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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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500,#3f3151,#3f3151,2][tr][td][table=500,#5f497a,#5f497a,2][tr][td][table=500,#b2a2c7,#b2a2c7,2][tr][td][table=500,#ccc1d9,#ccc1d9,2][tr][td][table=500,#e5e0ec,#e5e0ec,2][tr][td] [font=宋体]导读：[/font]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
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巨变，无数仁人志士投笔从戎，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终生。他们经历过无数的硝烟与战火，抛洒过数不清的汗水和热血，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一代名将和奠基人。
而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那些特殊的“红色后代”。[align=center][img]http://i4.hexunimg.cn/2015-01-04/172012499.jpg[/img][/align]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7月，张宗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当时，警卫团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转入江西修水一带活动。同年9月，张宗逊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由警卫团改编而成，团长卢德铭)参谋。在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他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
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55年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0月，毛泽东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代表党和国家授予张宗逊上将军衔，并同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褒奖了张宗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1973年张宗逊任总后勤部部长，1998年9月，张宗逊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又侠，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7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7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11年晋升上将军衔。张宗逊、张又侠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二对“上将父子”，也是第一对四总部“部长父子”。
【毛的嫡系张宗逊不被重用之谜】
在55上将中，张宗逊是属于资格比较老的一位。他既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又是黄埔四期毕业，这种资历即便放在大将里也毫不逊色，须知林彪元帅也不过是黄埔四期的。更重要的是张宗逊的出身，他出自武汉国民警卫团，这可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初上井冈山时依赖的的主要力量，当时工农革命军都是乌合之众，只有一个国民警卫团是正规军，而且是原叶挺的部队，可谓根红苗正，从这点来看，张宗逊应该算是毛泽东嫡系了。不仅如此，张宗逊秋收起义前就薀旺民警卫团的连级干部，这种地位在井冈山初期的干部队伍里是屈指可数的。
但奇怪的是，尽管是嫡系，而且是嫡系中的白领，但整个红军时期，张宗逊进步却不快，只在一些杂牌部队甚至是地方游击队里混，不受重视。虽然也当过军长，但部队一整编就又降为团长。而他秋收起义部队里的同事，不仅平级干部、甚至一些下级都先后超过了他，罗荣桓、谭政自不待言，伍中豪、何长工、周昆、寻淮洲、曾士峨等也都曾是他的平级或者下级。张宗逊进步如此缓慢，主要还是军事指挥能力不行。
抗战爆发后，张宗逊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拐点，成为八路军六大主力旅之一的358旅旅长。358旅的前身是贺龙的湘鄂西山头，张宗逊成为这一山头掌门人总算是得到重用了。不过他这一重用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本来358旅旅长是正宗湘鄂西出身的卢冬生，但二方面军搞批判军阀主义运动时，卢冬生受了很大委屈，于是闹情绪要到抗大学习，后来又到苏联留学，这才让张宗逊捡个便宜。当然，由张宗逊而不是别人捡这个便宜，也有多种因素，首先，跟他多年的带兵经历有关，他是嫡系部队出身，却被多次派到非嫡系部队任职，这次再到一个非嫡系部队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其次，这一任命也跟彭德怀推荐有关，张宗逊曾在三军团当过师长，跟彭德怀关系不错（后来两人在西野、总参再次合作，依然关系融洽，显然两人比较对脾气。）批军阀主义是彭德怀主导的，既然把卢冬生气走了，让老部下顶上去，也算是顺理成章吧。
抗战八年，张宗逊成为贺龙的主要助手，指挥358旅南征北战，虽然没有建立多大的战略根据地，但也打过不少好仗，最著名的是滑石片战斗，战绩辉煌，陈庄战斗协助贺龙打得也不错，这让中央比较满意。在抗战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张宗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宗逊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大同集宁战役遭遇惨败。虽然战役策划者聂荣臻要负主要责任，但张宗逊作为战役前敌总指挥，几次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优柔寡断，也要负重要责任。先薀庭打大同失败，堵截傅作义援军又失败，导致我军遭到重大损失。这次失败使得晋察冀和晋绥两位老大聂荣臻、贺龙从此丧失军事指挥权，张宗逊却没受多大影响，还高升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有取代贺龙之势。但随后进行的西华池战役他再次指挥失误，以多击少，还打了大败仗，这让中央彻底了解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撤销了张宗逊的军事指挥权。后来他虽高升为一野副司令，但那不过是荣誉职务而已。
张宗逊指挥打仗不行，搞军训还是可以的，战争年代就搞得不错，这给中央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调任副总参谋长，还是主管全军军训。不过这时他的地位已经明显降低了，1955年授衔时只得了个上将，1956年参加八大，依然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此时大多数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已经升为正式委员了。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张宗逊虽不算主角，但绝对是个火药引子，反教条主义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是从萧克整他引发的。萧克看他不顺眼大概有多年了，本想借这个机会发泄一下，却没想到张宗逊后头还有彭德怀，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自己却被整了一通，还连累了刘伯承、李达等一干人马，老萧真是多事。
张宗逊这个人可能比较滑头，善于见风使舵。他本来跟彭德怀关系密切，但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挨批，他却没受影响，主要是另一位老上级贺龙也欣赏他，保护了他。
文革后期，据说他又给江青写效忠信，引起邓小平厌恶，从而成为唯一一位既没有被打倒又没有得到重用的55上将，不过张宗逊也有一件令他自豪的事情，那就是生了个好儿子张又侠，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长，属于军委领导人一级，比他爹都厉害，55将领的子弟混到这一级的还没有第二个。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开国上将张宗逊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军中担任要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么张宗逊为什么是上将而非大将军衔呢？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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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曾任红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兼富甘警备司令、八路军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秋收起义、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冀中抗日、百团大战、解放西安、解放兰州、解放青海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所谓“大将”，是与“海军元帅”同等官职的军衔，也是陆军中最高将领的军衔，新中国共有十位大将，并称为“十大大将”，他们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肖劲光、黄克诚、徐海东，其中并没有张宗逊。
纵观张宗逊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军衔史，最高也只是第一野战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而已，和其他几位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相比还是没有到达这一档次，尽管张宗逊和毛主席关系很好交情很深，但是毛主席也向来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交情深归交情深，功勋并未达到要求，就得不到这个军衔。
1955年的时候，我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这个“军衔制”是模仿参考了前苏联等国的军衔制，再加上我国传统的军衔提升制度综合起来指定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军衔制”。其中将官的军衔设置有四个，分别是大将、上将、中将、少将。而在1965年，我国取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即使到了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大将”这个军衔也已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级上将”军衔，在1993年连“一级上将”军衔也被取消，只剩下了上将、中将及少将军衔。
也就是说，1955年被封为的“十大上将”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上将”了，不出意外的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大上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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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奋斗的一生 不朽的功勋】
2013年2月7日，是已故开国上将张宗逊同志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张宗逊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建国后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和不朽功勋。
一、少年时期的苦难岁月里，萌生了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革命思想。1908年2月7日，张宗逊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赤水镇淹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就开始在本村的私塾念书，接受传统教育。10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件官府欺压百姓的事情，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19年，他11岁时，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毕业回乡，宣传五四运动和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宗逊听得很认真。1922年，14岁的张宗逊就读于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受王尚德等革命者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5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建立农民协会，创办“教育促进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
二、黄埔励志的求索岁月里，受党的思想熏陶，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1925年秋，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张宗逊加入中国国民党。翌年2月，经党组织介绍，张宗逊如愿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五期入伍生2团2营5连，并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他每两周去一次广东省农民协会，聆听周恩来讲政治形势报告。“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毅然退出国民党，并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从思想深处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由于张宗逊随黄埔军校政治科到达武汉，避过了那场劫难。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向西攻击时，他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他担任后卫，初步展露了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军事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从那时起，他就跟着毛泽东，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三、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里，保卫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反“围剿”，炼就了坚强的革命意志。三湾改编后，张宗逊改任团部参谋、副连长，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捣乱破坏，随时需要设岗布哨，严防不测。那时，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则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打地铺睡在旁边。1927年10月23日拂晓，部队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的袭击，被迫撤离大汾圩。11月中旬，在向茶陵县城进军中，张宗逊腿部负伤，3个月后基本痊愈。1928年5月4日，朱、毛会师之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张宗逊任第四军的一名连长，成为“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1928年6月23日，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联合组织第一次“会剿”，张宗逊带领永新县游击大队取得“龙塬口大捷”。1928年6月25日，张宗逊任第四军第31团1营2连连长，开赴永新县最东边的石灰桥地区，打土豪分田地。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任红四军第3纵队第9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1930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第36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率部支援红3军团第9师作战，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他先后改任第12军军长、第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等职。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坚决追随毛泽东、被“左”倾领导者认为有“毛派嫌疑”的张宗逊被免去师长职务，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4年5月，心情郁闷的张宗逊路过福建长汀时特意去看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随即指点他说：“周恩来同志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同年6月，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由普通学员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谆谆教诲下，通过对历次反“围剿”，特别是第五次失利的比较分析，张宗逊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坚定了跟着毛泽东就能取得胜利的信念。
四、被迫长征的艰难岁月里，临危不惧，坚持原则，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1934年10月16日，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张宗逊由红军大学调中央纵队（即第二野战纵队）任参谋长，随后，接任红四师师长。强渡湘江时，他指挥红四师控制界首渡河地段，坚守一天，阻击广西敌军，掩护中央纵队通过。在攻占娄山关的第二天，敌军疯狂反扑，张宗逊率红10团与红11团、红12团击溃敌军。1935年2月28日，在同薛岳兵团的战斗中，张宗逊率红10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鸭山时，腿部负重伤，到中央休养连休养并担任连长。1935年6月中旬，在腿伤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分配工作。8月上旬，奉命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和许世友一起，保卫党中央继续北上。张国焘反党事件发生后，被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成为监视对象。1936年2月，由于私下与曹里怀等谈论部队行动情况，被张国焘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37年1月3日，张宗逊在保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蒋介石的‘围剿’把你‘剿’回了家乡，给了你天时、地利、人和，我真替你高兴呦！”毛泽东还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
五、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善战，运用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屡立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宗逊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旅长，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8日，首战运用游击战术，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1938年10月，张宗逊率部转战晋察冀边区，11月3日，在敌人必经之路的滑石片，伏击出城进犯的日军蚋野大队，歼灭大队长以下700余人。1940年6月17日-19日，张宗逊指挥部队在晋西北的米峪镇对外出“扫荡”归来的日军村上大队进行伏击，歼灭日军700余人。1940年8月20日，张宗逊率部向康家会和砚湾开进，参加百团大战，歼灭康家会敌军，拔掉了静忻公路之间最大的据点。
六、反对内战的日子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3年3月，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阴谋，于6月初电令正在晋绥抗日前线的张宗逊立即西渡黄河，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张宗逊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亲切地说：“你三十而立，块头更大了，比井冈山时期阔气多了，成了万军首领！今天留你吃饭，以示祝贺。”席间，毛泽东谈到：“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点新战术，企图闪击延安。把你们调回来，就是为了对付他。”1945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夺取关中解放区，钳制陕甘宁八路军向日军的反攻，集中9个师的兵力，向爷台山等地发起攻击，我军决定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指挥爷台山反击战。8月8日-10日，经过3天激烈战斗，收复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对张宗逊指挥的这次作战，毛泽东极为满意。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盛赞这次反击战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脽拓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了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100里、长20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
七、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场上，披坚执锐，英勇善战，为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8月2日，张宗逊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指挥大同集宁战役。从8月14日晚到9月13日，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歼敌1.2万余人。1946年11月中旬，张宗逊任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奉命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1947年2月10日，张宗逊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3月3日，野战集团军发起西华池战斗，击毙敌48旅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1947年7月底，根据中央小河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协助彭德怀先后发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斗，三战三捷，坚定了边区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张宗逊又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宜川、黄龙、西府、陇东等战役，将胡宗南的重兵集团牵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我军在中原、山东、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1949年2月，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率部发动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并参与指挥扶郿、兰州等战役。随后，张宗逊任兰州军管会主任，夜以继日地处理接管工作，安排部署剿匪事宜，为兰州的社会稳定和生产恢复做出重要贡献。
八、建设新中国的岁月里，勤俭节约、淡泊名利，为共和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突出业绩。新中国建立初期，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0月彭德怀赴朝鲜指挥作战，经毛泽东批准，张宗逊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职务。期间，他指挥所部完成了围歼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剿灭土匪的任务。张宗逊牢记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勤俭节约，永葆革命本色，时常将掉在饭桌上的米粒捡起来吃掉。1971年1月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就连每次烧完的煤渣都要认真检查一遍，把没有燃尽的煤炭重新放回炉子里。对于工作安排，他从来都是不讲条件，乐于接受，对于组织给予的荣誉，他一贯都是谦虚地表示“惭愧、惭愧”。1952年10月，张宗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1955年4月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工作，参与组织编写各种条令、条例和教材。他淡泊名利、恪尽职守，刻苦钻研现代军事科学，注重调查研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1955年10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前后，他还荣任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张宗逊是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6月—1978年2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83年6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获一级红袩挺勋荣誉章。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张宗逊同志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今天，我们纪念张宗逊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顽强奋斗、淡泊名利的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不断开创陕西东大门建设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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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天，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
马晓天为原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马载尧之子。
中共十八大前夕，解放軍高層將領進行了新一輪大調整。其中，最受外界關注的，當屬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調任空軍司令員的馬曉天。當時，他已經63歲。有外媒甚至驚呼“馬曉天大有來頭”。
馬曉天薀筒和國的同齡人，出身將門，父親是解放軍政治學院原教育長馬載堯。馬載堯曾被一位老朋友這樣評價：“思慮周全，語言與文字表達皆屬上乘，個人涵養尤其好。”馬載堯在部隊從事干部政治培訓工作長達30多年，在教育培養子女方面同樣不曾放鬆。
上世紀60年代初，時值“過糧食關”的困難時期。馬載堯的一位老戰友從廣東到北京開會，順便看望他。可一見面，老戰友的心情就備感沉重：當時的馬載堯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帶菜色，精神也很差。這位老戰友思來想去，最后硬著頭皮找到一位在海軍后勤部門工作的朋友幫忙弄了一桌飯菜，為老馬全家“改善改善”。馬載堯一家到餐廳坐下后，盡管幾個孩子已經飢餓難耐，但都規規矩矩地等著大人發話。老戰友對孩子們說：“別客氣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剛要動筷子的時候，年僅十一二歲的馬曉天突然問了一句：“伯伯，我們今天可以吃飽飯嗎？”老戰友先是一愣，等明白過來這話的意思后，哽咽著說：“可以，當然可以往飽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這位久經沙場的老軍人都忍不住要落淚，他說：“要知道馬載堯怎麼教育孩子的，聽聽曉天這句話，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16歲那一年，各方面身體條件都非常過硬的馬曉天終於圓了自己的參軍夢，並考入軍校，成為空軍某航校的學員。
從空軍轉業到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徐建中，30多年前就採訪過馬曉天，至今一直沒有間斷聯系。22歲時，馬曉天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並在3年后成為當時空軍最年輕的飛行副團長。徐建中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新聞”，先后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數次對馬曉天進行跟蹤採訪，寫出人物通訊《塔台上的“兒童團長”》，發在解放軍報上。“塔台上，馬曉天手拿話筒，沉著地指揮18架戰鷹進行高難度訓練……”一名新中國年輕空軍指揮官的成長經歷，激勵了無數同齡人。
在和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聊起馬曉天的履歷時，徐建中如數家珍：1994年至1997年，馬曉天任空軍第十軍參謀長、軍長，並晉升為空軍少將。此后，馬曉天又擔任空軍副參謀長、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上，49歲的馬曉天親自駕駛SU30戰斗機參加飛行表演，贏得國內外同行一片喝彩。此后，馬曉天歷任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空軍副司令員﹔2006年調任國防大學校長，執掌中國最高軍事學府﹔2007年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2009年晉升空軍上將軍銜﹔2012年10月，接任許其亮，成為空軍歷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員。
2013年6月10日，已退休多年的徐建中走進馬曉天上將的辦公室，對他再次進行了“採訪”。
事后，徐建中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我一邊品茶，一邊環視司令員的辦公室——角落裡有一隻老鷹標本。我明白，飛行員的理想都是從鷹擊長空啟蒙的。桌子和書櫃上擺放著很多飛機模型。我清楚，作為空軍指揮員，他必須對各種機型的性能了如指掌。主牆上挂著巨幅《孫子兵法》木刻。我知道，這更是一個軍事指揮家實踐空戰必勝的瑰寶……”
徐建中不僅關注馬曉天的“成長”，更關注他的言行，因為他代表的是中國當代軍人的整體形象。徐建中注意到，馬曉天近幾年數次代表軍方的“發聲”，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2010年3月，韓國指責朝鮮擊沉其“天安”號軍艦。美韓借機舉行聯合軍演，美國航母欲闖黃海。當年7月1日，馬曉天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時表示：“因為是在黃海，距離中國領海很近，舉行這樣的演習，我們是非常反對的。”他隨即高聲補充說：“對於他們的演習，我們已經明確地表達了態度，堅決反對！”馬曉天的這聲怒喝，給中外媒體留下了“鷹派上將”的印象。 在2011年7月26日舉行的中日防務安全磋商會上，馬曉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島配備自衛隊”“日本在東海強化警戒監視活動”等問題向日方表示不滿，認為日本“正走向危險的方向”。對於日本新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及日美發表的共同聲明提到的“中國在東海、南海活動頻繁是威脅、憂患”等，馬曉天強硬表示，中方沒有任何值得擔憂的事情， “南海問題是(中國同周邊國家)兩國之間的問題，和美國沒有關系”。
除了上述4任司令員，還有馬寧、王海、曹雙明、於振武、劉順堯、喬清晨和許其亮等7位空軍當家人，他們都在不同時期為空軍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建設一支強大的、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的現代化空軍，是一代代空軍指戰員們的理想和奮斗目標。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到空軍機關就空軍建設和軍事斗爭准備進行調研時強調，我們要“建設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強大人民空軍”。這讓很多外媒猜測，一支強大的中國空軍將呼之欲出。
主要经历： 马晓天，男，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196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为什么被称为鹰派空军司令】
鹰派是一个广泛用于政治上的名词，用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反义词为鸽派。
马晓天上将在军事外交上从不弱势，一贯以强硬的作风来应对各种问题，因此被称为鹰派司令。
63岁的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五年前接替许其亮任副总参谋长,此番再次接替许其亮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空军历史上第11位司令员。
【鹰派司令马晓天:刚上任就做了件让美国愤怒的事】
现年63岁的马晓天上将军衔,被媒体称为“共和国史上最帅空军司令”。他出身将门,父亲是开国大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马载尧曾被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思虑周全,语言与文字表达皆属上乘,个人涵养尤其好。”自1949年调任四十九军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后,马载尧便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部队干部政治培训生涯,擅长教育工作的他,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同样不曾放松。
20世纪60年代初,时值“过粮食关”的困难时期,马载尧的一位老战友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他。可一见面,老战友的心情就倍感沉重:原来此时的马载尧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带菜色,精神也很差。这位老战友思来想去,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一位在海军后勤部门工作的朋友,帮忙弄了一桌饭菜,为老马全家“改善改善”。马载尧一家到餐厅坐下后,尽管几个孩子已经饥饿难耐,但都规规矩矩地等着大人发话。老战友对孩子们说:“别客气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马晓天突然问了一句:“伯伯,我们今天可以吃饱饭吗?”老战友先是一愣,等明白过来这话的意思后,哽咽着说:“可以,当然可以尽饱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都忍不住流着泪,喃喃地说道:“要知道马载尧怎么教育孩子的,听听晓天这句话,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在严格的家庭教育熏陶下,马晓天不满16岁就成为空军某航校的学员,开始了军旅生涯,大型纪录片《国庆颂》曾对其特别介绍,并称之为“塔台上的儿童团长”。22岁时,马晓天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在3年后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副团长。1994年至1997年,马晓天任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并在其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此后,马晓天又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49岁的马晓天亲自驾驶SU-30战斗机飞行。随后,马晓天调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并在2000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2001年至2006年,马晓天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2006年调任国防大学校长,执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2007年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2009年晋升空军上将军衔;2012年10月,接任许其亮,成为空军历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员。
回首马晓天的履历,他经历了地方野战部队、空军机关、军校、军委总部等多个关键岗位的历练,曾多次指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部署中国军队积极防御战略和战术。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他分管外事及情报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军方在国际上进行强硬表态。
2010年3月,韩国指责朝鲜击沉其“天安”号军舰。同年6、7月,美韩借机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母欲闯入黄海。7月1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马晓天,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他随即厉声补充道:“(对于)他们的演习,我们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坚决反对!”马晓天的这声怒喝,给中外媒体留下了“鹰派上将”的印象。
日本《读卖新闻》2011年7月31日刊文称,在7月26日举行的中日防务安全磋商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岛配备自卫队”、“日本在东海强化警戒监视活动”等问题向日方表示不满,认为日本“正走向危险的方向”。对于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日美6月份在华盛顿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到的“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频繁是威胁、忧患”等,马晓天表示,中方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事情,“南海问题是(中国同周边国家间)两国之间的问题,和美国没有关系”。
其实,外界称马晓天上述言论为“狠话”,并以此为依据称他为军方“鹰派”,有过度解读、妄加猜测和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马晓天在放“狠话”的同时,也强调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当代中国郑重的战略选择。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责任所在。要解决海洋、网络、太空以及气候环境等问题,须靠进一步的发展与合作。
【履历表】：
1965.07—1966.12 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学员
1966.12—1968.05 第十二航空学校学员
1968.05—1970.12 第十二航空学校飞行教员
1970.12—1972.01 第五航空学校学员
1972.01—1983.05 空军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副团长，团长
1983.05—1994.04 空军航空兵师副师长，师长(其间：1993.05—1994.04 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
1994.04—1997.03 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
1997.03—1998.08 空军副参谋长
1998.08—1999.06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
1999.06—2001.01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1.01—2003.07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3.07—2006.08 空军副司令员
2006.08—2007.09 国防大学校长
2007.09—2012.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9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2012.10—2013.03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2013.03—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共第十六、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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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先从政，后从军。从政期间，历任河南省郑州市副市长，河南省副省长。进入军界后，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2011年1月19日，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成为全国首例，同时也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完成了由地方工作向军队工作的转型。2000年被授予武警中将警衔，2009年7月20日晋升上将军衔，2011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
和讯网消息，12月31日，和讯博主刘逸明评论发表了题为《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的博客，以下是博客全文：
最近，关于刘源上将退役的传言甚嚣尘上，由出口转内销。12月31日，国防部网站刊登了当天例行记者会的内容，证实刘源已在近期退役实有其事。发言人杨宇军称，刘源担任正大军区职务已满十年，年龄已达上限，所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他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刘源退下是经过习近平主席亲自批准的。
刘源是习近平在军队反腐过程中最得力的干将，随着一大批“军虎”被拿下，军队改革也顺理成章地启动。军纪委升格作为军改的一个重要环节，备受外界关注。刘源因为在反腐方面的出色表现，在官场和民间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主流舆论都期待刘源能够在到龄后继续留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然而，这一期望最终落空，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一度坦言，反腐治标不治本，但要寻求治本之策，还需要通过反腐来赢得时间与空间。的确，军队改革也需要通过反腐来杀出一条血路。倘若没有习近平、王岐山、刘源等人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鼓起刮骨疗毒的勇气，那么，再美好的改革蓝图都不可能付诸实践。
改革就意味着要从既得利益者身上割肉，其阻力可想而知。在从前，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军虎”可以说是军队改革的拦路虎，如今，这些“军虎”相继落马，再进行军队改革自然阻力要小得多。从这种意义上讲，刘源已经完成了他的政治和历史使命，他的隐退堪比古代名臣、名将的功成身退。
刘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这，他才有资格向军中的贪将们叫板。刘源在向谷俊山等“军虎”开火之前，曾做好最坏的打算，誓言宁可掉乌纱帽或丢掉性命，也要将谷俊山拿下。刘源果不食言，不仅拿下了谷俊山，而且顺藤摸瓜地拿下了徐才厚、郭伯雄。当然，刘源之所以能够成就自己的反腐壮举，跟习近平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刘源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向媒体记者坦言，没有习主席，军队就完了。从一大批“军虎”的贪腐情况看，刘源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郭伯雄的落马可以说标志着军队反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启动军改的契机也同时到来。在9月3日的北京大阅兵时，高层宣布裁军30万，标志着军改拉开序幕，其后的习近平关于军改讲话则标着军改正式启动。
刘源对于军队反腐可谓功不可没，在军队当中，刘源的资历深厚，倘若没有65岁得退休的这条规矩，刘源应该是新军纪委书记的最合适人选，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然而，如今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这看似一大遗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向残余的腐败势力给予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军中最大的几头“猛虎”均已被拿下，今后的军队反腐，没有刘源，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新上任的军纪委书记应该也能干得风生水起。刘源的离去，可以说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反腐和军改既然均已启动，“开弓没有回头箭”，相信在今后，军中反腐仍然可以好戏连台，而军改也会循序渐进，最终让解放军成为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思想前卫的威武之师。
【1982年王光美罕见走“后门”为刘源说情】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4期，作者：余玮，原题：《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下)》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
[table=500,#3f3151,#3f3151,2][tr][td][table=500,#5f497a,#5f497a,2][tr][td][table=500,#b2a2c7,#b2a2c7,2][tr][td][table=500,#ccc1d9,#ccc1d9,2][tr][td][table=500,#e5e0ec,#e5e0ec,2][tr][td] [font=宋体]导读：[/font]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
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巨变，无数仁人志士投笔从戎，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终生。他们经历过无数的硝烟与战火，抛洒过数不清的汗水和热血，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一代名将和奠基人。
而这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选择子承父业，参军报效祖国。如今，他们逐渐成长为解放军内部的中坚力量，默默守护着祖国，守护着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安定和平，用实际行动传承父辈心中的神圣信念。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那些特殊的“红色后代”。[align=center][img]http://i4.hexunimg.cn/2015-01-04/172012499.jpg[/img][/align]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7月，张宗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当时，警卫团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转入江西修水一带活动。同年9月，张宗逊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由警卫团改编而成，团长卢德铭)参谋。在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他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
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55年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0月，毛泽东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代表党和国家授予张宗逊上将军衔，并同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褒奖了张宗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1973年张宗逊任总后勤部部长，1998年9月，张宗逊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又侠，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7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7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11年晋升上将军衔。张宗逊、张又侠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二对“上将父子”，也是第一对四总部“部长父子”。
【毛的嫡系张宗逊不被重用之谜】
在55上将中，张宗逊是属于资格比较老的一位。他既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又是黄埔四期毕业，这种资历即便放在大将里也毫不逊色，须知林彪元帅也不过是黄埔四期的。更重要的是张宗逊的出身，他出自武汉国民警卫团，这可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初上井冈山时依赖的的主要力量，当时工农革命军都是乌合之众，只有一个国民警卫团是正规军，而且是原叶挺的部队，可谓根红苗正，从这点来看，张宗逊应该算是毛泽东嫡系了。不仅如此，张宗逊秋收起义前就薀旺民警卫团的连级干部，这种地位在井冈山初期的干部队伍里是屈指可数的。
但奇怪的是，尽管是嫡系，而且是嫡系中的白领，但整个红军时期，张宗逊进步却不快，只在一些杂牌部队甚至是地方游击队里混，不受重视。虽然也当过军长，但部队一整编就又降为团长。而他秋收起义部队里的同事，不仅平级干部、甚至一些下级都先后超过了他，罗荣桓、谭政自不待言，伍中豪、何长工、周昆、寻淮洲、曾士峨等也都曾是他的平级或者下级。张宗逊进步如此缓慢，主要还是军事指挥能力不行。
抗战爆发后，张宗逊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拐点，成为八路军六大主力旅之一的358旅旅长。358旅的前身是贺龙的湘鄂西山头，张宗逊成为这一山头掌门人总算是得到重用了。不过他这一重用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本来358旅旅长是正宗湘鄂西出身的卢冬生，但二方面军搞批判军阀主义运动时，卢冬生受了很大委屈，于是闹情绪要到抗大学习，后来又到苏联留学，这才让张宗逊捡个便宜。当然，由张宗逊而不是别人捡这个便宜，也有多种因素，首先，跟他多年的带兵经历有关，他是嫡系部队出身，却被多次派到非嫡系部队任职，这次再到一个非嫡系部队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其次，这一任命也跟彭德怀推荐有关，张宗逊曾在三军团当过师长，跟彭德怀关系不错（后来两人在西野、总参再次合作，依然关系融洽，显然两人比较对脾气。）批军阀主义是彭德怀主导的，既然把卢冬生气走了，让老部下顶上去，也算是顺理成章吧。
抗战八年，张宗逊成为贺龙的主要助手，指挥358旅南征北战，虽然没有建立多大的战略根据地，但也打过不少好仗，最著名的是滑石片战斗，战绩辉煌，陈庄战斗协助贺龙打得也不错，这让中央比较满意。在抗战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张宗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宗逊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大同集宁战役遭遇惨败。虽然战役策划者聂荣臻要负主要责任，但张宗逊作为战役前敌总指挥，几次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优柔寡断，也要负重要责任。先薀庭打大同失败，堵截傅作义援军又失败，导致我军遭到重大损失。这次失败使得晋察冀和晋绥两位老大聂荣臻、贺龙从此丧失军事指挥权，张宗逊却没受多大影响，还高升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有取代贺龙之势。但随后进行的西华池战役他再次指挥失误，以多击少，还打了大败仗，这让中央彻底了解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撤销了张宗逊的军事指挥权。后来他虽高升为一野副司令，但那不过是荣誉职务而已。
张宗逊指挥打仗不行，搞军训还是可以的，战争年代就搞得不错，这给中央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调任副总参谋长，还是主管全军军训。不过这时他的地位已经明显降低了，1955年授衔时只得了个上将，1956年参加八大，依然是中央候补委员，而此时大多数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已经升为正式委员了。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张宗逊虽不算主角，但绝对是个火药引子，反教条主义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是从萧克整他引发的。萧克看他不顺眼大概有多年了，本想借这个机会发泄一下，却没想到张宗逊后头还有彭德怀，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自己却被整了一通，还连累了刘伯承、李达等一干人马，老萧真是多事。
张宗逊这个人可能比较滑头，善于见风使舵。他本来跟彭德怀关系密切，但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挨批，他却没受影响，主要是另一位老上级贺龙也欣赏他，保护了他。
文革后期，据说他又给江青写效忠信，引起邓小平厌恶，从而成为唯一一位既没有被打倒又没有得到重用的55上将，不过张宗逊也有一件令他自豪的事情，那就是生了个好儿子张又侠，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长，属于军委领导人一级，比他爹都厉害，55将领的子弟混到这一级的还没有第二个。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开国上将张宗逊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军中担任要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么张宗逊为什么是上将而非大将军衔呢？
开国上将张宗逊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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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曾任红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兼富甘警备司令、八路军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秋收起义、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冀中抗日、百团大战、解放西安、解放兰州、解放青海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宗逊为何没授大将军衔？
所谓“大将”，是与“海军元帅”同等官职的军衔，也是陆军中最高将领的军衔，新中国共有十位大将，并称为“十大大将”，他们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肖劲光、黄克诚、徐海东，其中并没有张宗逊。
纵观张宗逊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军衔史，最高也只是第一野战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而已，和其他几位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相比还是没有到达这一档次，尽管张宗逊和毛主席关系很好交情很深，但是毛主席也向来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交情深归交情深，功勋并未达到要求，就得不到这个军衔。
1955年的时候，我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这个“军衔制”是模仿参考了前苏联等国的军衔制，再加上我国传统的军衔提升制度综合起来指定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军衔制”。其中将官的军衔设置有四个，分别是大将、上将、中将、少将。而在1965年，我国取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即使到了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大将”这个军衔也已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级上将”军衔，在1993年连“一级上将”军衔也被取消，只剩下了上将、中将及少将军衔。
也就是说，1955年被封为的“十大上将”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上将”了，不出意外的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大上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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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逊：奋斗的一生 不朽的功勋】
2013年2月7日，是已故开国上将张宗逊同志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张宗逊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建国后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和不朽功勋。
一、少年时期的苦难岁月里，萌生了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革命思想。1908年2月7日，张宗逊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赤水镇淹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就开始在本村的私塾念书，接受传统教育。10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件官府欺压百姓的事情，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19年，他11岁时，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毕业回乡，宣传五四运动和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宗逊听得很认真。1922年，14岁的张宗逊就读于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受王尚德等革命者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5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建立农民协会，创办“教育促进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
二、黄埔励志的求索岁月里，受党的思想熏陶，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1925年秋，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张宗逊加入中国国民党。翌年2月，经党组织介绍，张宗逊如愿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五期入伍生2团2营5连，并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当时，他每两周去一次广东省农民协会，聆听周恩来讲政治形势报告。“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毅然退出国民党，并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从思想深处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由于张宗逊随黄埔军校政治科到达武汉，避过了那场劫难。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向西攻击时，他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他担任后卫，初步展露了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军事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从那时起，他就跟着毛泽东，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三、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里，保卫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反“围剿”，炼就了坚强的革命意志。三湾改编后，张宗逊改任团部参谋、副连长，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捣乱破坏，随时需要设岗布哨，严防不测。那时，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则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打地铺睡在旁边。1927年10月23日拂晓，部队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的袭击，被迫撤离大汾圩。11月中旬，在向茶陵县城进军中，张宗逊腿部负伤，3个月后基本痊愈。1928年5月4日，朱、毛会师之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张宗逊任第四军的一名连长，成为“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1928年6月23日，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联合组织第一次“会剿”，张宗逊带领永新县游击大队取得“龙塬口大捷”。1928年6月25日，张宗逊任第四军第31团1营2连连长，开赴永新县最东边的石灰桥地区，打土豪分田地。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任红四军第3纵队第9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1930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第36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率部支援红3军团第9师作战，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他先后改任第12军军长、第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等职。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坚决追随毛泽东、被“左”倾领导者认为有“毛派嫌疑”的张宗逊被免去师长职务，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4年5月，心情郁闷的张宗逊路过福建长汀时特意去看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随即指点他说：“周恩来同志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同年6月，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由普通学员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谆谆教诲下，通过对历次反“围剿”，特别是第五次失利的比较分析，张宗逊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坚定了跟着毛泽东就能取得胜利的信念。
四、被迫长征的艰难岁月里，临危不惧，坚持原则，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1934年10月16日，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张宗逊由红军大学调中央纵队（即第二野战纵队）任参谋长，随后，接任红四师师长。强渡湘江时，他指挥红四师控制界首渡河地段，坚守一天，阻击广西敌军，掩护中央纵队通过。在攻占娄山关的第二天，敌军疯狂反扑，张宗逊率红10团与红11团、红12团击溃敌军。1935年2月28日，在同薛岳兵团的战斗中，张宗逊率红10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鸭山时，腿部负重伤，到中央休养连休养并担任连长。1935年6月中旬，在腿伤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分配工作。8月上旬，奉命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和许世友一起，保卫党中央继续北上。张国焘反党事件发生后，被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成为监视对象。1936年2月，由于私下与曹里怀等谈论部队行动情况，被张国焘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37年1月3日，张宗逊在保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蒋介石的‘围剿’把你‘剿’回了家乡，给了你天时、地利、人和，我真替你高兴呦！”毛泽东还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
五、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善战，运用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屡立战功。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宗逊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旅长，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8日，首战运用游击战术，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1938年10月，张宗逊率部转战晋察冀边区，11月3日，在敌人必经之路的滑石片，伏击出城进犯的日军蚋野大队，歼灭大队长以下700余人。1940年6月17日-19日，张宗逊指挥部队在晋西北的米峪镇对外出“扫荡”归来的日军村上大队进行伏击，歼灭日军700余人。1940年8月20日，张宗逊率部向康家会和砚湾开进，参加百团大战，歼灭康家会敌军，拔掉了静忻公路之间最大的据点。
六、反对内战的日子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3年3月，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阴谋，于6月初电令正在晋绥抗日前线的张宗逊立即西渡黄河，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张宗逊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亲切地说：“你三十而立，块头更大了，比井冈山时期阔气多了，成了万军首领！今天留你吃饭，以示祝贺。”席间，毛泽东谈到：“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点新战术，企图闪击延安。把你们调回来，就是为了对付他。”1945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夺取关中解放区，钳制陕甘宁八路军向日军的反攻，集中9个师的兵力，向爷台山等地发起攻击，我军决定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指挥爷台山反击战。8月8日-10日，经过3天激烈战斗，收复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对张宗逊指挥的这次作战，毛泽东极为满意。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盛赞这次反击战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脽拓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了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100里、长20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
七、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场上，披坚执锐，英勇善战，为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8月2日，张宗逊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指挥大同集宁战役。从8月14日晚到9月13日，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歼敌1.2万余人。1946年11月中旬，张宗逊任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奉命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1947年2月10日，张宗逊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3月3日，野战集团军发起西华池战斗，击毙敌48旅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1947年7月底，根据中央小河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协助彭德怀先后发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斗，三战三捷，坚定了边区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张宗逊又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宜川、黄龙、西府、陇东等战役，将胡宗南的重兵集团牵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我军在中原、山东、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1949年2月，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率部发动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并参与指挥扶郿、兰州等战役。随后，张宗逊任兰州军管会主任，夜以继日地处理接管工作，安排部署剿匪事宜，为兰州的社会稳定和生产恢复做出重要贡献。
八、建设新中国的岁月里，勤俭节约、淡泊名利，为共和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突出业绩。新中国建立初期，张宗逊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0月彭德怀赴朝鲜指挥作战，经毛泽东批准，张宗逊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职务。期间，他指挥所部完成了围歼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剿灭土匪的任务。张宗逊牢记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勤俭节约，永葆革命本色，时常将掉在饭桌上的米粒捡起来吃掉。1971年1月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就连每次烧完的煤渣都要认真检查一遍，把没有燃尽的煤炭重新放回炉子里。对于工作安排，他从来都是不讲条件，乐于接受，对于组织给予的荣誉，他一贯都是谦虚地表示“惭愧、惭愧”。1952年10月，张宗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1955年4月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工作，参与组织编写各种条令、条例和教材。他淡泊名利、恪尽职守，刻苦钻研现代军事科学，注重调查研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1955年10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前后，他还荣任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张宗逊是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6月—1978年2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83年6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获一级红袩挺勋荣誉章。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张宗逊同志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今天，我们纪念张宗逊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顽强奋斗、淡泊名利的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不断开创陕西东大门建设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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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天，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
马晓天为原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马载尧之子。
中共十八大前夕，解放軍高層將領進行了新一輪大調整。其中，最受外界關注的，當屬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調任空軍司令員的馬曉天。當時，他已經63歲。有外媒甚至驚呼“馬曉天大有來頭”。
馬曉天薀筒和國的同齡人，出身將門，父親是解放軍政治學院原教育長馬載堯。馬載堯曾被一位老朋友這樣評價：“思慮周全，語言與文字表達皆屬上乘，個人涵養尤其好。”馬載堯在部隊從事干部政治培訓工作長達30多年，在教育培養子女方面同樣不曾放鬆。
上世紀60年代初，時值“過糧食關”的困難時期。馬載堯的一位老戰友從廣東到北京開會，順便看望他。可一見面，老戰友的心情就備感沉重：當時的馬載堯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帶菜色，精神也很差。這位老戰友思來想去，最后硬著頭皮找到一位在海軍后勤部門工作的朋友幫忙弄了一桌飯菜，為老馬全家“改善改善”。馬載堯一家到餐廳坐下后，盡管幾個孩子已經飢餓難耐，但都規規矩矩地等著大人發話。老戰友對孩子們說：“別客氣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剛要動筷子的時候，年僅十一二歲的馬曉天突然問了一句：“伯伯，我們今天可以吃飽飯嗎？”老戰友先是一愣，等明白過來這話的意思后，哽咽著說：“可以，當然可以往飽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這位久經沙場的老軍人都忍不住要落淚，他說：“要知道馬載堯怎麼教育孩子的，聽聽曉天這句話，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16歲那一年，各方面身體條件都非常過硬的馬曉天終於圓了自己的參軍夢，並考入軍校，成為空軍某航校的學員。
從空軍轉業到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徐建中，30多年前就採訪過馬曉天，至今一直沒有間斷聯系。22歲時，馬曉天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並在3年后成為當時空軍最年輕的飛行副團長。徐建中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新聞”，先后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數次對馬曉天進行跟蹤採訪，寫出人物通訊《塔台上的“兒童團長”》，發在解放軍報上。“塔台上，馬曉天手拿話筒，沉著地指揮18架戰鷹進行高難度訓練……”一名新中國年輕空軍指揮官的成長經歷，激勵了無數同齡人。
在和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聊起馬曉天的履歷時，徐建中如數家珍：1994年至1997年，馬曉天任空軍第十軍參謀長、軍長，並晉升為空軍少將。此后，馬曉天又擔任空軍副參謀長、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上，49歲的馬曉天親自駕駛SU30戰斗機參加飛行表演，贏得國內外同行一片喝彩。此后，馬曉天歷任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空軍副司令員﹔2006年調任國防大學校長，執掌中國最高軍事學府﹔2007年出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2009年晉升空軍上將軍銜﹔2012年10月，接任許其亮，成為空軍歷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員。
2013年6月10日，已退休多年的徐建中走進馬曉天上將的辦公室，對他再次進行了“採訪”。
事后，徐建中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我一邊品茶，一邊環視司令員的辦公室——角落裡有一隻老鷹標本。我明白，飛行員的理想都是從鷹擊長空啟蒙的。桌子和書櫃上擺放著很多飛機模型。我清楚，作為空軍指揮員，他必須對各種機型的性能了如指掌。主牆上挂著巨幅《孫子兵法》木刻。我知道，這更是一個軍事指揮家實踐空戰必勝的瑰寶……”
徐建中不僅關注馬曉天的“成長”，更關注他的言行，因為他代表的是中國當代軍人的整體形象。徐建中注意到，馬曉天近幾年數次代表軍方的“發聲”，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好的反響。
2010年3月，韓國指責朝鮮擊沉其“天安”號軍艦。美韓借機舉行聯合軍演，美國航母欲闖黃海。當年7月1日，馬曉天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時表示：“因為是在黃海，距離中國領海很近，舉行這樣的演習，我們是非常反對的。”他隨即高聲補充說：“對於他們的演習，我們已經明確地表達了態度，堅決反對！”馬曉天的這聲怒喝，給中外媒體留下了“鷹派上將”的印象。 在2011年7月26日舉行的中日防務安全磋商會上，馬曉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島配備自衛隊”“日本在東海強化警戒監視活動”等問題向日方表示不滿，認為日本“正走向危險的方向”。對於日本新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及日美發表的共同聲明提到的“中國在東海、南海活動頻繁是威脅、憂患”等，馬曉天強硬表示，中方沒有任何值得擔憂的事情， “南海問題是(中國同周邊國家)兩國之間的問題，和美國沒有關系”。
除了上述4任司令員，還有馬寧、王海、曹雙明、於振武、劉順堯、喬清晨和許其亮等7位空軍當家人，他們都在不同時期為空軍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建設一支強大的、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的現代化空軍，是一代代空軍指戰員們的理想和奮斗目標。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到空軍機關就空軍建設和軍事斗爭准備進行調研時強調，我們要“建設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強大人民空軍”。這讓很多外媒猜測，一支強大的中國空軍將呼之欲出。
主要经历： 马晓天，男，1949年8月生，河南巩义人。196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为什么被称为鹰派空军司令】
鹰派是一个广泛用于政治上的名词，用以形容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反义词为鸽派。
马晓天上将在军事外交上从不弱势，一贯以强硬的作风来应对各种问题，因此被称为鹰派司令。
63岁的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五年前接替许其亮任副总参谋长,此番再次接替许其亮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空军历史上第11位司令员。
【鹰派司令马晓天:刚上任就做了件让美国愤怒的事】
现年63岁的马晓天上将军衔,被媒体称为“共和国史上最帅空军司令”。他出身将门,父亲是开国大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马载尧曾被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思虑周全,语言与文字表达皆属上乘,个人涵养尤其好。”自1949年调任四十九军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后,马载尧便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部队干部政治培训生涯,擅长教育工作的他,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同样不曾放松。
20世纪60年代初,时值“过粮食关”的困难时期,马载尧的一位老战友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他。可一见面,老战友的心情就倍感沉重:原来此时的马载尧骨瘦如柴,一家七口都面带菜色,精神也很差。这位老战友思来想去,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一位在海军后勤部门工作的朋友,帮忙弄了一桌饭菜,为老马全家“改善改善”。马载尧一家到餐厅坐下后,尽管几个孩子已经饥饿难耐,但都规规矩矩地等着大人发话。老战友对孩子们说:“别客气了,快吃啊。”就在大家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年仅十一二岁的马晓天突然问了一句:“伯伯,我们今天可以吃饱饭吗?”老战友先是一愣,等明白过来这话的意思后,哽咽着说:“可以,当然可以尽饱了吃!”日后每提及此事,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都忍不住流着泪,喃喃地说道:“要知道马载尧怎么教育孩子的,听听晓天这句话,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在严格的家庭教育熏陶下,马晓天不满16岁就成为空军某航校的学员,开始了军旅生涯,大型纪录片《国庆颂》曾对其特别介绍,并称之为“塔台上的儿童团长”。22岁时,马晓天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在3年后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副团长。1994年至1997年,马晓天任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并在其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此后,马晓天又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49岁的马晓天亲自驾驶SU-30战斗机飞行。随后,马晓天调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并在2000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2001年至2006年,马晓天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2006年调任国防大学校长,执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2007年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2009年晋升空军上将军衔;2012年10月,接任许其亮,成为空军历史上第十一位司令员。
回首马晓天的履历,他经历了地方野战部队、空军机关、军校、军委总部等多个关键岗位的历练,曾多次指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部署中国军队积极防御战略和战术。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他分管外事及情报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军方在国际上进行强硬表态。
2010年3月,韩国指责朝鲜击沉其“天安”号军舰。同年6、7月,美韩借机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母欲闯入黄海。7月1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马晓天,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因为是在黄海,距离中国领海很近,举行这样的演习,我们是非常反对的。”他随即厉声补充道:“(对于)他们的演习,我们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坚决反对!”马晓天的这声怒喝,给中外媒体留下了“鹰派上将”的印象。
日本《读卖新闻》2011年7月31日刊文称,在7月26日举行的中日防务安全磋商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就“日本向西南群岛配备自卫队”、“日本在东海强化警戒监视活动”等问题向日方表示不满,认为日本“正走向危险的方向”。对于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日美6月份在华盛顿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到的“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频繁是威胁、忧患”等,马晓天表示,中方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事情,“南海问题是(中国同周边国家间)两国之间的问题,和美国没有关系”。
其实,外界称马晓天上述言论为“狠话”,并以此为依据称他为军方“鹰派”,有过度解读、妄加猜测和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马晓天在放“狠话”的同时,也强调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当代中国郑重的战略选择。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责任所在。要解决海洋、网络、太空以及气候环境等问题,须靠进一步的发展与合作。
【履历表】：
1965.07—1966.12 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学员
1966.12—1968.05 第十二航空学校学员
1968.05—1970.12 第十二航空学校飞行教员
1970.12—1972.01 第五航空学校学员
1972.01—1983.05 空军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副团长，团长
1983.05—1994.04 空军航空兵师副师长，师长(其间：1993.05—1994.04 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
1994.04—1997.03 空军第十军参谋长，军长
1997.03—1998.08 空军副参谋长
1998.08—1999.06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
1999.06—2001.01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1.01—2003.07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2003.07—2006.08 空军副司令员
2006.08—2007.09 国防大学校长
2007.09—2012.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9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2012.10—2013.03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2013.03— 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共第十六、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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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先从政，后从军。从政期间，历任河南省郑州市副市长，河南省副省长。进入军界后，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2011年1月19日，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成为全国首例，同时也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完成了由地方工作向军队工作的转型。2000年被授予武警中将警衔，2009年7月20日晋升上将军衔，2011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
和讯网消息，12月31日，和讯博主刘逸明评论发表了题为《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意味着什么？》的博客，以下是博客全文：
最近，关于刘源上将退役的传言甚嚣尘上，由出口转内销。12月31日，国防部网站刊登了当天例行记者会的内容，证实刘源已在近期退役实有其事。发言人杨宇军称，刘源担任正大军区职务已满十年，年龄已达上限，所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他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刘源退下是经过习近平主席亲自批准的。
刘源是习近平在军队反腐过程中最得力的干将，随着一大批“军虎”被拿下，军队改革也顺理成章地启动。军纪委升格作为军改的一个重要环节，备受外界关注。刘源因为在反腐方面的出色表现，在官场和民间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主流舆论都期待刘源能够在到龄后继续留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然而，这一期望最终落空，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一度坦言，反腐治标不治本，但要寻求治本之策，还需要通过反腐来赢得时间与空间。的确，军队改革也需要通过反腐来杀出一条血路。倘若没有习近平、王岐山、刘源等人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鼓起刮骨疗毒的勇气，那么，再美好的改革蓝图都不可能付诸实践。
改革就意味着要从既得利益者身上割肉，其阻力可想而知。在从前，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军虎”可以说是军队改革的拦路虎，如今，这些“军虎”相继落马，再进行军队改革自然阻力要小得多。从这种意义上讲，刘源已经完成了他的政治和历史使命，他的隐退堪比古代名臣、名将的功成身退。
刘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这，他才有资格向军中的贪将们叫板。刘源在向谷俊山等“军虎”开火之前，曾做好最坏的打算，誓言宁可掉乌纱帽或丢掉性命，也要将谷俊山拿下。刘源果不食言，不仅拿下了谷俊山，而且顺藤摸瓜地拿下了徐才厚、郭伯雄。当然，刘源之所以能够成就自己的反腐壮举，跟习近平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刘源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向媒体记者坦言，没有习主席，军队就完了。从一大批“军虎”的贪腐情况看，刘源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郭伯雄的落马可以说标志着军队反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启动军改的契机也同时到来。在9月3日的北京大阅兵时，高层宣布裁军30万，标志着军改拉开序幕，其后的习近平关于军改讲话则标着军改正式启动。
刘源对于军队反腐可谓功不可没，在军队当中，刘源的资历深厚，倘若没有65岁得退休的这条规矩，刘源应该是新军纪委书记的最合适人选，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然而，如今习近平亲自批准刘源退役，这看似一大遗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向残余的腐败势力给予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军中最大的几头“猛虎”均已被拿下，今后的军队反腐，没有刘源，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新上任的军纪委书记应该也能干得风生水起。刘源的离去，可以说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反腐和军改既然均已启动，“开弓没有回头箭”，相信在今后，军中反腐仍然可以好戏连台，而军改也会循序渐进，最终让解放军成为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思想前卫的威武之师。
【1982年王光美罕见走“后门”为刘源说情】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4期，作者：余玮，原题：《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下)》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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