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收集】闻一多在云南鲜为人知的往事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黄冈浠水，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1899年闻一多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代表作（诗集）有《红烛》、《死水》等，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共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旅顺-大连）。1946年夏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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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闻一多在云南鲜为人知的往事[/b]
1938年2月19日，闻一多教授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全程1663.6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平均每天走路32.5公里。对于这一“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胡适语)的壮举，闻一多意味深长地感叹道： “沿途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从此，这位由清华大学毕业后又留美学习艺术的学者，开始跨出书斋、课堂，走向社会、民众。
在奔赴西南边疆的长途跋涉中，闻一多不仅观赏到新奇美妙的风土人情，更体察了基层群众的艰辛疾苦。他在紧张的行军路上作了一百多幅写生画，还组织、指导学生研究地方民族语言，采集了2000多首民间歌谣。例如，闻先生在云南沾益一座破庙的墙壁上读到：“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熗敲穷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只盼老红军。”他无比振奋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的爱戴，由此可知。”1939年3月5日，闻一多为部分民歌选集《西南采风录》亲自写序，对其中表现出的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斗争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
[b][b]初到云南 闻一多潜心于学术研[/b]究[/b]
初到远离抗日前线的云南，闻一多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西南联大的文学院暂时设在蒙自时，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的闻先生整天刻苦钻研古典文学，除了吃饭几乎不下楼，被同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1938年暑假，文学院迁到昆明，闻一多一家住在小西门。9月28日下午，昆明遭到日本飞机的第一次空袭，警报鸣响后，闻一多赶忙去接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他领着孩子刚出校门，正逢敌机当头轰炸，便急速隐蔽在学校的围墙下，用身体掩护孩子，结果他自己的头部受了轻伤。由于空袭越来越频繁，闻家曾一度搬到40公里外的晋宁县。1940年暑假后，为了便于上课，闻一多又举家转到昆明小东门节孝巷居住。开学不久的一天，敌机又来轰炸，闻家人躲进院子里的防空洞，一枚炸弹就砸在防空洞前，洞里人都感到了强烈的震动。所幸那枚“臭弹”没有爆炸，只是一场虚惊。不过，闻家又被迫北迁到十多里外的陈家营，就住在一家贫苦农户的楼上，楼板下则是牲口棚。闻一多触景生情，教孩子们诵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数学家华罗庚的住所被日机炸毁后，闻一多主动把陈家营的陋室让出一半给华家。于是，8口人的闻家与6口人的华家共居一室，仅用一块布帘隔开。华罗庚曾赋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东北郊的龙泉镇司家营成立，闻一多奉命任中国文学部主任，全家就又迁徙到距市区20里的司家营。那时没有家具，竟然把包装煤油桶的4只木箱改成写字桌。为了节省一点木炭，闻一多每天早晨到河边洗冷水脸。吃不起荤腥食物，闻一多就带孩子们去稻田里逮蚂蚱，他风趣地对儿女说：“蚂蚱当虾米，豆腐当白肉。”1944年5月，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才得以寄寓该校一幢二层楼的房子。直到1945年1月西仓坡的联大教职员宿舍盖好，闻家总算乔迁新居，那间20平方米出头的土坯墙的平房，还是在教授群体里抽中签才得来的。闻一多和夫人高真在房前开荒，种植些西红柿、黄瓜、辣椒等。有时因大雨成涝、蔬菜遭灾，闻一多还请一起步行长征的植物学家吴征镒(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来给西红柿等诊治病虫害。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境况下，闻一多教授一边要上课教学，一边要著书立说，而且成果异常丰硕。他除了继续对《诗经》、《周易》、《楚辞》、《庄子》深研细究，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篡》、《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和《唐诗杂论》等学术著作，还为编撰《中国文学史稿》及《中国上古文学史》写了不少论文和札记。这些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抗战以前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在云南的8年，随着抗日烽火的蓬勃燃烧和爱国民主浪潮的澎湃高涨，闻一多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洪流，终于冲出个人的小书房和象牙塔，将自己卓越的学识才智与现实的社情民心相融合，做出许多功在当下、名传千古的不朽盛事，成长为集文艺名家、学术大师和民主斗士于一身的文化巨人，从而使“心火发光” 的幽微红烛升腾为照亮夜空的熊熊火炬，至今辉耀和引领着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
[b]闻一多担任多部戏剧的艺术指导[/b]
1939年夏天，昆明“国防剧社”请当时在国立江安戏剧专门学校任教务长兼教授的曹禺亲自导演本人编剧的《原野》。7月13日曹禺抵达昆明后，他提出的人选要求是，请闻一多担任剧务主任和舞美设计，请孙毓棠任前台主任。《原野》从1939年8月14日至9月17日的公演期间，观众争睹如潮，反应热烈，闻一多与雷圭元的舞美设计为演出成功增光添彩，受到人们关注和好评。马子华先生回忆道：“《原野》中的隧道、铁路、远方房屋的灯光，都布置得非常适合，令人有说不出的美感”当时担任《原野》场记工作的龙显球如此评价该剧的舞台布景：“有虚有实，运用了某种抽象因素(不是抽象主义)，在灯光变化下形成焦点透视，表现了大森林一幕的阴森、恐怖、神秘气氛，增强了剧本内在意识(如仇虎杀死焦大星后他所产生的恐怖和自责，心里痛苦矛盾所产生的幻觉意识)，烘托了表演环境，激起观众的情绪。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设计。”闻一多先生还为演员置备服装，为突出剧中男主角仇虎的性格，闻先生曾亲自带领学生在昆明市内各处奔走选购衣料，为仇虎做了一件黑缎红里的大袍。《原野》主演是：凤子饰花金子，汪雨饰仇虎，李文伟饰焦大星，樊筠饰焦母，黄实饰白傻子，孙毓棠饰常五。其他演员则应闻一多、凤子、孙毓棠力邀，以昆华艺术师范学校戏剧电影科的毕业生与金马剧社、联大剧团的成员为基础。
1938年底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由闻一多、孙毓棠、凤子、陈铨等担任导师。闻先生教导学生演员们说：“成立剧团，开展戏剧活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要想到前方在抗战，同胞们在敌人的铁蹄下受苦难，你们能来后方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剧团成员要演戏，但不能荒疏学业，一定要认真读书。”联大剧团除了排戏外，又组织了歌咏团和读书会，练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和中外戏剧名著等。
1939年1月，联大剧团排练的多幕话剧《祖国》于新滇大舞台上演。《祖国》是陈铨老师根据一个外国剧本改编的。剧情表现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某个城市里，一位大学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寇、汉奸进行顽强斗争，为祖国英勇牺牲的故事。此剧由孙毓棠导演，闻一多指导舞台设计和制作。当时白天上课，只能夜晚排戏。没有排演场，就借用人家的客厅。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工作严肃而认真。闻一多边看排演，边给同学们出主意、提意见。同学们感到排演场也是课堂。《祖国》公演大获成功，场场满座，掌声不断。剧中主人公就义时，观众群情激奋，跟随他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
1944年下半年，以萧荻为社长的联大剧艺社正式成立。排演的第一个戏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本剧宣扬“认认真真演戏，老老实实做人”，在当年很有现实意义。联大剧艺社的演职员阵容比较强大，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是基本队伍中的积极分子，吴征镒也参加了这一戏剧团体。剧艺社还常拉出一整套人马去支援、协助新中国剧社等专业团队的演出，辅导昆明各中学的演剧活动。
新中国剧社，是中共领导的以各抗敌演剧队部分成员为骨干的民间职业剧团。他们在到昆明后的第一场晚会上，演出了自己创作的以反法西斯为主题，同时揭露靠滇缅、中印公路走私而发国难财的活报剧《金碧交辉》和针砭时弊的歌曲(当年昆明流行的尖锐讽刺国民党反动、腐败本质的《茶馆小调》、《五块钱》等歌曲都是新中国剧社创作的)，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闻一多先生当即写了《新中国，给昆明一记耳光吧！》一文，热情称赞他们。在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中，联大剧艺社结合斗争形势，及时编演了《匪警》、《凯旋》、《审判前夕》、《告地状》等广场剧、街头剧。闻立鹤参加了《审判前夕》的首演。嗣后，郭良夫编写了三幕话剧独幕剧《潘琰传》(又名《民主使徒》)。闻立鹤也出演了潘琰的一位同学。此剧受到闻一多、楚图南、吴晗、尚钺等教授的热情关怀和指导。
在西南联大分批北上复员的日子里，闻一多先生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九歌〉古歌剧悬解》，把屈原的《九歌》用更通俗的戏剧形式介绍给普通民众。他特地叫长女闻铭将《〈九歌〉古歌剧悬解》复抄出来，邀请音乐家赵沨、舞蹈家梁伦和王松声、郭良夫、萧荻等，多次在民主周刊社的办公室讨论。他向大家详尽地讲述了自己对《九歌》古歌剧的舞台艺术构思及音乐、舞蹈设计，由联大剧艺社来负责演出，使该社在戏剧艺术上有新的突破、新的贡献。
抗战后期，1946年5月17日，一支由彝族青年组成的艺术团队来到昆明，闻一多热烈支持此事。对他们带来的艺术节目，闻一多、费孝通、楚图南、徐嘉瑞、尚钺诸先生非常赞赏，欣然担任编导顾问。经过在昆明的进一步加工排练，圭山彝族音乐舞诵会于5月19日举行招待演出。别开生面的歌舞节目如《阿细的先基》、《老人家》，以及场面宏大的《阿细跳月》在昆明获得好评。闻一多先生说：“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
1985年冬，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40周年的日子里，闻一多先生的子女闻立雕(韦英)、闻立鹏、闻铭、闻立鹤夫人彭鸿德与当年西南联大暨剧艺社的许多同志重返昆明，与云南的老乡、旧友及教育、文艺界人士欢聚一堂，回顾40年前的峥嵘岁月，共商云南文化教育、特别是戏剧艺术事业发展大计。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参加了这次组织和接待工作，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许多革命前辈、专家学者(如闻立雕、杜宣、叶露西等)就住在云南艺术学院的教职工宿舍楼里，戏剧系师生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活动，得以向他们学习、请教。戏剧系教师吴德铭创作的大型影视剧本《闻一多》初稿，请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局级干部的闻立雕同志担任顾问，她提出了在新时期如何塑造这位诗人、学者、战士的艺术形象的建议。闻一多的许多同事、战友和学生如费孝通、吴征镒、冯素陶、马识途、萧荻、王松声等都审读过《闻一多》剧本，他们对于歌颂闻一多先生、反映西南联大历史都非常支持、鼓励。
闻立鹤逝世后，1985年12月3日上午，为实现闻立鹤生前遗愿回归于他父亲牺牲、本人也洒过鲜血的云南这片热土，其遗孀彭鸿德率全家将闻立鹤的骨灰撒放到了滇池之中，因为当年在白色恐怖时期闻一多的部分骨灰就曾被悄悄地融入了那颗高原明珠里。
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和铭记闻一多先生牺牲前不久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其中写道：“昆明的文艺工作者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历史将会说明它是不容低估的。这不是说这里产生了多少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而是说这里的文艺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了的一群。他们一面曾将文艺的种子散播在民间，一面又曾将人民的艺术介绍给都市的知识层。通过文艺的桥梁，这里的诗歌、音乐和戏剧工作者已经开始把农村和都市联系起来了”。
闻一多先生的殷殷期望，已经在或正在红土高原乃至整个中华大地变为现实，而对于今天我们云南的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对于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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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19日，闻一多教授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全程1663.6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平均每天走路32.5公里。对于这一“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胡适语)的壮举，闻一多意味深长地感叹道： “沿途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从此，这位由清华大学毕业后又留美学习艺术的学者，开始跨出书斋、课堂，走向社会、民众。
在奔赴西南边疆的长途跋涉中，闻一多不仅观赏到新奇美妙的风土人情，更体察了基层群众的艰辛疾苦。他在紧张的行军路上作了一百多幅写生画，还组织、指导学生研究地方民族语言，采集了2000多首民间歌谣。例如，闻先生在云南沾益一座破庙的墙壁上读到：“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熗敲穷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只盼老红军。”他无比振奋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的爱戴，由此可知。”1939年3月5日，闻一多为部分民歌选集《西南采风录》亲自写序，对其中表现出的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斗争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
[b][b]初到云南 闻一多潜心于学术研[/b]究[/b]
初到远离抗日前线的云南，闻一多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西南联大的文学院暂时设在蒙自时，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的闻先生整天刻苦钻研古典文学，除了吃饭几乎不下楼，被同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1938年暑假，文学院迁到昆明，闻一多一家住在小西门。9月28日下午，昆明遭到日本飞机的第一次空袭，警报鸣响后，闻一多赶忙去接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他领着孩子刚出校门，正逢敌机当头轰炸，便急速隐蔽在学校的围墙下，用身体掩护孩子，结果他自己的头部受了轻伤。由于空袭越来越频繁，闻家曾一度搬到40公里外的晋宁县。1940年暑假后，为了便于上课，闻一多又举家转到昆明小东门节孝巷居住。开学不久的一天，敌机又来轰炸，闻家人躲进院子里的防空洞，一枚炸弹就砸在防空洞前，洞里人都感到了强烈的震动。所幸那枚“臭弹”没有爆炸，只是一场虚惊。不过，闻家又被迫北迁到十多里外的陈家营，就住在一家贫苦农户的楼上，楼板下则是牲口棚。闻一多触景生情，教孩子们诵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数学家华罗庚的住所被日机炸毁后，闻一多主动把陈家营的陋室让出一半给华家。于是，8口人的闻家与6口人的华家共居一室，仅用一块布帘隔开。华罗庚曾赋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东北郊的龙泉镇司家营成立，闻一多奉命任中国文学部主任，全家就又迁徙到距市区20里的司家营。那时没有家具，竟然把包装煤油桶的4只木箱改成写字桌。为了节省一点木炭，闻一多每天早晨到河边洗冷水脸。吃不起荤腥食物，闻一多就带孩子们去稻田里逮蚂蚱，他风趣地对儿女说：“蚂蚱当虾米，豆腐当白肉。”1944年5月，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才得以寄寓该校一幢二层楼的房子。直到1945年1月西仓坡的联大教职员宿舍盖好，闻家总算乔迁新居，那间20平方米出头的土坯墙的平房，还是在教授群体里抽中签才得来的。闻一多和夫人高真在房前开荒，种植些西红柿、黄瓜、辣椒等。有时因大雨成涝、蔬菜遭灾，闻一多还请一起步行长征的植物学家吴征镒(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来给西红柿等诊治病虫害。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境况下，闻一多教授一边要上课教学，一边要著书立说，而且成果异常丰硕。他除了继续对《诗经》、《周易》、《楚辞》、《庄子》深研细究，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篡》、《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和《唐诗杂论》等学术著作，还为编撰《中国文学史稿》及《中国上古文学史》写了不少论文和札记。这些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抗战以前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在云南的8年，随着抗日烽火的蓬勃燃烧和爱国民主浪潮的澎湃高涨，闻一多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洪流，终于冲出个人的小书房和象牙塔，将自己卓越的学识才智与现实的社情民心相融合，做出许多功在当下、名传千古的不朽盛事，成长为集文艺名家、学术大师和民主斗士于一身的文化巨人，从而使“心火发光” 的幽微红烛升腾为照亮夜空的熊熊火炬，至今辉耀和引领着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
[b]闻一多担任多部戏剧的艺术指导[/b]
1939年夏天，昆明“国防剧社”请当时在国立江安戏剧专门学校任教务长兼教授的曹禺亲自导演本人编剧的《原野》。7月13日曹禺抵达昆明后，他提出的人选要求是，请闻一多担任剧务主任和舞美设计，请孙毓棠任前台主任。《原野》从1939年8月14日至9月17日的公演期间，观众争睹如潮，反应热烈，闻一多与雷圭元的舞美设计为演出成功增光添彩，受到人们关注和好评。马子华先生回忆道：“《原野》中的隧道、铁路、远方房屋的灯光，都布置得非常适合，令人有说不出的美感”当时担任《原野》场记工作的龙显球如此评价该剧的舞台布景：“有虚有实，运用了某种抽象因素(不是抽象主义)，在灯光变化下形成焦点透视，表现了大森林一幕的阴森、恐怖、神秘气氛，增强了剧本内在意识(如仇虎杀死焦大星后他所产生的恐怖和自责，心里痛苦矛盾所产生的幻觉意识)，烘托了表演环境，激起观众的情绪。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设计。”闻一多先生还为演员置备服装，为突出剧中男主角仇虎的性格，闻先生曾亲自带领学生在昆明市内各处奔走选购衣料，为仇虎做了一件黑缎红里的大袍。《原野》主演是：凤子饰花金子，汪雨饰仇虎，李文伟饰焦大星，樊筠饰焦母，黄实饰白傻子，孙毓棠饰常五。其他演员则应闻一多、凤子、孙毓棠力邀，以昆华艺术师范学校戏剧电影科的毕业生与金马剧社、联大剧团的成员为基础。
1938年底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由闻一多、孙毓棠、凤子、陈铨等担任导师。闻先生教导学生演员们说：“成立剧团，开展戏剧活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要想到前方在抗战，同胞们在敌人的铁蹄下受苦难，你们能来后方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剧团成员要演戏，但不能荒疏学业，一定要认真读书。”联大剧团除了排戏外，又组织了歌咏团和读书会，练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和中外戏剧名著等。
1939年1月，联大剧团排练的多幕话剧《祖国》于新滇大舞台上演。《祖国》是陈铨老师根据一个外国剧本改编的。剧情表现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某个城市里，一位大学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寇、汉奸进行顽强斗争，为祖国英勇牺牲的故事。此剧由孙毓棠导演，闻一多指导舞台设计和制作。当时白天上课，只能夜晚排戏。没有排演场，就借用人家的客厅。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工作严肃而认真。闻一多边看排演，边给同学们出主意、提意见。同学们感到排演场也是课堂。《祖国》公演大获成功，场场满座，掌声不断。剧中主人公就义时，观众群情激奋，跟随他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
1944年下半年，以萧荻为社长的联大剧艺社正式成立。排演的第一个戏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本剧宣扬“认认真真演戏，老老实实做人”，在当年很有现实意义。联大剧艺社的演职员阵容比较强大，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是基本队伍中的积极分子，吴征镒也参加了这一戏剧团体。剧艺社还常拉出一整套人马去支援、协助新中国剧社等专业团队的演出，辅导昆明各中学的演剧活动。
新中国剧社，是中共领导的以各抗敌演剧队部分成员为骨干的民间职业剧团。他们在到昆明后的第一场晚会上，演出了自己创作的以反法西斯为主题，同时揭露靠滇缅、中印公路走私而发国难财的活报剧《金碧交辉》和针砭时弊的歌曲(当年昆明流行的尖锐讽刺国民党反动、腐败本质的《茶馆小调》、《五块钱》等歌曲都是新中国剧社创作的)，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闻一多先生当即写了《新中国，给昆明一记耳光吧！》一文，热情称赞他们。在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中，联大剧艺社结合斗争形势，及时编演了《匪警》、《凯旋》、《审判前夕》、《告地状》等广场剧、街头剧。闻立鹤参加了《审判前夕》的首演。嗣后，郭良夫编写了三幕话剧独幕剧《潘琰传》(又名《民主使徒》)。闻立鹤也出演了潘琰的一位同学。此剧受到闻一多、楚图南、吴晗、尚钺等教授的热情关怀和指导。
在西南联大分批北上复员的日子里，闻一多先生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九歌〉古歌剧悬解》，把屈原的《九歌》用更通俗的戏剧形式介绍给普通民众。他特地叫长女闻铭将《〈九歌〉古歌剧悬解》复抄出来，邀请音乐家赵沨、舞蹈家梁伦和王松声、郭良夫、萧荻等，多次在民主周刊社的办公室讨论。他向大家详尽地讲述了自己对《九歌》古歌剧的舞台艺术构思及音乐、舞蹈设计，由联大剧艺社来负责演出，使该社在戏剧艺术上有新的突破、新的贡献。
抗战后期，1946年5月17日，一支由彝族青年组成的艺术团队来到昆明，闻一多热烈支持此事。对他们带来的艺术节目，闻一多、费孝通、楚图南、徐嘉瑞、尚钺诸先生非常赞赏，欣然担任编导顾问。经过在昆明的进一步加工排练，圭山彝族音乐舞诵会于5月19日举行招待演出。别开生面的歌舞节目如《阿细的先基》、《老人家》，以及场面宏大的《阿细跳月》在昆明获得好评。闻一多先生说：“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
1985年冬，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40周年的日子里，闻一多先生的子女闻立雕(韦英)、闻立鹏、闻铭、闻立鹤夫人彭鸿德与当年西南联大暨剧艺社的许多同志重返昆明，与云南的老乡、旧友及教育、文艺界人士欢聚一堂，回顾40年前的峥嵘岁月，共商云南文化教育、特别是戏剧艺术事业发展大计。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参加了这次组织和接待工作，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许多革命前辈、专家学者(如闻立雕、杜宣、叶露西等)就住在云南艺术学院的教职工宿舍楼里，戏剧系师生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活动，得以向他们学习、请教。戏剧系教师吴德铭创作的大型影视剧本《闻一多》初稿，请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局级干部的闻立雕同志担任顾问，她提出了在新时期如何塑造这位诗人、学者、战士的艺术形象的建议。闻一多的许多同事、战友和学生如费孝通、吴征镒、冯素陶、马识途、萧荻、王松声等都审读过《闻一多》剧本，他们对于歌颂闻一多先生、反映西南联大历史都非常支持、鼓励。
闻立鹤逝世后，1985年12月3日上午，为实现闻立鹤生前遗愿回归于他父亲牺牲、本人也洒过鲜血的云南这片热土，其遗孀彭鸿德率全家将闻立鹤的骨灰撒放到了滇池之中，因为当年在白色恐怖时期闻一多的部分骨灰就曾被悄悄地融入了那颗高原明珠里。
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和铭记闻一多先生牺牲前不久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其中写道：“昆明的文艺工作者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历史将会说明它是不容低估的。这不是说这里产生了多少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而是说这里的文艺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了的一群。他们一面曾将文艺的种子散播在民间，一面又曾将人民的艺术介绍给都市的知识层。通过文艺的桥梁，这里的诗歌、音乐和戏剧工作者已经开始把农村和都市联系起来了”。
闻一多先生的殷殷期望，已经在或正在红土高原乃至整个中华大地变为现实，而对于今天我们云南的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对于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