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自揭开谜团：毛主席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今天的80后90后，可能对日本的印象，除了各种日本商品之外，就是影视动漫等文化输出了。虽然近年来中日由于领土争端而导致了关系紧张，但不能否认的是，形容中日的关系，最合适的话语，还是几十年前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说的“一衣带水的邻邦”。
1/22今天的80后90后，可能对日本的印象，除了各种日本商品之外，就是影视动漫等文化输出了。虽然近年来中日由于领土争端而导致了关系紧张，但不能否认的是，形容中日的关系，最合适的话语，还是几十年前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说的“一衣带水的邻邦”。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点点滴滴，细水长流，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田中自己后来也说，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当时，日本历届政治家都紧跟着美国，也跟着美国敌视中国，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就紧跟着后面走，不敢超越一步。所以，中日两国长期不能恢复邦交。尼克松同中国进行秘密外交，它的这些盟国也都看着呢。当时的说法是：不要赶不上最后一趟班车。日本的舆论有个形象的比喻：有的首相是“鸭子戏水”。但田中不是，从田中上台前的讲话中就看出他极有可能迈出这一步。于是，周总理就派出孙平化、萧向前当先锋，到日本去做准备工作。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阶堂进任内阁官房长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还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国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作出了积极反应。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又表示：“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
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当即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到了一定阶段要实现政府首脑访华。这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日方正在为此做准备，如去北京，一定要有丰硕的成果。”还说：“因为田中首相和我都是政治家，这是有关我们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日本命运的重大问题，对日中两国也均事关重大”。
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的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田中访华一事完全确定了下来。
9月25日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天气特别的好。机场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周总理陪同田中一行到钓鱼台宾馆，一坐下来田中就问周总理：“这个钓鱼台宾馆什么时候盖的，这么好的宾馆。”周总理说，“这是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这么一来宾主就打开话题，谈笑风生了。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我有幸全程担任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翻译，并参加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在抵达北京的当晚，田中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发生了一个曲折。那天，我和唐闻生分别担任周总理的日文和英文翻译。按惯例，领导人的讲话由本国的译员来翻译。田中的随身翻译是在台北学的中文，他将田中在答谢辞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地译成了“添了麻烦”。这时，宴会厅里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周总理一侧的唐闻生立时表示不满：“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周总理听到了小唐的话。我知道这句话日文的原词，也觉得翻译得不好。日文的那句话，如果翻译的时候在词汇的选择上更贴切些，更符合原意些，在词汇上带有道歉的成分。
说白了，这句翻译就是将道歉的意思表达得更好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翻译却选择了轻飘飘的“添了麻烦”的表达方式。周总理当时很平静，是在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才提了出来。当天，款待客人的礼节还是顾及到了。第二天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为田中的这句话，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纪念日，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却总还是这一个：是不是田中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翻译也是这么翻的？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田中的原话用得不合适，翻译也不妥。如果翻译时带点道歉的词补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话本来比较暧昧，再加上翻译就更暧昧。什么叫“添了麻烦”，听上去轻飘飘的，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道歉，这是不能接受的！
当时我就想过，翻译不仅仅只是一个传声的机器。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老人家对我们翻译工作要求是很严谨的，他鼓励我们要做到博学多才，要努力学习，扩大知识面。对工作对象要做到十分了解。他自己更是做在了前面。田中来访前，周总理就特别要求我们看田中1972年6月担任首相前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里面有田中的政治倾向和施政方针。他还嘱咐我们，尤其是谈判时的翻译更要严谨，特别是条约性的译文，一点也马虎不得。他在日本留学过，我在翻译的时候他会仔细地听。他很体谅翻译。我在翻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第一条还没有翻译完，他就小声地帮我提示第二条，当时我特别地感动。
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这是周总理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但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在家的时候有自己的豪宅，有院子，还养了锦鲤，他习惯早睡早起，每天5点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活动，生活很规律。田中要来华，周总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将我的生活习惯调整得跟他比较接近才行，所以，今后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要送简报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尽管周总理要求工作人员在谈判期间10点之后不要再送简报了，可实际上还在送，他看材料还是看到很晚，有时候三更半夜要材料的情况都有。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周总理的外交风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理服人”，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求同存异，累积共识，消除异见。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过这次谈判，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会谈后对日本的记者书写了周总理给他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才开始坐下来聊。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当时周总理拿了一张纸，将这几个字写了出来，很平和地交给了田中。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大平外相显得异常高兴，在酒宴上频频敬酒。这时，我听到田中用很惊讶的口气说：“哟，大平君，不得了，这么能喝酒啊？大平君今天大功告成，太高兴了，开怀畅饮，从没看到他这么喝酒的，他酒量如此之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我跟着周总理，一向是什么都要翻给他听，要把场面上的情况让老人家知道，于是，我就将田中的话翻给他听。田中这很普通的一段话，周总理就听进去了。不一会儿，他就对我说：小林，你跟我走。我当时还没有体会到老人家的意思，他就拿着酒杯，站起来走过去。走过去以后就陪着大平向那一桌的主人、客人敬酒，说了一些为中日友好、为客人的身体健康的话。然后，周总理十分巧妙地对大平说：“大平先生，请同我们一起回座位吧。”大平那时的酒也差不多了，但还没到喝醉失态的地步。周总理就很自然、很体面地在别人都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将大平请回了座位，没让他再喝下去。别人都没注意到田中的一句话，偏偏周总理就注意到了，就细心到这个程度。当听到田中说“大平这么开怀畅饮，我是第一次看到”时，周总理就立即采取了措施。处于兴奋状态的大平外长如果那样喝下去，肯定会醉酒失态的。而周总理考虑到一国的外长，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欢迎宴会上，失态后总是有失于这个国家的体面。所以就主动把他请回到座位上。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真巧妙，不露声色。他就是特别为别人着想，这么大的场面，维护了大平的面子，没让他失态。外长喝醉了酒，那不是成了大笑话了吗？
送别田中时，周总理这样说：“我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周总理十分欣赏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事后，周总理经常对我们讲，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有勇气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就会名垂青史，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说田中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别人当首相不一定有这个勇气，敢超在美国之前跟中国建交。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他比尼克松勇敢。”
1/22今天的80后90后，可能对日本的印象，除了各种日本商品之外，就是影视动漫等文化输出了。虽然近年来中日由于领土争端而导致了关系紧张，但不能否认的是，形容中日的关系，最合适的话语，还是几十年前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说的“一衣带水的邻邦”。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点点滴滴，细水长流，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田中自己后来也说，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当时，日本历届政治家都紧跟着美国，也跟着美国敌视中国，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就紧跟着后面走，不敢超越一步。所以，中日两国长期不能恢复邦交。尼克松同中国进行秘密外交，它的这些盟国也都看着呢。当时的说法是：不要赶不上最后一趟班车。日本的舆论有个形象的比喻：有的首相是“鸭子戏水”。但田中不是，从田中上台前的讲话中就看出他极有可能迈出这一步。于是，周总理就派出孙平化、萧向前当先锋，到日本去做准备工作。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阶堂进任内阁官房长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还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国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作出了积极反应。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又表示：“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
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当即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到了一定阶段要实现政府首脑访华。这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日方正在为此做准备，如去北京，一定要有丰硕的成果。”还说：“因为田中首相和我都是政治家，这是有关我们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日本命运的重大问题，对日中两国也均事关重大”。
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的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田中访华一事完全确定了下来。
9月25日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天气特别的好。机场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周总理陪同田中一行到钓鱼台宾馆，一坐下来田中就问周总理：“这个钓鱼台宾馆什么时候盖的，这么好的宾馆。”周总理说，“这是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这么一来宾主就打开话题，谈笑风生了。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我有幸全程担任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翻译，并参加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在抵达北京的当晚，田中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发生了一个曲折。那天，我和唐闻生分别担任周总理的日文和英文翻译。按惯例，领导人的讲话由本国的译员来翻译。田中的随身翻译是在台北学的中文，他将田中在答谢辞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地译成了“添了麻烦”。这时，宴会厅里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周总理一侧的唐闻生立时表示不满：“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周总理听到了小唐的话。我知道这句话日文的原词，也觉得翻译得不好。日文的那句话，如果翻译的时候在词汇的选择上更贴切些，更符合原意些，在词汇上带有道歉的成分。
说白了，这句翻译就是将道歉的意思表达得更好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翻译却选择了轻飘飘的“添了麻烦”的表达方式。周总理当时很平静，是在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才提了出来。当天，款待客人的礼节还是顾及到了。第二天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为田中的这句话，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纪念日，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却总还是这一个：是不是田中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翻译也是这么翻的？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田中的原话用得不合适，翻译也不妥。如果翻译时带点道歉的词补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话本来比较暧昧，再加上翻译就更暧昧。什么叫“添了麻烦”，听上去轻飘飘的，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道歉，这是不能接受的！
当时我就想过，翻译不仅仅只是一个传声的机器。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老人家对我们翻译工作要求是很严谨的，他鼓励我们要做到博学多才，要努力学习，扩大知识面。对工作对象要做到十分了解。他自己更是做在了前面。田中来访前，周总理就特别要求我们看田中1972年6月担任首相前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里面有田中的政治倾向和施政方针。他还嘱咐我们，尤其是谈判时的翻译更要严谨，特别是条约性的译文，一点也马虎不得。他在日本留学过，我在翻译的时候他会仔细地听。他很体谅翻译。我在翻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第一条还没有翻译完，他就小声地帮我提示第二条，当时我特别地感动。
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这是周总理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但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在家的时候有自己的豪宅，有院子，还养了锦鲤，他习惯早睡早起，每天5点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活动，生活很规律。田中要来华，周总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将我的生活习惯调整得跟他比较接近才行，所以，今后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要送简报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尽管周总理要求工作人员在谈判期间10点之后不要再送简报了，可实际上还在送，他看材料还是看到很晚，有时候三更半夜要材料的情况都有。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周总理的外交风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理服人”，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求同存异，累积共识，消除异见。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过这次谈判，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会谈后对日本的记者书写了周总理给他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才开始坐下来聊。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当时周总理拿了一张纸，将这几个字写了出来，很平和地交给了田中。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大平外相显得异常高兴，在酒宴上频频敬酒。这时，我听到田中用很惊讶的口气说：“哟，大平君，不得了，这么能喝酒啊？大平君今天大功告成，太高兴了，开怀畅饮，从没看到他这么喝酒的，他酒量如此之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我跟着周总理，一向是什么都要翻给他听，要把场面上的情况让老人家知道，于是，我就将田中的话翻给他听。田中这很普通的一段话，周总理就听进去了。不一会儿，他就对我说：小林，你跟我走。我当时还没有体会到老人家的意思，他就拿着酒杯，站起来走过去。走过去以后就陪着大平向那一桌的主人、客人敬酒，说了一些为中日友好、为客人的身体健康的话。然后，周总理十分巧妙地对大平说：“大平先生，请同我们一起回座位吧。”大平那时的酒也差不多了，但还没到喝醉失态的地步。周总理就很自然、很体面地在别人都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将大平请回了座位，没让他再喝下去。别人都没注意到田中的一句话，偏偏周总理就注意到了，就细心到这个程度。当听到田中说“大平这么开怀畅饮，我是第一次看到”时，周总理就立即采取了措施。处于兴奋状态的大平外长如果那样喝下去，肯定会醉酒失态的。而周总理考虑到一国的外长，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欢迎宴会上，失态后总是有失于这个国家的体面。所以就主动把他请回到座位上。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真巧妙，不露声色。他就是特别为别人着想，这么大的场面，维护了大平的面子，没让他失态。外长喝醉了酒，那不是成了大笑话了吗？
送别田中时，周总理这样说：“我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周总理十分欣赏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事后，周总理经常对我们讲，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有勇气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就会名垂青史，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说田中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别人当首相不一定有这个勇气，敢超在美国之前跟中国建交。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他比尼克松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