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
[table=500,#3f3151,#3f3151,2][tr][td][table=500,#5f497a,#5f497a,2][tr][td][table=500,#b2a2c7,#b2a2c7,2][tr][td][table=500,#ccc1d9,#ccc1d9,2][tr][td][table=500,#e5e0ec,#e5e0ec,2][tr][td] [font=宋体]导读：[/font]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
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巨变，无数仁人志士投笔从戎，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终生。他们经历过无数的硝烟与战火，抛洒过数不清的汗水和热血，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一代名将和奠基人。
而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那些特殊的“红色后代”。[align=center][img]http://i4.hexunimg.cn/2015-01-04/172012499.jpg[/img][/align]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7月，张宗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当时，警卫团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转入江西修水一带活动。同年9月，张宗逊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由警卫团改编而成，团长卢德铭)参谋。在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他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
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55年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0月，毛泽东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代表党和国家授予张宗逊上将军衔，并同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褒奖了张宗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1973年张宗逊任总后勤部部长，1998年9月，张宗逊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又侠，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7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7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11年晋升上将军衔。张宗逊、张又侠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二对“上将父子”，也是第一对四总部“部长父子”。
【毛的嫡系张宗逊不被重用之谜】
在55上将中，张宗逊是属于资格比较老的一位。他既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又是黄埔四期毕业，这种资历即便放在大将里也毫不逊色，须知林彪元帅也不过是黄埔四期的。更重要的是张宗逊的出身，他出自武汉国民警卫团，这可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初上井冈山时依赖的的主要力量，当时工农革命军都是乌合之众，只有一个国民警卫团是正规军，而且是原叶挺的部队，可谓根红苗正，从这点来看，张宗逊应该算是毛泽东嫡系了。不仅如此，张宗逊秋收起义前就是国民警卫团的连级干部，这种地位在井冈山初期的干部队伍里是屈指可数的。
但奇怪的是，尽管是嫡系，而且是嫡系中的白领，但整个红军时期，张宗逊进步却不快，只在一些杂牌部队甚至是地方游击队里混，不受重视。虽然也当过军长，但部队一整编就又降为团长。而他秋收起义部队里的同事，不仅平级干部、甚至一些下级都先后超过了他，罗荣桓、谭政自不待言，伍中豪、何长工、周昆、寻淮洲、曾士峨等也都曾是他的平级或者下级。张宗逊进步如此缓慢，主要还是军事指挥能力不行。
抗战爆发后，张宗逊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拐点，成为八路军六大主力旅之一的358旅旅长。358旅的前身是贺龙的湘鄂西山头，张宗逊成为这一山头掌门人总算是得到重用了。不过他这一重用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本来358旅旅长是正宗湘鄂西出身的卢冬生，但二方面军搞批判军阀主义运动时，卢冬生受了很大委屈，于是闹情绪要到抗大学习，后来又到苏联留学，这才让张宗逊捡个便宜。当然，由张宗逊而不是别人捡这个便宜，也有多种因素，首先，跟他多年的带兵经历有关，他是嫡系部队出身，却被多次派到非嫡系部队任职，这次再到一个非嫡系部队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其次，这一任命也跟彭德怀推荐有关，张宗逊曾在三军团当过师长，跟彭德怀关系不错（后来两人在西野、总参再次合作，依然关系融洽，显然两人比较对脾气。）批军阀主义是彭德怀主导的，既然把卢冬生气走了，让老部下顶上去，也算是顺理成章吧。
抗战八年，张宗逊成为贺龙的主要助手，指挥358旅南征北战，虽然没有建立多大的战略根据地，但也打过不少好仗，最著名的是滑石片战斗，战绩辉煌，陈庄战斗协助贺龙打得也不错，这让中央比较满意。在抗战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张宗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宗逊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大同集宁战役遭遇惨败。虽然战役策划者聂荣臻要负主要责任，但张宗逊作为战役前敌总指挥，几次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优柔寡断，也要负重要责任。先是攻打大同失败，堵截傅作义援军又失败，导致我军遭到重大损失。这次失败使得晋察冀和晋绥两位老大聂荣臻、贺龙从此丧失军事指挥权，张宗逊却没受多大影响，还高升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有取代贺龙之势。但随后进行的西华池战役他再次指挥失误，以多击少，还打了大败仗，这让中央彻底了解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撤销了张宗逊的军事指挥权。后来他虽高升为一野副司令，但那不过是荣誉职务而已。
张宗逊指挥打仗不行，搞军训还是可以的，战争年代就搞得不错，这给中央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调任副总参谋长，还是主管全军军训。不过这时他的地位已经明显降低了，1955年授衔时只得了个上将，1956年参加八大，依然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此时大多数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已经升为正式委员了。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张宗逊虽不算主角，但绝对是个火药引子，反教条主义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是从萧克整他引发的。萧克看他不顺眼大概有多年了，本想借这个机会发泄一下，却没想到张宗逊后头还有彭德怀，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自己却被整了一通，还连累了刘伯承、李达等一干人马，老萧真是多事。
张宗逊这个人可能比较滑头，善于见风使舵。他本来跟彭德怀关系密切，但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挨批，他却没受影响，主要是另一位老上级贺龙也欣赏他，保护了他。
文革后期，据说他又给江青写效忠信，引起邓小平厌恶，从而成为唯一一位既没有被打倒又没有得到重用的55上将，不过张宗逊也有一件令他自豪的事情，那就是生了个好儿子张又侠，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长，属于军委领导人一级，比他爹都厉害，55将领的子弟混到这一级的还没有第二个。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开国上将张宗逊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军中担任要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么张宗逊为什么是上将而非大将军衔呢？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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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曾任红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兼富甘警备司令、八路军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秋收起义、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冀中抗日、百团大战、解放西安、解放兰州、解放青海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所谓“大将”，是与“海军元帅”同等官职的军衔，也是陆军中最高将领的军衔，新中国共有十位大将，并称为“十大大将”，他们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肖劲光、黄克诚、徐海东，其中并没有张宗逊。
纵观张宗逊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军衔史，最高也只是第一野战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而已，和其他几位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相比还是没有到达这一档次，尽管张宗逊和毛主席关系很好交情很深，但是毛主席也向来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交情深归交情深，功勋并未达到要求，就得不到这个军衔。
1955年的时候，我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这个“军衔制”是模仿参考了前苏联等国的军衔制，再加上我国传统的军衔提升制度综合起来指定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军衔制”。其中将官的军衔设置有四个，分别是大将、上将、中将、少将。而在1965年，我国取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即使到了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大将”这个军衔也已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级上将”军衔，在1993年连“一级上将”军衔也被取消，只剩下了上将、中将及少将军衔。
也就是说，1955年被封为的“十大上将”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上将”了，不出意外的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大上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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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奋斗的一生 不朽的功勋】
2013年2月7日，是已故开国上将张宗逊同志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张宗逊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建国后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和不朽功勋。
一、少年时期的苦难岁月里，萌生了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革命思想。1908年2月7日，张宗逊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赤水镇淹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就开始在本村的私塾念书，接受传统教育。10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件官府欺压百姓的事情，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19年，他11岁时，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毕业回乡，宣传五四运动和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宗逊听得很认真。1922年，14岁的张宗逊就读于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受王尚德等革命者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5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建立农民协会，创办“教育促进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
二、黄埔励志的求索岁月里，受党的思想熏陶，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1925年秋，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张宗逊加入中国国民党。翌年2月，经党组织介绍，张宗逊如愿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五期入伍生2团2营5连，并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他每两周去一次广东省农民协会，聆听周恩来讲政治形势报告。“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毅然退出国民党，并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从思想深处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由于张宗逊随黄埔军校政治科到达武汉，避过了那场劫难。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向西攻击时，他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他担任后卫，初步展露了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军事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从那时起，他就跟着毛泽东，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三、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里，保卫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反“围剿”，炼就了坚强的革命意志。三湾改编后，张宗逊改任团部参谋、副连长，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捣乱破坏，随时需要设岗布哨，严防不测。那时，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则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打地铺睡在旁边。1927年10月23日拂晓，部队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的袭击，被迫撤离大汾圩。11月中旬，在向茶陵县城进军中，张宗逊腿部负伤，3个月后基本痊愈。1928年5月4日，朱、毛会师之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张宗逊任第四军的一名连长，成为“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1928年6月23日，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联合组织第一次“会剿”，张宗逊带领永新县游击大队取得“龙塬口大捷”。1928年6月25日，张宗逊任第四军第31团1营2连连长，开赴永新县最东边的石灰桥地区，打土豪分田地。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任红四军第3纵队第9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1930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第36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率部支援红3军团第9师作战，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他先后改任第12军军长、第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等职。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坚决追随毛泽东、被“左”倾领导者认为有“毛派嫌疑”的张宗逊被免去师长职务，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4年5月，心情郁闷的张宗逊路过福建长汀时特意去看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随即指点他说：“周恩来同志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同年6月，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由普通学员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谆谆教诲下，通过对历次反“围剿”，特别是第五次失利的比较分析，张宗逊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坚定了跟着毛泽东就能取得胜利的信念。
四、被迫长征的艰难岁月里，临危不惧，坚持原则，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1934年10月16日，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张宗逊由红军大学调中央纵队（即第二野战纵队）任参谋长，随后，接任红四师师长。强渡湘江时，他指挥红四师控制界首渡河地段，坚守一天，阻击广西敌军，掩护中央纵队通过。在攻占娄山关的第二天，敌军疯狂反扑，张宗逊率红10团与红11团、红12团击溃敌军。1935年2月28日，在同薛岳兵团的战斗中，张宗逊率红10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鸭山时，腿部负重伤，到中央休养连休养并担任连长。1935年6月中旬，在腿伤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分配工作。8月上旬，奉命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和许世友一起，保卫党中央继续北上。张国焘反党事件发生后，被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成为监视对象。1936年2月，由于私下与曹里怀等谈论部队行动情况，被张国焘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37年1月3日，张宗逊在保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蒋介石的‘围剿’把你‘剿’回了家乡，给了你天时、地利、人和，我真替你高兴呦！”毛泽东还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
五、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善战，运用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屡立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宗逊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旅长，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8日，首战运用游击战术，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1938年10月，张宗逊率部转战晋察冀边区，11月3日，在敌人必经之路的滑石片，伏击出城进犯的日军蚋野大队，歼灭大队长以下700余人。1940年6月17日-19日，张宗逊指挥部队在晋西北的米峪镇对外出“扫荡”归来的日军村上大队进行伏击，歼灭日军700余人。1940年8月20日，张宗逊率部向康家会和砚湾开进，参加百团大战，歼灭康家会敌军，拔掉了静忻公路之间最大的据点。
六、反对内战的日子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3年3月，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阴谋，于6月初电令正在晋绥抗日前线的张宗逊立即西渡黄河，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张宗逊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亲切地说：“你三十而立，块头更大了，比井冈山时期阔气多了，成了万军首领！今天留你吃饭，以示祝贺。”席间，毛泽东谈到：“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点新战术，企图闪击延安。把你们调回来，就是为了对付他。”1945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夺取关中解放区，钳制陕甘宁八路军向日军的反攻，集中9个师的兵力，向爷台山等地发起攻击，我军决定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指挥爷台山反击战。8月8日-10日，经过3天激烈战斗，收复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对张宗逊指挥的这次作战，毛泽东极为满意。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盛赞这次反击战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了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100里、长20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
七、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场上，披坚执锐，英勇善战，为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8月2日，张宗逊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指挥大同集宁战役。从8月14日晚到9月13日，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歼敌1.2万余人。1946年11月中旬，张宗逊任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奉命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1947年2月10日，张宗逊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3月3日，野战集团军发起西华池战斗，击毙敌48旅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1947年7月底，根据中央小河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协助彭德怀先后发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斗，三战三捷，坚定了边区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张宗逊又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宜川、黄龙、西府、陇东等战役，将胡宗南的重兵集团牵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我军在中原、山东、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1949年2月，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率部发动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并参与指挥扶郿、兰州等战役。随后，张宗逊任兰州军管会主任，夜以继日地处理接管工作，安排部署剿匪事宜，为兰州的社会稳定和生产恢复做出重要贡献。
八、建设新中国的岁月里，勤俭节约、淡泊名利，为共和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突出业绩。新中国建立初期，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0月彭德怀赴朝鲜指挥作战，经毛泽东批准，张宗逊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职务。期间，他指挥所部完成了围歼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剿灭土匪的任务。张宗逊牢记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勤俭节约，永葆革命本色，时常将掉在饭桌上的米粒捡起来吃掉。1971年1月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就连每次烧完的煤渣都要认真检查一遍，把没有燃尽的煤炭重新放回炉子里。对于工作安排，他从来都是不讲条件，乐于接受，对于组织给予的荣誉，他一贯都是谦虚地表示“惭愧、惭愧”。1952年10月，张宗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1955年4月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工作，参与组织编写各种条令、条例和教材。他淡泊名利、恪尽职守，刻苦钻研现代军事科学，注重调查研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1955年10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前后，他还荣任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张宗逊是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6月—1978年2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83年6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张宗逊同志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今天，我们纪念张宗逊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顽强奋斗、淡泊名利的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不断开创陕西东大门建设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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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天，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
马晓天为原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马载尧之子。
中共十八大前夕，解放軍高層將領進行了新一輪大調整。其中，最受外界關注的，當屬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調任空軍司令員的馬曉天。當時，他已經63歲。有外媒甚至驚呼“馬曉天大有來頭”。
馬曉天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出身將門，父親是解放軍政治學院原教育長馬載堯。馬載堯曾被一位老朋友這樣評價：“思慮周全，語言與文字表達皆屬上乘，個人涵養尤其好。”馬載堯在部隊從事干部政治培訓工作長達30多年，在教育培養子女方面同樣不曾放鬆。
上世紀60年代初，時值“過糧食關”的困難時期。馬載堯的一位老戰友從廣東到北京開會，順便看望他。可一見面，老戰友的心情就備感沉重：當時的馬載堯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帶菜色，精神也很差。這位老戰友思來想去，最后硬著頭皮找到一位在海軍后勤部門工作的朋友幫忙弄了一桌飯菜，為老馬全家“改善改善”。馬載堯一家到餐廳坐下后，盡管幾個孩子已經飢餓難耐，但都規規矩矩地等著大人發話。老戰友對孩子們說：“別客氣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剛要動筷子的時候，年僅十一二歲的馬曉天突然問了一句：“伯伯，我們今天可以吃飽飯嗎？”老戰友先是一愣，等明白過來這話的意思后，哽咽著說：“可以，當然可以往飽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這位久經沙場的老軍人都忍不住要落淚，他說：“要知道馬載堯怎麼教育孩子的，聽聽曉天這句話，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16歲那一年，各方面身體條件都非常過硬的馬曉天終於圓了自己的參軍夢，並考入軍校，成為空軍某航校的學員。
從空軍轉業到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徐建中，30多年前就採訪過馬曉天，至今一直沒有間斷聯系。22歲時，馬曉天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並在3年后成為當時空軍最年輕的飛行副團長。徐建中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新聞”，先后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數次對馬曉天進行跟蹤採訪，寫出人物通訊《塔台上的“兒童團長”》，發在解放軍報上。“塔台上，馬曉天手拿話筒，沉著地指揮18架戰鷹進行高難度訓練……”一名新中國年輕空軍指揮官的成長經歷，激勵了無數同齡人。
在和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聊起馬曉天的履歷時，徐建中如數家珍：1994年至1997年，馬曉天任空軍第十軍參謀長、軍長，並晉升為空軍少將。此后，馬曉天又擔任空軍副參謀長、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上，49歲的馬曉天親自駕駛SU30戰斗機參加飛行表演，贏得國內外同行一片喝彩。此后，馬曉天歷任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空軍副司令員﹔2006年調任國防大學校長，執掌中國最高軍事學府﹔2007年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2009年晉升空軍上將軍銜﹔2012年10月，接任許其亮，成為空軍歷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員。
2013年6月10日，已退休多年的徐建中走進馬曉天上將的辦公室，對他再次進行了“採訪”。
事后，徐建中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我一邊品茶，一邊環視司令員的辦公室——角落裡有一隻老鷹標本。我明白，飛行員的理想都是從鷹擊長空啟蒙的。桌子和書櫃上擺放著很多飛機模型。我清楚，作為空軍指揮員，他必須對各種機型的性能了如指掌。主牆上挂著巨幅《孫子兵法》木刻。我知道，這更是一個軍事指揮家實踐空戰必勝的瑰寶……”
徐建中不僅關注馬曉天的“成長”，更關注他的言行，因為他代表的是中國當代軍人的整體形象。徐建中注意到，馬曉天近幾年數次代表軍方的“發聲”，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2010年3月，韓國指責朝鮮擊沉其“天安”號軍艦。美韓借機舉行聯合軍演，美國航母欲闖黃海。當年7月1日，馬曉天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時表示：“因為是在黃海，距離中國領海很近，舉行這樣的演習，我們是非常反對的。”他隨即高聲補充說：“對於他們的演習，我們已經明確地表達了態度，堅決反對！”馬曉天的這聲怒喝，給中外媒體留下了“鷹派上將”的印象。 在2011年7月26日舉行的中日防務安全磋商會上，馬曉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島配備自衛隊”“日本在東海強化警戒監視活動”等問題向日方表示不滿，認為日本“正走向危險的方向”。對於日本新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及日美發表的共同聲明提到的“中國在東海、南海活動頻繁是威脅、憂患”等，馬曉天強硬表示，中方沒有任何值得擔憂的事情， “南海問題是(中國同周邊國家)兩國之間的問題，和美國沒有關系”。
除了上述4任司令員，還有馬寧、王海、曹雙明、於振武、劉順堯、喬清晨和許其亮等7位空軍當家人，他們都在不同時期為空軍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建設一支強大的、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的現代化空軍，是一代代空軍指戰員們的理想和奮斗目標。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到空軍機關就空軍建設和軍事斗爭准備進行調研時強調，我們要“建設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強大人民空軍”。這讓很多外媒猜測，一支強大的中國空軍將呼之欲出。
主要经历： 马晓天，男，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196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为什么被称为鹰派空军司令】
鹰派是一个广泛用于政治上的名词，用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反义词为鸽派。
马晓天上将在军事外交上从不弱势，一贯以强硬的作风来应对各种问题，因此被称为鹰派司令。
63岁的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五年前接替许其亮任副总参谋长,此番再次接替许其亮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空军历史上第11位司令员。
【鹰派司令马晓天:刚上任就做了件让美国愤怒的事】
现年63岁的马晓天上将军衔,被媒体称为“共和国史上最帅空军司令”。他出身将门,父亲是开国大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马载尧曾被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思虑周全,语言与文字表达皆属上乘,个人涵养尤其好。”自1949年调任四十九军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后,马载尧便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部队干部政治培训生涯,擅长教育工作的他,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同样不曾放松。
20世纪60年代初,时值“过粮食关”的困难时期,马载尧的一位老战友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他。可一见面,老战友的心情就倍感沉重:原来此时的马载尧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带菜色,精神也很差。这位老战友思来想去,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一位在海军后勤部门工作的朋友,帮忙弄了一桌饭菜,为老马全家“改善改善”。马载尧一家到餐厅坐下后,尽管几个孩子已经饥饿难耐,但都规规矩矩地等着大人发话。老战友对孩子们说:“别客气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马晓天突然问了一句:“伯伯,我们今天可以吃饱饭吗?”老战友先是一愣,等明白过来这话的意思后,哽咽着说:“可以,当然可以尽饱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都忍不住流着泪,喃喃地说道:“要知道马载尧怎么教育孩子的,听听晓天这句话,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在严格的家庭教育熏陶下,马晓天不满16岁就成为空军某航校的学员,开始了军旅生涯,大型纪录片《国庆颂》曾对其特别介绍,并称之为“塔台上的儿童团长”。22岁时,马晓天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在3年后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副团长。1994年至1997年,马晓天任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并在其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此后,马晓天又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49岁的马晓天亲自驾驶SU-30战斗机飞行。随后,马晓天调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并在2000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2001年至2006年,马晓天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2006年调任国防大学校长,执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2007年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2009年晋升空军上将军衔;2012年10月,接任许其亮,成为空军历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员。
回首马晓天的履历,他经历了地方野战部队、空军机关、军校、军委总部等多个关键岗位的历练,曾多次指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部署中国军队积极防御战略和战术。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他分管外事及情报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军方在国际上进行强硬表态。
2010年3月,韩国指责朝鲜击沉其“天安”号军舰。同年6、7月,美韩借机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母欲闯入黄海。7月1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马晓天,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他随即厉声补充道:“(对于)他们的演习,我们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坚决反对!”马晓天的这声怒喝,给中外媒体留下了“鹰派上将”的印象。
日本《读卖新闻》2011年7月31日刊文称,在7月26日举行的中日防务安全磋商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岛配备自卫队”、“日本在东海强化警戒监视活动”等问题向日方表示不满,认为日本“正走向危险的方向”。对于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日美6月份在华盛顿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到的“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频繁是威胁、忧患”等,马晓天表示,中方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事情,“南海问题是(中国同周边国家间)两国之间的问题,和美国没有关系”。
其实,外界称马晓天上述言论为“狠话”,并以此为依据称他为军方“鹰派”,有过度解读、妄加猜测和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马晓天在放“狠话”的同时,也强调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当代中国郑重的战略选择。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责任所在。要解决海洋、网络、太空以及气候环境等问题,须靠进一步的发展与合作。
【履历表】：
1965.07—1966.12 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学员
1966.12—1968.05 第十二航空学校学员
1968.05—1970.12 第十二航空学校飞行教员
1970.12—1972.01 第五航空学校学员
1972.01—1983.05 空军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副团长，团长
1983.05—1994.04 空军航空兵师副师长，师长(其间：1993.05—1994.04 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
1994.04—1997.03 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
1997.03—1998.08 空军副参谋长
1998.08—1999.06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
1999.06—2001.01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1.01—2003.07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3.07—2006.08 空军副司令员
2006.08—2007.09 国防大学校长
2007.09—2012.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9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2012.10—2013.03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2013.03—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共第十六、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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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先从政，后从军。从政期间，历任河南省郑州市副市长，河南省副省长。进入军界后，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2011年1月19日，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成为全国首例，同时也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完成了由地方工作向军队工作的转型。2000年被授予武警中将警衔，2009年7月20日晋升上将军衔，2011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
和讯网消息，12月31日，和讯博主刘逸明评论发表了题为《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的博客，以下是博客全文：
最近，关于刘源上将退役的传言甚嚣尘上，由出口转内销。12月31日，国防部网站刊登了当天例行记者会的内容，证实刘源已在近期退役实有其事。发言人杨宇军称，刘源担任正大军区职务已满十年，年龄已达上限，所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他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刘源退下是经过习近平主席亲自批准的。
刘源是习近平在军队反腐过程中最得力的干将，随着一大批“军虎”被拿下，军队改革也顺理成章地启动。军纪委升格作为军改的一个重要环节，备受外界关注。刘源因为在反腐方面的出色表现，在官场和民间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主流舆论都期待刘源能够在到龄后继续留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然而，这一期望最终落空，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一度坦言，反腐治标不治本，但要寻求治本之策，还需要通过反腐来赢得时间与空间。的确，军队改革也需要通过反腐来杀出一条血路。倘若没有习近平、王岐山、刘源等人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鼓起刮骨疗毒的勇气，那么，再美好的改革蓝图都不可能付诸实践。
改革就意味着要从既得利益者身上割肉，其阻力可想而知。在从前，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军虎”可以说是军队改革的拦路虎，如今，这些“军虎”相继落马，再进行军队改革自然阻力要小得多。从这种意义上讲，刘源已经完成了他的政治和历史使命，他的隐退堪比古代名臣、名将的功成身退。
刘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这，他才有资格向军中的贪将们叫板。刘源在向谷俊山等“军虎”开火之前，曾做好最坏的打算，誓言宁可掉乌纱帽或丢掉性命，也要将谷俊山拿下。刘源果不食言，不仅拿下了谷俊山，而且顺藤摸瓜地拿下了徐才厚、郭伯雄。当然，刘源之所以能够成就自己的反腐壮举，跟习近平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刘源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向媒体记者坦言，没有习主席，军队就完了。从一大批“军虎”的贪腐情况看，刘源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郭伯雄的落马可以说标志着军队反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启动军改的契机也同时到来。在9月3日的北京大阅兵时，高层宣布裁军30万，标志着军改拉开序幕，其后的习近平关于军改讲话则标着军改正式启动。
刘源对于军队反腐可谓功不可没，在军队当中，刘源的资历深厚，倘若没有65岁得退休的这条规矩，刘源应该是新军纪委书记的最合适人选，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然而，如今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这看似一大遗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向残余的腐败势力给予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军中最大的几头“猛虎”均已被拿下，今后的军队反腐，没有刘源，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新上任的军纪委书记应该也能干得风生水起。刘源的离去，可以说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反腐和军改既然均已启动，“开弓没有回头箭”，相信在今后，军中反腐仍然可以好戏连台，而军改也会循序渐进，最终让解放军成为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思想前卫的威武之师。
【1982年王光美罕见走“后门”为刘源说情】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4期，作者：余玮，原题：《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下)》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猛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从副省长到解放军上将
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是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说他是“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青工楼、火车站广场、旧城改造……刘源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有目共睹的实绩，使刘源在老百姓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刘源不会忘记那一天，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此时，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糊，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当时，他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几年里，哪里遭了灾，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哪里；哪里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现在现场。灾民的窝棚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医院伤病员眼前，总有他充满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他简直是玩命地工作，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们都说老百姓办事难，其实省长们办事也并非都那么容易。就说这跑项目跑资金的事，几乎件件都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等。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大省担任副省长，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4年半的时间里，他丝毫也不敢懈怠。不论环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党政领导“一肩挑”等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河南在全国都是搞得较早较好的，多次受到国家体改委的肯定。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个离了父亲就干不了事的人。的确，刘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对此，他说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干好事干坏事都有条件，并且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想像中和传说中，又给我们涂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东西。做一点好事，要夸大一些，做了什么坏事，都会立刻满城风雨，传来传去，就变了样子。现在大家都反对特权，我也反对。如果说我是在利用特权，我只能保证：我只用它为人民做好事，决不用它做坏事，不用它谋私利！”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后任政委，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1998年，刘源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200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刘源出任总后勤部副政委期间，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主要目的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刘源亲历了此次裁军，并参与了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向地方整体移交的工作。关于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刘源说，院校移交以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而人员的转移，又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与此同时，对于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刘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军事科学院作为中国重要的军事思想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创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科学、服务军事实践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军事科研成果，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的军事学科体系，成绩斐然。身为军科政治委员，刘源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曾带领军事科学院课题组，赴西北战区进行调研，组织上马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在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等研究领域实施原创性突破，为推动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
刘源十分重视军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表示要培养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硬、治学作风严谨的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动军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要探索遵循军事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创新学科框架体系和基础理论，巩固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扶植交叉学科、拓展军事理论研究的路子，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理论、信息化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外国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理论、军事运筹与作战实验理论等方面推进军事科学体系建设。”
有人说，作为一名军人，刘源似乎缺少一点威严。的确，那身缀着上将军衔的制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谦和本色。他总是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论在哪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中国老百姓多做点事情——父亲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学习和继承的典范。
【刘源为何称没有习主席军队没救了？】
军队的反腐功臣刘源终于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两会”间隙现身了，他在京西宾馆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军队反腐的重大背景，那就是，他之所以对徐才厚、谷俊山等军中巨贪重拳出击，是因为有习近平的鼎力支持。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习主席的魄力、胆识和担当精神，军队可真没救了！”
刘源的此次受访内容，可以说证实了坊间此前的诸多传言，首先，刘源是拿下徐才厚、谷俊山的第一干将；第二，他的行动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第三，军队此前的腐败相当严重；第四，在军中反腐的阻力非常大。
今年“两会”上的刘源告别了以往那种不苟言笑的形象，在记者面前表现得神采奕奕，热情爽朗而又平易近人。显然，这和刘源的心情有直接的关系，在拿下谷俊山之前，刘源虽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但因为有徐才厚等人的掣肘，他实际上活得非常郁闷。如今，军中“老虎”一个个被拿下，刘源想不露出会心的笑容都难。
众所周知，谷俊山虽然官居刘源之下，但在未落马之前，对刘源完全是不屑一顾，甚至公开要求刘源不要挡他的道，这道既包括财路也包括官路。谷俊山原本自信地认为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晋升上将，然而，他的升官发财大梦却被刘源彻底打破了。等待他的不再是财官，而是棺材。
刘源在拿下谷俊山之前，其实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之所以舍得一身剐，除了自身的冰清玉洁之外，还因为有强大的历史责任感，他不希望看到军队就这样烂下去，从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于是，才有了他誓死在军中反腐，频频向军虎出击的精彩场景。
刘源在军中打虎，阻力之大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不仅有阻力，而且有巨大风险，和军老虎战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今，徐才厚、谷俊山等军中巨贪都已经被拿下，刘源应该感到轻松了很多。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军中的大老虎还没有被全部拿下，所以，刘源肩上的胆子实际上还很重。
刘源称：“从像徐才厚、谷俊山等贪军费、卖军产、疯狂敛财、卖官鬻爵，桩桩件件既是经济腐败，更是政治罪行！广大官兵早就深恶痛绝、咬碎钢牙”。刘源所言非常坦诚，让人在看到了此前军队腐败的严重性时，也看到了军心之所向。
据刘源透露，抓徐才厚和谷俊山都是习近平亲自决定和督办的，可见，军中反腐，没有习近平的鼎力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王岐山之所以能将反腐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同样也是因为握有习近平赐予的尚方宝剑。
刘源虽然在军中反腐功不可没，可是，他却虚怀若谷，称自己只是“起了点小作用”，并表明自己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份”。从刘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身正气的军人作风，看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将风度。有刘源这样的将领，中国的军队何愁不强？2015年3月13日
【传徐才厚暗杀刘源将军 最后反而腐败暴露被查】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贪腐案，再有惊人内幕曝光，传徐家中一共抄出16亿元人民币(约2。7亿美元)财物，更四次买凶暗杀致力打贪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剌杀刘源未遂的四件凶案，全部发生在2012年中共18大前，现都已立案追查。
香港近期出版的「动向」月刊披露北京当局对中共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进行调查的一些详细内幕。据报导，今年6月27日下午中共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杜金才和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四名特警来到北京卫戌区疗养院，正式逮捕徐才厚。
解放军军事检察部门并查抄徐才厚及其家人位于北京、大连、济南、珠海的五处住宅，抄查到大量现金，以及逾八公斤的黄金等财物，共超过16亿元人民币。而徐的家人仅在北京就拥有35幢豪宅和一栋商业大楼，市值逾10亿人民币。
报导并指，徐才厚还涉嫌四次买凶谋杀刘源：2012年3月刘源座车在京津高速公路油缸燃烧，司机死亡，警卫为保护刘源烧伤。同年7月，刘源在青岛度假，房间被扔燃烧弹，幸刘源提前三天结束休假离去。
接着9月刘源在西安检查工作被打冷熗，警卫击毙凶手。 9月下旬，刘源在济南检查工作，他在军区会议上批评军区后勤工作太乱、太散、太懒，提出要整顿，刘住军区招待所402房的浴室煤气爆炸，当时已近午夜12时，刘源刚巧不在房间，躲过暗杀。
报 导披露徐才厚抄家清单：一、五家国有商业银行17个帐号，共有存款3。35亿元人民币，14个帐号以假名开设。二、六家地方银行全部以假名开设12个帐 号，共有存款4。03亿元人民币。三、五家外资银行10个帐号，共有存款2。22亿元人民币。八个用假名开设。四、济南一幢别墅花园中一口井底发现美元 480万、欧元400万、英镑80万。五、在珠海一所作为冬季避寒的别墅卧室中的床褥内藏有8650克黄金。六、徐才厚妻子名下持有20幢住宅，女儿名下 持有15幢住宅及1幢位于北京二环线内十多层商用大楼。
据「动向」报导，当初出面力主在军中反腐的是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据称，刘源先上书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陈述总政、总后严重腐败情况及被积压的问题，之后，刘源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大谈军中贪腐严重，公开把矛头指向当时的军中三巨头：徐才厚、郭伯雄和梁光烈。
香 港「东方日报」引用据这篇刊出的文章一文描述，2011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与会者近百人，包括 中央军委全体成员，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各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据报导，轮到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发言时，他张口就说，开会前准备讲稿，但 临时决定说些不同的话，顿时会场一片寂静。
玛雅：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如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什么是新时期中国军队的使命与担当？请谈谈你的看法。
秦天：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我军建设的根本方向，同时也体现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履行职能使命的新要求。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涉及诸多方面，但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保持自己的光荣本色？军队打胜仗，硬件条件是器物层面的，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品质，是军队的灵魂。如果不能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光荣本色，我们靠什么去打仗，怎么能打胜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才是最根本的。
刚才你讲到使命和担当，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什么是新时期中国军队的使命和担当呢？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今天军队的职能和使命，其内涵外延都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传统的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使命还在，同时随着国家利益的深度拓展，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必须“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应该说，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也是永远不能变的，就是这支军队要真正肩负起对党和国家、人民的使命担当。1989年邓小平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时曾殷切寄语：这支军队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实质上是对新时期保持军队建设正确方向提出了严肃的政治要求和郑重的政治嘱托。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我们这代人要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老一辈完成了他们的事业，我们是他们的传承者。这个传承不光是事业的传承，也是精神的传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实现新时期强军目标，破解军队建设的诸多现实问题，实现人民军队的本色回归和精神重塑。习近平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后确立的军队大政方针和工作重点，很多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一句话，首先要把我们的军魂筑牢。因为只有筑牢军魂，才谈得上使命担当。
玛雅：现在提回归本色、筑牢军魂，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秦天：当前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军人，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认真思考的。军队要想有效履行新时期的职能使命，没有军魂的确立是不行的。这个挑战极其严峻。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特别是近十几年，因为有徐才厚这样的人，军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对军队的影响和伤害太大了。
现在军队反腐败，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这个问题回避不了。直面这一问题，体现了习近平主席这代领导人的担当，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只有敢于面对问题，坚决纠正问题，我们的军队才有可能回归本色，重塑精神。
玛雅：刘源将军说：“没有习主席的魄力，军队可真没救了。”经历这样一次“浴火重生”，军队的变化有多大？
秦天：变化太大了。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清房。多少年了，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彻底解决了。过去军委对这个问题讲得也很严厉，人走屋空，不许占两套房。就是说，北京的官员有套房，调到南京去，得把北京的房子交出来，但最后也有很多不了了之。这次是百分之百地解决掉了，从过去没有腾退的到现在新占的，一把彻底全给清退了。你看这个变化有多大啊。所以，还是毛主席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共产党队伍中不太认真了，令不行禁不止。出了问题解决不了，你不较个真行吗？现在一较真，全解决了。
玛雅：这件事了不得，动了多少人的奶酪啊，可见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治军的魄力。
秦天：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新官要理旧账。你能看出来，他是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天都不想耽误，要把过去30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解决掉。很多人不想理旧账，干好自己这届就行了。他不是，他要彻底清除积弊。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呀，有多大的阻力，要得罪多少人，这需要太强的担当意识了。这方面，习近平主席确实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给这个时代树立了标杆，历史和人民都会记住这一点。
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我们的军队历来需要这样
玛雅：外媒称，中国正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军队，努力缩小与美军的差距。如何评价我军的作战能力，它是不是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
秦天：这是我们的目标，像现在这样抓下去，我们完全有希望。中国现在不差钱儿，也不差技术，在硬件方面早已过了仰人鼻息、拾人牙慧的年代。不仅你有的技术我大部分有，而且我有的技术很多你没有。你有的能力我未来都可以有，而我有些能力你未见得就有。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战略不一样，决定了能力需求不一样。我的战略不是你那个战略，你是建立在全球霸权基础上的全球战略，而我不是，所以我某些能力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有的。
我认为，论打仗，我们现在不是硬实力的问题。硬实力有差距，需要提升和加强，但是从紧迫性和侧重点来讲，主要是软实力--怎么加快本色回归，精神重塑，提高这支军队的精神品质。精神品质上来了，我们凭现在的能力就不得了，更不要说将来。抗美援朝我们用的什么武器呀？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是充满信心的，现在这样做方向对了，假以时日，大有希望。过去信心不足，是没往那儿去做；现在不仅往正确的方向做了，而且力度空前之大，决心空前坚定。所以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
玛雅：去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革命老区古田召开，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的。他说“要让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从“寻根”的角度看，你对这次会议如何认识？
秦天：我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老古田会议和新古田会议一脉相承，就一个主题：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两次会议的时代不同，但背景是一样的，都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老古田会议的问题是，那样一支在成分上鱼龙混杂的军队，目标、任务、性质都不很清楚，要把这支军队改变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就必须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问题。
这次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虽然军队的成分和政治质量与当年不一样了，但毋庸讳言，在思想上、作风上一样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当前我军在思想政治和作风建设上存在的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讲得非常深刻，非常尖锐。这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主席的敢于担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问题，它的里程碑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玛雅：这次会议提出，要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这样一个具有思想理论高度的要求，在具体落实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毕竟，当代军人所处的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尤其是军队被腐败之风侵袭多年之后，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有何预期？
秦天：我感到很乐观。过去一段时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力，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怪不了别人。毛主席早就说了，思想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要去占领。现在军队出现的种种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也好，风气建设也好，怪不了别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到底抓了多少？是真抓还是假抓？抓的方法对不对？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而现在我们不仅高度重视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且方法也是正确的，就是从高层抓起，从自身抓起，从上到下一级抓一级。
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我们的军队历来需要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给我上”，一个“跟我上”，一字之差，一个丢了江山，一个得了天下。战争年代我们的老一辈都是这样，亲自带着部队往前冲。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端正风气，还是要靠“跟我上”这种精神和作风。军委主席带头这么做了，总部、大单位的领导都这么做了，下面各级干部谁敢不这么做？就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官兵一致，上下同心，我们的军魂就回来了，铸牢了。
当然这需要时间。现在应该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当务之急就是要继续努力，持续不断地抓下去。这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大问题
玛雅：怎么解决当前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如何治军正军，有什么思路和措施？
秦天：从根本上讲，解决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还是要靠加强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我感到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完善；二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针对新情况、新任务、新问题来加强和改进；三是要建立健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制度。一句话，就是要筑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军魂。
任何一个强大的军队都有它的魂。我们这支军队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它的魂就在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指挥熗，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创建、发展和完善的。三湾改编后，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党代表制度。古田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后来的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都是着眼于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从顶层上解决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这是管总的，比如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问题。
玛雅：怎样理解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制度对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何在？
秦天：军委主席负责制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也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建立起来的，贯彻落实好这项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关键的意义。一方面，这一制度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中居于顶层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军队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这也是军事工作的特点规律决定的，军事工作需要决断，来不得扯皮，否则会贻误战机。因此，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所以说，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制度体系中，军委主席负责制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我个人的观点，如果军委主席负责制得不到落实，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制度体系而言，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关系。
玛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什么偏差？
秦天：我们党在最高军事领导权上出问题，有两次大的教训。一次是红军时期，由于博古在负责党中央工作期间，将最高军事领导权交给了李德，致使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在一定程度上旁落。后果大家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整个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被迫长征。这段历史，当时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这话说得深刻啊！
第二次教训是在当下。十八大以前，徐才厚等人擅权乱权十多年，把军队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果断决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十多年里，军队的高级干部换了四五茬。在这么一个大换班的过程中，在干部任用上产生了逆淘汰和逆生长的现象。同时，部队风气严重污染，政治生态逐渐恶化，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内伤。现在反思原因和教训，更加看出，只有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才能避免“一百减一等于零”的后果。 玛雅：党不能指挥熗，熗的准星就偏离方向了。 秦天：没错。在这两场灾难中，党的基层组织都健全，其他制度都完善，可顶层一落空下面全完，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军委出台十项规定，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把手电筒掉一下方向，照照自己，马上就看到了成效。长期以来反复要求反复强调都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吃喝问题、风气问题、用人问题……虽说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已经明显开始好转，看到了希望。所以要想使军队本色回归，必须从高层做起，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要义就在这里。 所以要说担当，首先是习近平主席敢于担当。从他开始，把党的决心意志向外辐射，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局面。从来都是上行下效，尤其我们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上边做好了，下边就会跟着做；即便有个别不那么好的人，他装样子也要往好里装。这样一来，谁还敢腐？谁还能腐？ 玛雅：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国家法制的一部分。 秦天：你说得对。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宪法规定的，已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本身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一个重要内容。刚才讲担当，我觉得担当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精神层面的，要有担当的情怀。一种是责任层面的，有没有这份情怀都必须担当。你在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你也不是一个自然人了，你必须要承担责任，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否则就要问责，就要追责。 传承精神，找回我们军队信仰的坐标系 玛雅：回到“军魂”话题。你曾经在介绍电影《惊沙》的主题歌时说，这是用西路军将士的忠魂在说话。我想问，今天回忆这个英雄群像，倾听他们的忠魂诉说，联想到当代军队和军人，你有什么感慨？这种忠魂今天还在吗？
秦天：感慨太多了！所有这些感慨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魂兮归来”。刚才讲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讲了军队在新时期职能使命的拓展，如果这支军队没有先辈的这种精神，也不可能完成今天的职能使命。军队的根本就是它的魂，这种精神也是军魂的一部分。
我们正在搞一部史论片，叫《向前!向前!向前!》，主旨就是弘扬军魂。通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一些特别能体现军魂的代表性人物的故事，来展现我军的军魂，展现红色基因的特征。我们相信，这些人物和故事一定能使广大受众感动，这也是我们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的。因为只有感动了才可能感悟，在感悟中重新去寻找信仰的坐标系。
我一直在思考，当代军人，特别是那些年轻官兵们，还有多少人心里有一个坐标系？有一种指引他们前进的方向感？过去这种传承是从根儿上一代一代言传身教来的，新兵到部队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引领。比如我自己，我当团长是在“济南第一团”。我非常自豪我是“济南第一团”第十一任团长，这是我人生中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你再看团里一代代、一茬茬战士的荣誉感--“济南第一团”！战争年代中央军委授予的唯一一个团级英雄称号，何等荣耀啊！但关键在于，这种荣誉感不能只是一个符号，而必须通过一个个、一代代具体的人物和群体，把它变成一种具象的感受和氛围，传递到人的心里。在这样的熔炉里，新战士很快就能找到一个精神传承的载体、一个追求理想的方向。
传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但我们要问，今天这样的传承环境还有多少？能够担当传承使命的人还有多少？假如你给他的引领和影响只是在荣誉室里，出了荣誉室他看到的现实情况全是颠覆的，要不了多久他的认识也就会颠覆。如果这样，哪来的军魂？
玛雅：由此可见，正能量和负能量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弘扬军魂不光是树正气，也是在拨乱反正。
秦天：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信仰缺失折射的是信任缺失。这句话特别深刻。如果全军风气都像徐才厚那些人那样，哪来的信任？凭什么信任？又何谈信仰？
玛雅：《向前!向前!向前!》是怎样一部片子，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秦天：这部片子是以史为背景，但不是单纯的军史片，而是以弘扬军魂为主线，揭示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本质和巨大力量。从1894年甲午战争说起，那时候的中国军队是什么样子？有个日本军官曾经说，他羞于与这样的敌人作战，腐败、贪婪、怯战、贪生怕死、望风而逃，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然而，仅仅40年过去，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个民族，就产生了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二万五千里长征。
40年是个什么概念？它在一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恐怕连一瞬都算不上。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巨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壮举？这当中又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我说这是因为“基因突变”--是这个民族、这支军队产生的一次基因的正突变。其结果是什么？这支人民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打下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接着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就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军魂在起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是那些坚定的共产党人，给这支军队注入了一个魂，赋予它钢铁般的意志和战胜一切的力量。今天回忆他们，我们发自内心呼唤：魂兮归来。我相信，当这支军队回归本色，重塑精神，就永远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就一定能够肩负起党和人民的希望与重托。
玛雅：你是做战略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在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你为什么认为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这么重要?
秦天：我们当时感到“两个太危险”--一个是内部太危险，一个是外部太危险。
从内部来说，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别忘了邓小平还有一句话，两手都要硬啊。对共产党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后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党的自身建设。要实现民族复兴，光靠经济发展就行了吗？肯定不行。党还有很多任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然我们是执政党，又要长期执政，不把自己建设好，任由一些人弄得乌七八糟，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必须看到，执政党自身建设好与不好，这不仅是共产党自己的事，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当时，我们听过很多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做报告，讲的基本都是经济形势和发展经验，很少讲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这让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如果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的一把手，眼睛都只盯着GDP，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事谁来抓？
玛雅：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讲两个概念，一个“政府公司化”，一个“政党国家化”。他认为，腐败问题就是政府公司化，尤其是各级政府直接卷入经济活动导致的。政党国家化，就是政党越来越像是一个管理机器，不提供政治动力，不提供政治愿景，而转化为跟国家一体，进而跟经济利益一体。在这个条件下，由于政党和国家都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器当中运转，就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资本一方，甚至被资本俘获。这个事实上已经发生在军队和政府的一些干部中，可见问题有多严重。
秦天：所以说危险啊！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巨大，但一些重要阵地失守了。党内很多人，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其政治意识、立场意识、阵地意识、敌情意识确实薄弱了、淡化了。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区别，意识形态之争、制度模式之争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内心早已失去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认为所谓“殊途同归”、“世界大同”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上存在着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敢抓和不会抓的问题。
另一个是外部危险--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我们体制内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真傻，一种是装傻。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真傻的越来越少，装傻的越来越多。很多人明明知道西方渗透的后果是什么，但就是不表明立场，或者说立场已经转过去了，这才是最要害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尖锐指出，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第二个苏联。所以，要通过揭真相、问究竟、明是非，让那些装傻的人没法再装下去。
回顾历史，从甲午战争到红军长征，仅仅40年时间，中华民族就产生了一次基因的正突变。然而在今天，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的有意渗透，以及我们自身的政治麻木和腐败问题，中国已经面临产生基因负突变的危险。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现在加强作风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就是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玛雅：有些人因为政治麻木而放松警惕，也有些人因为失去信心而选择沉默，这对党和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
秦天：这就是问题的严重之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采取了一种新手段，叫“精确演变”。我们怎么回击他？就是要精确加固--你重点攻击我哪个部位，我就在哪个部位重点加固。所以，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做的一些事，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来说，也是力挽狂澜，意义重大。
对中国前途之问做出肯定的回答
玛雅：中国共产党从哪来，到哪去？社会主义中国从哪来，到哪去？如果说，历史在记录着我们的回答，你认为中国今天在做出怎样的回答？你对中国的未来如何预期？
秦天：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和国家崛起的背景条件都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新变化，有些变化甚至带有历史转折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结合所带来的全新发展时期。中国正迈开脚步，以量的持续增长和质的加速提升，由大国向强国快速发展。
中国在做出怎样的回答？我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做出了历史性的回答。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对于这个第二要动态地看。中国现在GDP超过10万亿美元，仍然在以7%的速度持续增长，这是什么概念？这必将对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特别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欢迎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实现共同繁荣进步。这种非排他性的发展模式，将进一步增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提升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玛雅：这是讲量的变化，那质的变化呢？
秦天：质的变化是，在保持量的巨大增长的同时，中国正在以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模式上取得成功，做出历史性的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以坚定的决心、坚强的意志和空前的力度，大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旗帜鲜明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着力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积弊。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玛雅：这么说，你对中国未来发展感到乐观？
秦天：我充满信心。真正的世界强国光靠经济上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还要在社会进步和国家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带给世界全新的发展理念和价值体系。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很多支撑条件--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现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正在把这些支撑条件一个一个建构起来。可以这么说，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领域和政治建设领域共同取得成功之时，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之日。这不仅将极大地改变中国，也必将极大地影响世界。未来中国的崛起，将不仅体现一种发展模式的成功，更彰显一种价值理念的成功。我坚信，假以时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对中国前途的历史之问，做出肯定的回答。
【习近平自曝与刘源情义 重大问题都“不谋而合”】
提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大多数人总会想到他的反腐成就——查办谷俊山及其背后的“大老虎”。不过，刘源的辉煌战绩不仅限于反腐领域。23日，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刊发了《军人刘源的四场“特殊战役”》一文。文章从反腐、裁军、建设、宣传等四条战线细数了刘源的辉煌战绩。文章最后指出，刘源的人生，可谓工、农、兵、商、学皆有经历，每次他的身份变更、职务调动，都是出于组织上的安排、工作上的需要，刘源从无二话。在他看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下为原文：
刘源将军在小伙伴们心中地位很高。他的粉丝为什么会这么多呢？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刘源在四场“特殊战役”中的辉煌战绩，足以说明一切。
反腐战役：我宁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拿下这个贪官！
近年来，最令刘源“涨粉”的事，无疑是他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力主揪出了军中巨贪谷俊山。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透露，刘源和总后党委的其他同志，以党委的名义举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谷俊山虽然只是总后副部长、中将，但在背后一些人的指使下反而很猖狂，说“我后面也有人”。当时的总后部长廖锡龙听到这话震怒，说：“我廖锡龙上过战场，死都不怕，还怕一个贪官？”刘源也拍案而起，说：“我刘源没上过战场，但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拿下这个贪官！”
2011年12月28日，总后的一次军以上领导干部的会议上，刘源发表讲话称，在总后系统，腐败“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这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我宁可丢乌纱帽，也要跟腐败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谷俊山与刘源同坐大会主席台。刘虽没点名，但台下高级军官们心知肚明，“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经过刘源等人不懈努力，不仅最终查办了谷俊山，还连带将他背后的两只大老虎——徐才厚、郭伯雄挖了出来。今年2月，郭伯雄之子郭正钢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3月的两会上，有媒体问刘源，郭正钢被查是否涉及更大的老虎？刘源微笑着回答：“你懂的。”一个月后，郭伯雄落马，“你懂的”应验成真。十八大以来，总后还查出了副部长刘铮、副参谋长符林国、军需物资油料部副部长周国泰等“军老虎”，提振了官兵的士气。
面对成绩，刘源保持了谦虚冷静，他说：“抓出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大贪巨奸，是习近平主席决定、督办的，没有习主席的魄力、胆识和担当精神，军队可真没救了！所以首先是感佩习主席！感谢党中央！我个人即使起了点小作用，也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份，应该做的。”
裁军战役：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
2003年，刘源担任总后副政委。当时正值解放军第十次大裁军，组织上安排刘源负责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并整体移交地方。这可是个“硬骨头”，因为军队的福利保障无所不包，但是地方已经基本没有铁饭碗了，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很多人不想离开部队。刘源挑起了担子，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将心比心，尽量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终于圆满完成任务。2003年8月24日，在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广东省管理的交接仪式上，刘源激动对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说：“我这个女儿多好！从现在起，就嫁给你家了。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啊！”
关于这次院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裁减了机构和人员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另一方面，对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建设战役：为跑工程在别人家门口站等4小时
1992年，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刘源接到一纸调令，出任武警水电部队第二政委（后升任政委）。当时水电部队的条件很差，号称“中国最苦的部队”，在这里当政委，物质条件上无法与主政地方的副省长相提并论。可刘源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带领水电部队建三峡、战边疆、上高原、下海岛，参与了几十项重点建设和抢险工程，屡获军委的表扬。当时水电部队需要自己到市场上找项目、完成招投标，任务很艰巨。刘源利用自己在河南省主管经济时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亲自为部队找工程、跑项目。为了承包三峡的一个建设工程，他曾往返于宜昌和北京50余次。一次，刘源为了见到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竟在他家门口站着等了4个小时！
据战友回忆，刘源对物质要求不高，穿着非常朴素。他经常在工地上忙碌，衣服也顾不上洗，看起来和工人差不多。有一次，刘源在大雨滂沱中从工地驱车数小时，赶到一座大城市联系业务，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前台服务员办理入住时，看见证件上注明是少将警衔，但觉得面前这个穿着迷彩服、满身泥水的人像民工似的，与证件上的身份反差太大，怀疑是不法分子冒充，便悄悄报了警。当地的公安机关急忙将情况通报给公安部，公安部又与武警总部核实情况。折腾了数小时，前台服务员终于确信，面前这个人真的是一名将军。
宣传战役：中国军人应该有敢于亮剑的精神
很多小伙伴都看过电视剧《亮剑》，但很少有人知道刘源是这部戏的总顾问。“一次，作家都梁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小说《亮剑》，我看了以后非常喜欢，就觉得应该拍成电视剧。”刘源说，从取得版权到物色演员，几乎是“从头张罗”推动这部电视剧问世。他之所以投入这么大精力，是因为喜欢这个故事，欣赏李云龙这个角色。刘源说，李云龙战功赫赫，但也常犯些小错误。有献身精神也有蛮不讲理的劲儿，有血性有勇气有智慧也有狡猾，是个有血有肉性格饱满的角色。但他身上的那股豪迈之气和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气神，是打动观众和读者的关键，恰恰也是新时代中国军人必须要有的精神气质。“《亮剑》提振的不仅是军人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我们要崛起，要实现我们的梦想，都应该有一股劲儿，有一股神儿，也就是敢于亮剑的精神。”除了《亮剑》，刘源还是另一部热门戏《女子特警队》的总监制。为此他十分自豪：“一部女人片，一部男人片，都得了全部的大奖，创出当年最高收视率。”
刘源的人生，可谓工、农、兵、商、学皆有经历，在部队中，他在武警、院校、总部等不同系统中都任过职。每次他的身份变更、职务调动，都是出于组织上的安排、工作上的需要，刘源从无二话。在他看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当年“下基层”的事，他颇有感触地说道：“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
多年来，在重大问题上，刘源都能保持与习近平“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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