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唐诗里的“文化密码”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流传下来的诗歌数不胜数，而唐朝时期，是诗歌最为鼎盛的时期，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一大批伟大诗人。唐诗如同一个巨大的万花筒，涵盖的内容极为繁杂和宽广。古往今来，不少学者潜心研究唐诗，然而，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唐诗，还并不多见。胡淼著《唐诗的博物学解读》，立足现代科学的立场，主要从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的维度，试图揭开掩藏在唐诗内部的“文化密码”。
[b]自然科学维度下的唐诗[/b]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指对自然领域所作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与分类。《唐诗的博物学解读》这本著作的问世，一方面还原了古代历史中的自然科学常识，另一方面从理性的维度挖掘了古代文学的自然魅力，本书将文学与科学融通，极大地拓展了唐诗研究的深度、广度与力度。
《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一书的作者胡淼先生，1961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他虽然长期在基层从事植物保护工作，可对于古典文学情有独钟。本书是继他的《诗经的科学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后的又一力作。书中收录了唐代120多位著名诗人的500首诗篇，对诗中出现的自然科学相关问题作了精到的解读。对唐诗中涉及的树木、花草、虫鱼、鸟兽、天文、地理、气象和水文等等，进行了科学分析，纠正了历代注释和理解上的差错，赋予千年古诗全新的现代面貌。
唐诗是瑰丽的艺术殿堂，在这个殿堂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宝藏。唐朝时期对于当代社会而言，科学并不算发达，但是诗人们对大自然的观察能力，丝毫不亚于今人。一千多年来，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历经了巨大的变迁，当时的一些植物、动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加上诗歌对语言高度凝练的要求，使得不少唐诗中所牵涉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成为无解的难题。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揭开其中的一些秘密，这对于重新认识唐诗的魅力，无疑大有裨益。在阅读本书时，我不禁联想到台湾植物学家潘富俊的一本著作《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在这本著作中，他的视角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植物的关系。由于该著作涉及的古典文学作品过于繁多，以至于在分析古典文学中的植物科学时，不免泛泛而谈。而《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不一样，主要的分析对象是唐诗，并且“剑指”科学领域具有争议性的名诗名句。从科学格局和文化视野两个方面来看，笔者认为，此书在研究的专业性方面更高一筹。
唐诗中隐秘的自然世界
胡淼的本业是从事植物保护，这对于他探寻唐诗中植物的隐秘世界，带来了先天的便利。经过考证，他认为唐诗中新发现的植物大约22种（含类群）。如，很多唐朝诗人写到“枫”，经过比照，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枫可能泛指数种植物。诗人李百药在《途中述怀》中的写到的“江上枫”，顾况在《小孤山》中写道“古庙枫林江水边”的“枫”，以及杜甫《寄韩谏议》诗“青枫叶赤天雨霜”中的“枫”，都是指金缕梅科的高大乔木枫香树，这种树叶色青绿，经霜变红，树液清香。在唐诗中，象征才高志大的在野人士。
对于唐诗中所提及的植物，胡淼进行了专业层面的比较分析。比如，木棉、树棉、贝树等，在唐诗中经常出现，而很多人对此纠缠不清，存在各种误读。王维《送梓州李使君》诗“汉女输橦布”句中的橦布是什么？有人说是木棉，有人说是树棉，还有人说是橦树等等，总之是用以一种树木的花织成的布。在胡淼看来，世界上没有一种树木的花是可以用来纺纱织布的。他提到，橦就是今天所说的属于锦葵科的棉花的一种，即海岛棉（旧时称木棉），这种植物，唐代在四川等地开始栽培。但是张籍在《送蜀客》诗“木棉花发锦江西”句中所说的“木棉”，则又是另外的植物，即现代植物学木棉科的木棉。
《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一书中，胡淼除了尽量厘清唐诗中的植物学认识误区外，还对唐诗中涉及的动物，也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唐诗中新确定的昆虫类有27种以上，兽类12种以上，鱼类7种以上，合计70种之多。猿猴是人类的近亲，在唐诗之中，对猿猴多有表达。而诸多唐诗中说提及的猿猴，到底哪是猿哪是猴，科学界也存在争议。胡淼经过求证认为，唐代在长江三峡地区存在长臂猿的可能性很小，它的分布北限衡阳一线，主要在南岭以南。诗人凌敬在《巫山高》中提到的“玄猿”，可能是黑叶猴，也可能是藏酋猴。而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中的“抱叶玄猴”，可能是长臂猿科的种类，也可能是黑叶猴。因为长江三峡地区曾是黑叶猴最适生存的地方，同时也可能是唐代长臂猿分布的北缘。
[b]自然世界对唐诗的影响[/b]
本书除了对动物中的兽类进行考证，对唐诗中涉及的鱼类也进行了研究。古人认为，鱼是可以成龙的动物之一，江中巨鱼如中华鲟，古代也称为鱼龙。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到胡浩《出峡》等诗句可以看出，在唐代，它们就是长江的“主人翁”，在江中兴风作浪，畅游千里，通江达海。古人认为鱼可以变成龙，也可以变成怪，杜甫在《沙苑行》一诗中，就把安禄山描绘成巨鱼变成的妖龙精怪；对于唐诗中的鱼类研究，胡淼不仅从科学的维度进行分析，还从历史文化的维度进行阐述。自汉朝之后，开科取士是读书人的主要通道，然而竞争又十分激烈。古人把这种竞争比作鲤鱼跳龙门。登进士的，好比鲤鱼跳过了龙门，鱼变龙，从此身份改变。跳不过的则被点额而归，额头上被点染黑墨，从此难以抬头。白居易被贬时把自己比作点额鱼，还专门赋诗《点额鱼》。点额鱼是否真的存在过？本书中解释：点额鱼就是鲤科野鲮鱼亚科中的墨头鱼。这种鱼肉味鲜美，出产在长江中上游的支流中。以此推断，这首诗应该是白居易从江州到达忠州刺史任上之后所作。
读《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不仅能感受到唐诗的魅力，还能感受到我国历史上物产何其丰富、山河何其壮美。时光斗转星移、岁月轮换，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自然世界对于人类世界的影响是直接的，同时也是深远的。就文学创作而言，自然世界的绚丽多姿，给文学创作带来无尽的活力和想象，而精彩的唐诗，恰好是最有力的注解。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副编审）
[b]自然科学维度下的唐诗[/b]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指对自然领域所作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与分类。《唐诗的博物学解读》这本著作的问世，一方面还原了古代历史中的自然科学常识，另一方面从理性的维度挖掘了古代文学的自然魅力，本书将文学与科学融通，极大地拓展了唐诗研究的深度、广度与力度。
《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一书的作者胡淼先生，1961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他虽然长期在基层从事植物保护工作，可对于古典文学情有独钟。本书是继他的《诗经的科学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后的又一力作。书中收录了唐代120多位著名诗人的500首诗篇，对诗中出现的自然科学相关问题作了精到的解读。对唐诗中涉及的树木、花草、虫鱼、鸟兽、天文、地理、气象和水文等等，进行了科学分析，纠正了历代注释和理解上的差错，赋予千年古诗全新的现代面貌。
唐诗是瑰丽的艺术殿堂，在这个殿堂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宝藏。唐朝时期对于当代社会而言，科学并不算发达，但是诗人们对大自然的观察能力，丝毫不亚于今人。一千多年来，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历经了巨大的变迁，当时的一些植物、动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加上诗歌对语言高度凝练的要求，使得不少唐诗中所牵涉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成为无解的难题。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揭开其中的一些秘密，这对于重新认识唐诗的魅力，无疑大有裨益。在阅读本书时，我不禁联想到台湾植物学家潘富俊的一本著作《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在这本著作中，他的视角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植物的关系。由于该著作涉及的古典文学作品过于繁多，以至于在分析古典文学中的植物科学时，不免泛泛而谈。而《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不一样，主要的分析对象是唐诗，并且“剑指”科学领域具有争议性的名诗名句。从科学格局和文化视野两个方面来看，笔者认为，此书在研究的专业性方面更高一筹。
唐诗中隐秘的自然世界
胡淼的本业是从事植物保护，这对于他探寻唐诗中植物的隐秘世界，带来了先天的便利。经过考证，他认为唐诗中新发现的植物大约22种（含类群）。如，很多唐朝诗人写到“枫”，经过比照，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枫可能泛指数种植物。诗人李百药在《途中述怀》中的写到的“江上枫”，顾况在《小孤山》中写道“古庙枫林江水边”的“枫”，以及杜甫《寄韩谏议》诗“青枫叶赤天雨霜”中的“枫”，都是指金缕梅科的高大乔木枫香树，这种树叶色青绿，经霜变红，树液清香。在唐诗中，象征才高志大的在野人士。
对于唐诗中所提及的植物，胡淼进行了专业层面的比较分析。比如，木棉、树棉、贝树等，在唐诗中经常出现，而很多人对此纠缠不清，存在各种误读。王维《送梓州李使君》诗“汉女输橦布”句中的橦布是什么？有人说是木棉，有人说是树棉，还有人说是橦树等等，总之是用以一种树木的花织成的布。在胡淼看来，世界上没有一种树木的花是可以用来纺纱织布的。他提到，橦就是今天所说的属于锦葵科的棉花的一种，即海岛棉（旧时称木棉），这种植物，唐代在四川等地开始栽培。但是张籍在《送蜀客》诗“木棉花发锦江西”句中所说的“木棉”，则又是另外的植物，即现代植物学木棉科的木棉。
《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一书中，胡淼除了尽量厘清唐诗中的植物学认识误区外，还对唐诗中涉及的动物，也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唐诗中新确定的昆虫类有27种以上，兽类12种以上，鱼类7种以上，合计70种之多。猿猴是人类的近亲，在唐诗之中，对猿猴多有表达。而诸多唐诗中说提及的猿猴，到底哪是猿哪是猴，科学界也存在争议。胡淼经过求证认为，唐代在长江三峡地区存在长臂猿的可能性很小，它的分布北限衡阳一线，主要在南岭以南。诗人凌敬在《巫山高》中提到的“玄猿”，可能是黑叶猴，也可能是藏酋猴。而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中的“抱叶玄猴”，可能是长臂猿科的种类，也可能是黑叶猴。因为长江三峡地区曾是黑叶猴最适生存的地方，同时也可能是唐代长臂猿分布的北缘。
[b]自然世界对唐诗的影响[/b]
本书除了对动物中的兽类进行考证，对唐诗中涉及的鱼类也进行了研究。古人认为，鱼是可以成龙的动物之一，江中巨鱼如中华鲟，古代也称为鱼龙。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到胡浩《出峡》等诗句可以看出，在唐代，它们就是长江的“主人翁”，在江中兴风作浪，畅游千里，通江达海。古人认为鱼可以变成龙，也可以变成怪，杜甫在《沙苑行》一诗中，就把安禄山描绘成巨鱼变成的妖龙精怪；对于唐诗中的鱼类研究，胡淼不仅从科学的维度进行分析，还从历史文化的维度进行阐述。自汉朝之后，开科取士是读书人的主要通道，然而竞争又十分激烈。古人把这种竞争比作鲤鱼跳龙门。登进士的，好比鲤鱼跳过了龙门，鱼变龙，从此身份改变。跳不过的则被点额而归，额头上被点染黑墨，从此难以抬头。白居易被贬时把自己比作点额鱼，还专门赋诗《点额鱼》。点额鱼是否真的存在过？本书中解释：点额鱼就是鲤科野鲮鱼亚科中的墨头鱼。这种鱼肉味鲜美，出产在长江中上游的支流中。以此推断，这首诗应该是白居易从江州到达忠州刺史任上之后所作。
读《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不仅能感受到唐诗的魅力，还能感受到我国历史上物产何其丰富、山河何其壮美。时光斗转星移、岁月轮换，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自然世界对于人类世界的影响是直接的，同时也是深远的。就文学创作而言，自然世界的绚丽多姿，给文学创作带来无尽的活力和想象，而精彩的唐诗，恰好是最有力的注解。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