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最欣赏的十位女性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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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第一排左二为陶毅，最后一排左四为毛泽东。
自古英雄爱美人，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大英雄，他欣赏的女性一定有不平凡之处。让我们穿越时间隧道，重新审视激情年代的十位不平凡女性，或许会唏嘘感叹一番。
第一位是陶毅，即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陶斯咏。陶毅，女，汉族，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大家闺秀，著名的才女，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二十年代初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毛泽东当时只是理事而已。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诗人邢海珍说：“湘江才女冠江南”，与向警予、蔡畅合称为“周南三杰”。她个子很高，才华横溢，是长沙著名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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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追求与理想，使大家走到了一起。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影响下，陶毅等一干人一起聚在精神导师杨昌济之下，讨论国事，探讨人生和志向，追寻救国之道。
积极支持革命活动
1916年夏，向警予、陶毅等人从周南女校毕业，走向更加斑驳的人生。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陶毅、蔡畅留校或教学或任舍监。向警予虽然回了家乡，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联系，有事来长沙，即住在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
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此时，“周南三杰”再次聚首，共话革命，同谋发展大计。
1919年春，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开始在女生中发展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与陶毅等人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以后，女生魏壁、周敦祥、劳君展等也相继入会，新民学会的各项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
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20年6月，张敬尧退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时，也曾多次与志同道合的陶毅、易礼容等通信。
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没有资金，杨开慧拿出了安葬父亲的奠仪费，陶毅也慷慨支持，拿出十块银元资助，是主要投资人之一；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
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这一阶段，她积极支持毛泽东等的各种革命活动，思想与行动都很激进。
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写给初恋情人陶毅的词
以上不同的看法：
毛新宇认为：“（陶毅是毛泽东的恋人）这并非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经过我对党史的研究，包括对我爷爷个人生平的了解，毛泽东在建党前后，除了在第一师范求学，甚至包括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经杨昌济推荐，到李大钊手上工作，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我认为毛泽东最爱的伴侣和妻子始终是我的奶奶杨开慧，这仅是从我爷爷个人的思想感情上面来说。另外，给网友们阐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1920年12月，我的爷爷毛泽东和奶奶杨开慧在我说的长沙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室（校长室）结为夫妻。由于这个基本历史事实，所以我的奶奶杨开慧是建党以后第一批女共产党员（杨开慧是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既然说我的爷爷奶奶是1920年12月结婚的，我脽筒产党成立是1921年7月，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我爷爷所爱的，而且他的合法妻子只可能是杨开慧一人，而不会是其他人。 ”
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对毛泽东与陶毅之间的恋情提出质疑。鹤龄反驳彭明道的观点时认为现存资料无一可以证明毛陶之间有恋情，而《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专指杨开慧，“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只有杨开慧一个，毛泽东晚年对这首词的修改也验证了上述观点。
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有三种看法：
其一：因家人的反对。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继续下去。
其二：因政见的不同。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后，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返程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陶斯咏。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
还有一种看法是毛泽东1920年冬结识杨开慧后，毛陶两人分手。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泽东早期，对陶斯咏这段恋情是很珍视的，有许多人相关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传闻说，那首《贺新郎·别友》就是1922年写给陶斯咏的情词——不过，一般公认《贺新郎·别友》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情词——当时他已与杨开慧结婚一年多。为此杨还与他闹过一场大矛盾，但估计毛陶这次的旧情复燃并未真的变成行动，因为杨后来留有文字，说她与毛“消除了误会”，既然当事人都自称是误会，想必没有真的越轨行为。
随着时间流逝，伟人的“初恋”不再“冰封”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电影《建党伟业》、电视剧都有关于毛泽东和陶斯咏交往的剧情内容。
《杨开慧》陶斯咏扮演者：王美虹
《恰同学少年》陶斯咏扮演者：练束梅
《中国1921》陶斯咏扮演者：徐百卉
《风华正茂》陶斯咏扮演者：潘之琳
《建党伟业》陶斯咏扮演者：汤唯（此片中，汤唯戏份全部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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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就是杨开慧，毛泽东老师杨昌济的女儿，号霞，字云锦，1901年生于长沙板仓，比毛泽东小八岁。在长沙时，他们还只是纯洁的师兄妹关系，后来，毛泽东追随杨昌济到北大学习期间，与小师妹结下了深深的爱情。1920年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留下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清和毛岸龙。1921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政治活动有很大帮助。1927年毛上井冈山之后两人没有再见过面，1930年10月杨开慧被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被熗杀。图为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母子三人照。
毛泽东有四次婚姻，他比杨开慧大8岁，在四次婚姻中，毛泽东最珍爱的首推杨开慧，他称杨开慧为“骄杨”、“我亲爱的夫人”，也是毛泽东忠诚的伴侣、革命征途中的贤内助。
开慧思念毛泽东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毛泽东是她父亲杨怀中(昌济)教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高足。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毛泽东去北京，投靠这位恩师，并寓居杨宅，1920年冬跟开慧结成秦晋之好。
自那以后，杨开慧结婚七年，连生了三个儿子。她跟随毛泽东去上海、广州、韶山、武汉、长沙，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几乎没有过一天安顿的好日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夫妻生涯是在毛泽东秘密工作中度过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爱，更是难以言喻。开慧知道，与毛泽东再次见面，难于上青天。所以，她把她的爱，倾诉在字里行间，藏在墙缝屋角。她想，这感情的记载，终会传到毛泽东手里，那就死而无憾了。实则上，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七篇散记。最后一篇是1990年再度修缮她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霍然露出，那是1930年1月28日写的，她去世前十个月的手迹，看来字字皆是血：
几天睡不着，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有信，天天等。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念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
开慧对于毛泽东的爱是伟大真挚的，她渴望有个男人守望在身旁，然而，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她写道：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在开慧思念毛泽东几乎疯狂之际，毛泽东正在“走麦城”，而且，这二打长沙，成了何键捕捉杨开慧的直接导火索，这是毛都想像不到的惨剧。
所以，杨开慧发自肺腑、无奈之极地说：
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敏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杨开慧就义解密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南门妙高峰下的一座小楼结婚。船山学社毛泽东的卧室便是他们的新房。
1921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岳阳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而新婚后的洞庭考察，正当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意义更加重大。但是，毛泽东是个性情中人，对于新婚燕尔的娇妻，日夜思念，有时彻夜难眠。
情思难禁，诗兴勃发，毛泽东挥笔写下《虞美人·枕上》词：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青年革命家毛泽东的离愁别绪，兼写身世的凄凉与哀怨，充满了阴柔之美、阳刚之气。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他只身去上海，那时杨开慧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岸青，不能随行。毛泽东12月底又从上海去广州，取道长沙。惜别爱妻，在南去列车上用铅笔写下《贺新郎》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天，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毛泽东身边，住了半年多，因毛泽东身体不好，带着全家人回到韶山冲老家养病，毛泽东在家乡一边养病一边组织雪耻会，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毛泽东去广州不久，开慧又带着孩子到了丈夫身边，在那儿住了一年多，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全家又回到长沙，住进了望麓园的一所房子里。
毛泽东参加中央“八·七”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回湘改组湖南省委。
结婚八年来，一家颠沛流连。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7年9月，毛泽东去浏阳文家市领导秋收起义，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他们没有真正的家啊!
从此，天各一方，苏区与白区，俨然阴阳两界。开慧只好把她对丈夫的热爱，用笔录下来。
开始，毛泽东还通过地下渠道，鸿雁传书，给开慧带去无限的慰藉，井冈山上“才到初秋霜已降，每逢春尽雪方消”，毛泽东在信中说，山上气温低，可战士们还穿着秋收起义时的单薄装束，毛泽东穿着草鞋行军，脚被磨破溃烂了……
开慧接到这封信，便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偶感》一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翔，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192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6岁生日，开慧下了面条，遥祝夫婿平安健康。待孩子睡下，她在桐油灯下铺上毛边纸，继续写她的散记。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笔者注：原件字迹不清)家人烧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死方休。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开慧在散记中还记下了一个秘密：板仓有两个男子，给她献殷勤，拼命地追求她。当时她二十七八岁，是个成熟的少妇。但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一个人。
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所以，她好似生活在虎口和魔掌之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
朱德妻伍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回到板仓，她用毛边纸写下了愤怒而娟秀的文字：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估计———她和毛泽东都不在世了，孩子会怎样的凄苦，她提到孩子的叔父“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果然，开慧牺牲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由舅母李崇德护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机关，送进大同幼稚园后，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热情地呵护他们，常去看望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毛泽东惊悉开慧牺牲的噩耗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表达心中的悼念及悲愤，化悲痛为力量!
杨开慧就义实录
自从在长沙八角亭司门口，看到朱德妻伍若兰斩首示众后，杨开慧就预料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者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后，绝不再言：“我的话说完了。”
何键听了叛徒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只要杨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她坚贞不屈，何键对她没有一点办法。
开慧视死如归，对探监的亲戚平静地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曲曲———曲曲———”凄厉的哨声在四连兵舍里吹起，恐怖笼罩兵舍。“今天办人，办的薀筒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们紧张地背上驳壳熗和子弹带，走到亭子里集合。四五十人站成二列横队。由值星班长清查了人数，便喊“向右转，开步走!”把队伍带到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分两路，面对面的站立着，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
“人巷”的尽头，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黑漆长方条桌，桌上有一箭形的“标子”，白纸上已写好了粗黑的字，上书“熗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边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大厅内外鸦雀无声，士兵们屏住呼吸。等了十来分钟，只见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从司禁湾监狱署押来杨开慧。
李琼拿着一张状纸，向杨开慧大声宣读，然后，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白纸黑字标子上的“杨开慧”，从上至下一笔勾下，然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箭式标子，扔在地上，阎王判官的使命完成了。
罗国林和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连忙弯腰，将标子从地上捡起，插在杨开慧后颈衣服里。整个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杨开慧自始至终以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不吭一声。
行刑的队伍开出教育坪清乡司令部，从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了片刻。搞了一部黄包车，让开慧坐在车上，爬上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监斩官一声令下，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引得满街市民，都峰拥到马路两边，向开慧告别，人群中不时发出叹息与唏嘘之声。
开慧早在给“一弟”的托孤信中，便坦言：“我好像看见了死神……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所以，从城北到城南十里长街的游街示众，她始终坦然，视死如归。
进入刑场后，杨开慧打眼一望，走向一较高的坟茔，心想，这就是她的归宿之处了。匪徒朝开慧连开二熗。中午，匪兵们吃完饭，特务四连的卫兵汤家兴，向值日官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这个女人，没死!”姚楚忠又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熗，来到识字岭刑场，姚楚忠举起驳壳熗，结束了杨开慧那二十九岁的年轻生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那是毛泽东当时的悲怆心境啊!
本文摘自《毛泽东VS蒋介石》(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金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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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贺子珍，她原名贺桂圆，江西永新人，1909年9月生，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副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贺子珍当时青春貌美，激情活力四射，毛泽东对她十分欣赏和爱慕，彼此认识后不久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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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建国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先后六次怀孕生产，但只有李敏活下来。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图为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合影。
在《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中，她追忆了作为将军之子、领袖之婿的哥哥朴实的一生，并通过记录哥哥与李敏的婚姻，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展示了领袖毛泽东家庭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1971年夏秋交替之际，贺子珍在青岛疗养，哥哥和李敏去看望她老人家。到青岛没多久，他们就听说江青要来青岛，要把贺子珍赶走，还说是周总理的安排。我听说后很不理解，偌大一个青岛为什么江青要来住，贺子珍就得走呢？此事一直到“四人帮”揪出后，我才弄清楚。原来是江青大耍淫威，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就非要去不可，并扬言谁也阻止不了她想要去的地方。江青到了青岛就拼命地玩，由林彪的死党，四大金刚吴法宪、李作鹏陪同前呼后拥地逛公园，爬海岛，洗海水，拍照片。她还叫李作鹏为她提供军舰到大海游览，供她拍照，显示威风。可能是周总理怕出意外，才安排贺子珍返回上海家中。回上海后，贺子珍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去世，他的妻子继任总统，贺子珍就对哥哥和李敏说：“这个总统夫人把总统害死了，自己当总统。江青像这个总统的妻子，也是个野心家，她也会害死毛主席的。”
由于江青的阻止，李敏和哥哥不能到中南海去看望重病的主席，直到主席病危时，华国锋同志才派人找到李敏。当时李敏住在哥哥工作的38军驻地保定。把她接去见到主席时，毛泽东主席已不能讲话，直流眼泪，还拉着李敏的手画一个圆圈，这是在怀念李敏的妈妈贺子珍呀！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主席去世后，李敏和哥哥及他们的儿子继宁去守灵。在这万分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全家在哥哥家设放的灵堂前祭奠主席。每当看到当时的合影，我的心情还很激动。
贺子珍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哭了好几天，情绪极为低沉。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贺子珍不分昼夜往我家打电话，这些电话都是我接的。贺子珍妈妈抱怨说，李敏和哥哥没有照顾好爸爸毛泽东，毛主席是被江青害死了。后来，当李敏和哥哥去看望她时，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去世了，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边，他，好可怜啊！”她再次埋怨李敏和哥哥，不该搬出中南海，没能很好地照顾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又说要告诉宋任穷、叶飞等老同志要注意安全。李敏与哥哥在主席的治丧活动结束后马上奔赴上海，守候在贺子珍身边，他们怕老人家经不起这个打击。
想不到老人家在悲伤流泪之后变得非常镇静，她整天不吃饭，只哀痛地对哥哥反复地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贺子珍妈妈她怎么能知道江青“四人帮”之流对李敏、令华哥哥的迫害，根本就不让他们接近主席，他们又怎么可能照顾主席呢？1978年，我陪同父亲到上海参加一个追悼会，顺便去看望了贺子珍和哥哥与李敏的女儿东梅，这时的贺子珍妈妈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让人担忧了。
初进北京
1979年秋天，贺子珍一生中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位井冈山的女英雄，全家都参加了革命，贺氏“三兄妹”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中赫赫有名，她的父母也是为革命牺牲的。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本来她早就可以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首都居住，我曾听哥哥讲，1949年毛主席有过要把贺子珍接到北京的想法，也与岸英商量过接贺子珍妈妈到北京。此事是主席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去办的，不料贺怡刚将贺子珍接到天津，康生就派人告诉贺怡，如果要接贺子珍到北京，就要开除她的党籍。贺怡是一个武将，是毛泽覃的夫人，曾被敌人抓住后关进监狱，受了很多磨难，才回到了部队，她自然把党籍视做自己的第一生命，此事只能留下历史的遗憾。由于江青对贺子珍的长期迫害，致使贺子珍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贺子珍来北京最大的愿望是要瞻仰与她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中生死与共，相守十年的毛泽东的遗容。毛泽东是她一生的精神支柱。
哥哥和李敏陪同她到毛主席纪念堂，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当贺子珍见到主席遗容时，满面泪水横流，久久不肯离去……
就是这一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她是参加秋收起义的惟一健在的女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建议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很快邓小平批示，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听我父亲说全国政协常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需查她的档案材料。这时才发现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起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竟是一个没有档案的黑人。这是江青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抹掉。
贺子珍在301住院期间，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送过花篮，许多老战友来电话或看望她，她在长征路上曾经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敌人的子弹而救过的宋任穷夫妇也来看望她。她身上的子弹到她去世时也未能取出。
贺子珍盼望、等待了一生才来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与她惟一的最亲爱的女儿、女婿团聚，她想久住北京欢度晚年。但是，根据组织的安排，贺子珍最终还是回到上海养病。
多年来，在医生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病情稳定，好些时，她就回到湖南路262号家中住，犯病时就及时住进华东医院医治。但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贺子珍 一病不起，病情不断加重。
1984年4月15日，哥哥正在照顾生病卧床的李敏，中办突然来电话通知说贺子珍病危，并说已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哥哥全家马上到上海去。李敏急忙爬起来，哥哥扶着她上了汽车。飞机到达上海后，他们一家直接到了华东医院。他们天天看护着贺子珍，守候在她身边。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时，就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大家以为她的病情好转了，谁知道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连续两次升高，人又处在昏迷之中，医生们紧张地进行抢救。哥哥、李敏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弱，心电图再也不显示，她终于离去了，享年75。（孔淑静）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b]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真正原因[/b]
1937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弛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音译，女翻译)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 延安时代的贺子珍和毛泽东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与延安
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
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战争间歇的几个月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
太阳一落山，毛泽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生活表现了极大兴趣。毛泽东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吴莉莉总是在毛泽东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每当史与毛泽东谈论罗曼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全部是说给她吴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作诗，吴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泽东的诗，吴便以毛泽东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泽东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了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毛泽东以旧诗词形式写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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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为何生孩子生怕了：井冈山到延安 十年九胎[/b]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何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延安，心向革命的女青年怕怀孕？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时，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女大学员洪红（陆红）与教员徐以新，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她担心拖个孩子会影响工作，就“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45页。。没想到这孩子比她还坚强，顽强地生了出来，还活了下来。
先后在抗大、女大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过的石澜（梅洛），自称“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1942年9月1日与舒同结婚。由一个女战士成为妻子，她觉得最大的难关是怀孕后的妊娠反应。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当时我是多么想吃一条鱼啊！住在我隔壁的张鼎丞夫妇有一条咸鱼干，可惜已吃掉大半，但他们还是把剩下的半截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想呕吐时舔一舔鱼味……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93页。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9页。又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第227页。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于蓝与田方1940年11月7日在鲁艺结婚后，看到其他女同志做母亲的艰辛，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偏偏自己也怀孕了，她怀着极大的恐惧，征得丈夫田方的同意，还征得戏剧系领导张庚的同意，并通过同学苏菲的帮助，得到其丈夫马海德医生的介绍，才得以到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所有的苦痛她都忍受了，能这样已经很幸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恐慌极了”，“我苦恼了许久，瞒过田方，又去找苏菲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告诉了她。她多么善良、友好，理解我，帮助我找到几片药，吃了以后，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全部打下来，只好又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我只说是肚子痛，瞒过了田方和所有的人。”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4页。
这样的苦痛、暗伤和隐忧，是革命女青年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有任何精神思想准备与物质措施防范的。但即使是这样，于蓝还感到欣慰，因为她做了一般女同志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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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是著名作家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常德市，原名为蒋伟，字冰之。在少女时代曾经先后在桃源、常德、长沙等地读书；与杨开慧是岳云中学同学。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逃离了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丁玲气质高雅，才华横溢，同时风骚惹人，属于时尚性感的新派女性。毛泽东一见倾心，还专门为她写了著名的词《临江仙》。
在延安期间，丁玲在毛泽东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有一次，丁玲和毛泽东谈起了对延安的观感，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可见他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后来对立起来了，而且还十分尖锐。
毛泽东一共四位夫人，丁玲也是先后四任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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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6年1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
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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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一位女作家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风云、历史风云，那是非丁玲莫属的。其他可能的人选——萧红，是经过鲁迅肯定的，鲁迅曾说她在写作上超过丁玲要比当年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只是，才女薄命，萧红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去世了，剩下那半个多世纪，留待身体好、经得起折腾的丁玲去体味、去摹写了；冰心倒是百岁人瑞，其人生的开篇与结束都比丁玲既早且长，然而其温婉理性的人生姿态与一生轨迹终究不像丁玲那样每每于风口浪尖上辗转颠簸，对于她们生活过来的20世纪，比起丁玲的“贴”，冰心总有几分“隔”。至于后来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是没资格与这三位比阅历的，她的人生说来可怜，上海“孤岛”的几年是她最辉煌的时段，然而毕竟局面太小了；纵有天大的才气，也只好耗在那几个前清遗老、民国女子以及汪伪文人身上了——《小团圆》，她的收官之作，看下来最令她心心念念的还是一母亲，二胡兰成。试想丁玲晚年写她一生中遇见的男人，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鲁迅、毛泽东、周扬、沈从文……哪一位不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多年前，传记作家丁言昭撰写丁玲传，书名叫做《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倒是慧眼瞄着了好角度。
丁玲在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有情爱，却又远不止于情爱。当萧红在爱情中很受伤，悲戚地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时候，丁玲已在写她的《“三八节”有感》，向男权宣战。最厉害的是，她是在当时全中国最进步、最代表先进文化的地方——延安——写作并发表她的这篇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仍然余震不小的大作的，如果不是时代先锋，她怎么会与时代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在前方征战的大将们很恼火，贺龙就嚷嚷过：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新女性丁玲，是独立自尊的，当时有同志想撮合她与彭德怀，丁玲不想做首长夫人，她还是要当作家，要写作。但是当爱情来了，心高气傲的她可以去追求名气、地位都差她很多且年龄小她十三岁的抗大学员陈明。英俊帅气的陈明，当时被人们嘀嘀咕咕叫做“丁玲的小丈夫”，心里很烦，也试图逃避，和另一位女性匆匆结婚还有子，但最终忘不了陷于痛苦的丁玲，于是又匆匆离婚，回到丁玲身边。丁玲说，随他们说去，说个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极其坦荡的大姐大的范儿。后来，当丁玲在中国的政治风云中被折腾，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祸首，在巨大的压力下，陈明表现出大丈夫气概，侠肝义胆，从北京到北大荒，直至丁玲生命结束，陈明始终与丁玲共命运，鞍前马后，把丁玲照顾得好极了。这时人们才恍然，丁玲的眼光够“毒”的，当时她抓住了陈明，就抓住了后半生的幸福。
。她毫不隐瞒自己的一生情爱，曾大大方方写在文章里：她最纪念也频，最怀念雪峰。她与胡也频是两小无猜，英文里叫做puppylove的那种，遇见冯雪峰，是真的动了情，两人都动了情。虽然没有终成眷属，两人一生是比较惦记的。当时丁玲是要不顾一切扑过去的，胡也频当然很痛苦。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丁玲被捕生死不明，他们的朋友沈从文写了《记丁玲》怀念故人，其中就写了那时的三角情感状态。丁玲不高兴，斥为“格调不高”。也怪，沈从文写他的湘西，写他的《边城》，是那样纤尘不染，而他的《记丁玲》以及他的有些文章的确是另一副笔墨。也许问题关键在于，丁玲是上“要闻版”的人物，而《记丁玲》却像是“娱乐版”文章。
丁玲的被捕当时惊动朝野。一班朋友打探消息、积极营救。鲁迅在那时写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丁玲女士的被捕。他接受采访，说丁玲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编书，收录丁玲的作品。他建议印丁玲作品，为丁玲母亲、孩子筹款。最有意味的是，当时沈从文向徐志摩借钱，而徐手头紧，转而向邵洵美借了钱。徐志摩还创作小说《铛女士》纪念丁玲，小说没写完，后来邵洵美续写。可见当时关注丁玲的不只是左翼文人。当时一度传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还做一首《悼丁君》的诗，控诉国民党暴政，叹文坛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谓“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
玲从南京逃出到陕北，受到中共高层欢迎。毛主席为丁玲添了一首《临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用军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转丁玲收——当时 “西安事变”才十来天，中共高层的大脑正飞速运转着应对方案，毛主席高人有异行，居然分神舞文弄墨有如此兴致。这样的殊荣，据说只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享受过。这二位后来都被毛主席搞倒了。文人与政治，总是主动被动地夹缠在一起。政治家的韬略不是一般文人能看明白的。
关于丁玲与毛主席关系的由密到疏，其原因丁玲自己也说不明白。一说是没有赴毛与江青的婚宴引起的，不过后来周扬压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江青打抱不平，促使出版的。一说是丁玲一心写作，也不常去首长那里走动，渐渐就疏远了。总之，没有合理解释。而周扬，渐渐成为党在文艺界的总管。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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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第一排左二为陶毅，最后一排左四为毛泽东。
自古英雄爱美人，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大英雄，他欣赏的女性一定有不平凡之处。让我们穿越时间隧道，重新审视激情年代的十位不平凡女性，或许会唏嘘感叹一番。
第一位是陶毅，即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陶斯咏。陶毅，女，汉族，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大家闺秀，著名的才女，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二十年代初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毛泽东当时只是理事而已。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诗人邢海珍说：“湘江才女冠江南”，与向警予、蔡畅合称为“周南三杰”。她个子很高，才华横溢，是长沙著名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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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追求与理想，使大家走到了一起。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影响下，陶毅等一干人一起聚在精神导师杨昌济之下，讨论国事，探讨人生和志向，追寻救国之道。
积极支持革命活动
1916年夏，向警予、陶毅等人从周南女校毕业，走向更加斑驳的人生。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陶毅、蔡畅留校或教学或任舍监。向警予虽然回了家乡，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联系，有事来长沙，即住在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
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此时，“周南三杰”再次聚首，共话革命，同谋发展大计。
1919年春，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开始在女生中发展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与陶毅等人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以后，女生魏壁、周敦祥、劳君展等也相继入会，新民学会的各项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
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20年6月，张敬尧退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时，也曾多次与志同道合的陶毅、易礼容等通信。
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没有资金，杨开慧拿出了安葬父亲的奠仪费，陶毅也慷慨支持，拿出十块银元资助，是主要投资人之一；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
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这一阶段，她积极支持毛泽东等的各种革命活动，思想与行动都很激进。
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写给初恋情人陶毅的词
以上不同的看法：
毛新宇认为：“（陶毅是毛泽东的恋人）这并非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经过我对党史的研究，包括对我爷爷个人生平的了解，毛泽东在建党前后，除了在第一师范求学，甚至包括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经杨昌济推荐，到李大钊手上工作，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我认为毛泽东最爱的伴侣和妻子始终是我的奶奶杨开慧，这仅是从我爷爷个人的思想感情上面来说。另外，给网友们阐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1920年12月，我的爷爷毛泽东和奶奶杨开慧在我说的长沙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室（校长室）结为夫妻。由于这个基本历史事实，所以我的奶奶杨开慧是建党以后第一批女共产党员（杨开慧是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既然说我的爷爷奶奶是1920年12月结婚的，我脽筒产党成立是1921年7月，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我爷爷所爱的，而且他的合法妻子只可能是杨开慧一人，而不会是其他人。 ”
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对毛泽东与陶毅之间的恋情提出质疑。鹤龄反驳彭明道的观点时认为现存资料无一可以证明毛陶之间有恋情，而《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专指杨开慧，“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只有杨开慧一个，毛泽东晚年对这首词的修改也验证了上述观点。
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有三种看法：
其一：因家人的反对。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继续下去。
其二：因政见的不同。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后，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返程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陶斯咏。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
还有一种看法是毛泽东1920年冬结识杨开慧后，毛陶两人分手。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泽东早期，对陶斯咏这段恋情是很珍视的，有许多人相关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传闻说，那首《贺新郎·别友》就是1922年写给陶斯咏的情词——不过，一般公认《贺新郎·别友》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情词——当时他已与杨开慧结婚一年多。为此杨还与他闹过一场大矛盾，但估计毛陶这次的旧情复燃并未真的变成行动，因为杨后来留有文字，说她与毛“消除了误会”，既然当事人都自称是误会，想必没有真的越轨行为。
随着时间流逝，伟人的“初恋”不再“冰封”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电影《建党伟业》、电视剧都有关于毛泽东和陶斯咏交往的剧情内容。
《杨开慧》陶斯咏扮演者：王美虹
《恰同学少年》陶斯咏扮演者：练束梅
《中国1921》陶斯咏扮演者：徐百卉
《风华正茂》陶斯咏扮演者：潘之琳
《建党伟业》陶斯咏扮演者：汤唯（此片中，汤唯戏份全部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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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就是杨开慧，毛泽东老师杨昌济的女儿，号霞，字云锦，1901年生于长沙板仓，比毛泽东小八岁。在长沙时，他们还只是纯洁的师兄妹关系，后来，毛泽东追随杨昌济到北大学习期间，与小师妹结下了深深的爱情。1920年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留下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清和毛岸龙。1921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政治活动有很大帮助。1927年毛上井冈山之后两人没有再见过面，1930年10月杨开慧被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被熗杀。图为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母子三人照。
毛泽东有四次婚姻，他比杨开慧大8岁，在四次婚姻中，毛泽东最珍爱的首推杨开慧，他称杨开慧为“骄杨”、“我亲爱的夫人”，也是毛泽东忠诚的伴侣、革命征途中的贤内助。
开慧思念毛泽东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毛泽东是她父亲杨怀中(昌济)教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高足。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毛泽东去北京，投靠这位恩师，并寓居杨宅，1920年冬跟开慧结成秦晋之好。
自那以后，杨开慧结婚七年，连生了三个儿子。她跟随毛泽东去上海、广州、韶山、武汉、长沙，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几乎没有过一天安顿的好日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夫妻生涯是在毛泽东秘密工作中度过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爱，更是难以言喻。开慧知道，与毛泽东再次见面，难于上青天。所以，她把她的爱，倾诉在字里行间，藏在墙缝屋角。她想，这感情的记载，终会传到毛泽东手里，那就死而无憾了。实则上，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七篇散记。最后一篇是1990年再度修缮她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霍然露出，那是1930年1月28日写的，她去世前十个月的手迹，看来字字皆是血：
几天睡不着，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有信，天天等。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念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
开慧对于毛泽东的爱是伟大真挚的，她渴望有个男人守望在身旁，然而，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她写道：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在开慧思念毛泽东几乎疯狂之际，毛泽东正在“走麦城”，而且，这二打长沙，成了何键捕捉杨开慧的直接导火索，这是毛都想像不到的惨剧。
所以，杨开慧发自肺腑、无奈之极地说：
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敏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杨开慧就义解密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南门妙高峰下的一座小楼结婚。船山学社毛泽东的卧室便是他们的新房。
1921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岳阳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而新婚后的洞庭考察，正当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意义更加重大。但是，毛泽东是个性情中人，对于新婚燕尔的娇妻，日夜思念，有时彻夜难眠。
情思难禁，诗兴勃发，毛泽东挥笔写下《虞美人·枕上》词：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青年革命家毛泽东的离愁别绪，兼写身世的凄凉与哀怨，充满了阴柔之美、阳刚之气。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他只身去上海，那时杨开慧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岸青，不能随行。毛泽东12月底又从上海去广州，取道长沙。惜别爱妻，在南去列车上用铅笔写下《贺新郎》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天，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毛泽东身边，住了半年多，因毛泽东身体不好，带着全家人回到韶山冲老家养病，毛泽东在家乡一边养病一边组织雪耻会，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毛泽东去广州不久，开慧又带着孩子到了丈夫身边，在那儿住了一年多，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全家又回到长沙，住进了望麓园的一所房子里。
毛泽东参加中央“八·七”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回湘改组湖南省委。
结婚八年来，一家颠沛流连。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7年9月，毛泽东去浏阳文家市领导秋收起义，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他们没有真正的家啊!
从此，天各一方，苏区与白区，俨然阴阳两界。开慧只好把她对丈夫的热爱，用笔录下来。
开始，毛泽东还通过地下渠道，鸿雁传书，给开慧带去无限的慰藉，井冈山上“才到初秋霜已降，每逢春尽雪方消”，毛泽东在信中说，山上气温低，可战士们还穿着秋收起义时的单薄装束，毛泽东穿着草鞋行军，脚被磨破溃烂了……
开慧接到这封信，便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偶感》一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翔，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192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6岁生日，开慧下了面条，遥祝夫婿平安健康。待孩子睡下，她在桐油灯下铺上毛边纸，继续写她的散记。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笔者注：原件字迹不清)家人烧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死方休。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开慧在散记中还记下了一个秘密：板仓有两个男子，给她献殷勤，拼命地追求她。当时她二十七八岁，是个成熟的少妇。但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一个人。
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所以，她好似生活在虎口和魔掌之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
朱德妻伍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回到板仓，她用毛边纸写下了愤怒而娟秀的文字：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估计———她和毛泽东都不在世了，孩子会怎样的凄苦，她提到孩子的叔父“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果然，开慧牺牲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由舅母李崇德护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机关，送进大同幼稚园后，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热情地呵护他们，常去看望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毛泽东惊悉开慧牺牲的噩耗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表达心中的悼念及悲愤，化悲痛为力量!
杨开慧就义实录
自从在长沙八角亭司门口，看到朱德妻伍若兰斩首示众后，杨开慧就预料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者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后，绝不再言：“我的话说完了。”
何键听了叛徒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只要杨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她坚贞不屈，何键对她没有一点办法。
开慧视死如归，对探监的亲戚平静地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曲曲———曲曲———”凄厉的哨声在四连兵舍里吹起，恐怖笼罩兵舍。“今天办人，办的薀筒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们紧张地背上驳壳熗和子弹带，走到亭子里集合。四五十人站成二列横队。由值星班长清查了人数，便喊“向右转，开步走!”把队伍带到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分两路，面对面的站立着，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
“人巷”的尽头，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黑漆长方条桌，桌上有一箭形的“标子”，白纸上已写好了粗黑的字，上书“熗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边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大厅内外鸦雀无声，士兵们屏住呼吸。等了十来分钟，只见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从司禁湾监狱署押来杨开慧。
李琼拿着一张状纸，向杨开慧大声宣读，然后，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白纸黑字标子上的“杨开慧”，从上至下一笔勾下，然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箭式标子，扔在地上，阎王判官的使命完成了。
罗国林和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连忙弯腰，将标子从地上捡起，插在杨开慧后颈衣服里。整个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杨开慧自始至终以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不吭一声。
行刑的队伍开出教育坪清乡司令部，从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了片刻。搞了一部黄包车，让开慧坐在车上，爬上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监斩官一声令下，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引得满街市民，都峰拥到马路两边，向开慧告别，人群中不时发出叹息与唏嘘之声。
开慧早在给“一弟”的托孤信中，便坦言：“我好像看见了死神……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所以，从城北到城南十里长街的游街示众，她始终坦然，视死如归。
进入刑场后，杨开慧打眼一望，走向一较高的坟茔，心想，这就是她的归宿之处了。匪徒朝开慧连开二熗。中午，匪兵们吃完饭，特务四连的卫兵汤家兴，向值日官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这个女人，没死!”姚楚忠又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熗，来到识字岭刑场，姚楚忠举起驳壳熗，结束了杨开慧那二十九岁的年轻生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那是毛泽东当时的悲怆心境啊!
本文摘自《毛泽东VS蒋介石》(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金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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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贺子珍，她原名贺桂圆，江西永新人，1909年9月生，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副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贺子珍当时青春貌美，激情活力四射，毛泽东对她十分欣赏和爱慕，彼此认识后不久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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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建国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先后六次怀孕生产，但只有李敏活下来。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图为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合影。
在《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中，她追忆了作为将军之子、领袖之婿的哥哥朴实的一生，并通过记录哥哥与李敏的婚姻，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展示了领袖毛泽东家庭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1971年夏秋交替之际，贺子珍在青岛疗养，哥哥和李敏去看望她老人家。到青岛没多久，他们就听说江青要来青岛，要把贺子珍赶走，还说是周总理的安排。我听说后很不理解，偌大一个青岛为什么江青要来住，贺子珍就得走呢？此事一直到“四人帮”揪出后，我才弄清楚。原来是江青大耍淫威，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就非要去不可，并扬言谁也阻止不了她想要去的地方。江青到了青岛就拼命地玩，由林彪的死党，四大金刚吴法宪、李作鹏陪同前呼后拥地逛公园，爬海岛，洗海水，拍照片。她还叫李作鹏为她提供军舰到大海游览，供她拍照，显示威风。可能是周总理怕出意外，才安排贺子珍返回上海家中。回上海后，贺子珍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去世，他的妻子继任总统，贺子珍就对哥哥和李敏说：“这个总统夫人把总统害死了，自己当总统。江青像这个总统的妻子，也是个野心家，她也会害死毛主席的。”
由于江青的阻止，李敏和哥哥不能到中南海去看望重病的主席，直到主席病危时，华国锋同志才派人找到李敏。当时李敏住在哥哥工作的38军驻地保定。把她接去见到主席时，毛泽东主席已不能讲话，直流眼泪，还拉着李敏的手画一个圆圈，这是在怀念李敏的妈妈贺子珍呀！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主席去世后，李敏和哥哥及他们的儿子继宁去守灵。在这万分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全家在哥哥家设放的灵堂前祭奠主席。每当看到当时的合影，我的心情还很激动。
贺子珍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哭了好几天，情绪极为低沉。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贺子珍不分昼夜往我家打电话，这些电话都是我接的。贺子珍妈妈抱怨说，李敏和哥哥没有照顾好爸爸毛泽东，毛主席是被江青害死了。后来，当李敏和哥哥去看望她时，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去世了，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边，他，好可怜啊！”她再次埋怨李敏和哥哥，不该搬出中南海，没能很好地照顾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又说要告诉宋任穷、叶飞等老同志要注意安全。李敏与哥哥在主席的治丧活动结束后马上奔赴上海，守候在贺子珍身边，他们怕老人家经不起这个打击。
想不到老人家在悲伤流泪之后变得非常镇静，她整天不吃饭，只哀痛地对哥哥反复地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贺子珍妈妈她怎么能知道江青“四人帮”之流对李敏、令华哥哥的迫害，根本就不让他们接近主席，他们又怎么可能照顾主席呢？1978年，我陪同父亲到上海参加一个追悼会，顺便去看望了贺子珍和哥哥与李敏的女儿东梅，这时的贺子珍妈妈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让人担忧了。
初进北京
1979年秋天，贺子珍一生中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位井冈山的女英雄，全家都参加了革命，贺氏“三兄妹”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中赫赫有名，她的父母也是为革命牺牲的。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本来她早就可以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首都居住，我曾听哥哥讲，1949年毛主席有过要把贺子珍接到北京的想法，也与岸英商量过接贺子珍妈妈到北京。此事是主席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去办的，不料贺怡刚将贺子珍接到天津，康生就派人告诉贺怡，如果要接贺子珍到北京，就要开除她的党籍。贺怡是一个武将，是毛泽覃的夫人，曾被敌人抓住后关进监狱，受了很多磨难，才回到了部队，她自然把党籍视做自己的第一生命，此事只能留下历史的遗憾。由于江青对贺子珍的长期迫害，致使贺子珍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贺子珍来北京最大的愿望是要瞻仰与她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中生死与共，相守十年的毛泽东的遗容。毛泽东是她一生的精神支柱。
哥哥和李敏陪同她到毛主席纪念堂，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当贺子珍见到主席遗容时，满面泪水横流，久久不肯离去……
就是这一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她是参加秋收起义的惟一健在的女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建议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很快邓小平批示，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听我父亲说全国政协常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需查她的档案材料。这时才发现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起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竟是一个没有档案的黑人。这是江青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抹掉。
贺子珍在301住院期间，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送过花篮，许多老战友来电话或看望她，她在长征路上曾经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敌人的子弹而救过的宋任穷夫妇也来看望她。她身上的子弹到她去世时也未能取出。
贺子珍盼望、等待了一生才来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与她惟一的最亲爱的女儿、女婿团聚，她想久住北京欢度晚年。但是，根据组织的安排，贺子珍最终还是回到上海养病。
多年来，在医生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病情稳定，好些时，她就回到湖南路262号家中住，犯病时就及时住进华东医院医治。但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贺子珍 一病不起，病情不断加重。
1984年4月15日，哥哥正在照顾生病卧床的李敏，中办突然来电话通知说贺子珍病危，并说已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哥哥全家马上到上海去。李敏急忙爬起来，哥哥扶着她上了汽车。飞机到达上海后，他们一家直接到了华东医院。他们天天看护着贺子珍，守候在她身边。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时，就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大家以为她的病情好转了，谁知道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连续两次升高，人又处在昏迷之中，医生们紧张地进行抢救。哥哥、李敏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弱，心电图再也不显示，她终于离去了，享年75。（孔淑静）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b]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真正原因[/b]
1937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弛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音译，女翻译)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 延安时代的贺子珍和毛泽东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与延安
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
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战争间歇的几个月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
太阳一落山，毛泽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生活表现了极大兴趣。毛泽东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吴莉莉总是在毛泽东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每当史与毛泽东谈论罗曼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全部是说给她吴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作诗，吴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泽东的诗，吴便以毛泽东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泽东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了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毛泽东以旧诗词形式写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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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为何生孩子生怕了：井冈山到延安 十年九胎[/b]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何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延安，心向革命的女青年怕怀孕？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时，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女大学员洪红（陆红）与教员徐以新，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她担心拖个孩子会影响工作，就“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45页。。没想到这孩子比她还坚强，顽强地生了出来，还活了下来。
先后在抗大、女大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过的石澜（梅洛），自称“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1942年9月1日与舒同结婚。由一个女战士成为妻子，她觉得最大的难关是怀孕后的妊娠反应。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当时我是多么想吃一条鱼啊！住在我隔壁的张鼎丞夫妇有一条咸鱼干，可惜已吃掉大半，但他们还是把剩下的半截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想呕吐时舔一舔鱼味……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93页。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9页。又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第227页。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于蓝与田方1940年11月7日在鲁艺结婚后，看到其他女同志做母亲的艰辛，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偏偏自己也怀孕了，她怀着极大的恐惧，征得丈夫田方的同意，还征得戏剧系领导张庚的同意，并通过同学苏菲的帮助，得到其丈夫马海德医生的介绍，才得以到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所有的苦痛她都忍受了，能这样已经很幸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恐慌极了”，“我苦恼了许久，瞒过田方，又去找苏菲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告诉了她。她多么善良、友好，理解我，帮助我找到几片药，吃了以后，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全部打下来，只好又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我只说是肚子痛，瞒过了田方和所有的人。”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4页。
这样的苦痛、暗伤和隐忧，是革命女青年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有任何精神思想准备与物质措施防范的。但即使是这样，于蓝还感到欣慰，因为她做了一般女同志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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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是著名作家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常德市，原名为蒋伟，字冰之。在少女时代曾经先后在桃源、常德、长沙等地读书；与杨开慧是岳云中学同学。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逃离了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丁玲气质高雅，才华横溢，同时风骚惹人，属于时尚性感的新派女性。毛泽东一见倾心，还专门为她写了著名的词《临江仙》。
在延安期间，丁玲在毛泽东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有一次，丁玲和毛泽东谈起了对延安的观感，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可见他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后来对立起来了，而且还十分尖锐。
毛泽东一共四位夫人，丁玲也是先后四任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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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6年1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
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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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一位女作家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风云、历史风云，那是非丁玲莫属的。其他可能的人选——萧红，是经过鲁迅肯定的，鲁迅曾说她在写作上超过丁玲要比当年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只是，才女薄命，萧红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去世了，剩下那半个多世纪，留待身体好、经得起折腾的丁玲去体味、去摹写了；冰心倒是百岁人瑞，其人生的开篇与结束都比丁玲既早且长，然而其温婉理性的人生姿态与一生轨迹终究不像丁玲那样每每于风口浪尖上辗转颠簸，对于她们生活过来的20世纪，比起丁玲的“贴”，冰心总有几分“隔”。至于后来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是没资格与这三位比阅历的，她的人生说来可怜，上海“孤岛”的几年是她最辉煌的时段，然而毕竟局面太小了；纵有天大的才气，也只好耗在那几个前清遗老、民国女子以及汪伪文人身上了——《小团圆》，她的收官之作，看下来最令她心心念念的还是一母亲，二胡兰成。试想丁玲晚年写她一生中遇见的男人，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鲁迅、毛泽东、周扬、沈从文……哪一位不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多年前，传记作家丁言昭撰写丁玲传，书名叫做《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倒是慧眼瞄着了好角度。
丁玲在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有情爱，却又远不止于情爱。当萧红在爱情中很受伤，悲戚地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时候，丁玲已在写她的《“三八节”有感》，向男权宣战。最厉害的是，她是在当时全中国最进步、最代表先进文化的地方——延安——写作并发表她的这篇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仍然余震不小的大作的，如果不是时代先锋，她怎么会与时代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在前方征战的大将们很恼火，贺龙就嚷嚷过：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新女性丁玲，是独立自尊的，当时有同志想撮合她与彭德怀，丁玲不想做首长夫人，她还是要当作家，要写作。但是当爱情来了，心高气傲的她可以去追求名气、地位都差她很多且年龄小她十三岁的抗大学员陈明。英俊帅气的陈明，当时被人们嘀嘀咕咕叫做“丁玲的小丈夫”，心里很烦，也试图逃避，和另一位女性匆匆结婚还有子，但最终忘不了陷于痛苦的丁玲，于是又匆匆离婚，回到丁玲身边。丁玲说，随他们说去，说个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极其坦荡的大姐大的范儿。后来，当丁玲在中国的政治风云中被折腾，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祸首，在巨大的压力下，陈明表现出大丈夫气概，侠肝义胆，从北京到北大荒，直至丁玲生命结束，陈明始终与丁玲共命运，鞍前马后，把丁玲照顾得好极了。这时人们才恍然，丁玲的眼光够“毒”的，当时她抓住了陈明，就抓住了后半生的幸福。
。她毫不隐瞒自己的一生情爱，曾大大方方写在文章里：她最纪念也频，最怀念雪峰。她与胡也频是两小无猜，英文里叫做puppylove的那种，遇见冯雪峰，是真的动了情，两人都动了情。虽然没有终成眷属，两人一生是比较惦记的。当时丁玲是要不顾一切扑过去的，胡也频当然很痛苦。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丁玲被捕生死不明，他们的朋友沈从文写了《记丁玲》怀念故人，其中就写了那时的三角情感状态。丁玲不高兴，斥为“格调不高”。也怪，沈从文写他的湘西，写他的《边城》，是那样纤尘不染，而他的《记丁玲》以及他的有些文章的确是另一副笔墨。也许问题关键在于，丁玲是上“要闻版”的人物，而《记丁玲》却像是“娱乐版”文章。
丁玲的被捕当时惊动朝野。一班朋友打探消息、积极营救。鲁迅在那时写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丁玲女士的被捕。他接受采访，说丁玲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编书，收录丁玲的作品。他建议印丁玲作品，为丁玲母亲、孩子筹款。最有意味的是，当时沈从文向徐志摩借钱，而徐手头紧，转而向邵洵美借了钱。徐志摩还创作小说《铛女士》纪念丁玲，小说没写完，后来邵洵美续写。可见当时关注丁玲的不只是左翼文人。当时一度传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还做一首《悼丁君》的诗，控诉国民党暴政，叹文坛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谓“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
玲从南京逃出到陕北，受到中共高层欢迎。毛主席为丁玲添了一首《临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用军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转丁玲收——当时 “西安事变”才十来天，中共高层的大脑正飞速运转着应对方案，毛主席高人有异行，居然分神舞文弄墨有如此兴致。这样的殊荣，据说只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享受过。这二位后来都被毛主席搞倒了。文人与政治，总是主动被动地夹缠在一起。政治家的韬略不是一般文人能看明白的。
关于丁玲与毛主席关系的由密到疏，其原因丁玲自己也说不明白。一说是没有赴毛与江青的婚宴引起的，不过后来周扬压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江青打抱不平，促使出版的。一说是丁玲一心写作，也不常去首长那里走动，渐渐就疏远了。总之，没有合理解释。而周扬，渐渐成为党在文艺界的总管。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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