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保护儿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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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儿童权益保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已是现代社会之共识。其实，在中国古代，已有保护儿童权益的传统。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蒙以养正”的观点；孟子更直接呼吁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救助机构“孤独园”，唐宋时期不仅建有“慈幼庄”、“举子仓”、“婴儿局”等类似现代儿童福利院的专门机构，而且还立法鼓励“近亲收养”孤儿……
齐桓公发起“葵丘会盟”
提出“慈幼”纲领
《管子》：“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
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堪称中国最早的儿童权益保护理论。这句话记载于《孟子·梁惠王上》一书中，当时齐宣王问道于孟子，孟子便说了这句话，并将之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天下可运于掌。”
最早将“慈幼”落实到行动上的是谁？“慈幼”是什么意思？东汉儒学家郑玄称：“慈幼，谓爱幼少也。”这是先秦时周王从国家发展层面提出的总体要求，据《周礼·地官》“大司徒”条，周王朝曾出台了六项“息民”政策，第一条就是“慈幼”。
周王朝的这一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得到各诸侯国的积极响应。公元前七世纪中期，由齐桓公发起，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境内）结盟，此即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会盟”，周襄王也派员参加了会盟。《孟子·告子下》记载，齐桓公在会上提出了“共同纲领”（盟约），其中第三条是：“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可以说，“葵丘会盟”所提出的纲领，在中国儿童权益保护史上具有建设性意义。齐国还带头出台了具体“慈幼”政策，相国管仲提出了九种惠民方针，即《管子·入国》中所谓“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
为了实现“慈幼”目标，齐国不仅设置了相关机构，还特设了“掌幼”一职，专门管理、对接“慈幼”工作。如果老百姓家孩子多，无力抚养，政府给予救济：有3个小孩，母亲免除赋役；有4个小孩，全家免除赋役；有5个小孩，国家为其配备一个保姆，并提供两个人的口粮，直到小孩能够生活自理为止。
南北朝出现最早的
社会救助机构“孤独园”
《梁书》：梁武帝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
先秦的慈幼做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到两汉时期，各种“恤孤”政策已更具体。《汉书·高帝纪一》记载，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于八年（公元前199年）春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百姓家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役。
西汉景帝刘启的“恤孤”政策，是在物质上救济孤儿。据《汉书·景帝纪》，西汉景帝刘启即位三个月后，即发布诏书，明确提出“赏赐长老，收恤孤独”，第二年再下诏书，要求做到“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东汉也很重视恤孤，《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曾强调：“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东汉时，汉章帝刘炟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做得最出色。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公元79年），刘炟借立刘庆为皇太子之机，“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直接给孤残孩子发放粮食，每人五斛。元和二年（公元85年）春正月乙酉，刘炟又下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给孕妇发放“胎养谷”，免除丈夫赋税，可谓刘炟的首创。
这种为儿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恤孤”做法，古代历朝不断。唐宋时期做得更到位，如现代福利院这样的救助机构普遍建立了起来。
古代最早的“福利院”出现于南北朝。据《梁书·武帝本纪下》，梁武帝萧衍于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孤独园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救助机构。唐宋时期，这种孤儿院已相当普遍。如，唐朝有“悲田养病坊”、北宋有“福田院”、“居养院”；南宋时一改以前老幼合一的救助模式，单设“儿童福利院”，出现了“慈幼庄”、“举子仓”、“婴儿局”等专门机构，全是“为贫而弃子者设”；明清时期则有“育婴堂”、“保婴会”等。
唐宋时期立法
鼓励“近亲收养”孤儿
《唐律疏议》：“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
儿童权益保护，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二是立法保护。据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辑《唐令拾遗·户令第九》，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曾下诏：“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致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仍加医疗，并勘问所由，具注贯属,患损之日，移送前所。”其大概意思是，孤儿首先由“近亲收养”，没有近亲则由“乡里安恤”。更积极的地方是，实行孤儿辖地救助责任制，即便不是当地的孩子，如果在辖区出现问题，辖区要负责任，出事要追责。
在这方面，唐朝廷还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全唐文·文宗（四）》记载，唐文宗李昂曾于大和六年（公元832年）五月下《拯恤疾疫诏》：“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当时是“饥疫凶荒”，李昂要求地方官员行动起来，安排救助无人抚养的孩稚；对收养孩子的家庭，官府提供两月口粮。
对于遗弃收养子女的，唐律也做出规定，禁止养父母遗弃养子，以保护被收养儿童。《唐律疏议·户婚》“养子舍去”条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另外，唐律还对收养异姓孩子的情况做出特别说明：“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如果收养的孩子日后应该还给亲生父母的，则亲生父母应给养父母一定的回报，即《唐律疏议》中所谓：“失儿之家，量酬乳哺之直。”
宋朝承继了唐律，在鼓励民间收养孤儿的同时，还强调了养子与亲子具有同样的继承权。在《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立继》中，有多例关于养子继承权的判例，如“生前抱养外姓殁后难以动摇”、“立继有据不为户绝”都是从保护收养人和被收养孩子的权益角度进行判决的。
此外，古代对“溺婴”、“杀子”等也有相关立法严加禁止；另一方面，古代刑律对未成年犯罪则予以宽大处理，以教化为主。
先秦时已提出
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四民月令》：正月“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
儿童权益保护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终要通过培养和教育实现，要保证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于是古人提出了“蒙以养正”的理念。
“蒙以养正”是孔子的观点。《易经》的“蒙卦”就是借教育孩子来说事的，孔子就此卦评释，称“蒙以养正，圣功也”。大概意思是，启蒙教育幼儿，应该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这是成就圣人的成功之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办学是必须的。《尚书大传·略说》即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
先秦时，中国已出现最早的小学“下庠”，东汉时的书舍、书馆、官邸学也都属于小学一类，其中的官邸学是贵族小学。唐宋后私塾一类的私人办学兴起，为家贫或交通不便的孩子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除了学校建设，组织人员编辑教材同样重要。《史籀篇》就是先秦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该课本四字一句，编成韵语，很方便孩子朗读和牢记。
汉朝时，让适龄孩子上学已成社会共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称：正月“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这时孩子所学的“篇章”包括《六甲》、《九九》、《急就》、《三仓》等，都是当时的通用“课本”。
到了唐代，有条件的乡村都被要求就地建学校。《太平广记·杂录一》“修武县民”条有这样的说法：“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
宋朝在“蒙以养正”方面甚至还颁布了小学条例。据《玉海·学校》，宋徽宗赵佶主政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二十三日，朝廷令州县置小学，要求十岁以上孩子入学。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硬件上、法规上要求“蒙以养正”，古代还从社会舆论上进行引导，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即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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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儿童权益保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已是现代社会之共识。其实，在中国古代，已有保护儿童权益的传统。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蒙以养正”的观点；孟子更直接呼吁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救助机构“孤独园”，唐宋时期不仅建有“慈幼庄”、“举子仓”、“婴儿局”等类似现代儿童福利院的专门机构，而且还立法鼓励“近亲收养”孤儿……
齐桓公发起“葵丘会盟”
提出“慈幼”纲领
《管子》：“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
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堪称中国最早的儿童权益保护理论。这句话记载于《孟子·梁惠王上》一书中，当时齐宣王问道于孟子，孟子便说了这句话，并将之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天下可运于掌。”
最早将“慈幼”落实到行动上的是谁？“慈幼”是什么意思？东汉儒学家郑玄称：“慈幼，谓爱幼少也。”这是先秦时周王从国家发展层面提出的总体要求，据《周礼·地官》“大司徒”条，周王朝曾出台了六项“息民”政策，第一条就是“慈幼”。
周王朝的这一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得到各诸侯国的积极响应。公元前七世纪中期，由齐桓公发起，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境内）结盟，此即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会盟”，周襄王也派员参加了会盟。《孟子·告子下》记载，齐桓公在会上提出了“共同纲领”（盟约），其中第三条是：“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可以说，“葵丘会盟”所提出的纲领，在中国儿童权益保护史上具有建设性意义。齐国还带头出台了具体“慈幼”政策，相国管仲提出了九种惠民方针，即《管子·入国》中所谓“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
为了实现“慈幼”目标，齐国不仅设置了相关机构，还特设了“掌幼”一职，专门管理、对接“慈幼”工作。如果老百姓家孩子多，无力抚养，政府给予救济：有3个小孩，母亲免除赋役；有4个小孩，全家免除赋役；有5个小孩，国家为其配备一个保姆，并提供两个人的口粮，直到小孩能够生活自理为止。
南北朝出现最早的
社会救助机构“孤独园”
《梁书》：梁武帝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
先秦的慈幼做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到两汉时期，各种“恤孤”政策已更具体。《汉书·高帝纪一》记载，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于八年（公元前199年）春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百姓家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役。
西汉景帝刘启的“恤孤”政策，是在物质上救济孤儿。据《汉书·景帝纪》，西汉景帝刘启即位三个月后，即发布诏书，明确提出“赏赐长老，收恤孤独”，第二年再下诏书，要求做到“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东汉也很重视恤孤，《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曾强调：“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东汉时，汉章帝刘炟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做得最出色。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公元79年），刘炟借立刘庆为皇太子之机，“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直接给孤残孩子发放粮食，每人五斛。元和二年（公元85年）春正月乙酉，刘炟又下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给孕妇发放“胎养谷”，免除丈夫赋税，可谓刘炟的首创。
这种为儿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恤孤”做法，古代历朝不断。唐宋时期做得更到位，如现代福利院这样的救助机构普遍建立了起来。
古代最早的“福利院”出现于南北朝。据《梁书·武帝本纪下》，梁武帝萧衍于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孤独园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救助机构。唐宋时期，这种孤儿院已相当普遍。如，唐朝有“悲田养病坊”、北宋有“福田院”、“居养院”；南宋时一改以前老幼合一的救助模式，单设“儿童福利院”，出现了“慈幼庄”、“举子仓”、“婴儿局”等专门机构，全是“为贫而弃子者设”；明清时期则有“育婴堂”、“保婴会”等。
唐宋时期立法
鼓励“近亲收养”孤儿
《唐律疏议》：“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
儿童权益保护，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二是立法保护。据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辑《唐令拾遗·户令第九》，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曾下诏：“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致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仍加医疗，并勘问所由，具注贯属,患损之日，移送前所。”其大概意思是，孤儿首先由“近亲收养”，没有近亲则由“乡里安恤”。更积极的地方是，实行孤儿辖地救助责任制，即便不是当地的孩子，如果在辖区出现问题，辖区要负责任，出事要追责。
在这方面，唐朝廷还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全唐文·文宗（四）》记载，唐文宗李昂曾于大和六年（公元832年）五月下《拯恤疾疫诏》：“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当时是“饥疫凶荒”，李昂要求地方官员行动起来，安排救助无人抚养的孩稚；对收养孩子的家庭，官府提供两月口粮。
对于遗弃收养子女的，唐律也做出规定，禁止养父母遗弃养子，以保护被收养儿童。《唐律疏议·户婚》“养子舍去”条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另外，唐律还对收养异姓孩子的情况做出特别说明：“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如果收养的孩子日后应该还给亲生父母的，则亲生父母应给养父母一定的回报，即《唐律疏议》中所谓：“失儿之家，量酬乳哺之直。”
宋朝承继了唐律，在鼓励民间收养孤儿的同时，还强调了养子与亲子具有同样的继承权。在《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立继》中，有多例关于养子继承权的判例，如“生前抱养外姓殁后难以动摇”、“立继有据不为户绝”都是从保护收养人和被收养孩子的权益角度进行判决的。
此外，古代对“溺婴”、“杀子”等也有相关立法严加禁止；另一方面，古代刑律对未成年犯罪则予以宽大处理，以教化为主。
先秦时已提出
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四民月令》：正月“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
儿童权益保护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终要通过培养和教育实现，要保证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于是古人提出了“蒙以养正”的理念。
“蒙以养正”是孔子的观点。《易经》的“蒙卦”就是借教育孩子来说事的，孔子就此卦评释，称“蒙以养正，圣功也”。大概意思是，启蒙教育幼儿，应该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这是成就圣人的成功之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办学是必须的。《尚书大传·略说》即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
先秦时，中国已出现最早的小学“下庠”，东汉时的书舍、书馆、官邸学也都属于小学一类，其中的官邸学是贵族小学。唐宋后私塾一类的私人办学兴起，为家贫或交通不便的孩子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除了学校建设，组织人员编辑教材同样重要。《史籀篇》就是先秦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该课本四字一句，编成韵语，很方便孩子朗读和牢记。
汉朝时，让适龄孩子上学已成社会共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称：正月“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这时孩子所学的“篇章”包括《六甲》、《九九》、《急就》、《三仓》等，都是当时的通用“课本”。
到了唐代，有条件的乡村都被要求就地建学校。《太平广记·杂录一》“修武县民”条有这样的说法：“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
宋朝在“蒙以养正”方面甚至还颁布了小学条例。据《玉海·学校》，宋徽宗赵佶主政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二十三日，朝廷令州县置小学，要求十岁以上孩子入学。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硬件上、法规上要求“蒙以养正”，古代还从社会舆论上进行引导，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即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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