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朱熹在学习儒学经典之外，对佛、道两家的学说（尤其是佛学）也涉猎较广。他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熹三十一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其思想也完全转向了儒学。不过，朱熹曾“出入于释、老”的这段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既有本着儒学本位的道统观念而产生的对佛、老“异端”的排抵和批判，也有于自觉不自觉中对佛、老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为其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思辨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而其礼学，则主要是被当作了批判佛老之学的重要理论武器。
朱熹曾引述程颐对佛学之于儒学义理的危害的批评，道：“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止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孟子集注》卷六）程、朱都认为佛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道理的，但正是因为其“近理”，所以又更具诱惑性、欺骗性，对人们于儒家义理的理解也就妨害更甚。朱熹指出，儒家学说之所以与佛、老不同，就在于正统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隐显体用浑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其中既蕴含着“合乎义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与实践智慧，也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德性。佛、老则多流于义理的玄谈，却无处着实。
朱熹在与廖子晦的一封书信里，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释两家这一差别的认识论根源：儒家重渐进之学，其“穷神知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度自由境界乃是缘于真积力久的修养习炼而“豁然贯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功夫；佛家禅学重顿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来喻”的认知境界，虽然也强调“豁然贯通”，但并不曾如此实下功夫，其实质是上达而下学。所以，儒家在人伦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复礼”，践履人之良知良能，于细微点滴处体贴天理、分别道心人心，以炼养心性。佛禅虽然也注重这方面的修养，但并不曾落到实处，自然难以探及心性本原，从而与“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无法比拟。概言之，儒、释两家所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认知路径，这便是造成两者理论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朱熹看来，这一差异的实质则体现在了儒家礼学的实践特性与实践活动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复得礼也”，“下梢必堕于空寂”，而“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因此“不失其则”（《朱子语类》卷四十一）。但事实上，佛学对朱子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以及本体论、心性论等哲学范畴的认识方面都对佛禅有较大程度的吸收借鉴。但这种吸收与借鉴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如上述关于心性修养的讨论，他便是在批评佛学因为缺失了礼这一“自然底规矩准绳”，所以才流于空疏。而儒家“克己复礼”的礼学伦理思想则可借助礼的现实规定性，使人们有实实在在的准绳可依，“逐一就事物上理会道理”，并由此下学处上达天理，实现礼乐教化的终极目标。
同样，朱熹对老庄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批评也多落脚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将佛、道基本视为了一体。如他常将佛、道并说：“又须看‘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圣人说许多广大处，都收拾做实处来。佛、老之学说向高处，便无工夫。圣人说个本体如此，待做处事事着实，如礼乐刑政，文为制度，触处都是，缘他本体充满周足。”（《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不过，他亦认为佛、道之间对于礼乐之“道”有着认识上的高低之分。如他与弟子讨论《中庸》之“道”与佛、老之谓“道”的区别时，即指出：“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它于此都理会不得。庄子却理会得，又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尽高，正所谓‘知者过之’。”（同上）《中庸》为儒家礼学中至为重要的文献，中庸之“道”同时也就构成了礼学义理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常以这一儒家礼学范畴所蕴涵的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与佛、老之“道”的相关内涵作参证比较，并以礼学的实践性作为儒学的理论武器来批评佛、老之“道”的虚无性。而在这一段话中，朱熹不仅将佛、道视同一体加以批判，同时也以儒家之“道”的“费隐”特性为判断依据对两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会不得”礼乐之道要更为高明；然而老庄却属“智者过之”，亦犹佛禅之“不及”，相对于儒学而言，同样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佛、道二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了宋代，已是“老观、佛寺遍满天下”，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这个过程中，两教均有不同程度的儒学化倾向，而儒学同样受到了二者的影响，但批判佛、道“异端”以维系道统仍是其最根本的立场。朱熹以礼学对佛、道哲学体系展开的批判，则不仅表明了他抵排佛老以推尊儒学的基本态度，亦充分体现出了礼学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冯兵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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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曾引述程颐对佛学之于儒学义理的危害的批评，道：“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止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孟子集注》卷六）程、朱都认为佛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道理的，但正是因为其“近理”，所以又更具诱惑性、欺骗性，对人们于儒家义理的理解也就妨害更甚。朱熹指出，儒家学说之所以与佛、老不同，就在于正统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隐显体用浑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其中既蕴含着“合乎义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与实践智慧，也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德性。佛、老则多流于义理的玄谈，却无处着实。
朱熹在与廖子晦的一封书信里，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释两家这一差别的认识论根源：儒家重渐进之学，其“穷神知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度自由境界乃是缘于真积力久的修养习炼而“豁然贯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功夫；佛家禅学重顿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来喻”的认知境界，虽然也强调“豁然贯通”，但并不曾如此实下功夫，其实质是上达而下学。所以，儒家在人伦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复礼”，践履人之良知良能，于细微点滴处体贴天理、分别道心人心，以炼养心性。佛禅虽然也注重这方面的修养，但并不曾落到实处，自然难以探及心性本原，从而与“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无法比拟。概言之，儒、释两家所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认知路径，这便是造成两者理论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朱熹看来，这一差异的实质则体现在了儒家礼学的实践特性与实践活动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复得礼也”，“下梢必堕于空寂”，而“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因此“不失其则”（《朱子语类》卷四十一）。但事实上，佛学对朱子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以及本体论、心性论等哲学范畴的认识方面都对佛禅有较大程度的吸收借鉴。但这种吸收与借鉴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如上述关于心性修养的讨论，他便是在批评佛学因为缺失了礼这一“自然底规矩准绳”，所以才流于空疏。而儒家“克己复礼”的礼学伦理思想则可借助礼的现实规定性，使人们有实实在在的准绳可依，“逐一就事物上理会道理”，并由此下学处上达天理，实现礼乐教化的终极目标。
同样，朱熹对老庄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批评也多落脚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将佛、道基本视为了一体。如他常将佛、道并说：“又须看‘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圣人说许多广大处，都收拾做实处来。佛、老之学说向高处，便无工夫。圣人说个本体如此，待做处事事着实，如礼乐刑政，文为制度，触处都是，缘他本体充满周足。”（《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不过，他亦认为佛、道之间对于礼乐之“道”有着认识上的高低之分。如他与弟子讨论《中庸》之“道”与佛、老之谓“道”的区别时，即指出：“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它于此都理会不得。庄子却理会得，又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尽高，正所谓‘知者过之’。”（同上）《中庸》为儒家礼学中至为重要的文献，中庸之“道”同时也就构成了礼学义理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常以这一儒家礼学范畴所蕴涵的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与佛、老之“道”的相关内涵作参证比较，并以礼学的实践性作为儒学的理论武器来批评佛、老之“道”的虚无性。而在这一段话中，朱熹不仅将佛、道视同一体加以批判，同时也以儒家之“道”的“费隐”特性为判断依据对两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会不得”礼乐之道要更为高明；然而老庄却属“智者过之”，亦犹佛禅之“不及”，相对于儒学而言，同样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佛、道二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了宋代，已是“老观、佛寺遍满天下”，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这个过程中，两教均有不同程度的儒学化倾向，而儒学同样受到了二者的影响，但批判佛、道“异端”以维系道统仍是其最根本的立场。朱熹以礼学对佛、道哲学体系展开的批判，则不仅表明了他抵排佛老以推尊儒学的基本态度，亦充分体现出了礼学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冯兵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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