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士：蔡锷
“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据说这是在蔡锷的追悼会上，他的红颜知己小凤仙送来的挽联。她把蔡锷比作三国时的周瑜和“风尘三侠”中的李靖！小凤仙应该没有这般才学，这幅挽联显然是一位有才情的文士代作，但非常贴切！
蔡锷短短的一生中，却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这两次起义都取得了成功，从而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史册上。
蔡锷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他在1882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父亲是个裁缝。家里穷，无力供他读书。后来被当地名士樊锥收为免费弟子。12岁考中了秀才。就在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这件事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也改变了蔡锷日后的生活道路。他曾愤激地写道：“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1898年，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高涨起来。樊锥成为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被当地劣绅聚众揭帖驱逐。蔡锷也不能不离家来到长沙，进入时务学堂求学。那时，梁启超、樊锥等都在这所学堂教书，给了蔡锷很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16岁的蔡锷东渡日本求学。下一年，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发生了。许多人（包括梁启超在内）把义和团斥为“拳匪”，几乎是一片叫骂。蔡锷却断然说：“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接着，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占领北京，更给了蔡锷极大的刺激。他写了《杂感十首》，里面有这样表白他爱国抱负的诗句：“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
蔡锷
怎样才能救中国？蔡锷在痛苦地思索着，寻求着。当时他的认识是：中国前此有如在睡梦之中，而毒蛇猛兽正环伺四周，最重要的是要大声疾呼，把它唤醒过来；现在人们已如大梦初醒，但由于长期积弱，气力不足，单靠慷慨激昂仍不足与毒蛇猛兽相抗争。他得出结论：为了救国，首先必须发扬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力量。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正是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他下决心投笔从戎，从事军事生涯。1902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习骑兵科。第二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不久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04年起，到广西军事部门任职近七年。他在广西工作期间，曾经巡行4，000余里。沿边调查地方民情，对边情地势逐一札记，草绘略图。并派人测绘地形，检查旧储熗炮，力主加强边防军备。他对人说：“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
1911年春，他到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相当于旅长）。那时，正值云南边情紧张，他写道：中国的军事力量现在还不如他国，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以堕其军，不如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之。他还举了当年俄国战败拿破仑的实例作为证明。他的这种反侵略的军事思想是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这时，随着清朝政府的卖国面目日益暴露，围绕着要不要推翻这个反动政府的问题，形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这个对立中，蔡锷的政治态度怎么样？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他在政治上一直是梁启超的追随者，甚至把他也看作立宪派。这种指责其实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蔡锷从年轻时起，受汉族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在早年的文章中就很痛心于汉族“二千余年以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并且激动地写道：“披岳武穆、文文山等传，则慷慨激昂”，“人之情也”。这也可以算是一点叛逆的种子。他到日本后，梁启超、樊锥都在日本。樊锥当时同黄兴等一起办《游学译编》杂志，参加拒俄义勇队。据同时人回忆：蔡锷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后，“即与梁党少往返，所与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1904年冬，黄兴在上海因事牵连被捕时，蔡锷曾奔走营救。次年他任广西新军随营学堂总办时，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前往工作。谭人凤在回忆中写道：“询悉教员学生多同志，心甚喜。偶夜深与松坡、叔式、梅霓生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颇幸遇合非偶。”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化名潜入广西，住在郭人漳、蔡锷军中。不止一种回忆材料中说：黄兴这时曾介绍蔡锷参加了同盟会。黄兴1911年的一封信中也说过：“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
蔡锷的红颜知己小凤仙
但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持重，稳重干练。平时沉默寡言，不轻易露声色。因而先后得到广西巡抚张鸣岐、云贵总督李经羲等的信任和倚重。甚至连广西新军中一些年轻的同盟会员对他也不了解，怀疑他是立宪派，并在1910年发动驱逐他离桂。蔡锷在临行前同他们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何苦赶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又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当成大事。到云南后，一个军队中的同盟会员向他谈到革命问题时，他也断然回答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
这种时机果然来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九天后，蔡锷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联络官兵，同可靠分子组织小团体，预储子弹，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这时，革命胜败的前途还没有明朗。25日，他同一批新军军官一起歃血为盟，决心发难。
10月30日，昆明新军在蔡锷领导下起义。第二天光复了昆明，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被推为都督。这是武昌起义以来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之后第五个独立的省份，又是西南地区第一个独立的省份。它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从他归国到云南起义，我们没有看到蔡锷参加过什么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同梁启超等的联系也极少，更看不到他有任何反对革命的言行，相反，倒是同革命党人一直有着联系。到关键时刻，就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投入起义。怎么能把他说成在政治上一直是梁启超的追随者，甚至把他说成是立宪派呢？
蔡锷故居。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蔡锷村
云南独立后，在蔡锷主持下确实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亲历其事的朱德同志在《辛亥革命回忆》中说：“那时他是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60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但是蔡锷不是没有弱点的。多年在日本特别是士官学校所受的教育，使他容易醉心于接受中央集权的思想。归国后很快就担任新军中的高级职务，又使他同封建官府中一些上层分子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两点，对他的思想都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
民国成立后，他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今后的问题应该是巩固这个新建的民国，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他一再强调：“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邦基。”并且作了解释：“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对一些旧势力，他也较多地倾向于妥协。他主张用人不分新旧：“今政体确定，歧论自消，全国思想将冶为一炉。”“只宜惟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
当时，袁世凯已经利用革命党人的弱点，窃取了中央政权。一面口口声声效忠共和，给人以假象，一面又在“统一”的旗号下，力图用合法手段限制、削弱以至铲除异己的革命势力，着着推行他的独裁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蔡锷醉心于鼓吹“统一”，一再反对持有“党见”，这自然只能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势力。
由于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他确实做了一系列错事：当袁世凯同孙中山就建都地点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时，他通电支持袁的主张，要求早定大计，建都北京。袁世凯一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就公开表示：“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并且要求南方各省裁撤军队。广东都督胡汉民提出联合各省监督政府、保障共和时，他复电说：“中央政府如初产婴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非万不得已之时，不必过加督责”。他甚至秘密联络四川、贵州、广西等省，“拥护政府，保障西南，以戢某政党之狂潮，而纾大总统之顾虑”。不久，又通电要求同盟会和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一起解散，“以齐民志，而定危局”。直到袁世凯遣人暗杀宋教仁、革命派准备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派人到云南约他共同起兵，他仍答以“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拒绝了黄兴的要求，因而引起了许多革命党人的不满。
蔡锷手迹 尽管这样，但在袁世凯看来，蔡锷终究还是教他不能放心的。1913年9月，蔡锷被调离云南，赴京供职。临行时他同部下谈话，说到袁世凯历史上的表现虽不可靠，“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到京后，他积极地向袁条陈意见，主张改革军事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增厚国防力量。那时，正如梁启超所说：他痴心妄想，以为袁世凯真心在替国家做事。
可是，蔡锷毕竟是一个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人。他支持袁世凯，出发点还是希望袁世凯能把中国的事办好。这种幻想不能不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蔡锷主张向德国说明，把被德强占的胶州湾归还中国，由中国派兵驻守。他把这个意见向袁世凯提出了，没有被接受。后来日本借口参战，发出最后通牒，准备从德国手中夺取胶州湾。蔡锷仍想作万一的补救，主张由中国派遣军队加入青岛作战，袁还是不听。这就使他很愤慨了。到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蔡锷觉得忍无可忍了，在参政院中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演讲，痛斥日本的无理要求，提出“要有最后作战的决心”。并向袁世凯秘密陈述了对日作战的计划。袁世凯正急于取得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哪里会接受他的意见？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更大的失望。当他离云南前，有人曾对他说到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蔡锷那时并不相信，但也表示了：“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此约，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可见，当袁称帝野心终于大白时，蔡锷能下那么大的决心起而反对，是有思想基础而不是偶然的。
袁世凯1913年消灭了革命派在南方的主要军事力量后，以为再也没有什么对手了，一心一意想黄袍加身，使帝制重见于中国。但经历过辛亥革命洗礼并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历史再来个大倒退。1915年8月帝制运动的消息一传开，立刻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爱国华侨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省新军中也有一批军官和士兵异常愤慨。在云南，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如罗佩金、黄毓成、杨蓁、邓泰中等首先秘密商议，坚决反对帝制；并迫使原来抱观望态度的云南将军唐继尧不能不一步步转向同意发难。9、10月间，云南团长以上人员秘密会议两次，决定一待时机成熟，立即起兵讨袁。
蔡锷这时还在北京，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极为愤慨。10月间，他对梁启超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秘密写信给远在美国的黄兴，表明他准备南下反对帝制的决心。但他表面上仍十分镇定。当袁世凯派人征询将军府各将军对帝制的态度时，蔡锷首先写下“赞成”二字。他又故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使袁世凯对他不至于发生怀疑。12月初，突然脱身离开北京，经天津、日本南下。19日，到达云南。他迅速组成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不再称袁世凯为“一代伟人”，而直呼“袁贼”，主张全国人民武力共讨之。这时，云南讨袁军的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相当于团）已在十天前向川边开拔。25日，云南正式宣告独立。蔡锷就任第一军总司令，率护国军三个梯团（相当于旅，朱德当时就在第三梯团担任支队长）由云南北上讨袁。
蔡锷恩师梁启超画像 蔡锷率领护国军从云南昆明出发时，由于他的声望，壮大了讨袁军的声势，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军队“衣不蔽体，食无宿粮”。好在蔡锷有必死之心，军队有必胜之心，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护国军在泸纳之战中击溃 袁军，震撼了全国。入川后，他率领不满万人的护国军，同北洋军六七万人相抗衡。在众寡悬殊、唐继尧又不给饷械、不增派兵力的艰难条件下，顽强坚持达数月之久。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的炮声中死去，护国战争功成。孤军当大敌，连蔡锷自己也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 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他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弃之如敝屣。7月19日，他在给唐 继尧等人电中称：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7月30日，他在给朋友石陶钧 等的电文中也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
此后蔡锷践约放下了权力。在那个有熗便是王的民国乱世，少有人像蔡锷那样，因为权力是充满诱惑的。军阀们想得最多的，也是有一天像袁世凯一样当 上皇帝。因此，民国报人陶菊隐才会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英雄正当年，却已病入膏肓。但他奋不顾身，力疾南下，并一直在前线坚持指挥作战，根本顾不得治疗疾病。到讨袁战争取得胜利时，他的病已经深了，嘶哑到说不出话来。但他仍坚持把善后事宜安排好，到1916年8月间才离川东渡日本就医。11月8日在福冈医院逝世，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锷死的时候，没有存款，反欠了五千多块钱的账。死的时候，蔡锷家里还是和从前一样穷困，他的老太太，夫人，小姐，公子，全靠政府的恤金，朋友的奠仪来养活。
蔡锷是为了什么？袁世凯比很多人都了解蔡锷，他曾对身边亲信说起蔡锷，“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但袁世凯恐 怕也不会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蔡锷对袁世凯态度前后的变化，其实都围绕着国家、国民 利益展开。蔡锷希望推翻封建政府，建立共和国。他赞美袁世凯，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有能力整顿军政、振兴国家。但等到他发现错看了袁世凯，就誓死捍卫理想。 长沙岳麓山蔡锷墓。灵山居士2012年11月21日亲往拜谒
蔡锷的恩师梁启超是懂蔡锷的。他在蔡锷的追悼会上说，他的学生是 “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梁启超感言，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 民争人格，心地纯洁”。梁启超说了蔡锷经常说的一句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
蔡锷是一个浸透共和精神的人，他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党派，包括他敬仰的同盟会，他身为武人，但对使用武力保持着审慎，在蔡锷的心里，作为军人，应当遵循法治，让共和远离战争。然而，战争还是避免不了。他希望顺利、平安地循着一条中间道路走到向往的民国里去，但这一条路仍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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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短短的一生中，却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这两次起义都取得了成功，从而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史册上。
蔡锷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他在1882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父亲是个裁缝。家里穷，无力供他读书。后来被当地名士樊锥收为免费弟子。12岁考中了秀才。就在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这件事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也改变了蔡锷日后的生活道路。他曾愤激地写道：“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1898年，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高涨起来。樊锥成为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被当地劣绅聚众揭帖驱逐。蔡锷也不能不离家来到长沙，进入时务学堂求学。那时，梁启超、樊锥等都在这所学堂教书，给了蔡锷很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16岁的蔡锷东渡日本求学。下一年，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发生了。许多人（包括梁启超在内）把义和团斥为“拳匪”，几乎是一片叫骂。蔡锷却断然说：“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接着，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占领北京，更给了蔡锷极大的刺激。他写了《杂感十首》，里面有这样表白他爱国抱负的诗句：“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
蔡锷
怎样才能救中国？蔡锷在痛苦地思索着，寻求着。当时他的认识是：中国前此有如在睡梦之中，而毒蛇猛兽正环伺四周，最重要的是要大声疾呼，把它唤醒过来；现在人们已如大梦初醒，但由于长期积弱，气力不足，单靠慷慨激昂仍不足与毒蛇猛兽相抗争。他得出结论：为了救国，首先必须发扬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力量。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正是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他下决心投笔从戎，从事军事生涯。1902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习骑兵科。第二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不久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04年起，到广西军事部门任职近七年。他在广西工作期间，曾经巡行4，000余里。沿边调查地方民情，对边情地势逐一札记，草绘略图。并派人测绘地形，检查旧储熗炮，力主加强边防军备。他对人说：“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
1911年春，他到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相当于旅长）。那时，正值云南边情紧张，他写道：中国的军事力量现在还不如他国，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以堕其军，不如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之。他还举了当年俄国战败拿破仑的实例作为证明。他的这种反侵略的军事思想是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这时，随着清朝政府的卖国面目日益暴露，围绕着要不要推翻这个反动政府的问题，形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这个对立中，蔡锷的政治态度怎么样？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他在政治上一直是梁启超的追随者，甚至把他也看作立宪派。这种指责其实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蔡锷从年轻时起，受汉族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在早年的文章中就很痛心于汉族“二千余年以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并且激动地写道：“披岳武穆、文文山等传，则慷慨激昂”，“人之情也”。这也可以算是一点叛逆的种子。他到日本后，梁启超、樊锥都在日本。樊锥当时同黄兴等一起办《游学译编》杂志，参加拒俄义勇队。据同时人回忆：蔡锷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后，“即与梁党少往返，所与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1904年冬，黄兴在上海因事牵连被捕时，蔡锷曾奔走营救。次年他任广西新军随营学堂总办时，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前往工作。谭人凤在回忆中写道：“询悉教员学生多同志，心甚喜。偶夜深与松坡、叔式、梅霓生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颇幸遇合非偶。”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化名潜入广西，住在郭人漳、蔡锷军中。不止一种回忆材料中说：黄兴这时曾介绍蔡锷参加了同盟会。黄兴1911年的一封信中也说过：“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
蔡锷的红颜知己小凤仙
但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持重，稳重干练。平时沉默寡言，不轻易露声色。因而先后得到广西巡抚张鸣岐、云贵总督李经羲等的信任和倚重。甚至连广西新军中一些年轻的同盟会员对他也不了解，怀疑他是立宪派，并在1910年发动驱逐他离桂。蔡锷在临行前同他们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何苦赶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更老。你们太年轻，浑身带刺，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又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当成大事。到云南后，一个军队中的同盟会员向他谈到革命问题时，他也断然回答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
这种时机果然来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九天后，蔡锷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联络官兵，同可靠分子组织小团体，预储子弹，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这时，革命胜败的前途还没有明朗。25日，他同一批新军军官一起歃血为盟，决心发难。
10月30日，昆明新军在蔡锷领导下起义。第二天光复了昆明，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被推为都督。这是武昌起义以来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之后第五个独立的省份，又是西南地区第一个独立的省份。它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从他归国到云南起义，我们没有看到蔡锷参加过什么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同梁启超等的联系也极少，更看不到他有任何反对革命的言行，相反，倒是同革命党人一直有着联系。到关键时刻，就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投入起义。怎么能把他说成在政治上一直是梁启超的追随者，甚至把他说成是立宪派呢？
蔡锷故居。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蔡锷村
云南独立后，在蔡锷主持下确实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亲历其事的朱德同志在《辛亥革命回忆》中说：“那时他是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60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但是蔡锷不是没有弱点的。多年在日本特别是士官学校所受的教育，使他容易醉心于接受中央集权的思想。归国后很快就担任新军中的高级职务，又使他同封建官府中一些上层分子有过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两点，对他的思想都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
民国成立后，他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今后的问题应该是巩固这个新建的民国，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他一再强调：“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邦基。”并且作了解释：“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对一些旧势力，他也较多地倾向于妥协。他主张用人不分新旧：“今政体确定，歧论自消，全国思想将冶为一炉。”“只宜惟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
当时，袁世凯已经利用革命党人的弱点，窃取了中央政权。一面口口声声效忠共和，给人以假象，一面又在“统一”的旗号下，力图用合法手段限制、削弱以至铲除异己的革命势力，着着推行他的独裁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蔡锷醉心于鼓吹“统一”，一再反对持有“党见”，这自然只能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势力。
由于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他确实做了一系列错事：当袁世凯同孙中山就建都地点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时，他通电支持袁的主张，要求早定大计，建都北京。袁世凯一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就公开表示：“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并且要求南方各省裁撤军队。广东都督胡汉民提出联合各省监督政府、保障共和时，他复电说：“中央政府如初产婴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非万不得已之时，不必过加督责”。他甚至秘密联络四川、贵州、广西等省，“拥护政府，保障西南，以戢某政党之狂潮，而纾大总统之顾虑”。不久，又通电要求同盟会和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一起解散，“以齐民志，而定危局”。直到袁世凯遣人暗杀宋教仁、革命派准备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派人到云南约他共同起兵，他仍答以“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拒绝了黄兴的要求，因而引起了许多革命党人的不满。
蔡锷手迹 尽管这样，但在袁世凯看来，蔡锷终究还是教他不能放心的。1913年9月，蔡锷被调离云南，赴京供职。临行时他同部下谈话，说到袁世凯历史上的表现虽不可靠，“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到京后，他积极地向袁条陈意见，主张改革军事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增厚国防力量。那时，正如梁启超所说：他痴心妄想，以为袁世凯真心在替国家做事。
可是，蔡锷毕竟是一个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人。他支持袁世凯，出发点还是希望袁世凯能把中国的事办好。这种幻想不能不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蔡锷主张向德国说明，把被德强占的胶州湾归还中国，由中国派兵驻守。他把这个意见向袁世凯提出了，没有被接受。后来日本借口参战，发出最后通牒，准备从德国手中夺取胶州湾。蔡锷仍想作万一的补救，主张由中国派遣军队加入青岛作战，袁还是不听。这就使他很愤慨了。到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蔡锷觉得忍无可忍了，在参政院中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演讲，痛斥日本的无理要求，提出“要有最后作战的决心”。并向袁世凯秘密陈述了对日作战的计划。袁世凯正急于取得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哪里会接受他的意见？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更大的失望。当他离云南前，有人曾对他说到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蔡锷那时并不相信，但也表示了：“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此约，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可见，当袁称帝野心终于大白时，蔡锷能下那么大的决心起而反对，是有思想基础而不是偶然的。
袁世凯1913年消灭了革命派在南方的主要军事力量后，以为再也没有什么对手了，一心一意想黄袍加身，使帝制重见于中国。但经历过辛亥革命洗礼并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历史再来个大倒退。1915年8月帝制运动的消息一传开，立刻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爱国华侨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省新军中也有一批军官和士兵异常愤慨。在云南，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如罗佩金、黄毓成、杨蓁、邓泰中等首先秘密商议，坚决反对帝制；并迫使原来抱观望态度的云南将军唐继尧不能不一步步转向同意发难。9、10月间，云南团长以上人员秘密会议两次，决定一待时机成熟，立即起兵讨袁。
蔡锷这时还在北京，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极为愤慨。10月间，他对梁启超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秘密写信给远在美国的黄兴，表明他准备南下反对帝制的决心。但他表面上仍十分镇定。当袁世凯派人征询将军府各将军对帝制的态度时，蔡锷首先写下“赞成”二字。他又故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使袁世凯对他不至于发生怀疑。12月初，突然脱身离开北京，经天津、日本南下。19日，到达云南。他迅速组成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不再称袁世凯为“一代伟人”，而直呼“袁贼”，主张全国人民武力共讨之。这时，云南讨袁军的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相当于团）已在十天前向川边开拔。25日，云南正式宣告独立。蔡锷就任第一军总司令，率护国军三个梯团（相当于旅，朱德当时就在第三梯团担任支队长）由云南北上讨袁。
蔡锷恩师梁启超画像 蔡锷率领护国军从云南昆明出发时，由于他的声望，壮大了讨袁军的声势，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军队“衣不蔽体，食无宿粮”。好在蔡锷有必死之心，军队有必胜之心，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护国军在泸纳之战中击溃 袁军，震撼了全国。入川后，他率领不满万人的护国军，同北洋军六七万人相抗衡。在众寡悬殊、唐继尧又不给饷械、不增派兵力的艰难条件下，顽强坚持达数月之久。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的炮声中死去，护国战争功成。孤军当大敌，连蔡锷自己也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 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他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弃之如敝屣。7月19日，他在给唐 继尧等人电中称：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7月30日，他在给朋友石陶钧 等的电文中也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
此后蔡锷践约放下了权力。在那个有熗便是王的民国乱世，少有人像蔡锷那样，因为权力是充满诱惑的。军阀们想得最多的，也是有一天像袁世凯一样当 上皇帝。因此，民国报人陶菊隐才会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英雄正当年，却已病入膏肓。但他奋不顾身，力疾南下，并一直在前线坚持指挥作战，根本顾不得治疗疾病。到讨袁战争取得胜利时，他的病已经深了，嘶哑到说不出话来。但他仍坚持把善后事宜安排好，到1916年8月间才离川东渡日本就医。11月8日在福冈医院逝世，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锷死的时候，没有存款，反欠了五千多块钱的账。死的时候，蔡锷家里还是和从前一样穷困，他的老太太，夫人，小姐，公子，全靠政府的恤金，朋友的奠仪来养活。
蔡锷是为了什么？袁世凯比很多人都了解蔡锷，他曾对身边亲信说起蔡锷，“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但袁世凯恐 怕也不会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蔡锷对袁世凯态度前后的变化，其实都围绕着国家、国民 利益展开。蔡锷希望推翻封建政府，建立共和国。他赞美袁世凯，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有能力整顿军政、振兴国家。但等到他发现错看了袁世凯，就誓死捍卫理想。 长沙岳麓山蔡锷墓。灵山居士2012年11月21日亲往拜谒
蔡锷的恩师梁启超是懂蔡锷的。他在蔡锷的追悼会上说，他的学生是 “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梁启超感言，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 民争人格，心地纯洁”。梁启超说了蔡锷经常说的一句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
蔡锷是一个浸透共和精神的人，他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党派，包括他敬仰的同盟会，他身为武人，但对使用武力保持着审慎，在蔡锷的心里，作为军人，应当遵循法治，让共和远离战争。然而，战争还是避免不了。他希望顺利、平安地循着一条中间道路走到向往的民国里去，但这一条路仍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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