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保护环境：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
环境保护是当前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实数千年来，我国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渔；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了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设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相传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官的历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林的人员，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类似，泽虞下属的川衡，与林衡组织结构非常类似，只不过川衡管川泽鱼鳌，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已。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一些其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归纳起来，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清时期，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jū，捕鸟兽的网)罛(gū，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禁止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当时的虞衡还增加了物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不过虞衡保护环境的性质没有改变。
2
《礼记》规定
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有这样的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鳌之长。”其大概意思就是说，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这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gǔ，渔网)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
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革是这么说的，“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大意就是说，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在《礼记·曲礼》中，对打猎活动作出原则规定：“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猎场的办法，大臣们不得整群整群地猎取鸟兽，也不得猎取幼兽或拣取鸟蛋，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斩尽杀绝，以使鸟兽能正常繁殖。
《礼记·王制》还规定，正月獭祭鱼(獭是一种两栖动物，喜欢吃鱼，它常把捕到的鱼放在岸上，很像陈列祭祀的供品)以后，管理水泽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鱼；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猎兽……这些礼节被称作《王制》，显然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否则皆为“害时”之举。
3
秦朝的《田律》
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园前63年)夏六月下诏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的一面墙上。
从原文可知，《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下诏禁捕山鹧，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致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4
唐朝韦后奢靡
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总之，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另一次发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年—1425年)，当时在达官贵人之间盛行一种以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使得全国的鹿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宋仁宗对此同样不含糊，他下禁令，不许再戴鹿胎帽子，并严惩制造鹿胎帽子的人，而且鼓励全国告密，告密后若属实就重赏告密者。当时因此而流放数百人，才算最终制止了这股歪风。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门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补白
宋朝在黄河两岸退田造林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不仅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宋朝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地、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
明清时期，也有一些皇帝重视野生动物保护。《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意思是，明朝初年，皇帝都比较节俭，不让底下的人进献珍禽异兽。这本书还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手下大臣送来玉面狸，被明仁宗斥之的故事。
还有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后来，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
《清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蓆。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这道谕旨可以说是较早的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赵汗青）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渔；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了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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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相传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官的历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林的人员，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类似，泽虞下属的川衡，与林衡组织结构非常类似，只不过川衡管川泽鱼鳌，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已。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一些其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归纳起来，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清时期，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jū，捕鸟兽的网)罛(gū，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禁止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当时的虞衡还增加了物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不过虞衡保护环境的性质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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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规定
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有这样的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鳌之长。”其大概意思就是说，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这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gǔ，渔网)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
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革是这么说的，“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大意就是说，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在《礼记·曲礼》中，对打猎活动作出原则规定：“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猎场的办法，大臣们不得整群整群地猎取鸟兽，也不得猎取幼兽或拣取鸟蛋，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斩尽杀绝，以使鸟兽能正常繁殖。
《礼记·王制》还规定，正月獭祭鱼(獭是一种两栖动物，喜欢吃鱼，它常把捕到的鱼放在岸上，很像陈列祭祀的供品)以后，管理水泽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鱼；九月豺祭兽之后，才能猎兽……这些礼节被称作《王制》，显然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否则皆为“害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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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田律》
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园前63年)夏六月下诏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的一面墙上。
从原文可知，《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下诏禁捕山鹧，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这很可能是因为滥捕而使山鹧数目锐减以致有灭绝危险才发布此令。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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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韦后奢靡
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总之，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另一次发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年—1425年)，当时在达官贵人之间盛行一种以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使得全国的鹿遭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宋仁宗对此同样不含糊，他下禁令，不许再戴鹿胎帽子，并严惩制造鹿胎帽子的人，而且鼓励全国告密，告密后若属实就重赏告密者。当时因此而流放数百人，才算最终制止了这股歪风。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门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补白
宋朝在黄河两岸退田造林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不仅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宋朝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地、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
明清时期，也有一些皇帝重视野生动物保护。《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意思是，明朝初年，皇帝都比较节俭，不让底下的人进献珍禽异兽。这本书还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手下大臣送来玉面狸，被明仁宗斥之的故事。
还有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后来，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
《清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蓆。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这道谕旨可以说是较早的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赵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