针。但在抗战精神和态度上，汪蒋却有很大差别。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对于抗战的态度，是坚决的、主战的，对形势的估计常常是乐观的。而汪则表现出更多的犹疑、焦虑，和避战、和谈的心理。
腾讯文化：汪精卫滞留河内时，胡适从纽约来电劝汪：“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他所说的国际形势好转，是否确有好转，还是奉蒋之托的劝慰之辞？
李志毓：1938年12月，国际形势应该说有了一点起色，例如经过驻英公使郭泰祺的外交努力，英国已答应对中国进行物资援助，并称正在草拟“对日报复办法”。中国一直期待的英美在远东合作、一致行动的局面也现出端倪。据郭泰祺报告，“英美平行动作，确在进行中”，“美政府……已向英政府提议，对日采取经济报复步骤，现正在商洽中，英国政府甚愿合作，决Go as Far as and as fast as American Government（与美国政府）”。
驻英公使郭泰祺
就在汪精卫出走之际，国民政府向美国的2500万美元借款又取得了成功，这使抗战阵营充满了乐观的气氛。“艳电”发表后，郭泰祺曾自伦敦向蒋介石报告说：“英方对我抗战主张不因汪之艳电有所影响”，总裁驳斥近卫声明的演说，已在英国很多报纸登载，英国朝野都明白，谋和主张在中国国内没有力量，不会影响政府抗战到底的既定方针。
在新的一年中，欧战可能全面爆发，英美苏法四国的合作必将增强，美国有望放弃孤立政策。这些消息，都鼓舞了抗战阵营的信心。也使汪的求和主张更加孤立。但是，这些好转，并不足以改变汪精卫对于中国本身无力抗战的悲观看法。
腾讯文化：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有违重光密约的协定。为何汪精卫仍然在29日发表了“艳电”？如果汪此时意识到日本的虚伪，他是否仍有回头的余地？
李志毓：没有。汪不可能再回重庆政府。如果汪蒋可以合作下去，汪就不会出走了。汪对于和谈的艰难有充分的估计，更不会一遇挫折就改弦更张。
腾讯文化：汪精卫曾对犬养健说，自己发起的“和平运动”，最终目的不是为反蒋，并且希望重庆政府能加入进来。汪所说的“和平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李志毓：和平运动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和平”，是停止战争。关键是怎样的条件下的“和平”。重光堂密约中提出的条件是汪精卫可以接受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汪精卫在中立地区已无法立足，事实上已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时，汪对“和平运动”有什么期待呢？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除了犬养健，参与对汪工作的另一个日本人影佐祯昭，也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汪精卫去上海途中的谈话。汪精卫说：首先，他有一些请求和希望，希望近卫声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而要能确确实实的实行，如果不能确实的实行近卫声明，则他必免不了被责备说受了日本人的骗。
如果能够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行近卫声明，则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必将落空。其次，希望日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和平政府的发展。汪还提出，建立和平政府之后，必须拥有兵力，但这个兵力要绝对避免与重庆作战，绝不能发生民族间流血的惨剧。
总之，汪希望通过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人树立和平合作的模范，以事实向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并非没有根据、从而诱导重庆政府走向和平，使其与日本从事全面的和平合作。”
腾讯文化：胡适得知汪死讯之后，曾评价汪精卫终身受“烈士心理”之累。您如何理解？
李志毓：这是胡适的看法，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汪精卫的主和的根本原因，是对于抗战胜利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不相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能够打败日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更不相信英美等列强能够出于道义而不是国家利益来援助中国，他认为国民党抗战的结果，不输于日本，便输于共产党。
当时在国民党内持此见解的人并不是少数。因此汪精卫才敢对张群说“此意乃人人意中之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
但是其他主张和谈的人，例如孔祥熙父子，积极的与日本人联络，试探和平条件，但在未得到日本的确切保证之前，都不会轻举妄动。因为私下斡旋与公开抗战，事实上并无冲突。
但汪精卫却没有得到任何确切保证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脱离重庆出面求和，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冲动的性格。
如果一定要套用“烈士”的概念，可以说，汪精卫从青年时代投身政治起，就不缺乏赴汤蹈火的血性，敢于牺牲，不计成败，这在汪的求和过程中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
/李志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