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顺帝“八使出巡”的反腐戏
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
自东汉中期起，外戚、宦官与清流官僚构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团。吕思勉指出：
“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权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我们不能将三大集团统斥为一丘之貉，以一句“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权斗”抹杀所有是非。毫无疑问，外戚与宦官代表着王室，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团;而清流官僚代表着文治政府(按钱穆之见，汉武帝以来文治政府开始脱离王室而独立，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力图还国家民众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东汉和帝以降，倚恃君主好恶的左右摆动，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轮番控制朝局。但不论哪个集团上台，重用的都是自己人。区别仅仅在于，外戚倚重的是娘家叔伯兄弟及其党羽，宦官集团起用的是惟命是从的鹰犬死党。这样的政局哪会清明!而黑暗腐败的中央政治，总是勾结地方上贪墨官吏与不法豪强，鱼肉当地民间的弱势群体。吕思勉这样概述当时情势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且以顺帝朝为例，以张婴为首领，聚众万余人，在扬州、徐州之间(今江苏南部)长期“寇乱”。这一群体性事件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弱体群体“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
且说汉顺帝11岁即位，成年后立侍中梁商之女为皇后，不久，就拜梁商为大将军，其子梁冀为京城最高长官河南尹。梁商还算安分，梁冀却“居职多纵暴非法”，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杀”告发他的洛阳令吕放，还目无国法，“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梁商一死，顺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将军之职，还让梁冀之弟梁不疑代为河南尹，梁氏兄弟成了专横跋扈的官二代。继和帝朝的窦氏、殇帝朝的邓氏以后，梁氏外戚集团掌控了朝政大权，而且为恶更烈。
按吕思勉的说法：“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到东汉中叶，人们已普遍觉悟，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与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在推动社会觉醒上，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称，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皇帝有危机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无异引虎驱狼，则是绝对昏招。汉安元年(142年)，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整肃纲纪，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所谓“班宣风化”，据司马彪《续汉书》，就是“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而所谓“举实臧否”，据《资治通鉴》，就是“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说得浅显点，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不言自明，“举实臧否”，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官衔也都不小，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相当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
八使之中，要数张纲最年少官微，却颇有主见。此前，他得知顺帝虽有危机感，却引用宦官，便慨然长叹：“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除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立即上书，规劝顺帝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都不能倚重，应“少留圣思，割损左右”。当然，顺帝还是拉这个特殊阶层打压另一特殊阶层，走他危险邪乎的权斗钢丝。
再说杜乔等七位使者相继离开京城洛阳，络绎赶赴指定州郡。惟独张纲卸下使者专车的轮子，埋在京城都亭之侧。有人询问其故，他愤然说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在他看来，地方贪腐的总根子全在朝廷，现在让八使按察地方，不过是去逮几只狐狸而已，而豺狼却仍在朝中当政，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把戏。拒绝出使后，张纲退而上奏道：“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倚仗外戚的身份，占据要害的职位，贪婪敛财，骄纵无法，重用谄谀，陷害忠良。实为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应加。我条陈他十五款无君的罪状，都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张纲的奏书及其埋车都亭的快举，让整个京师为之震动。顺帝尽管明白张纲的耿直之心，也深知其所奏都是事实，但在“豺狼当路”的情势下，“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对张纲冒死上奏“终不忍用”。
梁冀却恨之入骨，派张纲出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去对付徐、扬之间历时十余年的张婴“寇乱”。他的如意算盘是，张纲即便不为所杀，也可以找碴算计。张纲赴任，直抵营垒，只带十余亲随，约见对方。张婴见其诚意，出营赴会。张纲说：“前后那些郡守恣意贪暴，致使你们怀愤集聚，他们确实有罪;但你们这样闹事也不对。现在主上派我来，不想加以刑罚，而要给予安抚。当然，你们如果执迷不悟，那就大兵将至。两者利害，还望三思。”张婴表示，自己所以起事，不过是游鱼偷生釜底，因无法上达朝廷，现在情愿归服。张纲解散起事群众，亲自为他们解决居宅与田地问题。史称“人情悦服，南州晏然”，南方州郡终归稳定。朝廷对张纲“论功当封”，却遭到梁冀的阻挠。在广陵一年，张纲病故，扶老携幼前来吊唁的老百姓不可胜计，都说：“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与其五百旧部为张纲成服行丧，千里迢迢将灵柩从广陵扶送回洛阳，一说送回其老家犍为(今四川彭山东)，还为他背土垒坟。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对张纲的反腐与为政做出了最高的评价。
张纲拒绝出使，其他使者巡察结果究竟如何?对郭遵、冯羡、栾巴、周栩与刘班等五人的出使，现存各家《后汉书》未见片言只语，显然无可称述。《后汉书·周举传》虽有记载，却仅12字：“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表述笼统空泛，其成效恐怕也不宜高估。唯有杜乔巡察兖州，成效最堪称道。据《后汉书·杜乔传》，他表彰太山太守李固为政“天下第一”(桓帝初年，李固与杜乔终因反对梁冀，惨遭杀害，暴尸洛阳城北，此是后话)，还举报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氾宫、济北相崔瑗等贪赃达“千万以上”。梁让是梁冀的叔父，氾宫、崔瑗也都为梁冀“所善”，由于梁冀这头豺狼当路，连逮住的那几只狐狸，也依然逍遥法外。《资治通鉴》说，“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亲党，互为请救，事皆寝遏”。即以杜乔举发者为例，最终无不不了了之：作为大将军之叔，梁让受到奥援自不在话下;氾宫不仅受到庇护，桓帝初，梁冀竟让杜乔荐他出任尚书，杜乔以其“臧罪明著”，严辞拒绝;崔瑗虽已赴廷尉受审，却“上书自讼，得理出”，也来个无罪释放。
总之，汉顺帝朝八使出巡的大举措，充其量只是干打雷不见雨的反腐过场戏，从而印证了张纲的说法：“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自东汉中期起，外戚、宦官与清流官僚构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团。吕思勉指出：
“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权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我们不能将三大集团统斥为一丘之貉，以一句“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权斗”抹杀所有是非。毫无疑问，外戚与宦官代表着王室，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团;而清流官僚代表着文治政府(按钱穆之见，汉武帝以来文治政府开始脱离王室而独立，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力图还国家民众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东汉和帝以降，倚恃君主好恶的左右摆动，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轮番控制朝局。但不论哪个集团上台，重用的都是自己人。区别仅仅在于，外戚倚重的是娘家叔伯兄弟及其党羽，宦官集团起用的是惟命是从的鹰犬死党。这样的政局哪会清明!而黑暗腐败的中央政治，总是勾结地方上贪墨官吏与不法豪强，鱼肉当地民间的弱势群体。吕思勉这样概述当时情势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且以顺帝朝为例，以张婴为首领，聚众万余人，在扬州、徐州之间(今江苏南部)长期“寇乱”。这一群体性事件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弱体群体“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
且说汉顺帝11岁即位，成年后立侍中梁商之女为皇后，不久，就拜梁商为大将军，其子梁冀为京城最高长官河南尹。梁商还算安分，梁冀却“居职多纵暴非法”，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杀”告发他的洛阳令吕放，还目无国法，“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梁商一死，顺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将军之职，还让梁冀之弟梁不疑代为河南尹，梁氏兄弟成了专横跋扈的官二代。继和帝朝的窦氏、殇帝朝的邓氏以后，梁氏外戚集团掌控了朝政大权，而且为恶更烈。
按吕思勉的说法：“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到东汉中叶，人们已普遍觉悟，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与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在推动社会觉醒上，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称，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皇帝有危机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无异引虎驱狼，则是绝对昏招。汉安元年(142年)，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整肃纲纪，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所谓“班宣风化”，据司马彪《续汉书》，就是“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而所谓“举实臧否”，据《资治通鉴》，就是“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说得浅显点，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不言自明，“举实臧否”，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官衔也都不小，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相当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
八使之中，要数张纲最年少官微，却颇有主见。此前，他得知顺帝虽有危机感，却引用宦官，便慨然长叹：“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除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立即上书，规劝顺帝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都不能倚重，应“少留圣思，割损左右”。当然，顺帝还是拉这个特殊阶层打压另一特殊阶层，走他危险邪乎的权斗钢丝。
再说杜乔等七位使者相继离开京城洛阳，络绎赶赴指定州郡。惟独张纲卸下使者专车的轮子，埋在京城都亭之侧。有人询问其故，他愤然说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在他看来，地方贪腐的总根子全在朝廷，现在让八使按察地方，不过是去逮几只狐狸而已，而豺狼却仍在朝中当政，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把戏。拒绝出使后，张纲退而上奏道：“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倚仗外戚的身份，占据要害的职位，贪婪敛财，骄纵无法，重用谄谀，陷害忠良。实为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应加。我条陈他十五款无君的罪状，都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张纲的奏书及其埋车都亭的快举，让整个京师为之震动。顺帝尽管明白张纲的耿直之心，也深知其所奏都是事实，但在“豺狼当路”的情势下，“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对张纲冒死上奏“终不忍用”。
梁冀却恨之入骨，派张纲出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去对付徐、扬之间历时十余年的张婴“寇乱”。他的如意算盘是，张纲即便不为所杀，也可以找碴算计。张纲赴任，直抵营垒，只带十余亲随，约见对方。张婴见其诚意，出营赴会。张纲说：“前后那些郡守恣意贪暴，致使你们怀愤集聚，他们确实有罪;但你们这样闹事也不对。现在主上派我来，不想加以刑罚，而要给予安抚。当然，你们如果执迷不悟，那就大兵将至。两者利害，还望三思。”张婴表示，自己所以起事，不过是游鱼偷生釜底，因无法上达朝廷，现在情愿归服。张纲解散起事群众，亲自为他们解决居宅与田地问题。史称“人情悦服，南州晏然”，南方州郡终归稳定。朝廷对张纲“论功当封”，却遭到梁冀的阻挠。在广陵一年，张纲病故，扶老携幼前来吊唁的老百姓不可胜计，都说：“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与其五百旧部为张纲成服行丧，千里迢迢将灵柩从广陵扶送回洛阳，一说送回其老家犍为(今四川彭山东)，还为他背土垒坟。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对张纲的反腐与为政做出了最高的评价。
张纲拒绝出使，其他使者巡察结果究竟如何?对郭遵、冯羡、栾巴、周栩与刘班等五人的出使，现存各家《后汉书》未见片言只语，显然无可称述。《后汉书·周举传》虽有记载，却仅12字：“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表述笼统空泛，其成效恐怕也不宜高估。唯有杜乔巡察兖州，成效最堪称道。据《后汉书·杜乔传》，他表彰太山太守李固为政“天下第一”(桓帝初年，李固与杜乔终因反对梁冀，惨遭杀害，暴尸洛阳城北，此是后话)，还举报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氾宫、济北相崔瑗等贪赃达“千万以上”。梁让是梁冀的叔父，氾宫、崔瑗也都为梁冀“所善”，由于梁冀这头豺狼当路，连逮住的那几只狐狸，也依然逍遥法外。《资治通鉴》说，“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亲党，互为请救，事皆寝遏”。即以杜乔举发者为例，最终无不不了了之：作为大将军之叔，梁让受到奥援自不在话下;氾宫不仅受到庇护，桓帝初，梁冀竟让杜乔荐他出任尚书，杜乔以其“臧罪明著”，严辞拒绝;崔瑗虽已赴廷尉受审，却“上书自讼，得理出”，也来个无罪释放。
总之，汉顺帝朝八使出巡的大举措，充其量只是干打雷不见雨的反腐过场戏，从而印证了张纲的说法：“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